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天子显身手

一、思想抉择

登上皇帝宝座，意味着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有了这个权力，就可以尽情施展自身的雄才大略。然而，汉武帝刚上台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确定自己的治国思想。

秦朝时期，秦始皇选择了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但是统一之后，他没有根据新的形势及时转变统治手段，而是继续推行法家的暴力统治，施行繁重的徭役、征收沉重的赋税，将社会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焚书坑儒事件，加速了秦朝的覆灭。秦末时期的起义、战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刘邦建国时，整个社会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就连当时的达官贵人也穷困潦倒。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高祖刘邦建国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意思是说，皇帝出行都不能乘坐毛色相同的4匹马拉的马车，而高级将领与文官只能坐牛车出行，民穷财尽，毫无积蓄。足见当时社会凋敝程度。汉初君臣来不及享受胜利的果实，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恢复发展生产，使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休养生息。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应时而出。

首先将这一思想贯彻到治国实践中的是汉初丞相曹参。曹参，沛（今江苏沛县）人，跟随汉高祖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屡立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任齐国相国。当时齐国因秦末战乱，破坏相当严重，曹参到任后首先做的就是安抚百姓。

他邀请了诸多有名望的儒生来咨询安抚百姓的策略，但儒生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曹参听说胶西（今属山东）有一位姓盖的老先生，是黄老学派的大家，便出重金把盖老先生请到相府。盖老先生给曹参讲了一通治国安民的道理，中心思想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听了深受启发，他把相府正堂让给盖老先生居住，以礼待之，并开始在齐地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时经9年，齐国安定，人们都称赞他是贤明的丞相。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病重，临终前，孝惠帝问他谁可代他为相，萧何表示曹参为最佳人选。

曹参到中央当相国时，经过萧何等人的努力，汉王朝的政治体制已经初具规模，曹参便在这个基础上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他还整顿了相府官吏，辞退了那些言文刻深、欲务声名的官员，选拔了一些木讷质朴、重厚老成之人。他本人则天天喝酒玩乐，不问政事。谁来劝阻，还没等来人开口，曹参就先把对方灌醉了。上行下效，属吏也无所事事，以喝酒为乐。

公卿大臣对曹参的行为很不理解，就连惠帝也不明所以，认为曹参这样无所事事、不理政事是看不起自己。当时曹参的儿子曹窋是中大夫，在宫中侍从惠帝。一天，惠帝让曹窋劝一下曹参。曹窋回去后遵照惠帝的意思劝说父亲，结果惹恼了曹参，他打了曹窋二百板子，并怒斥道：“赶快入朝侍奉皇帝，天下之事不是你应该议论的。”

等到朝见时，惠帝责怪曹参：“你为什么要责打曹窋，是我让他那样劝你的。”

曹参摘下官帽，谢罪道：“陛下认为，您与高帝比，谁更圣明果敢？”

惠帝说：“朕哪敢与先帝相比呢？”

曹参又问：“以陛下看，我的才干与萧何相比，谁更贤能？”

惠帝答：“你好像比不上他。”

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都已明确，现在陛下垂衣拱手而治，臣等谨守职责，遵从法令，不要违背，这样不是挺好吗？”

惠帝终于明白了，说：“好，你不用再说了。”

至此，君臣达成共识，共同推行“无为而治”，使之成为百官公卿的统一思想。

三年后，曹参、惠帝相继去世，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并没有随之而废止。后来的文帝、景帝都奉行黄老学说，景帝的母后窦氏更是好黄老之言，谁要是轻视黄老无为思想，就会遭到其重责。文景两代36年间，君臣均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温和政策来治理国家，使政局大体稳定，经济得以恢复，文化有所进步，从而创造了安定繁荣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即位之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也随之递增，社会形势与汉初不可同日而语。

《史记·平准书》对文景留给汉武帝的遗产有所记载：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继承了如此丰厚的物质遗产，汉武帝本可躺在先祖的功劳簿上继续无为而治，但他没有选择做一位守成的帝王，具有雄才大略的他决心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开拓进取，创建自己理想的社会。

汉武帝聪明过人，爱好广泛，又受过名师指导，对各派学术思想均有所了解。他敢作敢当，一即位就开始寻求治国方针，尤其对实行王道、称霸天下兴趣高涨。因此，他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天下人才到朝廷策问。

当时，董仲舒的对策备受汉武帝推崇。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人，少年时期就熟读《春秋》，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收了很多学生。董仲舒曾刻苦研读儒家经典，深入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并把儒家思想结合汉代的现实进行阐述。

汉武帝在未央宫宣室召见了董仲舒，问道：“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请先生解释一二。从前三皇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到后来王道衰微，国家灭亡，这是不是天命如此呢?朕想取法上古，向尧舜看齐，但不知这样做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又是什么呢？世界上的灾异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人的年岁有寿夭，天性有好坏，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气在社会上畅流，法令能执行下去，刑罚减轻，奸佞改过。朕也希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朕该如何修治整饬，以达到雨露滋润，百谷丰登，享受上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骘，使德泽足以施及天下众生呢？”

董仲舒对年轻的汉武帝能提出这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不由大感惊讶。幸好他多年讲学研究，早已形成了一套儒家治国的理论，而且回答这种问题正是他所擅长的，于是一一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问题。

董仲舒说：“陛下问到天命和情性，愚臣不易回答，但臣根据《春秋》的记载，看到天人相应的情况，确实使人敬畏。”

汉武帝一听其中道理很是奥妙，催促道：“请说下去。”

董仲舒接着说：“国家如有乱事发生，上天会先用灾害怪异来进行警告，但只要这个时代不是太离道，上天还是愿意扶持、成全的，当然自己也要强力勉励才行。强力勉励于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力勉励于道，则德见隆而功日大。这些都是可以马上见效的事情。”

汉武帝微微点头，董仲舒又接着说：“所谓道，是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又是推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已经辞世，而他们的子孙都能够长久安宁几百年的时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从前厉王、幽王的时候，周道衰败了，但这并不是道忘失，而是厉王、幽王不遵循周道。宣王思念先王的德政，兴滞补敝，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于是周道又粲然复兴起来，所以说治乱兴废在于自己，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厉王、幽王掌握不当，使道统失去的缘故。”

董仲舒说到这里，见汉武帝若有所思，便放慢语速说道：“臣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因为刑罚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则远近之处莫不统一于正，这样才能实现王道。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恩厚，智明意美，爱民好士，可以称为很好的君主。但是天地未应，祥瑞不至，这是因为教化不立、万民不正的缘故，秦代的遗毒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清除，法令公布了而奸佞横生，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自从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已有70多年了，先帝们常想搞治道，而至今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应该变更教化而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董仲舒这一次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这位年轻的君主早就酝酿了许多宏伟的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处于朦胧状态。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感到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难得的人才，当即发出“相见恨晚”之感慨。

