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高山，知音有缘。我与董晔博士的初次见面，是在2008年暑期济南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时只知他是山东大学陈炎教授的高足，主要研治文艺理论和古典美学。2009年底，他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并选我做他的合作导师。此后，我们便熟识起来。董晔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理论功底扎实，学术视野广阔，我从心底里喜欢他、赏识他。在站期间，他曾以“魏晋人物品藻的诗学解释学研究”为题，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出站报告做的是“汉魏晋南北朝风尚史关键词研究”。而那三年时间里，我们讨论最多的却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美学研究”的修改。董晔出站后仍经常跟我联系，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来信让我写一篇序。我不是魏晋文学领域的专家，好在对他这部书稿比较熟悉，可以谈出一些阅读后的感受，于是欣然命笔。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先贤时彦对这部名著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诚如董晔所言，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世说新语》除了做校、注、选、译之外，主要是在文学文献、历史文化和语言修辞这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却忽视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做集中、深入的发掘。《世说新语》是历史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其风流雅趣，使读者赏心悦目，获得畅神怡情的审美感受。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听过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中国古典美学课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宗先生就撰写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成为从美学的角度解读与研究《世说新语》的拓荒者。宗先生筚路蓝缕，开辟了一条研究《世说新语》的新路径，也留下了不少言而未尽的话题。董晔的《〈世说新语〉美学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接着说”，这个“接着说”能否说好，取决于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创新程度。

今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弄清《世说新语》的文本性质，既是《世说新语》研究的起点，也是它的难题。《世说新语》固然是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它却既不是传统意义的历史著述，也不是一般所谓的“小说”。董晔选择从《世说新语》的文本意图入手，通过考察作者的编撰动机、作品的主旨倾向和读者的阅读接受三个层面，明确指出它是一部审美之作，这就为全书的论述定下了一个新基调和一条新路径。在我看来，所谓“审美之作”，应是作者较多地为陶冶性灵而创作，作品较少地表达实用功利目的，读者自由地徜徉在诗意的世界。而这三点，正是《世说新语》的鲜明特征。董晔还有力地论证《世说新语》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那时的小说家既在创作的内涵上与史家的实录精神相通，又努力表现出较为独立、自由的诗性或文学性。他进而提出关于“审美”的定义，即“有关意义的自由、创造性建构”。我觉得，这一理论概括颇为新鲜、简要，体现了他的覃思卓识。

《〈世说新语〉美学研究》立足于文本细读。作者在学习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世说新语》还原到其所处的文化情境中条分缕析，再将其置于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史流变的大背景下，重点阐述《世说新语》与人格审美、自然审美、文艺审美的关系，论著贯穿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全面地展示了《世说新语》的美学特征与成就，可谓完整系统，又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例如，在探讨《世说新语》与人格审美关系时，涉及如何认识魏晋士人的个性问题，这是“魏晋风度”的重要方面。此前，它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学者视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董晔在细致地分析了大量文本资料后指出，魏晋士人确已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与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体化”的存在真相。也就是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往往仅具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觉醒”也是有限度的，不宜夸大，其主要意义是体现在推动审美文化实践方面。董晔敢于提出与权威不同的观点，显示出年轻学人创新的锐气与朝气。他还从现代前卫的先锋的艺术中汲取灵感，将《世说新语》中所描述的诗人放达任诞行为看作一种行为艺术，其“醉”与“裸”都是自由的生命活动，很多行为皆无目的性。作为审美对象，往往也就表现为“艺术性”。的确，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不乏诗意、追求适意、难免恣意，在总体上都是自由审美的，充满了艺术气息。这些观点立足于事实，又有大胆的想象，渗透着辩证思想方法，是颇能令人信服的创新之见。在探讨《世说新语》的人物美学时，作者对当时流行的“清”、“神”、“简”、“远”、“朗”等审美范畴做了缜密深入的研究，一一阐释它们的本义、引申义、用法，尽量还原它们所由生成的文化语境，着重探寻它们如何建构了那个时代有关艺术、审美的各种意识和关系。鉴于这些审美范畴对后代的文艺批评有恒久深远的影响，对它们做探本溯源的论析就很有学术价值，从中也可见出论者严谨、踏实的好学风。

