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云直上

一七五九年至一七九三年

一七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约瑟夫·富歇——还远不是什么奥特朗特公爵^[1]呢——出生在港口城市南特。父辈是海员、商人，祖上尽是海员，因此不言而喻，这个长子也该去当航海家。不是去海外经商，便是当个船长。可是这个体弱多病、贫血而又神经质的丑陋孩子，从小便显得对这种无比艰苦，在当时确实是英勇豪迈的行业极不适合。离岸两海里，他已经晕船，跑了一刻钟，或者游戏十多分钟，他已觉得疲倦。做父母的不无忧虑地盘算，这个娇弱的孩子该怎么办。一七七○年的法国，于思想上业已觉醒，并且进取心切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合适的地位呢。法院、行政机关，每个衙门每个地方的肥缺全都留给了贵族。在宫廷里当差得要伯爵的纹章，或者像样的男爵爵位。即使在部队里，出身市民阶级的人，熬白了头发，也不过混上个排长。在这腐朽没落的王国里，第三等级还处处受到排挤。难怪二十五年后，第三等级要用拳头来夺取他们长期以来伸手乞求而遭到拒绝的一切。

剩下的只有教会一途。这个千年帝国，在人情世故上不知比各个王朝高明多少，也比它们聪明、民主、心胸博大。它总是启用一切才俊，即使出身极为卑微，也被吸收进它那无形的帝国。小约瑟夫在奥拉托利会学习时，已经成绩斐然。毕业后，他们自然乐于让他担任数学和物理教师，担任学监和校长。自从耶稣会被逐后，奥拉托利会在法国各地领导天主教会的教育。富歇二十岁时，便在这个修会里任职，虽然职位卑下，难以发迹，可毕竟是所学校。他在这里自我修养，边教边学。

要他发了做神父的愿心^[2]，原本可以爬得更高，当个神父，也许还能当上主教，或者红衣主教。他初涉人世，刚刚起步，本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显现出来。那就是不愿完完全全、无可挽回地把自己和某人或某事拴在一起。这可是约瑟夫·富歇的典型作风。他身穿修士的衣裳，剃着神父的头，和别的神父一样过着僧侣的生活。在奥拉托利会的十年里，富歇从外表到内心和一个神父毫无差别。但是他不受更高的圣礼，也不发任何誓愿。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为自己留着退路，留着顺风而变的可能性。他投靠教会也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完全投靠。以后投靠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或者王国，均是如此：约瑟夫·富歇，对上帝尚且不肯答应终身效忠，更何况对一个普通人了。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足足十年之久，这个脸色苍白、寡言少语、半僧半俗的神父，在寂静的修道院的走廊、食堂里走来走去。他在尼奥尔、索默、旺多姆、巴黎教书，可是并未感到居地变异。因为无论在这个城市或是那个城市，神学院教师的生活总是同样的平静穷酸，朴实无华，总是深居在寂静的院墙之内，永远与世隔绝。二三十个学生，四十来个学生，教他们拉丁文、数学、物理。全是些面色苍白、身穿黑袍的男孩，带他们去望弥撒，在卧室里监督他们睡觉。教的是科学书籍中单调的教材，吃的是蹩脚的伙食，领的是微薄的薪水，穿的是一袭磨旧了的黑袍，过的是修道院里简朴的生活。这平静隐遁的十年，犹如冬眠蛰伏，不像真实生活，超乎时间、空间，一无所成，也无所希求。

其实在修道院教书的十年里，约瑟夫·富歇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他日后做权术家极有好处。主要是学会了善于沉默的技巧，自我隐蔽的本领，精通心理学，擅长洞察人的内心。此人一生即使心情激动，也能控制住脸上的每根神经。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仿佛隐蔽在沉默的墙后，从来看不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他的嗓音低弱，最亲切的或是最可怕的话语，他都同样从容不迫地说出口来。无论是皇帝的宫廷密室，还是喧闹的群众集会，他都同样以轻微无声的脚步走过。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的本领，就是在这十年修道院的生活中学会的。在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讲台之前，因为诵读罗耀拉^[3]的祈祷文，他的意志已得到锻炼；由于讨论有几百年历史的布道艺术，他已练得能言善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列朗、西哀士^[4]和富歇，都出自教会这所学校。还没登上舞台，便已精通人情世故，这恐怕不是巧合。教会古老的共同传统远远超过他们三人的个性，使得他们彼此迥异的性格在关键时刻都带有某种相似的特性。而在富歇身上还有一种钢铁般的、简直是斯巴达式的克己功夫，他从内心反对奢华虚荣，并且善于隐蔽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不，富歇在修道院走廊的阴影里度过的这十年光阴并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一面教书一面学到了无数的东西。