汉武帝还没有从第一次对策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又紧接着下了第二道制书，命董仲舒将其政见写成文章，提出明确的意见。董仲舒受宠若惊，连忙写了第二道对策。

在第二道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以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从而提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德治人才，他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

董仲舒在这道对策的最后写道：“陛下若能通过考试和策问的方式招徕天下英才，就可以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圣上的英名也就能与古代的明君尧、舜媲美。”

一心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汉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董仲舒系统而完整地讲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随后，汉武帝第三次写制书给董仲舒，表示很欣赏其天人感应的观点，他说：“朕听说善于谈天的人必有人间的事作为佐证，善于说古的人必在当世有应验，所以朕虚心地询问天人相应的关系，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先生既谈论了治国的大道理，陈述了历史上大治和大乱的原因，请再讲得透彻一些，朕将亲自阅览思考。”

两次对策都获得了皇帝的赞许，董仲舒感到十分荣幸，马上上了第三道对策，郑重提出自己思考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以求得到皇上的进一步赏识。

董仲舒写道：“治国之道出于上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希望汉武帝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在这次对策的最后，董仲舒重点提出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他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正常的轨道，自古到今通畅无阻的大义。而今负责教化的人来源不同，各人的议论见解又迥然不同。100家学派就有100种治理国家的方法，结论也不相同，以至于在上位的统治者不能坚持一个方向，法令制度屡屡改变；在下位的人又苦于不知道如何遵循。臣很愚钝，但臣认为应该这样：凡是不在儒家的经典六经——《易经》《礼经》《乐经》《诗经》《书经》和《春秋》之内的其他学派的学说，以及与儒学相违背的学说，都应该根绝，不允许它们与儒家学派并存。那些邪恶荒唐的思想消灭后，道统和纲纪才可以统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知道遵从正道，这样百姓也就好统治了。”

董仲舒排斥百家、着重一统的观点正合乎汉武帝独霸天下的心思。他把董仲舒大大地称赞了一番，马上委任他为江都国丞相，辅佐自己的异母兄长江都王刘非。刘非一向骄傲凶暴，董仲舒以礼教辅佐，不时规劝几句，很受他的敬重。

随后，汉武帝又任命推崇儒家学义的外戚窦婴和田蚡为丞相和太尉，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些举动充分表明，汉武帝已经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思想。

二、尊儒受挫

汉武帝选择儒家思想为治国指导思想后，开始兴致勃勃地按照儒家的要求执政。儒家讲究礼仪教化，崇尚古代圣王业绩。有大臣推荐80岁高龄的诗学大师申公。汉武帝也很喜欢与文人打交道，于是就派人去鲁国将申公接到长安。一见到申公，汉武帝接连问了几个问题来讨教治国之道，出乎他意料的是，申公极为平淡地说：“治理国家，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武帝听了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当时正在尊儒的兴头上，也就没有责怪申公，反而封他为太中大夫，参与研究有关兴建明堂、厘定天子出巡规章、改变历法及服装颜色等事宜。如此一来，儒家势力在朝廷中迅速强大起来，众尊儒大臣积极地用儒家思想来执掌朝政，处理国家事务。然而，好景不长，朝廷中轰轰烈烈的尊儒活动引起了窦太后的不满。

窦太后从封后到当上太皇太后已有40年之久，在朝廷中有很大的势力。她虽然双目失明多年，年事已高，但还是喜欢干预朝政，凡军国大事都要向她奏报，如果她不赞成，便绝对实行不了。窦太后喜欢黄老之言，所以她要求景帝与诸窦子弟必须读黄老之书，并遵从其中的道理。

景帝时，有一位研究《诗经》的博士叫辕固。一天，窦太后将他召来问《老子》，辕固说：“这不过是些平常的言论罢了。”

窦太后听了愤怒地说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仅是斥责还不解气，她又让辕固入兽圈刺杀野猪。

景帝知道后既无奈又着急，无奈的是太后已然发怒，他不好拂太后的意思；着急的是辕固本无罪过，如果这样死了，实在可惜。景帝情急之下，只得赐给辕固锋利的兵器。辕固在兽圈中奋勇一刺，将野猪刺死了。窦太后没有理由再治辕固的罪，只好作罢。

景帝执政期间，因为窦太后的缘故，诸位儒家博士都是在官待问，没有一个受到重用。向来说一不二、不容他人忤逆的窦太后又怎能容忍汉武帝推翻自己的黄老之学、任性而为呢？于是，她开始干预朝政，皇权和后权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当时，窦太后和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都住在未央宫东侧的长乐宫，为了方便窦太后听政，汉武帝和大臣商议国政通常也在长乐宫。窦太后不仅享有最高决策权，而且还握有生杀大权，她如果让一个人死，即使是汉武帝也救不了。据说有一次太仆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喝酒，灌夫醉酒后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堂弟，汉武帝担心灌夫因此事死于太后之手，赶紧将他派到远在北疆的燕国（今北京）做国相。此事足以说明窦太后的专断与霸道。

自汉武帝尊崇儒学开始，大臣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人开始酝酿以儒学治国，他们知道这样做必然会引起窦太后的不满，所以行事十分谨慎，先从一些小事做起。他们奏请汉武帝设立明堂以朝诸侯；解除关卡禁令，让诸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按照礼法的规定统一服饰，试图以这些办法来治理国家，使之安定太平；又检举窦氏外戚及宗室中品行不端之人，将他们从所属的族谱上除名。这些改革措施有些具有儒家色彩；有些则完全是针对时政，打击部分权贵的势力，重点打击外戚势力。当时各家外戚多被封为列侯，列侯又多娶公主为妻。因此，打击外戚和列侯势力，首当其冲的是窦氏外戚。田蚡也是外戚，多年来与窦氏外戚争权夺利。窦婴是窦氏外戚，但他看不惯窦太后独揽朝政大权，对其滥用权力袒护窦氏外戚更是鄙夷。这两个不同集团的外戚权贵一起整肃朝纲，强化皇权，重点就是打击外戚、列侯势力。

窦太后听说此事后很不高兴，加上列侯们都不愿意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去，所以天天跑到窦太后跟前告状，谤毁窦婴、田蚡等人，说他们要以孔子取代老子，诸般种种。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而窦婴、田蚡、赵绾、王臧等竭力推崇儒家学说，贬抑道家之言，引起了窦太后的强烈不满。

