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的盛世君王——清圣祖康熙帝

帝王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玄烨

⊙属相：马（1654年）

⊙年号：康熙

⊙在位：1661～1722年

⊙享年：68岁（1654～1722年）

⊙庙号：圣祖

⊙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陵寝：景陵（清东陵）

⊙配偶：40人，皇后赫舍里氏

⊙子女：35子，16女

⊙继位人：胤禛（雍正）

帝王小传

清圣祖仁皇帝康熙（1654～1722年），名爱新觉罗·玄烨，顺治帝第三子，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顺治帝死前通过与满洲亲贵和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商议后决定让玄烨继位。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病死养心殿，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康，安康，康宁；熙，熙攘，熙盛，兴旺，意思是国家安康和平、天下黎民熙盛兴旺。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是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他8岁继位，14岁亲政，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康熙自幼好学不倦，16岁就除掉辅政大臣鳌拜，削弱八旗旗主权势，20岁即迎战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历经8年平定三藩之乱。康熙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帝王之一。他文武兼备，较好地处理了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清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奠定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为开创康乾盛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康熙帝葬河北景陵（遵化县昌瑞山），庙号圣祖，谥“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青史语录

“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清史稿·圣祖本纪》

八岁登基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玄烨出生在北京紫禁城内景仁宫。母亲佟佳氏，为汉军旗人图山额真佟图赖之女，是顺治的一个连封号都没有的小妃子。玄烨6岁出痘被送出宫外，与母亲分离了很长时间，没有享受到多少母爱。而顺治全心扑在董鄂妃身上，心无旁骛，佟妃并不得宠，而玄烨也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爱。玄烨好不容易回到亲人身边，却在8岁时丧父，11岁时丧母，所以童年生活并不幸福。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平安地出了痘，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出过痘竟成了他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的成长，更主要的还是得力于祖母孝庄皇太后的特殊钟爱和培育。在教育儿子方面，至少在顺治婚姻问题上，孝庄并不是一个成功者。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年幼的皇孙身上，一手承担起对其教育的责任。康熙幼年，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口齿清楚，举止庄重，孝庄认为这个孩子一定会有出息，倾注了很多心血，她教玄烨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玄烨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祖母对玄烨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食，一言一行，玄烨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尤其是在政务方面，祖母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位贤德的祖母给予玄烨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代伟大的事业。

玄烨自幼聪颖好学，5岁时依清制，随众上朝，“站班当差”，并入书房读书。他读书十分认真，勤学好问，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成年后的康熙知识渊博，通古知今，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这都得之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

玄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骑马、射箭是训练的主要科目，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至盛年时，他能挽弓十五钧，发十三把箭，能左右开弓，每矢无不中的。宫中的严格要求和他自己不间断的刻苦磨练，迅速把他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文武兼备的难得人才。

康熙的汉文水平很高，中国历史知识丰富。“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戚在当前。”他的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康熙六巡江南题词很多，如为济南趵突泉题“激湍”、“源清流洁”，为珍珠泉题“清漪”、“润物”，为镇江金山龙禅寺题“江天一览”，为济南省城书院题“学宗洙泗”，为钱塘江龙王庙题“恬波利济”，为陆秀夫祠堂题“忠节不磨”，为米芾海狱庵题“宝晋遗踪”。题词充分表明康熙高深的汉文水平和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题词的书法也很好。

康熙善算学。宣城梅成、泰州陈厚耀入值南书房，康熙教过他们算学。

康熙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猁狲1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的野善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康熙有丰富的水利知识。他六巡江南视察河工，对每项水利工程都能作出具体指示。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因此，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的为数不多的伟大封建政治家，还是多才多艺的学者。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玄烨幼年时已显示出与一般孩子不同。6岁那年被送出宫之前，有一次，他同诸兄弟向父亲问安。顺治想试试他们的各自志向，就问他们将来都想干什么。老二福全说：“我将来愿当个贤王。”老五常宁才3岁，还不懂父亲的意思。问到玄烨，他朗朗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可见玄烨自幼就有远大的志向。

2年后，这个人小而志大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凌晨，顺治帝病逝。临终前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等人的规劝和母后的意见，立三子玄烨继位。按照顺治遗诏，玄烨应“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但辅政大臣却以“神器既已攸归，天位不宜久旷”为由，坚持要皇太子及时即位。于是在顺治死后的第三天，即正月初九，8岁的玄烨在祖母孝庄亲自主持下，亲御太和殿登极，成为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清廷颁诏天下，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意为安定太平。从此，清朝缓缓拉开了以康熙为起始的“康乾盛世”的序幕。

康熙即位后，在宫里继续由祖母太皇太后鞠育教诲。幼时祖母对康熙严格的教育，为其以后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康熙刚即位，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当了皇帝以后，想有什么作为。他回答说：“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当时的中国，云贵、两广、福建三藩势力不断膨胀，农民军余部仍活动于川鄂，东南有郑成功，漠西、漠北蒙古尚须进一步加强管理。另外，经过连年征战，经济萧条，百业待兴，虽顺治帝已尽力改善，但未达到富国民强的程度。再加上沙俄侵军不断骚扰东北边境，葡萄牙（侵占澳门）、荷兰（入侵台湾）、西班牙、英、法等殖民者也开始向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欲实现太平、安定之理想并非易事，新继位的幼主康熙任重而道远。

智除权臣鳌拜

四大臣辅政

正当顺治皇帝欲图大展抱负之时，他所钟爱的董鄂妃去世了，他因悲伤过度而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病逝于养心殿，时年二十四岁。由于他生前崇信佛教，与高僧来往密切，并取法名“行痴”，遂有清世祖遁迹空门而非崩于帝位的传说。顺治帝死后，年仅八岁的玄烨即皇帝位，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

顺治遗诏虽由他人写成，但经过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认可，与皇帝的诏书具有同等效力。遗诏宣称：“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这四人都出自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中的元老重臣。在多尔衮摄政时他们有的受到打击与迫害，有的则最早揭发多尔衮，被认为是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但这四人都不是宗室贵胄。这种四大臣辅政体制，一反“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的祖宗成规，是一个新的尝试。但辅政大臣体制顺利实现，而没有引起争议，是因为人们对多尔衮以宗室亲王的身份摄政时的弊端记忆犹新。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满洲贵族们接受了由非宗室大臣辅政的现实。

这是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四大臣的地位只是“辅佐政务”，皇帝仍然掌握着决定一切的国家最高权力，不像旧体制那样，以长辈“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

鳌拜早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是功臣也是忠臣；可他在康熙初年辅政时期，飞扬跋扈，把持朝政，恶迹颇多，最后败在少年康熙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强悍不驯的权臣。

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亲自主持下，玄烨宣读遗诏，即皇帝位，年号康熙。四大臣深感受命辅政，责任重大，担心诸王不服，便以“国家政务从来由宗室协理”为由，向皇上请求与诸王、贝勒共同辅政。但遗诏写得明明白白，诸王谁敢干预？于是四大臣便奏明太皇太后，并祭告皇天上帝及顺治帝之灵，宣誓不私自与诸王、贝勒府第往来，不结党羽，不受贿赂，表示了辅佐幼主、维护皇权的决心。正月十四，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以下及大臣官员等，在西安门内南侧的大光明殿，向皇天上帝及先帝灵位设誓，表示要同心协力，辅佐幼主。这样，清廷便形成了以太后为中心，以异姓勋臣辅政，而亲王、贝勒加以监督的新的统治核心。

四大臣辅政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一全新的模式，它与摄政王体制相比，具有几个明显的不同点。

地位不同：摄政诸王都是最近的皇室宗亲，他们是皇帝之长辈，本身又是一旗之主，权力极大，很容易侵夺皇权。如多尔衮不仅是皇帝叔父，而且是正白旗旗主，加上其同父同母兄弟多铎、阿济格手中的镶白旗，实际手握两白旗，足以和皇帝之两黄旗相抗。甚至两黄旗大臣对多尔衮也溜须拍马。至于辅政大臣，虽然其地位与功劳都很显赫，但毕竟是异姓臣子。他们与太后及皇帝之间除君臣关系之外，还存在一旗之内严格的主仆隶属关系。四大臣也公开承认太皇太后和皇帝是他们的女主和幼主。因此，相对而言，辅政大臣不敢轻视太皇太后和皇帝而将大权揽于手中。

与皇帝的利害关系上有区别：下五旗诸王尽管都是皇室宗亲，但他们对本旗力量的发展及个人权势的增长给予了更多的关心，而不大关心朝廷的利益和皇帝的地位。辅政大臣则不同，他们既是皇帝的臣子，又是上三旗的旗员，同皇帝的关系，既是君臣，又是主仆，利害荣辱，息息相关，一旦皇帝帝位不稳，他们也会随着倒霉。所以，他们虽是异姓臣子，但对皇帝却比诸王更加忠心。

职权不同：“摄”有代理之意，摄政即代君听政，代行皇权，摄政王可以根据个人意愿料理国家大事。因此，摄政期间的皇帝谕旨，实际反映的是摄政王的意志，而不是皇帝的命令。辅政大臣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其职能仅为佐理政务，协助幼主处理国家大事。而且，为防止个人专断，在四大臣之间达成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它规定：“凡欲奏事，共同启奏”。即不许单独谒见皇帝或太皇太后，也不能个人擅自处理政务，必共同协商，请示皇帝或太皇太后，然后以皇帝或太皇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因此，辅政时期的皇帝谕旨，虽然也反映了辅政大臣的意见，但这都是在太皇太后和皇帝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出现的，它在根本上还是反映着太皇太后与皇帝的意志。

总之，摄政王位贵权重，它排斥太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而辅政大臣则可以有效地防止诸王干政，维护皇权，并使太后能实际上参与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去。可见，四大臣辅政体制与亲王摄政比较起来，更加适合太皇太后辅助幼孙登基之需要。

鳌拜擅权

世祖去世时，清朝范围内仍存着两个互相声援的抗清战场，一是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战场，一是以李定国为首的西南战场。康熙元年（1662年），李定国拥立的南明永历政权被清军消灭，永历帝也在昆明被杀，李定国悲痛万分，不久死去，其部下也相继被清军讨平。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又镇压了活动在湖北茅麓山的大顺军余部，农民军将领李来亨牺牲。至此，清朝才最终将大陆上的反抗势力扑灭，进入了百年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在长期的征服战争中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华北地区，满目荒凉的景象，江南一带，到处瓦砾一片。面对这一状况，清朝政府鼓励垦荒，减免赋税，赈济灾民，以解除农民的痛苦。康熙四年（1665年），对遭战争破坏最大的湖广地区“给牛种，听其开垦，三年后起科”。并责令地方官对流亡四川的湖广之人，登记造册，照人数多寡提供帮助，奖励垦殖。对无度牒的僧道，勒令还俗，让其垦荒。经过几年努力，全国田地、山荡、畦地数字有了很大提高，为后来清王朝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大臣还对顺治年间的行政机构作了改革。努尔哈赤时期和皇太极初年，辅佐汗的秘书机构是文馆，又称书房。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始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并设内务府管理宫内事务，内务府大臣则由皇帝的包衣奴才担任。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仿明代制度，改置宦官十三衙门总管宫内事务。顺治十五年（1658年），参照明代制度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同时设立翰林院。鉴于宦官在明代的祸国殃民的罪行，四大臣辅政伊始，即于二月革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仅留少数太监以供驱使，对防止宦官干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六月，又以世祖章皇帝遗诏发布谕旨，废除内阁及翰林院，重新恢复内三院。这时，清帝取消了大学士入值和票拟之权，由辅臣代为执行；辅臣必须共同商议票签内容，然后向太后请示，并代幼帝朱批御笔。但代皇帝朱批御笔也为辅臣提供了专权乱政的可能。

辅政初期，四大臣还能忠心耿耿地辅佐幼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辅臣鳌拜自恃功高，渐渐跋扈起来，对爵秩低于自己、而班次却高于自己的苏克萨哈心怀不满，遂利用黄白两旗的旧有矛盾，寻找机会，打击苏克萨哈。

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唆使八旗以土地不堪为由，提出更换的要求，送交户部。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土地分配已久，且康熙三年（1664年）已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的旨意，遂上疏反对圈换土地，并请将移文驳回。鳌拜假借世祖章皇帝有旨，凡事俱尊太祖、太宗例执行，于四月命镶黄旗从右翼之末移回左翼之首，并为镶黄旗在北京东北的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圈拨土地，造成既成事实。秋天，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等率人出发丈量准备圈换的正白旗土地，数千旗民极力声言换地的骚扰之苦，要求立即停止换地。同年十一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指出旗民对重新更换圈地极为不满。接到命令后，旗民的土地等着调换，而民地则等着被圈，两下里都闲置不种，造成土地大量荒芜，恳请停止圈地。苏纳海等在丈量圈换土地时，由于镶黄旗章京不肯接受新圈换的土地，正白旗包衣佐领下人又不肯指出地界，他们只得将主持两旗换地的官员撤回。鳌拜仰仗其在辅臣中的优势，命吏、兵二部将苏、朱、王等革职锁拿，并交刑部议处。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鳌拜以苏等人不愿迁移、结党抗旨、妄行具奏等罪，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矫旨处以绞刑，家产籍没，并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地的正白旗土地强行加以圈换。旗员及人民深受其害，有数十万人失业。

圈地事件打破了四大臣协调一致的原则，朝内百官惴惴不安，纷纷上书要求皇帝亲政。康熙六年（1667年），索尼去世，鳌拜乘机打算提高自己的地位与职权，代替已故的索尼，获取启奏与批理奏疏之权。康熙见鳌拜愈加跋扈，四大臣辅政体制已无法发挥作用，遂以辅臣屡行陈奏为由，奏请太皇太后允许，私下里拟好了诏旨，于七月初七那天颁布，并举行亲政大典。此时鳌拜党羽已经形成，其势力在上三旗中占有绝对优势，鳌拜已控制了镶黄旗，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凭一己之力无法与鳌拜竞争，遂于七月十二请求辞职。鳌拜乘机以不愿归政、妄蓄异心等罪名，打算处死苏克萨哈。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经常与其争论是非，仇恨甚深，欲置之于死地，遂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攘臂上前，连续几日来向康熙帝奏请，最后仍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

鳌拜在除掉苏克萨哈后，朝中已无人敢反对他，于是更加跋扈。如有人自行启奏，他必加斥骂；于皇上面前，凡事不以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勒依允；甚至对皇帝的旨意也公然反抗，拒绝履行。鳌拜党羽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而鳌拜却根本不听，仍行赐谥。在鳌拜支持下，其党羽亦敢怠慢皇上，皇权受到严重威胁。

自取灭亡

鳌拜结党妄行，专擅朝政，不仅威胁到皇权，而且也损害了百官的利益，引起君臣的强烈愤慨。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尚书熊赐履上疏，以天下治乱系宰相一语，暗指鳌拜擅政，国家前途堪忧。康熙认为，鳌拜身居要职，且党羽遍布内外，如果直接发布谕旨，捉拿鳌拜，恐怕会引起事变。于是康熙从侍卫及拜唐阿中选出忠实而又有力者，以练习“扑击之戏”为名义，让他们组成善扑营。同时康熙采取各种手段削弱鳌拜势力，他的党羽巴哈、苏尔马、绰克托、济世等人被派往外地。在做了精心准备之后，康熙召鳌拜进宫，命令善扑营将鳌拜擒下，与鳌拜一起被捉的有遏必隆及一等侍卫阿南达等。

铲除鳌拜集团牵涉到中央权力更迭的大事，这中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而康熙帝仅用10天，即宣布了对鳌拜等人的处置，表明康熙帝对铲除鳌拜做了精心准备。谕旨里也没有任何报复的内容，法外施仁，区别对待，体现了极高的政策水平：第一，对立有不少战功的鳌拜处以拘禁，其兄赵布太、子那摩佛亦从宽免死拘禁；第二，遏必隆系开国勋臣额亦都与和硕公主之子，因而“免其重罪”，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第三，对鳌拜罪应加诛的死党，除谕旨中所列已处死之班布尔善等7人之外，九月，又将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及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处以绞刑。仅这9人被处死，较原议大大减少；第四，本为同党，宽宥免死，从轻发落。如吹捧鳌拜为“圣人”的一等侍卫阿南达，仅处以革职、鞭一百。另外还有免罪仍留原任者，如山陕总督莫洛、山西巡抚阿塔、陕西巡抚白清额；第五，内外满汉文武官员，因惧鳌拜权势或想从中谋利而党附鳌拜的人，都免于处罚，而且言而有信。鳌拜家人供出，总督白秉真、原任巡抚张自德、尚书龚鼎孳等，都曾嘱托他向鳌拜行贿。康熙帝于六月初七谕旨指出：“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非止伊等。朕已有谕旨，将内外各官苟图幸进作弊者，俱从宽免。今供出各官，亦俱从宽免罪。”康熙缩小处罚面，制止了无限制的牵连，有利于稳定朝中政局。此外，为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平反昭雪。已故之苏克萨哈等人，由其后人承袭其爵位与世职。此案的处理，很能收买人心，表明年轻的康熙帝日趋成熟。

康熙帝铲除鳌拜之后，将大权独揽，开始了他的“乾纲独断”的统治。从此之后，皇帝亲自批阅奏折，从不假手他人代为书谕。康熙年老之后，仍坚持这一原则，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宁可用左手执笔批旨，亦“断不假手于人”。从鳌拜专权事件中康熙得出一个教训：“自亲政以来，断不许人怀挟私仇，互相陷害，是以三四十年间，无大臣互相攻击之事”。鳌拜专政柄之时，曾把持议政王大臣会议，所议之事尚未起奏，结果即为外人所知，出现不断泄露的事情。康熙亲政后，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严加整顿。他规定：“其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俱著停其议政；以后凡会议时，诸王、贝勒、大臣，务须慎密，勿致泄漏。”康熙还针对鳌拜当权时形成的“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等不正之风，郑重宣布：“朕处理事务的宗旨是对那些奸诈阴险谗媚之人严加惩处，选拔任用那些忠诚而有才德之人。以后如有不遵禁例，仍前干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这里当然包括禁止私通太皇太后身边近侍，妄图通过太后以干涉朝中大事者。

康熙帝在短短十余天里，便不动声色地将把持朝政数年、为恶多端的鳌拜势力迅速铲除，并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显得有节有度，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干和大智大勇。他以异乎寻常的政治才能将局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鳌拜集团的垮台使人们心头的忧虑一扫而去。人们在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年轻的康熙在政治上的成熟与处理政务的老练。

在处理了鳌拜及其党羽后，康熙立即发出诏旨，为苏克萨哈平反昭雪，发还其家产，恢复其爵位，由其幼子继承。对于已成事实的黄白两旗的换地一案，不再做调整。但由此而掀起的圈占民田狂潮，如不加制止，只会加剧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康熙帝于六月便下令：“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以圈者，悉令给还。”“至于旗民无地亦难资生，以古北口等边外空地，拨给耕种。”清入关后持续了26年之久的圈地弊政寿终正寝了。随后在七月“圈换”案中被冤杀的苏纳海、朱昌诈、王登联三人也被昭雪，分别追谥并荫其子入国子监。在此案中牵连受处分的其他官员也都撤消了对他们的处罚，并官复原职。

平反积案时，康熙帝也十分留心处理朝中事务。但他毕竟年轻，取消大臣辅政，使得康熙帝事无大小都得亲自处理，这无疑使他的压力大增。设立一个协调的辅政机构，辅佐自己处理好朝内外国家大事已成为必需。

清朝入关初年，满洲的宗室贵族、八旗大臣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方面仍具有不小的权力。这是清入关前近30年，由努尔哈赤、皇太极执政时期逐渐形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一直在发挥作用的结果；当然也与顺治帝、康熙帝两代君主都是冲龄继位而不能处理政事有关系。不属常设的制度性机构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君主对大权的独揽，因此，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月，顺治帝将原有职掌逐渐扩大的内三院参照明朝制度改为内阁，在内阁办事的官员都称为大学士，内阁便具有了国家政权最高中枢机构的功能。但顺治帝一死，四辅臣立即又把内阁改为内三院。因此，直到鳌拜集团被铲除，辅佐帝王行之有效地处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在清王朝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它极大地影响了专制帝王的独裁统治。

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康熙帝下令把内三院重又改成内阁，并依顺治十五年例，大学士分兼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衔，并兼各部尚书，学士都兼侍郎。从此，内阁便逐渐发展成为清王朝的权力中枢，但并不完善。满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等官同阁办事，帮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

除此而外，鳌拜专权时对汉族人及汉官的歧视与迫害政策被废去，放纵贪官污吏、政府中玩忽职守、互相推诿等弊端也一一开始整顿。大清国开始了由乱入治的新时期。

平定三藩

三藩专制

康熙亲政后，将处置“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精忠袭爵）。当时他们率清军南下，对于击败农民军及南明政权，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但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至康熙初年，三藩已成为事实上的割据势力，严重危害着国家的统一。

诸藩势力的发展，与清初政治形势是密切关连的。当时清朝统治者为统一中原，需要厚待投降的汉族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继茂之父）、尚可喜，原为辽东人，于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后，陆续去皮岛投靠总兵毛文龙。天聪二年（1628年）六月，明蓟辽总督袁崇焕杀死毛文龙，东江大乱，明军自相残杀。孔、耿、尚等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先后于天聪七、八年（1633、1634年）投降后金。清太宗皇太极出城十里相迎，隆重接待，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命他们驻守辽阳，号“天助兵”；任尚可喜为总兵官，命他驻守海州。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极示宠信之意。这时出现直属皇帝的三位汉族人藩王，不仅于中央集权无害，反而会牵制满洲诸王的势力，维护皇帝的地位和权势。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皇太极析汉军四旗为八旗，命有德、仲明、可喜分隶正红、正黄、镶蓝旗。

吴三桂，江苏高邮人，明原任锦州总兵吴襄之子、锦州总兵祖大寿之甥，历任游击、副将等职。吴襄因罪下狱，吴三桂升任总兵官，带兵驻守宁远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松锦会战中明十三万军队损失大半，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吴三桂收集残兵败卒逃回宁远，手下兵丁增至三四万人，为明廷所依重。清占关外各城，唯独宁远尚在明军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六，李自成农民军已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师戒严。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放弃宁远，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并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吴三桂接朝廷命令后，行动迟缓，每日只行数十里。宁远至山海关仅两日路程，十六日才到，二十日至丰润，在那里吴三桂获悉农民军已攻入北京，于是他率手下军队退返山海关。清朝曾多次遗书招降吴三桂，正欲率兵进关的摄政王多尔衮向吴三桂许诺：“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爵藩王”。李自成亦曾派人招抚吴三桂，但因农民军的“割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吴三桂最终还是向清朝投降。同年四月，山海关一战，李自成在清军及吴三桂的联合夹击下惨遭失败。多尔衮即日“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至此，清廷所封汉族人藩王，已有4名。

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清廷封孔有德为定南王，令其率兵二万征广西；改封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令各率兵一万征广东。不久，耿仲明因隐匿逃人惧罪自杀，由其子耿继茂继承靖南王之爵。年底，孔有德占据桂林。顺治七年（1650年）冬，尚可喜攻克广州，南明桂王逃往梧州。时大西军余部李定国与桂王合作，进攻四川，吴三桂奉清廷之命进行征讨。吴军势力较强，李定国不敌转而争夺广西。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吴军攻克桂林，孔有德阵亡，其子亦亡，爵除，四藩成为三藩。顺治帝为协调西南五省力量，于十四年（1657年）部署三路进兵贵州。

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清军攻占贵州，顺治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代替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与其他两路乘胜进攻云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三路大军攻入云南省城，南明永历帝等败走永昌府，后逃入缅甸，两广、云贵基本平定。同年三月，顺治帝根据洪承畴建议，“命平西王驻镇云南，平南王驻镇广东，靖南王驻镇四川（次年七月，改驻福建）”。“三藩”分守一方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吴三桂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率兵入缅，擒获永历帝及其随从，并另遣总兵追击、招降巩昌王白文选。不久晋王李定国亦死，云南彻底平定。耿、尚分守闽、粤，亦曾有效地抵御郑成功的进扰。

随之而来的是“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极大。云南每年耗饷最多时达900余万，平时亦不下数百万。所以说：“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而且三藩各据一方，手握重兵，形同割据，对中央集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二省一切事务。顺治帝谕：“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弊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应吴三桂之请，顺治帝在给云贵督抚的上谕中，意让他们一切听凭吴三桂节制。不仅如此，吴三桂还委派部下亲信到其他地方任职，称为“西选”，“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吴三桂还用大量钱财来结交士人，让他们为其效力。在云南的十余年时间里，吴三桂天天操练军队，制造武器。在重要的地方都派亲信驻守，而各省的提镇等官员，大多是吴三桂的心腹，为他所收买。吴三桂的儿子是清廷驸马，朝中的任何动向吴三桂都能及时地得到汇报。他向朝廷谎报说蒙古人进攻丽江、中甸等地，清廷派大军前去支援后，吴三桂又报称蒙古人已败退，挟边防以自重。耿精忠、尚继茂也跋扈异常，为害一方。

三藩之乱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兵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反映耿、尚二藩为害广东，要求把一藩调走，另驻他处，以缓解广东的压力。他虽然从“两藩并镇”角度提出问题，但也反映了藩镇与中央的矛盾。吏部议复此疏时认为藩王损害商民利益，应加以切责。顺治帝于是便把耿精忠调往福建。但三藩与中央的矛盾并未解决。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后，三藩的危害进一步体现，清廷与三藩的矛盾在激化，因此康熙继位之后，中央即开始逐步削减三藩的权势，作撤藩的准备。

清廷的第一个措施是收缴大将军印。按清制规定，大将军拥有极大权力，都是临时性差遣，在任务完成之后将解去将军职务，将印信交还朝廷。可是吴三桂驻镇云南数载，拒不交回大将军印信。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遣内大臣，对住于京师的吴三桂子额驸吴应熊说：“过去永历帝潜逃缅甸，因边境不安，才授予你父大将军印信，这是增加其权力的需要。但现在天下早已平定，你父为何还不将大将军印交还？”吴应熊将朝廷的意思转告了吴三桂。吴三桂迫不得已，上缴了大将军印，但他心里十分不高兴。

第二，裁汰兵力。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节约兵饷，有人就建议将云南的绿营兵裁去五分之二。吴三桂借口边疆未靖，裁撤兵丁恐怕不好，于是“倡缅甸水西各役以自固”。康熙四年（1665年），各地战斗均已告结束，于是“奏裁云南省绿旗兵五千有奇”。康熙六年（1667年），左都御史王熙又奏请裁饷，疏言：天下钱粮的大半用于支出云、贵、闽、广的兵饷。云贵地区，每年官兵的饷粮需三百万两，本省的赋税钱粮不及其所需的十分之一，这势必难以长久维持下去。臣以为现在云贵均已平定，绿营兵额应裁减，即便是吴三桂藩下的兵丁也应分散派遣到他处垦屯，这样一来既可分散、削弱吴的势力，也可使兵饷得以保证。此疏一上，康熙帝即命下部议，令平西王吴三桂及云贵的督、抚、提、镇裁减兵员，“此举节省饷粮上百万两”。

第三，严禁欺行霸市、借势扰民。康熙四年（1665年）即因兵丁严重扰民，曾密谕尚可喜：“以后将所属官兵严加约束，勿仍纵容属员，以为事发伊自受过，与己无涉，草草从事。如此久之，倘有大事，岂能尽委属员？”康熙六年（1667年），王熙又上疏说：“闽、广、江西、湖广等省官员，自置货物卖给所属兵民，或指称藩下挟势横行，放债取利，省会要区遍置官商占据盘剥，致小民以贸易为生者失业。请敕部详议王公将军督抚提镇大小官员，有持己资与民争利及奸商借藩王势力横行者，严加治罪。”有旨下部，“申严禁例”。

