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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担山石头记

蜀地笔记 作者:蒋蓝 著


成都武担山石头记

成都城内过去有两座山:煤山、武担山,均为人工堆土形成。煤山位于成都市皇城(今四川科技馆)之后子门一带,由垃圾、煤灰构成,一度是民国四川军阀争夺的要点,后来被平掉。现在还能够见到的,就是武担山。

武担山位于成都市区西北,北较场东南角,现属成都军区管辖。春秋时期,古蜀王朝的开明帝处于盛世时期,蜀王多情好美色,听说武都有一位美貌如花的妙女,便派人招来。可是,《蜀王本纪》记录的是:“武都有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精也。”这一记载,标明了这个妃子的复杂身份。看来,既然是尤物,出身就定然非凡。

男变女、女化男的移形换位之术,历代史不绝书。比如清人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十五·谈异六》里,收有《女化男》条:“山东济宁有妇人,年四十馀,寡数年矣,忽生阳道,日与其子妇狎。久之,其子鸣于官,以事属怪异,律无明文,乃令闭置空室中,给其饮食。戊午年事也。”如此乱伦之举,胜于“扒灰”了。

《蜀王纪》和《蜀纪》,是记录古蜀中历史、掌故之书,对于钩稽巴蜀上古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该书最早见诸史志者为《隋书·经籍志》。《唐志》相沿《隋志》,但是《宋史》以后不再见诸史志了,推断至迟到宋末已经亡佚。

中土最早涉及变性人的记载,可以追述到司马迁的《史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06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作为正史来记录的这几个字,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变性人的记载。

蜀地开明王朝的存在时间是约公元前666-公元前316年。蜀国十世开明王受骗接受秦国石牛,以后才有开明王娶武都美艳女子之盛举,估计应发生在开明朝中晚期。单就发生事件而论,时间早于“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也可以说,古蜀的武都美女事件是中土最早的变性人事件记录。

民国四年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记载,“武都”有三个:一是甘肃省武都县;一是四川省武都,“山名。在四川省绵竹县北。”还有一个武都位于武澹条:“山名。在四川省成都县城内西北隅。武都有大夫化为女子。蜀王纳以为妃。未攒物故,乃遣五丁至武都澹土,葬于成都廓中。曰武澹,见《蜀王本纪》。蜀汉昭烈帝即位于武澹之南。”位于绵竹县之北30华里的武都山(又名绵竹山、紫岩山),屹立龙门山脉山踝,西北面高山天作,群峰叠翠,那里的山石、泥土与成都平原有明显区别。抵达蜀王床榻的武都美女,就是来自武都山的绮色佳丽。看来,出类拔萃、身负异能的人,只能以“山精”来命名。

武都山精“步容之术”出类拔萃,荣任蜀王的王妃,蜀王对之宠爱有加,还命臣下写一首《东平》之歌取悦她,但她到异国他乡后水土不服,又思乡心切,忧郁成疾,一病不起,不久就香消玉殒。蜀王悲痛不已,三日不食,焚香烧烛,祷告上苍,大呼“还我妃来!”下令士兵用王妃家乡的泥土为其建墓。

据传,挑担的人只能用左肩挑担,不能换肩,故又称“左担道”。五个大力士将武都泥土挑回成都,建成王妃大墓,占地数亩,高7丈,上覆一面石镜。墓葬之地因而名武担山。这又派生出另外一个典故“五丁担”——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五丁担”为五丁担土使用的扁担。巨石是五丁担土折断形成的,一头遗留在武担山,另一头遗留在成北的毗桥(大概为今天的三河场),据说此石毁于公孙述据蜀之时。另外据民间传说,毗桥石北宋时尚存。五丁担(石)虽已损坏,但民国时期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从武担山收集的残石一块,石质为石灰石,长80厘米,周围140厘米,上有后人书写的8个字:“如弦之直,如称(秤)之平”。由此可以想象,这面石镜弧线光滑,宛如吃满力道的弯弓;另外,打磨精细,天平一般。但开明王朝的朝运,似乎远没有石镜这般稳如磐石。

