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满怀豪情进北大红楼，救亡怒潮激起《浪花》

刘伯伯继续说他的经历。

刘秉彦：我在育德中学，时刻关心着时事，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我们办的小报将时事发出来，告诉民众。1933年1月1日，山海关陷落，日本人打到了关里。国民革命军的29军在长城喜峰口英勇抗击日本军队，给百姓以振奋。他们的大刀队很是让日本人胆寒。不久，便传出了那首歌颂29军抗日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对这段历史，你们清楚吧？

我：伯伯，我们实际是不大清楚的。年轻人实在应了解历史。伯伯，您从当年的感受来说说吧。

刘秉彦：要说当年喜峰口抗日，得说宋哲元这个人物。宋哲元是属于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一。1924年冯玉祥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宋哲元是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1925年，宋哲元曾任热河都统，他在这儿做了不少发展农业的好事，1927年冯玉祥参加北伐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1930年发生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拥护蒋介石，挥师入关，占领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了。到1931年，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了，宋哲元的军队成为东北军的第三军，他是军长。另一位有名的抗日将领张自忠是38师师长。这年6月，改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1932年8月，宋哲元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他的军队在张家口，编了三个师，有名的抗日将领赵登禹是他的一个旅长，张自忠还是38师师长。

29军到察哈尔不到半年，有名的长城抗战爆发了。这是与日本军队第一次交火，中国军队有30万，集中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当时，29军的装备是最差的，不过与别的军不同的是，士兵人手一把大刀。

赵登禹被宋哲元任命为喜峰口作战的前敌总指挥，大战日本的铃木师团，他们用落后的武器，对抗了有最先进武器的日本军队。总指挥部发出的口号是“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大大激励了士兵的土气。赵总指挥在作战中受了伤，却不下火线，采取了近攻夜战，这样大刀、手榴弹便发挥了作用，战胜了日本人的机枪大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久，有个音乐家便编歌唱出了二十九军的英勇，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1933年，北平便有了记录这长城抗日的一本书，叫《长城血战记》。

日本人自己称，这喜峰口之战是“皇军名誉尽丧喜峰口外”，中国百姓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去慰问。

实际上，长城抗战最后还是打败，防线崩溃了。宋哲元为此痛心之极，虽然歼日本军队五千人，而自己伤亡过万，中央军的十七军伤亡两万。三十万人没有打过日本的五万军队。张学良被迫辞职，何应钦接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

到了1933年5月，国民政府却与日本军签了“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同时划出了绥东、察北、冀东为日本军队自由出入区。

1934年暑假，我到了北京。那时革命处在低潮。我原来考清华大学理工，可没有考上，我心里也想上清华。齐凝之一定让我考中法大学，他愿意我在中法系统。这就要考法文。侯思钜也是蠡县人，他住在齐凝之家里。我们都不会法文，后来说考法文可以用英文答卷。侯要跟他学生物，我对生物没有兴趣。可我考上了，我不想上，最后还是考北大。当时父亲已在南京两江民立中学当校长。知我考了北大，经过他许可，我到了北大。当时，我仍处在家庭的约束中，要按家庭的意愿办事，可思想开明多了。本来我想选北大物理系，父亲仍要我读数学系，因为我的数学一直很好。可当时如果照自己的意愿，我就要学文了。

在北京这一段，可以说的事，有这些吧。

我走进了北大的红楼，进入了北大。我首先感到了一种与别的学校不同的气氛。这就是从五四运动以来的校风。关心国家，关心民族，有一个责任担当感。我想到了当年的学生，如何在红楼图书馆探索民主与科学，想到当年在这儿办学生杂志《新潮》，想到学生如何走出北大校门，奔向天安门广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游行示威，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是从这儿开始的呀。我考上北大，感到一种自豪。

这时北京左联与保定左联接上头了。接头的杨雨民是英语系的学生。

1934年下半年已是救亡运动的前夕，因为宋哲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已成立，殷汝耕已在天津做筹备，准备在通县成立反共自治政府。一个日本浪人可以到天津搞反共的活动，令学生们非常愤怒。华北政务委员会是安内攘外的措施，受南京政府约束，可单独与日本打交道。宋哲元并不愿当亡国奴。宋下属的副军长兼师长的佟麟阁，还有师长张自忠就是学生们议论最多的人物，称赞他们。左联里边也提出，学生应该去当地驻军搞军运工作。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便去联系北京师大、燕京大学。师大组织人做五十三军的工作，那要去易县的西陵。佟的部队在南苑。当时，学生中的左联和教联、工联、反帝大同盟、互济会，相互间已联系起来。党组织被破坏了，可民主先锋队比左联更活跃。当时出面最活跃的是民主先锋队。杨雨民就是北京大学民主先锋队的大队长。