窦婴等人当然清楚窦太后的态度，他们担心窦太后破坏自己的大事，决定先下手为强。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赵绾出面上书武帝，请朝政大事自行决断，不要再向东宫报告。东宫是窦太皇太后居住的地方，赵绾建议汉武帝这样做，无疑是想夺窦太后的权。

窦太后听说赵绾建议要剥夺她的监国大权，勃然大怒，质问赵绾：“难不成你想当第二个新垣平吗？”

新垣平是文帝时期的一个方士，靠骗术取得了文帝的信任。他先是对文帝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应该立祠上帝，以示符应。文帝便在渭阳建了一座五帝庙，第二年在此进行郊祀；又让博士们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宜。新垣平因此得到汉文帝的宠幸，官拜上大夫。后来，新垣平让人在一只玉杯上刻上“人主延寿”四个字，诡称是一个仙人送给文帝的。文帝想求长生，对这些鬼话竟一点也不怀疑。

新垣平靠骗术爬上了大夫的官位，可谓荣宠至极。他还请文帝做两件大事，一是改换年号，二是进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礼。这两件事与汉武帝的这些儒生的想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窦太后就把赵绾和新垣平联系到一块了。

新垣平在文帝面前装神弄鬼，屡屡得逞，甚为得意。人在得意时必会显出嚣张之气，新垣平也不例外。这引起了丞相张苍等人的关注与不满，张苍联合廷尉张释之暗中派人去监视新垣平的行动，果然查出了那个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

张苍和张释之让人上书，告发新垣平满嘴谎言，并呈上证据。文帝看着眼前的证词与证据，仔细回想了新垣平的所作所为，终于醒悟过来，后悔自己的糊涂，痛恨方士的可恶，他马上革去新垣平的职位，并把新垣平交送廷尉张释之审问。

新垣平一见张释之的威严，早已吓得魂飞天外，在证据面前他无法抵赖，只好把前后欺诈的经过和盘托出。张释之判了他一个大逆不道的重罪，灭其三族。

现在，窦太后把赵绾等人比成新垣平，这个帽子扣下来可严重了。她命人找出赵绾、王臧的罪证，要求武帝重惩他们。太皇太后下了令，汉武帝哪敢违抗，马上把赵绾、王臧二人投进大牢，后来这两人纷纷自杀。窦婴、田蚡因是外戚没有被杀头，但也被罢了官。申公则被打发回了老家。

此后，朝中儒家集团解散，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尊儒活动进入低谷，这对年轻的汉武帝来说是一个极大考验，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黄老学说的不可行，更加肯定了大一统作为治国方针的合理性，同时也看到了旧势力的强大，他知道一味抗争不会有好结果，反正祖母已经年迈，没几年活头了，日后江山还是自己的，等祖母百年之后再大展拳脚也不迟。因此，他决定暂停尊儒活动，藏起自己的锋芒，非常顺从地起用了一批窦太后喜欢的人来辅政，任命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

至此，汉武帝踌躇满志推行的新政全部废除，奉行儒学的初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三、邂逅子夫

尊儒活动受挫后，生性好动的汉武帝利用这个机会，抛开朝政不管，到外面游猎散心去了。正是在这段尽情游乐的时期，他偶遇了一段佳缘，结识了对大汉江山做出重大贡献的卫子夫。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三月的一天，汉武帝去灞上祭祀先祖，祈福除灾。回宫时，他顺道去看望自己的大姐平阳公主，当时平阳公主已经嫁给平阳侯曹寿。

姐弟二人见面后，相互寒暄了几句，平阳公主便吩咐开宴。酒过三巡，平阳公主让10多位精心装扮的美女出来侍奉皇上。这些女子各有姿色，但武帝一个也没看中。平阳公主知道他喜爱音乐，便示意让侯府的歌女登堂献唱。随着一阵优美的乐曲，几个美人簇拥着一位绝色美女走了进来，见惯了后宫众多美女的汉武帝顿觉眼前一亮。这位美女便是卫子夫。

卫子夫，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她出身贫寒，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的婢女，与人私通生下了卫子夫。卫子夫很小就被送到平阳公主府中学习歌舞。她不仅天生丽质，身姿绰约，而且嗓音极好，被平阳公主选为讴者。

向来心思缜密的平阳公主见汉武帝一直盯着卫子夫看，连酒洒到衣服上都不自知，不由心中暗喜。她在府上培养诸多美人正是为武帝预备的，因为她已经看出武帝厌倦了陈皇后，如果自己府中的某个美人能被皇上宠幸，对她自己当然大有好处。

过了一会儿，汉武帝说要回轩车上更衣，平阳公主便让卫子夫前去侍奉。到了车中，汉武帝便临幸了卫子夫。回到宴席上，汉武帝非常高兴，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斤。汉武帝要回宫时，平阳公主趁机奏请让卫子夫入宫侍奉皇上，武帝欣然应允。

临别上车的时候，平阳公主对卫子夫说：“走吧，到了宫中要照顾好自己，好好自勉努力。将来如果富贵了，希望你不要忘了我的引荐之功。”卫子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平阳公主一再叩拜，并哭着说：“小女哪敢忘记公主的养育之恩！”

卫子夫的入宫引起了皇后陈阿娇的嫉恨，并引发了一连串的宫廷内斗。

刘彻能当上皇帝，除了景帝对他的偏爱外，陈阿娇的母亲馆陶长公主刘嫖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刘彻母子对陈阿娇母女充满感激，先是把陈阿娇娶为太子妃，然后册立她为皇后，其中既有对阿娇的喜爱，更多的则是对馆陶长公主的感恩。

陈阿娇一直养尊处优，处处受宠，撒娇耍性子惯了，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更不知道要谦让别人。入宫后，阿娇依旧被武帝宠爱着。汉武帝如此宠爱阿娇与其说是爱她，倒不如说是为了报答馆陶长公主援立之恩，所以说这桩建立在报恩关系上的政治联姻是十分脆弱的。但一向霸道骄横的阿娇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自恃母亲有恩于武帝，言行举止丝毫不知收敛。加上成亲多年，她一直没能生育子嗣，这让汉武帝的态度产生了变化。慢慢地，他发现过去那个光彩照人的阿娇只是一个任性刁蛮的贵族女子，和她在一起常常觉得很不轻松，甚至有些厌恶。

王太后看出了汉武帝的情绪，担心得罪馆陶长公主，连忙向他发出警告：

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

王太后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她从馆陶长公主除掉刘荣，把刘彻推上太子之位一事，深切地领教了馆陶长公主的能力。在母后的劝告下，武帝只得继续宠爱阿娇，但此时的宠爱已经完全变成被迫的了。

