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美学研究 - 第三节　《世说新语》的文本意图

第三节　《世说新语》的文本意图

如前所述，由于古今中外在“小说”、“历史”等概念上存有不同理解，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在《世说新语》的文本性质和思想倾向等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暂且抛开此书的文体问题不谈，而去直探它的文本意图，即先不论其究竟属于“小说”、“史传”或是其它，而是考辨它的文本诸要素间所透露的中心意图、探究它在总体上所呈现的意义和倾向，可能更有助于理解与阐释这一文本。进而言之，我们一般将刘义庆之文与刘孝标之注视作《世说新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其中“刘注”的重点在于考证史实和明辨是非，它内容广博、注法谨严，不仅为解读“刘文”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但问题在于，刘义庆等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是否存人存史？此书所载之人、事本身的真实性是否极为重要？换句话说，会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刘孝标越是严格地遵照史传标准进行注释，就越远地偏离了《世说新语》作者的原初意图？

我们知道，在文学活动中，意图总是处于文本意义创造的核心位置上，它在很多时候比文体等问题更为基础，正如巴赫金所言：“决定文本即表述的两个因素：它的主旨(‘意图’)及这一主旨的实现。这两个因素间动态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决定着文本的性质。”而意图作为文学研究的主题之一，通常涉及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存在于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性范畴。在作者方面，它是影响作品主旨的动机或意向；在本文中，它是一系列带有作者个性色彩的‘本文特点’；在读者那里则是作者留存的、有待读者作出探究的意义踪迹”，下面我们就从这三要素的角度分别探讨《世说新语》的文本意图。

一、赏心娱乐：作者的编撰动机

一般来说，作者的创作动机是文本意图的基本存在方式。对于有些作者而言，他们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如白居易讲他诗歌创作旨在“补察时政”，其文章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等。而有些作者则选择更为隐蔽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如我国古代很多咏史、讽喻诗人为了远离政治祸害，故意地掩饰其创作动机，他们或言此意彼，或意在言外，导致作品具有多种意义阐释的可能性。当然，有时作者对自己创作意图的遮掩亦非有意。具体到本文而言，问题则较为复杂。首先，虽然历代著录均题刘义庆为《世说新语》的唯一作者或撰者，但也有少数古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当代学者更是做了大量考证，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比较中肯的见解来自鲁迅，他认为《世说新语》“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在它之前，已有裴启《语林》和郭澄子《郭子》等，“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并且这个编撰工作可能是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共同完成的，所谓“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其次，不仅《世说新语》的任何可能作者都未明言其创作动机，而且作品本身也主要是由辑录旧文编撰而成，所以整个文本无论在作家个性还是作品原创方面均不突出。

因此，我们只能依据现存史料尽可能合理地揣摩作者的意图。好在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世说新语》的编撰是一人之功还是成于众手，对于这一文本而言，“刘义庆”都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从他的身份地位、生存环境和气质修养等方面入手，搜集与此书相关的重要信息。据史书记载，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裕幼弟临川王刘道规的养子，他在元嘉年间历任尚书仆射、荆州刺史和江州刺史等，《宋书·刘义庆传》称其：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