1935年，我们在北大办起一个刊物叫《浪花》，是地下刊物，宣传左联、民先的观点，反南京政府。对宋哲元采取中立态度，促他抗日。我认识二十九军三十二师一个营长，他姓张，大黑个子，满脸大胡子，民族意识很强，文化不高。杨雨民经常到南苑他那个营去，有一次我也跟着去了，和营长谈了很多抗日的道理。我们发展了一个班，就是这个班，经常被张营长派通讯班长到北大来，带些宣传品回去。我们编的地下刊物《浪花》也给他带去，让他团结别的营。他是二营，这是二十九军三十二师的一个营。后来有一次，我跟杨雨民到了南苑飞机场内，二营的一个连驻在南苑历代军官家属住的地方，张营长家也住这儿，我到过他的家。二十九军原来是西北军的，属于冯玉祥的部下，他搞过抗日同盟军，联系了五十三军的万福麟。于学忠在保定，是河北省主席。东北军是1931年“九一八”后，奉命入关，奉命退却的。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当时，有个叫马君武的诗，讽刺张学良。这诗原来我都背过的：

赵四风流朱武狂
翩翩胡蝶最高长
沈阳一陷休回首
且把阿娇舞战行

这诗在北京小报上登，《华北日报》、《晨报》也登了，在学生中很流行。这时，张学良已转到西安了，于学忠还在河北，最北是万福麟。吕正操的691团住在易县。

当时的左联、民先做万福麟和二十一军下属的工作。当时认为军阀是不可靠的，主要做下层官兵的工作，以发展民先，在部队搞救亡室，用各种各样的名义。我原来对军队一无所知，我从见到张营长，才知道军队的编制，知道二十九军大刀片的厉害，他们的装备我也看了。想到过去光做宣传工作，这是不行的，得有军队。当时左联介绍过一些书，有苏联的小说《夏伯阳》、《铁流》、《毁灭》，我都看过了，当时年轻的心对苏联向往之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我们也知道了消息。我们早希望红军过来。

因为抗日的宣传，三十五军已提出要北上抗日，这对学生群众震动很大。能不能到五十三军、二十九军去宣传抗日？我们带着大喇叭，还有教员，去上课宣传打日本。张营长非常欢迎我们去他们部队，学生讲什么，他接受什么，对抗日非常有信心，二十九军是能打日本的。

1935年下半年，我跟着同学，一同到了位于通县南关的潞河中学。这是一所有名的学校，这里有家乡的学生。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一般人不大注意。反共自治政府的牌子已经挂出来了。学生不断到通县去，就驻在潞河中学里。反共自治政府开始组织保安队，看看日本有多大力量？日本人还在天津，津西还没有日本人。到那儿一看，与二十九军相比，保安队差远了，当时日本浪人到过通县。我当时很肤浅地认识到，如果29军打起抗日的旗子，就把张营长动员起来，收复通县没任何问题。

北京雍和宫前院西排的红房子内，有个小印刷室，主要印宣传品——学联、左联、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印刷室几乎每天都印，我当了三个月的交通，每周六就去拿，送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然后再印，这是北大发出去的。有个同学叫个侯玉山，外号侯大眼，他是物理系的同学，我们两个负责送宣传品。一个车子里装不了多少，每种弄三四份。我们两个车子，一前一后，我在前面。我从雍和宫出发，出西直门，到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去。到学校交给门房的工友，燕京的老李，清华的老王。周日一大早就出发。我骑车走在路上，心中充满了自豪。我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当这交通三个月，都是和老李联系，可我直到今天，我还不知老李叫什么名字。

到清华大学，到左联的王吉昌那儿——听说他是清华左联的负责人。后来我们一块跑出来了。民先是公开的组织，学联就更公开了。

关于学联的活动。1935年下半年，学联代替了别的名义的活动了。学联内也有共产党、共青团、反帝大同盟。所有的中学都参加了学联。蒋南翔是领导人之一。活动中心是从北大转到清华，介绍抗日活动，反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我的工作有了变动，主要是突破一院二院的工作，三院是带头的，一院二院参加学联的人很多。申有成是一院数学系的，他和张组树有关，发展左联，我和申有成接头，转到了学联。我在学联名声搞得很大。我和申有成的分工是去做中学的工作，我们俩跑北京四中（在府右街）、育英中学（东单往东，和宏达中学挨着）；我们还和朝阳大学（在禄米仓）、中国大学（在西城二龙路）联系，联络起这些学校，搞宣传，呼吁南京政府抗日，也搞一些游行活动，这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