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及其文化渊源 - 绪论

绪论

清人章学诚曰：“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就文体而言，先秦诸子散文是中国散文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孕育了后世诸多文体样态的萌芽，如“语”体、“难”体、“小说”等，也有一些文体在这一阶段由萌芽而臻于成熟，如“论”体、“问对”体等，这一阶段的散文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从宏观的角度釐清先秦诸子散文中所蕴含的诸种文体样态，研究其之所以产生的文化渊源及其所承担的文化功能，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先秦诸子散文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千百年来，前人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二十世纪以前的古代研究者多以“评点”的方式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文体风格作论断。进入二十世纪，可以说仍然是这一思路的延续，所增加的只不过是对前人评点结论的进一步阐发，或结合作品详加说明，或强调其写人艺术、论辩方式等，实质性的进展并不多见。文体研究不应止步于此。风格的讨论固然是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前人在此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到位，再研究的余地已不算太大。因此，从根本上调整研究思路，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文章体制、文体结构，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行为方式、职业习惯、师授方式、文献的传播方式，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探讨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生与功能，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我们认为，真正有深度的文体研究，其实质仍然是文化研究；而只有深具文化内涵的文体研究，才是彻底而透辟的文体研究。本书所做的实际上就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文化学研究。

本书研究对象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及其文化渊源。所谓先秦诸子散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留下来的一批不同于史传、表达治国理念或处世思想的私家著述或纂辑文献。周秦之际，学者辈出，他们课徒授学，著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著书也不止一种，故以“诸子”统称。以“诸子”为古书部类名称，始于西汉刘歆《七略》。昔汉成帝命刘向领校中秘书，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卒后，其子刘歆受汉哀帝之命承继父业，总群书而奏《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除《辑略》为全书之总外，其余六略共分古书为六大类，“诸子”即为此六类之一。《七略》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删其要而成《汉书·艺文志》，约略可见其大概。《汉书·艺文志》将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而将各家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即九流十家。《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著录各家学派著作名目，“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此外还在《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著录兵家、天文历谱和医家、神仙家的著作。这些反映诸子百家学术的著作（从先秦到西汉末）大多亡佚，只有少数流传至今。然而在这些流传下来的子书中，先秦时期的诸子文献留存颇多。本书择取其中最具有典型文体意义的文献进行研究，主要包括《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墨子》，以及相关的出土简帛文献，如郭店简《老子》、《语丛》，上博简《仲弓》、《孔子诗论》等等。

“文体”这一概念，历来有多种说法。褚斌杰认为文体就是体裁、体制。体裁、体制确实是文体的核心，但文体的涵义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仅仅理解为体制、体裁，似乎有失笼统。童庆炳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包括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这一定义为文体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向度。郭英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一词所指称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同时，该书指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这种对文体概念的界定和对文体生成的理解，避免了泛化的倾向，指出了中国古代文体发生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从根本上探究文体（尤其是先秦文体）产生的根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自古以来，汗牛充栋。其研究成果，根据研究侧重点和方法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战国秦汉至晚清结束，包括近代）和近现代（清结束至今）两个时期。下面就根据两个时期的不同，分别进行综述。

一、战国秦汉至晚清的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

这一时期，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先秦诸子起源研究。

先秦诸子的起源，也就是先秦诸子之所以兴起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先秦诸子的起源问题与诸子散文文体的起源问题关系甚密。在各种文体萌芽或刚刚定型的先秦时期，任何一种文体都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等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秦诸子兴起的背景也就是诸子散文文体兴起的背景。

《庄子·天下篇》是我国最早的学术批评文献。它探讨诸子兴起的原因，往往从“本诸古学”的角度谈起，如论庄子之学曰：“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此外，论墨学、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慎到之学也大体用此模式。《淮南子·要略》论诸子兴起，主要从“因于时世”这一角度入手，如论《管子》云：“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胡适评《要略》之说云：“此列之说，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在对诸子起源的整体认识上，班固《汉书·艺文志》与《淮南子·要略》一脉相承。《汉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但对各家学派的具体起源上，《汉志》认为诸子之兴，乃是原乎官学：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九流十家皆出自古代官学，这一论断虽为近代胡适等人猛烈批判，但泛而言之未尝没有一定道理。晚近以来，学者论诸子起源，大体都不出此范围。陈柱《中国散文史》认为诸子之兴，不外乎三个原因，即本诸古学，原乎官守，因于时世，其渊源正是来自于《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和《淮南子·要略》。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与修辞研究。

对先秦诸子散文风格的讨论，战国时期即已开启。《庄子·天下篇》论庄子散文的特色云：“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礽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者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可以说是论述庄子散文特色的经典言论。而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艺术特色也有精审的把握：其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空语无事实”，“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等等，都是对《庄子》文体风格的精妙概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论《墨子》“不辩”风格云：“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故其言多不辩。”此后，《墨子》“不辩”成了历代学者的共识。

对诸子散文风格概括最为精到详备的当属刘勰《文心雕龙》，其《诸子》篇云：“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或者兼论诸子义理与文采的一贯，或者单论风格之一端，总之一语点破，实为的评。