这段文字对于解读《世说新语》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动机十分重要。刘义庆既出身皇族，遂进退出处皆不由己。周一良先生指出，“世路艰难”实是修史人的“隐晦之词”，而“不复跨马”则表示没有政治野心。的确，面对刘裕死后宋宗室内部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面对猜忌藩王、滥杀朝臣的宋文帝刘义隆，“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的临川王自然而然地产生逃离政治漩涡的出世念头，于是他“受任历藩”、请求外镇以远祸全身。既然选择了远祸全身，所以他“招聚文学之士”、编撰《世说新语》的动机便绝非“补史”而是寄情文史。因为补填史阙即不免褒贬善恶，很容易触及最高统治者的敏感神经和现实的政治利害，比之单纯言不及义的寄情文史要危险得多。再者，置身显贵、领袖群英的刘义庆完全有资格有能力直接组织编修史书，应无必要通过费时耗力地编撰《世说新语》来实现“补史”目的。而且，他既已选择远祸全身，便自会尽量脱离政治实用，所以他编撰此书的动机亦不是提供什么“名士底教科书”或“谈助”。有学者认为：“刘义庆等人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是为想入宦途的人提供敲门砖。”而此书确也记述了一些类似情形，如《文学》第18则记：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 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但是细想不难发现，《世说新语》成书的南朝宋代与此书主要反映的魏晋时代相比，在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已经发生很大改变，特别是在刘宋时期玄风渐歇、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此书作者若“是为想入宦途的人提供敲门砖”，怎会不识时务地仍然标榜模棱两可、飘渺恍惚的“将无同”！所以，刘义庆等人的创作意图并不是为了给那些想要做官的人提供借鉴或教训，同样道理，他们也不是为了给那些想要成为“名士”或准备参加清谈聚会的人提供参照或手册。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刘义庆等编撰《世说新语》的动机是通过记述清谈盛景以助谈，毋宁说他们的创作目的就是记言或立言本身。因为在此书所记述的魏晋时代，儒学衰微、玄风大畅，士人在应对辞令方面努力追求简约机巧而意味深长，所以言语成为评判才华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自然出现“三语掾”的美谈；而在此书所诞生的刘宋时代，虽然清谈鼎盛业已消退，但是玄学却渐受官方认可(《宋书·何尚之传》)，讲述、记录、整理前代清谈及人物故事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如王淮之“曾祖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等。关于这点，我们从后人的评论中也能看出，如明人王世懋在《世说新语序》中认为：“晋人雅尚清谈，风流映于后世，而临川王生长晋末，沐浴浸溉，述为此书。至今讽习之者，犹能令人舞蹈。若亲睹其献酬。倘在当时，聆乐、卫之韶音，承殷、刘之润响，引宫刻羽，贯心入脾，尚书以之含笑，平子由斯绝倒，不亦宜乎！”而民国易宗夔在《新世说自序》中亦指出：“二刘去晋未远，竹林余韵，王、谢遗风，不啻身临酬酢，掇其语言，而挹其丰采也。”可以想见，生活于晋末的刘义庆必定十分熟悉竹林余韵、王谢遗风，而且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很容易把魏晋名士引为同道，并怀着叹赏的心情如实地记录他们的遗闻轶事。而《世说新语》的编撰正是元嘉前后社会风气的产物。此外，据有学者考证，“刘义庆主编《世说新语》，不仅出于个人的兴趣，也与其家学传统有一定关系。彭城刘氏虽发迹行伍，但素来推重文章学术”，这似更能说明刘义庆内心不无文致休明、美掩群彦的立言意图。

此外，关于刘义庆等编撰《世说新语》的真正用意，尚有奖善惩恶、教化人心的说法，如饶宗颐、杨勇等均持此见，那么此书是否如其所言乃是按照儒家传统出发的著作呢？据前分析我们知道，不管刘义庆的内心对宋文帝复兴儒学有何意见，都只能在表面上做出拥护的态度以免招致灾祸。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作家的创作动机属于潜意识的深层领域，通过白日梦的幻想形式，作家把自己被压抑的潜意识(主要是性本能)释放出来。而且“……白日梦者因为觉得他有理由为他的幻想感到害羞，便小心翼翼地在别人面前掩藏自己的幻想”。但是读者因为具有同样被压抑的潜意识存在，所以能在欣赏中窥见作家的意图并感到快乐。这是因为“其一，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他的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它们的性质；其二，在他表达他的幻想时，他向我们提供纯形式的——亦即美学的——快乐，以取悦于人”。

因此，虽然刘义庆将“孔门四科”编在了《世说新语》的首要位置，但却并不足以说明其怀有道德教化的创作动机。实际上，儒学思想从汉代的鼎盛，到魏晋的衰落，再到刘宋的复兴，它在这数百年间并非始终占据主导，而是与道、佛思想此消彼长。对此，刘义庆及其幕中文人既不可能完全照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而且，即便刘义庆等编撰此书时大致采用了儒家的价值标准，但在“孔门四科”中却仍然出现了许多与儒家观念并不相符的人物故事，尤其在《德行》一门中，既有孔、孟所推崇的孝悌节义，也有老、庄所赞美的简易真率。在笔者看来，刘义庆既同属世家大族，又同样面临激烈政争，便自然与魏晋名士心有灵犀。所以，他一方面不得不在表面上迎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却在内心深处极为赞赏手执麈尾、口吐玄言的名士风流，这既表现出古代文人对风神潇洒、思想自由的一贯向往，也反映了贵族阶层对往昔逝水年华的某种迷恋或追忆。

