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家

我的外祖蕴山公，姓吴，他的大名，已经忘却，他是苏州典当公业的总理事。苏州各业，都有一个公所，似近日的商会一般，典当业也有这个机构，规模较大，因为从前典当业属于半官性质，须向北京户部领照，然后开设，不是那些押店可比的。这个典当公业，他们称之为“公账房”，理事之上，还有董事，我记得吴大澂的哥哥吴培卿，也是董事之一。

当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家里可称为全盛时代。他家里人并不多，我的外祖母是续弦，我母不是她生的。她生了一男一女，就是我的母舅和母姨了。母舅已娶了舅母，生了一位表妹，比我小一岁，总共不过六个人，但是家里很热闹。

其所以热闹者，第一，家里的男女佣仆多，主人六人，佣仆倒也有五六人，有厨子、有仆人、有老妈子、有婢女，人就多了一倍。第二，亲戚来得多，他们家里有不断的亲戚来往，一住就是半个月、二十天。第三，我的外祖母性喜交际，常常约她的女朋友和亲戚来打牌（按，当时麻雀牌尚未流行到苏州，那时所流行的名为“同棋”，又叫“黄河阵”，是一百零五张骨牌，也是四人玩的）。

我的母亲春秋雨季，必回外祖母家，住半月到一月不定。从前上、中等人家，妇女出门，必坐轿子，又因为缠了脚，在街上行走，有失体面。譬如一位少奶奶回母家，必是母家用轿子来接；到她回夫家去，又是夫家用轿子来接，方合礼节。虽然说春秋两季，回到外祖母家住一阵，但平日或有事故，如拜寿、问病、吃喜酒之类，也必回去；还有在新年里，也必回去一次，向外祖父母拜年。

新年到外祖家拜年，是我们儿童最高兴的一天，常常约定了—天，到他家里去吃饭。我的表兄弟姊妹，有七八位之多，饭后，外祖父领导一群孩子到玄妙观游玩。他们起初住在祥符寺巷，后来住在史家巷，距玄妙观都不远。

苏州玄妙观，在新年里，真是儿童的乐园。各种各样的杂耍，以及吃食零星店、玩具摊，都是儿童所喜的。有两家茶肆，一名三万昌（这是很古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一名雅集。外祖父领了我们到茶肆里，我们许多孩子团团围坐了两桌。这里的堂倌（茶博士）都认得吴老太爷的，当他是财神光临了，这名为“吃橄榄茶”，橄榄象征元宝，以其形似。玄妙观茶肆里，每桌子上几个碟子，如福橘啊、南瓜子啊，一个堂倌走上来，将最大一只福橘，一拍为两半，称之为“百福”（吴音，柏与百同声，福橘是福建来的橘子）。外祖父临行时，犒赏特丰，因此他们就更为欢迎。

在茶肆隔壁，便接连几家耍货店（即玩具店），于是一班小朋友，便围攻了它，你要这样，我要那样。但是我对于玩具，就不喜欢那种木刀枪、虎面子、喇叭、铜鼓、泥娃娃、小白兔之类，我却喜欢那些雏形的玩具，如小桌子、小椅子、小风炉、小暖锅等等；其次，我还喜欢那些机动的东西，有一个翻筋斗的孩童，价较贵，我喜欢它，外祖便特地买给我（这个玩意儿，《红楼梦》上的薛蟠，从苏州买来的也有此物）。还有一对细工的人像，是白娘娘与小青，都是绢制的衣服，开相也美丽，那是一出《金山寺》的戏剧，我很爱好它，保藏了好几年。

为了游玩玄妙观，我曾闹过一个笑话：那时外祖父临时发给我们每人制钱一百文，以供零用（譬如看玩把戏，买画张，听露天说书，吃酒酿等等，都要零碎钱），我这一百文钱，到回去时，还剩十余文。从玄妙观后门出去，将近牛角浜，有一个老年的乞丐，向我讨钱，他的须发都白了。我把手中用剩的十几文全都给了他（向来施舍乞丐，只给一文钱）。他很感谢，向我作了一个揖，我童稚的心理，觉得礼无不答，也连忙回了他一揖。

这件事，为同游的姊妹兄弟们所哗笑了。他们说：“一个叫化子，给了他钱，哪有再向他作揖的道理？”于是故意的形容，故意的描写，说我是一个戆大，一个呆子，连我的母舅、母姨都笑我。我窘得无可如何，面涨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我的母亲却回护我，母亲道：“好了！我宁可有一个忠厚的儿子，不愿有一个过于聪明的儿子。”（按，苏人当时有一句成语道：“忠厚乃无用之别名”，忠厚在当时不算一个好名词。）

外祖父在兴盛时期，尽量挥霍，一无积蓄，也不置一些产业，以致他一故世后，这个家庭立即崩溃下来。其实他自己非常节俭，以他的所得专供家人滥用。我母舅号云涛，是一位公子哥儿，最初学生意，吃不来苦，逃回来了。加以外祖母溺爱，成为一位靠父荫的写意朋友。他拍拍曲子，还能画几笔兰花，字也写得不坏，可是吸上了鸦片烟。外祖父死后，一无所恃，立即穷困，不得已住到甪直镇乡下去了。

母舅无子，仅有一女，小名珠，比我小一岁。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逢母亲归宁，我也随去，常常和表妹一同游玩。不知是哪一位姨母说了一句笑话道：“他们不像是一对小夫妻吗？”为了这一句话，我们这年长的表姊们，便作她们嘲弄我们的口实。当时我们很害羞，很觉得难为情。渐渐的我这位表妹不再共游玩了，到十二三岁，甚至见我去就避面，但是你越是害羞，她们越是嘲笑得厉害。

这一件事，在我十岁的时候，有一位姨母提出过，意思是弄假成真，把这一对表兄妹结成婚姻吧！但那时候，她家正是兴旺，我家日趋中落，我外祖母不赞成，我母舅也不赞成。在我们这方面，是由祖母做主的，我的祖母也不赞成，她说：“这个女孩子太娇养了，况是一个独生女，我们配不上她。”这也不过偶然微露其意，以后也就不提了。

可怜我这位表妹，后来到了二十七岁，还是一位老处女，终身未嫁。大概自从外祖父故世后，他们迁到乡下去住后，我和表妹从此就不见面。母舅在乡下故世，无以为殓，我那时已是二十多岁了，在苏州买了一口棺木，雇了一条网丝船，星夜载到乡下去，办了他的身后事，那时才和她见了一面。只见她憔悴不堪，舅母说她是有病，什么病我不知道，但的确是病容满面了。

母舅死后，舅母与表妹，又住到苏州城里来了，母女两人，租了一所小房子，做做女红，勉强度日。她们住得很远，我也难得去看她们。有一天，舅母派人到我家，说她的女儿病危，急切要我去一次。我那时已是有妻的人了，我妻催促我即去，到了她家，她勉强拥被而坐，含着一包眼泪，说道：“有两件事奉托，”一是恳求我办她的后事，一是望照应她的母亲。我立刻答应了。她叹一口气道：“不想还是哥来收殓了我，也可瞑目了！”这话似颇含蓄，而很觉悲凄，但我和她并没有恋爱的成分，而久经疏远的。这是为她的父母所害，为什么不给她早早择配呢？（那时候，女子不许自行择配的。）关于这位表妹的事，我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却是纪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