从整体上看，战国秦汉魏晋六朝学者对诸子文章义理风格所作的是纯学术的评论，不牵涉到实用目的，而唐宋及其以后的学者则更重视义理、风格、修辞技巧对自身为人、为文的实用价值。唐代李翱称韩非子之文“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明代方孝孺评韩非、庄子、荀子、李斯云：“庄周为人有壶视天地、囊括万物之态，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飘飘然若云游龙骞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礼，故其文敦厚而严正，如大儒老师，衣冠伟然，揖让进退，具有法度。韩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缴绕深切，排搏纠缠，比辞联类，如法吏议狱，务尽其意，使人无所措手。”南宋朱熹《答赵佐卿》云：“《论》、《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

评点是明清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进行鉴赏，追求审美愉悦的主要方式。或夹批，或眉批，或题解，或为全书全篇之评点，或为节选作品之评点。评点的范围也异常广泛，举凡《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墨子》、《商子》、《慎子》等均在评点范围之内。

据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辑录，目前尚能见到的宋至明清两代的诸子评点著作有数十种之多：宋代刘辰翁《刘须溪评点九种》、《老子道德经评点》、《庄子点校》，宋代林希逸《老子口义》、《庄子口义》，明代焦竑《二十九子品汇释评》，明代金堡《金卫公汇选》，明代汤滨尹《历子品粹》，明代归有光《诸子汇函》，明代徐应琛《二刻诸子汇函》，明代无名氏《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明代陈深《诸子品节》，明代方疑《且且斋初笺十六子》，明代汪定国《诸子褒异》，明代焦竑《诸子折衷汇锦》，明代张懋《杨升庵先生评注先秦五子全书》，明代穆文熙《者子隽语八家》，明代焦竑、翁正春编《九子全书评林》，明代无名氏编《十三子全书》，明代李贽《李氏丛书》，明代孙礿《孙月峰批点合刻九种全书》，明代陈继儒《五子隽》，明代孙礿、钟惺《孙钟二先生评六子全书》，明代陆可教、李廷机《新刊诸子玄言评苑》，明代陈继儒《古今粹言》，明代陈仁锡《诸子奇赏前集》、《诸子奇赏后集》、《续文苑英华》、《子品金函》，明代姜思睿《诸子鸿藻》，明代李光垣《诸子纲目》，明代钟惺《诸子文归》、《诸子嫏祀》，明代余大茂《新刊诸子拔萃》，明代唐顺之《文编》，明代焦竑《庄子翼》，清代无名氏《十子全书》，清代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诸子七种》，清代李宝淦《诸子文萃》，清代林云铭《庄子因》，清代方人杰《庄子读本》，清代王源《庄子评》，清代姚鼐《庄子章义》，清代浦起龙《庄子钞》，清代胡文英《庄子独见》，清代方文通《南华经解》，清代陆树芝《庄子雪》，清代王闽运《百大家评注庄子南华经》，清代赵熙《庄子郭象注评点》等等。

另外，也有学者以札记的形式论诸子文章的风格、源流和修辞。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历论《孟子》、《庄子》、《荀子》、《列子》、《管子》等著作，颇多独到之见。“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刘熙载于先秦诸子各家中，最中意《庄子》，“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庄子》寓言之妙在“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其所见深刻、恰切，为后人所不及。

总之，晚清以前，评点和札记是古典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进行研究的主要方式，虽多是零金碎玉的短章，但往往能够通过简短的话语，揭示出诸子散文独特的风格特征和审美意蕴。

（三）先秦诸子散文体制、渊源及流变的研究。

体制即文章内部结构、组织方式，它是文体的核心。先秦诸子散文体制的研究虽然不是晚清以前的学者关注的重心，但亦不乏精到的论述。

古代论文体的著作，晋代就有挚虞《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翰林论》，可惜这两部书均已失传。从《隋书·经籍志》看，它们都曾对各类文体的性质、起源、流变作过论述。

梁代萧统《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按文体类型编选的文集，虽不是一部专门的文体学论著，但它在序文中对各体的流变、发展作了论述：“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认为不同的文体产生于不同的需要，因而有不同的体制和功用。

刘勰《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论旨精深、体例周详的文学理论专著。凡十卷，从卷二《明诗》到卷五《书记》篇止，共二十篇，均为文体论。《文心雕龙》在论述每一种文体时都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力图追溯每一种文体产生的根源。在这二十篇中，仅作为篇名标志的文体就有33类，即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另外在这些大类中，又分出许多小类，如在《杂文篇》中分出“对问”、“七”、“连珠”等。其中涉及到诸子文体的有以下几种：

（1）“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用，罕施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文心雕龙》对“箴”体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搜罗出上古时期“箴”体的文献资料，即夏商二箴残句和《左传》中的《虞人之箴》；二是通过与“铭”体的对比，总结出箴体的诸种文体特征：其言说方式是“诵”，言说主体是官，文体功能是讽谏御过。这些见地为后来的文体研究指示了思考的方向，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2）问对。“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刘勰首先对问对体予以关注，有开创之功；但是他认为，问对一体始于宋玉，殊不知更早的《孟子》、《荀子》中问对体已很典型，包含了君臣问对、君士问对、师徒问对等类型，而《周易》对卦形式则是人神问对形式。刘勰对这些均忽视莫见，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3）连珠。“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磕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刘勰把连珠体的起源追溯到西汉扬雄《连珠》，今有学者认为《韩非子·内外储说》、《难》篇才是连珠体的起源。到底连珠体的起源在哪里，尚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4）谐隐。《文心雕龙》曰：“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惬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歌末。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夫观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辞之有谐惬，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赞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刘勰指出，谐就是优语，也就是古优在帝王面前的诙谐表演，往往在风趣幽默的言谈中寄寓讽谏意义。这种寓谏于乐的特征与《庄子》“卮言”大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说《庄子》“卮言”正式摹仿了优语？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如果此论证能够成立，那将是《庄子》“卮言”研究的重大突破。刘勰指出“隐”与“谐”相为表里，它们都有寓谏于乐的特征，不同的是，说隐者并不一定是古俳优，可以是其他主体。君子对古优、谐隐均持不屑态度，于是将“隐”演化为谜语。刘勰认为《荀子》五赋之一《蚕赋》是最早的谜语，也就看到了赋体与说“隐”的渊源关系，有奠基之功。

