三、升为皇后与两派的斗争

经过三四年的共同生活，唐高宗对武则天的爱情更加巩固与发展，对武则天的才能也更加理解与敬慕。因此，高宗越发不愿让她屈居于昭仪或贵妃的地位了。而且王皇后多年无子，武则天却刚生下了第一个男孩(李弘)，这就使得唐高宗更有理由、更有决心，要把武昭仪升为皇后了。如果要这样做，唐高宗知道，首先要得到元老重臣，同时又是自己舅父的宰相长孙无忌的支持。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唐高宗特意带武则天和她的儿子到长孙无忌的公馆去玩，和长孙无忌及其家人“酣饮极欢”，并在席上封长孙无忌的宠姬生的三儿子为朝散大夫，又载十车的绸缎锦绣及金玉贵物赐给长孙无忌。于是慢慢谈到武则天生了男孩，王皇后不生孩子的话题上。长孙无忌心里明白：这是皇帝想废王皇后而代以武则天，就故意不把话接下去，而拿别的话来应对，暗示了老臣坚决不同意立武氏为皇后。

明年，即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三十三岁，大致从一月到十月，唐朝大臣之间，就形成两派，围绕着易后问题展开了斗争。一派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另一派以李絃、许敬宗为首，赞成立武则天为皇后。

这年(655)九月，两派的斗争，发展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一天，唐高宗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絃、于志宁四位元老重臣入内殿商议。褚遂良在外面就猜着了唐高宗召见的目的是决定易后问题，因此他对长孙无忌说：今天的召见，多半是皇后问题。皇上好像主意已定，谁再反对，就有性命危险；但是咱们还是要反对到底。咱们要豁出老命来，坚持主张：王皇后不能废，武昭仪不能升。不过，你是国舅又是功臣，今天不能让皇上有杀国舅和功臣之名，唯有我褚遂良没有这些顾忌，应当由我犯颜直谏！他是一位十分保守的忠臣。这天，大臣李絃却故意托病不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到了内殿，唐高宗面对着长孙无忌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褚遂良就说：“皇后名家(之女)，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经过一番争论，这天，君臣又是不欢而散。第二天，高宗又召他们再议。褚遂良又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褚遂良越说越激动，竟拼着老命说，不干了：“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这简直是倚老卖老在皇帝跟前发脾气了。所以高宗“大怒，命引出”。第三天，韩瑗入宫涕泣苦谏，后来又上疏力谏，高宗都不听。这时，皇宫里面“女将”们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王皇后和萧淑妃联手进攻武则天，但武则天也不是孤立的，一年来她的才能已使她在宫里有了群众基础。

唐高宗的苦恼越来越深刻，但是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之后，决心也越来越坚定。过了些日子，李絃主动入见的时候，高宗故意问道：“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李絃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絃看清了整个战局的形势，巧妙地表达了他的赞成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意思，并且提出“家事”二字，使高宗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了一步，因而下了最后的决心。当时拥护武则天为后的，绝不止李絃一人，他们这一派，大概多有“家事”的论调。比如大臣许敬宗就曾在朝中对朝臣们谈论：“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等大臣多人，先后上表请立武则天为皇后。

过了几天，已经是十月了，高宗毅然下诏说：“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削官)，流岭南。”王皇后和萧淑妃早已联合起来反对武则天，这几个月，她们和武则天的矛盾斗争也随着外面两派大臣间的斗争，而更加激烈了。王皇后的母亲柳氏和王皇后的舅父柳爽，以及其他外戚，都卷入了斗争的风浪之中。除了互相诟骂，联络外援，柳家还利用“厌胜”等迷信和其他手段，做了一些被认为欲置武则天于死地的恶毒把戏，所以高宗诏书上说：王皇后一派“谋行鸩毒”，并把他们作为罪犯而流放于岭南。总之，宫内双方的斗争也日见尖锐，迫使高宗不能不断然走上实行废立的道路了。

既有废，就有立，唐高宗同时就下诏封武则天为皇后，诏书原文说：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这诏书大意是说：武则天生长大官家庭，出身上层社会，由于才行出众被选入宫里之后，在长孙皇后宫中很有名誉，宫嫔之间，亦和睦相处。高宗当太子时，常在太宗皇帝跟前，也就是常在宫中，所以对武氏早就了解。父皇太宗也赞赏武氏为人，因此早已把武氏赐给高宗了。这在历史上，也不是史无前例，而是有例可援的。正如汉宣帝把宫女王政君赐给太子(元帝)，因而生子，继承了帝位一样。而且高宗满二十岁时，即承父皇赐给武氏，现在已经八年，并已生子。所以应当立武氏为皇后。

