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小说

听说没人见过西乡隆盛的照片。那么他的脸究竟是什么样子，确切地说，不得而知。尽管当年他的家人和颇具影响力的朋友们就住在城山地区，而且都很长寿，但百年之后的今天竟然仍是这样一个结果——没有他的照片。

所谓史实，是否就如同西乡隆盛的那张面孔呢？如果已经无人知晓，那么上野公园的铜像和课本中的肖像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这就相当于被人们撰写或研究的“历史”。

上野公园里的肖像，只可说十分酷似本人，但绝对无人敢断言一模一样。

史实，如果有人认为那就是当年真实历史的留传记录，无疑是很危险的。

就拿中国来说，史书中对短命的秦王朝和隋王朝基本都没有流芳千古的赞美描述。根据史书记载，无论是秦始皇还是隋炀帝，均被描写为极恶无道之人。但我却认为不应该这样一概而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豪取天下后十余载的秦王朝被前后持续了近四百年的汉王朝取而代之；隋王朝的寿命不过三十余载，被之后持续了近三百年的唐王朝所取代。或许秦朝和隋朝都留下了自己的史料记载，但就算如此，书写这段历史的却都是它们的后来者——汉王朝和唐王朝。

换言之，是改朝换代者在书写史书。他们对于败者的描写自然要拿出自己的辩解。而对手的“暴逆非道”则是得天下者将自己正当化的最好的理由。

这样一来，尽最大可能抹杀那些足以证明对手并非“暴逆非道”的记载自然是一定要做的事了。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发生过的暴逆非道当中也必然存在着后来者的“创造”。所以，不能说这样撰写的“历史”就是原原本本的史实。

秦始皇是最初统一中国的人物，隋炀帝是修建完成大运河而造福后世的人物。

而在“历史”的笔墨中，隋炀帝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乐趣才修建了用于玩耍的大运河。那么这段历史是否就是“史实”

呢？

或许，试图通过文化的、经济的交流，促使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一跨越四百年之久仍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尽早统一才是修建大运河的初衷。这样去推想岂不是更自然一些吗，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隋炀帝在夜晚时有时会突然惊恐万状地大叫“有贼”，这应该是深夜恐惧症吧。如果单单拿出这件逸事渲染一番的话，人们也许只能认为隋炀帝是个十分没出息的胆小鬼。但是，隋炀帝的另一面，即作为王者应有的豪放的一面则很有可能被故意抹杀了。

说到深夜恐惧症，日本的北一辉可谓与隋炀帝同病相怜。

据说，在深夜如果夫人不牵着他的手，他甚至连厕所都去不了。然而，他“魔头”的一面却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将他“魔头”的行为或论述抹杀，只留下深夜恐惧症的描述，那么北一辉将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笛卡尔的历史不可信论正是来自这种怀疑。

历史小说家要做的是，主观地且是竭尽全力地迫近那些被湮没在史实背后的人物。

或许，这种主观的产物毫无体系可言，只是跳跃的、没有学术价值的。但历史小说家却是“大胆假设”的提供者，从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剂兴奋剂也说不定。

当然，绝非所有的历史小说都是如此。更多的是作者借助历史的舞台，仅仅在追逐“人间”的悲欢离合，其意图并不是迫近史实。然而，即便这种意图仅限于人间的悲欢，说不定那些对“人间”惟妙惟肖的描写反过来带给史实的是一束新的光亮。

当“史实不可知”是我们共同的前提时，历史学家也不该对那跳跃过度的小说冷眼轻蔑。这里绝没有打着小说的幌子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意思，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小说家，大家都是触摸同一只大象的、群盲中的一员。

因此，过分的排他性是不可取的。

不可知者即为神灵。在“史实不可知”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应该是谦逊的。

1973年7月《中日新闻报》

西乡隆盛（1827—1877），被称为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后成为打倒幕府运动的领导者，作为大总督府参谋指挥征东大军，曾兵不血刃拿下江户城。后于西南战争兵败，剖腹自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