第四，解除藩王对云贵两省事务的总管。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吴三桂以目疾请求辞去云贵两省事务。朝廷立即批准，决定“将该藩所管各项事务，照各省例，责令该督抚管理”。其大小文官，亦照各省例，由吏部任命。同年九月，吴三桂同党云贵总督卞三元及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一齐上疏请求让吴三桂总管云贵事务，并以“目前边疆叵测可虑”，威胁朝廷“收回成命”。朝廷态度非常坚定，降旨答复：“该藩以精力日为销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今地方已平，若令王复理事务，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并规定，藩王下属人员不得任督抚。第二年冬，卞三元见三桂与朝廷矛盾日益尖锐，便寻找脱身之计，遂托言母病乞求归家奉养，朝廷准其离任“回旗养母”，另派汉军正蓝旗人甘文焜任云贵总督。甘文焜把督府驻在贵阳，他操练手下官兵，对云贵地区的山川形势详加察访，其意在牵制吴三桂，最终能取代吴三桂。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年届七十，他向朝廷请示回辽东养老，同时请令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继续驻守广东。康熙见撤藩时机已到，便以广东已经平定为由，准许尚可喜全藩撤离，所属官兵仍留广州府，令广东提督管辖。康熙决定撤藩，极大地震动了吴三桂与耿精忠，他们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提出撤藩申请，意在试探朝廷态度。康熙命议政王大臣商议，大学士索额图以兵丁往返、民驿苦累为由，主张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其实是怕吴三桂造反。康熙斟酌再三，认为吴三桂早已有谋反之心，今天撤藩他也反，不撤藩他照样要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康熙坚持将三藩一块撤去。同年八月，康熙分别派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前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提督，办理撤藩事宜。吴三桂见永镇云南的幻想已破灭，于是写信给平南、靖南二藩及台湾郑经，相约共同反清。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害拒绝叛乱的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冠，打起复兴明室的旗号，起兵反清。并命马保等率军从贵州进攻湖广，王屏藩等率军由四川进窥陕西。吴三桂发动叛乱，本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矛盾激化的结果，但自清兵入关以来，西南地区南明势力还有一定基础，民族矛盾还比较尖锐，吴三桂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客观上利用了这种情绪。因此，吴三桂揭起反旗后，滇、黔、湘、蜀等省纷纷响应。据统计，共有26名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参加了叛乱。其中明朝降清之武将即达20名。此外吴三桂还从云、贵土司那里征调了数万人，为他卖命。同时清自入关以来，忙于征战，尚未顾及吏治之整饬，某些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尖锐，为叛乱者利用，大大壮大了吴三桂等的力量。因此，吴三桂造反以来，来势甚猛，滇、黔、湘、蜀纷纷响应，“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吴军主力东侵黔湘，兵力迅速增加到14万；侧翼北攻川陕，亦不下数万人。

清廷举行议政王大臣会议、部院大臣会议，紧急商讨应对之策。许多官员已被南方叛乱的惊人发展而吓得不知所措，他们极力主张应严惩主张撤藩者，对三藩进行安抚。大学士索额图坚决主张“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在人们争论不下之际，众人把目光投向了康熙帝，希望他能作出决断。

康熙帝很清楚当前的形势有多危急，但他意识到，撤藩是正确的。吴三桂等人早蓄有异志，他们图谋造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时绝不能妥协，如果立场软下来，将再也控制不了吴三桂，人们也会轻视他及满清政权。在此关头，任何妥协都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汉景帝杀掉主张撤藩的大臣晁错，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气焰反而更加嚣张。撤藩是皇帝的独断。因此康熙帝冷静地对群臣说道：“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康熙如此坚定，不仅令主张撤藩的米思翰、明珠等人摆脱指责与惶恐，也使所有在廷诸臣人人敬服。康熙在如此危急的局势面前仍保持了那份惊人的冷静。他镇定自若，详细规划了对吴三桂等的作战方略。

十二月一日，吴三桂挥兵进攻贵州。贵州巡抚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响应吴三桂，也扯起了叛旗。云贵总督甘文焜措手不及，无法备兵抵抗，全家自杀，贵阳陷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吴三桂兵不血刃，占据了贵州全境。他四处联系，鼓动耿精忠及尚可喜两藩反叛，还向镇守广西的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盘踞台湾的郑经和原来自己安插在湖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心腹策动反叛。一时之间，南方及西北各省响应吴三桂的叛乱不断。“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叛军气焰嚣张，声势甚大，并很快向湖南、四川派兵。响应吴三桂的叛乱不断。

康熙部署平叛

初十清晨，康熙帝升座太和殿，安排征讨吴三桂之事。大学士图海、索额图手捧“宁南靖冠大将军印”，授予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多罗贝勒索尼，命二人指挥清军征讨云贵的叛乱。再由学士郭思海、额库礼手捧“镇守陕西安西将军、副将军”印给都统赫叶、护军统领胡礼布。康熙帝走下御座，率领在场的全体王公大臣及武将往堂子行礼。然后康熙帝亲自送出征将士出西长安门。

按康熙帝的构想，战事将被限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展开，所以他派出两路兵马，一路赶赴荆州，一路由汉中进入四川，堵住叛军的道路，控制住战局的发展。同时下诏，将梁清标和陈一炳的部队调回，并撤除对耿、尚的撤藩令，以稳住二人，不使局势恶化。同时派人到广西授予孙延龄为“抚蛮将军”，孔有德旧将钱国安为都统，让他们固守广西，以阻止吴三桂军队对广西的攻击。当时吴三桂原来的部下在各处为官，为稳住这些人，康熙帝发下谕旨，表示继续信任他们，让他们安心工作。为表明平叛决心，康熙帝一听到吴三桂已反的消息，他第一时间里命逮捕吴应熊，还下诏革去吴三桂的平西王爵位，声讨吴三桂叛国的罪行。

然而，尽管康熙帝作了全面的布置，可形势的发展变化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三藩之乱花了八年时间才彻底平定下去，事后他每一想到，仍“觉悚然可惧”。

康熙帝时刻关注着南方的战局，不断地向前方调兵遣将。康熙帝命都统尼雅翰为镇南将军，率原驻沧州、顺义等十余地的满洲八旗兵驻防德州；又派兵奔赴南昌、安庆、江宁；又向四川、荆州、襄阳和江西等地增兵。然而南方的叛乱战火却越燃越烈，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吴三桂不到一个月便占据了贵州，这使他目空一切。他嘴上说拥奉“朱三太子”，但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元旦，吴三桂扯下了“复明”的帽子，自称“周王”，改年号为“利用”。随后，吴三桂挥军进攻湖南，一路长驱直入，进逼长沙。守城的巡抚卢震弃城而逃，湖南其他地方的清军官吏也都是闻风而逃。吴三桂又是兵不血刃夺得了湖南。这时，湖北、四川有不少守将为吴三桂声势所慑，投降了吴三桂。三月十五日，襄阳总兵杨来嘉在谷城叛降；十九日，郧阳副将洪福率兵反叛，被提督佟国瑶击败。康熙帝派往增援四川的军队还在途中时，四川提督郑蛟麟、川北总兵谭弘、巡抚罗森、总兵吴之茂先后反叛，四川全省落入了吴三桂的掌握之中。叛军兵锋开始威胁陕西和湖北两地。

四川的陷落完全打乱了康熙帝的部署。在东部，康熙原指望“额附”孙延龄能守住广西，阻止吴三桂东进，但没想到吴三桂竟先于他控制了孙延龄，广西也加入了叛乱队伍中。孙延龄反叛的原因在于康熙批评他贪财横暴，残害百姓。二月二十八日，孙延龄发动兵变，将曾参劾过自己的部将都统王永年、副都统孟一茂等三十余人杀死，并将广西巡抚马雄镇逮捕，然后与吴三桂联兵夹击抵抗者。驻柳州的广西提督马雄、广西都统钱国安先后投降。广西全省又落入叛军之手。三月十六日，康熙又接到耿精忠反叛于福建的消息。

耿精忠是耿继茂的长子，顺治帝为笼络耿氏一家，将他的亲侄女、肃亲王豪格之女嫁给耿精忠。两年前，耿继茂死后，耿精忠承袭了王爵。当他知道康熙帝已批准撤藩的“请求”后，便开始密谋反叛。尽管他又收到了康熙帝不撤藩的上谕，但他并不信任康熙，他认为那是安抚他的手段，以使他不站到吴三桂的一边。一旦吴三桂失败，自己的命运仍是被撤迁。与其坐等被撤，不如随吴三桂一起与清王朝拼个你死我活。三月十五日，他于福州发动兵变，囚禁了福建总督范承漠，率部众剪掉发辫，改易汉服，自称“总统天下兵马上将军”。他派出军队四出攻掠，响应吴三桂。

到此，江南及沿海一线，只剩广东、江西和浙江三省还处在清廷的控制之下，而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福建六省均全部落入叛藩之手。康熙帝此时只能尽最大努力去争取镇住广东的尚可喜和拼死保住江西，使云贵、广西与福建叛军无法联手。他下诏革去耿精忠的王爵。同时任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由浙江向福建发动攻击。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协助勒尔锦由荆州入湖南攻击岳州；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进入江西；以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统师镇江南；以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指挥清军从陕西攻击四川；命尚可喜和总督金光祖由广东击广西。并迅速整顿驿递，以使情报和命令能在四五天里即可到达西安、浙江，直接指挥着各地的防务。

几个月中，为应付不断扩大的叛乱局势，康熙忙得焦头烂额，但在朝堂上他表现得极为冷静与沉着。祖母对孙儿特别关注，她鼓励康熙帝，并帮他出谋划策。康熙帝为安慰祖母，时常到慈宁宫请安。二月初一，太皇太后甚至拿出自己长年节俭积攒下来的银两与缎匹交给康熙帝，让他赏赐在前方征战的将士。二月十九日，康熙帝升座太和殿，举行了经筵大典。在繁忙的军政事务中，康熙帝仍念念不忘黄河的修治，叮嘱上任的地方官员要爱惜百姓，民心稳定才能平定叛乱。康熙帝坚定信心，全力指挥着这场平叛战争。

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初，吴三桂放还朝廷使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博达礼，此后不久，吴三桂欲以清廷对等的身份与清廷对话，迫使康熙承认既成事实。但是康熙帝义无反顾，坚定地认为对于反叛之徒必须予以消灭，不能作任何退让。为彻底粉碎吴三桂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的建议，决定于四月十三日处死孙世霖及吴三桂子吴应熊。谕旨宣称：“朕思乱臣贼子，孽由自作，刑章俱在，众论佥同，朕亦不得而曲贷之也”“通行晓谕内外军民人等，俾咸悉朕意”。处死吴应熊，确实起到了“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的作用。吴三桂起初以为东南半壁江山大半已落入自己手中，儿子又是皇帝亲戚，朝廷肯定不会杀他，而将留作以后招抚之用。及闻应熊死，“惊悖气夺，遂底于亡”。

尚可喜像

康熙帝最大的目标是尽快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平息叛乱。他统观全局，发现清军在各个战场上都处于劣势，仅能与敌对峙，难以进取。除荆州有大将军勒尔锦统辖外，其他各地的军队互不相属，难以统一行动，不能抓住战机。吴三桂于岳州屯集重兵，随时可以北上、东进。于是，从六月至九月，康熙又陆续向岳州、浙江、四川、江南、广州各路增派大将军。六月十三日，以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固山贝子彰泰、镇国公兰布率兵进攻岳州，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仍参赞军务。同时，派固山贝子准塔率兵往荆州增援勒尔锦。六月二十五日，康熙帝授和硕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与固山贝子傅喇塔一起率兵赴浙江，将军赖塔、副都统喇哈、纪尔他布参赞军务。同时，任命多罗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同固山贝子都统温齐、辅国公绰克托率兵进攻四川，将军赫业、瓦尔喀、护军统领胡里布、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佛尼勒参赞军务。康熙将江南、江西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九月十八日，康熙任命和硕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率兵保固江南，兼管江西，将军阿密达、额楚、华善、王之鼎、总督阿席熙等为参赞。九月二十四日，任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兵到广东，令都统觉罗画特、署护军统领伯郎肃、副都统吉图喀、朱喇禅、辅国将军瓦山等一同前往。至此，康熙又向战场派出了六名将军，仅江浙就派了三位将军，且全是亲王。可见，争夺江西、浙江、江南已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正如康熙诗所云：“临轩重简亲藩出，军威万里风雷疾。”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清廷的力量大为增强。大将军不仅携带八旗前锋、护军、骁骑等劲旅，亲王、贝勒、贝子、旗下包衣佐领甲士及所部人众披甲者，而且可以全权统一指挥、调动其辖区将军、都统、总督、提镇等所领满洲、蒙古、汉军及绿营兵丁。玄烨昭示：“所以遣王等者，非谓诸将才能不足，念诸王贝勒皆朕懿亲，指挥高度无可牵掣，守御征剿足增威重。”这一部署，大大提高了稳定战局和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并为向叛军发起反攻和收复失地大大增加了可能性。

吴三桂叛乱，不仅带来了军事上的震动与失利，而且在人心方面也带来了极大的变动。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吴三桂反叛消息传到京城，北京城一夜之间发生数起失火事件，杨起隆假称朱三太子，发动起义。十三年（1674年），八旗劲旅大量派出之后，十四年（1675年）春，察哈尔蒙古和硕亲王布尔尼发动了叛乱。这些事件很快被平定下去。但康熙帝的心情极为沉重。他时刻惦念前方的战事，加之军务繁忙，日夜不得安闲。然而康熙明白自己身为一国之主，必须沉着冷静，“外则示以暇豫，每日出游景山骑射”。“经筵”“日讲”在暂停数月之后，亦照常举行，再无间断。当时有人以为皇帝毕竟年轻，在如此紧张时期竟还游山玩水，曾投帖于景山路旁：“今三孽及察哈尔叛乱，诸路征讨，当此危殆之时，何心每日出游景山？”康熙看后，置之不理，依然有节奏地工作和生活。皇帝此举，果然于稳定民心有益。事后，他才说明此中用意：“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剿抚并用”政策

康熙在刚开始平叛时，即有“剿抚并用”之意。王辅臣叛降吴三桂，康熙即曾连降专敕招抚，但初期军事上处于劣势，招抚难以奏效。后来清军将王辅臣围困在平凉、固原等地，王辅臣见处境不妙，主动乞降，康熙怀疑这是王辅臣的缓兵之计，完全不予理会，双方僵持将近一年。最后，康熙见强攻不下，又转而采用招抚策略，收降王辅臣，底定三边，并因而从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剿抚并用”。他给图海的谕旨中说：“大将军图海恭承简命，秉钺临边，即宣布恩威，剿抚并用，平凉一带，旬月绥平。”此后，康熙在各个战场上大力推行“剿抚并用”的策略，令对“叛变之人”，只要有“悔罪输诚之心”，皆可容受。

继陕西之后，康熙把福建定为另一个剿抚重点目标。康熙一向把耿精忠与吴三桂区别开来，认为他“必系一时无知，堕人狡计，与吴三桂不同。故将吴三桂子孙正法；精忠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所属官兵并未加罪”。“且吴三桂乃本身投诚之人，背恩反叛，自取灭亡；精忠祖父以来，三世受恩，四十余年，非素蓄逆谋首倡叛乱者比”。因此，在耿精忠刚叛乱之时，康熙马上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偕精忠护卫陈嘉猷，带着朝廷敕令赶赴闽，传谕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首，将侵犯内地海贼速剿图功，即行敕免前罪，视之如初。”后来虽然派出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至浙闽前线，加强对福建的军事进攻，仍不忘时常派人前往招抚。

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因郑经占据漳州、泉州等七府，耿精忠与郑经发生矛盾，加以耿军内部军饷匮乏，士兵不断逃亡，困难很大。因此，耿精忠被迫从建昌府新城等地撤兵。清军乘机于八月二十日攻占仙霞岭，进占浦城县，建宁、延平等府不日即可攻下，福建的大局已定。康熙为尽快解除“福建问题”，谕康亲王：“以时势晓谕耿精忠早降，以副朕安辑民生至意。”九月，康亲王大军收复建宁、延平等府，耿精忠无力再战，派其子耿显祚迎康亲王军队入福州。十月初四，耿精忠亲自出城迎接康亲王杰书进入福州。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领所属官兵随大军征剿叛逆，以将功补过。此后，清军又在居乡守制之侍读学士李光地协助下，在泉州击败郑经的军队。各地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福建的形势对广东影响很大。原来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自吴三桂叛乱以来，一直忠于清朝。康熙为表示嘉奖，提高尚可喜的职权，令他节制广东一省的督抚提镇，文武官员听任其选补，并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初，广东形势急转直下，尚可喜染病，长子尚之信暂代理事；平南大将军尚之孝在潮州被郑经军击败，退守惠州；高州总兵祖泽清、藩属水师副将赵天元、总兵孙楷宗相继叛降三桂。在这种情况下，尚之信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府第，发动叛乱，接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职，并将其父的谋士多光杀死，削夺了其弟之孝手中的兵权。两广总督金光祖与巡抚佟养钜也向吴三桂投降。康熙对广东问题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一点也不担心尚之信的叛乱，因为他知道吴三桂不会信任他，而且其内部矛盾重重。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就会投降。于是，他一面令安亲王岳乐猛攻长沙牵制吴军主力，令简亲王喇布迅速攻占吉安，既保岳乐后路，又可进剿广东，另一方面，对福建的耿精忠加紧招抚。十月，尚可喜去世。广东地方官员站在清廷一边，对尚之信的叛乱进行了坚决抵制。同月，福建耿精忠降清。而吴三桂对尚之信极不信任，虽封以亲王伪号，但又命总督董建民、巡抚冯璠加以牵制。在这种形势下，尚之信向简亲王喇布请降。喇布奏闻，康熙于十二月九日降旨免其罪，令其“相机剿贼，立功自效”。同时，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率兵进入广东接受尚之信的投降。十六年（1677年）四月二十九日，莽依图到达韶州，尚之信于五月初四率省城文武官员及兵民等剃发投降。康熙命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都官复原职。同时，康亲王杰书派遣将军喇哈达、都统赖塔从福建率兵进至潮州。原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原高雷总兵官祖泽清等人也先后投诚。原两广总督金光祖发动士兵生擒董重民等，然后他向清廷上疏请求投诚，广东全部平定。康熙令将被捉住的吴三桂的伪总督董重民及其他官员，解至京师，一律释放。他对大学士等说：叛乱之罪在吴三桂，“与胁从之人无涉”“彼所部人员，如能悔罪投诚，概行宽免”。因此，“将董重民免死释放，一同押解来京的罪人，亦俱宽释”，并交与兵部，以作相应安排。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至十六年（1677年）五月，康熙帝运用“剿抚并用”的政策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陕西、福建、广东都相继收复，清廷从与敌相持状态开始转入反攻阶段。虽然仍有不少困难，但胜利即将到来了。

康熙十五年（1676年）九月，康熙赏给广西提督马雄之子马承先、马承霄游击头衔，命他们到广西“招抚马雄”。次年初，康熙获悉孙延龄妻孔四贞仍然时刻怀念太皇太后的养育之恩，有意归降朝廷时，又派督捕理事官麻勒吉到简亲王军中，专门负责广西招抚事宜。但广西情况复杂，孙延龄与孔四贞及马雄之间均不和，与吴三桂也有一定矛盾。彼此戒备，都无力左右全局。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冬，吴三桂见湖南形势吃紧，派其孙吴世琮及悍将马宝进兵桂林，诱杀孙延龄以巩固后方。康熙得知孙延龄被杀、马雄病死的消息后，下诏招抚他们的部众，令麻勒吉等：“仍同简亲王军偕行，以朕赦罪免死之意概行晓示。其被胁从贼之人，有悔罪投诚者，即行招抚。”在康熙的指示下，麻勒吉成功地招抚孙延龄部将刘彦明、徐洪镇、徐上远、线国安之子线成仁、马雄之子马承荫等，为广西的平定奠定了基础。

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十六日，康熙下令敕谕各省王、贝勒、大将军、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在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全面推行“剿抚并行”的策略。其中进一步具体申明招抚政策：“今特颁敕谕，概示招徕。凡吴三桂叛军中的文武官员兵民人等，悔改投诚一律不加追究，并给他们以恩赏。或有擒杀贼首，投献军前，及以城池兵马来归者，仍论功优叙，尔等即宣布晓谕，以体现联宽仁矜全之意。”此后，每当战事进展到关键时刻，康熙帝都发布招降敕书，由专门从事招抚的人员掌管，随时发送。

随着形势的发展，剿抚并用策略在内容上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对投诚官兵的安排上有了变化。初为优升职级，以原班人马投入战斗；后随着投降的人数的增多，以及战事的减少，一般尽量避免聚集一处，投降的士兵有的归乡为农，有的则被编入绿营兵。其官员则必须进京陛见，或者对其提拔任用，或者让其补缺候用。另外，后期招降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后期集中在吴三桂手下胡国柱、夏国相、马国贵、吴应麟、郭壮图、马宝等人身上，他们是吴三桂的骨干分子。这些人是吴三桂的党羽，不是被胁从者，因而康熙帝专门降敕，让他们当中的投诚者返回南方，一为保护家小，二来可作内应。其实是招抚计与反间计相结合，使叛贼间相互怀疑，扩大他们间的矛盾，以便各个击破。再次，对降而复叛者从严处理。如：广东高州总兵官祖泽清降后又于十七年（1678年）三月复叛。康熙谕兵部：“祖泽清父子兄弟向受国家恩养甚厚，以前叛变，以为他是被胁从，不得已而从贼，及既降复叛，他甘心依附贼人由此可知。罪情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尔部即密谕各部大将军、将军、督抚提镇等遵行。”八月，官兵大肆搜捕，将祖泽清及其子良擒获。次年二月，“俱凌迟处死，诸子、家口籍没入官”。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剿抚并用策略，表明了康熙的高度原则精神和求实态度。由于他亲自布置与指挥平叛战争，能及时地把握敌情，又极为勤勉，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从成功中总结经验，所以清王朝在康熙帝的指挥下正在迈向平叛成功之路。

平定湖南

康熙认定，平叛战争中的最主要敌人是吴三桂，湖南是主要战场。他曾说其他战场报捷“朕不为喜”“吴三桂乃贼渠，惟破岳州、澧州方可喜耳”。因此，自战争爆发以来，康熙帝一直把主要精力投入湖南战场。

康熙始终在思考如何夺回湖南这一问题。为此他确定了一项新的作战方案，以迂回包围的策略代替在湖南战场发动正面进攻的方法。康熙认为，吴三桂长期占据岳、澧等地，主要军粮来自于长沙、衡州，只有攻下长沙，断绝吴三桂叛军的粮道，才能最终打败吴三桂。他在给岳乐的谕旨中指出了攻取长沙的重要意义：“一以断贼饷道；一以分贼兵势；一以扼广西咽喉；一以固江西门户。”而且，由于陕西发生叛乱，“川贼必通杨来嘉、洪福二贼，窥我郧襄，扰我南邓，侵我荆州后路，揆其大势，进兵湖南，断不容缓”。因此，康熙于十四年（1675年）正月二十九日命岳乐“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进兵湖南”。同年九月，湖广总督蔡毓荣也提出与此相同的一套作战方案，他上疏说：“若楚省大兵由荆、岳各路前进，而江西我军亦由袁州诸路会期进攻，使贼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则我兵之势合而贼兵之势分，一举而战功立奏也。”而这时康熙帝的作战谕旨早已发下，且详细得多。

正如康熙所料，吴三桂企图利用王辅臣在陕西的动作，举兵进攻荆州、襄阳等地。他在长沙、醴陵、萍乡等地驻守七万大军，以挡岳乐江西之师；又分兵七万守岳、澧诸水口，扼荆、岳大兵咽喉，以抗拒江北之师；又暗地里派出兵马占据彝陵（湖北宜昌）东北之镇荆山，纠王会、杨来嘉、洪福等袭击谷城、郧城、均州、南漳，以逼襄阳，并企图与西北的叛军相会。而他亲赴荆州上游之松滋，居中调度。康熙四处调兵，坚守荆襄，并命简亲王喇布带兵进驻江西，急命岳乐从江西进兵湖南。岳乐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攻占袁州后，又收复萍乡县，开始向湖南发起进攻。至此，康熙已将六名大将军中的三名投入湖南战场。吴三桂明白此情，急忙调集18名将军、10余万兵力，死守长沙。康熙料到吴三桂将亲援长沙，而这样就会减少他在岳、澧等地的力量，所以曾命荆、岳大将军王、贝勒等“饬勒兵马，时加侦探，乘机进剿”。然而，尚善与勒尔锦分别于三月初九和三月十八日渡江之后，进展非常缓慢。勒尔锦于三月二十九日再次进攻太平街又告失败，便“退兵荆州”。因而使康熙皇帝失去一次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迂回包围计划一时未能实现。康熙事后惋惜地说：“若大兵数路并进，吴逆断无如许伪将贼兵随处备设壕桩，以与大兵相抗，其灭亡可翘足而待矣。”

诸王贝勒踟蹰不前，丧失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严重影响了对湖南的收复。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康熙在平定王辅臣之后，破例任命署前锋统领穆占为实授都统，佩征南将军印，出征湖南。穆占，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是叶赫贝勒金台石的后代，初任侍卫兼佐领，后以功升授满洲副都统、署前锋统领。自进入陕西与叛军作战以来，每与敌战，他都是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康熙帝因而对他委以重任，并从陕西、河南、荆州等地调来精兵供他驱使，其所统之兵与安亲王岳乐的大军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这是一支机动部队，无防守之责，专门担负进攻任务，“其应设镇守官兵调遣机宜，与各将军、总督、提督等议行”。康熙对穆占寄予最大希望，出征前，特召来京，面授机宜。

穆占并没有让康熙帝失望，他排除各种干扰，统率大军奋勇杀敌。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初三，穆占率兵进抵长沙外围地区，作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工作。三月初一，穆占率所部向长沙发起猛攻。前锋部队经浴血奋战，已攻到长沙城下，后续部队也进抵长沙城下，收复长沙已指日可待。恰在这时，安亲王的军队，不成队形，以武力干扰穆占军后路，不仅使穆占无法攻城，而且造成重大伤亡。吴三桂为摆脱在湖南三面被围的困境，于四月率众往衡州，派遣三万大军至湖南南部的宜章，企图向广东东昌发动攻击，并分兵侵犯江西南安州（大余），窥视两粤。康熙一面命令将军莽依图、觉罗舒恕分别守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南安，协助湖南战场；另一方面令穆占会合简亲王喇布举兵攻打衡州、永兴，“遏贼后路，如此则可减缓粤东的压力，而粤西欲降者亦可乘间来归”。穆占领命，在击败郭应辅等、收复茶陵州及攸县之后，乘胜南取郴州、桂阳，召降桂东、兴宁、宜章、临武、兰山、嘉禾、永兴等城，吴三桂进攻广东的阴谋被打破。随着平叛战争不断地取得胜利，新收复之地增多，但简亲王一再讨价还价，只防守江西咽喉的茶陵、攸县、安仁等地，不愿分派部队驻守他处。穆占不得不把自己的兵力分散于新收复之地，自己在郴州设营，以都统宜里布驻永兴。四月，敌人进攻永兴，他遣护军统领哈克三、前锋统领硕岱赴援。六月，吴三桂集中马宝、王绪、胡国柱等优势兵力强攻永兴，战斗惨烈异常。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山等战死，前锋统领硕岱率兵入城死守，浴血奋战，情况十分危急。康熙帝为此忧虑不安，“现于词色”。直到敌人得知吴三桂的死讯而撤去，战局才转危为安。