当汉武帝带着卫子夫高高兴兴地回到皇宫时，陈皇后见他带回来一个如此漂亮的女子，顿时妒火中烧，恨恨地质问道：“这是什么人，好大的面子，竟敢跟皇帝同辇？”

汉武帝无奈地回答说：“她只是朕从平阳公主家买的歌女，带到宫里来解闷的。”

陈皇后蛮横地说：“那把她送到冷宫去，让她永远不得见皇帝面。”汉武帝不敢得罪阿娇，只得照办，于是，卫子夫刚一入宫就被送到冷宫独对青灯。

一年后，汉武帝让人将宫中失宠的宫女打发出去，卫子夫也在其中。卫子夫再次见到武帝，哭拜在地，说：“贱妾进宫一年多，不得侍奉陛下，自觉无德无才，不足以充陛下后宫，愿请陛下斥退。”说着，已经是呜咽不能成语。

汉武帝见卫子夫虽然比以前清瘦了些，但仍不失风采，不由得触动前情，又觉对不住她，便召她侍寝。

卫子夫出身卑贱，不像陈皇后那样傲慢，身上反而多了几分女子的温柔，这让早已厌烦陈皇后的汉武帝发自内心地喜欢卫子夫。不久，卫子夫有了身孕。汉武帝一直没有子嗣，得知卫子夫有了身孕，不由欣喜若狂。从此，卫子夫日益受到宠幸，而陈皇后则更受冷落。

陈皇后为此愤懑难抑，开始算计卫子夫。她先是找到卫子夫怒骂，不管武帝在不在场。卫子夫已怀身孕，武帝哪容陈皇后造次，便百般维护。陈皇后更加妒忌，多次暗下杀手，想置卫子夫于死地，但都没能得逞。无奈之下，陈皇后只得向母亲救助。馆陶长公主也为女儿鸣不平，明目张胆地报复卫子夫的家人。她听说卫子夫有个兄弟叫卫青，便派人去害他以恐吓卫子夫。

卫青是卫媪和到平阳侯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所生的孩子。因为生活艰苦，卫青被送到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但郑季看不起这个儿子，让他放羊；郑家的儿子也不把卫青当成兄弟，像对待奴仆畜生一样虐待他。卫青稍大一点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便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

一天，卫青正在驯马，馆陶长公主派来的几个恶汉突然骑马而至，不容分说便将卫青打倒，捆上马背就跑。幸亏卫青的朋友骑郎公孙敖相救，卫青才幸免于死。

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卫子夫的故主平阳公主见卫子夫得宠，也进宫向汉武帝控诉馆陶长公主欺人太甚，她火上浇油地说：“俗语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卫青是子夫的弟弟，是我的家仆，这分明是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更没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总要给她们一个教训才是。”

其实，汉武帝也想借此压一压馆陶长公主母女的气焰，于是宣卫青觐见，当着陈皇后的面，任命卫青为建章宫监，加衔侍中。而且卫青的同母兄弟姊妹也得到了加封。卫子夫的大姐君孺被许给舍人公孙贺为妻，武帝又升公孙贺为太仆；二姐少儿与曲逆侯陈平的曾孙陈掌私通，当时陈掌因兄长犯罪，被削夺爵位封邑，只是一个寻常小吏，于是汉武帝封陈掌为詹事，让他娶少儿为妻。太仆、詹事都是位列九卿之官，秩禄中二千石在地方官中还有三辅的设置，所谓“三辅”，即指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秩皆中二千石。。就连公孙敖也因抢救卫青有功，被升任为中大夫。数日之内，武帝赏赐卫青多达千金。接着，汉武帝又封卫子夫为夫人，升卫青为中大夫。真可谓一人得势，全家升天，像卫子夫一家这样的殊荣，在汉武帝执政时期仅此一例。

陈皇后这次可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她此后仍不知收敛，反而继续想方设法陷害卫子夫，直到被废、彻底打入冷宫，最后抑郁而终。此乃后话。

四、扩建御苑

除了后宫的一些小风波，朝中基本无事，汉武帝继续当他的逍遥皇帝，整日游猎、巡游，无所事事，实际上则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当时汉武帝年轻气盛，尤其喜好打猎，有时还亲自搏杀狗熊、野猪，追逐野兽和飞禽，这些都是随时可能丧生的冒险活动，但他乐此不疲。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再次乔装打扮，化名平阳侯，带着一群年轻的侍卫到终南山出游，他们射鹿逐狐赶兔，在农田里往来驰奔，践踏庄稼。当地百姓一怒之下告了官，县官们便带人把汉武帝等人围了起来。侍从们见群情激愤，担心这次要受皮肉之苦，只得亮出皇帝的信物。

刚开始县官们还以为遇到了骗子，但后来看到许多东西的确是皇家之物，而且此地离京城又不远，这才知道自己惹了祸，竟然包围了当今皇上。他们担心自己人头不保，赶紧跪在农田里叩头请罪。

汉武帝挥了挥手，让县官们马上把人撤下去，并没有责罚他们。各位官员忙叩头谢恩，并把百姓们斥责一顿，这才怏怏地领着手下退去。农夫们听说被包围的竟是当今皇上，都吓得浑身战栗不已，刚才厉声大骂的几个农夫脸上更是直冒冷汗，幸好汉武帝也意识到自己有错在先，没有追究。

这件事过后，汉武帝仍然和这帮侍从四处游猎，而且越走越远。他们游猎的范围，最北到陕西泾阳县，最西到陕西兴平市黄山宫，最南到陕西周至县的长杨宫，最东到陕西西安东南的宜春宫。有时兴致一来，他们还会突破这个范围。

有一次，汉武帝一行游兴甚浓，一个劲地追逐野兽，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半夜时竟然闯入柏谷（今河南灵宝市）境内，这是他们游猎最远的一次。想要连夜返回皇宫不太现实，汉武帝心里盘算了一阵，决定让侍从们找个客栈暂时住下。

这些年轻人来到一个小客栈里，马嘶人喧，傲慢无礼，大声吆喝着让客栈老板出来，向他索要汤水。

客栈老板也是个有脾气的人，他见这帮人嚣张无礼，不愿接待他们，于是气恨地说：“没有汤水，尿倒有。”