十一月，在唐高宗亲临之下，命令两位大臣(司空李絃与左仆射于志宁)主持册封武氏为皇后的仪式。这天，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节都到肃义门朝拜了武皇后，大臣的夫人们则入宫拜见新皇后，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

三十三岁的武则天，终于成了李唐皇朝第三代皇帝的皇后。

唐高宗的诏书，没有提到废王皇后的理由，因为早在同年十月，已经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封建时代，女人处于被压迫地位，不能提出离婚要求，而男人却可以休妻。在儒家的“礼”里面，有七条逐妻的条件，就是所谓“七出”或“七去”，而无子是其中之一，王皇后无子，高宗认为人所周知，所以觉得废后是有充足理由的。后来发展到“谋行鸩毒”，就非废为庶人不可了。

上引唐高宗的立后诏书说：“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

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对别人说“先慈”，是指自己已故的母亲，因此，就把高宗诏书上的“先慈”理解为他的亡母长孙皇后，从而认为是长孙皇后“圣情鉴悉”，早就把则天给了高宗。

然而，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长孙皇后是636年(贞观十年)死的，这年高宗才九岁，只是一个皇子，没有当太子。而且九岁的孩子，不会懂得男女爱情，不会对武则天就开始爱慕。虽然事隔二十年了，但许多文武老臣都还在朝中，高宗纵使想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也是徒劳无益的；高宗分明不是疯子，草诏大臣也是用心推敲过诏书词句的，他们绝不会撒那样荒谬绝伦的大谎。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细按史实，参证情理，我们知道，诏书上所谓“先慈”“圣情”，都是指唐太宗而言。理由如下：

第一，诏书“特荷先慈”的前面，有一句话，就是唐高宗自己说“朕昔在储贰”。大家知道，“储贰”没有问题是“当太子”的意思。如前所述，据可靠材料说，高宗李治原是太宗的第九子，他当太子是643年(贞观十七年)的事，这年他十六岁。这时长孙皇后已经死去七年，只有太宗在。可见，“特荷先慈”，“圣情鉴悉”，明明都是高宗当“储贰”(太子)以后的事，也就是只能是太宗在朝时候的事、高宗十六岁以后的事。所以“先慈”就只能是指唐太宗而言。

古代皇朝，太子别居东宫跟师傅们学习，每天早晚至父母寝殿，问安而退。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贞观十八年，“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绝不往东宫”(引起刘洎上书力谏)。武则天作的《高宗天皇帝谥议》也说：高宗“迨入膺储副，养德春闱，恒侍禁中，问安之道斯极；长居膝下，候色之诚逾励”。

这两条第一手材料，都说明了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在太宗跟前，甚至居于太宗寝殿旁边，确实有很多的机会和武则天接近。

第二，太宗是他的父亲，能够说是“先慈”吗？完全能够。因为高宗说的“先慈”，不是指亡母，而是“先皇的深爱”的意思。现存最古的字书，是西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说：“慈，爱也。”慈，谓爱之深也。清代的《佩文韵府》《经籍纂诂》收集了许多古代关于慈字的解释和用法。甚至儿女孝爱父母，也可以叫作慈孝。例如《国语》的《齐语》说：“不慈孝于父母。”可见“慈”字在古代没有专指母亲。

诏书说“特荷先慈”，实是“特别承蒙先皇的厚爱”之意。

这样，和上一句“朕昔在储贰”就不矛盾了，也就合乎事实了。即是说：当太子之后，承太宗厚爱……把武氏赐给他。这事实已经有八年了。

第三，因为高宗已身为一国之君主，诏书是对下面的臣民发布的，按封建制度说，他绝不会像近代人那样对别人称“先慈”。如果他是需要指长孙皇后或太宗本身而言的时候，他就应该说“先后”或“先皇”。