美国汉学家马瑞志指出，对于《世说新语》的作者来说，“无论是谁，他都是自然的支持者和尊奉的反对者”。这里的“自然”，既指“名教”的对立面，亦指刘义庆等所倾心向往的“自由”。就一般的审美规律而言，既是自由的，便不是功利的；距实用愈来愈远，便离娱乐越来越近。马瑞志认为：“描述历史似乎还不是《世说新语》作者意图之所在”，“其中的娱乐因素，无论是优美的故事传闻，还是特殊的妙言俊语，或者对怪癖奇嗜的记录，在《世说新语》作者的意图中，绝非是次要的”。由于刘义庆等已与魏晋风流拉开一定距离，所以极有可能以自由的、超越的、非功利的娱乐心态进行观照。因此我们也就理解，为何这部书中的许多门类及条目并不典型地反映道家精神，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儒家风范，或者根本就不能用哪一家的思想学说来做概括，因为它们往往只记述了一些平淡的世俗琐事。总之，南朝宋代文学的独立、玄学的被认可以及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化风气，都极大地影响了刘义庆等人，并极有可能促使他们为了“远实用而近娱乐”的赏心目的去采掇旧文、剪裁熔铸，最终编成《世说新语》这部大书。

二、风流雅趣：作品的主旨倾向

如果说创作动机、目的存在于作者主观层面，那么文本主旨、倾向则存在于作品客观层面。作者的意图不但决定着创作过程中材料的选择、剪裁和组织，使文本的诸因素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而且还能引导作品在描述中得出较为清晰的结论，人们通常可从作品的主旨倾向中窥见作者的意图。所以在意大利学者艾柯看来，“确认‘作者意图’实际上就是确认一种语义策略”，他把“本文的连贯性整体”称之为“作品意图”。当然，“作者意图”与“作品意图”的关系既十分密切，又不完全统一，因为前者经常面临“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锺嵘《诗品序》)的难题，而后者则主要由其内容本身所决定。

就《世说新语》而言，虽然它所记内容大多是公元2—4世纪的真人真事，但却与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无关，而是更多地指向汉末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和遗闻轶事，所以作品的主旨并非史家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进而言之，如果说历史著述的目的无外乎“使乱臣贼子惧”，通过揭示重大事变的因果联系为后世提供殷鉴作用，那么《世说新语》则把关注焦点投向了富于玄学意味的名士生活天地，正如钱穆所说：“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为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所以，虽然这部书中不乏帝王将相、公卿达官，但也有不少人物如《言语》中为父乞药的“中朝小儿”、《贤媛》中的王公渊新妇诸葛氏、《术解》中善品酒的桓温主簿、《排调》中的王浑妇锺氏等，都是绝不可能入史立传的。并且，像王导、谢安、桓温等那样的大人物，《世说新语》主要记述的也不是他们在军政方面的事功，而是其待人接物的表现，有的纯属日常琐事甚至闺房戏语。总的来说，作品以“人性”作为描写对象，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文化包容空间：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 (《贤媛》第23则)

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著高屐，仪容轻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简傲》第15则)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啬》第4则)

这里，谢安夫人的行为不过是古代大族妇女防范丈夫的一种惯常做法；王献之兄弟前后对待郗愔时的势利小人心态可谓历代皆有；而王戎的贪鄙行为更是暴露了古往今来经营者唯利是图的本性。《世说新语》既不著史立传，遂不追求故事的完整和褒贬的鲜明，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只言片语或某些细枝末节，因此书中内容多是具体、生动的感性材料，富有生活的真实性和鲜活性。而且，作品篇目的选择及安排亦非随意，它们有的只是表述一般的社会现象，如《规箴》、《豪爽》、《伤逝》、《仇隙》等，但更多的则是依据人物性行而分类，涉及到“人”的方方面面，既有政治、社交、家庭，也有品行、容止、气度，甚至还囊括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如《假谲》、《俭啬》、《谗险》、《惑溺》等，目的都是为了凸显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而揭示人性的不同侧面。所以在《世说新语》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既有普通的人之常情，也有畸形的行为怪癖，完全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文学是人学”。

从局部上说，《世说新语》的36个门类均相对独立，其1130则条目亦无必然关联；但整合起来，它们却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的世风士貌。在此书所记的650多个具体人物中，并没有一个或几个主角，而是每个门类甚至每则条目都记述了不同的人性侧面或生活片段。作品正是通过综合这些侧面和片段，从整体上呈现出文本的主旨，正如有学者所言，《世说新语》描写的“每一顷刻揭示出一个灵魂，众多的这样的顷刻便勾勒出魏晋一代名士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的中心就是所谓“风流”，即人物外在容貌、举止、言谈、风姿与内在精神、气质、个性、才华的有机统一。因为在《世说新语》的36个门类中，容量最大的《言语》、《文学》、《赏誉》、《品藻》等均以人物鉴赏和玄学清谈为主题，而其他各门各条也无不围绕着魏晋名士的言行及其形神之美来做文章，以下两例极为典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47则)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雅量》第28则)