侍从们平时仗着皇帝的威仪霸道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有人当时就火了，想上前动手，汉武帝眼神一扫，制止了这个想要爆发的手下。他不愿暴露皇帝的身份，生怕手下人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侍从们不好发作，但对客栈老板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客栈主人见这些人挎刀带箭，怀疑他们不是盗贼就是无赖匪徒，生怕动起手来自己吃亏，就悄悄出去召集镇上的一些年轻人来帮忙。这些年轻人把汉武帝等人围了起来，准备把他们捉住。

客栈的老板娘倒有些眼力，她见为首的汉武帝长相与众不同，即使布衣打扮也掩盖不住他的富贵之气，断定这些人来头不小，便劝她的丈夫说：“我看那个领头的准是个贵公子，不像是强盗。再说，他那些随从个个膀大腰圆，手都握在刀柄上，想必有所准备，你可千万别乱来。”

客栈老板认为这纯属妇人之见，执意要动手。老板娘见状，就对丈夫说：“现在这些人有所准备，要动手最好等到夜深时，那样把握更大。”

客栈老板觉得此话有理，于是暂时没有动手。随后，老板娘拿出一壶好酒，说是给丈夫壮壮胆子。她边陪边劝，把老板灌得烂醉，呼呼睡去。

老板娘怕丈夫酒醒了再闹事，就找了条绳子将丈夫绑在床上。之后，她又劝镇上的青年们回家睡觉，然后才杀鸡宰鸭，殷勤招待这群不速之客。

本来汉武帝等人一看本地人人多势众，恐怕今晚要吃亏，心想要是被捆送到衙门里，那可就丢脸了。后来他们看到老板娘灌醉老板，劝走镇上的人，这才放下心来大吃了一顿，饭菜虽不及宫中的讲究，倒也香甜可口。

第二天，汉武帝一早便打道回府，回宫后，他马上派人召见客栈的老板娘入朝，说她护驾有功，赏赐钱财。于是这位老板娘一夜暴富。汉武帝还认为客栈老板警惕性很高，于是把他召到宫中，让他做了宫廷里的禁卫官。

经过这次冒险，汉武帝修建供自己出猎时歇脚的行宫，从宣曲宫往南一共建了12处。这以后，他出去游猎晚了，就不再住民家客栈。

然而，修建门宫后，汉武帝仍然不太满意。首先道路太远，出去游猎一次，好几天解不了乏，十分辛苦。其次，游猎的地方大多有农田，身为皇帝，亲耳听到村野鄙夫对自己厉声大骂，他心里实在是不好受。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汉武帝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把终南山和皇家御苑之间的农田全部划为御苑，这样既可以直接从皇宫向南出猎，又可以避免四处骚扰农夫。

汉武帝命太中大夫吾丘寿王。负责此事，先让他登记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这个范围之内农田的总亩数，估计价格，准备全部划入御花园上林苑之中，这样御苑就可以直接连着终南山了。

为了解决这个地区百姓的生计问题，汉武帝又下令长安城的官吏呈报辖区内的荒田数，准备将户县和杜县的农民全部迁到荒地上去。

这样一来，终南山和临近的山林、河道及农田都被圈了起来，原来的民房一律拆去，然后在四周砌上围墙，修成一个庞大的上林苑。吾丘寿王上奏了自己的计划，并表示这样做完全可行。汉武帝十分高兴，心想在这么大的御苑里打猎，再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恰好这一年黄河大堤决口，齐地的庄稼全部被淹，饿死了很多老百姓，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当时汉武帝只顾着玩，而且皇宫内的仓库还是那么充实，所以他根本没有把水灾放在心上，一心一意要修他的上林苑。

汉武帝的任性妄为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带头反对的是有“滑稽大王”之誉的东方朔。

东方朔，平原厌次（今山东元棣东）人，他从小用功读书，喜欢讲些笑话，是个正派人。他知道汉武帝好动爱玩的脾气，认为跟他一本正经地讲道理是行不通的，于是就发挥他爱说笑话的才能，用滑稽的方式来讲一些严肃的道理。

最初，他到长安想求得一官半职，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推荐他。他就毛遂自荐地写了一封信给汉武帝，要求皇上用他。

东方朔在信中写道：“我叫东方朔，从小父母双亡，靠着兄嫂拉扯大，12岁开始读书，3年就学好文史足够使用。15岁时学剑法。16岁时读《诗经》和《书经》，能背诵22万字。19岁时又学习孙子和吴起的兵法，又背了22万字。臣已经能背诵44万字的东西了。臣今年22岁，身长九尺三寸，眼睛像一对夜明珠，牙齿像两排洁白的贝壳。臣的勇敢、灵活、廉洁和信义就像古时候最勇敢的孟贲、最廉洁的鲍叔、最讲信义的尾生和最敏捷的庆忌一样。像臣这样的人可以做皇上的大臣了吧?”

汉武帝一边读这篇自吹自擂的自荐信，一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当即吩咐下去，叫东方朔暂时住在公车令处，即当时的官方招待所，准备任用他。但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东方朔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到诏书的影子，心里不免着急。

当时同住在公车令处的一帮侏儒正准备留着被宫中选用，东方朔眼珠一转，想到了一个鬼点子。他故意对那帮侏儒说：“你们快要死了，知道吗?”

这帮侏儒觉得很奇怪，忙问为什么。东方朔胡编道：“你们什么用处都没有，成天白吃白喝，皇上要把你们都杀了。朝廷让你们到这里来，就单等你们进到宫中，再慢慢地杀掉你们，这样也好掩人耳目，给国家节省点粮食。”

侏儒们成天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哪里受得了这种恐吓，一个个眼泪汪汪，恳求东方朔给他们出个主意。

东方朔装着挺有办法的样子，对他们说：“你们等皇上坐着车出来，就挡在车前磕头求饶。皇上问你们为什么，你们就推到我身上，剩下的事由我来解决。”

这帮侏儒好像见到了大救星一样，对东方朔感恩不尽，于是，他们在宫门外恭恭敬敬地守候着，汉武帝的车子刚出宫门，他们就齐刷刷地跪在道边，磕头大哭不止。

汉武帝见侏儒们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觉得很奇怪，就让侍从叫他们过来询问原委。

侏儒们七嘴八舌地将事情原委讲了一遍，汉武帝听后终于明白了个大概，追问道：“谁说朕要杀你们?”侏儒们齐声回答：“东方朔。”汉武帝回宫，并派人去召东方朔，要办他造谣生事之罪。

东方朔到后还没开口，汉武帝就责问道：“你为什么要吓唬那些侏儒?”