当时,蜀王思念症发作,便到王妃墓前流连忘返。他思之念之过切,后来又在王宫内修了一座高敞的望妃楼。《成都古今集记》说:“……望妃楼亦名西楼,开明妃墓在武担山,为此楼以望之。”望妃楼在子城西北隅,秦时的成都子城西北隅当在今成都市青羊区王家塘街一带。建筑华丽,采用珍珠为帘,足以显示出身在高位的帝王对于思念的不可或缺。我们甚至可以说,蜀王开启了一种权力的相思学。

古蜀帝王宠妃本为山精所“化”,可谓生于“石”,这是石头所具有的生殖繁衍功能的实例印证。在其死亡之后,理应回归于石,回到石头的内部。这是否暗合了、开启了古蜀盛行的“大石崇拜”现象呢?而且,这一感情事件纯粹、执拗,并不存在西施献身吴王阖闾而悄然执行的“国家阴谋”,在我看来,这分明是华夏语境里最早的“石头记”。

关于武担山的诗词文章,车载斗量,其中唐代文学家苏颋(670-727年)的五律《武担山寺》,峭拔而起:

武担独苍然,坟山下玉泉。

鳖灵时共尽,龙女事同迁。

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

讵知留镜石,长与法轮圆。

成都武担山。蒋蓝摄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二年(724年),是苏颋两度入蜀为官期间。古蜀王和那个风流时代宛如松柏,沉入往事之水,早成过眼云烟。自然,那些美女的艳情叙事也一起消逝了,只有见证古蜀王和王妃爱情的武担山依然存在,一如夕光之下的乌木。可见,爱情的生命要长于权力。而“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进一步阐释了爱情的永恒。石镜也与武担山一道,成了古蜀爱情的明证。

据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武担山曾被“武陵王萧纪掘之,得玉石(棺),棺中美女,容貌如生,体如冰。掩之而寺其上。”这是说武都妃坟墓在南梁武陵王萧纪(508年-553年)时期被盗掘过。存于石棺里的武都山精,既然美女又被葬于墓穴里,落得一个全尸,也属万幸了。

20世纪30年代,黄埔军校在武担山所在地北较场建立成都分校,曾在那里受训的张孝宣学员回忆说,他曾经好奇地刨过武担山的土质仔细打量,有的黄土确与成都本地土色、土质不一样。(刘孝强《成都北较场武担山隐藏的那些秘密》)这是否就能说明,“武都土”不属于西蜀平原,而是来自陇东的武都吗?

《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明确记载“以石作镜表其墓,径一丈,高五尺。”又据罗泌《路史》记载:“梁武陵萧纪曾发掘得玉棺,中有美女如生,掩之而建寺其上”,其寺名武担山寺,亦名兜土寺。武担山因其为长形,东西走向,中凹而东西凸出,亦名东台、西台。宋代陆游写有“东台西台雪正晴”的诗句。

石镜位于西台雪轩之中,又名蜀镜。《太平寰宇记》说,石镜“厚五寸,径五尺,莹澈可鉴。”看起来,石头的尺寸比起以往记载明显收缩了,显然不大符合成都大石文化的遗风。莫非石头具有缩骨奇功?!唐代杜甫写有《石镜》一诗:“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字间。”描述其平坦圆滑,比喻成月轮;薛涛则把它比喻成妆镜。藏匿在石镜中的情愫,历历可见。

陆游《剑南诗稿》卷七《行武担西南村落有感》诗云:“骑马悠然欲断魂,春愁满眼与谁论。市朝迁变归芜没,涧谷谽谺互吐吞。一径松楠遥见寺,数家鸡犬自成村。最怜高冢临官道,细细烟莎遍烧痕。”放翁自注:“有大冢高数丈,旁又有一冢差小,莫知何代人也,俗号太子墓”。按: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将此诗列入成都的“北门之胜”述之;盖因提及“武担”。今人亦引此诗以考成都城坊。如王文才先生引此,认为“实见武担山为蜀国丛葬墓地,王及太子并在,非独一妃冢也。”另外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城垣篇》在有关章节之“异说”中,亦引此诗以证“罗城西北隅未能大量延伸,故武担山未能包入城内。”(王文才《成都城坊考·城门、坊巷》)。

