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论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

季羡林先生在我国首创了东方学，推动了东方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成为我国东方学的奠基人。晚年季先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宏观分析论和“送去主义”的实践科学观，并且身体力行，埋头撰写《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编选《东西方文化议论集》等学术巨著的同时，投入全副精力，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和《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东方文化。

季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引起了学术争鸣，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是在开明社会的正常学术现象。在这里，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因为这是事关指导我们继续努力从事东方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的一种思想基础、一种思想动力。季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科学论断，并不像某书评人所言“是一个大而空的论断”，季先生是用唯物辩证方法论，总结了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印度、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三大东方文化体系和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并且认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和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优劣异同，然后用宏观的历史眼光做出东西方文化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并称之为“东西方文化互补论”。

毋庸置疑，西方文化是在几千年世界人类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例，儒学文化的“人为本”的古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和“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的古代先进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开辟了一条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通道，推进第一次大规模“东学西渐”的活动。15世纪初明代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东西方海道，又一次实现大规模“东学西渐”，不仅扩大了东西方的贸易，而且再一次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的同时，苦心钻研儒学，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对于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于欧洲古典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西学东渐”之前，早已存在“东学西渐”的悠久历史。

当然，西方吸收古代东方文化，是在继承其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通过文化复兴，蒸蒸日上，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为人类创造了近代文明的辉煌，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东方国家学习的。特别是前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化危机”，比如清末在西学的冲击下、1905年废止科举制后、1919年“五四运动”中乃至“文革”十年，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际遇。19世纪起“西学东渐”，比如我国清末以来的近代文化启蒙者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黄兴、蔡元培、胡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直接或通过日本学习西学之法，以图中国富强。尤其是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提倡西学，推行“百日维新”和1919年“五四运动”呼唤拿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是，自此以后，我们曾经不断反复困扰在“全盘西化”或“全盘东化”中。美籍学者黄仁宇认为：“‘全取’或‘全弃’是中西文化交流不成熟的反映”。^〔1〕用我们的话来说，都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两种不同文化缺乏自觉的认识。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头30年，我们反对一个“全盘西化”，却又推行另一个“全盘西化”，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都全盘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无论哪个“全盘西化”，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或沉痛的教训。正如季先生指出的：“‘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2〕“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许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今天要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这是决不能改变的。”“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3〕可以说，这个“拿来”至今依然不变。当然，“拿来”应扎根在本国的文化土壤上加以吸收和消化，不是盲目照搬。

就笔者从事研究的对象国日本来说，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结束长期的锁国政策，是从向西方学习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当时日本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的方针，所谓“艺”者，指技术文明而言。具体地说，也就是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向西方国家主要学习西方技术文明，在经济上实现了近代化，可是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当时日本无批判地继承本国的传统文化，仍然维持传统的封建天皇制政治体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跛脚而行，最后在天皇制绝对主义体制下，对内实行专制政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二战以后，日本展开第二次文化启蒙运动，在恢复战后经济，并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努力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刚刚结束长达50年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实现了平稳的政党轮替，说明日本已经建立或是初步建立起民主与法制的公民社会。

日本大学问家加藤周一先生总结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早就指出：日本现代化最大障碍是封建的天皇制政治体制，他认为日本现代化，技术文明是重要的，然而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如果没有民主主义体制的保证，就很难实现这种手段。但是，如果现代化仅仅停留在这两个文化层面上而没有发挥日本传统文化的再生作用，要完成日本式的现代化也是困难的。因此，他提出日本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日本现代化，只能采取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4〕可以说，加藤周一的这一日本“现代化模式论”，是对日本文化思考的深化，也是值得我们现在迫切思考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胡耀邦主政时就找出“文革”灾难的根源，在于一言堂、家长制的封建主义，主张进行全面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温家宝作为一国总理，在今年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他还曾直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总书记胡锦涛也強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严防“文革”发展到极点的封建集权主义的回潮，成为实现现代民主转型和现代化的指针。可以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跛脚而行，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我们向西方学习，不仅是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而且还要根据中国国情，认真学习西方的其他优秀文化及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吸取人类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普遍价值，切切实实地确立民主与法治，以维持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和谐与稳定。

但是，并非一切西方文化都优越，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许多弊端也暴露了出来，其根源正如上述季先生宏观性地概括指出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最根本的不同是思维模式方面的不同，其思维的基础一是综合，一是分析。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

西方文化体系所谓分析者，可以说是继承古希腊文化“天人二分”的分析思维模式，也就是“征服自然”，将人与自然分离，乃至人与人对立相争，这种分析思维给人类带来很大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从环境污染到生态失衡，乃至如美国那样争霸世界等等。因而，要以东方文化“天人合一”——我国的“天人合一”、印度的“梵我一如”日本的“贯道一如”、韩国李朝的“天人相交为胜”等的综合思维模式，顺从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再创造新的文明，以造福人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理论基础是“和”，西方文化的“天人二分”理论基础是“争”。西方学者也承认：“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的和谐，似乎可以弥补西方思想的局限，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也许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实意义。”^〔5〕因此，季老说：“人类到了今天，三十年河西要过，我们就像接力一样，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一棒，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此观点的基础上，他主张：“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6〕这是季老这一前瞻性的科学论断的基本点。

季老谈到21世纪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关系时，虽然说过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但他一再解释“取代”并不是“消灭”，而是“代之而起”，“消灭西方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的做法是继承西方文化在几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光辉灿烂的业绩，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7〕

因此，我们对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主张不能孤立来解读，必须联系季老在关于东西方文化不同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互补关系论”来思考，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其立论的基础是“文化交流论”。为此，季老反复说明他的主张，不是要消灭西方文化，西方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杀。他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季老引用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有关文化有个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以及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两人有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述，在说明东西方文化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不独占山头后，特别言明：“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与预见，并不是出于什么‘主义’。”^〔8〕因而季老的着力点，所谓“取代”者，是“取代”“欧洲中心主义”，主张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实现“文化多元主义”。事实上，东西方文化是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是应该互补而且是可以互补的。而“文化多元化”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前提的，而不是以谁为中心，以谁来抹杀谁，这才得以最终走向和谐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