这个极端灵活善变、骚动不安的人，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面，在严格与世隔绝的状况中自我修养，终于发展成为善于洞察人们心理的大师。几年之久，他不得不无声无息地在极其狭窄的僧侣界活动。可是在一七七八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入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托利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去接触当时令人惊异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飞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气球^[5]，以及电气学、医学方面的伟大发明。宗教界人士试图和知识界有所联系。阿拉斯城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交团体提供了这种联系的机会。这个团体名叫“洛撒蒂”，也是一种“施拉拉菲亚”团体^[6]。城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一堂，谈笑风生。会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没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诵一些诗歌，或者发表一些文学讲演。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学院教师约瑟夫·富歇也是备受欢迎的座上客，因为他讲起物理学的新成就来滔滔不绝。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听工程兵团的上尉拉扎尔·卡诺吟诵自己写的讽刺诗，或者谛听脸色苍白、嘴唇极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他当时还很看重他的贵族出身）发表一篇辞藻华丽的即席演说，以颂扬“洛撒蒂”。外省地方还欣赏玄想空谈的十八世纪的最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撰写血淋淋的死刑判决书，而是写作小巧玲珑的诗歌。瑞士医生马拉^[7]还没有写出恶狠狠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写出了一部感伤缠绵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波拿巴中尉还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创作一部模仿维特的中篇小说。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

但真是命运弄人：这个剃了僧侣发式的神学院教师恰巧和那个脸色苍白的、神经质的、野心勃勃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结了深交。他们两人的关系甚至快要变成郎舅关系，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妹妹夏洛特想使这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弃僧还俗。席间都已流传他们订婚之说。这门亲事后来怎么作罢的，始终是个秘密。也许这里头正埋藏着他们两人之间那个可怕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仇恨的根子。他们两个一度友谊甚笃，后来却拼得你死我活。可是当时他们对雅各宾主义和日后的仇恨还一无所知。相反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作为议员被派到凡尔赛去参加三级会议，参与制定法国新宪法时，就是剃了僧侣发式的约瑟夫·富歇借路费给那苍白贫血的律师德·罗伯斯庇尔，还借钱给他制作一套新衣服。富歇总是给别人搭台阶——以后也常常如此——帮助别人青云直上、载入史册，可也恰巧是他在决定性的时刻出卖从前的朋友，把朋友打翻在地，这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南特奥拉托利会

罗耀拉

这次三级会议将动摇法国的一切基石。就在罗伯斯庇尔动身前去参加三级会议之后不久，阿拉斯的奥拉托利会的修士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命。政治一直侵入到斋堂之内。这位聪明的善观风向的约瑟夫·富歇就利用这股风张起他的帆来。在他的建议之下，一个代表团被派到国民议会去表示神父对第三等级的同情。这位一向步步谨慎的人这次可下手得略为早了一些。他的上司罚他到南特的修女学校去教书，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处罚。这个学校就是富歇童年时代学习科学和处世哲学入门课程的场所。

可是现在他已经久经沧桑，阅世很深。现在他已经没有兴趣去教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乘法口诀、几何和物理了。这个善观风向的人感觉到一阵社会风暴已笼罩全国，政治将统治世界，那就投身到政治中去！他一下子脱去了僧服，留起了头发，不给不成熟的孩子们讲课，而是去向南特的能干的市民演讲政治。一个俱乐部应运而生——政治家的前程总是始于这样一个训练口才的试验舞台——不出几个礼拜，富歇便已经是南特市“宪法之友”协会的主席了。他赞扬进步，可是十分谨慎，严格把握分寸，因为老实的商人阶层的政治气压是高低适中。南特人不喜欢激进主义，他们担心自己的贷款有去无回，尤其是一心想要生意兴隆。他们从殖民地捞到大批油水，所以也不喜欢解放黑奴之类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约瑟夫·富歇立即拟定了一份致国民议会的慷慨激昂的公文，反对废除贩卖黑奴。这份公文虽然遭到了布里索^[8]的粗暴攻击，可是在比较狭小的市民界并未减弱他的声望。为了及时巩固他在市民阶层（未来的选民！）中的政治地位，他急急忙忙地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为妻，姑娘虽丑，但陪嫁不少。富歇当时已经感觉到第三等级将很快变成最高阶级——统治阶级，所以他赶快变成一个十足的市民。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达到预定目标的准备而已。国民公会的选举刚一公布，这位昔日的神学院教师便出来竞选。每个竞选人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总是先挑善良的选民们爱听的说，作了种种许诺。所以富歇发誓要保护贸易，维护私人财产，尊重法律。他厉声谴责扰乱治安之徒，甚于谴责旧制度（因为南特的风向更多是来自右边，而不是来自左边）。一七九二年，富歇果然当选为国民公会的议员，议员的三色帽徽从此长期取代了他暗中悄悄蓄着的神父发式。