（5）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论如析薪，贵能破理。”“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郦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辨，楼护唇舌，颉颃万乘之阶，抵嘘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而溯洄矣。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

刘勰将“论”体和“说”体分别论述。认为“论”体的起源乃是对圣哲彝训“经”的阐述，并分“论”体为陈政、议说、释经、传注、辨史、赞评几小类，各个小类对经典的阐释各有侧重。刘勰主要是从儒家征圣宗经和经典阐释的角度来看待“论”体，而先秦诸子散文《荀子》、《韩非子》、《墨子》中已经含有不依赖于经典的专题论说文。他认为最早的“论”体是《论语》，惹来颇多争议。《文心雕龙》中所说的“说”体，指的是战国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先秦诸子中另有两种不同于游说之辞的“说”体，即经说体和经解体，前者如《墨子》“经说”四篇，《韩非子·储说》、《说林》，后者如《韩非子·解老》、《喻老》以及《管子解》四篇等。这是一种阐释型文体，与《文心雕龙》所讲的“说”体有明显的差别。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是两部值得关注的文体学专著，它们对每一种文体都作了释名、性质、源流的“序”。由于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修整、补充而成，两书存在承继补缮关系，我们只以后出的《文体明辨》作述。其中涉及到先秦诸子文体的有：

论体。徐师曾认为《文心雕龙》、《文选》对论体的释名和分类均有未尽之处，他指出：“析理亦与议说合契，讽寓则与箴解同科，设辞则与问对一致：必此八者，庶几尽之。故今兼二子之说，广未尽之例，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对“论”体的概括至为全面。

说体。“按字书：‘说，解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汉许慎作《说文》，亦祖其名以命篇。……传于经意，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文体明辨》所解释的“说”体，已经不同于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说”体，它认识到作为阐释型的“说”体的存在。

辩体。“按字书云：‘辩，判别也。’……汉以前，初无作者，故《文选》莫载，而刘勰不著其说。至唐韩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实出于《孟》、《庄》。盖非本乎至当不易之理，而以反复曲折之词发之，未有能工者也。”认为“辩”体的渊薮应追溯到《孟》、《庄》，此说至为精当。

解体。“按字书云：‘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扬雄始作《解嘲》，世遂仿之。其文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或题曰解某，曰某解，则惟其人命之而已。雄文虽谐谑回环，见讥正士，而其词颇工，且以其为此体之祖也。”认为“解”体始于西汉扬雄《解嘲》，此一追溯并不彻底，因为先于扬雄《解嘲》的《韩非子·解老》就是一篇典型的“解”体文。

问对体。“按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故名实皆问者，屈平《天问》、江淹《邃古篇》之类是也；名问而实对者，柳宗元《晋问》之类是也。其他曰难，曰谕，曰答，曰应，又有不同，皆问对之类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之，乃设词以见志，于是有问对之文。”《文体明辨》把“问对体”渊源追溯到屈原《天问》，比《文心雕龙》更彻底，并且将问对体分为“名实皆问”和“名问实对”两种类型，是极有见地的。

箴体。“按《说文》云：‘箴者，戒也。’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古有夏商二箴，见于《尚书大传解》及《吕氏春秋》，然余句虽存，而全文已缺。独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阙，而《虞人》一篇，备载于《左传》，于是扬雄仿而为之。其后作品相继，而亦用于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韵语，而反覆古今兴衰理乱之变，以垂警戒，使读者惕然有不自宁之心，乃称作者。”对“箴”体论述基本上沿袭《文心雕龙》，推进之处是指出“箴”体的两种类别和用韵的特征。

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选录了自战国到清代的古文辞赋，依文体分为十三类，即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书首有一“序目”，论述各文体的特点。涉及到先秦诸子文体的有：

“论辨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看到了论辨的起源乃是先秦诸子。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对“箴”体的论述基本上是《文心雕龙》、《文体明辨》观点的余绪。

总体看来，晚清以前，文章体制的研究虽然不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文学理论著作，往往能够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各种文体，追溯其体制上的渊源，揭示其最主要的文体特征和写作技巧，对于其文体功能也予以说明。这一思考方式为文体学的深入研究开启了先声。

先秦诸子散文文体与书写材料也有一定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简牍的长短、形制能够反映出文献在当时的文化地位。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的是东汉王充。其《论衡》十二《量知篇》：“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正说篇》：“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省约，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此外，孔颖达《仪礼疏》引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案“尺二寸”当作“二尺四寸”。《左传》疏云：“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诀》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清末，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并结合出土文献，对古代简牍制度作了许多精到的论述，其中涉及《论语》竹简形制尤多，对我们研究《论语》文体颇具启发意义。