简亲王和穆占均不敢丢下驻地驰援永兴，事后双方相互指责。康熙则居中调解，劝他们“彼此和衷”，并对永兴失利一事进行了总结，指出：敌人大举进攻永兴，“有必死之形”，清军“兵势太分，以致失利”。他进一步概括说：“凡摧寇破城，必审量己力，可击则击之，如贼众我寡，即宜调集诸路合为一军，壮其声势，以图攻剿。倘株守新复城池，以已经驻镇，惮于旋师，迟留疑畏，于大事殊无所济。”七月初二，康熙再次重申了集中兵力作战的重要性，说：“满兵之势贵聚，聚则处处攻战始克不利”“满兵关系重大，利战则战，利守则守，宜合全力以破贼众。若将所复贼弃之空城固执分守，似乎不可”。对于穆占的内疚心情，康熙帝极为了解，并鼓励他：不要因为永兴失利“冒昧妄动”，要“鼓舞人心，振扬军威，以图克济”。如果破贼成功，“前罪自当涣释”。

康熙重视广西的郁林、湖南的郴州、永兴等地，他说“今赖皇天之眷佑，祖宗之威福，群臣尽力，将士用命，前后恢复闽海、两粤，以至湖南岳阳诸处，擒斩巨魁殆尽，望风归正不可胜数，剩余之敌势如破竹，解吾民之倒悬，行有日矣”。于是，他令各路大将军、王、贝勒等：“剿抚兼施，贼有悔过投诚者，免罪叙述录用，将此恩意，概行晓谕。”正、二月间，湖南战场上出现了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吴三桂在长沙的部队偷偷地逃掉了，岳乐立即率部入城，并乘胜南下，恢复湘潭。察尼指挥大军进攻湘阴，湖广提督桑峨、固山贝子彰泰攻占华容、石首二县。勒尔锦派兵渡江，收复宜都、澧州、常德府等地。简亲王喇布派前锋统领希佛乘夜袭取了衡州，随后又攻占了耒阳。吴三桂的手下纷纷率众投降。

湖南既已恢复，康熙着手进兵四川、云南、贵州。他对各路大军的方位与任务作了重新部署。命勒尔锦回驻荆州，调度荆、岳、彝陵（宜昌）、襄阳等处军务，进兵湖北归州（秭归）、巴东等地，扑灭山贼，收复兴安，以配合陕西军队进占四川；察尼向辰州、沅州方向发动攻击，调度澧州以南军务，并攻占进黔要路辰龙关；岳乐向宝庆府、武冈州一线发起攻击，攻取另一进黔门户枫木岭；喇布与穆占合兵收复永州等地，并调拨精兵每佐领三、四名，在希佛率领下奔赴将军莽依图军前，前去支援广西，以开辟新的入滇路线。岳乐进攻武冈枫木岭，因广西巡抚傅宏烈切断了敌人的粮道，进展顺利，八月，清军收复武冈。攻取辰州辰龙关之战较为激烈，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清军方才攻克辰龙关，守关叛军逃窜，陈州伪知府、伪将军等率众投降。进军川、云、贵的条件成熟。

收复广西、四川

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岳州被清军收复，湖南大局已定，清廷便决议进攻四川。以大将军图海为首的驻陕满族将领，被上次的保宁之战吓怕了，不敢出战，汉族将领宁夏提督赵良栋勇猛有谋略，毅然要求进兵四川。他于四月上疏说：“今湖南既定，宜取汉中、兴安，规四川。臣愿精选所部步骑五千，独当一路。”康熙帝览奏大喜，命令图海等人就此疏再作商议，希望图海能出兵四川。不料图海等仍取消极拖延态度，先是强调“栈道、益门镇各口，逆贼来犯，据险为营”，不能进兵；后又借口“贼毁偏桥，无路可通，竟尔却还”。康熙对此极为气愤，他质问图海：“如此懦怯易退，何时乃得破贼？”又经一再督促，图海于八月起草一个九月初八四路进兵收复汉中、兴安的方案，亦因将领意见不一，未能贯彻执行。康熙帝面对此情此景，决定以绿旗营兵将为主，平定汉中、兴安，收复四川。

同年十月初十，康熙遣内阁学士禧佛、郎中倭黑带着皇上的敕令赴陕西，向将军张勇、王进宝、提督赵良栋、孙思克宣读皇上旨意：“各率所属绿旗兵平定汉中、兴安，恢复四川。”“尔等官兵前进，则满洲大兵，亦即相继进剿，接运粮饷，不至匮之。”龙安府（四川平武）伪总兵投降。赵良栋率绿营兵从龙安南下，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十一日进抵成都二十里铺，伪巡抚率众迎降，成都克复。康熙奖其功，提升赵良栋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仍领将军。赵良栋分遣游击冶国用等收复雅州府、象岭、建昌诸卫，又向东攻占叙州，平定纳溪、永宁诸县。与此同时，王进宝于正月十三日经过激战占领了保宁府（四川阆中），敌守将王屏藩自杀，伪将军吴之茂被擒获。正月十八日，又收复顺庆府（南充市）。在赵、王胜利进军中，康熙派建威将军吴丹、将军鄂克济哈率领满兵，作王进宝、赵良栋的后续部队，“转饷源源不绝，相随而行”。汉将自成一军，仅用三个月时间就收复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

在四川战场上，康熙帝之所以重用绿营汉兵，实在是与满军将领不得力、无法打开局面有重大关系，并非根本改变“满汉合兵”制。因此，在进兵云贵前夕，他又按“满汉合兵”制作了军事部署。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初一，为迅速收复云贵，康熙帝重新安排四川战守，将五路进兵合为一路，命“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等同进取吴丹、鄂克济哈于顺承郡王军中，简精名马兵，将之前行”。在四川战场上吴丹实际上成为了主帅，赵良栋反而退居第二位，王进宝以“疾病”为理由请罢。康熙命王进宝回固原治病，由其子王用予暂时统率其部队，驻扎保宁，进剿云贵时随军前进。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初一，在平定两广之后，赖塔从广西最西部的西隆州出发，击败何继祖，攻占石门坎隘口，恢复安隆所。二月初二在贵州西南的黄草坝，赖塔又击败詹养的两万部队，打通了进入云南的门户。二月十二日，赖塔收复云南曲靖府。十五日，从曲靖府起行，相继收复马龙州、易龙所。十六日，收复杨林城、嵩明州，进抵云南首府昆明。这条从广西出发经黄草坝的进滇路线，正巧是当年清军追赶南明永历帝所走过的道路。赖塔谨遵谕旨，取得辉煌的战功，康熙对此极为满意，曾说：“平定云南，赖塔之功最大。”继赖塔之后，一直观望不前的贝子彰泰，也率部向昆明挺进。两路大军在归化寺安营，于二月十一日大败出城作战的吴军万余人，然后进围昆明。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痛恨吴三桂的暴政，对康熙帝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极为欢迎，大力支援清军，协助解决军饷，推动了胜利的早日到来。康熙特嘱大将军贝子彰泰，奖励各族，“毋致有误军饷”。

在四川方面，康熙重新起用王进宝，命他“驰赴保宁，兼守汉中”，以平息谭弘父子的骚扰。并将满洲将军吴丹和鄂克济哈调离，代之以署西安将军佛尼勒为建威将军，调遣永宁一路；以都统觉罗纪哈里为宣威将军，调遣建昌一路。康熙令其驰赴赵良栋军前“会商剿贼”，力争将吴军伪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就地消灭，防其归援云南。当康熙得知胡国柱等逃遁消息之后，于三日二十日急令将军佛尼勒、赵良栋等：“于接到命令之日起，即各统官兵速行蹑击，勿令得援云南。”赵良栋从三月起“追剿胡国柱于观音崖”，五月，收复泸州、叙州（宜宾市）、永宁（叙永）。七月，攻占西昌，乘胜渡金沙江，进入云南武定州继续追剿。胡国柱一路逃窜，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自杀。马宝逃至姚安，向清军投降。夏国相逃至广南，也因无路可逃而投降。赵良栋完成追剿任务之后，于九月率宁夏兵进抵昆明。至此，广西、贵州、四川三路进滇之势已成。

平定云南

十月初八，彰泰等遵照康熙帝的指示进抵昆明城下驻扎下来，随后开始了全力攻城。二十日，会议令赵良栋破南坝之贼，取双塔。赵良栋于二十二日夜指挥军队，亲冒矢石，攻占南坝，夺取玉皇阁，进逼新桥。敌人死守新桥。赵良栋伏马兵于南坝两岸，分步兵为三队，营壕墙外，持大刀督阵。二十五日夜二鼓，攻桥，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伪国公郭壮图亲搏战，三进壕墙，而清军伏兵也三次冲出击杀敌人，贼败走，赵良栋夺桥追至三市街。贼兵见清兵猛勇，人心始乱。这时，彰泰令诸军悉进，在桂花寺大败吴军。二十八日夜，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郭壮图及其子郭宗汾自杀。二十九日，伪将军线昇等率众出城投降。

至此，为时八载的平叛战争胜利宣告结束。康熙帝接到捷报后，激动不已，挥笔写下《滇平》诗，以“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之句，抒发他长期辛劳获胜后的喜悦心情。

八年平叛战争，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分配权力的斗争，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在平叛过程中，康熙帝进行了正确的指挥。为了及时了解前方情况，康熙帝特别命令兵部于原有的驿站之外，特设笔帖式驰报军情，每四百里设笔贴式一员，拔什库一名，担任汇报军情工作，有了笔帖式，清廷的前线战况及皇帝的谕旨均可在一昼夜里送达千里以外的地方，发挥了使用畜力交通的最高效能。另外，为平叛，康熙帝还提高了绿营兵的地位，提拔重用汉族人将领。如果没有汉兵参加，平定三藩是不可能的。相反，吴三桂虽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但由于他与其他藩王对境内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遭到人民反对。吴三桂迎清兵入关追杀永历帝早已遭到汉族人的唾弃，之后又出尔反尔，所以根本得不到任何同情，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军纪败坏，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是清朝前期的重大事件。三藩平定，康熙将官吏选任大权收归中央，划一军队编制，原来各自独立的吴、耿、尚、孔等部队，除吴部调往边境驻防外，其他均编入八旗，同时于荆州、福州、广州增设八旗驻防，广西、云南派驻绿营兵。清朝中央统治的权力得以集中和加强，清王朝进一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另外，将三藩财产没收归官，充作军饷，清除滇、粤、闽等地方积弊，为清朝整顿边区，巩固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收复台湾

施琅首次出兵台湾

康熙帝即位同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二月至十二月，郑成功命其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指挥大军进攻台湾，赶走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是为中国在历史上立下不朽的功勋的人。但由于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遂成为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康熙继位以来，一直以收复台湾为己任，为此，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其策略总的来说是剿抚并用，但前后期有所不同：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以前，以抚为主；以后则以剿为主。

清对郑氏采取以抚为主策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首先从清朝自身看，陆军强大而水师薄弱。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清廷依靠强悍的八旗兵和为数众多的绿营兵，统一了大陆，平定了中原，但对盘踞于海岛的郑氏则一直无能为力。顺治年间，连年征战，军费支出浩大，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大陆初步实现统一之后，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发展水师一时还提不上日程；并且清廷不信任那些脱离郑氏集团而向清廷投诚者，所以也无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清廷对郑氏的战略基点不是主动进击，而是消极防御。

顺治十七年（1660年）九月，顺治帝批准福建总督李玄泰建议，开始了迁海政策。次年六月，海澄公黄梧又献消灭郑氏集团的五条策略。其中第一、二两条即是迁界、禁海，议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以防沿海百姓与郑氏集团接触勾结；“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凡溪河，竖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佺望，违者死无赦。如此半载，海贼船只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人马众多，如果没有充足的粮草供应，其势力自然会瓦解。此所谓不用战而坐看其死也”。清廷立即采纳，从七、八月开始，清廷在江、浙、闽、粤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界与禁海，分别下令将各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不许人民越界下海。

迁界和禁海，目的在于割断郑氏与大陆之联系，使其失去接济，出现暂时的困难，但它除了使一部分人产生动摇而投降清朝外，并无太大作用，并未如黄梧所料，半年之内即可致敌人于死地。而清廷因迁界、禁海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沿海各省大片良田荒芜，国家税收减少，对外贸易停顿，百姓背井离乡。将沿海岛屿迁空，正好使郑氏船只自由出没，买通守边士兵后，他们照样可以得到所需的物资。因此，迁界禁海是清廷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防御措施，而且未达到预期目的。

稍后，郑氏内部出现矛盾，为清廷推行剿抚策略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日，郑成功于台湾病逝。台湾事务暂由其弟郑世袭管理，郑世袭因受人挑拔，想掌握整个郑氏集团。而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即在厦门即承父位，从此叔侄二人势同水火，诸将互相猜疑，人心动摇。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乘机于七、八月间遣效用总兵林忠等前往厦门，致书郑经，对其进行招抚，这是清廷对郑经的第一次招抚。郑经本无和谈诚意，只因其退路台湾已被其叔占据，如果断然拒绝清朝和议，“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苟延岁月，俟余整旅东平，再作区处”。于是他假意与清谈判，并上缴明朝敕命、公伯爵印及所缴获的清朝各州县印和海上军民土地清册，以换取清朝信任。次年五月，在内部矛盾平息后，郑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拒绝招抚，和谈因而失败。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郑经退守铜山。清廷于是又派人去招抚郑经，郑经仍要求按照朝鲜藩国待遇，甚至表示：“若欲削发登岸，虽死不允。”

清廷并未因郑经对招抚的拒绝而动摇其政策。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郑经用计杀害支持郑世袭的郑泰，郑泰之弟建平侯郑鸣骏于是带领郑泰子永胜伯郑绪昌及大小文武官四百余员、船三百余号、众万余人，从金门驶入泉州港投降清朝。十月，清兵三路攻厦门、金门，开始时郑军获胜，但很快被击败。尽管泉州一路击杀了清军提督马得功，但因郑经派去防守高崎陆路的将领陈秘密降清，使清海澄公黄梧、水师提督施琅得以从海澄顺利攻占厦门，郑经只得退守铜山。铜山郑军在清廷的招抚政策下土崩瓦解了，“各镇纷纷离叛，日报无宁晷”。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初六，清兵进攻铜山之前，有“伪威远将军翁求多率兵民六万余人纳款”。在三月十四日，又有“伪永安侯黄廷、伪都督余宽等，率伪官兵并家属人等三万二千四百余名出降”，郑经仅率数十只战船，乘风逃到台湾，他安排断后的两员大将周敛武、黄廷也向清廷投降了。至此，郑氏沿海据点被清廷一一拔除。据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户部郎中贲岱于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疏报：“自康熙元年至三年（1662至1664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此后，从台湾、澎湖两地逃奔大陆的不计其数。如：康熙三年（1664年）十月，台湾商人兰英“带货物投诚”；康熙四年（1665年）十月，台湾伪左都督朱英自澎湖率众投诚；康熙五年（1666年）七月，台湾“伪都督李顺自澎湖来到浙江洋面，率伪官兵船进关投诚”。

对台湾投诚来的官兵，清廷给他们作了适当的安置，同来其余大小文武官亦分别授职。封周全斌承恩伯，黄廷慕恩伯，朱英被任命左都督；授其下属都督佥事翁贵等四人、总兵陈琦等三人并为都督佥事，其副将、参将、游击等，均仍任原职，“并给全俸，赏赉有差”。有的降者仍在前线领兵作战。如康熙五年（1666年）十一月，向清廷投降的杨富被任命为浙江水师右路总兵官。投诚武官中有人适合并愿为文职，康熙应允兵部题请，并令地方督抚察明之后具题斟酌使用。郑氏亲族来降者，予以优待。郑成功亲弟左都督郑世袭降后，不仅授予精奇尼哈番世职，给全俸，而且还将郑芝龙已被没收的田产发还给他。

对于台湾问题，由于荷兰殖民者的贪婪与野心，清王朝决定自己去解决它。荷兰人自被郑成功从台湾驱逐后，并不甘心失败，欲借郑成功逝世、郑氏内部混乱之际与清廷联合夺取台湾，并取得与中国“自由贸易”特权。为达到此目的，在康熙元年、二年（1662、1663年），荷兰殖民者一再派遣舰队，打着“支援大清国”的旗帜，抵达福建沿海。恰值清、郑第一次和谈破裂，清廷便想借助荷兰海军的力量，消灭郑氏沿海据点，于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清、荷组成联军，进攻厦门、金门。金、厦战后，清、荷双方产生严重分歧。清廷招抚铜山，同时也准备武力攻取，“邀荷兰船助剿”；荷兰人拒绝助剿铜山，主张立即进取台湾，企图将台湾据为己有，荷兰殖民者的狼子野心此时暴露了出来。靖南王耿继茂在奏疏中提醒说：“外夷禀性贪利，察其来意，一则欲取台湾，二则以图通商。”因此，清廷赏赐给荷兰人缎匹、银两，并准其定期来华贸易，以此作为对其助攻金、厦的回报。但是，康熙对荷兰时刻保持警惕，当其推托不前时，便断然下令：规取厦门、金门，迅速扫平海寇，“不必专候荷兰舟师”。荷兰人见目的难以达到，便丧失了联合攻台的兴趣。从此，清、荷双方未再进行合作。

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清廷收复铜山，欲乘胜一举收复台湾，于是任命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以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师左都督杨富为副将，以左都督林顺、何义等为佐，命他们“统领水师，前往征剿”，并告诫部下说：“凡事会议酌行，勿谓自知，罔听众言。”施琅，福建晋江人，原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随郑芝龙降清，参与平定广东之役。因他拒绝抗清，其父大宣，弟显及子一、侄一皆被郑成功戕害。康熙元年（1662年），施琅升任福建水师提督。他自幼生长海上，深悉水性及郑氏情形，一贯主张以武力消灭郑氏，攻取台湾。这次清廷第一次出兵台湾，主要将领均由郑氏集团投诚的人充任，并无荷兰人参加，这是一个突破。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四年（1665年）三月和四月，施琅、周全斌等三次进攻，都因遭台风袭击而被迫中途返回。据档案记载，当时经过多方核实，确实遭遇台风。但实际上这次进兵受挫，主要并非由于天灾，而在人事。因为这些将领都有着丰富的海上经验，如果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清政府之间确实能精诚合作，台风是完全可以避开的。后来施琅提到这次征台失败原因时，主要强调“人谋亦未允臧”。因为“投诚官兵，眷口多在彼处”，所以，他投石忌器，不敢太过认真；并由于他们临时凑在一起，未经选拔和训练，各部“参差不一”，号令不一；且将领无决策之权，“奉有成命，勉应击楫”。可见这几次出兵，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在武力攻取条件不成熟情况下，或求助荷兰人，允许他们占有台湾，或与郑经对话，以求和平解决，二者必居其一。对于前者康熙帝断然拒绝予以考虑，选择后者，则体现了与民休息和排除外国干涉、独立处理国事的思想。

清廷招降失败

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清廷派遣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携带郑经舅父亲笔书到达台湾，对郑经进行招抚，提出沿海地方与台湾通商，郑氏称臣纳贡，并遣子入京为质等三项要求。郑经厚待元章，但对招抚一事却严加拒绝。

孔元章于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再次赴台和谈，双方各执己见，仍未达成任何协议。

郑经的冥顽不化引起了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不满。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疏，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并就选练士兵、筹集船饷、前线指挥、攻战机宜等重大问题提出看法和主张。翌年正月初十日，康熙降旨：“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著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自己的意见，以便定夺。”四月，施琅进京陛见，再上《尽陈所见疏》，对用武力统一台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详细论述。后来历史证明，施琅这些意见都很正确，但因当时条件尚未成熟，暂时无法实行。主要是清、郑对峙以来，五省迁界，大量驻军，连年征战，东南地区生产完全遭到破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自郑经东渡，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止，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废除禁海令，裁去驻军，以减轻人民负担。对于撤军问题，清廷已在考虑，只是等待有利时机。早在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即在遗奏中说：“闽海余氛，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洵为至计。惟是将众兵繁，若撤之太骤，不无惊惶；太迟，又恐贻患。”并且，朝廷仍寄很大希望于和平统一台湾，为防止干扰，促其早日实现，而宁愿将武力解决这一途径暂行搁置，以进一步推行以抚为主的方针。于是，清廷否定施琅建议，裁撤福建水师提督员缺，将水师战船全部焚毁，次第催拨海上投诚官兵到外省垦荒，授施琅为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同时“严戍守界，不复以台湾为意”。

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在铲除了鳌拜集团后，康熙帝命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到福建，与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齐集泉州府，商议招抚台湾办法，旋派太常寺卿慕天颜、都督佥事李，带着康熙诏书及明珠信件，往台湾招抚郑经。七月初六日，慕天颜等人到达台湾，郑经虽礼待二使，但不肯接诏。他表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住十余日，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郑经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随慕天颜往泉州，继续谈判，试探“免剃发不登岸”“照朝鲜例入贡”的可能性。对郑经的态度，康熙帝于八月敕谕明珠、蔡毓荣等：“若郑经留恋台湾，不忍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来未为中国所有的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若因住居台湾不行剃发，则其归顺的诚意何在？今命内弘文院学士多诺前往。尔等会同靖南王耿继茂及总督、巡抚、提督等，传谕郑经来使，再差官同往彼地宣示：果遵制剃发归顺，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亦从彼意，允其居住。”至此，为实现台湾的和平统一，康熙帝作出了重大让步，表示了最大的诚意。

慕天颜等奉命再往台湾，指出称臣而不剃发于情理不通，劝郑经遵制削发。明珠等在信中写道：“夫称臣纳贡，既已遵国制，定君臣之义，就同父子一般。从无父子而异其衣冠，岂可君臣而别其章服！此剃发一事，所当一意仰从，无容犹豫者也。”慕天颜当面劝说：“今既欣然称臣，又欲别其衣冠制度，此古来所未曾有。”但郑经仍顽固坚持，“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根据慕天颜的汇报，明珠知道郑经是依恃台湾有海峡作为屏障，拒不应招，遂同蔡毓荣进京复命。自康熙元年至八年（1662～1669年），清、郑共进行四次会谈。唯有这次是皇帝亲自降谕，委派重臣，指授方略，对郑经的谰言进行批驳，充分显示康熙机智、敏捷和处理国事的卓越才能。

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耿精忠向康熙帝上疏奏请撤藩，康熙帝立即允准并派钦使到福州协助办理撤藩事宜。耿精忠一见同意其撤藩的上谕，便马上与亲信密谋叛乱。此时他想到了占据台湾的郑经，如果能说动郑经参与他的反叛活动，无疑会大大增加他的声势。

于是耿精忠派了一个叫黄镛的漳浦人给郑经送了书信一封，在信中，耿精忠大加奉承，并煽动郑经：“孤忠海外，奉正朔而存继述；奋威中原，举大义以应天人。速整征帆，同正今日疆土；仰冀会师，共成万世勋业。”郑经对此大喜过望，总算又有了重返大陆的机会了。他立即整船兴师。可耿精忠当时还在准备和观望，郑经只得在澎湖一带屯兵，静等局势的变化。吴三桂反叛后，康熙帝曾发上谕停撤耿、尚两藩，耿精忠又赶紧派黄镛二次到澎湖，让郑经停止进兵，恰逢岛内有事，郑经便又转回台湾了。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揭起反叛大旗，于是派黄镛第三次到台湾，让郑经率领台闽全部水师，攻取江浙。

郑经统率几乎全部水军渡海到厦门。这时耿精忠已率主力北上争夺江西和浙江，沿海一带几乎没有兵丁布防，郑经趁机在广东、福建沿海抢占地盘，抢占了原属耿精忠的泉州、漳州、汀州、兴化、邵武等府和属尚可喜镇守的潮州、惠州二府及广州所属一些州县，并将抢掠所获不断运往台湾。此情形对耿精忠而言无异于引狼入室，他极为恼怒，多次与郑经发生冲突。耿精忠也不再北上了，郑经更没执行吴三桂让他率舟师攻南京或天津的指令。叛乱各部各怀鬼胎，勾心斗角，反而使得康熙帝抓住了机会，急命康亲王杰书赴浙江猛攻耿精忠，并指示当时的福建总督朗廷佐利用耿、郑之间的矛盾，仍招抚郑经。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当清军自浙江攻入福建，耿精忠两面受夹击，进退失据，他不得已投降清军，并与清军合兵一处来攻打郑经，结果只用几个月的时间，清军便收复福建各地，郑经只得又退守厦门等沿海岛屿。

如果说康熙帝在三藩乱前确实打算用和平手段统一海峡两岸，当三藩乱时他考虑更多的只能是如何对郑经加以安抚，使其不致增加麻烦。他的主要注意力是吴三桂，招抚任何反叛力量均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是一种策略。康熙帝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更关注的是广西、广东和湖广方面合围吴三桂，福建方面已交给康亲王杰书镇守。杰书虽有心彻底击败郑经，但是满洲八旗不习水战，虽厦门等岛屿近在咫尺，杰书也徒唤奈何。五月，他派遣佥事道朱麟、庄庆祚到厦门招抚郑经。郑经仍然坚持说，只有照朝鲜例，才能同意，并在回信中说：准备率一旅之师“向中原共逐鹿”。杰书见到郑经的狂妄之语，不禁大怒，便下令各府州县，备造战船，准备进剿。就在此时，漳州人蔡寅诈称“朱三太子”，聚众造反，数万人向南靖、长泰、同安等县发起攻击，声势很大，杰书出海的计划搁浅了。

这年秋天，杰书再派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等再往厦门，说郑经如果退出沿海各岛，可以照郑经期望的“以朝鲜事例称臣纳贡”向皇帝题请。郑经的手下冯锡范却无理提出：清廷要想息兵安民，各守海岛，必须以漳、泉、惠、潮四府作为台湾的粮饷基地。杰书擅作主张，以为如果申明利害，郑经有退回台湾的可能，于是再派监生吴公鸿去厦门送信：提醒郑经要审时度势，不要太狂妄，“要地请饷”。结果冯锡范仍坚持：“苟以生民为念，边所海岛悉为我有，资给粮饷，则罢兵息民。”康亲王杰书虽放宽了招抚的条件，郑经的要求反而更加离谱。康熙帝是否接受杰书的让步尚未可知。至此，郑经的意向已昭然若揭。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亲王杰书向康熙帝报告说：“郑锦（即郑经）无降意。”康熙帝批示：“郑锦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熙帝的这一决策有很大的可行性，而推行这一策略的是杰书荐举的姚启圣，他后来成为福建总督。

姚启圣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隶籍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1663年）以举人出任广东香山（今中山县）知县。因有人参劾平南王尚可喜而受牵连被革职。三藩叛乱后，他投充到康亲王杰书门下，为他出谋划策，深受杰书的倚重，不久被杰书推荐为署福建布政使。当杰书与郑经和谈失败后，郑经突然袭击清军，派手下大将刘国轩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初十率主力猛攻漳州，并围海澄（今龙海），清军措手不及，接连吃败仗。康亲王杰书认为时任总督的郎廷相指挥无能，便令郎廷相单骑入京，同时推荐姚启圣出任福建总督。康熙帝也以为郎廷相软弱无能而导致丧师失地，马上将其革职，批准了对姚启圣的提升。

五月初五日下午，九龙江口战船林立，鏖战近两个月的海澄攻防战激战正酣，外城正受到刘国轩军的猛烈攻击，姚启圣等清军满汉步卒却无能为力，只能在笔架山等处，扎下营寨固守。副都统穆赫林、陆路提督段应举自杀，海城总兵黄蓝下落不明。攻陷海澄后，刘国轩与另一郑军将领吴淑分兵北进，攻占同安，围泉州，并派部将先后攻占南安、安溪、惠安、永春、德化数县及长泰、漳平等地。