约瑟夫·富歇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时正好三十二岁。他并非美男子，根本就是其貌不扬。身材细瘦，简直干瘪得怕人，狭窄的瘦脸皮包骨头，丑陋不堪，看了令人不快。鼻子尖削，永远紧闭的嘴也是又尖又窄。沉重的眼皮总像瞌睡不醒。下面的一双眼睛瞳孔发灰，像玻璃珠子，目光呆滞冰冷。这人脸上、身上的一切都似乎缺少生气，看上去就像煤气灯照耀下的人，脸色灰暗，白里泛青。双目无神，举动没有活力，嗓音喑哑，头发稀疏细软，眉毛微红，简直淡而难辨。两颊青灰，似乎颜料不足，所以没给这张脸涂上健康的色泽。这个坚忍不拔、具有惊人的工作精力的人，看上去总像是个疲惫不堪、久病初愈的病人。

谁见到他，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个人没有鲜红奔流的热血。事实上，他的内心也属于冷血之类。他没有粗犷奔放的激情，不好色，不赌博，不酗酒，不喜欢挥霍，不爱户外活动。他只是生活在内室与公文档案为伍。他从不怒形于色，他脸上从来没有一根神经颤抖过，只有他那两片贫血的薄唇微微一撇，泛出一丝微笑，时而彬彬有礼，时而含讥带讽。在这张土灰色的看来松弛无力的面具底下，从来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紧张的表情，眼圈发红的沉重的眼皮底下的那双眼睛，从来没有泄露过他的意图，或者他的什么思想活动。这种摇撼不动的冷静也正是富歇真正的力量。神经控制不住他，感官诱惑不了他，他所有的激情都在前额这堵不可穿透的墙后充实和消散。他听凭别人张牙舞爪，可同时警觉地窥伺着别人的失误。他听凭别人的激情白白耗尽，而他自己耐心地等着，一直等到别人力衰势竭，或者一时控制不住，露出一些破绽，这时他才无情地猛击过去。他的这种没有感情的耐心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确实可怕：谁要是能够这样等待，这样自我隐蔽，即使是最最训练有素的老手也会上他的当。富歇会心平气和地为人当差，他会冷静地微笑着把最粗鲁的侮辱、最丢人的屈辱接受下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没有什么威胁、什么愤怒能使这个冷血人受到震动。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两人碰在富歇的磐石般的宁静之上，如同海水碰上岩石，被击得粉碎。整整三代英豪，一群风流人物激情昂扬地喧嚣一时又复烟消云散，惟有他这一个没有激情的人却冷静地傲然挺立着。

约瑟夫·富歇

这种天生的冷静正是富歇真正的天才。他的肉体阻碍不了他，也动摇不了他。连进行这些胆大妄为的精神赌博时，他也好像根本并不在场似的。他的血、他的感官、他的心灵，一个真正的人身上所有的这一切使人迷乱的感情因素，在这个秘密的赌徒身上从来没有真正起过作用。这个人的全部激情都上升到脑子里去了。这个枯燥乏味、习惯于办公室生活的人贪婪地热爱着冒险。他的嗜好便是大搞阴谋。他一辈子都戴着一副忠于职守、老实忠厚的公务员的面具，再也没有比这种公务员的冷静的仪表更高明更巧妙地掩盖他对混乱对纠纷的可怕的乐趣的了。掩蔽在公文档案之后，从他的办公室里给人布下天罗地网，出乎意料、不声不响地给人致命的一击，这就是他的策略。我们必须探视历史的深层，才能在大革命的火光中、拿破仑的传说般的光芒中看到富歇这个人。

乍一看，他似乎是卑微次要的角色，实际上却是一个活动频繁、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辈子不抛头露面，可是超越了三代英豪。帕特洛克罗斯早已阵亡，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也早已殒命，只有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9]活在人间。他的才智超过了天才，他的冷静比所有的激情寿命更长。

九月二十一日^[10]晨，新当选的国民公会议员举行入场式。仪式不再像三年前第一次立宪会议开幕时那样庄严堂皇。当时在大厅中央还安放了一张豪华的缎椅，上面绣着水仙花，这是国王的宝座。国王进入大厅时全场毕恭毕敬地起立，向真命天子欢呼致敬。可是现在，国王的两座城堡，巴士底狱和杜伊勒里宫已被攻陷。法国已经没有国王，只有一位肥头胖脑的先生，他的粗鲁的狱吏和法官称他为路易·卡佩。他现在是毫无权力的市民，住在庙塔^[11]里，百无聊赖地打发光阴，等候判决。如今七百五十人会议把他取而代之，统治全国。这些议员便在国王自己的屋子里安顿下来，主席位子后面用硕大的字母写着新的摩西律令，那便是宪法的全文。大厅的墙壁装饰着罗马高官的柴束^[12]和杀气腾腾的利斧——凶险的象征啊。

