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广场汉碑：中国最早地方官学的物证

汉碑出土记

2010年11月5日下午1时，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施工现场像往常一样，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伴随挖掘机、搅拌机巨大的轰鸣声，突然有一个工人大呼：“快停下来！下面挖出了好大的石碑哦……”众人循声望去，在地表下5米处果然看到，两块石碑一大一小。“巍巍大汉，佁皇承度，昌光耀轸，享伊余赏……”石碑虽然由泥土包裹，但刨开泥土，碑上面苍劲有力的篆刻字迹，依稀可辨。两块石碑各保存有完整的碑帽以及碑座。

“那个石碑确实很大，而且上面还刻着字，我们下去看到时，也感到很震惊。”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谢涛，回忆起当时看到石碑时的情景，眼中也闪露着兴奋。经过考古专家一周的仔细清理，两块石碑终于重见天日。它们一大一小，呈长方形，大的一块碑高2.61米、长1.24米；小的一块石碑高2.37米、长1.1米，两块石碑厚度均达40-50厘米，每块石碑均重达4吨左右。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碑文铭刻字口清晰，两碑竖放在汉代地层之下的生土沙石层，因此两碑的埋藏应在汉代立碑后不久。由于它们分别记录了汉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它们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其中较大的一块是《裴君碑》，其碑阳及碑阴（即正反两面）共1400多字。除碑阳铭文外，《裴君碑》碑阴还刻有联袂捐碑的人名，共104个名字；《李君碑》亦有800多字。

《裴君碑》《李君碑》记载的主角是谁？裴君和李君两人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两人的德政碑为何会被掩埋在一起？由于碑体正面向下掩埋，碑文保存得近乎完好。专家们可以从碑文中寻找到揭开这些疑团的蛛丝马迹。

“讚命俊臣，移苻（符）于蜀。同心齐鲁，诱进儒墨。远近辑熙，荒学复植……”两块碑的内容都是叙述了碑主人——蜀郡太守任内的事迹，以振兴入学，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目的，兴办学校教育的内容特别突出。这说明碑与学校教育有直接联系。两块碑是德政纪功碑，应该安置在学校园区之内。有专家根据史料推断，碑文中的李君是东汉顺帝年间蜀郡太守李膺。而两块石碑安置在学校，正是当年的文翁石室所在地。

时光回溯到1900多年前：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年），成都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这场火灾就正是《华阳国志》所说的：“永初后，堂遇火。”这场大火让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整座城市几乎毁灭殆尽，只有西汉文翁修建的一间石结构的建筑因为抗火性强，得以保存。公元133年左右，河南襄城人李膺在成都教育处于最低谷时，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李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文武双全。他是带着恢复、振兴蜀郡学校教育的明确任务和理想而来。李膺在任时，以当年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大力推进教育。

天府广场出土汉碑的拓片。初步估计较大的石碑上有1300多个文字，小的石碑上也有1000多字，堪称全国之最

汉裴君碑局部

133年秋天，李膺调离蜀郡。范晔《后汉书·李膺传》中唐李贤注引三国谢承《后汉书》材料：“（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威恩并行。……益州纪其政化。”在李膺离任3个月后，蜀郡当地人为李膺立下了碑文。这通碑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君碑》。这通碑在146年被洪水冲倒。后来又由另一位裴姓蜀郡太守在组织修缮学校建筑设施的工程中，安排有关官吏人员再度将它竖立起来。《李君碑》上有人在正面碑文结束后刻下一道横线隔断，另外加刻了一段“旁题”说明，讲述了《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再次竖立的过程。

西汉时期的文翁在蜀兴学，以石头修建教室，振兴教育。200多年后，东汉的一场大火几乎摧毁了一座城市，却毁灭不了文翁种下的教育火种。石室在，火种不灭，兴教之道，薪火相传。东汉蜀郡太守李膺重教，他离任后，蜀地百姓及下属为其立碑纪功。当《李君碑》被洪水冲倒后，又由同样重视教育的裴姓蜀郡太守再度将它竖立起来。两座汉碑赞颂了两位蜀郡太守为振兴蜀地教育而做出的努力，将李膺与裴君这两任太守在冥冥之中联系在了一起，也证明了文翁兴学精神的延续。也许，在李膺与裴君的心中也有这同样一座丰碑，那便是文翁。李膺与裴君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翁的兴学精神。两座汉碑见证了文翁兴学传统的延续与发扬。

文翁其人

西汉初年的蜀郡守文翁到底是个什么人？

《西汉野史》上说，文翁本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后因“文翁”之名太盛，本名反而知者寥寥。又说文翁居乡时自幼好学，家贫，常与人入山采木，行至深林之中，文翁忽对同伴道：“吾欲远出求学，未知能否成就，今试投吾斧于高树之上。如果所志得遂，斧当挂住不坠。”说完就将手中之斧尽力向上一掷，果然挂在树上。文翁大喜，于是径往长安，从师求学……虽是传说，但也可见他是平民子弟，早有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之志。

文翁可能自己也不曾预想到，他人生的巅峰会在他最初认为“有蛮夷风”的蜀地发生。文翁的家乡庐江郡舒城县，舒城是春秋时的舒国，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尤其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淫。他曾到京城长安读书，通晓史书《春秋》。对于德才兼备，又有声望的人才，皇帝自然乐意征召，并授以爵禄。文翁秉性宽厚仁慈，爱护百姓和部下，又喜好以德才教化庶民，故而政绩颇佳，口碑甚好。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左右），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担负起了治理蜀地的重任。

文翁赴任之前，对巴蜀充满憧憬，觉得这里也应该是教育昌盛之地。然而当他跋山涉水，越剑门过栈道，历尽千难万险方到达蜀郡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在“好仁爱教化”的儒学传人文翁眼中，“蜀地僻陋，有蛮夷风”。

