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如果要把握它的本质就必须从其历史中看其不断变化、丰富的过程，而决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一经产生就一成不变的客体。换言之，我们注意要在动态中把握它的实质，要把“比较诗学”历史化。“比较诗学”的成立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因为它深刻反映了人类深入广泛地认识文学的需要。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比较诗学是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的一种革新，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人们不满足于就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来认识文学，不满足于就文学外部和囿于文学自身认识文学的一种超越和突破。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比较诗学的产生还是与时俱进的产物，而且它在不同国度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本章从“诗学”、“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三个概念着手，通过追溯三者的发轫与进化，来阐明比较诗学这一学科在跨文化和国际视野下的重大意义。

“诗学”在当代有三种维度。一是指文论，二是指诗歌理论，三是指热点话题，这是当前流行的用法。“诗学”含义的这三个维度之间是相辅相成，正是由于诗学在当代具备了这三个维度，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当代诗学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而比较诗学是多元文化之间交流、对话的结果，或者说比较诗学是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艺理论沉思。它与一般文艺研究的差别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对话性问题意识和独特的方法论结构。

比较诗学脱胎于比较文学，或者说它是比较文学学科研究向纵深开掘的产物。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具体包括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比较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界限与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从最初的影响研究到后来的平行研究再到如今的阐发研究，正是比较文学让比较诗学涵盖了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的整合。比较文学从不可遏制的理论化倾向中走向比较诗学，是基于跨界文学史研究基础之上所展开的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即国际文学研究平台上具有普适性的美学沉思。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比较诗学就是从跨文化和国际视野去展开的，有关不同文化间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问题的专门性研究。它既研究具有历史事实联系的，国际的文学理论关系；同时也研究并未有事实联系，但基于人类文学共生共创关系基础上的，不同文化间共同面临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近几十年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新提出的名称，专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另外，关于“比较诗学”，在欧美学者撰写的比较文学原理、导论之类的著述中，比较诗学尚未占有专门的篇章。只是厄尔·迈纳在1990年出版的《比较诗学》中将比较诗学定义为“从跨文论角度对诗学作比较探讨”，该书以戏剧、抒情和叙事文学三大基础文类为纲要，对比研究了东西方文化中不同的文学观念。相比起它在欧美发展的“不温不火”，在中国这样文学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里却是相对兴盛，国内学者撰写的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著述都将“比较诗学”作为很重要的一部分纳入其中，例如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乐黛云主编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陈停和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论》、杨乃乔的《比较文学概论》等，还有一些学者直接出版了关于比较诗学方面的专著，例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辜正坤的《中西诗比较鉴赏和翻译理论》、史忠义的《中西比较诗学新探》、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杨乃乔的《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和《比较诗学与跨界立场》等。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文学大国。近三十年来，比较诗学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基于比较诗学这一学科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让研究者在古今中外知识结构汇通的视阈下，通过比较诗学在解决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问题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