民众聚集在走廊里，好奇地观看着他们的代表。七百五十个国民公会议员缓步走进王宫。人物杂沓，什么阶级，什么职业都有：没有职位的律师和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一起；逃出修道院的神父和勋劳卓著的军人一起；失败的冒险家和著名的数学家、潇洒的诗人一起。大革命一爆发，法国的现状就像一个受到猛烈震动的杯子，杯底的沉渣泛起。现在是澄清这片混沌的时候了。

座位的安排，便是恢复秩序的最初尝试。露天剧场式的大厅狭窄已极，简直额头相碰，呼吸相闻，敌对的演讲可以短兵相接。大厅的底部坐着温和派、纯净派、小心谨慎之辈，这些人在做出一切决定时态度不冷不热，被人讽刺为“沼泽”，他们是沼泽派。态度激烈分子、性急不耐之辈、激进派则坐在大厅最高的座位上，坐在山头上，是为“山岳派”。他们最后几排座位已经和走廊相连，仿佛象征性地暗示，群众、民众、无产阶级就在他们背后。

这两派势均力敌，相持不下。革命的浪潮便在他们之间起伏涨落。对于市民阶层、温和分子来说，赢得了宪法，解决了国王和贵族，权力移到第三等级手里，共和国就算建成了。他们恨不得把这股从下翻上来的洪流重新拦住，横加阻挡，只保护住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孔多塞^[13]、罗兰^[14]、吉伦特派人便是他们的领袖，是知识界和中间阶层的代表。而山岳派那批人则想把这巨大的革命狂澜继续推向前去，一直到它把现存制度的一切落后事物全都席卷而去。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想要把“完全的革命”、彻底的革命、激进的革命一直推向无神论和共产主义。他们想把国王推翻以后，还把国家的其他旧势力——金钱和上帝也推翻在地。这两派势力在天平上此起彼落，变化多端。如果吉伦特派人、温和分子得胜，革命便要逐渐断送。先变成自由主义的反动，过后便是保守主义的反动；如果激进分子得胜，他们便要鼓起无政府主义的旋风，涤荡所有的角落。在这座决定命运的大厅里，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没有被开会之初的庄严和谐所迷惑。谁都知道，这里不久将开始一场生死斗争，为信仰和权力而搏斗。议员所在的席位是在下面沼泽里，还是在上面山岳上，已经预先说明了他的决定。

路易十六一家被捕，1791年6月

路易十六在庙塔里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

孔多塞

罗兰

罗兰夫人

这七百五十个议员庄严地走进那个业已逊位的国王的大厅，南特市议员约瑟夫·富歇胸前斜挂着国民代表的三色绶带，和其他议员一起默默地走了进来，他剃度过的头上早已长起了头发，神父的服装早已脱掉，他和大家一样穿着一无修饰的市民装束。

约瑟夫·富歇将坐在哪里呢？是到山岳上和激进分子坐在一起，还是在沼泽地和温和主义者坐在一起呢？约瑟夫·富歇不多犹豫。他只知道一个党，他忠于这个党，并且将永远效忠到底，这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党，多数党。所以这一次他也是暗地权衡了一下，数了一下票数，看到目前势力还在吉伦特派、温和分子一边。于是他便坐到他们的席位上，和孔多塞、罗兰、赛尔旺^[15]等人坐在一起。他们掌握各部大权，决定任命、分配、俸给。在这些人中间他感到安全，他便坐到那里去。

可是他偶尔抬眼向上一看，看看敌人，那些激进分子就座的地方，却和一道严峻的申斥的目光不期而遇。他的朋友，阿拉斯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在那里把他的战友们聚集在身边。这位铁面无私的人对于自己的刚愎自用颇为自诩，对于别人的动摇软弱毫不宽恕。他举起长柄眼镜冷冷地带着讥嘲的神情俯视着这个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瞬间，他们两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丝友谊也化为乌有。从此以后，富歇一举一动都觉得这个永恒的控告者，无情的清教徒，在他背后用毫不怜悯的严厉的目光审视着他、观察着他。他知道，他必须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再也没有谁比富歇更谨慎的了。在最初几个月的大会发言记录中，全然看不到约瑟夫·富歇的名字。所有的议员都神气活现自命不凡地挤上讲台，提建议，作讲演，互相攻讦，相互诘问，而南特市的议员却从不登上这座崇高的讲台。他向朋友们和选民们告罪道：嗓音不济，不宜发表公开演讲。因为大家都急切不耐地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因此这个似乎谦逊的君子沉默不语，只能使人产生好感。