清军将领对福建形势的恶化和刘国轩的凶猛攻击都感到恐惧和不安，可姚启圣却暗暗高兴。他认为刘国轩不攻漳州，是“舍近图远，弃瑕攻坚”，他已无力攻下漳州了。当州县被攻占后，姚启圣更有了克敌的信心。他对部下说：“贼兵不过三万，虑其聚而势雄。今既得诸邑，必当分众把守。众分，则势弱；势弱，则破之易也。”果然，刘国轩很快就陷入困境。为了镇守各地，刘国轩在当地征兵驻防，但为防止这些士兵逃亡，他将新兵家属强行迁往台湾，结果惹得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加之泉州之久攻不下，郑军不停地向当地人民征派军需，人民的反抗情绪极浓。当康熙帝看到姚启圣的破敌之策后，他高兴地对群臣说：“闽督今得人，贼且平矣！”对他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至八月，泉州已被围近两个月，形势危急，姚启圣组织数路兵马增援泉州，刘国轩抵挡不住，二十三日撤围退往长泰死守，谁知耿精忠也指挥大军向郑军发起猛攻，郑军大败，奔逃到九龙江云英渡一带，因无船渡河，万余人被淹死。“旗帜盔甲，布幔辎重，弃满山野”。刘国轩在长泰失利后，率军队退到海澄一带，深壕高垒，坚守不出。姚启圣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劝其“解甲释兵，纵数千万子弟尽还耕渔之乐；身享裂土分王之荣”。郑经表示他接受招抚的条件仍旧是驻守沿海岛屿，征饷四府，且“海澄为厦门门户，不肯让还”。姚启圣再派人议抚，郑经再度拒绝。姚启圣奏准康照帝，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将整个福建沿海的百姓再次内迁，或十里、或二十里，在近水险要之地添设炮台，稽查防范。

尽管如此，但郑军仍据着海澄，严重威胁着福建，这令姚启圣坐卧不安。这时一个投诚官员黄性震向他建议道：“倘能高位厚禄，收买人心，不用干戈，立可收其绩效。”姚启圣闻听之后大喜。因此，将漳州卫改为“修来馆”，由黄性震管理，招降郑军兵民、对来降的文武官员仍以原官职衔使用。兵民如头发全长者，每人赏银五十两；头发短者，每人赏银二十两。“愿入伍者，立拨在营，给以战饷；愿归农者，立送回籍，饬府县安插，不许豪强欺凌，宿怨报仇”。此政策推行后，由台湾等地来降的军民络绎不绝。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下半年到十八年（1679年）初，便招降郑军文武官员1600余名，士兵23700余人，郑经军中有不少的总兵级的高官都投降了清朝。这无疑使郑经对部下产生了不信任感，军中猜疑之风甚行，以致军心涣散，士气土崩瓦解。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清军进行小规模出击，被刘国轩击败。康亲王杰书又自作主张派人与郑经议和，他同意郑经可照朝鲜事例，不剃发。但冯锡范仍加两项条件：把海澄留为往来公所；每年给台湾提供饷银六万两。杰书对此打算接受，但考虑到事关重大，不敢自作主张，经福州顺路到漳州见姚启圣征求意见。姚启圣见郑经仍是老一套论调，当即回绝说：“寸土属王，谁敢将版图封疆，轻议作公所？”并指明康熙帝从未作出允许这样处理的决定。但姚启圣已深知郑经不会投降，便加紧了招抚和瓦解郑军的工作，一面加速建造舰船，选拔熟悉水战的得力将领，准备收复海澄、金门、厦门等所有沿海岛屿。

当时，福建水师提督空缺，姚启圣反复衡量后认为唯有施琅能当此大任，于是他便向康熙帝举荐施琅做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帝却并未同意。康熙先是任命镇江将军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以为他曾任漳浦总兵，熟悉福建的情况。可王之鼎由于不知水战，到任后一再请求辞职。于是康熙帝只得将他改调为四川提督，同时升湖广岳州总兵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到福建后加紧督造战船，训练水军，准备同郑经的军队作战。

在清军调兵遣将的同时，郑军投诚者日见增多，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郑军中已是人心惶惶，“有识者知其将亡也”。十一月，郑军骁将吴淑在守城时，被城墙压死，郑经和刘国轩均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郑军得到情报：万正色自福州率清军水师进攻郑军。

郑经派林升为水师提督，率江胜、朱天贵等将带领水军北上抵御万正色；刘国轩则在陆上布置防御，对付姚启圣所率满、汉各路大军的进攻。郑经以为可以稳操胜券，结果林升所率水军在海坛与万正色稍有接仗，便找不到地方停船，一直退往金门料罗湾。这一下使郑经大为恐慌，而与此同时，清军正从陆上向郑军扑杀过来。郑经连令刘国轩退军。刘国轩接到退军令，只得将海澄等陆上防兵撤回。清军迅速地占领了失去了防守的据点。从二十五到二十七日仅3天，清军便占领了郑军经营的19个营寨以及海澄城。二十七日中午，厦门“全岛人民鼎沸，携男挈女，各自逃窜，莫能禁遏”。郑经见势不妙，急令撤回台湾。在内乱中，几个欲投诚献功的水军官员差点将郑经擒住。“其百姓无船可渡者，遍满海滩。号啕之声，与澎湃相和焉！甚至惨遭掳掠，情极赴水者，难以指数”。第二天，姚启圣率领清兵登上厦门，安抚百姓。接着朱天贵率文武官员600余人、精锐水师两万余人、战舰300艘在铜山投降了清军。到此，沿海诸岛平定。

郑经等只带了千余人逃窜，他无颜回台湾，在澎湖居留数日后，才被儿子郑克塽接回。数年的闽海争夺，郑经以大败而归，损失了大量的军队。不久后，康熙帝终于平定三藩之乱，郑经不仅再也没有实力和机会反攻大陆，而且台湾岛内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

重新启用施琅

由于郑经多次拒绝招降，康熙帝便积极进行武力攻取的准备。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康熙恢复福建水师，调镇江将军伯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王之鼎以未经水战，海岛不熟，恐误封疆，有负朝廷为由，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免去其水师提督一职。因而，于同年四月改调王之鼎为四川提督，提升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以专职掌。万正色，字中庵，福建晋江人，也系投诚之人，后改姓黄，驻防山东。由于在平叛战争中立有战功，任陕西云安镇左营游击。在朝天关一战中，击杀吴三桂叛军千余人。被困于盘龙山，万正色率众人杀出重围。敌人闻其勇猛而称他为“黄大刀”。出任山西平鲁卫参将时，他又改回万姓。后调任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在洞庭湖荡平贼寇，功劳颇大。康熙帝见湖广战场收复岳州后，水师并非急需，于是将万正色调往福建任水师提督，准带岳州全部鸟船和水手，并从江南、浙江“选战舰百艘携往”，以加强福建水师；又调拨1.4万人充实水师实力，令将湖广所有西洋炮20具调拨福建，“用资剿御”。

万正色到任后，即积极筹备攻取金、厦，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万正色见时机已到，立即发兵进攻金厦等地。姚启圣见无法阻拦，积极予以策应。于是，遣将渡海，先克海坛，随后又攻占金门、厦门，并在铜山招降朱天贵。康熙帝认为，进剿金、厦事宜，系提督万正色首先题请，“自当从优议叙”，但总督姚启圣对此全力支持，“可仍著议叙”。

克取金、厦，澄清沿海之后，康熙帝立即于十九年（1680年）四月底派兵部侍郎温代前往福建，会同尚书介山、侍郎吴努春及总督、巡抚、提督等，就福建沿海设防及撤兵事宜进行商讨。经过反复商议，至八月初四，康熙决定在福建只留二千满洲兵，由将军喇哈达统辖，分别防守福州、漳州，其余2400余名全部撤回北京。福建留驻五千绿营兵，分设五营，抚标下辖1500名兵丁，分设二营。至通省防守兵，照原来的定制留5.1万余人，将其余的1.9万人全部裁撤。水师留2万人，裁撤5000人。提督驻镇海澄，其铜山、厦门诸处，分设总兵官、副将镇守。次日，康熙谕令兵部：“台湾、澎湖，暂停进兵。令总督、巡抚等招抚贼寇。如有进取机宜，仍令明晰具奏。”

裁撤部分军队和“暂停进兵”，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台湾。当时尚之信已死，耿精忠已调离到北京，围剿云南叛军的大部队正在围攻云南，叛乱指日可灭。“三藩”问题基本解决，台湾问题摆到了康熙帝面前。裁撤军队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使社会安定，兵精饷足，更有利于进取。这时的康熙已经十分成熟老练，在战事上绝不贸然行事，而是积极准备，捕捉有利战机，再定决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姚启圣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的密报，正月二十八日，郑经病故，其长子在三十日被杀死，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傅于密信中指出：“主幼国虚，内乱必萌，内外交并，无不立溃，时乎不可失也。”廖于信中要求：“贼势必发生内乱，此时正有机可乘，速恳发兵，救民于水火。”姚启圣据此于五月十九日上疏要求，“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康熙于六月初七日与大学士等会议后，当即发布谕旨。

施琅因平台有功，被康熙皇帝敕封为“靖海侯”。靖海侯府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衙口，现为施琅纪念馆。

“郑锦（经）已死去，贼人必乱了阵脚，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其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力，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这是康熙帝发出的进兵收复台湾的命令。

康熙决定进攻台湾，引起了朝臣们的不同反应。水师提督万正色上奏：“台湾断不可取。”朝廷高级官员讨论“进剿方略”时，“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闽海前线最高军事长官，镶黄旗满洲都统宁海将军喇哈达对进攻台湾也表示反对。支持以武力进剿台湾的，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李光地，福建安溪人。他深知不收复台湾，东南永无宁日，不用武力，平定无期。他们支持武力征剿台湾郑氏，反映了闽浙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渴望消灭战乱，在沿海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定的社会秩序的愿望。

在康熙任命万正色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前后，姚启圣曾一再上疏举荐施琅担任此职。但施琅因有长子施齐（化名王世泽）、族侄施亥（明良）都在郑氏集团供职，所以朝廷对他不甚信任，迟迟未予任用。后来姚启圣查实施齐、施亥因谋“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于十九年（1680年）二月事泄被杀，两人满门灭口，从而解除怀疑，使清廷恢复了对施琅的信任。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李光地也推荐施琅：“他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此时，万正色对康熙进取台湾的策略依然表示反对，但是康熙帝毅然采纳李光地的建议，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代替怯懦的万正色。他于七月二十八日向议政王大臣等宣布：

“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祐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其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诺迈还京候补。”

对于启用施琅，那些不同意进攻台湾的朝臣们坚决反对，“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则坚信：施琅不去，“台湾断不能定”。于是排除一切阻力，作出正确决择，表现了超人的胆略和见识。

严密部署

三藩之乱后期，康熙帝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把注意力转向了台湾。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在台湾问题上，他同意大学士明珠所奏，“闽疆新定，逋逃残寇应静等它消亡，再若梗化，进剿未晚”。但君臣这一问答，已提出了用武力统一台湾问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姚启圣向康熙帝奏报郑经已死，台湾出现内乱的情况，康熙帝认定时机成熟，谕督抚提商讨平定台湾一事，毋误事机。七月，他决策进攻台湾，迅速调整人事，根据学士李光地、总督姚启圣的推荐，他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与将军督抚商议克期进取台、澎，原水师提督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以配合水师收复台湾的工作。

当时，收复台湾问题引起了大臣们的争论，当康熙帝决定武力征讨后，“重臣宿将，至于道路之口，言海可平者百无一焉”。当康熙问及剿取方略时，廷臣就都推说海波难测，没有可以制胜的办法。陆路提督万正色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比较起来，总督姚启圣对于进攻台湾最为支持。但他对清朝自己的水师信心不足，因而信奉“吾但以贼攻贼，贼亡无日矣”。在此情况下，他没有把精力放在训练水师之上，而是主张引荷兰殖民者参战，甚至提出派间谍、刺客去台湾的建议。大臣们的退缩不前，极不利于收复台湾的工作。

康熙作为最高决策者，他以坚定的决心与必胜的信心推动着整个事情向前顺利发展。

施琅自受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抵厦门视事，对于攻台一事，他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整顿水师。选拔将领、训练水兵、修造海船、准备甲仗。施琅所挑选的将领有侍卫吴启爵、同安总兵吴英、兴化总兵林承、金门总兵陈龙、平阳总兵朱天贵、海坛总兵林贤等人。这项工作，施琅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

第二，再三申明进征台湾的必要性和取胜的必然性。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夏，给事中孙蕙、坐塘笔帖式谭木哈图连续上疏，反对进攻台湾。七月，施琅上《决计进剿疏》，指出郑氏绝不会投降，内应又因无法得到及时的支援而不敢公然发难，只有进兵台湾才是唯一的破敌之法。

第三，要求清廷给以专征台湾的兵权。施琅作为加衔提督主持攻台事宜，仍要受督抚的节制，一旦双方意见出现分歧，便有可能被掣肘。当时福建督抚都决意进兵，平台建功，但施琅对此仍然有顾虑。从上任伊始，他就连续上疏，提出独任征剿的问题。这里反映出他与姚启圣等的矛盾。因他与总督意见不和，原定于二十年（1681年）五月的出兵计划落空了。事实证明，事权归一才能避免扯皮，能更加顺利地开展征剿工作。施琅在《决计进剿疏》中重申要求独任，而令督抚为他提供物质供应，攻台不要有出兵的时间限制，只要顺风，他将出师台湾，如果不能收复台湾就治他的罪。他终于得到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李光地的有力支持，康熙看出问题症结，同意由“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施琅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

第四，制定作战方案。清军水师经过近一年整顿，已有精兵二万余人、战船三百艘，与郑军在数量上不相上下，作战本领也大有提高，而且士气正旺，但海战经验不如郑军丰富，而且郑军是以逸待劳。因此，施琅提出南风盛发的五、六月出兵，首先攻取澎湖的作战方案：“夫南风之信，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流，势如破竹，岂不一鼓而收全胜！”在澎湖决战，一举歼灭郑军主力，可知明郑虚实，直取台湾，或“暂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战自溃，内谋自应”。总之，占据了澎湖就进可攻退可守，事半功倍。

准备过程每一步都异常地艰辛。总督姚启圣反对施琅的作战方案。姚启圣坚持乘九、十月北风起时两路出击，或先打台湾，后攻澎湖。在此方案被否定后，他又重弹“剿抚并用”老调，并派人渡过台湾海峡，对台湾进行招抚。施琅反对，抚局失败。

施琅全力准备征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他向姚启圣要求调捐膳船兵。姚启圣顾全大局，抛弃前嫌，分拨平阳总兵朱天贵统捐膳兵1100名、船61艘随同施琅出征，兴化总兵吴英统捐膳兵和陆师驾船43艘出海策应。

在姚启圣的全力支持下，六月十四日，施琅在铜山港誓师，统水师3万余人、战船300余艘进攻澎湖。

施琅收复台湾

当时澎湖、鸡笼都有郑军重兵把守。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武平侯刘国轩出任总督守澎湖，左武卫何祜任北路总督守鸡笼，在那里修筑城池炮台，开沟浚濠，架设火炮，加强防御。澎湖是防守重点。刘国轩在此集中了官兵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但与清军相比，澎湖守军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而且粮饷不足，形势对郑军不利。但是郑军毕竟是一支久经战争考验的部队，其士兵英勇善战。右武卫林升、左虎卫江胜、宣毅左镇丘辉、戎旗二镇吴潜等都表示要死守。因此，清军能否攻下澎湖是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关键。

施琅水师于十五日出发，直驶澎湖。刘国轩闻讯戒备，但他慑于清军兵威，放弃了主动进攻，只作死守，幻想康熙四年（1665年）施琅征台历史重演，等候台风起，以逸待劳，不战而胜。他由此而丧失了战机。刘国轩命令陆上和各岛要口、战船都严密警戒。丘辉建议先发制人，乘清军战船停泊未定之际，发起攻击，被刘国轩拒绝。当日傍晚，清军从容进泊郑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八罩岛、猫屿、花屿。丘辉再次请战，提出乘晚上潮落时奇袭清军，又遭拒绝。刘国轩期望夜半风起，会把清军扫荡无遗。刘国轩最终失望了。

第二天清晨，清军水师开始进攻澎湖。刘国轩赶忙指挥各部迎战。清军因战船密集，互相挤靠在一起，不得施展。在船尾指挥作战的施琅被流炮击中，他为稳定军心，站起来继续指挥。蓝理见提督坐船被困，直冲过来，连续击沉几艘敌船，总算解围。激战中，蓝理中炮，血流不止，仍高喊督战，后又被炸伤左腿，施琅见攻击不利，便下令全军暂时退出战斗。

丘辉此时又提出要夜袭清军，刘国轩仍坚持扼险守隘，坐等风起。十八日，清军进取虎井、桶盘两屿，向郑军主力逼近。施琅亲自视察岛屿形势，准备与郑军决一死战。

二十二日，澎湖决战爆发。清军吸取了上次作战的教训，改变战术，主力分路进击：战船50艘从东路攻鸡笼屿，派50艘战舰从西路入牛心澳，以牵制敌人；56艘均为八股，各作三叠，施琅领一股居中调度，总兵、游击等官分领其余七股直扑郑军大营，余船分股后援。刘国轩指挥迎战，一场血战开始了。清朱天贵喊话招降，中炮阵亡。林贤的战舰遭丘辉、江胜等的包围，林贤四面应战，身负重伤。清兵援舰到达，与林贤内外夹攻。炮火矢石交攻如雨，烟焰张天。清军东、西两路奋勇夹击。双方都奋不顾身，自辰至申，持续激战。清军8条船围攻丘辉，丘辉左足断右足伤，但他坚持督战，直到自己被炸牺牲。施琅在组织和使用力量方面，充分发挥数量上的长处，集中优势兵力，将郑军战船一只一只地消灭。他命令实行“五梅花”，即“遇贼船一只，即会数只合攻”，“以五船结一队，攻彼一只”。这一战术十分有效，基本歼灭了郑军的有生力量。郑军被击沉、焚毁战船百余艘，征北将军曾瑞、水师副都督左虎卫江钦等将领阵亡，江胜、吴潜等自杀，1.2万名士兵阵亡，将军果毅中镇杨德等将领165人率余部4800余人投降。刘国轩仅带30只船逃回台湾。

澎湖大战以清军的胜利宣告结束，随后澎湖三十六岛皆降。清军官兵战死329人，伤1800人。几天来，施琅一面出告示安民，一面向总督姚启圣和康熙帝奏报澎湖大捷。

澎湖大战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郑军的有生力量，无论和、战，台湾都已经是清军的囊中之物。

澎湖激战，郑军主力尽灭，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

清军取得海战的胜利有其必然性。清军在政治上以统一对割据，在军事上、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这决定了其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交战双方在战争指导思想和战术运用上，施琅的正确、刘国轩的错误导致了郑军的失败。这之间也有偶然性，施琅不可能拥有科学的气候预测手段，“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台，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于天”。在这点上他又有些冒险，他此次“抵澎旬余日，海不扬波”，刘国轩期待的台风竟没有到来，是偶然性帮助了清军成功。

澎湖失守后，冯锡范令台湾各港严加防备。但北路总督何祜等却秘密向清军通谋纳款，并将淡水港的守军撤走。郑氏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闰六月初，当郑克塽集议战守时，冯锡范等主张南走，而刘国轩力主投降。

施琅大军仍驻澎湖，一面因台湾港道深浅莫辨，到北风起时再进军，就有更大的把握。在这段时间里，施琅乘机做进军台湾的准备。一面派刘国轩旧部曾蜚乘胜去台招抚。郑克塽、刘国轩上表请降。

七月，台湾兵民剃发投降。八月，施琅抵台料理善后。九月，刘国轩等相继进京陛见。康熙帝授刘国轩天津卫总兵、郑克塽正黄旗汉军公、冯锡范正白旗汉军伯，赐郑、冯第宅居京师，并安置了其余投降的官兵。十一月，施琅将台湾交兴化总兵吴英把守，自己班师回福建。

康熙认为施琅收复台湾，立下了大功，于九月初十“加授靖海将军，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以示酬庸”。征台官兵，除照云南例加级、赏赉外，康熙考虑到出海作战难度更大，因而决定“在事官员著再各加一级，兵丁再赏一次，以示特加优渥至意”。康熙七年（1668年）施琅上《边患宜靖》遭否定，并被撤去福建水师提督职，任内大臣，隶汉军镶黄旗，留住北京十余年。收复台湾后，他于是又“疏辞侯爵，乞如内大臣例赐花翎”。兵部认为无此先例，拒绝了施琅的要求。康熙真心体会施琅的心情，命毋辞侯爵，“并如其请，赐花翎”，仍享有内大臣的殊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二月，郑克塽等奉旨到京。康熙肯定郑克塽等“纳土归诚”有功劳，授郑克塽公衔，刘国轩、冯锡范被封为伯，都被抬入旗籍，隶属上三旗汉军，命户部分别“拨给房屋田地”。其他投诚武职1600多人，文职400多人，兵4万余人，也都被妥善安置。刘国轩因主张降清而得到康熙帝的亲自召见，特实授直隶天津总兵官，还赏赐他白金二百两，表里20匹，内厩鞍马一匹，以示特殊恩宠。后康熙得知刘国轩“家口众多，栖息无所”，又特意赐给刘国轩宅第，“俾有宁居，以示优眷”。

在康熙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如何使用“海上投诚人员”，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最初清廷并不信任“海上投诚”者，不授予他们官职，也无饷银，并把他们派到他省垦荒，另从外地向福建大量增兵；后来才开始信任和重用“海上投诚人员”，不仅没有向福建派兵，而且还裁兵，而平定海疆也正是依靠这些“海上投诚”者，最后完成统一大业。事过20年，对“投诚”者的功绩，康熙帝仍无法忘记，对臣下说道：“昔之海上投诚者，习于水战，今亦不可多得矣。”台湾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康熙的知人善任，他既没有御驾亲征，也没有具体的作战方略作出指示，而是选用了几名得力官员。姚启圣、万正色、施琅三人，就其出身而论，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康熙把他们从众官将之中选拔出来，大胆使用，且用而不疑。他们得到皇帝支持，都为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永戍黑龙江

沙俄犯境

沙俄在16世纪以前还是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16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疯狂扩张，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一路征服，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侵入勒拿河流域，建立雅库次克城。从此，俄国才与中国接壤。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也成为沙俄后来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两个主要据点。崇祯十六年（1643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遣波雅科夫等人，沿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进入我国领土之内，吞食我黑龙江流域的土地，中俄边界由此产生纠纷。

黑龙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满族人的祖先肃慎、挹娄、勿吉、楛砮、女真就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早在公元前11世纪，肃慎即向西周贡“靺矢石鞨”，与中原发生了政治联系。汉朝时，肃慎又名挹娄，臣属于汉属国夫余，他们广泛地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以至太平洋海岸，他们活动的地区，都是汉朝的疆域。北魏时，肃慎改称为勿吉，据《魏书》记载，从471年到550年，勿吉年年向北魏、东魏朝贡。到了隋朝，勿吉被称为靺鞨，其著名首领度地稽率领部族移居柳城（今辽宁省朝阳），被隋炀帝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唐朝时，中央政府开始在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建立行政管辖机构。当时靺鞨分为黑水、粟末两大部，唐朝政府即在黑水部设立黑水都督府，在粟末部设立渤海都督府。以后，辽、金、元等朝对东北地区都行使管辖权，中国对其拥有主权。明朝兴起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管理。从1403年到1409年，明朝政府继续统治松花江、嫩江、鄂嫩江、黑龙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京海河、乌弟河和乌苏里江流域，并在那里设置了130多个卫所。明政府因奴儿干位置重要，故在其地设置奴儿干都司，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指挥机构设在特林，距黑龙江的入海口不远。明朝中央政府还先后十次派人视察该地，并在永宁寺竖立永乐、宣德两座石碑，石碑及其碑文明确显示了中国对这一地区拥有着无可辩驳的主权。

明朝末年，后金、清政权崛起于东北，经过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不断征战，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各族先后归附，并向后金、清朝缴纳贡赋。索伦、萨哈尔察、虎尔哈、使鹿部、使犬部等，每年都要缴纳貂、狐、猞猁、海豹、水獭等毛皮，其中貂皮是最重要的进贡物品。后金及清政权对黑龙江、乌苏里江的居民有的编入八旗，平时生产，战时出战，或者以村屯或氏族为单位将他们编入户籍，分户管辖。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后，设盛京总管管辖整个东北地区，包括外兴安岭一带。顺治三年（1646年），改总管为昂邦章京。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把盛京昂邦章京所辖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和尼布楚等地，设置为单独的行政区，在原设的宁古塔副都统之上，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

明崇祯末年，沙俄派遣波雅科夫等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我国东北的达斡尔族人民英勇地打击了入侵者，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沙俄殖民者并不死心，继波雅科夫之后，顺治七年（1650年），又以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为首，再次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这年年初，沙俄哈巴罗夫匪帮侵入鄂尔河口达斡尔族首领拉夫凯管辖区，但他们由于兵少力单，不敢前进，于四月返回雅库次克。六月沙俄侵略者得到增援后，再次侵入达斡尔族居住区。秋天，侵略者攻占达斡族首领阿尔巴札住地雅克萨。顺治八年，继续在黑龙江流域侵扰，六、七月间侵占瑷珲，屠杀达斡尔族人民多人。顺治九年（1652年）哈巴罗夫部沿黑龙江窜入朱舍里族和赫哲族居住地，大肆烧杀抢掠。赫哲人和朱舍里人奋起反抗，并向清朝驻宁古塔军队求援。四月三日，清宁古塔章京海色率600名清军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与沙俄入侵者在乌扎拉村激战，由于指挥失误，清军最后失败。但哈巴罗夫部也受到严重打击，向黑龙江上游撤退。

顺治十一年（1654年）初，沙俄叶尼塞斯克督军巴什科夫派兵侵入我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占领尼布楚，由于当地蒙古族人、索伦人的奋起反击，被迫撤离，窜往黑龙江中游，与斯捷潘诺夫会合，在我黑龙江流域大肆烧杀。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率军与斯捷潘诺夫匪帮在黑龙江流域的呼玛城堡展开了激战，清军多次击败沙俄侵略者，但后来由于粮饷供应不上被迫撤退。顺治十五年（1658年），斯捷潘诺夫再率500人沿松花江而上，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分乘船47艘，于松花江和牡丹江合流处包围俄军，击毙斯捷潘诺夫。同年，沙俄侵略者重占尼布楚。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和清朝驻军英勇奋战，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全歼斯捷潘诺夫残部，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但上游尼布楚仍被俄军侵占。康熙继位之后，俄国侵略军骚扰我边境。康熙四年（1665年），俄国向中国发起了新的侵略扩张活动。他们一股军队南下占领了喀尔喀蒙古管辖的楚库柏兴，另一股东犯雅克萨。而且，俄国侵略军逐渐改变了入侵方式。17世纪50年代，俄军在黑龙江上采取的是骚扰政策。然而这一次，俄侵略军继续为避免孤军深入，采取了建立侵略据点、逐渐推进的方式。除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个最重要的据点外，他们建立的小的侵略据点遍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他们修筑工事，建起堡垒；从据点派兵四处推进，不断建立新据点。他们以据点为掩护，四处骚扰我国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各族人民，“构乱不休”“子女参貂，抢据殆尽”。虽然中国军民拼力抗击，但无法阻止俄军的侵略活动。这样，17世纪60年代以后，俄侵略军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建立了殖民统治。