东方朔不慌不忙地行了一礼，缓缓说道：“那帮矮子身长3尺，每月领一口袋粟米，240个钱。臣身高9尺多，也不过领一口袋粟米，240个钱。他们这些矮子吃着撑得慌，而臣却饿得要命。要是臣可以被任用，就应让臣有不同于他们的待遇；如果不能用臣，那就放臣回去，省得臣等这些高个、矮个总是在长安城里待着浪费粮食。”

汉武帝听了忍不住大笑起来，当即拜东方朔为郎中，并时常让东方朔陪伴左右，讲些笑话解解闷。

时间飞逝，转眼夏天到了，有一天，汉武帝猎获一头野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传令让大臣们到宫中来领肉。

大臣们按时来到宫殿里，野猪肉已放在席上，但主持分肉的太官丞还没来。大家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天气越来越热，汗越流越多，只见苍蝇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太官丞始终不见人影，大家都心生怨念，但又敢怒不敢言，只得咬着牙坚持等下去。这时，东方朔忍不住了，他走出队列，拔出剑割了一块野猪肉，回头对大家说：“这大伏天的太热，应该早点回去睡午觉，还不如自己动手，拿了肉就回家去吧。”他边说边提着那块肉，头也不回地走了。

其他官员都觉得东方朔做得痛快，但又没有胆量像他那样做。他们耐着性子又等了好长时间，才见那个太官丞晃晃悠悠地从后门踱进殿中。

太官丞按名单往下发肉，发现单单缺了东方朔，一问才知道东方朔自作主张，已经把肉拿回家了。太官丞气得直跳脚，怒气冲冲地说：“东方朔不把我放在眼里，就等于不服从皇上的命令，我要告他个欺君之罪。”说完拂袖而去，到汉武帝那里告状去了。

汉武帝一听东方朔不按规矩办事，就让人把他召来。他倒要看看东方朔这一回又有什么道理可讲。

汉武帝没等东方朔站稳，便劈头盖脸地喝斥道：“朕赐肉给你们，你不等太官丞到场，就擅自抽剑割肉回家去了，你可知罪?”太官丞得意洋洋地站在一边，等着看东方朔的倒霉下场。

东方朔摘下官帽，趴在地上向汉武帝赔不是。汉武帝也不想治他的罪，就对他说：“你自己就这件事认个错吧。”

东方朔又行了个礼，然后说：“东方朔呀东方朔，受赐肉不等诏书，这多么不讲规矩呀!你拔剑割肉，这多么豪壮呀!割下的肉不多，这多么廉洁呀!回去后把肉送给老婆，这又多么仁义呀!”

汉武帝听着听着，忍不住大笑起来，说：“朕让你自己责备自己，你反而恬不知耻地自己夸上自己了。照你这么说，你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了。”汉武帝没有再责备东方朔，反而又赐给他一石酒、100斤肉，让他拿回家去送给老婆。

这次汉武帝采纳吾丘寿王的建议，要修建庞大的上林苑，东方朔知道后，一改以往嘻嘻哈哈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对汉武帝劝谏了一番。

东方朔说：“圣上千万不要扩建上林苑。终南山是屏障关中的天险。汉王朝兴起，放弃老都城洛阳，迁居到泾水和渭水之南的长安。这里正是所谓天下富庶之地。秦王朝正是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西吞西戎蛮夷部落，东吞六国。

“可以说，终南山就是一座宝山，不但出产木材，而且出产金、银、铜铁和玉石，工匠们从中得到手工业的原材料，百姓们也靠它维持生计。而且圣上划定的地区出产稻米、黍以及梨树、桑树、麻类和竹子。土地里有薯类，水塘里有蛙类和各种鱼。穷苦人家靠这些自然物产就可以维持温饱，而不再忧虑饥寒。所以当地人都把这块地方看作是最好的土地，每亩田价达到黄金一斤。

“而今圣下把终南山和附近的土地一股脑地圈到上林苑中，根绝了百姓林产渔业的利益，又使百姓离开肥沃的土地，减少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使人民陷入困苦的境地。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

“废掉农田，以致遍地荆棘、杂草和林木，拼命扩张野兽活动的领域，毁坏人家祖先的坟墓，拆去百姓的房屋，有多少人思念他们的故土，悲泣他们被驱逐的命运。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

“这么大的上林苑，先是在四周砌上围墙，工程已经够大的了。这里又没有可以走车马的平道，而且地面又遍布乱石和深沟。为了一时的快乐，忘了有随时倾覆的危险。这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三个理由。”

东方朔滔滔不绝地说了许久，抬眼一看，只见汉武帝仍然面无表情、无动于衷，于是他又加重语气说：“当初，殷朝的君王纣在他的皇宫里设置九市，做起了买卖，最后各封国都背弃了他。楚灵王盖章华台，以豪华富丽夸于诸侯，结果楚国民心离散。秦王朝兴筑阿房宫，天下大乱。臣这么随口乱说，违背皇上的心意，真是罪该万死，只是希望皇上能够体察愚臣的一片赤胆忠心。”

汉武帝听到这里，也有些汗颜，认为东方朔言之有理，便把东方朔夸奖了一番，提升他为太中大夫，另外又赏给他一百金。

然而，汉武帝毕竟年轻好胜，虽然当时听进去了东方朔的谏言，但很快就忘了，仍然我行我素。东方朔离开没多久，他就派人将吾丘寿王召来，命他主持上林苑工程，马上动工。

东方朔白费了一番口舌，结果汉武帝根本没听进去，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过，他虽然没有劝谏成功，却升了官职，受了厚赏，可见汉武帝还是挺喜欢他的。他只得自我解嘲地对别人说：“古时候的贤人有逃避人世躲到深山里去的，我就厚着脸皮，暂时隐居在朝廷里吧。”

上林苑扩建工程开始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没用多长时间就竣工了。

扩建之后的上林苑周围有300多里长，其中的离宫有70多座，佳木果树茂盛，奇花异草丛生，怪兽杂集，禽鸟群栖，山岭旷野相连，溪涧深池相通，如仙境一般。

从此，年轻的汉武帝在这里驰骋、休憩、敬神、研读和创作文学作品，同时悄悄积蓄自己的力量。

五、兴立太学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改变。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窦太后病重，再也没有精力干预朝政，汉武帝趁此机会建立五经博士，算是正式承认了儒家的独立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当时信奉黄老学说的旧派势力失去了后宫的支持，渐渐偃旗息鼓，汉武帝终于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尽情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

“博士”一词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博士是对一般博学之士的通称；战国末期，齐国初置博士官；到秦汉，博士就成了一种官称。开始时，博士的人选只看学识是否渊博，不问学派出身，到了秦朝，在众博士中，儒家学派占了多数。秦朝时，博士可在朝廷需要时议典礼政事。汉承秦制，博士官予以保留。但汉高祖刘邦是在马上打下的江山，不喜欢儒生与经学。幕僚陆贾经常在他面前称赞《诗》《书》，引起了他的反感，他说：“朕在马上打下了天下，根本用不着《诗》《书》。”