王妃墓的墓顶之处,还有五丁塔。唐玄宗幸蜀,在武担山登塔一览西蜀风光,帝王寓目,看见东方有山紫云缭绕,问是何处,随从告知是一百余里之外的金堂县石城山,于是在唐天宝六年改为“紫云山”“云顶山”。此塔高约与10层楼房相齐,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成都市区最高之巅,登塔远眺,平原景色尽收眼底。

武担山上,有高高在上的八角亭、密网状的树根

查阅《王湘绮日记》,王闿运利用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期间,考察过成都众多古迹,“与绶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担山看石镜,便至芮园小酌,看墨池书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诸客夜饮,会者十一人……督府诸客艳言瑞华班之难得,因议召至唐宅(唐友耕)演之。”(1879年10月6日)。从王氏日记里可知,武担山的石镜当时宛然尚存。

距离王闿运游蜀二十几年后,日本人山川早水在1905-1906年漫游中国,他在《巴蜀》一书里详细记录了成都古迹与风物,其《武担山》记录道:

石镜今尚在。昔时可能建在山上,今已弃之于山腹,被土埋没一半,露其一半。其大小与昔日之传说相符。对于是否是开明氏所建,虽然有所怀疑,但好像是有一定来历的古物。可能有石镜之地必有墓,即妃之坟墓。又传,山下有开明之坟墓。因爱慕妃,遗命埋葬于此。又闻,其旁有一墓比开明的墓稍小,不知何代之人,俗称太子墓。我观此山,确系人工筑成无疑。而且如果从有石镜存在,以及有开明夫妻墓、太子墓等传说来考虑,可能是古贵族的坟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18页)

向来自以为最求细致的日本人,可是其场景描述明显缺乏细节。

我查阅到大名鼎鼎的英国勋爵庄士敦(1874-1938年,另外一种汉译,把他的名字译为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他是来过成都的。他于1908年出版了游记《北京至曼德勒——四川藏区及云南纪行》,记录了他1906年上半年进入西南地区的情况。该其书第四章《走陆路至成都》里,详细描述了一个成都的古代坟茔。从记录来看,可以判定这指的是武担山以及石镜:

巴伯对四川和云南的描述现在常常被人们忽略,其实那是无与伦比的。熟悉巴伯那动人叙述的人都会记得,他在成都一座人工小丘(或土墩)旁发现了一块奇异的圆形整料石碑,并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坟墩呈椭圆形,中间凹陷,正如巴伯所描述的,像个一半埋入土中的哑铃。坟墩是为古代某个著名王子或统治者而构筑的说法,不是不可能的,其年代也许在成都还被所谓‘蛮子’占领时期。我到墓址参观过,那块独石仍躺在巴伯看见时的位置,露出土表的部分有点像巨大石桶翘起的一端,有一个角已被严重损毁。圆形的表面(仅能看见一面)直径约有17英尺。桶身可见部分最长处约有约2英尺3英寸,埋在地下部分究竟有多长说不清楚。如对坟墩的巨石所在处进行挖掘,可能会看到有趣的结果;但人们向巴伯郑重宣告,任何挖掘尝试都会导致天昏地暗,魔鬼就会出现,他只好不动它,我也只能照办。(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1版,17页)

庄士敦提及的巴伯其人,知名度很高。《烟台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谕令各地对持有护照的外国游历者予以全面保护,为西人西南以及长江探险的纵深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期间较为重要的探险家是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Baber,Edward Colborne,一般翻译为贝德禄,1843-1890年)。他一度担任英国驻重庆领事馆领事,贝德禄持护照由成都到西昌、昌都等地游历。他的第一本游记是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国会蓝皮书”中的《巴伯先生关于格维纳使远大理至腾越之行的报告》;另一本更重要的游记是翌年出版的《华西旅行考察记》(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1882,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庄士敦引述的巴伯著作,显然是《华西旅行考察记》,而这部著作至今没有汉译本。