康熙亲政后，正面临着这一严重的边患。他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大祸患。此患不除，祖宗发祥地不安，而且侵略强盗得寸进尺，如不加制止，边疆将永无宁日，后果不堪设想。东北地区是清朝的发祥地，向来关内有事，从关外调兵，若不清除沙俄侵略者的威胁，这一机动作用恐怕将再也发挥不出来。因此，康熙把抗击俄国列为本朝大事。

康熙制策

康熙皇帝为彻底解决东北边疆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其中为加强东北地区的边防力量，康熙帝组编了新满洲。新满洲是与旧满洲相对而言，一般是指清兵进关后编入旗籍的东北少数民族部众。清朝在统一东北过程中，将东北地区各部落和各族人民编入八旗，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康熙沿用这一传统方式，编组新满洲。康熙十年（1671年），将居于珲春东部烟楚（岩杵）河以东沿海一带的库雅拉人等移来，编为十二佐领。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将赫哲人内迁到宁古塔一带，编置四十佐领，成新满洲。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由赫哲人和库雅拉人编组的新满洲共达七十八佐领。其中吉林与宁古塔四十佐领，盛京十七佐领，锦州五佐领，广宁三佐领，义州七佐领。另有六佐领入京为侍卫。

索伦部包括鄂温克人、达斡尔人及鄂伦春人，他们分布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早在清入关之前已分编佐领。顺治年间，因俄国人侵入黑龙江流域，居住在黑龙江北的索伦部族先后移居到嫩江地区。康熙早年，他们被重新编组，鄂温克的2314名壮丁，按姓氏编为二十九佐领，定期进京入贡。据记载：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那恩地方二十九索伦佐领温察太、木朱虎等，入贡貂皮”。康熙六年（1667年），绰克托等人奉命将未编佐领的达斡尔1100余口编成十一佐领，设头目加以管理。在此基础上，设立索伦副都统品级官员实行统一管理，下设参领、骁骑校、拨什库等。因索伦人善于射猎，清廷向他们征收大量貂皮以为赋税。“无问官兵散户，岁纳貂皮一张”。康熙十二年（1673年），“索伦八旗”已有4524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索伦副都统品级官员”升格为都统级，正式定名“索伦总管”，同时增设一名“达斡尔总管”。康熙三十年（1691年），增设“满洲总管”，并将总管衙门建于伊倭齐，对黑龙江中上游的居民实行统一管理。

康熙组建“新满洲”和“索伦八旗”，向他们提供房屋、土地、耕牛、种籽，令其“屯田耕种”，使各族从渔猎向农业转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极大地充实和加强了东北的边防力量。顺治末年，东北边疆地区只有宁古塔一地驻有满洲八旗十八佐领。由于编组“新满洲”，东北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并能源源不断地向关内提供兵源，以供讨伐吴三桂叛乱。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设四十六佐领；宁古塔设副都统驻防，设十二佐领。两地新旧满洲共达五十八佐领，比顺治末年增加两倍多。“新满洲”与“索伦八旗”成为戍守东北的主要力量。

俄国占领雅克萨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与俄军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于康熙五年（1666年）遣使赴尼布楚。但由于俄方极端傲慢，将中国使者禁锢3个月之久。康熙八年（1669年），俄国商队来华，这时中俄因边境问题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但康熙还是亲自接见了该商队首领谢特库儿·阿布林。阿布林在中国出售俄国商品，同时收购中国的丝绸、棉布、宝石，清政府还赠送给阿布林一大批礼物。俄国政府在这次贸易中赚取了高额利润后，立即垄断对华贸易。同年冬天，清政府再一次争取和平解决争端，遣沙拉岱等4人去尼布楚，就俄方停止在边境的侵略与挑衅，归还逃人根特木儿等问题与俄殖民当局进行谈判。第二年，根据清政府的倡议，在北京双方开始了会谈。俄方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比如：对俄国使节“放行无阻”；允许俄国商人在中国“自由经商”；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加以制止等。而对中国的要求，俄方却百般抵赖。当时康熙的态度十分明确，要求归还逃人，停止边衅，并以此作为维系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双方贸易的前提。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沙俄乘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康熙十五年（1676年），沙俄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一路向东南精奇里江及其支流推进；一路向南，侵略到额尔古纳河一带。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底，沙俄又在精奇里江一带建立了结雅斯克、西姆林斯克、多隆斯克伊等军事据点。康熙见侵略者气焰嚣张，决心在黑龙江（瑷珲）建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自黑龙江到乌喇设置驿站，以传递消息，且由水陆两道陆续运粮，积贮黑龙江，积极作好战争的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副都统萨布素率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人进驻额苏里，增派达斡尔兵力四五百与宁古塔所剩兵力五六百进驻瑷珲，两地共驻兵两千人，成为永戍黑龙江的主力。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清朝政府正式派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首任，在黑龙江永久驻防，并在黑龙江建立军事基地，驻兵屯田，制止了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向黑龙江中下游的侵略，为收复雅克萨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藩”平定，台湾统一，康熙得以腾出手来加强东北边疆实力，准备驱逐俄国侵略者。如此，便不可能不备战兵。吉林，旧名船厂，明初即成为我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清初以来，为驱逐沙俄侵略者，造船之外兼以训练水师。顺治十八年（1661年），始设吉林水师营，“以迁移人充水手”。康熙十三年（1674年），水师营总管并至黑龙江，但仍保持一部分水师在吉林，派官管理，训练水军，制造船只。十五年（1676年）春，吉林因处于水陆交通的要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康熙帝决定将宁古塔将军移驻于此，进一步加强其水陆军队的实力。史书上说：“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40余艘，双帆楼橹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此外，在吉林西北七十里的打牲乌喇设打牲乌喇总管衙门，隶内务府，为皇帝采捕东珠、蜂蜜、松子和鲟鳇鱼，其下有“额设捕珠大船7只，向由吉林水师营备领，独木船399只，内协领衙门40只”。这样，吉林与打牲乌喇两地及其间沿松花江的七十里水域，便成为修造船舰、训练水兵的重要战备基地。康熙帝亲临吉林，进行观兵。将军巴海集中所有大小数百船只和精锐官兵排列阵式，让皇帝检阅。

在吉林的12天里的系列活动，康熙帝达到了观兵讲武、备战驱俄的目的。那么，他为何说“我来问俗非观兵”呢？这是康熙表示对穷兵黩武的厌恶。但这句话也表明，在康熙的头脑里，问俗与观兵是同样重要的，二者是统一的。抗击外国侵略者军事必不可少，但必须也要“重民生”。只有关心军民疾苦，解决好内部问题，军民上下戮力同心，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军事上的优势，抗击外敌。为了更好“观兵”而“问俗”，是他此行活动的重要目的。故此次东行，他曾广泛“问俗”：一是赦免罪犯，免除钱粮。在盛京谒祭福陵、昭陵并谕户部、刑部：“山海关以外，及宁古塔等处地方，官吏军民人等，除十恶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其余已结未结一切死罪，都一律减轻处罚。军流徒杖等犯，一律赦免。”奉天、锦州二府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地丁正项钱粮，著全部免除。康熙东巡至乌喇地方，见“当地气候严寒”，考虑到由内地发配到此处的犯人会适应不了，深为不忍，因而谕令刑部：“以后免死减等人犯，俱著发往尚阳堡（辽宁开原东）。其应发尚阳堡人犯改发辽阳安插。”在反叛案内应发乌喇地方人犯，“只令其当差”，不必给人为奴。

康熙在松花江上观兵之后，兵部议复巡查采参官兵给赏定例，同意“视缉获多寡，分别议叙”。康熙则认为：“甚为允当”。但“恐非系采参之人，妄有拘执，夺其资财，俾孑身采捕他物者，无故罹害”。于是，令补议条款：“巡踪章京兵丁，诬拿无辜之人，将章京革职，兵丁枷号两个月鞭一百。”若趁机夺取财物者，章京不仅被革职，而且还要交到刑部问罪，兵丁再多枷号一个月。从而保证了打牲、采集等正常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二是优待汉族的知识分子。尚阳堡流犯王廷试之子王德麟向康熙申诉，说他的父亲因为窝藏逃犯而被流放该地，现在已年老体衰，请求将其父放回原籍，而他愿代替他父亲受罚。督捕衙门不同意他的要求，康熙则考虑其父子二人“情实可悯”，碰到向皇上直接陈述的机会也是千载难逢，“其父子又俱系读书人”，因此，康熙帝特批准王的请求，“著一并发回原籍，后不为例”。虽有“后不为例”谕旨在先，但从宽处理流放东北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先例已开，对后来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此后流放犯人赦免回籍和随意入籍之事也逐渐增多。

三是改革官员补授办法。同年五月初四日，康熙为期79天的东巡结束。之后，对于在东北巡行中发现的种种问题，康熙立即着手解决。从前盛京看守陵寝及山海关等处城守章京员缺，都由其子弟补缺，后停止此例，改由京师补授。这次东巡发现，京师补授这类章京员缺的办法有许多不足之处，不仅新官阖家北迁，路途遥远，往返艰难，而且其前任章京所遗孤孀将房屋田地交给所补之员，就失去了生活的必要基础，陷入困顿之中。因此，康熙于五月初十谕户、兵、工三部：“嗣后盛京看守陵寝及山海关等处城守章京员缺，不必从京师补授，著于伊等子弟内，令该将军选择贤能者，具题引见顶补，以免其往返迁移之苦。倘伊等子弟中没人适合担此任务，别有补授发往之员，可另外拨给他们土地与房屋，其前任章京田房仍行留给，不必掣出，令其孤孀得所。”不久，适值从北京所补的奉天副都统查库拒不赴任，康熙于是撤去查库的职务，提升刚从参领提为昭陵总管的佟宝为奉天副都统。后来佟宝又被提升为护军统领、黑龙江将军等高级职务。官员补授办法的改革，照顾了官员及其家属的利益，有助于培养选拔东北地方官员；由家属保留田庐产业，使国有旗地逐渐向私产演变，有利于驻防东北的八旗官兵在此世代驻守，建设东北。

四是革除兵丁无益差徭。康熙在东北巡行期间，见兵丁差役繁重，极为辛劳，回京之日，已降特旨纠正。五月十九日，再谕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祜等，作出如下规定：第一，停止最妨农事、徒劳人力的搜捕鹰堌窝雏之役；第二，八月放鹰、寒冬寻觅山鸡，因徒增负担，亦行停止；第三，围猎讲武不可无时，并且必须关心贫人，将所获之物分与他们，不可时加责罚，不得被狂兽误伤；第四，停止打鳇差役。康熙还特别告诫将军以下各级官员，要体贴兵丁，多加爱惜他们，鼓励农业生产。他说：“吉林乌喇田地米粮甚为紧要，农事有误，关系非细，宜劝勉之，使勤耕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初九，康熙革去巴海的宁古塔将军之职，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隐瞒粮食产量，“诳奏叟登（今吉林永吉搜登）等处田禾未收”；二是不爱惜士兵。同年九月初十，康熙告诫新上任的宁古塔将军殷图：“尤宜爱养兵丁，令其得所。我兵逼近罗刹，须时加操练，以修武备。巴海暴戾贪污，不恤士卒，遂被革职。其新满洲皆求主来归，理应抚绥慰劳，施以教化，使他们安心生产与生活。”

综上可见，康熙的“问俗”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关心兵民疾苦，革除官员恶习，调整官兵关系，缓和矛盾，发展农业生产，加强东北地区的建设。在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巩固与发展东北边疆的实力，使东北军民做好一切准备，以抗击沙俄，把侵略者驱逐出国境。

与此同时，沙俄也强化了他们在东西伯利亚的大小城堡的力量。侵略军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继续向我国的领土扩张，一路向东南精奇里江及其各支流推进；一路向南，进到额尔古纳河一带。对于俄国人对我国的侵略扩张，康熙帝极为关注，他曾于二十年（1681年）与俄方交涉，宣称：“尔等速撤回尔国人”“如不徙，则边境起争，我以众力，必驱尔徙，彼时悔无及矣”。但俄方对中国的严正警告置之不理，除继续盘踞尼布楚、雅克萨及精奇里江、额尔古纳河流域之外，又向黑龙江下游疯狂扩张。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俄军竟渡过朱满（布列亚河）、恒滚（阿姆贡河），窜到黑龙江下游赫哲、飞牙喀猎人的活动地四处烧杀抢劫。到同年底，从黑龙江下游直到海边的中国领土上，遍布着沙俄侵略者的军事据点。中国对俄和平交涉不见成效，反侵略战争势不可免。但采取何种战略方针？清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确立方针

顺治朝，俄军侵略黑龙江流域时，清政府在进行抗俄战争中由于路途遥远、粮饷难以供应等原由，最后中途停止。后消灭俄国斯捷潘诺夫匪帮，肃清黑龙江下游全境，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巨大胜利，但没有派兵戍守边境。很快，俄军又重占了清军收复了的土地。康熙深深汲取了这一教训，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决心长期驻守边境地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他命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刺探敌情，并对沿途水路交通做勘察。年底，郎谈等返回北京报告：“罗刹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三千携红衣炮二十具，即可攻取。陆行，自兴安岭以往，林木丛杂，冬雪坚冰，夏雨泥淖，惟轻装可行。（水行），自雅克还至爱滹（瑷珲）城，于黑龙江顺流行船，仅须半月，逆流行船，约需三月，倍于陆行，但对于运粮饷、军器、辎重极为便利。”并建议等到明春天气转暖解冻之时，水陆刻期齐发，攻取雅克萨。然而，康熙认为现在攻取雅克萨的条件还不成熟，应再作准备。同时他有更深远的考虑，主张调兵永戍黑龙江，乘合适时机进取雅克萨。他对议政王大臣们说：“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并置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演习的人，于黑龙江（旧瑷珲，今爱辉之南、江之东岸）、呼马尔（今呼玛县湖通镇）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行军打仗必须解决军需供应问题，所以康熙指示：从科尔沁十旗、席北、乌喇等地的官屯等处取军粮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军队到达后立即实行屯田，军粮接续当不成问题。另外，在黑龙江城（旧瑷珲）与索伦村之间设一驿站。部队将至精奇里乌喇（结雅河）时，由索伦人供给牛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其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统兵往驻黑龙江、呼马尔”。这是最初的戍守黑龙江的方案，实行中作过局部修改。

“永戍”不同于郎谈等建议的“攻取”。首先，康熙的目的在于建立军事基地，驻兵屯田，为战争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必须开战，不必全部由内地运兵、输饷，黑龙江即能提供大量的兵源及给养，免蹈前朝因准备不周而致“粮饷不继”、半途而废的覆辙。其次，是稳步推进，步步为营，防止冒然进攻。第一步是制止沙俄在我国领土上的进一步扩张，然后逐步将已侵入国土之敌驱逐出去。再次，攻克之后，不再是放弃不守，而是长期戍守，将反侵略战争与巩固边防结合，避免“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不已，边民不安”的历史重演，把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永远地巩固下来，永除边患。在当时，这是一项英明的战略决策，但它却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清政府部分高级官员养尊处优，已失去了先辈纵横驰骋的英雄气概，既慑于俄国强大，又畏惧黑龙江的路遥天寒，对“征罗刹之举，诸臣咸谓地势最远。输饷最难，故皆不愿”。但康熙认为：征剿罗刹之役，“所关最巨”，故“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师，深入挞伐”。同样出于畏难情绪，有人主张速战速决，并反对驻守边境。前线统帅宁古塔将军巴海以“驻兵两地则势分道阻，难于防御”为由，反对在呼马尔驻军；又担心俄方听到消息后会大力支援雅克萨，使雅克萨更难攻取，因此主张：“宜乘其积储未备，速行征剿。俟船造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亲统大兵直薄城下，宣谕招抚。”许多大臣对巴海的主张竟大加赞赏，而不管它只是个一时的短识之举。康熙于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初八降谕斥责说：“所议进征罗刹军务，殊为疏略。”并以“将军巴海及副都统官兵又彼此不合”为由，令巴海留守乌喇，另任萨布素、瓦礼祜为副都统，带兵前往黑龙江戍守。议政王大臣等见康熙皇帝主意已定，才不得不表示赞同。但康熙也采纳了一部分合理的意见，部分修改了戍守黑龙江的方案。有人建议不驻呼马尔，而驻额苏里。他们说：“勘得黑龙江、呼马尔之间额苏里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垄旧迹。即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驻扎。”康熙接受了这一建议。

与此相配合，康熙又与沙俄举行外交谈判，向俄方宣告大清帝国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国土的决心。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二十九日，经康熙批准，理藩院照会俄方：“前遣孟额德等曾与尔约，各毋收纳逋逃，并以先年逸去根特木儿归我。乃背前约，入我边地，扰害打虎儿、索伦，焚劫飞牙喀、奇勒尔。今故命将出师，永驻额苏里。”

永戍边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副都统萨布素率乌喇宁古塔兵1000人进驻额苏里。瑷珲、额苏里两地按原计划共驻军1500名，其中1000名去额苏里后，宁古塔就仅剩五六百人能去瑷珲了。康熙令增派打虎儿兵四五百，使派驻瑷珲的兵力亦达千人。这些士卒在第二年带着家眷出发了。两地共驻兵2000人，成为永戍黑龙江的主力。

康熙永戍黑龙江的具体部署是：“其在黑龙江（瑷珲）建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在呼马尔设斥堠。自黑龙江至乌喇置十驿，驿夫五十人，遇有紧急，乘蒙古马疾驰。由水路陆续运粮，积贮黑龙江。”如果沙俄船只沿黑龙江进犯，“我舟师尾击甚易”。况黑龙江地势辽阔，照内地设立10个驿站，又易于安置家口。这样，“则罗刹自穷蹙归诚矣”。这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正式设黑龙江将军。康熙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礼部侍郎溢岱、工部给事中雅齐纳为副都统，下设协领、佐领等。黑龙江将军的设立对抗击沙俄侵略者，加强边防有极大的军事上的意义，而且它还对东北一地的开发建设有深远的意义。它与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为后来东三省的置建奠定了基础。

萨布素等到黑龙江后最主要任务是建设瑷珲城。瑷珲，因瑷珲河（今芒嘎河）而得名，旧城原在江东，在明代瑷珲称胡里平寨。顺治九年（1652年），俄军焚毁该地。康熙十三年（1674年），清廷派人在此建木城，由吉林水师总管暂行戍守。但那时该城规模很小，必须扩建才能满足长期戍守的需要。萨布素请求增派筑城兵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康熙令副都统穆泰率盛京兵600人，去瑷珲协助建城。扩建后的瑷珲城为一方形，周长九百四十步，合四千七百尺，有五座城门。因该城地处江东，与内地联系很不方便，同年，又决定迁至下游右岸，在托尔加城旧址另建瑷珲新城。新城在规模上超过旧城，其内城与齐齐哈尔同，“排木为重垣，实以土，具雉堞之观，四门皆有楼橹。方一千三百步，高丈八尺”；为与地形相适应，新城与齐齐哈尔有别，“西南北三面，排木为外廓。方十里，南一门，西、北各二，东临江”。瑷珲建成后，清廷在那里驻兵屯粮，成为抗俄斗争的重要基地。

出兵东北，粮草供应极为关键，康熙为将大批粮草、军火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往黑龙江，经过反复廷议，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起，建起了一条纵贯东三省的水陆联合运输线。它自南到北，共分四段：第一段，造船百艘，从巨流河渡口，溯辽河上游的等色屯（今吉林榆树县邓子村），在此二地修建大型粮仓，由奉天将军、大臣等监理，由盛京兵卫送；第二段，从等色屯至伊屯门（今吉林伊通县），此一段由蒙古族人负责，由他们用车运输粮食，并派兵护送；第三段，造船百艘，从伊屯门经伊屯河（今伊通河），沿松花江至与黑龙江交会处。留镇乌喇的副都统负责有关修建粮仓储粮以及运送粮食事宜；第四段，造船八十艘，溯黑龙江而上至瑷珲。疆界议定之后，康熙特派人从瀛台、通州间载米试运，又分别派人勘探辽河、伊通河，康熙帝直到得到最确切的情报，认为可以运粮，才同意去制造运输船只，分别发运。其运粮水手的待遇非常优厚，第一段水手全来自民间征派，每人月给银一两，皇帝还特批“运米时，著将地丁钱粮悉行蠲免”。第三、四段水手，由乌喇、宁古塔兵丁、多余的壮丁、流放犯人和“八家猎户”充当，有运粮任务的猎户，允其“停猎”。这条运输线全长四五千里，成为沟通东北三省直抵瑷珲的运输大动脉。清军沿运输线路驻防，建造粮仓，黑龙江驻防部队的军需供应得到了充足的保证。

除了从全国各地征调粮食、购买牲畜供黑龙江戍守军队之需外，在康熙“我兵一至，即行耕种”的指示下，瑷珲、额苏里的驻军还大力实行屯田。清政府派侍郎萨海前往监督耕种，后又派马喇“督理家务”。屯田士兵中有许多不长于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索伦、达呼尔（达斡尔）不谙农事。康熙间，特遣部员，指挥其耕种，尝以郎中博奇课耕有法，禾稼大收，奉旨褒美”。

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清廷开始在东北地区建立驿站。康熙派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等前往。出发前康熙叮嘱他们：“此乃创立驿站之地，关系紧要。尔等会同彼处将军、副都统，询明熟识地方之人，详加确议安设。凡住驿人役及马匹牲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粮米，今岁耕种不及，须计及明年，多为储备。”康熙担心如果从雅克萨经额苏里再经黑龙江，一路传递情报恐怕会绕道而耽搁时间，令理藩院侍郎明爱率蒙古兵与索伦兵“酌自墨尔根（嫩江）至雅克萨设驿奏报军机，以免贻误”。后经反复勘测，确定情报传递路线为：从瑷珲西南翻越小兴安岭至墨尔根，由墨尔根沿嫩江到达齐齐哈尔再送至松花江北岸之茂兴，从茂兴过江即是吉林至京之驿站。一碰到紧急军情，可从茂兴出发，由蒙古驿马飞马入喜峰口送往北京。八月十三日，包奇等奏：“自吉林乌喇城至黑龙江城，以五尺细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应设十九驿。”康熙命令包奇等照此设驿站，并作了具体安排：“每驿设壮丁并拨什库三十名，马二十匹，牛三十头。壮丁自盛京、宁古塔所辖各驿、柳条边派出，马牛令盛京户部照数采买送往。”

为了保证东北戍守军队军需的供应，康熙帝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他令理藩院官员于户部支银四千两，购买大量的储备物质，把它们运送到戍守的城池，与当地居民交换他们的牛羊粮食。这种用商品交换筹集军需的办法，方便了边区人民的生活，一举两得。康熙还令靠近黑龙江的内蒙科尔沁十旗将进贡给北京的牛羊等物品都转送给黑龙江的戍军，仍按数“照进贡例赏赉”。同时驻守部队还通过打猎活动，为自己提供了大量的肉食。第一次雅克萨战役之前，黑龙江驻兵缺乏肉类食品，恰逢数万只鹿下山觅食，“骑者驰射，步者攒击，及驾舟伐于江中，截获者计五千有余”，康熙闻讯十分高兴，认为是祥瑞的征兆。

永戍黑龙江，制止了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向黑龙江中下游的扩张，为雅克萨等地区的收复奠定了基础。七月，由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刚到额苏里，就包围了一支沿江而下前来侵略的俄国船队，俄军部分人跳水逃脱，清军俘获了36名侵略者及6只战船。附近的俄国侵略军听说清军大部队到达的消息便纷纷从他们的据点里逃回到雅克萨等地。与此同时，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配合清军，纷纷袭击俄国侵略军。到二十三年（1684年）初，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及其各条支流上的俄国侵略军据点都已被铲除。此时，康熙把目光投注到仍被俄国人侵占着的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和尼布楚。

决战雅克萨，订约尼布楚

雅克萨大捷

雅克萨位于今漠河以东呼玛西北黑龙江北岸，隔江与额木尔村相望。雅克萨在满语中是河流冲刷的河流之义。当时是我国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驻地。雅克萨是黑龙江上的交通枢纽，从贝加尔湖方向和雅库次克方向进入黑龙江，雅克萨均是必经之地。顺治七年（1650年），俄侵略军在哈巴罗夫率领下向雅克萨一地侵扰，阿尔巴西领导居民奋勇抗击侵略者，终因寡不敌众，美丽的雅克萨被俄军所占领。哈巴罗夫在雅克萨建阿尔巴金城堡，以此为进一步侵华的据点。后俄军被清军击败，其在雅克萨、黑龙江中下游的侵略势力被肃清。

康熙四年（1665年），俄侵略军重新占领了雅克萨，雅克萨又成为俄侵略军在黑龙江上的最重要据点。

康熙帝永戍黑龙江的成功，使收复雅克萨彻底驱逐沙俄侵略者的时机已成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决定以武力收复雅克萨。他向议政王大臣宣示：“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地，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应即翦灭。”早在一年前，康熙曾用满、蒙、俄三种文字致书雅克萨俄方，令其送还根特木儿，从中国撤兵，俄方对此置之不理。但此次康熙仍主张于出兵征伐之前，再致书俄方，若在“宣谕之后，罗刹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库为界，我兵即驻扎于黑龙江，设斥堠于雅克萨，令疆圉帖然。如果仍行抗拒，则大兵相机而行”。议政王大臣详议后，对康熙帝的主张表示赞同。将军萨布素戍守黑龙江有功，但前一年康熙令其进兵雅克萨，“尽刈其田禾”，使俄人缺乏粮食，萨布素没有执行，而且所管“耕牛尽毙，农器损坏”。康熙认为萨布素若担当指挥以征讨，“定误军机”，故组建了新的前敌指挥班子，命都统彭春统兵，又派副都统班达尔善、护军统领佟宝、副都统马喇及銮仪使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侍郎萨海仍令督耕。同时令萨布素将黑龙江将军印移交彭春掌管。达斡儿副头目倍勒尔奉命往雅克萨侦察敌情，生擒俄俘讯问，对雅克萨城的防守工事有了了解，并得知，守城俄国“兵众不满千人”。三月初，康熙得此情报，他收复雅克萨的决心更坚定了。

三月十七日，康熙再次派人致书俄国察罕汗，提出撤退雅克萨俄军、双方以雅库地方为界的建议。

四月二十八日，3000名清军奉命出发，分批前往雅克萨。五月中下旬，清军陆续抵达雅克萨。其中包括驻瑷珲的乌喇、宁古塔兵1500名，索伦、达斡尔兵500名、新调之京营八旗五六百名及康熙亲自选调的善用藤牌大刀的汉族官兵420名，在发起进攻之前，彭春派被俘俄人进城送信：一封是康熙帝写给沙皇的，内容同三月十七日信大致相似；另一封是彭春给雅克萨俄国督军托尔布津的咨文，其内容着重在于讲明清廷出兵之由，令俄人交还逃人，撤回雅库，“则我亦将尔投降之人员悉予遣回”。

俄军恃城防坚固，对彭春的信置之不理，清军决定发起强攻。五月二十四日，清军消灭了一批前来支援的沙俄侵略军，毙30余人，俘10余人。当晚，清军在城南建立档牌土垄，布置弓弩，佯作攻击之势，而暗地里在城的东西两翼架设了红衣大炮。二十五日黎明，攻城战开始，清军枪炮齐发，毙俄军百余人。城内无防火设备，清军炮火所及，烈焰熊熊，城内一片火海。俄方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决定投降。康熙对俄军战俘极为宽大，事先已遣亲随侍卫关保至军前传谕：“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城，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彭春遵照康熙的指示，“宥其困而后降之”，在保证不再重犯条件下，俄军战俘被释放了。同时他们还带走了其财产与武器。俄军举行投降仪式之后，清军即将700余俄国人（包括少数妇女、儿童）送至额尔古纳河口，遣返俄国。另有巴西里等45人不愿归国，清廷把他们安插盛京。城内被俄军掳去作为人质和奴隶的160余名中国人，其中大多为索伦、达斡尔人，“仍各发回原地”，喀尔喀、厄鲁特人口，“俱察送到部，给发本主”。雅克萨之战，完全在康熙帝的掌握之中，他所设定的作战目标也实现了。不言而喻，皇帝、王公大臣、文武官员闻讯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康熙对彭春等迅速收复雅克萨甚是高兴，克复雅克萨，特予以嘉奖，命“在事人员，从优议叙”；萨布素以往的过失“亦概从宽免”。

