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种族主义源流

君特·格拉斯叙事作品中的历史书写研究 作者:谢琼 著


第二章
种族主义源流

《种族主义源流》一书的作者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èTaguieff)是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后起之秀、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研究公认的权威学者,他对“进步观”以及世界总体走向的探讨受到广泛瞩目。

“种族主义”问题源远流长,由来已久,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思维方式,都很难给它下定义。这正如塔吉耶夫在《种族主义源流》序言中引用黑格尔在《思想现象学》(1807)中提出的具有哲学深意的警句所说的那样,“通常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种族主义既有人们常说的政治上的“民族压迫”、制度上的种族不平等、经济上的“民族剥削”等政治、经济上平等与否的内容,也包含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上的种族偏见等认同与否问题。在观念上,种族主义包括传统的种族偏见和全球化背景下以敌视移民为主要诉求的新种族主义,如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汉斯与“白澳主义”、法国的勒庞现象等。

《种族主义源流》集中了塔吉耶夫研究种族主义问题成果的精华,其主要特点有二:

第一,塔吉耶夫明确指出近代种族主义与一般的种族歧视思想不同,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它以近代科学产生时期建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分类学、人文地理学等一些科学化了的人文研究为源头,“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其实,比近代科学更早,世俗化或过去所说的人文主义也导致了种族主义或前种族主义。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太倾向是基于信仰的,它排斥的只是犹太异教,表现为诱逼或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而现在的反犹则是反对犹太血统,即使改宗基督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因而反犹主义便由让犹太人改宗企图同化犹太人,发展为隔离、驱逐乃至消灭犹太人。塔吉耶夫指出“纯粹血统”论与基督教的普救论思想背道而驰,它是世俗化产生前种族主义的体现。继世俗化之后的启蒙运动的反正统宗教倾向同样强化了种族主义。

第二,塔吉耶夫针对现代或当代种族主义的批判尤其指向一种他所说的“多元论或强调差别权的新种族主义”。塔吉耶夫指出,如果把种族主义仅仅定义为以种族——文化遗传基因的优劣判断为基础的种族等级论,那么这种纳粹式的种族主义在当代虽尚未消灭殆尽,但也被边缘化而几乎毫无影响了。问题在于,当代种族主义往往不是以种族优劣论,而是以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论为基础,以强调“差别权”的方式提出来的。这类种族主义既不靠近不平等,不走向生物学上的种族,也不援引纳粹的学说;既不出口伤人,也不明确呼唤仇恨。这种主张差别权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不明言的种族主义”,几乎异于传统的种族主义,因而就更具有欺骗性与危险性。正如格拉斯在《蟹行》中表现的以互联网等新媒体为传播手段的新纳粹主义,具有新时期文化反犹主义的特点,更具有隐蔽性和危险性。

塔吉耶夫指出近代种族主义在欧洲与近代起源的同时,针对种族主义最近的意识形态的蜕变,既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还呼吁对种族主义进行更深刻的批判与反省,个体力争成为反种族主义者。他从“以启蒙思想的名义”、“以科学真理的名义”、“以善的名义”、“以避免最坏的名义”、“以和平和平等的名义”以及“以差别权的名义”六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

第一节 种族主义是一种“人性固有的现象”吗?

塔吉耶夫针对种族的偏见可能和“已知的历史同样悠久”,“在历史上种族主义现象到处存在”,以及“种族仇恨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中”的意见,引用种族中心论的定义,即“认为人们所属的群体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衡量所有其他人的准绳的观点,在行话中可以称为‘种族中心论’,一些相应的民间习俗肯定群体内部的关系和群体与外部的关系。每个群体都维持自身的傲气和虚荣,展示其优越性,赞美自己的神灵,蔑视外人。每个群体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习俗是良好的,而在谈起其他群体的习俗时嗤之以鼻”加以说明,它表现为过高地估价自身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自认为是人类的代表而排除任何他人,对其他群体持蔑视或排斥的态度。

经过文化化的个体身上普遍带有很深的种族中心论的烙印,而种族中心论导致他人的非人化。常使用野兽化和病理化的隐喻形容他人,作为外人的他人是“坏的”或是“恶的”,被看作“地上的猴子”或是“虱子蛋”,或者就是“虱子”、“人渣”,如果去发掘19世纪以来的反犹太的和拟生物的文献,还有“蠕虫”、“耗子”、“病毒”或“微生物”、“绦虫”、“蛔虫”等说法。总之,经常都是一些令人恶心的、危险的、寄生的、掠夺性的低等动物。因此必须予以“清洗”、“消毒”、“除虱”、“干净”、“纯净”、“提纯”、“消灭”。由此,种族中心论和种族主义之间的继续关系历历在目。种族中心论成为一种前种族主义,种族偏见并非种族主义的全部,它只是表现为种族中心论的态度或组成部分之一。

第二节 种族主义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吗?