为了彻底改变民风蛮夷僻陋的习俗，文翁走马上任之后，就开始实施教育大计。《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优秀学员十来名，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加以突击性的强化训练，然后送往京城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为减省政府费用，他还买来刀、布等蜀地名特产品赏赐给学员们转赠博士，作为他们的培训学习经费。数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他又根据各人学绩安排相应的官职，让这批精英在郡守、刺史等重要工作岗位上迅速成长起来。

在兴学的道路上，文翁并没有止步不前。培养起一批地方政治文化精英之后，他又精心谋划了一个更为详尽的人才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文翁决定把自己最初的经验进行“克隆”，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也是让他名留千古的决定。

文翁既是“仁爱好教化”的蜀郡太守，又是“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对于这样一件吃螃蟹的事情，他迎难而上。当时要办学，朝廷不可能拨给特别经费，蜀郡也没有这项经费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并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学校办起来了，校舍如何建设？这一点也没有难倒文翁，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在成都用当地最多的最常见的石头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花费自然不大，故又简称“石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也有人称作“玉堂”“讲堂”。文翁当校长，并不是挂职，而是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汉画像砖《传经讲学》图生动描绘了西汉时期讲学情景：图中，西面1人坐在一长方形的台上，似盘膝危坐，著长裳，双手交置于前，头戴冕。其余三面，东1人，南3人，北两人，均坐在毯席之上，头戴冠，双手捧简。西坐者为老师，其余6人为毕恭毕敬的学生。画像砖虽不是描绘的文翁授课，但人们可以通过这块画像砖遥想文翁讲学时的场景。

文翁石室建立后，文翁的人才库从此开始产生滚雪球效应。为此他还启动了深思熟虑的配套工程和激励机制，政策向教育倾斜，支持兴学重教，教育中心任务之外的开支尽量节省。学员均享受各方面的优惠，学绩优异者委以要职。即便稍逊，也视为察举人才，享受免除徭役或赏赐等待遇。若干学员还被选入备用人才库。他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此类出行总是十分吸引人，令民间艳羡不已，纷纷希望有机会也到成都受学官教育，于是争相报名。“文翁石室”一创立就是“公立”学校，政府办学，且面向平民招生，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文翁最后死在任上，蜀人立祠追念他，后人更是感念不已。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宋祁在《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中开篇写道：“蜀之庙食千五百年不绝者，秦李公冰、汉文公党两祠而已。蜀有儒自文翁始。”

蜀地教育的里程碑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唐代裴铏在《题文翁石室》的诗作中对文翁兴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高度评价。的确，在文翁有意识的提倡、奖励下，当时儒学在蜀地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蜀人旧有习俗随之大变。这样，几年下来，文翁治下，崇学尊儒，蔚然成风。文翁兴学在巴蜀地区也掀起一股空前的办学热，求学热，使兴办教育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形成优良传统，薪火相传。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东汉时，“洲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广汉冯颗为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仅在成都一地，便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官办学校，这在全国实属罕见。除蜀郡外，巴郡、广汉郡亦建有官办学校。

学者谭继和指出，文翁兴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恰在于中原文化对蜀本土文化的改造，这并没有窒息本土文化，而是使本土的优秀文化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发展。

秦并入巴蜀以后，由于执行商鞅燔诗书政策，古蜀祖先的历史事迹被扫荡殆尽，典册散失，留在后人记忆中的只是一鳞半爪的传说。随着文翁将中原文化在本土的大力传播，人才蜂起，促进了四川以及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班固在《汉书》中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宋代田况在《进士题名记》中说：“蜀自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与齐鲁同俗。”蜀地人文蔚起，除当时频繁活动于长安与蜀中两地的辞赋高手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外，王褒（约公元前92-前52年）、严遵（约公元前78-12年）、扬雄（公元前53-18年）等具有全国一流影响的文人相继崭露头角，并引得蜀人“慕寻其迹”，争相仿效。

究其原因，谭继和指出，他们不是走传统经学道德的老路，而是“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他们达到汉文学的代表体裁——汉赋成就的顶峰。这不能不说是因为蜀文化独特性影响的缘故。可以发现，他们的赋善于虚构夸张，语言富丽，用字新奇，不循老路。司马相如的艺术构思主张“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正是古蜀人“发散式”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他也开启了后世巴蜀文人浪漫主义的传统。

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汉代，成都是当时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人口最多时有7万多户，仅次于京都长安，居全国第二。成都的纺织业、井盐业发达，位居全国前列。

由于文翁学堂是全国首次兴建的地方政府官办学校，它的演变发展也见证了成都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的崇文重教传统。文翁石室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到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现在的“石室中学”。随着行政区划建制的改变，文翁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先后作为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和成都府学等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办学校，一脉相承发展下来。文翁石室连续办学已达2100多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文翁模式在中国的普及

文翁轰轰烈烈的兴学，很快就得到了汉武帝的注意。《汉书·文翁传》：“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武帝此举，其实质是以文翁兴学为模板，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新型教育模式。自此我国最早由地方官府开办的学校从文翁石室开始，就逐步推广到全国。文翁所完成的，不仅仅是地方官学的创建，他同时也提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块官学模板。

文翁不仅是推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的办学热潮，而且也带动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到东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库序盈门”“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库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的教育局面。经过学校培养的官吏均成为儒者、学者，通过他们的努力及其表率作用，儒学得以渗透、贯彻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文翁对地方官学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等均有较大的影响，这对儒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适在提到文翁兴学、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之后指出：“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学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流沙河感慨地说：“和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诚哉斯言。

汉武帝时成都扩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