早在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即已在谕旨中对收复雅克萨之后的行动作了具体安排，他明确指出：“我兵即驻扎于黑龙江，设斥堠于雅克萨。”而且提请将领们注意：“若不如此周详区画，今纵克取雅克萨城，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不已，边民不安。”收复雅克萨后，康熙在六月十四日的谕旨中再次告诫：“至雅克萨城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应于此地永驻官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著大学士勒德洪、学士麻勒吉、图纳、同郎谈、关保，与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具奏。”然而彭春等人收复雅克萨之后，一把火烧了城堡，没有割掉雅克萨周围的庄稼，哨所未立，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兵回瑷珲、墨尔根等地，以至俄国人在两个月之后重新侵占了雅克萨。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十三日，康熙在数月之后才得知俄军重新侵占雅克萨。他立即降谕部署第二次雅克萨之役：“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捕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令将军萨布素等，始停迁移家口，如前所请，速修战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四月底，又派副都统郎谈、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这一次康熙把收复雅克萨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黑龙江本地驻守官兵去完成，而指挥的征途也交给黑龙江将军萨布素。

五月上旬，萨布素率所部两千人从瑷珲出发，月底逼近雅克萨城，清军于六月初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猛攻，俄军负隅顽抗。经数日激战，百余名俄军被击毙，其中包括俄国督军托尔布津，俄军被迫撤回城内固守。因城墙比较坚固，一时难于攻克，萨布素便于城周围筑垒挖壕，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临近深秋，康熙见天气转寒，河流即将结冰，考虑到前方过冬准备问题，于八月二十五日谕萨布素：“船舰若何收藏，马匹若何饲秣，敌兵来援，若何扑剿，勿令入城，尔等其详加筹划，密以奏闻。”萨布素遵旨上奏：已在雅克萨城的三面掘壕筑垒，壕外设置木桩鹿角，分汛防御；城西对江，另设一军；为了防备敌人从江上来援，已在江的东西两岸派驻了防御之兵；船泊已准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有港而可以把船藏在那里，另设一江，一半发墨尔根，“令驻彼盛京官兵饲秣”。康熙基本同意他的安排，只是担心盛京官兵喂不好马，因而改令由索伦总管和黑龙江官兵承担。清军长期围困策略取得显著成效，至年底，800多俄军大部死亡，仅剩150余人，粮食、弹药严重缺乏，雅克萨已完全在清军的掌握之中。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月二十八日，几名俄国使臣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向康熙帝递交了沙皇的信件，他向康熙帝表示，俄国政府愿意就两国边界问题举行谈判，请求中国赶快在雅克萨撤围。

签订条约

期望已久的谈判即将举行，康熙帝在耐心地等待着。他指示萨布素，可以接济雅克萨俄军一些粮食，准许其患病者医治和回国，以表明中国守土自卫，期望以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尽管俄军仍占据着中国的雅克萨等地。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月初七，俄国沙皇正式任命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谈判使团的全权代表。除侍卫和翻译人员外，代表团还拥有一支1938人的装备齐全的军队。代表团里包括一支庞大的军队与和平谈判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却与戈洛文皮包中的沙皇训令相一致。沙皇政府虽然答应康熙帝谈判边界问题，却从来没想归还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之所以答应康熙帝举行谈判，当然是中国的反击太坚决太凌厉了，雅克萨那些俄军士兵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雅克萨若被收复，清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尼布楚，甚至是色楞格斯克，那样的话再谈判就太迟了。另外，如果坚持对抗，沙俄也实在无力支撑，与瑞典和土耳奇争夺波罗的海和黑海控制权的战争仍在进行，哪有余力向东方派兵。况且政府中两个沙皇（兄伊凡、弟彼得于康熙二十一年同时被立为沙皇）勾心斗角，长公主索菲亚摄政，又想把整个大权揽于手中。这样，政府向东方的侵略扩张在清朝反击下当然难以实现，“和谈”只是迫不得已。通过谈判达到战场上所期望的目的，岂不是更好。正是有此如意算盘，沙皇政府授戈洛文为全权代表并带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下达了一份密令：力争以黑龙江为界，将黑龙江北岸所有地区都纳入沙皇的统治。如果这一目的不能达到，便争取以牛满河（今布列亚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将黑龙江中游的北岸地区据为己有。实在不行，则以雅克萨为界，但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作为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当然，军队随代表团而来，就是要确保这些目的实现，如谈判实现不了，便直接使用武力。

尼布楚城

这年二月下旬，戈洛文到北京，提出把谈判地点放在色楞格斯克。这虽然对中国不利，但康熙帝为尽快解决两国争端，还是表示了同意。他任命索额图和佟国纲为谈判代表，随行有其他官员和八百名士兵组成的保护队伍。

同年五月初二，清政府谈判使团出发。出发前康熙帝向索额图等发布谕旨，康熙帝指出，中俄冲突是因俄国侵略我国，收纳庇护我逃人而引起的，错误完全在俄方。他着重阐述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系中国领土，“环江左右均系我国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把它收复回来，我沿边居民将永远得不到安宁”。到最后，他郑重申明清政府的严正立场：“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把一寸土地让与俄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儿等三佐领，悉应向彼索还。如俄罗斯遵谕而行，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谕毕，索额图率领使团出发，行至喀匀喀蒙古地区，适值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无法前往。康熙闻报立即遣人召回使团，另与俄使商定商谈地点。

康熙帝对北方蒙古地区局势的恶化深感忧虑，如不尽快与俄国达成和议，叛乱分子噶尔丹在俄国的支持下，会更加猖狂，局势也将更为危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初五，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到达北京，索额图与之谈判，确定了双方谈判的新地点为尼布楚。清政府立即组成新的谈判使团，其成员有：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等，此次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增加了熟悉边情的重要将领郎谈、萨布素等人，翻译人员仍由传教士徐日升、张诚担任。同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朝使团出发。行前，康熙帝亲自交待索额图三种方案：以原属我国的里雅娜江（今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为界；或以尼布楚为界；或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要根据谈判情况竭力争取不损失领土，不能对俄军作大的让步。

索额图一行四月二十六日出行，出古北口一路北行，历49天，行1500公里，于六月十五日到达尼布楚。而戈洛文还在乌的柏兴策划如何进攻与镇压蒙古人。在索额图的催促下，18天后，戈洛文才率俄国谈判使团抵达尼布楚。

戈洛文挑选了和谈场所，使它处于俄军在尼布楚城的炮火的射程之内。七月初八清晨会谈正式开始，首先，戈洛文装腔作势，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架式。双方整整争辩了一天。戈洛文蛮横无礼，当天的和谈没有任何结果。次日的会议，戈洛文更是蛮横，他提出俄国的最低要求是牛满河为双方界河，决不退让。索额图为打破僵局，提出以尼布楚为界，并把尼布楚留给俄国。戈洛文仍不满足，他还想再从中捞取利益，于是态度更加强横。谈判接近破裂。

在此后13天中，双方正式会谈中止，只有双方译员在活动商谈。俄国传教士在此次谈判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刚到尼布楚便已向戈洛文表示：“按自己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因此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停止谈判时，两传教士又帮戈洛文出谋划策：表示让出雅克萨的意思，争取中方进一步让步。戈洛文表示同意，但提出会谈内容不涉及喀尔喀蒙古地区。中方代表果然再次让步，提出了以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此举竟突破了康熙帝规定的底线。如果戈洛文不是担心尼布楚地区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大规模的抗俄斗争会使俄国丧失它在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的扩张利益，戈洛文恐怕还要继续讹诈中方代表团。

七月二十三日双方恢复正式会议，次日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三征噶尔丹

征讨噶尔丹

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康熙九年（1670年），准噶尔部内部出现争权斗争，噶尔丹乘机从西藏回到该部，杀死侄儿，囚禁其叔，消灭竞争对手，夺取该部领导权。康熙十六年，噶尔丹出兵攻灭和硕特部，自称博硕克图汗，协迫各部听其驱从，成为厄鲁特各蒙古的盟主。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将天山南路叶尔羌等回部各城攻灭，势力日渐强大。此时喀尔喀蒙古内部出现了不和，噶尔丹想利用此机会，一统众蒙古，称霸北部，与清王朝一较长短。

漠北喀尔喀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的后裔。达延汗死后，诸子大都内迁，只有幼子留居故地，将其部众分为七旗，号喀尔喀，到明末，喀尔喀又分成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部。崇德三年（1638年），三部分别向清政府上表称臣，献“九白之贡”，从此确立了三部与清王朝的隶属关系。同年赛因诺颜部也遣使通贡，喀尔喀蒙古全部臣属于中央政府。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年），喀尔喀蒙古三汗及赛因诺颜部首领奉表派遣子弟向清王朝朝贡，清廷在其地设八札萨克，分左右翼。左翼有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及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独成右翼。康熙元年（1662年）右翼札萨克图汗部发生内乱，札萨克图汗在乱中被杀死，其部属大都投向左翼土谢图汗，从此，左右两翼因属民问题长期不和。噶尔丹为达到控制喀尔喀蒙古三部的目的，企图利用喀尔喀蒙古左、右翼的矛盾。康熙为避免喀尔喀蒙古分裂和自相残杀，建议双方在库伦会盟，谕旨两翼和睦相处。噶尔丹借口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在会盟时对达赖喇嘛的使者礼数不敬，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悍然出兵入侵喀尔喀。沙俄侵略者也乘机从乌丁斯克出兵攻击土谢图汗部，与噶尔丹相呼应。在噶尔丹和沙俄侵略者的两面夹击下，喀尔喀蒙古处境极其危险。当时土谢图汗正率主力部队在北方与俄军作战。在噶尔丹的突然袭击下，土谢图汗部顿时乱了阵脚，哲布尊丹巴遂要求南迁，内附清王朝。九月，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率部众进入清王朝境内，请求清廷保护，以后又有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所属来归，清廷一律大加优待，将喀尔喀部众分别安置在苏尼特、乌珠穆沁、乌喇特牧地游牧。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噶尔丹发动了新的进攻。他借口讨伐喀尔喀蒙古，率军二万余人，沿索约尔济河南下，攻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内，“剥下守汛界者衣服，出言不逊”。六月十四日，进至乌尔会河东乌兰之地，在该地大肆烧杀抢劫，受害者“遍及四佐领之人”。

针对噶尔丹的进攻，康熙帝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兵部尚书纪尔他布领六千余各部蒙古兵驻守洮儿河上游，跟踪其后，侦察、奏报，待镶蓝旗满洲都统额赫纳军队、科尔沁达尔汉亲王班第军队、盛京乌喇满洲军队到达，再“同时击之”。可是，阿喇尼对噶尔丹的杀掠行径极为愤慨，竟违抗旨令贸然出战，于六月二十一日偷袭噶尔丹兵营于乌尔会河地方，结果失利，退驻鄂尔折伊图，“以俟诸军”。

噶尔丹气焰嚣张，进一步向内地深入。康熙帝对此极为恼怒，因为这不仅挫伤了清军的锐气，使噶尔丹更加嚣张，还使康熙帝担心因此打草惊蛇，使噶尔丹感到清政府准备大举讨伐他，而乘势溜掉。因此，康熙帝命大臣就此事商议。清廷中一些勋贵大臣认为蛮夷荒服，唯有驱逐防守而已，如果派出军队进行讨伐，未必能消灭噶尔丹。康熙认为，噶尔丹借机无端生事，举兵大举进犯，他的野心不小，如果不狠狠地打击他，恐怕后患无穷，且喀尔喀也不能长期借地游牧，于是决定御驾亲征。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出喜峰口；内大臣舅佟国纲、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努、喇克达、彭春、阿席坦等参赞军务。七月初六，清军主力在福全的率领下从北京出发，准备阻击南下噶尔丹军，七月十四日，康熙帝也离开北京，巡行边塞，打算亲临前线指挥，不料突患感冒，不得已只得取消亲征噶尔丹的计划，前线各路兵马听大将军调用。

噶尔丹气焰嚣张，于七月十五日向清廷宣战，大举进犯，屯于西巴尔台（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河），此后逐步南下，于二十七日占据乌兰布通，仅距京师七百里。利用有利地形，噶尔丹布阵于山岗，在骆驼背上加上箱垛，并蒙上湿毡子，让它们环卧于大军阵前，士卒备钩钜，躲在骆驼后面，伺机放箭发炮，号曰“驼城”。八月初一，清军向乌兰布通推进，向噶尔丹大军发起猛攻。在清军攻击下，噶尔丹“驼城”被攻破，清军乘胜进击，大败叛军，噶尔丹乘夜遁去。乌兰布通之战虽然未能消灭噶尔丹的力量，但却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使其实力大大削弱。噶尔丹的军队在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且“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在噶尔丹尚未进入漠北以前，即率5000人逃回伊犁河流域，这次乘其南侵之机，偷袭了噶尔丹的后方基地科布多，“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乌兰布通一役使噶尔丹认识到了清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因而此战之后，噶尔丹改变了他的傲慢态度，不仅不再坚持索要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而且还发誓称“自此不敢犯喀尔喀”。康熙遂于八月十八日遣人敕谕噶尔丹，历数其“率兵入我边汛，行劫乌珠穆素”之罪，并严正声明：“尔今率尔兵出界而居，不得擅犯我属下部喀尔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与众部落往来通使”；“若再违背誓言，发动攻击与劫掠之事，朕厉兵秣马，必务穷讨，断不中止”。这就不仅进一步肯定喀尔喀与清朝的臣属地位，为多伦会盟打下基础，而且警告了噶尔丹，如果噶尔丹胆敢再侵犯喀尔喀，清廷就必将大举征讨。

多伦会盟

我国的蒙古族在清初分裂为三大部：外藩蒙古、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清太宗天聪年间（1627～1636年），清基本统一了内蒙古。崇德三年（1638年），喀尔喀向清王朝俯首称臣，献“九白之贡”。崇德二年（1637年），固始汗派使者向清纳贡，“阅岁乃至”，厄鲁特蒙古自此建立了与清王朝的臣属关系。

喀尔喀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的后裔。达延汗死后，他的儿子大多数迁入内蒙古，按蒙古习惯，得由小儿子札赍尔浑台吉留守在原地，他统领的部被称为喀尔喀，所领万余人分为七旗，由札赍尔浑台吉的7个儿子分别统领。明朝末年，喀尔喀蒙古分裂为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及车臣汗三大部，大致在东达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抵阿尔泰山，南邻内蒙古，北面包括贝加尔湖直到石勒喀河的广大游牧地区。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清政府统一内蒙古之后，采取了“因其教不易其俗”的策略，得到蒙古各部的支持与拥护。崇德三年（1638年），喀尔喀汗也向清朝投表称臣，献“九白之贡”。

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入关，没有更多精力兼顾北疆。车臣汗乘这个机会，诱使内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叛清。清王朝封多铎为扬威大将军，与承泽郡王硕塞一起率兵镇压叛乱。顺治五年（1648年），腾机思向清朝投降，车臣汗等亦上表请罪，叛乱平息，喀尔喀蒙古又派使者恢复与清王朝的朝贡关系。顺治十二年（1655年），喀尔喀蒙古汗及赛因诺颜部各遣子弟来朝，清廷在其地设八札萨克，将喀尔喀蒙古各部分为左右两翼。土谢图汗、车臣汗、赛因诺颜部属左翼，札萨克图汗单独组成右翼。喀尔喀蒙古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

康熙元年（1662年），右翼札萨克图汗部发生自相残杀，札萨克图汗与罗布藏台吉额琳沁互相攻杀，札萨克图汗被杀。其兄绰墨尔根自立为汗，因未得到清王朝的同意，部众不服，大多投向左翼土谢图汗。康熙九年（1670年），清政府下诏废掉绰墨尔根，另立札萨克图汗的弟弟成衮继承汗位。成衮死后，子沙喇继位，与左翼土谢图汗矛盾日深。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起来，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之一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康熙九年，准噶尔部发生争权夺利的内乱，首领僧格被杀。僧格之同母弟噶尔丹在西藏当喇嘛，闻讯赶回，他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提出要为僧格报仇。他驱逐了僧格的敌人车臣台吉，杀掉僧格的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并把叔父楚虑尔乌巴什囚禁起来，这样他便消灭了所有竞争的对手，控制了准噶尔部。康熙十六年，噶尔丹出兵攻灭已移居青海的和硕特部，杀其部长、自己的岳祖父鄂齐尔图车臣汗。噶尔丹灭和硕特之后，“自称博硕克图汗，威胁厄鲁特蒙古其他部奉他命令行事，成为厄鲁特蒙古消部的霸主”。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乘维吾尔族地区内部教派之争，攻取天山南路叶尔羌诸部，西侵哈萨克、布鲁特等地，“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噶尔丹还侵占哈密和吐鲁番，占据了河西走廊的西部，并对喀尔喀蒙古诸部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噶尔丹势力及其野心的增长，对清王朝的统一和边境安宁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对准噶尔内部的事务，康熙并不干涉，他同意了噶尔丹的请求，允许他如其兄僧格旧例，“照常遣使进贡”，承认了噶尔丹在准噶尔部的领导地位。

但对于噶尔丹的吞并与攻掠行动，康熙表示了反对。他主张各部之间和睦相处，不要发生争端；若发生矛盾应向上禀报，由朝廷“遣使评其曲直，以免生民于涂炭”。

噶尔丹野心勃勃，欲一统蒙古各部。遂利用喀尔喀蒙古左右翼间矛盾，企图引诱喀尔喀蒙古右翼归降他。同时他还勾结沙俄侵略者，欲图消灭左翼，从而实现侵占喀尔喀蒙古的野心。战争已近在眼前了。为避免喀尔喀蒙古分裂和自杀残杀，康熙曾多方调解，最后建议双方会盟。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并邀达赖喇嘛使臣噶尔丹西勒图，到喀尔喀主持会盟事宜。同年八月十六日，阿喇尼召集喀尔喀蒙古互相对立的左、右两翼的汗、济农、台吉等，在库伦的伯勒奇尔举行会盟。阿喇尼向与会众蒙古首领宣示了康熙帝谕旨：“尔等以兄弟之亲互相吞并，异日必致交恶生乱，朕心恻焉……尔汗、济农、台吉等，当仰体朕意及达赖喇嘛之心，尽释前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扎萨克，令其和协，照旧安居。”对康熙帝的谕旨，喀尔喀众蒙古首领等一致表示遵从，并一起在噶尔丹西勒图及喀尔喀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面前立下誓言。阿喇尼等又令两翼将互相侵占的台吉人民各归本主；济农、台吉等亦立誓，今后永远和睦相处。在这次会盟中将原设八旗析为十四旗。

噶尔丹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蓄意破坏会盟。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噶尔丹借口会盟中，哲布尊丹巴对使者不恭，率3万大军控制札萨克图汗部，唆使沙喇进攻土谢图汗，并命其弟多尔济札卜领兵掠夺右翼人畜。土谢图汗在愤怒之中，贸然出兵击杀沙喇和多尔济札卜。噶尔丹以此为口实，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大举进攻喀尔喀左翼，在特木尔大败土谢图汗，直逼库伦。与此同时，沙俄也与噶尔丹相呼应，从乌丁斯克出兵。

噶尔丹发动兼并喀尔喀蒙古的战争，是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相呼应的。沙俄在17世纪60年代占领了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贝加尔湖至石勒喀河的大片领土，并妄图侵入喀尔喀腹地。对众蒙古王公贵族，沙俄极力拉拢他们，妄图把他们变成俄国的臣民，把其属下的居民变成向俄国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吞并他们居住的土地。噶尔丹成为准噶尔的首脑后，沙俄企图利用他作为侵略工具，把势力伸入喀尔喀蒙古及漠西蒙古等地。噶尔丹为了实现其吞并众蒙古的野心，不惜勾结沙俄，引狼入室。从17世纪70年代起，噶尔丹几乎每年都遣使赴俄。当噶尔丹发动对喀尔喀蒙古的战争时，沙俄侵略军也从乌丁斯克出动。噶尔丹侵入克鲁伦河地区，打算顺河而下，直取科尔沁蒙古，这时，他扬言俄罗斯援兵将帮助他达到目的。

在噶尔丹与沙俄侵略者的两面夹击下，喀尔喀蒙古处境极其危险。当时土谢图汗正率主力部队在北方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与俄军作战。而噶尔丹对其后方的大举进攻使土谢图汗阵脚大乱，部众溃散各处。俄方曾欲乘机收降喀尔喀难民。哲布尊丹巴胡士克图对济农、台吉等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指康熙），可邀万年之福。”台吉及民众对这一正确主张表示赞同，于是漠北蒙古各部纷纷南下，投靠清王朝。

噶尔丹见哲布尊丹巴等投靠了清王朝，便于同年七月上疏，要求清廷对哲布尊丹巴等“或拒而不纳，或擒以付之”。并且他还拒绝康熙的调停建议，声称“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哲布尊丹巴”。当时，清廷左右为难。康熙后来回忆说：“其时若不允其内附，恩养得所，必皆沦入于厄鲁特”，无异于纵容噶尔丹的侵掠暴行，而且助长噶尔丹的嚣张气焰；“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构难”。可是，康熙“经熟筹”，甘冒与噶尔丹决裂的风险，决定接纳受侵害来归的哲布尊丹巴等喀尔喀人。八月，土谢图汗在鄂罗会诺尔与噶尔丹进行最后决战，但遭到失败，于是他率众越瀚海，与哲布尊丹巴会合。九月初八，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分别率领属下进入清朝境内，请求清廷保护。康熙立即批准他们的申请，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讯界，安置来归的蒙古部落，以米粮赈济不能度日之人。此后又有车臣汗及札萨克图汗所属陆续来归，清廷一律收容他们，并作了妥善安排。康熙令将喀尔喀部众分别安置在苏尼特、乌珠穆沁、乌喇特诸部牧地内游牧。

清朝政府把喀尔喀部暂时安顿在讯界内外，目的在于让它收集逃散的部众，等平定噶尔丹之后，让他们重新回归故地。但喀尔喀内部并无法度，各部间常发生相互争夺之事，如不制定法律加以约束，则现在部众也会日益离散。因此，清朝政府决定，按照管理内蒙古四十九旗的办法，来管理喀尔喀蒙古各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廷命内蒙古所属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喀尔喀达尔汉亲王诺内、台吉多尔济思札卜等，率内蒙古各旗所选派的都统、副都统、长史等官员赴喀尔喀蒙古，分三路增设札萨克（旗长），将散落各处的部众集合起来，组成旗队，统一管理。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库伦伯勒奇尔会盟的十四旗基础上，增设十二旗，共为二十六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与噶尔丹的部队于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败逃，清军取得辉煌胜利。失败后的噶尔丹实力大为削弱，于是他向清廷进表请罪，并发誓不再进攻喀尔喀各部。八月十八日，康熙帝派人告诉噶尔丹，再次申明了喀尔喀各蒙古与清王朝的臣属关系。同时，为加强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团结，使噶尔丹无机可乘，清廷决定在多伦诺尔举行喀尔喀蒙古各部的会盟大会。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月，康熙帝决定喀尔喀蒙古三部举行大会盟，所有蒙古王公均要参加，时间定在七月份，地点待定，而且此次会盟由康熙帝亲自主持。这将是有史以来蒙古草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虽然，这一计划因噶尔丹的入侵而被暂时搁置，但乌兰布通之战后，举行会盟不再有任何困难了，并成为康熙帝最紧要的事情。康熙三十年（1691年）正月，刚过春节，康熙帝下令：组织各部于清明前后举行会盟，各部院加紧准备。到三月，决定会盟地点定在多伦诺尔。

四月三十日，康熙率领的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兵沿滦河而上，与经独石口和上都牧场而来的下五旗军队齐集多伦，在此安营扎寨。清廷命喀尔喀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帐幕在五十里外，共同环绕康熙行营屯列。五月初一，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尊旨，为擅自出兵击杀札萨克图汗具疏请罪。五月初二，康熙召见蒙古贵族，因为土谢图汗头一天已将自己的过错呈叙并向皇上请罪，也因为他亲领部众归属大清，康熙不忍将其治罪就赦免了他，并将策妄札人的札萨克图汗之号封为汗。随后，清政府列仪仗，置乐队，理藩院官员引喀尔喀蒙古贵族列于右队，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列于左队，分别朝拜康熙皇帝，通过与蒙古王公饮宴欢聚，清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调整。

五月初三，颁赏封爵。分别赏赐给喀尔喀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策妄札人、车臣汗每人千两白银，15匹蟒缎、15匹彩段，及银器、袍帽、茶布等其他物品。康熙还按照等级高低分别赏赐给济农、台吉等人银缎诸物若干。颁赏之后，康熙再次召见喀尔喀汗、济农、台吉等35名贵族，并赐宴。在宴席上，康熙命令他们不要过于拘束，每人可畅所欲言，“舒怀共语”。酒宴结束后，康熙又因策妄札人年幼而把皇子的衣服、数珠赐给他一些，使人觉得他们情同父子。

同日，康熙应喀尔喀汗、台吉等要求，宣布将喀尔喀与内蒙古四十九旗按同一体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共分三十六旗。土谢图汗、车臣汗名号仍旧存留；封策妄扎卜为和硕亲王，其余“去其济农、诺颜之名”，各按等级，授以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台吉之衔。对其中那些最先提倡归属大清，奏请按照四十九旗一例编设，以及在镇压噶尔丹叛乱中功绩显著的有功人员，又加以特殊表彰，从优封授。最后康熙向他们申明法度的严肃性：“自今以往，尔等体朕爱养之恩，各守法度，力行恭顺。如此，则尔等生计渐蕃，福及子孙，世世被泽。”

五月初四，举行阅兵仪式。康熙走出行宫，穿上鲜亮的甲胄，乘上高头大马，“遍阅队伍”，喀尔喀部队及八旗官兵，肃立敬礼，接受皇帝检阅。之后，树侯校射，康熙帝首先弯弓劲射，十矢九中，蒙古王公赞为神武。康熙又率四十九旗王、贝勒、贝子、台吉及喀尔喀汗、王、台吉等一同“大阅军容”。满洲八旗官兵、汉军火器营官兵及总兵蔡元属下众官兵，都各依次序列阵，号角冲天，枪炮齐鸣，清军众将士齐声高呼前进，震天动地，显示了清军强大的威势。

五月初五，康熙到达喀尔喀蒙古驻地，对穷困的部众赏给他们银两与布匹等物。又赐给喀尔喀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大批牛羊。初六，遣原任尚书阿喇尼、侍郎布彦图、索诺和、文达、学士达虎等，“往编喀尔喀旗分佐领，拨给游牧地方”。五月初七，会盟完毕之后，康熙帝启程回京，一切未及处理之事由尚书马齐在此负责办理。四十九旗及喀尔喀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在道路两旁恭送康熙，“依恋不已，伏地流涕”，情景至为感人。