综之，战国秦汉到晚清结束的古代时期，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先秦诸子兴起的文化渊源和风格、修辞、写作技巧两个方面，尤其是明清学者，对诸子散文风格、修辞、写作技巧的点评，可谓卷帙浩繁。体制的研究虽也有涉及，并有诸多精到、为后世不可忽略的创见，但仅限于个别学者和个别著作。

第二，各时期研究重心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时期重在对诸子起源的探究上；文章风格、修辞、写作技巧的论述则集中在唐宋元明清时期。

可以说，在从战国到晚晴的这一漫长历史时期，风格、修辞、写作技巧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备，而体制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为后来的文体学研究留下了广大的空间。

二、晚清迄今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

晚清以前，古代学者们已经以评点的方式对先秦诸子的文体风格作了很多精妙绝伦的论述。虽多是零金碎玉的短章，但往往能够通过简短的话语，揭示出诸子散文独特的风格特征和审美意蕴。进入二十世纪，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对先秦诸子散文语言风格、艺术表现手法进行研究的论著。几乎每一部文学史和散文史也都少不了此一方面的内容。这表面看来成绩显豁，但其实并无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所增加的只不过是对前人评点结论的进一步阐发，或结合作品详加说明，或强调其写人艺术、论辩方式等。这当然并不是说今人的研究能力不及前人，而是由对艺术风格的把握这一课题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风格的把握不同于考据和推理，它是在精读作品基础上的直觉领悟，不需要长篇大论。前人在这方面已做得相当到位，后人难以超越。在今后的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这一课题中，语言风格、艺术特征和写作技巧的讨论将不再有可能成为研究的重心。

晚清迄今的百年之间，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方法：一批学者立足于文本本身，为先秦诸子散文各种文体样态定名，并描绘其发展演变的轨迹，有明确的“史”的观念。整体上说，所作的是一种静态的、平面的分析。而另一批学者则从根本上调整研究思路，从文化传统、行为方式、职业习惯、师授方式或者文化传播方式等方面出发，去追溯文体产生的渊源及其与当时具体文化传统的关系，所作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文体研究，可以说是动态的、立体的研究。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称持第一种研究理路的学者为传统学者，后一种为现代学者。下面我们就以这两种研究理路的不同，将这百年间的研究成果分述如下：

（一）传统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定名及其演变轨迹的研究。

1.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定名。

如何为先秦诸子散文中出现的各种文体样态定名，在传统研究者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跳过的问题。客观来讲，他们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后来的学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论语》为语录体，几乎是二十世纪文学史家们的共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韩兆琦《中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裴斐《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玉刚《中国古代散文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均持此说。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杨公骥认为，“最早的学术性语录是《论语》”，“战国时代的语录文体裁，是继承商周的诏诰语录发展演变而成的”，追溯了语录体的体制渊源。此观点虽然很少为后世学者赞同，但这种从文化体制上追溯文体渊源的思考方式却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孟子》文体，传统学者有以下几种看法：（1）整体上仍然是语录体，但已较语录体有明显的进步。持此观点的有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和韩兆琦《中国文学史》。杨树增认为《孟子》创造了互相对话的形式，是语录体向专论体的重要过渡。（2）对话体。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孟子》“全书不仅记录了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对话体论辩文”。（3）多种文体样态并存。黄绳《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从现代文体学概念出发，认为“孟子是使小品文走向成熟和繁荣的先驱”，《孟子》是内容多样、形式别致的小品文繁花，蕴含着异彩纷呈的古典杂文的诞生，是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短篇小说的雏形。

《老子》文体，历来难以定性，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语录体。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齐洲《论〈老子〉的文体风格》持此说。杨树增更明确地指出《老子》是“格言式的语录体”。（2）否定语录说，又无法给出定名。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又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3）韵散结合体。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持此说。

《墨子》文体，谭家健认为是“语录体到专论体的过渡”，大多数文学史家赞同此说。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秦彦士《墨子考论》认为：“在今存《墨子》的53篇文章中，大致属于语录体的只有《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加《公输》5篇，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而属于专论的《亲士》7篇和“十论”24篇共计31篇，将近占全书百分之六十的篇幅。《墨经》属于更高层次的思辩形式，加上这6篇则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即使在《耕柱》5篇中尚有大量的论证反驳成分，而与简洁含蓄的语录体大不相同。……总之，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体制上来看，按照语录体和专论体的划分，《墨子》无疑应该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庄子》文体的研究历来是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三十年代，郎擎霄以生平所得，撰成《庄子学案》一书，对《庄子》进行全面研究。该书以专章论《庄子》之文体，曰：《逍遥游》等内七篇为庄子自作，为论说体；《马蹄》、《秋水》、《在宥》、《天地》、《天运》、《天道》、《知北游》、《达生》、《缮性》、《骈拇》、《庚桑楚》、《则阳》、《胠箧》等，为庄子后学随地记录的庄子演说词，为演讲体；《寓言》、《天下》为庄子自叙其学说大旨，为书序体；《列御寇》、《徐无鬼》、《至乐》、《外物》、《山木》、《说剑》、《田子方》为庄子弟子所记庄子言行之实录，为列传体；《渔父》、《让王》、《盗跖》、《刻意》为庄子弟子所记录并增益的庄子杂谈，为杂记体。又综论各体的特点曰：诸体之中，论说体文旨华妙，演讲体文最雄放，序体最简洁，传体最严整，记体亦平实。《庄子学案》至今仍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庄学力作。它对《庄子》的分类，能概括出各篇章的一些突出的特点，难能可贵；但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如认为《列御寇》、《徐无鬼》等篇为实录，是列传体，何以言之？显然是主观臆断，并无史料可证。且各体之间的区分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显得较为淆乱。