实际上，他故作谦逊不过是善于算计而已。这位前任物理教师先得计算一下力的平行四边形。他看到天平始终上下不定，他得先观察一番，不急于表明态度。他小心翼翼地等到这一边或者那一边开始最终走上下坡路时，才投出他那决定性的一票，千万别过早地耗尽自己的力量，千万别过早地捆住自己的手脚，千万别永远束缚住自己。因为究竟革命将继续向前发展，或是将后退归于泯灭，此刻尚未定局。富歇真是水手之子，懂得顺水推舟的道理，他先得静候顺风才扬帆出海，此刻他把船停泊在海港里。

再说，早在阿拉斯的时候，他在修道院的围墙后面已经观察到，在革命中，一个群众拥戴的人很快就会失去群众的欢心，群众的“万岁”声很快会变成“把他钉上十字架”的吼声。在三级会议时期和立宪会议时期，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抛头露面的人物，今天已为人遗忘，或被人憎恨。米拉波^[16]的尸体昨天还在先贤祠里，今天已被人鄙弃地从那里搬了出来。拉斐特^[17]几个星期以前还在凯歌声中被尊为国父，今天已成为叛徒。屈斯蒂纳^[18]、佩蒂翁^[19]，在几星期前还受到群众的欢呼，现在已经惊恐万状地溜进暗处不敢露面了。啊，不，千万不要过早抛头露面，千万不要仓促表态，让别人先筋疲力尽，倒地不起吧！此人老谋深算，深知一场革命从来也不属于首先发动革命的人，而总是属于最后完成这场革命、把革命像战利品似的攫为己有的人。

所以这个机灵鬼故意躲在暗处。他去接近有权有势的人，但是每一种公开的、明显的权力他都避免接受。他不愿在讲台上、报纸上大叫大嚷，宁可当选为各种委员会的委员。在委员会里既可暗中了解形势，又可影响事态发展，既不受人监督，又不遭人忌恨。果不其然，他那坚韧、敏捷的工作精力博得人人喜欢。他不出头露面，使他免遭妒忌。他坐在办公室里可以安心等待，冷眼旁观山岳上的老虎和吉伦特的豹子互相厮搏，韦尼奥^[20]、孔多塞、德穆兰^[21]、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这些热情洋溢的伟人，这些卓越出众的人物，斗得两败俱伤。他冷眼旁观静等时机，因为他知道，只有等激烈分子彼此消失殆尽之后，静候者和聪明人的时辰才会开始。每打一仗总在胜负定局之后，富歇才会做出最后决定。

这样退居暗处就是约瑟夫·富歇毕生的处世之道。从不充当明显的掌权者，却全然大权在握。所有的线索都攥在手里，可又从来不算身负重任。永远退居次要地位，躲在第一号人物的背后，把他推向前去，一旦他过于冒进，在紧急关头便干脆和他一刀两断。这始终是富歇最爱扮演的角色。这个政治舞台上超凡出众的阴谋家，以多种伪装，在无数的历史插曲中，无论是在共和党人那里、国王跟前，还是皇帝身边，一直以同样绝妙的技巧扮演着这个角色。

有时他也有机会亲自在世界舞台上担任主角，挂上头牌，诱惑自然接踵而至。可是他十分聪明，从来也没有认真希求过这种角色。他知道自己的尊容丑陋，令人不快，实在不适于把它铸在纪念章和徽章上，也不宜于盛装打扮，出现在大众之前。桂冠覆额也不能赋予他什么英雄气概。他知道自己嗓子单薄脆弱，适于窃窃私语，暗中捣鬼，可是绝不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火热的讲演去激发群众。他知道只有伏在书案上，锁在屋子里，躲在阴暗处，才最为强大有力。在这里他可以仔细探听、认真研究、细细观察、竭力游说，拉住各个线头，又把它们重新搅乱，而自己则叫人莫测高深，捉摸不定。

约瑟夫·富歇虽然渴望权力，甚至想要攫取最高权力，但是他和绝大多数人不同，他只要意识到自己有权便已满足。他不需要权力的表象和外衣，这便是约瑟夫·富歇掌权的最终秘诀。富歇雄心勃勃，野心极大，但并不醉心荣誉。他有野心，但并不虚荣。他是一个地道的精神赌棍，只在乎掌权执政的紧张心情，并不在乎它的外部标志。执政官的权杖也罢，国王的王笏也罢，完全可以随别人拿去，管他是强者还是熊包，在他全无所谓。他心甘情愿地把荣耀光彩和民众欢心这种可疑的幸福让给别人。他只要能够洞察形势，左右人们，并且实际控制着表面上的世界领袖，只要能够进行一切赌博中最激动人心的这场赌博，这场惊人的政治赌博，而不消亲身冒险，他便心满意足。别人束缚在自己的信念上，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上，公开表示的态度上，不能自解，而他这个鬼鬼祟祟、隐蔽暗藏的家伙内心始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世事变幻急遽，他却岿然不动。吉伦特派人全部倒台，富歇不倒；雅各宾党人被逐，富歇留下；督政府、执政府、帝国、王国，后来又是帝国，全都消逝，归于毁灭，可是每次富歇都留了下来。他老奸巨猾，含蓄收敛，他可以大胆放肆地彻底丧失人格，一再背弃自己的信念，因此就他一个人保留了下来。

