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62年5月9日巴金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题为《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据上海档案馆所存发言稿，发言引入了一个故事：有一外国朋友到中国做客，访问了几个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热情招待都令他十分感动，但他好奇的是为何在不同的宴会、不同的主人那里，听到的是几乎相同的谈话。巴金追问：“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使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同样的词汇，不肯多动脑筋，想出别人未用过的适当的字句，创造不同的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感受来解释，来阐明一个真理，同一个思想，同一个原则，来描绘、来反映、来歌颂同一个伟大的时代呢？”他还批评道，当司汤达和罗曼·罗兰的小说被骂得一文不值时，我们的西洋文学专家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棍子绝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和沉默和软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1]该文同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内容有所删节，弱化了批判锋芒。^[2]

上述巴金的批评触及了“十七年”时期文艺场域构建的诸多面向，即外国文艺资源的取舍与本土文艺产品的生产，创作者的责任心与批判者的紧箍咒，对文学形式多样性的期待与内容同一性的要求等。事实上，两组要素往往构成了相互作用、交错共生的关系。本书由文学作品与电影个案切入，尝试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艺场域构型的流动性与文艺生态结构的混杂性。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文化构成复杂，自成一体。本书仅选取个别话题切入，管窥其时文艺风景；时间上集中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0年代前期，但在讨论具体论题时，会根据论题自身脉络有所上溯与下延。拙作取名“管窥”，实乃挂一漏万、坐井观天；探寻“风景”，冀望看出文艺形态参差对照之处，而非进行单一区域文化系统专深之讨论。后者文学史家，著述多矣。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未能收入关于文人的空间流转与文学的跨界再生这一话题的系列研究。以下谨供有兴趣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以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为线索，管窥中国小说现代化历程中由欧化向民族化、通俗化突围的努力与困境。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曾被用来指称其所置身的文艺时代和文艺方向——“人民文学”。一方面，赵树理小说的结构和组织体现了绵密性的形式特征。小说叙述单元的划分多以人事为标界，以场面为次级单位。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写作的时间构成同步关系。这种时间性成为统括1940年至1960年代赵树理小说人物及其生活之上的抽象存在。赵树理试图编织一个与现实齐头并进的文学世界。另一方面，赵树理对于乡村社会图景的把握是呈现其常情、常理、常态的一面，发现政治变动如何融入乡村社会的日常运转、村民的信仰重塑之中。他的作品为新的社会生活变迁如何在1949年后大陆文学中得到平实的表达提供了想象空间。但赵树理小说世界的整一性遭遇了内在分裂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整体”本身的暴力性和“整体”叙述对于“个体”叙述的淹没。本章认为，如果说赵树理以喜剧笔调讲述村民围观三仙姑、小飞蛾的性别暴力场景，意味着叙述者对于乡村文化蒙昧一面的默许。那么，这种默许也是被男性中心社会所固有的性别规范与政治话语中新旧价值的绝对区隔所“合法化”。社会性别价值规范对于女性的操控根深蒂固，文学世界中的性别话语易于为政治话语理论所附着利用。而村民“公审”地主李如珍后的暴力场面，缺乏了性别等级的维度，赵树理仅能依据阶级话语来结构叙述。草草收场的场面描写，暗示了阶级话语理论对于现实暴力的附着力与阐释力的限度，以及赵树理在此向度上的思维界阈。

第二章以沈从文1949年后的文艺理想和政治理想为线索，钩沉、梳理其与主流话语之间千回百转的关系，管窥非左翼作家如何处身于新世代之转型。首先，本章从沈从文作品魅力构成的两大因素——风景画式的笔法和“抽象的抒情”入手，试图探索其旧有笔法与1949年后流行写法及典范想象之间通约处和不可通约处的症结所在。本章将这种笔法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关于“风景”的文艺观念的发展流变与1950年代关于自然美的美学观念的重建背景下，发掘沈从文所谓的“旧笔法”何以为“旧”，以及置于何种语境中为“旧”。将美学家的理念探索与文学家的文艺实践相对照，试图发掘1950年代流行的审美特质及其由来。它包括作家再现自然的角度方式与对自然美之所在的理解模式。其次，应将沈从文对于主流文艺话语的认同言论置于他自己的思想脉络和时代语境中，从正反两个面向来考量其历史内涵。本章认为，沈从文对于新世代文艺的接受与其说是现实认同，不如说是理念认同。沈从文的文艺理想是文艺作为知识高于权力；文艺具有独创性、多元性、超越性。他还将抒情推广至政治领域，勾勒出以专家体制代替官僚体制，艺术家与专家充当国家领导者的政治理想。