关于《庄子》一书的言说方式，《寓言篇》云“寓言十九”，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其文体形式就是寓言体。《庄子》书中的确存在大量寓言，但是否就可以将其文体性质称之为寓言体，似有待商榷。

另有学者刘生良在其专著《鹏翔无疆——〈庄子〉文学研究》中，从西方文体学理论出发，指出《庄子》不仅在文学类型上是寓言体象征型文学为主体，集浪漫型、现实型、象征型文学于一身的特殊类型，在文体形态上也呈现出以散文为主体和表征，同时又蕴含着诗、赋、小说和寓言等尚未分化的多种文体要素的特殊形态，是奇异的散文、绝妙的诗以及赋、小说等纯文学的先导。

《荀子》、《韩非子》都是专题论说文，标志着说理文体制的定型和完全成熟，这是20世纪文学史家的普遍看法。《荀子》专题论说文，有明确的论辩目的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基本具备篇章的明确标题；各篇立意统一，往往开宗明义提出论点，然后由浅入深层层论证，对论说文立论体制作出开拓性工作。另外，《荀子》中还有两篇极其特殊的文章——《赋》和《成相》。《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游国恩认为是战国“隐书”一体，韩兆琦《中国文学史》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首以赋名篇的作品。《成相》一篇，游国恩认为亦是韵文，是对民间说唱形式的借鉴。

《韩非子》体裁多种多样。杨树增《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指出，《韩非子》书包含了长篇专题论说文、注释式的经说体（《解老》、《喻老》）、辩难体等多种文体类型，并把先秦诸子的专论体散文推向空前成熟的新高度。

2.先秦诸子散文文体演变研究。

关于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演变，文学史界普遍认为：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与百家争鸣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孟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孟子》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论说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传统学者认为，说理文的发展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从《论语》、《老子》到《孟子》、《庄子》再到《荀子》、《韩非子》，的确存在体制上的差异，但是否这些差异就一定意味着进化？近年来，对于这种简单的进化论观点已有学者提出异议：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一文指出：《论语》的简短，绝不意味着此时人们说理能力有限，而仅仅是因为它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应该说，这种对传统观点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综之，传统学者皓首穷经，他们对先秦诸子散文文献本身的把握是精熟的，对诸子各种文体的定名及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大多数还仅仅是对文本存在样态的静态剖析，所得出的结论尚属于比较直观、浅显易见的层次。现代学者则改变了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力图从具体而微的文化背景出发，从历史文化制度、职业习惯、行为方式、文化传播方式、师授方式等层面，并结合新出土的地下资料，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产生的渊源，揭示由行为方式到文本方式转化的奥秘。这种新的研究理念，把文体学的发展向纵深方向推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下面我们择其要者，综述如下。

（二）新思路下的现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的新成果。

1.《论语》文体研究。

《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载邹广胜《柏拉图与孔子文体形态比较研究》一文。该文通过对《文艺对话录》和《论语》文体的考察，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和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指出《论语》之所以呈现为独白式的语录体，从根本上说是由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决定的。用西方理论和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确能很醒目地点出语录体的一些文体特征，但是，如果不从具体文化背景出发去深入考察，而只是从文体表面形态进行理论的简单比附，所得出的结论，其意义是值得商榷的。2001年和2005年俞志慧分别撰《古“语”述论》和《〈论语〉与古“语”关系疏证》两文。前文详细梳理了先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古“语”，探讨其意义及源、流、变，认为先秦时期广泛流传的“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其作用是明德，辑录成专书的“语”被用作教材和读本，是当时人们共同的思想话语资源。后文则通过对五十余条《论语》中文字与先秦古“语”相关性的逐一疏证，呈现出孔门许多思想和言说的资源。作者从具体文化背景出发，密切结合《论语》文本来探究“语”这种古老的文体现象与《论语》的关系，可以说是文体学研究有益的尝试。韩国良《从〈老子〉到〈论语〉——先秦诸子文体辩议》一文认为《老子》在文体上属于“箴”，《论语》在文体上属于“语”，二者最根本的对立乃在于形式方面——前者接近于格言，后者接近于口语。“箴”的制作者是官师，“语”的传播者是庶民。从《老子》到《论语》是箴言体到语录体的过渡，由《论语》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就是语录体向专论体的过渡。如俞志慧文，该文也是从更古老的文献和文化传统出发，追溯《老子》、《论语》的文体渊源，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值得推崇的。《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载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一文，该文通过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在称谓、篇幅、结构、文字方面的差异，推测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有记录孔子言行的风气。他们手中都或多或少有记录孔子言行的教材。今本《论语》就是从七十子后学的笔录教材中精选出来的，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相反，大小戴《礼记》中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文章以及上博简《仲弓》等，则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李零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也推测《论语》大概是从类似《仲弓》、大小戴《礼记》的一些篇章中摘录下来的，与陈氏结论暗合。这一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论语》的文体性质、孔门弟子的传授方式，了解当时的文化传播方式，而且对于此前学者们普遍认为的《论语》是说理散文的低级阶段也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2.《老子》文体研究。

