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个选本所要介绍的辛弃疾，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词人”，而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文化精英人物，是政治家、军事家而兼文学家。因此，不充分了解这个人的非凡经历、特殊性格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就不足以知其人，也不足以谈其词。

一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居士。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五月十一日，这位资兼文武的英雄出生于山东济南郊区的四风闸。他生而具有伟丈夫之相：肤硕体胖，红颊青眼，目光有棱，背胛有负，有“青兕”之称；迄至晚年，精神犹壮健如虎。他出生的时候，山东地区沦陷于金人之手已十三年。呻吟于女真铁蹄下的父老乡亲们，热切地盼望着有一批精英人物站出来，领导大家起而反抗，光复中原大好河山。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氛围中，辛弃疾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英雄。他的祖父辛赞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士大夫，金兵占领济南时，他由于家中人口众多，无法脱身南下，后来只好出仕金朝，但这不是他的本心。辛弃疾因父亲早亡，幼年即随祖父在其任职之地读书。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每逢公务之暇，常常带着自己的孙儿“登高望远，指画山河”，说明何处曾经是战场，何处可作将来起义的凭借等；并曾两次令弃疾“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希望他能争取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辛赞的教育引导在少年辛弃疾心中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而游历燕山所见到的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则加深了他对女真统治者的憎恨。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举兵南犯。由于南宋军民的奋起抵抗和金廷的内乱，侵略者招致失败，完颜亮也被部下杀死。这期间，北方汉族人民纷纷聚众起义，抗金的烈火在中原大地四处燃烧。济南农民耿京拉起了二十多万人的队伍，纵横山东境内，给金人以沉重的打击。二十二岁的辛弃疾毅然举起抗金的义旗，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两千多人，参加了打击敌人的斗争。不久，辛弃疾率众投奔耿京，被委任为耿京军中的掌书记。任职不久，他就以奋力追杀叛徒义端和尚的果敢举动，赢得了耿京和义军将领们的器重与信赖。鉴于当时金朝新的统治者已经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并开始调集大军对义军实行各个击破的情况，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亦即归附南宋朝廷，以便在它的节制下，与南宋官军相配合，共同抗击金兵。耿京采纳了辛弃疾的建议，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派遣义军将领贾瑞和弃疾一起奉表归宋。贾、辛等一行到达建康（今南京），受到正在那里劳师的宋高宗的接见。宋高宗正式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辛诸人也分别授予官衔，让他们仍回山东，去向义军传达宋廷的意旨。辛弃疾于北归途中惊悉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迅即邀集忠义军人五十骑，直趋济州（今山东巨野），闯入五万众的金营，将张安国缚置马上，并劝告营内耿京旧部起义。当场便有上万士兵起而反正。辛弃疾率领着这支万人的队伍，押解着张安国，不分昼夜地疾驰南下，终于渡过淮水和长江，把张安国押送到建康斩首。辛弃疾这一传奇式的行为，轰动了南宋朝野，连皇帝也为之“三叹息”。之后他被委任为江阴军签判，开始了在南宋的仕宦生涯。

为辛弃疾始料所不及的是，他满腔热情地归宋，倾其全力奋斗了大半辈子，却未能实现其北伐中原、统一祖国的远大政治理想。

辛弃疾是一位堪为国之栋梁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不幸的是归宋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大展宏图的机会和环境。他南归的第二年，宋廷在张浚的主持下出兵北伐，初期获得小胜，继则因军队内部不和在符离（今安徽宿县）被金兵击溃，转而向金求和，与敌人签订了屈辱投降的“隆兴和议”。从此主和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宋廷畏敌如虎，对金一直采取守势，秉国者无人再敢言战。辛弃疾大半辈子的光阴刚好与这四十多年的抗金低潮期相终始，在那样一种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抗战主张和恢复言论始终没有被采纳，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然不能有所作为了。不但如此，辛弃疾作为一位从沦陷区南下的“归正人”，还不断受到南宋官场中人的猜疑、歧视、排挤乃至诬陷迫害。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群，果敢能干，就是不肯重用他。在因平息内乱或安抚地方而不得不利用他的时候，又对他严加防范，频频调动他的职差，以免他在某一地方呆长了会树立起威信和培植私人势力。于是他只好发着“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的牢骚，很不情愿地在宦海的底层奋力泅渡。在南归后的头一个十年中，他就只能担任着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添差通判、司农主簿等这样一些无关轻重的“佐贰之职”。