为纪念这一盛事，以及满足蒙古贵族的心愿，清廷在多伦兴建汇宗寺，“利用宗教，以一众志”。

本次会盟对于加强漠北蒙古各部间的团结、平息其内部长期的纠纷具有重大的作用。它密切了蒙古族与清廷的关系，重新在喀尔喀蒙古建立起封建秩序，使清廷对喀尔喀的控制与管理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喀尔喀各部也成为戍守我国北部边疆的最主要力量之一。康熙对这方面的意义认识相当深刻。他在归途中对扈从诸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他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回京不久，正值工部议复古北口总兵蔡元请修古北口边墙一疏，康熙为此特别降谕。在谕旨中，康熙帝就得民心为治国安邦之本作了专门论述。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此后，喀尔喀蒙古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土谢图汗上疏：“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康熙对此极力支持，命理藩院遣官一员，于来年春“指授膏腴之地，令其种植”。还向蒙古各部落颁布历书，“照民历式样，全行翻译，将部落之名注于历内”。

会盟之后，喀尔喀蒙古重新恢复了声势，其散逃各地的部众也纷纷归来，清政府对前来投顺的蒙古部众大加欢迎，热情款待他们，妥善安置他们，并按人口、功次授予相应的爵位。如同年闰七月游牧于土拉等地方的喀尔喀西卜退哈滩巴图尔来降，清廷授予他辅国公；九月，喀尔喀达拉玛希里卓特巴来降，清廷封他为多罗贝勒。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九月，游牧于色楞额的英格特布哈等地的根敦戴青亦率“所属七百余户、四台吉及千余弓箭手，共三千余口”归附，康熙在接见他时“加恩授为扎萨克多罗贝勒”。清廷的政策吸引了失散在国内各地的喀尔喀蒙古人，同时也对流亡国外的喀尔喀蒙古部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有些过去流入俄国的蒙古族，陆续回归祖国。三十年（1691年）车臣汗部车卜登属下千余户从俄国回归祖国，三十二年（1693年），土谢图汗部车陵扎卜等八台吉率领部下六百余丁，摆脱沙俄控制，迁入克鲁伦河畔的巴颜乌兰草原，与西卜退哈滩巴图尔一起游牧，康熙授车陵扎卜为扎萨克一等台吉，把他的部众编为四佐领。由于喀尔喀重新统一，并加强了内部团结，其实力进一步发展，在巩固边疆及抗击外敌的斗争中地位日益重要。

康熙二度亲征

噶尔丹逃回科布多后，一面收集残余力量，发展势力，图谋东山再起，一面派人去莫斯科，向沙俄乞求支援。噶尔丹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起，多次派使者去沙俄活动。他给沙皇写信说：“我等与陛下一向是具有同一事业的兄弟，蒙古乃陛下我等之敌人，为了你我双方事业的成功，敬请陛下就兵员、火药、铅弹和大炮等一切作战之所需，给予至善的谕旨。”这一请求对沙俄来说求之不得，此后沙俄多次遣使会见噶尔丹，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噶尔丹的野心又迅速膨胀起来。与此同时，他给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一些首领写信，大力煽动叛乱，挑拨各部与清朝的关系。为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噶尔丹在大草原上带兵到处抢劫，掠夺他部的牲蓄及其他财产。他还杀害清王朝的官员，噶尔丹的行为与野心使大草原再次笼罩在战争的血腥气氛之中。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八月，噶尔丹派人在哈密附近杀害了前往策妄阿拉布坦的清使马迪等官员。不久噶尔丹又重新提出索要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并要求康熙帝把喀尔喀蒙古各部内迁牧民送还故地。并密派使者在内蒙古到处散发书信，煽动当地人民叛乱。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率骑兵3万，沿克鲁伦而下，向漠南发起大举进攻，又燃叛乱战火。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面对噶尔丹的疯狂进犯，康熙帝决定再次御驾亲征。他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盛京兵两千，宁古塔兵一千，科尔沁兵四千，沿克鲁伦河进击，这是东路兵；西路，由费扬古统率蒙古兵从归化出发进击噶尔丹，以切断他的退路；康熙帝则统率大军出中路，从独石口迎击噶尔丹大军。五月，康熙率军到达拖陵布喇克。他派人到噶尔丹军中宣布皇帝敕谕，向噶尔丹指出清廷三路大军已到，但皇上因不忍见生灵涂炭，故希望与噶尔丹会面，以划界分治。噶尔丹对此置之不理。五月初七，清军侦探到噶尔丹的位置，康熙立即率兵从枯库车尔地方迎击噶尔丹。他亲率前锋兵在前，诸军依次前进，“兵威之盛弥山遍野，不见边际，整齐严密，肃然无声”。是日，清军在西巴尔台驻下，噶尔丹“乞暂缓师”，康熙清楚他另有图谋，便以“此地乏水”为由，拒绝了噶尔丹。次日，直趋克鲁伦河。克鲁伦乃兵家必争之地，康熙亲“率数人登高执圆镜远望”，观察地形，然后部署兵力。他派遣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达尔汉亲王班第、喀尔喀车臣汗等率军“往据西方巴尔代哈山麓高处，佯作全军从此经行之状”，以引诱敌人。同时康熙帝亲率大军“争先据河”。噶尔丹对康熙帝御驾亲征之事并不相信，说：“康熙皇帝不在中国安居逸乐，过此无水瀚海之地，宁能飞渡乎？”后从康熙放回的厄鲁特人口中得知皇帝确实亲自率军作战，他又到北方孟纳尔山遥望清军大兵队伍行列规模“不似乌兰布通时”，方大惊失色说：“是从天而降耶！”于是传令众人，放弃庐帐器械全军撤去。

康熙抵达克鲁伦，对各队领军大臣说：“噶尔丹若据克鲁伦河，我兵夺河交战犹稍费力，今观其不于此拒战，而竟逃窜，是自开门户以与我也。审其情形，肯定是连夜逃跑而去，当轻骑急追。”自五月初八至十二日，康熙以“疾驰莫惮追奔力，须使穷禽入网罗”的决心，率领清军将士追赶了五天，经克勒河溯流到拖讷阿林（拖讷山）。此刻，由于进军太快，军粮不继，不得已决定，改由全部前锋军、满洲火器营兵及亲随护军，组成一支精悍部队，每人凑足二十日口粮，由刚授平北大将军的内大臣马思喀率领，继续追讨噶尔丹。康熙自出师以来，“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士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一直挥军前进，有时因驻跸处条件不好，臣下们打算退几步重新设置皇帝的行幄，康熙也不答应。这次只因“西路兵及两路饷皆未如约而至”，不得不安排轻骑前进，自率大队回军迎粮。他料定噶尔丹此次难以逃脱，“捷音数日内即到”。中、西两路大军距敌主力越来越近，清军已形成了对噶尔丹的夹击之势。

西路两支军队一路克服了粮饷难继、马匹倒毙等无数的困难，为加快行军速度，不得不中途汰除羸弱疲病兵卒，集中精锐兵士和粮食日夜行进。当两支队伍会师翁金后，清军将士得知康熙帝也在前线时，更加快了行程。五月初四兵抵土拉河（今乌兰巴托西南）。当全军刚刚行抵昭莫多，他们便遭遇了噶尔丹的先头部队。费扬古来不及布阵，立即命令将士各据险要，一万四千余清军在昭莫多布下擒寇的网罗。

昭莫多，蒙古语大树林之义。此地依水临山，森林丛集，地理位置重要，是克鲁伦河至土拉河的必经之地。当噶尔丹在窜逃途中听说清军两路兵马正全力赶赴昭莫多地时，噶尔丹异常担心会被阻击在昭莫多一带，那将是灾难性的。于是他催促他的部卒拼命前进，抢占昭莫多一地，据险以遏清军。但他还是迟了一步，清军正在昭莫多等着他的到来。

清军刚进入阵地，噶尔丹军队便蜂拥而至，犹如一阵狂涛袭来。想逃命的叛军一次又一次地向清军阵地发起冲击，小山岗前人喊马嘶，山林摇动。清军凭借有利地势，枪炮齐发，噶尔丹的叛军被毙伤无数。双方枪铳互射，昭莫多被笼罩在浓浓的烟雾之中。夕阳西沉，双方仍在拼杀。噶尔丹的亲信将领中有不少人已丧身于清军的炮火之下，而清军也有不少伤亡，双方胜负未分。

噶尔丹眼见与清军激战一个下午，也无法突破清军的阵地，便想利用黑夜的掩护，偷偷溜掉。但他的行动被清军发现了。清军宁夏总兵殷化行向主帅费扬古建议，偷袭噶尔丹后路。于是，费扬古便派出一支精锐部队绕过阵前，突然间向噶尔丹的背部发动猛攻。噶尔丹部顿时陷入混乱当中，在清军的两面夹击下，腹背受敌的噶尔丹全线崩溃。噶尔丹的妻子阿奴在混战中被杀，部众被清军击毙无数。噶尔丹见此情景，心知大势已去，便在心腹的保护下，夺路逃命而去。清军大获全胜。

昭莫多战后，噶尔丹已无路可逃，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康熙采取收抚降众、遏绝噶尔丹外援的策略，彻底地孤立了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此时也遣使入朝，接受清朝的册封，噶尔丹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但他顽固不化，拒不接受清廷招抚。

康熙三征噶尔丹

康熙在第二次亲自征伐噶尔丹还没结束时，就已经开始准备第三次征伐的工作。诸如：派户部尚书兼属理藩院事马齐到陕甘一带，通往宁夏，于“并阅大兵所行之路”设立驿站；派副统领阿南达调查从宁夏及嘉峪关西路出兵，至噶尔丹盘踞的萨克萨特呼里克的道里远近。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正月，大臣以及一些官员有些轻敌，劝说皇帝停止亲征。康熙觉察到形势的发展对自己有利，并且到处存在轻敌思想，所以，他多次说明亲征宁夏的原因和益处。他对大学士说，“览周士皇所奏，虽臣子之情当然，但周士皇未知其中之故”，正因噶尔丹“今穷困已极，故乘此机会，亲临塞外，酌量调度”。以前吴三桂的背叛，对之重视不够，没有迅速派遣充足的大兵，所以“吴三桂煽惑人心，遂至滋蔓”。后来“朕日夜绸缪，调遣大兵，几费心力，方得扑灭”。由此可见，如果不在噶尔丹处于不利形势之下及时征伐，以后必然会花费更多的物力、兵力，会有更多的困难。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初六，康熙第三次亲自率兵征伐噶尔丹，从京城出发，通过了山西大同、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等地，由边外前行，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宁夏。

这在西北蒙古诸部中引起巨大震动。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台吉们觉察到自己已无力抗争，于是纷纷上疏请罪，愿意归顺朝廷，更有甚者还愿意与朝廷共剿噶尔丹，这正合康熙之意。与此同时，康熙帝调派两路大军进剿。一路由大将军费扬古率兵三千出归化，由昭武将军马斯喀率兵二千出宁夏，在郭多哩处会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达兰扎达加德附近），然后北进；另一路由孙思克、博霁率西安、甘肃兵二千前往肃州，再由阿南达率领出嘉峪关，取道哈密北进。在一个月之内，康熙皇帝安排好运粮和调遣各路大军的事务。闰三月十五日从宁夏北上，半个月后，到达了狼山的南面，亲自送行宁夏一路兵。四月初七，在河套一带离岸登舟，沿黄河顺流而下。

康熙帝踏上归途，可他的心惦念着在无水无草的沙碛中前进的将士。他坚信这一次必胜，不会再有像克鲁伦河回撤的那种担心。他知道噶尔丹已是死期将至，数日内当有佳音传来。四月十四日夜，有消息传来说噶尔丹已死。康熙皇帝不敢相信，十分激动，迅速上岸，连夜亲自迎接送信的使者。十五日早晨，一小船自上游急驶而来。散秩大臣布克韬登岸跪呈大将军费扬古奏章，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在阿察阿穆塔台地方“清晨得病，其晚即死，不知何症”。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

康熙帝拿着奏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近20年来，西北、北部边疆动荡难安，人民流离失所，时刻威胁着内地的稳定，引起沙俄对领土的觊觎蚕食，噶尔丹之罪是死有余辜。而八年平叛，无数将士饱经风霜雨雪，忍受着酷暑严寒的折磨，饥渴难耐，尝够了艰辛，甚至葬身沙海和战场。康熙帝自己也没有贪图安逸享受，三次亲自率兵征伐，每日分兵派将，“筹划储备兵马钱粮，无晷刻之闲。在路也，晨则蒙雾露，昼则冒尘沙，口疲于诫诲，手胼于鞭辔，行数千里之外，以至于斯者，亦只以此孑遗之噶尔丹之故也”。心患已除掉，西北地区从此就稳定下来，“今紧要喜庆之大事，无有过于此者”，他当即给在京主政的皇太子胤礽写信，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喜讯，与他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他激动万分，以致于“持笔不能成文”。

康熙帝在黄河岸边对天叩拜，随后全体文武官员及兵士举行了庆贺礼。他下令命费扬古率兵到丹济拉处，让那些出征的部队马上撤回，把投降的人押回来。

马上的康熙帝，按辔缓行，对身边的太监说：“噶尔丹已死，各部皆已归顺，大事已毕。朕两岁之间三出沙漠，栉风沐雨，并日而餐，不毛不水之地，黄沙无人之境，可谓苦而不言苦，人皆避而朕不避，千辛万苦之中立此大功。朕之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至矣，可谓尽矣。”

五月十六日，康熙帝胜利归京。

对噶尔丹的征讨，在历史上意义深远。它扫除了漠北、西北地区一大不安定因素，社会秩序有所稳定，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的统一管辖。不仅如此，其对加强边防、禁止他国入侵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沙俄对我国蒙古族居住地区的侵略，寄希望于噶尔丹的配合，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使沙俄失去了依靠力量，且团结众蒙古部落，使之成为抵御沙俄侵略的屏障。

蠲免赋税，巡视河防

南巡治水

清定鼎北京后，经过长期的征战，消灭了南明政权，镇压了各地的起义与反抗，讨平了吴三桂的反叛，收复台湾之后，清政府才得以巩固它在全国的统治。但连年战乱，造成了人口大量的减少，土地大片荒芜，许多地区异常萧条，而且社会上怀念明朝的势力依然存在，因此，战争结束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此来争取民心。

清初黄河不断决口，给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民流离失所。淮河、睢水流入洪泽湖内，也在清河县泻入黄河。该地河流众多，情况复杂，河水经常泛滥，给沿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不但对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起着破坏性的作用，还直接影响着清政府至关重要的漕粮运输。清王朝每年要从江南通过运河水道运四百万石粮食到京师，供皇室、京城官宦及驻京旗兵需用。一旦漕运受阻，京城就会一片混乱。因此康熙亲政后，即把河务与漕运列为与三藩同等重要的大事。恢复生产、安抚人心的关键所在是治理黄河。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六次南巡，亲自巡视黄河河工，赈济当地灾民，笼络汉族士绅，成为其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措施。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国内大规模的战争局面结束了。当年春，翰林院编修曹禾、吏科给事中王承祖分别上疏，呈请皇帝仿古代帝王之巡狩，登泰山封禅，以告成功。康熙也想利用南巡考察河务、漕运，慰问灾民，观风问俗。于是于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八，康熙皇帝率大批侍从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的南巡之旅。亲登泰山后，车驾驻于郯城红花铺，河道总督靳辅来朝。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1652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初涉政坛。此后，靳辅因其颇有才干，不断地升迁。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内阁中书，不久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靳辅由郎中一职而升至内阁学士，连续升了四级。康熙十年（1671年），靳辅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治绩优著。十五年（1676年），康熙对其实心办事给予嘉奖，“加兵部尚书衔”。不久以后，康熙帝将其擢升河道总督，康熙帝寄希望于靳辅能治理好黄河。

靳辅对康熙的知遇之恩感谢不尽，他用他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康熙帝。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月接到任命后，四月初六即赶赴宿迁河工署就任。莅任之后，他除随时向幕宾陈潢请教之外，还“遍历河干，广谘博询”，对黄河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及任上，不论是绅士、走卒以及工匠役夫，只要有参考价值，靳辅都会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研究了我国历代治河的利弊得失，主张继承明代河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希望以此法治理黄河。他体会康熙帝“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在《河道敝坏已极疏》中，批驳了只知“保护漕运”而不求治黄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统筹全局指导方针，并将如何治理黄河写成《经理河工八疏》，同日呈交皇帝。其中主张，挑挖云梯关至海口一段河身，以此土筑堤，以加大黄河入海口；疏浚清口，使淮入黄；加固高家堰堤坝，堵塞决口等。康熙帝对靳辅的治河方策大加赞赏。康熙十七年（1678年）经过议政王大臣议复，批准实行。二月，又决定拨出正项钱粮250余万两，供治河使用，并限三年内完工。从此，清初大规模治河全面展开，并逐步取得成效。靳辅先派人在黄河河道两边各挖一条引河，以所挑之土，筑两岸之堤。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以引导黄河入海。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靳辅治河就已收到成效，海口大开，黄河下流疏通。为解决黄河水内灌运河问题，靳辅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奏请封闭清口，从文华寺开挖新的运河河道，以七里闸为新的运口，使新挖的一段运河在武家墩、烂泥浅与黄河汇合，运河又与黄河相合。明朝初年，南来漕船到清江浦天妃闸进入黄河。明万历年间，河臣潘季驯移运口于新庄闸（亦名天妃）以纳清而避黄，称为清口。靳辅改以七里闸为运口后，扬帆直上，减少了在黄河运输的路程，也减少了风险，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以淮水敌黄，又加固高家堰，修复归仁堤。

黄河筑堤图　清

高家堰是洪泽湖与高邮、宝应诸湖之间的堤堰。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挽湖束水、捍淮敌黄，使洪泽湖的水能顺利地流出去，同时它也屏障着运河。康熙十五年（1676年）大水，高家堰多处溃决，泛滥的洪水冲决了漕堤，下河七州县大部被淹。靳辅将诸决口全部堵塞，将清口与周桥间九十里的大堤又加厚增高，并于周桥至翟坝三十里旧无堤并已成河九道之处亦创建新堤。靳辅同时也保留了六处减水坝，以备旱时蓄水济运；洪涝之时排出洪水以保护大堤。靳辅并于堤外帮筑堤坡，坡长为堤高的8倍，同时靳辅还命令在坡上种树植草，勤加维护，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这项工程从十七年（1678年）动工，到第二年七月全部竣工。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围出了大片的肥沃土地，可以招人进行开垦。“增赋足民”。归仁堤原是用来约束睢水以及邸家、白鹿等湖的湖水，使它们不致于冲入淮河，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处入黄河，帮助黄河冲刷其携带的泥沙下海。清初，许多河臣认为归仁堤与运道无关，因此许多年没有修理，经常崩溃。靳辅认为归仁堤失修是黄河常年泛滥的原因之一，遂于康熙十八年动工修复。首先把旧堤加高培厚，随后靳辅又指挥开挖了一条引河，并用其土筑大坝一道，此外又筑滚水坝一座，防止黄水倒灌。修复后的归仁堤，成为抵御黄河泛滥的一道屏障。随后靳辅又实施了皂河工程。康熙初年，漕船入黄河，经一段路程后到达宿迁，由董口出黄河向北入运河。后董口淤塞，漕船便取道骆马湖，西北行四十里进入沟河，又二十余里漕船到达窑湾口而入泇河。“湖浅水面阔，纤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挑掘舁送，宿邑骚然”。靳辅发现宿迁西北四十里皂河集有许多沟渠，还有已淤平的旧日河床，因而上疏要求，并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议准，用节省的河工钱粮，兴工挑挖新河浚通旧水，在骆马湖旁挖出了四十里的皂河，上接泇河，下达黄河，行驶安全，便于漕运。又自皂河迤东，历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二十里，挑新河三千余丈，并且把运口也移到了张家庄，以防黄水倒灌。此项工程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动工，中间又被大水冲淤，历时二年始告成功。

另外，为保护重要堤堰，靳辅还增筑一系列滚水坝与减水坝，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经朝廷批准，靳辅又在徐州长樊大坝之外，“创筑月堤，长一千八百六十九丈”。经过靳辅的几年努力，黄淮的治理已初见成效。但遇有大水，仍会发生河道溃决之事。康熙此次南巡，便欲亲往其地，视察河工。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初八，康熙帝继续南巡到达江南（今江苏）宿迁。十九日，到达桃源县众兴集，康熙亲自到黄河北堤岸巡视，指示靳辅要筹划精详，措施得当，使黄河之水顺势东下，不再有溃决之势。对于宿迁、桃源、清河等地日益增多的减水坝，康熙指出，此项措施对治理黄河只能起一时之利，如果遇到河水泛滥，减水坝决口，下游居民就要受到巨大损失，因命靳辅筹措一举两得之法，既使河道免梗塞之患，又使人民无生产之忧。十月二十二日，康熙乘船过高邮、宝应等处时，发现洪水将大量的土地房屋淹没，遂登岸步行十余里视察水势，召集当地生员耆老查问遭灾原因，众人指出这是因为黄河入海口被泥沙堵塞，水流下泄不畅，导致了良田被淹，此情况已长达二十年之久。康熙遂命江南江西总督王新筹划赈济。康熙帝在此次南巡中最远到达苏州。十月底自无锡、丹阳由陆路经句容，十一月初一到达江宁（今江苏南京）。十一月初二，康熙帝拜谒明太祖陵，表示要勤勉治国，吸取前代兴废的教训。十一月初十，经过清河县天妃闸，康熙登岸巡视高家堰堤工，指示靳辅：高家堰关系重大，必须年年加以防护，不可轻视。并命靳辅斟酌妥善之策，使黄河之水永不倒灌运河。巡河完毕后，康熙帝于归途中到曲阜孔庙朝拜孔子，亲书“万世师表”四字，悬挂于大成殿，大大抬高孔子的地位，同时免去曲阜县一年的地丁钱粮。十一月二十八日，康熙返回京城南苑，第一次南巡结束。

停止圈地令

清初的圈地主要是在京师附近地区推行的。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多尔衮为解决满洲人入关后的生计问题，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说是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上北京附近地区的土地，不管有主还是无主，都统统地被圈占。“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多尔衮第二次下达圈地令，圈地地区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他命令上述地区的地方官吏将无主田地尽数查明，交给八旗兵丁耕种。此外，还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为由，下令满洲八旗兵丁驻防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同时将各地的无主荒田交给满兵。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清廷又开始第三次圈地。清廷借口以前所圈土地“薄地甚多”，而“今年东来满洲又无地耕种”，下令近京各府、州县内所有土地，一部分拨换去年所圈薄地，一部分分给今年新来的满族人。土地被圈占的民人被安插到其他地方。这一次圈地涉及近京四十二州县，范围较广。

同年三月，由于入关的满洲人已基本安顿下来，所以多尔衮发布命令：自今以后，圈占田地永行禁止。此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但零星的圈地、换地仍时有发生。如顺治八年（1651年），户部曾下令在文安、良乡、涿州等地圈地13处。

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再次发出停止圈地的命令，但小规模的圈换土地之事仍未停止。

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亲政后的康熙皇帝谕令户部：“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禁止，其今年已圈者，悉令给还。”至此，官方的圈地宣告停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又下令：停止圈拨直隶各州县的民人田地。各处壮丁及新满洲应拨地亩，将于皇庄及八旗等土地内多余部分拨给。这样，起于顺治元年（1644年）的圈地终于结束了。

清初圈地持续二三十年，名义上是圈占无主的土地，但实际上民人的土地大量被占。当时圈地是由户部主持的，这些人来到一个村庄之后，常常是跑马圈地，凡马跑过的地域内，不管是房屋还是其他的东西，一律圈占，在此范围内的民人一律迁往他处。原来田产的主人自然要被扫地出门。

受地的八旗贵族、官兵常常借口土地瘠薄，不断新圈拨换。仅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畿辅四十一县沃地就多达约99万垧。汉族官员以圈地上有害于国家的征税，下不利于人民生产，上疏力争，清廷每次下令圈占时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而这些话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圈地一直在断续地进行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才告结束。

当时圈地的总数实在难以统计，不过可以从几个侧面略窥一二。在顺治二年至三年（1645～1646年）的时间内，清统治者在近京四十二州县内一共圈占土地5.4万多顷。从一州一县的统计来看，所圈田地的比例是很大的。如密云，在圈地之后所余民田不过1/6。在遵化，99％的民田都被圈占了。再从北直隶大多数州县圈地的总量来看，北直隶七十二州县有20多万顷土地被圈占，约占该地区田地总数的70％左右。

由此可见，清初的圈地，不但数量庞大，而且比例惊人，各州县的民地被圈占了大半。

清廷圈占土地主要有三个目的：一部分授给八旗士兵作为份地。一部分分给满汉贵族和旗人官员，作为王庄和官僚庄田。另一部分则作为皇庄。庄丁、战俘、投充人等是这些田庄上的劳动者。这些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和人身自由，处于农奴的地位。

清初在京畿地区的圈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第一，圈地使许多民人背井离乡，最终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第二，圈地导致“投充”和逃人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圈地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

圈地之外，又有所谓的“投充”。它既是满洲贵族奴役汉族的重要途径之一，又为进一步侵占汉民耕地房产大开方便之门。

通过圈地和接纳投充，满洲贵族及其八旗兵丁掠夺了数量惊人的土地。如遵化州经过圈占和投充后，剩下的民地不到原额的1％，蓟州不到原来的2％，东安县最为彻底，“尽行圈丈讫，并无余剩”。

满洲八旗人员用这种野蛮的掠夺方式，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劳动力，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般的生活。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口数量更大，一般都选用“汉族人悍猾者”充任庄头，有的庄头竟还被授予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这样做既便于对庄园内的农奴进行管理，又可以对付州县官吏的箝束，借以保证源源不绝的剥削收入。

二次南巡

康熙首次南巡返京后，立即部署疏浚海口一事。他已亲身视察了治黄工程，深知永久地解除黄河水患还没有实现，以往的争论都已过去，重要的是真抓实干。每实施一项工程，他都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尤其重视靳辅的意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经靳辅呈请，在徐州毛城铺、河南考城、仪封黄河两岸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筑堤筑坝工程。高家堰也开始得到加固。然而康熙帝觉得应尽快将遭水灾的难民救出苦海，而且他认为靳辅治河只关注防堵，这些都不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以他的想法，只要能将黄河来水及高邮、定应等地积水顺畅排出，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所以根本的方法就是开挖海口，如此才能一劳永逸。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底，伊桑阿一行回京、并提出与康熙帝一样的下挖海口的意见后，康熙帝便决定开挖海口，并当即下令由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此事，由靳辅相予支持，不得有误。