1984年李炳海撰文《〈老子〉一书的经、传结构及编次》。该文通过《道经》与《德经》章次的对应关系，各自的纵向结构和文章风格，得出结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道经》是本经，《德经》是传，是经解、经说，二者是经与传的关系。作者从经传结构的角度阐释《道经》与《德经》的关系，让人耳目一新。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认为《老子》的文体在根本上是格言谚语的汇编，“吸收了大量来自人民群众的格言谚语……《老子》把这类东西吸收过来，加以改造融化，纳入自己的体系”。认为《老子》一书，是在汇集古“语”基础上不断加工阐释的结果。此观点为后来学者所发挥。2000年，高雄《中山人文学报》第十期刊登刘荣贤《从郭店楚简论〈老子〉书中段落与章节之问题》一文。该文认为，《老子》最原始文本是经由口传方式传播的韵语。这些原始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被搜集后，经过整合、诠释、引申和补充，逐渐扩大而形成今日《老子》之章节形式。《老子》书之所以形成，乃是后人不断诠释、引申与补充既有文本的结果。该文又通过郭店本《老子》甲乙丙三组文本之逐文考察，并与今本对照，揭示出《老子》书之章节结构问题，对《老子》文体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韩非子》文体研究。

张惠仁《韩非——我国古代“难”体散文之祖》一文指出：《韩非子·难篇》是我国古代“难”体散文之祖。郑良树认为：“《难》篇里的每段文字，应该都是作者利用现有的材料磨练自己思想的短作。”指出了《难》篇的文体性质。对《韩非子》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中，马世年《韩非生平与〈韩非子〉文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较有分量。该文将《韩非子》55篇分为6类8种：书表体、政论体（包括一般政论文、长篇专题论文两种）、问对体、“难”体、“说”体（包括《储说》、《说林》两种）、解释体。“难”体为韩非子平时练习辩难之作，是一组没有连贯性的随笔集，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对后世驳难文有很大影响。《储说》为韩非学派内部的教学资料，其文体意义体现在对史传体、经说体的继承和创新上，同时它也是连珠体的上源；《说林》为原始资料汇编的故事集。解释体为章句注解式的文字，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文体流变方式：注文脱离了“经”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该文对《韩非子》文体6类8种的归纳，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这种从整体上对专书进行文体研究的尝试也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4.《管子》文体研究。

《管子》一书，近些年来颇受学者青睐。有以《管子》为题的博硕士论文，也有学术专著，单篇论文也有不少。其中，对其文体状况进行考察，成为近年来治《管子》者必然要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经解体”是《管子》文体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管子》中，有《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解体四篇，统称《管子解》。四篇《管子解》是研究先秦“经解体”或“经说体”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民国时期的学者石一参《管子今诠》曰：“古人治经之法，本经自经，传自传，解自解。后世为便讲读，乃有分经系传之法。《管》书之混解入经，沿分经系传法也。维系解分为二式：一则每篇先列本经全文，后列解语，如《宙合》、《心术》是也；一则逐段分析经文，夹入解语，则《牧民》、《乘马》诸篇是也……”对经解体的两种类别作了细致区分。至于《管子解》这种文体的成因，郭沫若认为“《明法》篇别有《明法解》，逐句解释，如一经一传，是师弟之间所传授的讲义录，至少这一篇或许即是慎到在稷下学宫里的教本”。胡家聪亦持此说，认为《管子解》是齐稷下学宫的讲义录。

周勋初《历历如贯珠的一种新文体——储说》：“史学上的经传体，等于子学上的经说体。客观形势表明，先秦时期的学术界存在着产生经说体的良好土壤。”经解体“大约与当时的辩说之风有关”。

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则提出另一种看法：先秦诸子这种经传结构是战国末期诸子后学进行学术休整、造经运动的产物。此观点与郭沫若“教本”说截然不同，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目前尚难有定论。

2003年西北师范大学池万兴博士论文《〈管子〉研究》，将《管子》76篇文章按文体分为：论说体、记叙体、问答体、经解体、格言体、律令体、纲目体、著述体等八种。分类赅备，每一篇都能找到对应的文体类别，也比较符合先秦时期文体的实际称谓。

张固也《〈管子〉研究》一书，对《管子解》的文体特征有专门论述：“《管子解》的体裁，只有《韩非子·解老》与之相同……前两者（指《宙合》、《心术》，笔者注）表面上是经、解合一的文体，实际上是战国中期稷下先生中的道家人物相与讨论、阐发思想的著作，其解释文字严格说来不宜称为‘解’，即便沿用旧称，也要明白它们与《管子解》之不同。后者（指《管子解》，笔者注）主要是战国后期稷下先生中的法家人物用《管子》的重要篇章为学生作讲解的记录，所以未必会顾及所解篇目是否在《经言》内，甚至可能单独取某一章节作讲解。”此观点乃郭沫若“教本”说的进一步延伸，虽然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据，但未尝不是合理的推测。