第三章将以“反特片”为线索，管窥冷战文化在内地的缘起、构型及其问题。本章以茅盾的《腐蚀》为分析个案，追踪其从小说发表（1941）到电影改编（剧本、电影，1950）再到小说再版（1954）的文本流变，对“反特片”的起源作知识考古学式的钩沉。本章探讨了“反特片”如何因应新中国的政治文化诉求与国际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而兴起；如何将大陆—台湾—美国的政治角逐从现实搬上银幕，上演了一场场“抓特务”的小型战争；意识形态诉求与大众娱乐媒介、政治教化与惊悚悬疑及感官刺激等，如何彼此挪用又相互牵制。一方面，电影《腐蚀》改编中的新增元素恰恰反映了1949年后内地政治文化形构的核心要素，比如，反美主义、革命的性别政治、救赎情结等。虽然这部电影最终被停映，但上述文化政治形塑了日后“反特片”的修辞套路。另一方面，本章还从《腐蚀》的改编与接受过程中梳理出文化践行者（作家、电影制片人和评论家等）与管理当局（文化部门及其审查者等）以及受众间的错综关系，揭示1950年代初政治话语、法律话语谱系如何渗透大众文化的生产，部分文化工作者的主动响应如何推动了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整合。

第四章以《二月》的改编与接受为线索，讨论1960年代前期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左翼文化遗产的承继问题。本章分析从左翼小说《二月》（1929）到电影剧本《二月》（1962），再到电影《早春二月》（1963）的文本流变与改编策略，勾勒出1964年电影公映批判与上海观众热捧并存的复杂接受状况，进而讨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资源配置与取舍承继问题。一方面，小说《二月》中浪漫感伤的情调和芜杂粗糙的叙述在电影《早春二月》中被革命、通俗、抒情等多种元素所改写。尽管电影极力抹去小说中萧涧秋的“孤雁”气质，增加其投身时代热潮的情节，但依然难掩其心头多情的文人气度和心怀苍生的道德关怀。这种残留的浪漫特质、通俗化的爱情剧情，以及唯美精致的艺术手法，恰恰吸引了当时众多的青年观众。另一方面，及至1960年代中期，个体的道德情怀与感伤气质渐为高度激情化的情感共同体与集体政治行动所排斥。在冷战文化的历史语境下，影片中的怜贫惜苦与个性反抗，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体现和突出19世纪俄国文学影响的结果。但以“破”西方文艺之迷思来“立”新中国文艺之权威，在1960年代并未得到整齐划一的回应。1960年部分文艺工作者反对全盘否定人道主义和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1960年前后，青年学生中亦出现了推崇十八、十九世纪西洋文学的现象。

第五章以1960年上海“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文艺作品”的活动为中心，在社会主义文学框架内讨论本土对于外国文艺作品的接受问题。该章从高校文艺教育与广新闻出版两个层面进行梳理。一方面，通过批判资料，钩沉其时管理部门及其主导话语体系如何甄别外国文艺作品，如何清查外国文艺的教育者、翻译者、出版者队伍，如何规约外国文艺作品的阐释模式。并由此反观其时文艺主导话语体系的概念构成与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外国经典作品译本及其附加文本或衍生品（前言后记、文艺评论、原著改编、表演艺术、文艺教育等）制造了另一种灵活多样的文化资源。人们通过消费、模仿甚至再造它们，使其在本土获得新生，进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文化结构的塑形。这些外国文艺资源既是被管治、被召唤、被吸纳的对象，也是干扰主导话语的认知路径与本土作品的写作范式的主体。那些投射在它们身上的种种文化政治，彼此竞争又互相依赖，充满张力又交错共生。本章认为，外国文艺作品译本及其衍生品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延伸，是构成差异、反抗既有文艺范式僵化与批评模式乏味的一种资源。这一讨论有助于理解跨文化流通的可能及其限度，揭示当时社会主义文艺生态结构的含混性与文艺场域构型的流动性。

本书一方面历史化地透视种种文艺力量在文艺场域建构过程中的深度参与及其长久影响；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主义文艺身份的建构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格局下进行理解与反思。那些难以捕捉的、有待达成的理想文艺形态，那些抽象矛盾的、变幻莫测的话语运作机制，或可由此渐次浮出水面。那些投射于中外文艺传统上的不同文化意识，在场域中心的吸纳力与边缘的离心力，归化他者的壮志与建构差异的冲动之间彼此较量、缠绕、共生。或许我们需要通过文学来感受自我的存在，想象主体的意义。或许文学本身所散发的魅力与潜藏的能量，诱人前行！

[1] 巴金：《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62年，上档（上海档案馆）A22-2-1086-3～15。

[2] 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上海文学》1962年5月5日，第32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