可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中，终于有一天，就这么绝无仅有的一天，不容任何人摇摆不定，人人都得说“是”或“不”，都得投票表示赞成或是反对。这一天就是一七九三年的一月十六日。革命的时针指着中午，一半的路程已经走完，王国的权力已经一点一点地消失。可是国王路易十六仍然健在，虽说囚禁在庙塔里，可是毕竟活着。既未（像温和分子所希望的那样）让他逃掉，也未（像激进分子暗中所想的那样）在那次进攻王宫时让他死于愤怒的人民之手。人们凌辱他，剥夺了他的自由、称号和王位，可是只要他活着，单凭他那世袭的王室的血统，他还是一个国王，还是路易十四的一个孙子。即使现在大家轻蔑地称他为路易·卡佩，可他仍然是年轻共和国的祸水。所以国民公会在判决国王之后，于一月十五日提出判处何等刑罚的问题，也就是让他死还是让他活的问题。左右摇摆分子，胆小怯懦分子，小心谨慎之辈，也就是约瑟夫·富歇这号人物，希望秘密投票，从而避免公开的、明显的表态。然而他们空等了一场。罗伯斯庇尔冷酷无情，坚持法兰西民族的每一个代表都必须在大会上当众表示“是”或“不”，当众说出“饶恕”或“杀死”，以便民众和后世得知，每一个议员究竟是什么派别，是属于右派，还是左派，是属于推动革命的洪流，还是属于阻止革命的逆流。

米拉波

韦尼奥

德穆兰

丹东

富歇的态度在一月十五日还十分明朗。他属于吉伦特派，选民全是温和主义者，党籍和选民的愿望责成他为国王求得从宽处理。他问了他的朋友，特别问了孔多塞，发现他们一致倾向避免采取处死国王这样一种不可挽回的措施。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死刑，富歇不言而喻，自然也在他们这边。在一月十五日这天晚上，富歇还向一个朋友念了他准备为此发表的演讲稿，打算论证，何以应该免国王一死。既然坐在温和派的座位上，自然有责任表示温和的态度。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任何激烈行为，那么根本不受信念羁绊的约瑟夫·富歇，自然也就反对激烈行为。

可从一月十五日晚上到十六日清晨，是一个骚动不安、动荡不宁之夜。激进分子并没有无所事事，他们开动了民众暴乱的强大机器，这部机器他们驾驭得得心应手。各个郊区一片骚动，各个市区鼓声雷动，把广大民众召集拢来。这都是一些无组织的暴乱的纵队，他们总是被那些从不露面的恐怖分子召来，以便用暴力施压，迫使当局做出某些政治上的决定。啤酒酿造师桑台尔手指一摁，不出几小时，这些暴乱的纵队便行动起来。从光荣地攻陷巴士底狱以来，从那悲惨的九月谋杀之夜以来，人们就认识了这批城郊鼓动员、贩鱼婆和冒险家的队伍。每逢需要突破法律的堤防时，这巨大的民众的怒涛就被强劲有力地掀动起来，它每次都把一切席卷而去，所向披靡，最后甚至把它从自己的深沟里冲刷出来的那些人也都悉数卷去。中午时分，拥挤的民众已经围住了骑术学校和杜伊勒里宫。穿着衬衫的男子敞着胸口，手执长矛，神气吓人。穿着血红马甲的妇女又吵又嚷，满嘴刻薄话。还有国民卫队的士兵和市井民众。在这些人群中，夹杂着鼓动暴乱的领袖：美国人傅利叶，西班牙人古兹曼，圣女贞德的歇斯底里的仿效者泰鲁瓦涅·德·梅里古^[22]。如果有议员经过，恰好有主张从宽处理国王之嫌，那么骂人话便像从垃圾箱里倾倒出来，向他们劈头盖脸打去。拳头举起，威胁直冲这些人民代表，恐怖分子动用了一切恐怖手段和暴力，吓唬议员，为了把国王的脑袋置于斧下。

这种恐吓在一切软弱的心灵上发生了震慑作用。在这灰蒙蒙的冬日薄暮时分，吉伦特派人在摇曳的灯光下怯怯地坐在一起。这些人昨天还坚决主张投票反对处死国王，以免和整个欧洲进行拼死的战争，今天在民众暴乱的压力下，大多变得忐忑不安，犹豫不决。终于开始唱名表决，这时已是深夜。真是造化弄人，前几个点到名的议员当中，有一个正好是吉伦特派人的领袖韦尼奥。这个平素如此热情洋溢的演说家，他的嗓音总像铁锤似的敲在微微振动的护墙板上。可是现在，他身为共和国的领袖如果主张饶国王一命，就未免显得不大像个共和党人，于是这个一向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迈着缓慢沉重的步伐走上讲台，硕大的脑袋羞怯地低垂着，轻声吐出“La mort”^[23]两字：处以死刑。