这里既没有交代王、谢家族的显赫背景，也没有记述他们在军政方面的事功，有的只是对人物风韵情致的描绘与欣赏。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反映了魏晋名士的通脱天真和率性而为，以及审美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之所致的规律；而谢安在风急浪猛、众人骚动之时的从容镇定，则体现了魏晋名士虚怀若谷、超凡脱俗的潇洒风神。实际上，整部作品无论纂辑旧文还是记叙近事，均以“风流”为中心、采撷最具赏心娱乐价值的嘉言善语和遗闻轶事，它也正是通过记述魏晋士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世界，从而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加拿大学者弗莱指出：“意图这个词可以这样解释：它暗示两个东西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一个概念和一个行动。……一个诗人所主要考虑的是创造一件艺术品，因而他的意向只能用某种同义反复(tautology)一样的东西来表现。”在《世说新语》中，这种“同义反复一样的东西”正是名士的风流及趣味。刘义庆等既以赏心娱乐为创作动机，便自然将之贯彻到材料的选择和框架的编排等创作过程中，所以造就了这一文本整体上较为一致的文化品格，即虽未完全摆脱“史”之“征实”特点，却已充分显出“诗”之“征趣”倾向。而且，由于趣味的浓厚与多样，崇实的特点丝毫没有损害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内涵：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言语》第43则)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第61则)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第46则)

在这三则故事中，作者并未展开一般的道德说教或政治褒贬，而是完全以趣味的眼光看待人物的言行：杨氏子的机辩应对，凸显智趣；简文帝的会心林水，极富理趣；王徽之的爱竹成癖，饱含情趣。类似的例子在《世说新语》中俯拾即是，“征趣”的倾向使得作品呈现出艺术的韵味，而无论趣味还是韵味，都离不开一个“玄”字，因为从根本上说，此书是魏晋玄风影响下的产物，玄趣、玄韵都是高雅文化的象征。以玄学为基石的人伦识鉴，造就了作品简约玄澹的风格，从它简短精粹的篇章中，不难看出作者“勾玄提要的匠心来，他或假之以意象，或缀之以骨脉，或但让人物自己说话与行动，而人物的神明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世说新语》主旨倾向的审美化、意绪化，使得经验世界的人为完整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活跃的“玄韵”即玄学的生活情调，它的核心是“情”或“性灵”，其对人物家世、生平及各种时空背景的淡化或虚化，都为实现“传神”这一重要的艺术目标。作品既以表现高雅趣味为中心，便超越了实用目的而旨在陶情。

现代叙事理论通常把渗透着作者强烈思想感情的叙述称作“讲述”，它的主观性尤其是价值判断特点十分突出，这在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用就在于引导读者轻松领略作者的意图。“这种讲述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小说的价值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才使小说具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愿意接受这个价值系统，即使是暂时地接受”。但《世说新语》的作者出于赏心娱乐的创作动机，并未直接“讲述”作品内容，而是“力图将自我主观的陈述自作品中抽离，转而化为剧场，让当事者自行‘演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角色”。进而言之，作品内容的绝大部分都只描述某个场面，往往没有任何时间的标识，仅以人的年岁、官职或事件等进行暗示。我们从汉末魏晋南北朝的其它文学作品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对于生命短促的焦虑与忧伤，虽然《世说新语》不是历史，但它的描写对象也并非纯粹的向壁虚构，其在时间的处理上远没有志怪小说那样自由和洒脱，而是采取一种间接标明或者完全“遗忘”的方式，对时间进行了模糊处理。这样的安排“反映了中华民族一种特定的文化审美心理，即对时间进行模糊处理淡化时代背景，时代的动荡和悲惨与叙事者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产生了美”。所以，作品在记述上对时间的处理，与其说是要标明某个具体的物理时刻，毋宁说是为了标识某个实际的历史事件，当然更重要的是表达清楚这一事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言行举止所体现出的文化、美学信息。这种记述手法将历史时间附着在具体的人物言行上，与现代小说颇为相似。美国作家福克纳曾说：“我抛开(故事)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度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我觉得这就证明了我的理论，即时间乃是一种流动的状态，除在个人身上有短暂的体现外，再无其它形式的存在。”如此，《世说新语》便通过对人物的内在品性、风神的瞬间展示及众多的片段性言行进行凸现，形成一个异代同时、异域同地的独立自足的诗性时空系统。