需要注意的是,石镜经认证挖掘出来过,“系一像腰鼓形之大石,因仅露顶部于地面,呈圆形,故被称为‘镜’。”(蒙默、黎明春点校整理《益州记辑注及校勘》,巴蜀书社2015年1月版,114页)“像腰鼓形之大石”,与庄士敦眼中“像个一半埋入土中的哑铃”,腰鼓与哑铃,造型完全一致,这也是我判断庄士敦所见之地是武担山的原因。

《蜀王本纪》明确记载石镜直径1丈,高5尺,汉代一尺为23.1厘米,石镜直径约合现在2.3米,高1.15米。按照庄士敦提供的目测数据,17英尺约合现在5米,厚度约为70厘米,存在差距。

这就意味着,传说就像天外来客,它们化作飞碟石镜楔入了现实。二十多年后,到了1930年左右,石镜已彻底埋入土中,不可复见。根据原黄埔军校成都分校营缮科长廖列夫回忆,他也确曾见过武担山那一块十分光滑的圆形石头,但那时候都不重视古物,在筑工事的时候竟胡乱将其埋在地下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很遗憾……

这让我想起了博尔赫斯在《另一次死亡》里的著名比喻:“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武担山石刻“开明氏登高思故人”

冯梦龙在《情史》里引述了这一典故后,议论道:“山精化女,宜寿而反天,何也?岂蜀道应通,天故假女灵以借力于五丁耶?诡言:‘牛粪金,蜀王使五丁开道以迎牛。’疑相传之误也。”冯梦龙慧眼如炬,击中要害。

我们必须拷问的是,石镜的隐喻。

博尔赫斯说过:“我想我有三个基本的噩梦:迷宫、写作和镜子。”博尔赫斯恐惧于镜中人的追逐,他必须往书籍的迷宫里藏匿起来。博尔赫斯的镜子经常让人费解,它在对称性上的呈现常常对常规稍有越出。比如,“有”与“没有”固然是对称的,而要体会“拥有”与“虚无”也是一种对称,则显得相对困难。

但这也可以适合于开明王。

石镜折射的,恰恰是“死亡”的镜像乃是“永生”。覆盖在山精身上的石镜,是一个将她的魂灵送入天庭的法器。

与古蜀大石文化里的石笋、天涯石、支矶石、石犀等等象征意义不同,开明王设立的武担山以及招魂之镜,非常近似于明末董说小说《西游补》中“万镜楼台”效应。情郎通过山上的石镜,既可以遁入“古人世界”,也可以随意进入“未来世界”而与天地同游。石镜一旦托体山阿,它照映着古蜀的阳光,折射周遭五光十色的灵魂。臣民看不见石镜里的“西洋镜”,更无法洞悉一丝不挂的帝王在那里坦腹龙床,哀痛倒地。开明王在镜子里看到已经升天的山精,或作桃花旋转明灭,或作细雨入花蕊——在我看来,这才是古蜀仙道文化的滥觞。开明王可以化为虞美人,也可以让时光倒流,回溯到山精云雨的销魂时分……石镜是他的招魂道具,也是他的望情台,也可能是他渴望坐地升天、旱地拔葱的飞去来器。

中国古代最早的人“镜子叙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620年。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对伊尹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这句话中的“不(fǒu)”,同“否”。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用水作镜子,就可以看见自己的形象;一个国家只要用老百姓作镜子,就能知道治理的状况。以水为镜,而开明王磨石为镜,将镜子具体化,进而情欲化、仙道化,这可能才是“镜子叙事”的肇始。

20世纪60年代,武担山古迹遭到激进者暴力毁坏,山上乱石成堆,树木凋残,四周杂草丛生。后经过成都军区第一招待所大力维护,武担山花木扶疏,飞鸟云集。那个男变女的尤物,似可安息了。我们看到的是,她的灵魂与获得仙道启示录秘籍的开明王一样,在空中纠结缠绵,一如古蜀上空恒久的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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