这两个字像一柄音叉似的在整个大厅内震响。吉伦特派人中的第一号人物垮了，其他大部分人仍然坚定不移。七百票当中有三百票主张赦免，虽然他们知道，现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比貌似坚定需要多千百倍的勇气。两派力量久久相持不下：还有几票可以定局。终于叫到南特的议员约瑟夫·富歇。就是这个人昨天还向朋友一再保证他将以动人的演说来保卫国王的生命。这个人在十小时以前还装得比所有坚定的人都更坚定，可是此时此刻，这位过去的数学教员、精于计算的富歇数了一下票子，看到如果那样，他就投错了党派，投到少数派，这正是他永远也不愿投的一派，于是他以悄无声息的步伐匆匆走上讲台，从他苍白的嘴唇里轻轻地溜出“La mort”两字：处以死刑。

审判路易十六，1793年1月16日

路易十六案审判纪录

奥特朗特公爵以后将说出千言万语，写出万语千言，来洗刷这两个字，把它们说成误会。这两个字把他，约瑟夫·富歇打上“Regicide”^[24]的烙印。可是这两个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记载在《箴言报》上，不能从历史上抹去。这在富歇的个人生活史上也值得纪念，因为这是约瑟夫·富歇第一次公开变节。他卑鄙地出卖了孔多塞和多努^[25]，出卖了他的朋友们，耍弄和欺骗了他们。但是他们不消在历史面前为此感到羞惭，因为别人，更为强大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和卡诺，拉斐特，巴拉斯和拿破仑，当时最强有力的人物，也将遭到这种命运，在时运不济的时候，也会被他出卖。

可是在这一瞬间，约瑟夫·富歇的性格里也第一次暴露了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的放肆大胆。如果他背叛一个党派，那绝不是慢条斯理、小心谨慎的。他不是藏头露尾地悄悄溜出行列，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冷冷地微笑着，以一种令人瞠目、令人震惊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径直投向他以前的敌人，接受敌人的种种论据、理由。他从前的同党怎样想他、怎样议论他，群众和舆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全不在乎。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永远待在胜利者一边，绝不在战败者一边。他的转变迅如闪电，性格的变化极端玩世不恭。这证明他的大胆放肆，不由得使人震惊，也不得不使人赞佩。只消二十四小时，往往只要一小时，甚至一分钟，他就可以干净利索地扔掉他的信念之旗，明目张胆地打开另一面旗帜。他不是和思想齐步向前，而是和时势同行。时势进展越快，他就追得越急。

他知道，明天他南特的选民在《箴言报》上看到他投的票时，一定会愤慨。那就不要去说服他们，要抢先，突然袭击。他不等选民的愤慨发作起来，而是先发制人，发起进攻。其行动之迅速、大胆、狂妄、放肆，在这种时刻简直使他显得有些伟大。投票的翌日，富歇就叫人印了一份宣言，慷慨陈词，把实际上怕在议会失势而采取的行动，说成是他内心的信念，他不容选民有时间去思考、计算，而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粗暴手段压制他们，吓唬他们。马拉和最激烈的雅各宾党人写的东西也不可能比这位昨日还是温和派的富歇写给他的善良的资产阶级选民的信更富血腥气了：“暴君的罪行已昭然若揭，众心愤慨。倘若暴君的首级不立即落于剑下，所有的强盗、凶手均可昂首阔步，畅行无阻。最惊人的混乱局面将威胁我们，时代是拥护我们、反对世上一切君王的。”富歇就是这样把处死国王宣布为绝对必要的措施，可是在前一天，看来他也同样可能在外衣口袋里放上一篇坚决反对处死国王的宣言。

的确，这个聪明的数学家果然计算无误。他自己是投机分子，知道胆怯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他知道在一切政治的关键时刻，勇气在一切计算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他说得对，那些善良、保守的市民，看到这张放肆大胆、突如其来的宣言都吓得低头屈从，他们惊慌失措，狼狈万状，争先恐后地表示同意这个决定，可是心里却是一万个不同意。从这天起，约瑟夫·富歇手里便握住了坚硬冰冷的杠杆，得以克服最沉重的危机：这便是蔑视众人。