塔吉耶夫反对把种族主义与民族压迫和剥削以及种族偏见及歧视等混为一谈。在他看来,“种族主义”一词的使用只是为了说明现代时期在欧洲和美洲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现象。它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现代现象”。种族主义现象早于明确涉及的种族主义的用语,这一现象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起源又产生了一些相互独立的传统,到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种族学”的综合。作为西方现代现象的种族主义怀疑甚至否定来自《圣经》的人类同一性的真理,其种族主义理论有三种版本。

第一种是狭义的现代理论。种族主义作为最初的人种分类的继承者出现,人种是按照18世纪欧洲博物学家们的分类思想确定的人类的类别。人类被纳入了动物界,被看作自然物种中的一类。在继17、18世纪奴隶社会中殖民者和传教士对黑人的“生性麻木、懒惰、愚蠢和阴险”等指责被固定为种族偏见之后,又相继变成了有科学根据的特征。在19世纪,一些杰出的博物学家也承认这些性质是以对人类想象的客观描述为基础的,种族偏见不但顽强,而且在学界流行。有了区分种类的美学标准,欧洲人或白种人被视为“最优秀的人类”,是力量、智慧和美丽的化身,是最能适应文明的人。

第二种是极端狭义的现代理论。在极端狭义的现代理论论者中,种族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学说,“看作基于能力、态度或秉性这些每个人种的遗传类型决定的特性的伪科学。这就是‘一个种族,一种文明’的原则”,它赋予人种之间的“不平等说”以所谓的科学基础和佐证。种族主义既体现了生物学确定论,同时也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不平等论,它“表现为世俗化的产物,表现为非宗教的科学现代思想的产物。所根据的标准是: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进化度’不同),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

第三种是广义的现代理论。在种族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中,对血统或者种族的援引不能离开以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这些所称的前种族主义是在以下几个思想的基础上运行的,它们是:伊比利亚半岛发明的“纯种血统”的神话和同时对“玷污血统”的担忧;欧洲的奴隶制和剥削“有色人种”行为的合法性;法国贵族的所谓“两个种族”论。这种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纯血统”,禁止种族、血统的混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旨在维护其在天主教—君主制社会中的特权。它同时也造成了维护一种歧视和隔离的制度。在政治上运行的种族的反犹太主义出现,犹太人被妖魔化、罪恶化或牲口化,反犹太的偏见被融入一种前科学遗传论说,被种族化了,皈依也无法终止歧视。

综合以上三个版本的简述,广义的现代理论最符合历史现实。现代科学知识虽然并不是现代种族主义的起源,但是它却为种族主义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尤其是在19世纪,它对种族主义的合法化和其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第三节 多元论或强调差别权的新种族主义带来了什么?

面对种族主义用语的滥用和通俗化,大部分社会科学专家希望能够更好地抓住或划定种族主义的现象,对种族主义提出有力或严格的定义。杰出的思想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从多元和相对的角度出发,以清晰而明确的方式表述种族主义的最狭义理论,“种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是声称在一个以任何方式确定的人群所具有的智力和道德特征中看到了共同的遗传因素的必然后果”。这一种族主义的严格定义针对的是“语言的滥用,将严格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与一些正常的、理所当然的,甚至归根到底是不可避免的态度日益混为一谈的语言的滥用”,因此,种族中心论或排外思想就不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

作者称之为差别论的,由莱维斯特劳斯捍卫的激进文化多元论的价值观中,通过主张差别权,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文化差别的权利和保存文化多样性,积极地以文化的和差别的双重肯定确定反种族主义,也否定戈比诺主义、进化种族主义或希特勒主义的残余。