但是，立后诏书上的意思，不是指他父母本身而言，而是指父皇赐予的深爱，所以对天下臣民说“特荷先慈”，也不至违反封建礼教，不至失掉皇帝的尊严，无损于皇帝的面子。

唐高宗的立后诏书，还可以证明武则天活了八十三岁：旧史都只说武则天十四岁入宫为才人，而没有任何地方记明是在太宗贞观何年。《资治通鉴》才说根据吴兢编著的《则天实录》(今已佚)，武则天死时是八十二岁，因而把此事安排在贞观十一年(637)十一月。但是我们知道《旧唐书》的《则天皇后本纪》说，武则天死时(705)是八十三岁，如果参证唐高宗这篇立后诏书，则八十三岁之说，更为可靠。因此，我认为应该比《资治通鉴》的说法，往上推一年，即：636年(贞观十年)春天，十四岁的武则天入宫为才人。这年六月，长孙皇后才病卒。那么，武氏伺候长孙皇后约有半年之久，这就是高宗诏书上说的“誉重椒闱，德光兰掖”的根据。“椒闱”就是班固《汉书》上的“椒房”，即皇后所居的正宫。古时皇后宫内，用椒和泥以涂壁，取其温暖芳香，也有多子之意(兰掖，泛指宫廷)。

在封建社会，女儿成了皇后，父母兄弟便成了皇亲国戚，能沾到无比的恩宠，武则天的父母自然也不会例外。武则天为昭仪时，已追封她的父亲(故荆州都督)武士彟为应国公及并州都督；这年立为皇后，就追封武士彟为司空；她的母亲杨氏由应国夫人改封为代国夫人，后来又改为荣国夫人；明年春，又改封武士彟为司徒及周国公(所以后来武则天称帝时取国号为周)，不久又封为太原郡王。从这里也反映出了唐高宗对她的喜爱与信赖日见增长，武则天也就日见重要、日见得势。

然而，唐高宗给予武皇后的光荣，还不止于加封她的亡父与生母，而在于使她参与了国家政治。不久便给以最高的信任，让她全权决定国家大事。因为一方面高宗有头痛眼花的顽疾，逐渐厉害，以至不能处理政事；同时武则天的确也具有出众的才能；另外，还有一派比较开明的大臣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在支持着她，这一点待后面再细说。

唐高宗虽然有病，苦于“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但以后还活了二十九年，因此武则天为皇后共有二十九年之久。现据可靠的材料证明，武皇后所过的不单纯是普通的后宫生活，而有其更重要的一面，即国家政治生活。她和王皇后一派的斗争问题，也绝不是简单的争宠问题。

当时李唐皇朝中，有一派人拥护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另一派人则反对。这两派斗争了一年多，到655年十月武则天封为皇后，“拥武派”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两派的斗争还在继续着。“反武派”的首领之一的褚遂良在立武皇后前一个月，已被唐高宗贬为潭州都督。第二年(656)十二月，这一派的韩瑗上疏为褚遂良鸣冤，但唐高宗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指出了褚遂良的罪名，表示了坚决的态度。又明年(657)，两派斗争，更加激烈。八月，“拥武派”大臣、侍中许敬宗与李义府控告韩瑗及来济，交结褚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朝廷审理了这个重大案件，结果，贬侍中韩瑗为振州刺史，贬中书令来济为台州刺史，而且都终身不让来京朝见。又贬潭州都督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贬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这是一次给“反武派”的沉重打击。虽然长孙无忌是“反武派”的最大首领，但是武则天和“拥武派”，还不敢打到有特殊地位的国舅头上。再一年(659)，侍中许敬宗终于告发长孙无忌和别人“司隙谋反”，高宗这时十分惊疑，但是许敬宗反复陈说事实和利害，高宗也亲身经历了承乾太子对父皇太宗，以及高阳公主对自己的谋反事件，终于不得不相信了。他悲叹：“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一再哭泣之后，终于下诏削去长孙无忌的太尉尊号及封邑，贬为扬州都督，却安置(等于流放)于荒僻的黔州。“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使者杀柳奭于象州。韩瑗已死，发验而还。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

两派经过了五年间的斗争，通过这次“反武派”遭到了彻底的打击，才基本上结束。从此皇后和“拥武派”的政治地位完全巩固了。

1. 李絃即名将李世絃，也就是当年瓦岗寨中的徐世絃。武德初年归唐时，唐高祖即赐姓李氏。永徽元年，避太宗(世民)之“世”字，单名絃。《旧唐书》卷67有传。
2. 《资治通鉴》卷199。
3. 以上皆见《资治通鉴》卷199。
4. 《资治通鉴》卷199。
5. 《唐会要》卷3，又见《资治通鉴》卷199。
6. 见《资治通鉴》卷200。鸩(音振zhèn)是一种毒鸟，古人认为拿鸩鸟的羽毛在酒里面划几下，酒就会毒死人。
7. 立后诏书见于《资治通鉴》卷200及宋人程大昌《考古编》卷7，但各有删节，今合抄之。
8. 《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9. 见《贞观政要》卷4。
10. 《唐大诏令集》卷13。
11. 《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五年。
12. 《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
13. 《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