但辛弃疾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在他沉沦下僚期间，他就敢于“越职言事”，对“君王天下事”贡献自己的意见。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于乾道元年（1165）上给宋孝宗的《美芹十论》和乾道六年（1170）上给宰相虞允文的《九议》。这两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刘克庄语）的政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和进取方略，并提出了自治强国的一系列具体计划和措施，显示了辛弃疾经邦济世的非凡才能。可惜的是，当时正值宋军北伐失败、“隆兴和议”签订不久，辛弃疾这些策论未能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但它们在文人士大夫群中广为传播，获得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和赞誉，并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作者的经纶之才。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知滁州（今属安徽），开始了他南归后的第二个十年的仕宦生涯。从此他官位有所提高，连续担任了好几个州、府、路的行政长官。他是热心事功的政治家型的人物，既然不能上抗金前线为国献身，他就只好在地方官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在这一时期中，他做了不少有益于地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摧抑豪强，举办荒政，训练新军（湖南飞虎军），取得了惊动朝野的政绩。在江西、湖南任内，他受朝廷派遣，镇压过茶商、农民的暴动。但他做这件事时，虽然态度坚决，手段狠辣，心情却是十分矛盾的。因为他深深地了解老百姓被迫上山为“盗”的缘由。他在上给皇帝的《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中就直率地指出：“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因此他恳请皇帝“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担任方面大吏时所进行的雷厉风行的诸项改革整顿，都是在对当时社会弊端深刻了解之后所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政治举措。然而他的一些举措大大地妨碍了地方和朝廷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不少官僚的不满乃至嫉恨，他们纷纷通过谏官向朝廷告辛弃疾的状，企图把他搞掉。早在1179年他就感觉到：“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他终于被人罗织罪名弹劾罢官，只好到江西上饶城郊的带湖隐居起来。

辛弃疾在带湖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表面上淡泊平静，风流潇洒，实际上在他心田里却时常烈火炎炎，块垒难平。他青年时跃马横戈，斩将搴旗，壮年时理繁治剧，政绩卓著，正思大有作为，“了却君王天下事”，却不料君王听信谗言，给与他投闲置散的处分，迫使他成为僵卧孤村的隐士，你叫他如何不愤恨叹息！在失意叹恨之馀，总要寻求一点精神安慰和心灵寄托，于是辛弃疾将注意力转向了山水田园，转向了文学创作。他自嘲说，自己是停息了“弓刀事业”，转而追求“诗酒功名”（《破阵子》“宿麦畦中雉”）。他虽然在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词，但只有在带湖十年中，他专用歌词作为心灵世界的“陶写之具”，才真正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变成了一个文学家。他的词作不但热情讴歌了带湖别墅的庭院楼台、猿鸟花木、波光水色，而且广泛描写了上饶地区的奇山秀水、田野庄稼、农夫野叟、村姑顽童及各种风俗民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稼轩居士从此只会流连光景、赏玩风物，甘当消闲词客而忘却尘世了。他的脑子里依然经常思考着有关时事政局和国计民生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不能忘怀抗金北伐的大业，并把这种政治情怀通过词的创作表达出来。这类作品中最感人肺腑而又在当时和后世传播最广的，莫过于一些既感叹功业无成，又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抒怀之作。带湖十年，是辛弃疾政治上第一次受挫而被迫无所作为的一个痛苦而寂寞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他文学创作上获得大丰收、由此奠定他在南宋词坛第一人地位的关键时期。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春，已在带湖闲居十年之久的辛弃疾，忽又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到福州上任半年之后，因原任安抚使去世，他便受命兼摄安抚使职，直至该年底。腊月间，他受召入朝，次年春到临安，受到光宗召见。在奏对时，他就长江上游的军事防御布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精辟意见，但未受到皇帝和宰辅的重视。奏对之后，他被留在朝中做太府少卿。为期才半年，朝廷又派他重回福州任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返闽后他立即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的工作，并推行“经界”之法；还开始了扩军练军，准备把福建地方军队建设成一支像他十多年前在湖南时创建的飞虎军那样的雄师劲旅。他这一系列举措又招来了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对和嫉恨，重回福州不到一年，以所谓“残酷贪饕”的罪名罢免其所有官职的诏令就下达到福州，五十四岁的老英雄悲愤地吟唱着“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的词句，回到赣东北农村，开始了为时八年之久的第二次退闲生涯。