在社会实践中,种族主义从来不以纯粹的而是以夹杂的状态出现,种族主义可能包含或夹杂在民族主义、殖民帝国主义、种族学、优生学以及相关领域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中。它越来越以不明确的理论形式或不可以认识的行为出现,其论点也不落入法律的禁止,它既不靠近不平等,也不走向生物学上的种族,更不援引纳粹的学说,它既不出口伤人,也不明确呼唤仇恨。“种族主义因其目标或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因其利益和承载的追求不同而不同,因使其合法化的信仰不同而不同,因其行动的模式不同而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化地对其笼而统之,而是不得不对其重新定义。在新的语境中,用老的种族主义标准模式已经找不到新的戈比诺们和希特勒们这些种族主义者,必须弄清楚谁是真正的新敌人,而不只是满足于针对记忆中令人反感的地方。

“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是象征性的、微妙的和间接的种族主义,以关心‘文化’上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丽词语’”,侮辱、歧视和排斥通常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价值和标准的名义来实施,例如“在家里生活”的理想变成了反移民仇外思想的工具。这是适合于反种族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是抛弃种族主义的共识为特征的后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新种族主义以习俗、语言、宗教等文化的特征来解释历史进程和社会功能。

种族主义表现在态度、举止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方面。种族主义思想由本质化、象征性排斥和野蛮化三个共同的认识论过程或态度组成,这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种族主义在社会实践的特点方面也区分为三组行动,首先是隔离、歧视或驱逐“不受欢迎者”或“不能同化者”;其次是本质性的迫害,也就是说,使用具体的暴力对付一个群体的成员;最后,在非人化、魔鬼化或野兽化的基础上消灭一个被认为“多余”的群体的成员,即种族灭绝实践。

按照极其宽泛的种族主义理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待,种族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在人类的本性中即已存在,鉴于“害怕他人”以及同统治和剥削相连的“利益”是普遍存在并且贯穿历史的,因而种族主义是生而有之,而反种族主义则是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

第四节 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

在人类文明化的进程中,反种族主义一直和种族主义相生相伴。人们相信种族偏见是无知和非理性的产物,“种族主义是一种根本上反理性的思想体系的表现”。因此,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伴随着科学启蒙和理性思想,反种族主义的理想不是通过禁止和惩罚,而是应该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实现。

按照“自然对文化”(NaturKultur)的程式可以确定反种族主义的定义是“针对文化的脆弱秩序中恶行不断重返的持久反抗。反种族主义属于对人类本性的控制,控制其非理性的恐惧,也控制其不能抑制的利益。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是反对人类本性的无穷斗争”,其反抗的持久性颇具西西弗斯神话的意蕴。格拉斯对这种反种族主义持久性的认识非常深刻,所以他也经常以西西弗斯激励自己。

塔吉耶夫说:“人不是与生俱来的种族主义者,而是成为种族主义者的。在成为种族主义者之后,也可能不再是种族主义者。一个社会行为人行为表现的种族主义不能以这个人的趋向或天性来解释。对于种族主义的态度或作为的主要解释因素是环境。”因此,塔吉耶夫从以下六个方面试图对自己提出的“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的问题进行解答:

(1)以启蒙思想的名义:反种族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它力图消灭人剥削、压迫人的不平等现象,消除歧视、隔离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在人类世界终止野蛮。

(2)以科学真理的名义:反种族主义被确定为真理的话语,为了向错误和谎言进行斗争,它同科学真理和知识进步连在一起,承担起了反对错误思想和推理、虚伪阐述理论或伪科学的任务。

(3)以善的名义:怀着与人为善理想的反种族主义者想要“结束一切恶的或人类灾难的表现或原因,结束一切造成人类分裂和对抗的原因,包括由此带来的伤害和侮辱”,从道德上拒绝种族主义。

(4)以避免最坏的名义:这个答案仍然是道德方面的,在人们生活的世界上不是追求实现善的意愿,而是避免最坏及其结果。种族主义是绝对不能宽容的,如果最坏的就是被等同为绝对的恶,那么除了最坏的,一切都可以也应当宽容。

(5)以和平和平等的名义:这种反种族主义鼓吹完全取消边界,实现人类的最后统一,它鼓动取消一切使得人们分裂、对立,或假设对立的人种、种族、文化、民族等界限的世界化的做法,强制所有的民族遵循起源于西方文明某些特征的唯一的文明样板,即通过虚假的市场民主造成的新文明,没有公民,除了商品和利润价值以外没有任何价值的信息消费社会,运用这种方法,即使建立起一个同质的人类社会也是差强人意的神话。