概括来说，以新的研究思路为指导的现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往被认为文学价值不高、被斥于文学研究之外的《管子》、《墨子》等文献的文体研究受到重视，出现了多篇博硕士论文和多部专著，这可能与它们包含的文体样态多样，且与当时的文化制度、行为方式关联密切有关；而此前因为文学价值高而受到热切关注的《孟子》、《荀子》等的文体研究却进展缓慢，成果寥寥。

第二，现代文体学研究，受到了出土资料的极大刺激和鼓励，尤其是《论语》、《老子》的研究，学者们把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进行文本的细致对照，进而推测其文体性质和渊源。

第三，现代学者中也有利用西方文学理论或者将中西方具有某种相似性的文本进行对比来研究文体现象的。这种研究方法有时确能点出一些具体的文体特征，以及中西文化的不同对文体造成的差异，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文体学还应该从中国具体的文化背景出发去追根溯源。

第四，与传统学者仅仅进行文本的静态分析不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深入的。他们从具体的文化制度、职业习惯、文化传播方式等层面出发，去追溯文体的渊源，考察由行为方式到文本方式转化的秘密，从而揭示出文体性质。这已经超越了表浅的静态描摹，把文体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三）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体现象应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先秦诸子散文中往往夹杂着韵语、先秦诸子的言意观念与文体形态的关系等，这些都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中一些纵向的具有规律性的线索。理清这些线索，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先秦诸子散文中的韵文和对句。

“韵文”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韵文，是指诗、词、曲、赋、民歌及一切押韵的文字，狭义的韵文主要指有韵的散文。对句指的是讲究对仗整齐的句子，后来发展成骈文。先秦诸子散文主要以散文为主，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为什么在散文当中又时常夹杂着许多韵文或者对句，这一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韵散结合最明显的是《老子》，有学者因此称《老子》的文体为韵散结合体。《老子》的韵文和散文为什么纠缠到一起？吕思勉《经子解题》解释说：“今观《老子》书，文体甚古，全书多作三四言韵语，乃未有散文前之韵文。间有长句及散句，盖后来所加。”也就是认为《老子》原来是韵文，散文部分不过是后学所附益的阐释性的文字。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推测，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后来的学者在出土文献的激励下印证了此一观点。

谭家健著有《先秦韵文初探》一文，已收入其专著《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该文从先秦韵文的历史发展、内容和形式特征、影响等几个方面对先秦韵文作了全面梳理。关于先秦诸子散文中夹杂韵文这一现象，作者分析道：《老子》创造了一种韵散结合的文体。成书与《老子》同时或稍后的《孙子兵法》亦常用韵，它们可以看成是从韵语到散文的过渡。战国中期，成篇的韵文不断出现，正式形成一种新的文体。《管子》中有不少整篇用韵的文章，《庄子》虽然没有成篇的韵文，但某些文章亦夹杂大段的韵语，且往往在对话中。战国后期，韵文更加普遍化，成为一股风气。《荀子·赋篇》已是赋体，其他文章亦常用韵语，《韩非子》的《扬权》、《主道》通篇用韵，《吕氏春秋》、《文子》、《鹖冠子》等书中都有大量韵语。出土文献中韵文也十分普遍。先秦韵文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显著特征是，道家学派占突出地位，几乎所有道家著作都喜欢用韵语。医学、兵书也常用韵。韵语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还没有普及到民间。形式特点是：四言为主或者杂言为主、散韵相间或者散韵相杂。韵语不见于语录体。总的来看，先秦韵文的适用范围，多数是说理和抒情，少数用于描状和说明，主要存在于诸子散文之中，以单篇文章或文章中的片断出现。该文总结出先秦散文尤其是诸子散文中存在韵文这一现象的一些基本规律，论述详备，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先秦诸子散文中为何出现韵语？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指出：“它反映了以声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艺传播对诸子之文的影响和渗透，书面形态的诸子之文，实际上处于当时广大社会阶层（包括知识阶层自身在内）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的包围之中，韵语就是这种影响与渗透留下的痕迹……”作者从文化传播方式这一角度解释散文中夹杂韵文这一现象，只能解释部分文本，如《荀子·成相》、《赋》篇，而对《老子》这一典型的韵散结合体却无能为力。

2.文言：先秦诸子散文的语体。

语体也是文体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若能弄清楚先秦时期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以及当时的谈话技巧等，对先秦诸子文体的研究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中国文言系统的形成，始于先秦诸子。薛凤昌《文体论》认为我国“语体（指的是口语，笔者注）先于文言。自孔子作《易》乾坤两卦的《文言》，其句法、字法，实与今之文言无大殊。是其题称文言，名与当时的话不同。从此孔门著书，皆用文言。左丘明著《春秋》，曾子之门人成《孝经》，子游之门人作《檀弓》、《礼运》，有子、曾子之门人作《论语》。可见仲尼之徒，著书立说，都不用语体（口语，笔者注）”。

徐北文在其专著《先秦文学史》中单列一节“新的书面语（文言文）与新的文体”，也强调了先秦诸子在语体方面的革新，他指出：《论语》是在雅言，也就是宗周通用语言的基础上书写的一种书面语。儒家在当时雅言的基础上一面吸收典籍的旧词汇和句式，一面加以调整，形成较为活泼的《论语》式的新的书面语。《孟子》将这一革新完成，形成“文言文”。此后先秦诸子皆用文言系统。