这次辛弃疾回家不久，其带湖住宅不幸失火，主要房屋全被烧毁。于是他举家迁徙到铅山县瓢泉，从此一直居住在那里，直至去世。他在瓢泉的隐士生涯，与前此在带湖差不多一样，是在和一些乡绅文人游山玩水赏花、饮酒赋诗填词中消磨掉的。因而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词很多，其时间虽短于带湖期，作品数量却与后者大致一样多。所不同的是，瓢泉时期他在政治上更加失望悲观，借酒浇愁更为频繁，作品的感情基调也更加沉郁悲慨。他本就好饮酒，在瓢泉时更因心中块垒难消而常常“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因而“饮酒成病”（见其《卜算子》咏酒诸阕）。他并非意志薄弱者，却如此不能自持地酗酒，可见其内心对现实社会怨愤之深。但他的抗金复国的愿望，老而弥笃，经常深情地回忆自己青年时抗金的不凡经历，并一有机会便要借助歌词把这种心理情结宣泄一番。比如一次有客人对他“慨然谈功名”，触动了他的心事，遂挥笔写下了名作《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嗟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岁高龄的辛弃疾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他被起用的背景是，这时宰相韩侂胄正筹划北伐，要启用一些主张抗金的元老重臣以造声势。辛弃疾接到诏令后，“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黄榦《与辛稼轩侍郎书》），火速赶赴绍兴就任，表现了宽广的爱国者的胸怀。次年正月，他应召入临安，向宁宗奏事。他向宁宗“言金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之计”。然而宁宗与韩侂胄召见辛弃疾，并不是真正信任和倚重他，而只是采其人望为北伐装点门面。奏对之后，朝廷并不把辛弃疾留下来主持用兵大计，而是将他派往镇江担任知府。他到达镇江之后，虽然积极利用这个对敌用兵的要冲之地做了一些建军练兵和储备物资的工作，但内心深处对于自己未能被安排到指挥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是愤愤不平的；对于韩侂胄等人不作充分准备就急于要用兵感到十分忧虑，他甚至已预见到，如果韩侂胄“无谋浪战”，将招致和南朝刘宋元嘉年间草草北伐同样惨败的结局。他的这些思想情绪，都集中地反映在他登镇江北固亭而作的那首千古名篇《永遇乐》中。

辛弃疾在镇江任上才一年多，又因言官诬告其“好色，贪财，淫刑，聚敛”而被撤职。他由此更加明白了，韩侂胄之流是不可与共成大计的。开禧元年（1205）初秋，他孤独凄凉地返回铅山。归途中他写了好几首抒愤之词，其中一首《瑞鹧鸪》这样谴责韩侂胄等人：“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

开禧二年（1206）五月，宋廷正式下诏伐金。不出辛弃疾所料，宋军和金兵接触之后，很快就全线溃败。消息传来，韩侂胄受到了朝野的责难。这时竟有人因辛弃疾曾接近过韩侂胄而攻击他，辛弃疾叹息道：“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山穷水尽的宋廷这时只好再一次向金求和。开禧三年（1207）秋，金人以索取韩侂胄的首级为议和条件。韩侂胄十分恼怒，竟想再次对金朝用兵，并要起用辛弃疾来为他分谤分咎和支撑危局，奏请皇帝任命辛为枢密院都承旨，令其立即到临安供职奏事。这道诏令到达铅山之时，辛弃疾已一病不起，他赶紧上章请辞。到了旧历九月十日，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终于含恨离开了人世。

二

辛弃疾的一生，政治上是不幸失败了，但文学上却大大地成功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的文学创作是他未能成功的政治、军事功业的延伸或替补。他曾自称：“须作猬毛磔，笔作剑锋长。”（《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前一句说自己是一个威猛勇武的男子汉，后一句则是将手中词笔比作腰间长剑，亦即用文学创作来替代其未竟之武功。事实也正是这样：他的政治失意的牢骚和尚武任侠的军人情结，成了他大半生歌词创作的原动力和重要题材内容，也因此而形成了与一般文人词相区别的英雄豪杰之词的特色。清代词论家黄梨庄对这一点论述得很到位：“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仲）、乐（毅）之才，不能尽展其用。观其与陈同父（亮）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丛谈》卷四）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亦称辛弃疾为“青兕词坛一老兵”。一部稼轩词集之所以为当时和后世特加看重，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是辛弃疾这位老兵——一位为祖国、为民族奋斗了一生的老将军、老战士的心灵史的真实而生动的记录。而这部心灵史的主线，就是黄梨庄所谓“一腔忠愤”和“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如此看来，稼轩词不同于宋代大多数文人词，而确实是一个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优秀政治家（尽管是未曾成功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的词，是一位忠勇爱国的热血男儿的可贵思想与独特性格的艺术结晶。他的一首首倾诉英雄情怀和志士心音的长短句歌词，之所以能扣动历朝历代千千万万接受者的心弦，主要原因在于辛弃疾在这些优秀作品中充分地表达了其不同于宋代其他爱国者的独特的主体意识。