美国学者却尔指出：“本文中反复出现的某种比喻，关键时刻发生的某种事件等等，是一部作品表达和不表达什么的直接证据。”他把文本中存在的这些内部证据称作“本文特点”，即作者意图和作品意义的共同证据。对于《世说新语》而言，它的“本文特点”就是风流雅趣。刘义庆等既无心著史，遂《世说新语》并未采用史传的写作模式，而是将风流雅趣划归不同的门类，再以大致的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如此便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汉末魏晋时代文化、风尚的“万花筒”，其中的门类条目就是万花筒中的彩色玻璃渣，读者可以随便旋转、穿插组合，以获得各种五彩缤纷的图案。

三、陶冶性情：读者的阅读接受

以作品为中介，读者与作者展开复杂的心灵对话。作品在读者那里的阅读接受，既可能大致符合作者的创作动机，也可能较远偏离作品的主旨倾向。具体到本文而言，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历代读者皆喜读《世说新语》，如詹世显《南北朝新语又序》云：“即今无论操觚者升堂，握麈者入室，其自方外士以逮闺阁之流，稍知书者，无不知有《世说新语》。”易宗夔《新世说自序》亦云：“淹雅硕彦，裙屐少年，皆喜读而乐道之。”由于《世说新语》记述的大都是真人真事，而且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被采入《晋书》，所以后世的学问家多从史学角度对之进行勘察和批评。虽然此书是研究魏晋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但历代史家亦对其内容真实性不乏非议，如刘知幾指出：“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史通》卷十七《杂说中》)

不过从根本上说，《世说新语》是远“史”而近“文”的，它有无虚构或用何种笔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对风流雅趣的描绘，并且收到了娱目怡心的效果。所以，学问家的正反两面批评均未太过影响此作的广泛流播。事实上，正是《世说新语》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在质素与审美功能而非其具有的史料或认识价值，成就了此书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试举一例：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任诞》第3则)

此则故事文笔非常简练，虽然只描写了一个酗酒场面，却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后令人不禁莞然。而《世说新语》全书的风格亦是如此，它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更为突出，其“言简味永，栩栩如生，得到的印象，比之读一部史书，更加集中，更加深刻”。《世说新语》在“掇拾旧闻，记述近事”时，对素材中残存的乡里姓字等具有史传痕迹的人物背景介绍，通常采取约化甚至省略的原则，显示出作者远离史传甚至历史真实的创作动机。这样的处理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效果，即让那些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给人们一种类似虚拟的印象，充满着众多的“未定点”和意义空白，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加以填补和具体化。美国作家福勒就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你不必‘填满’整个银幕，小说家的欢悦就在于可以在每一页每一行中留下空白。”正是这些“空白”，使《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充满着艺术张力，不断引发人们的联想。当然，读者的实际接受效果与它的文本意图之间经常发生背离。

就本文而言，《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名士之风流雅趣和审美观念对后世影响甚巨，它一方面深得古今众多文人学士所爱赏，另一方面却也遭到历代道德名教之士的贬斥。如颜之推指出：“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阮嗣宗沉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颜氏家训·勉学》)而顾炎武引用“四明薛冈”之言认为：“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曾国藩亦告诫儿子纪泽：“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渊明之襟韵潇洒则可，法嵇、阮之放荡名教则不可耳。”等等。那么，这些着眼于敦俗教化的道德批评是否恰当呢？试看下例：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锺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排调》第2则)

在本则故事中，司马昭、陈骞、陈泰与锺会互以父名相嘲戏，凸显的是人物的言语应对和机辩智趣，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沉重话题，但清人方苞对此评论说：“‘望卿遥遥不至’，故犯人讳，恶劣极矣，反以为机警。五胡之祸，岂无自哉？”认为司马昭故意犯锺会父讳的行为极其恶劣，并将后来的五胡乱华之祸也归咎于此，这就不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实际上，大多数读者对待《世说新语》中的这类故事都是一笑而过，并不像方苞之流那般痛心疾首、过分计较，因为“盛行于魏晋的嘲谑调笑，是智力和语言的游戏，诙谐幽默，表现出思想解放之后士风之通达，意趣之活泼”，而读者的阅读接受自然着重于人物言语的隽秀和对答的巧妙，或妙语连珠，或兴味盎然，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与欣赏魏晋一代的人物才情。