此外，先秦诸子文体研究中，尚有一些线索性的问题很少有学者关注，有待于进一步开掘：

（1）先秦诸子文体与先秦纂辑之学的关系。如果陈桐生、李零等所推测的《论语》是《仲弓》等其他文献的节选本，刘荣贤所说的《老子》原始文本是古韵语汇编等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战国时期必定有一次编辑古书的文化热潮，它与先秦诸子散文文体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2）“言”与先秦诸子言意观及言说方式的关系。孔门有“言语”科，把“言”、“语”作为两个并列的范畴对举，那么在当时，“言”和“语”肯定存在不同。古人对“言”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言意观念和言说方式。郭店楚简《尊德义》有“教以言，则民硇以寡信”，《说苑·敬慎》载《金人铭》“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无多事，多事多患”，《逸周书·周祝》有“石有玉而伤其山，万民之患在口言”等说法，而先秦诸子无论儒家、墨家还是道家，对“言”的表意功能，态度都极其保留。“言”在当时大概是个十分尴尬的存在。考察出“言”在当时的存在状况，以及先秦诸子各自的言意观，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意义重大。

上述所举或许都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从整体上探究文化制度、行为方式与文体的关系将成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本书的研究特色在于，通过特定文化背景的考察，揭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发生与当时具体历史传统、文化制度、行为方式的关系；通过对诸种萌芽与甫定时期的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考察，揭示出文体发生的普遍规律，即任何一种新文体的发生，都是特定文化制度、行为方式的产物，都可以找到其各自制度、行为方式上的渊源，任何一种新文体在定型初期都承担着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化功能。本书在理念上，尽量避免静态、单向度的文本分析，力图达到具有深度和穿透力的文化考证效果；通过文化的考证，进而帮助解决文体发生这一文学理论问题。本书也极其注重对出土简帛文献的运用，使其与传世文献互补互证，增强论证的可信度。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一是分类研究。先秦诸子散文中存在多种文体类型，每一种均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文化渊源和文体功能，将其分门别类，一一辨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二是发生学与功能学研究。先秦时期是文体发生和演变的特殊阶段。在这一时期，各种文体类型基本上处于萌芽或甫定型时期，每一种文体都是特定的文化传统、仪式制度、师授方式或者文化传播方式等具有明确功能的行为方式自然而然的产物。与文体已经惯常化的后代相比，它们与特定观念或行为方式的关系更加直接而密切。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研究在本质上是文化研究。先秦时期，几乎每一种文体都承担着与当时行为方式相匹配的特定功能，或为论辩、或为游说、或为训诫等等，都是功能文体，而非出于单纯的文学审美。因此，从发生学角度探索其文化渊源，从功能学角度揭示其文体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三是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将一些类似而不尽相同的文体类型区分开来，如“语”体与问对体、寓言与小说、经说体与经解体等，结合具体文献，比较其各自的文体特征、产生的文化渊源和承担的文化功能。

本书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一、对先秦诸子散文所包含的重要文体形态进行重新认识。前代学者已经对先秦诸子散文所包含的几种重要文体样式作了描述，如《论语》是语录体，《老子》是韵散结合体，《庄子》是寓言体等等。这样的描述虽无甚不妥，但过于平面化。本书希望对具体的文体结构重新认识，在文本细读及与相关文献的对勘中重新认识先秦诸子散文中某些重要文体的实质。如认为《论语》采用语录体，呈现出简约化特征，实际上是孔门弟子对先师语录撷取、概括的结果，在编纂过程中有意识地遵循“趋简”的原则。《老子》文本有两个层次，即原始文本和附加文本，后者是对前者的阐释、引申，乃是道家后学弟子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累加而成。原始文本从形式上看是句式整齐、简短的韵语，从内蕴来看是关于修身、治世的嘉言善语，为老子自创或征引，其实质是箴。

二、追溯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生成的文化根源。前代学者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研究，偏重于对文体性质作判断，而对于文体生成的文化根源却鲜有详细的考论。早期文体基本上都是功能文体，每一种文体的生成大多都出于当时环境下的特殊需要，承担着特定的文化功能。各种文体的形成都有其具体而微的文化成因。本书从发生学角度出发，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生成的文化背景、政治制度、文化习俗，文献创造者的社会职责、文化身份以及文献的传播和接受方式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生成的文化根源。

三、对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展历程重新描述。历代文学史普遍认为，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经历了从语录体（如《论语》）、韵散结合体（《老子》），到对话体（《孟子》）、寓言体（《庄子》），再到专题论文（《荀子》、《韩非子》）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是较低级的一种文体样式，而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专题论说文则标志着说理散文的成熟和定型。从这些论述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传统学者认为说理文的发展遵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进化过程。本书认为从《论语》、《老子》，到《孟子》、《庄子》，再到《荀子》、《韩非子》，虽然的确存在体制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就一定意味着进化。先秦诸子采用哪一种文体进行言说，与当时社会特定的需要和文献创造者的身份、话语方式有关，而与其说理能力无关。

先秦诸子散文文体及其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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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限，而是以研究方法的迥别。
文体研究不像思想、义理研究那样受意识形态、社会思想的影响那么明显，它所呈现出来的时间序列并不显著，因此，本书不拟以时间为序划分阶段，而是以研究方法的不同将研究成果分别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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