陆贾说：“在马上能得到天下，却不一定能治理天下。商汤、周武用武力夺取天下，然后都用仁义治理天下，所以天下才长治久安。如果秦国统一天下后能施以仁政，效仿古代的圣贤君王，陛下觉得您能得到天下吗？”

刘邦听了深以为然，便请陆贾为他写出秦失天下、他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君王成败的原因。于是陆贾作《新语》，大致记述了国家存亡的原因。刘邦对其著作称赞有加。

文景时期，儒学博士有所增加，达到70多人。比如，张生、晁错等属于《书》博士；申生、辕固、韩婴等属于《诗》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等属于《春秋》博士。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当时《乐》已经失传，儒家六经只剩下五经，而《诗》《书》《春秋》三经已置，现在要置的只是《礼》《易》两经。

当时五经博士的主要职责是钻研儒家经典，参与朝廷议论典礼政事，相当于皇帝的顾问，归太常所管。

五经博士初立时，因为窦太后尚在人世，汉武帝不敢将其他诸子博士废黜。第二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亲理万机，独断国政。又过了一年，汉武帝再举贤良，董仲舒应“天人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家之外的诸子博士才被罢黜，博士一职被儒家垄断。博士官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具有学官的身份。这就从根本或体制上保证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经成为汉王朝政治生活和行为道德的基本标准。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为以后的举孝廉、兴太学等兴儒措施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六月，汉武帝下了一道兴学诏，全国上下为响应皇帝诏令，掀起了一股兴办学校的风潮。

兴办学校并非汉武帝首创，据典籍记载，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有学校。汉代的国立大学被称为太学，是在汉武帝时期创办设立的。郡国地方办的学校称为庠序，蜀都是汉代最早兴办学校的地方，在汉武帝兴办太学之前就已经设置庠序。汉武帝时期，诏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学校逐渐普及全国。

兴办国立太学是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的建议，他说：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大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在此建议汉武帝兴太学，并提出了兴办学校的具体措施：一是“置明师”，就是设置儒家思想之师，即汉武帝设置的五经博士；二是“养天下之士”，即培养来自全国的学生；三是“数考问”，即考察学生的能力。这样国家就能得到“英俊”之才。

汉武帝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下了兴学诏，其中讲了制礼作乐、进行教化的重要性，命令太常商议为博士置弟子的事情，以使乡里能崇尚教化，达到历练贤才的目的。

董仲舒首先提出了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思想的主张，而丞相公孙弘则将这一主张付诸实施。

公孙弘，公元前200年生于齐地菑川薛县（今山东寿光南纪台乡），年轻的时候曾在家乡做狱吏，后来因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好到海上去养猪。他40岁时才开始学习《春秋》，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后来他因通晓《诗》《书》而闻名郡国，并与同龄的贾谊被征为博士，一年之中升任太中大夫。

汉文帝虽然喜好刑名学家的言论，但在贾谊的建议下，他开始慢慢尝试任用一些儒学之士，并初设一经博士。

后来，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心意，他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再次被推举。

公孙弘拒绝了这次举荐，他说：“我已经被推举一次，西行至长安，能力不足，未能称职，所以才回来了。还是推举别的先生吧。”但大家仍坚持推举他。

汉武帝策诏群儒，请教天命废兴的道理。公孙弘对策，回答了治民之本，强调“礼仪”“赏罚”的重要性。

当时对策的有100多人，太常把公孙弘的对策列在下等，汉武帝阅读之后，将其提升为第一，又亲自召见公孙弘，看到他容貌端正庄严，便再一次拜其为博士，留其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是汉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他生活简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全国各地贤士多来投奔他，口碑极好。

为响应汉武帝下达的兴学诏，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史失其姓）等商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把京城树立成“首善”典范。

二、将旧的房子修缮一下，设成学校，为博士官设置50位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

三、学满一年后，无论是太常所补博士弟子，还是郡国所选弟子，都要考试，考取者可补文学掌故的缺额，成绩优秀者可当郎中，由太常列名上奏。

四、选取博士弟子中的优秀者，俸禄二百石以上及俸禄一百石而能通一种以上经典的官吏，任命为左右内史或大行属下的卒吏；俸禄一百石以下者任命为郡太守属下的卒吏，每郡各2人，边郡1人。

五、各顶措施条文以法规形式著录，其他仍按照旧律。

公孙弘等人的兴学措施，明确了生源、师责、考法和分配等各项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具有完备规章制度、有史实可考的官办学校。这些措施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从此，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都是文学之士了。

据记载，太学的教师被称为博士，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同时在国有疑事时参加议政。另外，博士还有奉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工作。众博士之上设置首席长官仆射，总领太学事务。

西汉博士多由熟读经书的名流担任，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也有诸科始进或他官迁任的。汉代太学向来有“严于择师”的传统，博士必须德才兼备，博学多识，能够明于古今、通达国体，所以太学的教师多为修养高深的儒学大师。

太学里主要讲授经学，以汉武帝的五经博士的经书为准。

太学的生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太常遣派的博士弟子50人，二是郡国选送、经太常批准的地方派遣生。学生学满一年后将进行严格考核，然后按学习成绩优劣分派到皇帝身边做郎官或被委派到中央一些机构和郡国守相下做属吏。成绩不及格者将被罢除。

汉武帝兴办太学后，博士弟子名额逐渐增加，到昭帝时增加到100人，宣帝时增加200人，元帝时增到上千人，成帝末期增至3000人，东汉末年已经达到3万人。

公孙弘本来拟定太学生为18岁的青年，但实际上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的任贤童。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受俸禄，其他途径入学的则费用自理。

太学的兴立，有效促进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形成，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产家庭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了入仕的机会。

兴办国立太学的举措也带动了地方办学。汉朝最早在地方办学的是景帝后期的文翁。文翁是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自幼喜欢读书，通晓《春秋》，担任郡县小官吏时被考察提拔。景帝后期，他担任蜀郡守，仁爱并喜欢教导感化人民。

文翁见蜀地民风野蛮落后，就打算诱导教化，加以改进。他选出张叔等10多个聪敏有才华的郡县小官吏，亲自告诫勉励，遣送他们到京城太学中学习。为了减少郡守府中开支，他还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委托考使送给太学中的博士。等这些学生学成回到蜀地后，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按顺序考察提拔，有的人甚至成了郡守刺史。