(6)以差别权的名义:这是为了维护文化多样性和集体特性,为了肯定和维持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别,为了保护和说明差别权,为了尊重集体特性。反种族主义者从文化相对主义中找到了宽容原则,他们肯定特性和差别,承认人类族群的尊严。

塔吉耶夫虽然用以上六种名义回答了“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这个问题,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自己对于这些只在理论上成立的回答也存在质疑,因为种种原因他也没有给出自己的回答。

本章结束语

种族不平等在被主题化和理论化之前业已存在。不同时期哲学家心目中的人种思想也是形形色色,从18世纪的生物学家到人类学家以及人体测量学的先驱们的研究成果都为种族偏见的确立提供了科学依据。哲学家们,如从伏尔泰到休谟、到康德,再到黑格尔,他们就民族性和人类种族等著书立说,为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支持。

塔吉耶夫认为,“无论是看作一种统治制度或是一种思维方式,种族主义都构成了一种历史现象”,正如不能把种族主义简化为一个思想问题一样,不能仅仅从其根源来认识反种族主义。迄今为止,对于种族主义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和最终方案。这从塔吉耶夫对于“为什么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的六种尝试性回答也没有给出自己最终答案中可以得见。

帕斯卡尔告诫我们:“不能睡觉。”我们既要警惕各种不切实际的思想,也要考虑不可克服的价值观之间的无休止的冲突;我们要认识到,既然种族主义是伴随着人类生存而出现的,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退出生存,也没有必要不让自己付诸行动”;我们应该牢记,“奥斯维辛属于我们”,反犹主义是专门针对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中的一种。与种族主义相生相伴的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绝不会一蹴而就,那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就像作家格拉斯倡导的那样,以西西弗斯精神为榜样,以文学为工具,通过叙述故事来达到教育和启蒙的目的,让人们不忘历史,反思和铭记教训。格拉斯在《铁皮鼓》中描写了“砸碎玻璃窗之夜”中对犹太教堂和店铺有组织的破坏,其中还刻画了被逼自杀的犹太玩具商马库斯和集中营幸存者犹太人法因戈德的形象。在《蜗牛日记》中揭露了光天化日之下对但泽犹太人的迫害、驱逐和杀害,虽然大多数老百姓选择了沉默或者随波逐流,但是毕竟还有像怀疑博士那样凭一己之力反抗对犹太人实施迫害的反种族主义者的存在。犹如漫漫黑夜中一束微弱的光亮,虽然微弱,却予人慰藉、给人希望。

我们每个个体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抱定“不以善小而不为”的信念,能够像塔吉耶夫指出的那样,以科学、道德、善良、和平、文化等各种不同的名义,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反种族主义斗争,那么由我们汇集起的努力就表达了我们生存的态度。就像格拉斯说的,“任何一种旨在缩小不公正,确保和平,维护与促进自由,以及保护自然,避免人类毁灭性的非分要求的政治努力,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这样的努力,都是西西弗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石头永远不会停在山上。因为这种让人感到徒劳的推石头是属于人类的。如果我们想中途放弃,让石头躺在山脚,不再当西西弗斯了,我们将完全没有机会获救”

  1.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序言1,北京,三联书店,2005。
  2. 同上书,7页。
  3. 同上书,3页。
  4.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序言1,北京,三联书店,2005。
  5. 同上书,6页。
  6. 同上书,2页。
  7. 种族中心论的德文为Ethnozentrismus,又称作我族中心主义或己方中心主义。
  8.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9. 同上书,4页。
  10. 同上书,7页。
  11.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13~1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12. 同上书,15页。
  13. 同上书,16页。。
  14.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2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15. 同上书,32页。
  16. 康特·阿蒂尔·德·戈比诺(Count Arthur de Gobineau):科学种族主义创始人。他的四卷本文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年)被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一。
  17.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3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18.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43~4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19. 同上书,53页。
  20. 同上书,57页。
  21. 同上书,60页。
  22.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62~6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23. 同上书,65页。
  24. 同上书,66页。
  25. 同上书,68~70页。
  26. 同上书,70~73页。
  27. 同上书,74~75页。
  28.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序言,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29. 同上书,78页。
  30. [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3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1. [德]君特·格拉斯,林笳、陈巍等译:《与乌托邦赛跑》,28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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