总的来说，从学问、道德、政治等角度解读《世说新语》均属见仁见智，亦均是囿于文以致用的传统视域看待此书，那只说明作品的接受效果，却不代表文本的原初意图。而且，历代读者那里的各种批评或文化再创造，也通常以陶冶性情的阅读作为基础。换言之，无论后人把《世说新语》视作何种文本进行解读，毋庸置疑的是，多数读者首先并且主要接受的是此作中让他们产生兴趣的、具备娱乐价值的东西，它给予人们更多的是艺术感悟和精神愉悦。

《世说新语》以记言为主，以述事为辅，是典型的语言艺术，读者的阅读接受自然围绕着它的语言而展开。宋人刘应登称其“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概举如卫虎渡江，安石教儿，机锋似沉，滑稽又冷，类入人梦思，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这既道出《世说新语》的语言给人的总体感觉，也点明了其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明人胡应麟亦赞叹：“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九流绪论下》)文本语言风格的简约玄澹和所记人物之面目气韵的恍惚生动，使得《世说新语》的文本意图更多地倾向于玩赏。前文提到的鲁迅所谓“远实用而近娱乐”，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对于《世说新语》而言，这个过程既指在文体或文本性质上逐渐脱离史传而趋向小说，又指其在作品功能或价值上逐渐脱离实用而趋向娱乐。事实上，不管多么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都只会距离人类的发展前景越来越远，唯有那些闪烁着诗性与智慧光芒的语言创造，才能真正打破时空的限制，随时陶冶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如《雅量》第29则记：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此则故事的情节场面不可谓不紧张，但读者更加关注的是谢安与王坦之的不同表现。作者通过形象化的对比手法，只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人物的气度风神，而以“于此始判优劣”作结，则把褒贬的权力完全交由读者。马克思认为，艺术的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而且“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世说新语》既如此巧妙地流露其倾向性，那么多数读者自然也会按照它的引导，通过欣赏形象性的生活画面探究文学乃至生命的意义。清人王晫《今世说序》云：“独《世说新语》一书，……垂千百年，学士大夫家，无不玩而习之者，……至于今读其书，味其片语，犹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亲其际，与为酬酢。假得王、谢、桓、刘，群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旷，抑何如耶？”读其书、味其语，令人穆然深思、心旷神怡，正是对《世说新语》接受效果的绝佳概括。由于此书极能陶冶性情，遂后世文人竞相模仿，历代续仿此书的著述不绝如缕。

综上所述，作者以赏心娱乐为创作动机，是自由的；作品以风流雅趣为主旨倾向，是富于创造性的；读者以陶冶性情为基础，建构着人生的各种意义。概而论之，《世说新语》的文本意图中心指向审美，即有关意义的自由、创造性建构。

古代文人也有把《世说新语》列入史学传记类的，如清代孙星衍撰的《孙氏祠堂书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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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人叶德辉的《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统计，刘孝标注所引书目共有400余种，现已大多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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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人陆师道的序何良俊《何氏语林》与清人毛际可的序王晫《今世说》中均疑《世说新语》非刘义庆一人独造，当代学者王能宪认定此书是刘义庆一人所撰，范子烨则论证了“成于众手说”，而萧虹既承认刘义庆为《世说新语》的主编，亦不抹杀袁淑、何长瑜对此书的贡献等。笔者对此无新见，只照方便行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外一种：《汉文学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6页。
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前文提到，古代有些史家如刘知幾等本就认为小说“能与正史参行”；近人周一良、刘军等则把《世说新语》视作史料集；而美国学者浦安迪也指出“古人是倾向于把文言小说视为‘史余’”(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鲁迅最早指出《世说新语》所记“足资谈助者”，并称此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史略》(外一种：《汉文学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9页)；杨勇则明确将《世说新语》称作“谈助之书”(《世说新语校笺·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美国汉学家马瑞志也认为《世说新语》“于言谈应对可助一臂之力”(Mather， Richard B.，Introduction，in liu I-Ch’ing，Shih-shuo Hsin-yü：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trans. R.B.Mather，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6，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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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世说新语校笺·饶序》：“《世说新语》之书，首揭四科，原本儒术。……清浊有礼，良莠昈分，譬诸草木，既区以别。”杨勇《世说新语校笺·自序》：“书以孔门四科居首，而附以《轻诋》、《排调》之篇，奖善退恶，用旨分明。导扬讽喻，主文传谲谏之辞；托意劝惩，南史凛风霜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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