后来，文翁又在蜀地修建学宫，招属县子弟为学生，并免除他们的徭役，学习成绩好的任命为郡县官吏，其次为孝悌力田。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上进，文翁还采取了许多奖励进学的方法，将地方官学办得有声有色，获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

汉武帝听说文翁办学的事情后，极为赞赏，认为这是一个推广儒学的好办法，于是下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全国这才普及了地方办学，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体系。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普及地方办学，促进了教育与儒学的发展，并使儒生得以进入官宦集团，这种现象维系了2000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外儒内法

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安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再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兴学诏，这十余年间，汉武帝进行了不少尊儒活动，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比如，使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约束人民的行为准则，甚至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法典用；在国立太学中，只设儒家五经博士，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皆被罢除，并不断从太学中选拔弟子加入官宦集团。

不过，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并没有彻底“罢黜百家”，而是在保证儒学的官方学术、政治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悉延百端之学”。正如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所记载的：

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在尊儒的过程中，汉武帝允许其他学派的著作被收藏、流传，供人学习、研究，甚至把法家、道家、纵横家甚至方术之士的杰出人物通过公车上书、征召、任子、赀选等方式网罗到身边委以重任。比如，韩安国曾在邹县田生那里学习过法家韩非和杂家学说，但一直赋闲在家，汉武帝先后任命他为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张汤自幼学习决狱文书律令，是法家的忠实信徒，汉武帝命他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后官至御史大夫。就连张汤赏识的酷吏杜周也深受汉武帝器重，官至廷尉。崇尚法治、信奉管商的法家桑弘羊是汉武帝重用的理财专家，大力推行盐铁、均输、平准等措施，后为御史大夫。

汉武帝不仅从儒、法两家选择官吏，也从其他学派中选拔官吏，比如纵横家。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主父偃、严实、徐乐一同上书，汉武帝御览后马上召见了这些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所奏请的9件事，有8件被著为律令。汉武帝非常赏识主父偃，一年内将他升了四次官，最后升他为齐王相。

汉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并没有完全禁绝，汉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做官。比如汲黯，他以黄老之学起家，景帝时曾为太子洗马，武帝时先后任荥阳令、中大夫、东海太守。陈人郑当时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样受到了武帝的重用，历任鲁国中尉济南太守、江都国相、右内史、大司农等。

对于杂家、术数家，汉武帝也不排斥，并加以重用。东方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方朔是一位杂家，正如他自己所说：“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他曾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其中用的都是商鞅、韩非之语。东方朔还是一位善卜筮、占候、起课的术数家，据说汉武帝曾在宫中玩一种名为“射覆”的游戏，令各术数家猜度，东方朔说自己学过《易》，请求猜度，结果屡猜屡中。他在汉武帝身边几十年，担任过常侍郎、太中大夫，曾多次进言。

总之，只要是对统治有利的，不管是哪种思想、哪家学说，汉武帝都会采用，而不是用一种思想学说来压制另一种思想学说。他这种兼收并蓄众家之长的做法，不但没有削弱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

当然，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并不是对各学派都平等对待，而是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他把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把法家的以法治国作为治国方针、制度，此外又兼用各家。所以说，重法治也是汉武帝的一大特点。有人说他外儒内法，有人说他儒法兼用，不管怎样，汉武帝重法治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汉朝重法治是有传统的。汉文帝一方面无为而治，约法省禁；一方面又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有一次，文帝出巡经过长城城北的中渭桥，突然从桥下窜出一个人，惊吓了文帝的驾舆。文帝大怒，下令捉住那人治以重罪。廷尉张释之说此人按律当处以罚金，然后释放，文帝不同意，张释之解释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非要改变，加重处罚，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现在既然把此人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稍一偏失，天下执法者都会任意或轻或重，老百姓岂不是手足无措？愿陛下明察！ ”文帝沉思良久，说：“就按廷尉所说的办。”

汉武帝继承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传统，坚持以法治国。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理应处死，隆虑公主临终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其赎罪。按照汉朝的法律，犯了法可以以钱赎罪，所以武帝批准了。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了死罪，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做主处决他，便请求武帝亲判其罪。武帝为此垂泪叹息，良久才说：“这些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如果因为妹妹的缘故破坏先帝之法，朕有何面目进先祖高庙？而且这样做也对不起黎民百姓啊！”于是批准廷尉的请求，将昭平君处死，但是他仍然悲痛难忍。东方朔上前祝贺道：“我听说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奖赏不避仇，惩罚不避亲。《书》说‘不偏向，不结学，君王的大道坦荡平直’，这两项原则是五帝所重视的，而三皇却难以做到，现在陛下做到了，这是天下的幸运啊！”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汉武帝重法的思想。

为了严明法纪，促进国家的发展，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七月，汉武帝命张汤、赵禹条定律令。这次条定的法令文深而严酷，放宽了对犯人加重处罚及陷于罪者的罪责，加重了对犯人开释不疑为故纵者的惩处；而且法令条文繁多而严密，各种法律形式的条文都有所增加，律令共有359章，死刑有409条，涉及1882种情形，死罪案例的汇编共13 472件，以致“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不仅重视法治，而且远比秦始皇高明。秦始皇只是一味地重法，最终沿着日益残酷的严刑苛法的道路走向了灭亡。汉武帝汲取秦始皇的教训，将“重法治”与“尊儒术”结合起来，既以法治国，又施行德政。

《春秋》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伦理，其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汉武帝以“《春秋》决狱”，比如，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出使，去决断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对诸侯王敢于自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根据《春秋》经义公正断案，连汉武帝也认为很对。汉武帝开创的“《春秋》决狱”的先例，不仅有力地镇压了诸侯王的叛乱，而且能以此严格规范臣下的行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成帝时，丞相乐安侯匡衡非法扩大封邑400顷，收租谷千余石，按照《春秋》中诸侯不得专地的经义，匡衡被判专地盗土的罪名，并免为庶人。以“《春秋》决狱”说明汉武帝已经将儒家经典作为法典使用，儒、法两家日渐融合。

汉武帝在位时多次大赦天下、赦刑徒，还时常赦免某一地区、某一事件中的罪人。赦免罪人刑徒通常发生在新皇即位、有重大礼仪活动、祥瑞出现、皇帝驾临某一地区时，目的是给罪人、刑徒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是皇帝关心百姓疾苦、施行德政的重要表现。汉武帝“年天下断狱万数”，正是他以德化民的重要表现。

从以“《春秋》决狱”及不断赦免罪人刑徒来看，汉武帝重法治是与尊儒术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