这部新著对《世说新语》与自然审美关系的探讨更是精彩纷呈。作者详细论述了魏晋士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及其山水艺术成就，指出他们对自然山水美的认识和观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而其所开创的自然、人物和艺术品评的三位一体，则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思维方式。作者还从当代生态学的角度，阐发魏晋文士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在他看来，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士人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便外在地建立与花鸟草木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这一切都是有逻辑可循的。我想，所谓“山水有清音”，处在“仕”、“隐”之间的魏晋士人，既把“山水”当成他们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将“山水”视为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具重要的借鉴意义。

比较研究方法灵活多样的运用，是这部论著的一大特色。无论是比较《世说新语》与不同时代的相关著作，还是比较它与本民族的其他艺术形式或其他民族的同类题材，作者都能驾轻就熟，从而使论著在结构和结论上具备必须的历史感与学理性。具体来说，通过比较《世说新语》与《诗品》的相似、与《文心雕龙》的相异，阐发了《世说新语》的“诗性”文本特点和《文心雕龙》的“思性”文本特点，揭示了二者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呼应与互补性关系；通过比较《世说新语》和刘邵《人物志》，总结了它们对后世艺术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影响。有时，作者忽发妙想，信笔比较。他评析谢万赞美曲阿湖的“渊注渟著，纳而不流”说：“谢万即景抒怀，以曲阿湖为例，认为人应该汇聚积蓄，纳而不流，才能成其博大深厚。这种感慨不但意蕴深邃，而且让我们想起印度诗人泰戈尔‘死之流泉，使生的止水跳跃’的美妙诗句。”可见，有比较才有鉴别，善比较就能出真知灼见。

作者十分欣赏《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在这本论著中评赞了《世说新语》语言简约玄澹、机智幽默、传神有味、声情并茂之美。又专设一节，阐述《世说新语》对当时和后世的音乐、绘画、书法以及文艺批评方法的深远影响。他津津乐道源于《世说新语》人物品鉴的“象喻批评法”。在这本专著中，他也努力运用理性与诗性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使文章逻辑清晰，生动流畅，情趣盎然，饶有文学性和可读性。《世说新语》有两则记述魏晋士人自然审美的文字，历来脍炙人口：“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作者评赞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里的‘竞’和‘争’，本来都是人的动作，而顾恺之用它们来描摹山水，便给自然注入了人的精神。黑格尔认为：‘……自然美还由于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种特性。例如寂静的月夜，平静的山谷，其中有小溪蜿蜒地流着，一望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的雄伟气象，以及星空的肃穆而庄严的气象就属于这一类。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的确，当顾恺之面对会稽的秀丽景色，他的心情也被‘唤醒’，于是‘内外相感’，遂讲出这段传诵千古的妙语。王献之所谓‘尤难为怀’，也是一种感情的流注和交通。这种不可已已的审美感受之所以在秋冬之际愈加强烈，大概由于那时的山川景色更易使人想起时光流逝和人生短促，所以物之变迁与生之匆匆就在这自然审美的过程中完全融为一体了。由此我们看到，在魏晋时代，士人们怀着按捺不住的欣喜，描绘大自然的生机勃勃，风景如画。”我一向主张文学和美学研究论文本身应当有文学性，读到董晔的这段美文，顿觉神清气爽，情趣盎然，不由得击节赞赏。

十年心血，收获硕果。我由衷庆贺《〈世说新语〉美学研究》出版，期望董晔继续潜心治学，写出更多兼具哲思与诗意的美学论著，迈向更高的学术境界。

拉杂写来，是为序。

陶文鹏

2016年10月28日

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1.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