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先生谈天

葛维钧（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去看季先生，多是有事要办。正事办过，难免座谈。每谈必及文化、学术，是话题不变的特点，即使到了今天，到了将近百岁的时候，依然如故。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今年3月初，为了新版《蔗糖史》书名变更的事我去看他。谈过正事，照例“闲扯”，扯的内容，便有鲁迅论海、京两派文化的不同，刘文典的古文水平和他何以多讲恨、别两赋，吴可读的英文水准，李森科和斯大林时代的学术腐败，朝鲜金凤汉1962年“发现经络实体”的伪科学，以及对于某些当代学人的学术评价，题目遍及古今中外，而所论都不乏具体的引据和坦率的评骘。谈得较细的是他的论文《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这是季先生最重要的论文之一，研究的残卷是20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这张卷子数十年辗转于众多中外学者之手，却由于其中存在关键概念无从破解，始终可观而不可玩。难以排除的主要障碍，在于不知文中的“煞割令”一词是何所指。季先生经过苦思后明确了它的意义，指出它是梵文sarkara的汉文音译，而sarkara之为物，乃是古代印度生产的高质糖品。症结由此化除，残卷的内容遂告通解无碍。在参考了印、中古代文献内多处对于造糖流程的具体描述，经过慎重考虑，季先生又补足了文中出现的脱漏，残卷的原文便全部语义贯通，意旨明了了。这里我要谈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在他解读残卷的学术意义本身——读通的事我已经知道，而在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他说，每当想及读懂残卷的事，他便十分快活，以至兴奋莫名，竟会“飘飘然起来”。我想，每一个人，当他经过艰苦的努力，获得了某种成功，尤其是达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成就时，都不免心怀喜悦，犹自得意。难得的是像季先生这样对自己的快乐毫不掩饰，反而向人公开地表达出来，不以“失身份”为虑。这样的性格，除非童心、率性，是无从解释的。季先生虽以非凡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却从无骄人之意，故作之态，这才是世人徒然瞩望，而谁也学不来的人生境界。

在季先生最爱谈论的话题中，有一种是翻译。他根据自己翻译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的经验认为，原文是诗，便该用诗体文字来翻译。他在《学海泛槎》中曾经对于用散文译诗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我有一个主张：原文是诗体，译文也只能是诗体，否则就是对不起原作者。……我激烈反对有些人把原文的诗体译成散文，那不能称作翻译，只能说是‘释义’。”我曾经加入黄宝生先生主持的团队，参与了另一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而我们的翻译，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采取了散文体译法。谈到这事，季先生问我所用何体，我据实以告。他自然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解释了我们的理由，如原文太长、义理过多等等。他渐渐表示理解，或说容让。我也慢慢感到，他虽然属文决绝，情无可商，但对于后辈，对于自己的学生，还是宽容的。面对这样的宽容，我反倒觉得应该想想，他毕竟做到了以诗译诗，而他究竟是怎样坚持并实现了自己原则的，却正是具体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

季先生喜谈文化、学术，往往从人物出发，渐及其学。胡适、陈寅恪、于道泉、朱光潜、郭沫若、岑仲勉，无不近在手边，随时可论，对于他们的造诣得失亦能从容臧否，不涂饰，也不讳言。应该说，多少人事、学问，季先生都可以应机道来，是同他广泛的知识、兴趣和他绝佳的记忆能力紧密相关的。例子很容易举。2003年除夕我去看他，为了给他送一些他喜欢的音乐。当播放《伏尔加船夫曲》时，他忽然提到夏里亚宾，说他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去了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夏里亚宾是20世纪初蜚声世界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对该曲的天才处理一直为人称道。他的技巧至今无人能匹。我翻制的版本中正好有夏氏的录音，这自然使他非常高兴。在谈到德国音乐时，季先生又立刻用德文提起Furtwangler（汉译富特文格勒）。富氏是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欧洲最负盛名的指挥大师，他在希特勒时代留在德国曾经引起普遍的争议，但后来所谓与纳粹合作的问题获得澄清。两事虽小，但季先生兴趣的广泛和记忆力的可靠却能见一斑，而夏、富两位主要活动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一般说来，在中国知道他们的只有古典音乐的发烧友。

然而，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却绝不以先天的优势为倚仗。他所依靠的，一向是勤勉艰苦而又谨慎踏实的工作。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俯拾即是，《糖史》（后更名《蔗糖史》）的写作可做典型。《糖史》为80万字巨构，从第一篇论文发表（1981年），到第二卷“国际编”出版（1998年），所用时间前后达十七年。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大图书馆内查阅典籍，收集资料，除周日外，“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他深信，为了在学术上开辟新的领域，“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学海泛槎·总结·糖史》）古今典籍中凡他认为可资利用的，务必千方百计找来读过，穷搜极讨，而后心安。至于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最原始，最笨拙，但又非此不可的办法：把想查阅的书，不管多厚多重，一页一页地，一行一行地搜索”。（《糖史·国内篇》第六章）经他翻检的图书，总计不下几十万页，每有所得，“便欣喜如获至宝”；而枯坐半日，沙里淘金，直看得书中的字在他“昏花的老眼”前跳起舞了，然后终无所获，则同样可能。每遇此时，便只好“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家来”。若问季先生的学术道路，此番景象，就是写照。

季先生的思、写、甘、苦，无一不与学术相联系。即使谈天，也是一样。学术于他，就是生命。在天赋、机遇、勤奋中，他把生命交给了勤奋。事皆昭然，有机会侍学于侧者，敢无所悟！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