我这里所谓辛弃疾的主体意识，主要指他的关于政治社会及人生理想方面的思想意识。它包括五个主要的方面：一、深沉浩茫的民族忧患意识；二、“舍我其谁”的政治家使命意识；三、尚武任侠的军人意识；四、嫉恶如仇的社会批判意识；五、大胆敏锐的反传统意识。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五个方面的意识产生的缘由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苦难深重的时代环境、思宋反金的家庭教育、英雄失意的生活经历和沉挚多思的个人品性，使他产生了远比当时一般南方士大夫深广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种系念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时时提醒这位大德大才者永远保持着肩荷救国救民重任的使命意识。他生性尚武善斗，体魄健如青兕，少年从戎抗金，归宋后，为了实现统一祖国的使命，一再呼吁整军习武，北伐中原，当他壮志难酬时，少年鞍马弓刀生涯长期保留在记忆中，以军事手段实现中兴大业的想法也会念念不忘，以故他的词中渗透了军人意识。在黑暗、病态的南宋社会中，他忧国忧民有罪，任何时候只要他为实现使命而努力奋斗，就立即遭到腐朽顽固势力和投降派的抵制、破坏和迫害，于是他愤而使用词章批判投降派和黑暗社会，他的那些愤世之作，不是一般发牢骚，而是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对现存秩序的强烈不满，促使他追根溯源，用怀疑的目光去审度古今，从而滋生了一定的反传统意识。

辛弃疾之所以能成为南宋最优秀的词人和众望所归的词坛领袖，除了上述主体意识的巨大思想感召力、吸引力之外，还因为他对词的艺术世界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大胆的开拓创新。像在战场上叱喝“万夫”纵横驰骋一样，他在作词时，以绝大的艺术魄力，操纵自如地使用词的各种形式。他驾驭词调时，大小长短，无施不可；腾挪变化，得心应手。尤其是在难度较大的长调慢词的运用上，他更是穷极变化，炉火纯青。在最工长调的宋词四大家周、柳、苏、辛中，他的长调词数量最多，质量也多属上乘，他的那些被誉为“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的代表作，就有一半以上是长调。这便印证了他的门人范开“器大者声必闳”及“如春云拂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稼轩词序》）的赞誉。辛弃疾是南宋最有创造精神的词人，他不但很好地继承了自苏轼以来“言志”一派的清雄高朗的词风，而且自己创立了刚柔交融和摧刚为柔两种新词风。刚柔交融的可以《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作为代表，摧刚为柔的则可以《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篇为典范。这两种词风绝不属于传统的“豪放”、“婉约”两大风格类型中的任一种，它们的艺术感染力更非那些柔而无骨的纤美之作和刚而乏韵的粗豪之篇所能相比。辛弃疾在词风上的这种革新和创造，为词的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品类。

此外，辛弃疾还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进行词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南宋以前，苏轼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表现功能；柳永、周邦彦等人汲取六朝小赋的章法句法，以适应长调慢词写景述事时铺陈排比之需。靖康之难后，时势巨变引起词风巨变，词由“缘情而绮靡”演变到较多地用来述怀言志，这就需要向散文艺术借鉴汲取新东西。于是辛弃疾把“对外引进”的目光扩展到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使散文艺术与长短句歌词之间打通了道路。他的这种大量引进辞赋古文手段的做法，词史上称之为“以文为词”，其具体内容有三：一是以辞赋古文的议论及对话手法入词；二是以辞赋古文的章法来组织词篇；三是化辞赋古文的语言为词的语言。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不但形成了辛词汪洋恣肆、波诡云谲的大格局大气派，而且作为一种成功的示范，为南宋词解决了创作中的旧形式与新内容不相适应的尖锐矛盾。“以文为词”被作为词的语言艺术的第三次革新（前两次是以诗为词和以赋为词）而书写在词史上。就这样，辛弃疾以其辉煌的创作成就在宋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峰，并以他为主帅建立起南宋词史上声势最浩大、流风最久远的一个词派——稼轩派。近人郑骞《读词绝句》兼论辛弃疾的政治道路与文学建树道：

壮岁雄心思复赵，暮年遗恨失吞胡。

若将词笔论青兕，端合旌旗拥万夫。

辛弃疾不论作为政治精英还是词坛领袖，在宋代历史上都是第一流的！

三

辛弃疾的词现存六百二十多首，可以肯定都是归宋之后所作。按照作者的生活经历和词风演变的情况，稼轩词的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江淮、两湖时期（1163—1181）；二、带湖时期（1182—1192）；三、闽中时期（1192—1194）；四、瓢泉时期（1194—1202）；五、两浙、京口、铅山时期（1203—1207）。本书选录稼轩词九十六首，包括了这五个阶段的优秀之作，作品的系年和排列顺序悉按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不再一一说明。作品的注释和解读以编撰者自己多年研究所得为主，同时也参考和汲取了前人与时贤的一些研究成果，限于普及读本的体例，未能一一注明，特此说明。书中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刘扬忠

2003年9月1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