从一月十六日那天起（一直到后来很久），约瑟夫·富歇这条变色龙便选上了红色。这个温和主义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极端激进主义者和极端恐怖主义者。他一步便跃入他敌人的阵营之中，而且立刻厕身于他从前敌人的最左、最激烈的一翼。这个头脑冷静、善于暗室密谋的人，很快就操起恐怖分子血淋淋的口头语，快得叫人吃惊，只是为了不落人后。他提出严酷的动议，针对流亡者和僧侣，他大声疾呼，挑唆煽动，摇手振臂，叫嚣杀人。他这时原本可以和罗伯斯庇尔重修旧好，坐在罗伯斯庇尔的旁边。可是铁面无私，像新教徒一样信仰坚定、刚正不阿的罗伯斯庇尔不喜欢叛徒，他对这个起义投诚的人不屑一顾，加倍怀疑。这人狂呼乱叫的激进态度，比他过去的阴阳怪气更使罗伯斯庇尔觉得可疑。

富歇感觉灵敏，觉察到这种监视的危险，眼看着决战之日逐渐逼近，暴风雨还高悬在国民公会的上空，革命领袖之间，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埃贝尔^[26]和德穆兰之间的悲剧性的斗争已在政治地平线上显露出来。在激进分子当中还得再做一次决断。表态如果还有危险，并且没有好处，富歇是不喜欢断然表态的。他知道，在决定命运的时刻，一个善于应对的权术家，最聪明的驾驭局势的方法便是回避。所以他宁可在斗争进行时离开国民公会这个政治舞台，等搏斗见了分晓，再重新登上台去。幸好有一个体面的借口来掩饰这种退避。国民公会要从议员中选出二百个代表派到全国各地去维持秩序。在会议厅火山般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富歇感到颇不自在。他立即争取派遣出去。他被选中了，赢得了喘息的时间。让他们在这当儿互相火拼，互相厮杀吧！让那些热情奔放之辈去为野心家打天下吧！这时千万不要在场，不要参加派别！世界时钟正飞快地向前奔跑，在这种时候，几个月，几个礼拜，可是关系重大。等他回来，胜负已分，他又可以心安理得、毫无危险地走到胜利者一边。他永远是这一派：多数派。

在法国大革命中，外省的历史一般很少为人注意。一切描述似乎都凝视着巴黎的表面，只有那里时间的运行是看得见的，但是调节它运行的钟摆却搁在外省，在军队里。巴黎只是提出口号、发出倡议、给以动力，那广袤的外省则采取行动，是决定性的持续发生作用的推动力。

国民公会及时认识到，城里和乡村革命发展的速度不甚协调。农村的人，穷乡和山区的人，脑子不像京城的人动得那样快，他们吸收新观念要迟缓得多、谨慎得多，并且是以他们自己的思想来消化这些观念。国民公会里一小时之内便变成法律的东西，只能缓慢地、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广大的农村去，而且大多已经被保王的外省官员和教士，被维护旧制度的人们所歪曲、淡化，因此地方各区始终比巴黎落后一个历史时期。吉伦特派人统治国民公会，那么地方上选举的还是保王分子。雅各宾党人获胜，那么地方上才在思想上接近吉伦特派。一切慷慨激昂的训令对他们全然无效，因为当时书面文字只能慢慢地艰难地达到奥弗涅和旺代。

于是国民公会决定，把体现法令的活人派到外省去，以加速整个法国革命的节奏，刺激一下外省各区迟疑的、几乎可说是反革命的速度。国民公会从自己内部挑选了二百名议员，代表国民公会的意志，并且赋予他们近乎无限的权力。谁要是戴上三色绶带和红色的羽毛帽，便拥有独裁的权力。他可以征收赋税，做出判决，招募新兵，罢黜将军。这个人以他个人尊贵的身份象征着整个国民公会的意志，没有一个机关可以违抗。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犹如当年罗马帝国的总督，把元老院的意志带到一切被征服的国家去。每个特派员都是独裁者，都是惟我独尊的君王。他一旦做出决定，便不容任何申诉，任何抗议。

这些精选出来的特派员权限极大，但是他们的责任也极为重大。在分配给他们的王国里，他们每个都像是一个国王，一个皇帝，一个权力无限的君王。但是在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闪耀着断头机的利刃，因为公安委员会注视着每一个抗议，并且要求每个特派员对自己的金钱事务做详细的报告，不讲任何情面。谁要是表现得不够厉害，人家就要对他厉害。可是谁要是过于狂暴，那么同样要遭到报应。如果大势趋向恐怖，那么恐怖措施便恰好对头；如果大势趋向温和，那么恐怖措施便是错误。表面看来，他们是全区之主，可实际上尽是公安委员会的奴隶，屈服于一时的潮流，因此他们也不时地打听巴黎的消息，窥测方向，以便在主宰别人生死之际，保证自己的老命安全无虞。他们接受的职务并不轻松，就像迎击敌人的革命军将军一样，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只有一样东西能使他们免遭刑斧的白刃，得到宽恕，那便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