旨意下达，立即引起一场争论。

靳辅和于成龙先后上疏，可见解却完全相反。靳辅根据多年经验提出，海口不能轻易挖开。因为泛区有很多地方低于海平面，如海口一开，不仅难排积水，反倒会引起海水倒灌，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筑堤束水，以击退海潮。而于成龙却坚持开浚海口，坚决执行皇上的主张。双方一时相持不下。康熙虽重治河，但并非行家，对靳辅的正确意见不能理解，加之开挖下河最初是康熙本人所提议，而靳辅此时又卷入被弹劾的明珠一案，遂偏袒于成龙，将靳辅罢官。康熙帝很想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前，将治河问题基本解决，以免除后顾之忧。于是决定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初再次南巡河工。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初八，康熙帝亲率皇长子胤禔及扈从300余人，从北京出发，再次南巡，“躬历河道，兼欲观览民情，周知吏治”。正月十四，康熙到达山东平原县，晓谕山东巡抚钱珏，免除山东一年地丁正赋。正月二十三日抵达宿迁。康熙亲率随从大臣及江南总督傅拉塔、河道总督王新命、漕运总督马世济等阅视中河，指出河道关系漕运民生，对地形水性应加以研究，科学治河。同时又指出，中河邻近黄河，若遇上雨水丰沛之年，水势愈涨，万一黄堤溃决，无法加以拦阻，中河、黄河必将混而为一，应该筹划一妥善预防之法。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免除了江南历年积欠，包括地丁钱粮、屯粮、芦银、米麦豆杂税等共二百二十余万两。二月十一日，康熙南巡抵达杭州，因江南、浙江士人极多，特诏入学额数应酌量增加，永昭弘奖。为安抚人心，特诏凡经过地方尚被监禁狱中的犯人，除十恶不赦及诏款所不赦等罪及官员犯贪赃罪外，其余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十一以前死罪及军流徙罪以下，不管有没有完结，一律加以释放。此次南巡，康熙最远到达浙江绍兴府会稽山麓，亲往禹陵，拜祭大禹。三月初七，康熙于南巡归途中率随行诸臣到高家堰一带视察堤岸闸坝，重新肯定了高家堰减水坝的作用。对淮河存在的问题，除表示同意王新命将天长、盱眙、六合等处疏浚旧有河道以使雨水入长江而不入淮的建议外，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康熙说：必于淮水会合之处修置板闸，如淮水上涨，打开闸门以泄洪，淮黄均敌，则闭加不令旁溢。通过二次南巡的实地考察，康熙对靳辅有了新的认识，江南淮安民人皆称誉靳辅治河得当，于是恢复靳辅以前的官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靳辅奉旨写成《治河书》（即《治河方略》），疏表进呈。此后凡遇河工方面的问题，康熙都命令去询问靳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部噶尔丹北犯边疆加剧，康熙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北部边防上。康熙三十年（1691年），有人揭发王新命勒取库银，康熙遂免去王新命治河总督之职，命靳辅复任河道总督，以保证漕运畅通。

康熙对靳辅抱有很大期望。但靳辅此时已年老体衰，在奉命向山西督运救灾漕粮时，因操劳过度在河南荥泽县病倒。皇帝闻讯，特命其子治豫前往探视，又命内大臣明珠往视，传谕留淮调理病情。但靳辅终因病情过重，于三十一年（1692年）十一月去世。康熙降旨悼念，下部议恤，赐祭葬，谥文襄。靳辅卧病时，接连上疏“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几万言，又“请豁开河筑堤废田之粮，并清淤出成熟地亩之赋”。康熙高度重视靳辅的建议，对其一一加以研究。其中仅高家堰堤外另筑小堤和引黄水内灌使淤平洼地两项未用，其他如重视黄河险工、加筑中河遥堤、塞张庄运口、修骆马湖石闸及占用民地豁免钱粮，涸出腴地查出升科等，一一采纳，并逐项落实。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康熙三十六（1697年）年，康熙此时专注于边患，无暇亲临河工，只能依靠河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于成龙因父丧回旗守制，康熙命漕运总督董安国继任总督。但此人“于河工不亲巡历”，凡事都交与手下人办理，毫无建树，而且他还别出心裁，竟在临近黄河海口的马家港筑拦黄大坝，堵塞黄河河水下流，河工日坏。面对这样的无能河臣，康熙更加思念靳辅。

治理黄淮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征讨噶尔丹的战争胜利结束，天下没有大事，只有黄淮水患严重，经常决口，淹没了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所以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治理黄淮。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正月，他决定第三次向南出巡，检查河道，制定策略。二月初三出发。三月，康熙南巡再经高家堰、归仁堤等处，亲自测量洪泽湖水位，发现清口、高家堰洪泽湖水低，黄河的水位较高，导致河水逆向流入湖中，湖水则无处可流，因此泛滥成灾，水淹兴化、盐城等七个州县。要从根本上治理，必须加深河底；而河直则流急，流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因此康熙帝提出将清口西黄河弯曲处浚直，并将黄河南岸近淮之堤往东延长二三里，这样就可以使湖水斜行进入黄河，就不会使黄河的水发生倒灌现象。这是康熙经过实地考察并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治河总设想，即筑坝与深挖河身共同实行。为解决下流入海问题，康熙命拆毁拦黄大坝。三月十一，康熙乘船从运河出发到了扬州，在新丰处停下来，叮嘱河臣增筑运河堤岸，并提出开挖芒稻河、人字河，引水归江的建议。这是康熙总结前人靳辅治河思想与经验，并有所补充和发展而提出来的。靳辅重视筑堤束水攻沙，康熙在此基础上采用了浚直河道急溜刷沙法。另外，靳辅只考虑上河，没有顾及下河，为了护堤保运，大量利用减水坝，以致下河七州县经常被淹；康熙则上河、下河兼顾，尽量少用减水坝或将其改成滚水坝，想尽办法减轻和防止下河灾情。至于改修清口，导黄稍北，也是康熙的新举措。后来康熙概括自己的治河思想是：闭六坝以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

为安抚人心，康熙沿途还赈济灾民，大行恩蠲。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谕：“蠲免江南、浙江各省州县康熙三十四、五、六年（1695～1697年）民间拖欠钱粮及淮安、扬州地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未完之地丁漕项等银十九万两，米麦十一万石。”由于淮扬一带长期有水灾之害，米价昂贵，很难维持生活，于是康熙又命户部截漕粮十万石，发往高邮、盐城、宿迁、桃源等重灾区，低价粜卖。康熙此次南巡，最远到达杭州。四月十三日返回途中路过江宁，亲自拜见明太祖陵，并命巡抚宋荦、江宁织造曹寅负责维修，康熙亲题“治隆唐宋”殿额。五月十七日，康熙返回京城。

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以淮黄告成，康熙进行第四次南巡，这次南巡主要是验收张鹏翮三年来所建河工项目。检验结果，康熙帝对其整体上还是满意，仅在微小地方作些补充和调整。如至桃源烟礽、龙窝等地，顶部十分危险，命增筑挑水坝，其中一些卑矮堤工也命增高；行至中河仲庄闸口，见其与清口相对，命改由杨家庄出口。康熙帝回銮时，仔细检查翟家坝、高家堰等处堤工，见王公堤单薄，命加帮高厚；高家堰大坝有一些残缺的工程，命即兴修；又命选职衔稍大、身家殷实者担任高家堰防险；行至清口，命将西坝加长数丈康熙帝。又赐张鹏翮御制《览淮黄成》和《河臣箴》诗。他在诗中写道：“使清引浊须勤慎，分势开疏在不荒。虽奏安澜宽旰食，诫前善后奠金汤。”告诫他不要疏忽，要继续努力做好善后工作。康熙帝并赐张鹏翮父张禛鲐“神清养志松龄”匾额。回到京城第二天，他对大学士等说：“向来黄河水高六尺，淮河水低六尺，不能敌黄，所以常患淤垫。今将六坝堵闭，洪泽湖水高，力能敌黄，则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此河工所以能告成也。”三月十八日，康熙五十大寿，他以“四海奠安，生民富庶，而河工适又告成”，特颁诏天下，皇恩永在。

康熙的最后两次南巡

康熙于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初九至闰四月二十八日进行第五次南巡。这次是为了亲自检查中河南口改建工程，准备善后之规，其他“有应加修防者，亦随宜指示，以图经久”；除此之外，上一次南巡正赶上山东灾害严重，经两年大力赈济，不知“民间生聚果否殷阜”，也需要看看。三月初八日，康熙阅视杨家庄新开中河闸口及附近堤岸、民居。回到行宫，他写了两首诗。其第二首写道：“春雨初开弄柳丝，渔舟唱晚寸阴移。庙堂时注淮黄事，今日安澜天下知。”高兴之情，跃然纸上。

康熙以实事求是态度对待河工，认为河工虽然已告成，“善后方略更为紧要”，特别要注意如何防止清口一带黄水倒灌问题。由于河工很难解决的问题是黄河水不倒灌，所以河臣往往回避此事，即使倒灌，也不敢完全承认。康熙认为黄水暴涨暴落，不可避免会发生倒灌，不能因此说治河失败，而应防患于未然，积极主动采取对策。他对张鹏翮说：“朕今亲临阅视，修建天妃闸甚当。倘黄水涨至五六尺，清水不涨，势弱不敌黄，黄水必然倒灌，亦必致之理，岂可因此即谓治河失策乎？若遇倒灌，即将天妃闸暂下板，蓄清水全力敌黄。不过数日，黄水即退。遇粮船过时，即起板开放，若黄水不灌，不必下板。”除此之外，他针对应修挑水坝、帮修卑薄堤坝等问题提出了建议，目的也是为了“蓄清敌黄”。他见高家堰石堤还没有最终完成，便批评张鹏翮说：“尔等惟见清口之水流出即，不思防御，倘高家堰六坝之水泛溢，则清水力弱，而黄水必复致倒灌矣。高家堰所关紧要，宜谨识之，毋忽。”可以看出康熙第五次南巡时仍强调实事求是防治水患，这对于巩固治水的成果非常重要。

张鹏翮与两江总督阿山、漕运总督桑额，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视察洪泽湖西岸泗洲溜淮套一带地形与水情，为免洪泽湖水侵入泗洲、盱眙，提出在溜淮套一带另开河道，直接到达张福口，以分淮水之势，避免洪泽湖水异涨，确保高家堰之堤无险。但此项工程巨大，张鹏翮不敢独自做主，遂上疏康熙，恳请皇上躬临阅视。这时康熙年岁已高，不想亲自去，但是因大臣们再三要求，遂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日进行第六次南巡。

康熙帝南巡图·出京　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在清口上岸，在溜淮套一带查看地势和水情。他发现溜淮套地势甚高，即使挖成也不能直过清口，无助于泄出高家堰之涨水，而且挖开这条河要占去大量民田，毁坏坟冢。于是康熙立即对此建议加以否决，并对阿山、张鹏翮等大加斥责，命此河断不可开，同时命疏浚洪泽湖各口，加强排水，挑蒋家坝、天然坝一带旧河，以通粮船。二月二十二日，康熙把当地各官召在岸边跪成一排，指责张鹏翮身为河督，唯以虚文为事。张鹏翮害怕至极，于二十七日具疏请罪，康熙命将张鹏翮及联合请开溜淮套的督抚俱严加议处。康熙积累了一些治河的经验，认为治河之道“不可执一”。他说：“朕自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至今六次南巡，详观河形，一年异于一年。”这次南巡他担心的不是以前的黄水倒灌，而是“清水敌黄有余”。因而主张：“使淮水稍泄其流，乘水未长时预为绸缪，将来水虽大涨，必不致于危险”。他还强调：“应将大墩分水处西岸草坝再加宽大，使清水多出黄河一分，少入运河一分，则运河东堤不致受险；又于蒋家坝开河建闸，由人字河、芒稻河引水下江，由下河及庙湾等处入海，不惟洪泽湖之水可以宣泄，而盱眙、泗州积水田地，也可逐渐排出。水小，则下板蓄水敌黄；水大，则启板泄水，且便于商民舟楫往来。其祥符闸，口门甚窄，趁此黄水水位不是很高时，委干员将归仁、安仁、利仁三闸改宽泄水，则徐州一带民田可无淹没之虞矣。”把这些安排好了，他才回到北京。五月二十五日，康熙结束南巡回京后，立即革去阿山的尚书职务，并削掉张鹏翮太子太保之衔。

康熙治水比靳辅又有所进步。在治水理论上，他反对人顺水性之说，而坚持让水顺人意。在实践上，他果断关闭高家堰的唐埂六坝，以蓄清敌黄，解决积沙淤塞清口、黄水倒灌问题。在思想上，他为人民着想，终不开减水坝，以免淹没人民田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的各项部署，是其治河方案的全面体现；后三次南巡，对这一方案进行了检查和补充。实践中，根据时宜，大胆创新，百折不挠，终于获得巨大成功。

康熙南巡六次，从背景、主要活动和所采取措施来看，都是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和巩固政权。据《淮安府志》记载：康熙南巡治河见成效后，黄河20年间无大水患，解决了土地被淹问题，耕地大量增加，加上清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社会安定，归根到底是人心的稳定。因此康熙在南巡中也采取了许多赈济灾民、蠲免赋税的措施，来安抚百姓，稳定社会秩序。康熙南巡所经东南沿海各省，特别是山东、江苏、浙江，一直是经济文化兴盛之地，文人荟萃，士绅集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人们眷恋故明王朝，以明为正统的思想一直比较强烈。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浙江大岗山还出现过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农民起义，因此在江南地区有必要实行笼络汉族绅商士子的政策。所以康熙南巡时，不辞劳苦，屡谒明陵，拜祭孔子，进一步笼络汉族绅商，以赢得汉族地主及知识分子支持。

尊儒重道，笼络人心

修订明史

康熙年间，清廷开始组织纂修《明史》。

清朝定鼎北京的第二年便开始了编纂《明史》一事。清廷统治者任命了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主持此事，但那群人中有不少曾在明朝为官，现在又入仕清朝，对修《明史》他们不仅感到汗颜，而且担心《明史》修成会暴露出他们的种种劣迹。加上战乱频多，胜负难料，资料散在各地，一时无法收集齐全，所以完全没有什么进展。散居民间的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有的不甘心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的地位，为抗清排满而积极奔走，他们当然不愿意去做修《明史》之事。当清王朝已基本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之时，这些人见复明无望，为表达对故国的怀念，许多人开始埋头著述明史，以此来抒发对新王朝的不满。这是清初军事对抗结束后，最令清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毕竟，纂修《明史》不仅能激发汉族士大夫们的民族情感，甚至有可能使已渐趋沉寂的思念故明之情和反清情绪重新抬头。康熙初年，四辅臣当政时发生的庄氏《明史》案正是对那些敢于借著书来诽谤新朝者的惩戒。

禁止私人修史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唐朝。也是从唐朝开始便形成了新兴王朝为前朝修史，由政府组织人员、设置史馆来进行的传统。顺治二年（1645年）下令编修明史即是此传统的继续，当然也是清政府希望以官修代替和禁止私修的重要举措。但是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并没有被“文字狱”吓倒。就在康熙帝亲政前后的十余年间，大儒王夫之写成了《永历实录》、黄宗羲编著了《永历纪年》、张岱有《石匮书后集》，甚至牵连到《明史》案中的查继佐，仍不怕清廷的文网威胁，写成了数百万言的《罪惟录》。这些书都是关于明代历史的重要著作。许多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搜集资料、考证史事，希望能写出一部流传后世的《明史》。他们抛弃一切杂念，决不仕清，不为利禄所动，不为生死所迫，专心著述，“穷年累月，矻矻不休”。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资料难以搜集，一己之力也难以应付繁重的工作，他们要达到目的是极为艰难的。

早在康熙四年（1665年），山东道御史顾如华上疏给康熙帝，向他提出修明史的建议，指出大量搜集资料很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应选择博学之士，共同纂修编辑，“然后把修成的结果上交给满汉总裁，由他们决定书的内容的取舍保留与否，最终完成全书的纂修，并呈交给皇上御览，使它成为一代信史”，留传后世而不朽。修《明史》是清王朝立志完成的任务，而汉族士大夫又极为关注，把它当作怀念亡明的寄托；而这些汉族名士既不能以高官厚禄去诱惑，何不拿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修《明史》一事来做契机，让这些名播天下的大儒出来为皇上效劳？这样既可以显示出清王朝的“德意”和皇上的宽大心胸，同时也提供了汉族知识分子走上与政府合作的一条途径。康熙帝后来采纳了此建议。他下令开“博学鸿词”科，并将所有取中之人全部任为史官，并亲自关注《明史》的纂修工作。与此同时，在修纂总裁官徐元文的推荐下，康熙帝又特旨召用著名学者李清、黄宗羲、黄虞稷及姜宸英等人。尽管黄宗羲以自己年老体衰以及老母在堂为由拒绝与清廷合作，但康熙帝也不怪罪他，还令地方官派人到他家中将他有关《明史》的著作抄录下来，以示对他的尊重。康熙帝这一政策在召用万斯同、刘献廷等人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万斯同是浙江宁波人，自幼博闻强记，后拜黄宗羲为师，“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此前一年，他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但他坚守名节，严词拒绝。总裁徐元文也知道很难请动他。于是就请他的侄子万言去请他参与《明史》的纂修一事。万斯同尽管对康熙修《明史》的诚意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被写出传世《明史》的强烈愿望所支配，在得到老师的同意后，他与侄子一块儿来到北京。对万斯同的到来，徐元文真是喜出望外，立即请康熙帝授给他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竟严辞拒绝，表示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要俸禄，只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工作。此后他住在徐元文家中，《明史》草稿和史事分歧都由他审校裁定，他已成为《明史》事实上的总裁官。十余年后，徐元文罢官，继任总裁王鸿绪、陈廷敬仍旧请他于家中审定史稿。最后万斯同死于王鸿绪家中。誓死不与清朝合作的黄宗羲在送这个“布衣万某”的弟子北上时，告诫他“太平有道莫轻题”，万斯同严尊师教，直到他去世都保持着布衣百姓的身份。就在万斯同到北京后一年，黄宗羲也没能拒绝徐元文和另一总裁叶方蔼的邀请，他派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北上参与修史。至此，可以说，康熙帝通过开馆修《明史》，起到了笼络人才、收服人心的目的。就在这期间，刘献廷也被万斯同邀请来参与纂修《明史》。他也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与王夫之、顾培等为师友，交往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下令修《大清一统志》，刘献廷和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黄仪也都到总裁徐乾学府下参与其事。这些人虽然始终保持着明朝遗民身份，但事实上在他们的内心里已发生重大变化。

康熙帝的宽大与安抚政策确实使汉族士大夫及在野的遗民感触颇深。大儒顾炎武曾在全国范围内联络抗清，九死一生。他虽然坚决拒绝与清朝合作，但晚年在给在朝为高官的外甥徐乾学等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对朝政的关注。黄宗羲不仅让儿子入史馆修史，还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在《明史》开馆后的十数年间，尽管康熙帝不可能借此将满汉矛盾完全化解，但自清朝开国以来严重的反抗已经销声匿迹了，即使是思想对立也极大地缓和下来。一些入仕为官者为康熙帝的礼遇所感动，不仅尽心尽力地为天下大治出谋划策，而且还对康熙帝的个人品格与治国功绩盛赞倍至、歌功颂德了。

其实，康熙帝确实并不是真的想用选入的博学鸿词者修《明史》，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民族矛盾。这些人在修明史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对康熙帝及清王朝来说，这些人只要肯合作，他们便取得了胜利。至于做什么，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更何况其中一些人虽满腹经纶，却并没有修史的才能。所以他才同意徐元文、叶方霭、王鸿绪等任总裁者以私人名义请那些名士修史。当然对于修《明史》，康熙并不是一点作用也没起。由于他想利用修《明史》的机会，把散布于民间的大量稗官野史和私人著作统统收缴上来，把那些不利于王朝统治、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的书籍全部清理一番，因此，《明史》开馆后，康熙帝多次下令，对进呈书籍者给以奖励，并指令地方官员在地方访买求购。大量的图书资料源源不断地流入京城，客观上为修明史奠定了基础。

此外，康熙帝修《明史》并非仅出于笼络人心的考虑，也不仅专注于对私修史书的清理，他对修出一部好的《明史》也确实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当时初召入史馆的各位史官和延揽的史才，心中都存有顾虑：在修纂过程中若是触犯清王朝的忌讳，恐怕会惹来杀身之祸。为此当时总裁叶方霭就曾含蓄地向康熙帝提出，为防止材料相左，意见不一的情况，还是请皇帝下指示，“时沛纶音，一加申诫”，以消除“偏畸之见”。康熙帝对此表示理解，因此，在重开史馆之后，康熙帝便接二连三发布上谕说：明朝“时代既近，则瞻徇易生，作史昭垂永久，关系甚大，务宜从公论断”。又指出修史一定要依据事实，持论公允，“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并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耳”。康熙帝的上谕使众人思想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明史》初稿大致在康熙末年才完成，后来雍正、乾隆帝时期又做了一些修改，除了对满族兴起等一些史实做了改动外，在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仍然称得上是上乘之作，这是康熙帝在文化上的一大功绩。

博学鸿词科

博学鸿词科的开设

清入关后，凭借其强大的武力确立起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同时实行剃发、圈地、逃人、迁海等民族高压政策，导致清初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康熙继位之后，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也被清军消灭了，清王朝开始出现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深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的康熙皇帝，知道满洲贵族若想长治久安就绝不能单纯依赖武力，必须要赢得人民的支持，于是逐步修订“逃人”“圈地”“投充”等含有民族压迫内容的政策、法令，借以缓和民族矛盾。康熙四年到六年（1665到1667年），废除窝主刺字的规定，并减轻对窝主及左右邻居的处罚。康熙十一年（1672年），撤销督捕衙门，地方各省有关逃人案件，除宁古塔仍听该将军审理之外，其它各省均由各省督抚审理，而不再让王公、将军等满族人来处理。圈地是清入关之初，为重建农奴制庄园而采取的野蛮手段，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圈占，许多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业游民，社会生产力亦遭到严重破坏，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永行禁止圈占土地民房。修订“逃人法”，停止圈地，使顺治年间一度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缓和了下来。

顺治年间，对汉官极为歧视。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高于汉官。如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在其他职务中也都是这样。这种明显的歧视，打击了汉官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积极性，使他们备感耻辱。他们不愿意为清王朝出力办事，不少汉族官员仅是应付差事，混日子而已。康熙帝亲政后，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是满官作主，但形式上满汉官员则平等了。在康熙帝亲政前夕，他又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族人，应简选贤能推用。至于提督总兵官，系防守地方，亦应不论满洲、汉军、汉族人，简选贤能推用”。此旨一下，清初地方总督、巡抚多由满族人充任的局面才有所改变。当然，这不完全是民族歧视的结果。清初，满洲贵族刚取得汉族人的天下，民族矛盾尖锐，用满族人可以放心，但对协调缓和民族关系不利。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使用的是汉军旗人。康熙帝既然明确表示不问满汉，但选贤能，对缓和对立情绪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康熙初年，清统治者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清朝政权渐趋稳固。但在江南地区，汉族知识分子依然充满着反满思想。顺治初年，清军下江南时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极大反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依然历历在目；且南明小朝廷覆灭不久，许多明朝遗臣依然存在，他们强烈要求恢复汉族人的天下。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分封的三位汉族人藩王已经发展成为严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吴三桂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企图在感情上赢得明朝遗臣和汉族士庶的同情和支持。大批封疆大吏和统兵大将响应“反清复明”的口号，但他们中很多人不相信吴三桂。河北总兵蔡禄起而谋叛，危及京师；京师的杨起隆也诈称朱三太子，发动反清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康熙进一步认识到，若想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彻底平息汉族人的叛乱，只有取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和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占据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康熙自幼受汉族传统文化熏陶，对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深知欲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儒家思想。康熙八年（1669年），他亲率诸王、百官拜谒孔子，由大成门步行至孔子牌位前，行二跪六叩头礼。康熙祀孔，目的在于利用孔子及儒家传统文化，笼络广大汉族官员，加强统治。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初九，颁布《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控制全国人民。康熙尊孔、以儒学治国的决心，笼络了广大的汉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

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廷在平“三藩之乱”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清廷在陕西、广东、江西等战场相继获胜，各路大军全力进攻湖南，围歼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臣复国梦最后破灭。康熙帝清楚，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对立情绪肯定会逐渐缓和，因此，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合适办法是继续征召汉族知识分子到朝中为官。在平三藩之前的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以“孝康皇后升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的遗老，举“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效果不明显，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鲹一见征召，竟称病坚决不就。后几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虽然忙于战事，但却没有忘记笼络人心的大计。当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被先后分化，叛乱即将被平定之时，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为进一步笼络汉族地主和明朝遗臣，康熙十七年（1678年），宣布特开博学鸿词科，规定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由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举荐，皇帝亲试录取。

“博学鸿词科”是康熙皇帝在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创立的特别科目，是唐玄宗时期的“博学鸿词科”的发展。我国古代科举制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汉代，荐举和考试相结合，设有贤良方正、直言取谏、文学异等诸科，由丞相、列侯、州郡推荐，皇帝亲自考试录取。到了隋唐之际，科目渐多。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置进士科，“凭文取人，专主章句”，是考试科目中最难的一种。至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又创博学鸿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挑选学问渊博、文辞清丽的秀士，因为要求太高、难度极大，因而未能普及推广。元明时期，仍以进士科为主，并专测试八股文章。清顺治二年（1645年），浙江总督张存仁首先向顺治帝献策，开科取士，以使从逆之念自息。顺治三年（1646年）首次举行会试，清朝科举成为定例。但八股取士，对于热衷于功名的年轻士子固然适宜，而对于那些眷恋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士则不一定适合。因此，康熙皇帝决定一方面沿袭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采取汉代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笼络遵从儒家思想的名士，从感情上消弭汉族士子与满清贵族的矛盾，使之为清朝统治者服务。

开科取士

经各地荐举，共有170余名才学之士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

应该说在经过30余年的统治之后，即便是“三藩之乱”也无法撼动清王朝的地位，汉族士人“反清复明”的前景极为黯淡，广大人民对征杀与战乱早已厌倦，他们渴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清定鼎中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作为“异族”的满清统治者已失去了父、祖辈那样炽烈的仇恨情绪。这一切是康熙帝施展策略的客观有利条件。但对于那些砥砺名节、抱有强烈民族情感的汉族知识分子，康熙帝的策略仍发生不了作用。如顾炎武，当时已经65岁高龄，当听说自己被征诏时，他当即表示宁死不从，如定要相逼，就只有一死，最后地方官也只得作罢。他的朋友，陕西李也被列入征召对象。尽管他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但却被连人带床一起抬到了省城，李绝食6天，并要自杀，才被放回家中。大儒傅山都被抬到京城外，却抵死不肯入城，大哭大闹，最后也被免征。其他如黄宗羲、魏禧等不是以自杀相胁对抗，便称病重。就是在名单中的应荐者，他们也并非都心甘情愿，许多不过是心存“走一遭”，以应付皇帝与地方官员而已。

但康熙帝对此已心满意足了，他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明自己尊崇儒家文化的诚意。尽管南方战火正炽，然而京城还是歌舞升平的境象。十一月，各地被荐名士陆续抵达。康熙帝不急于开考，他发下旨意说：北京冬天白天时间太短太冷，不利于各才学之士展示自己的才华，故决定将考试日期延后，等来年天气转暖之后再行考试。同时命令礼部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每月每人发给银三两、米三斗，使应试者免除后顾之忧。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康熙帝一早先到堂子致祭，而后回宫登上太和殿。在一片礼乐和传呼声中，应试者排队进入太和门，在太和殿前聚集。对皇帝行罢九叩三跪大礼后，被引导至体仁阁下依次就座，准备应试。大学士捧来试题，试题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上午十时，康熙帝又降旨赐宴体仁阁，大学士向试者宣布：从来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皇上都不赐宴，今天赐宴表明皇上对他们的礼遇与重视。然后由大学士、掌院学士等官员陪宴、赐茶。席间，学士们还向应试者透露说：本来大家都是满腹经纶的，用不着考试，但考试更能显示才学，这是皇帝表示敬重的意思。

赐宴结束之后，考试才正式开始。不过，应试者个个都明白，这场考试不过是一个形式，试题对他们来说毫无难度，而且又如此张罗赐宴，哪里是考试呀！几个小时后，吏部将考卷收齐后，这场张罗半年的“博学鸿词科”便结束了。

考试次日，康熙帝在朝官和侍卫的簇拥下，带着试卷一路由京城南行，心情愉快。在河北定兴附近的十里铺村一连住了5天，然后康熙帝一行人到达保定，十四日返回京城。在出巡的十几天中，康熙帝将试卷浏览了一遍，大致说来还算满意；但也有一些应试者故意敷衍。康熙帝并不以为意，与阅卷官大学士李霨、杜立德、冯溥和翰森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等共同商量录取。对那些最有影响、名气极大者，康熙帝认为应一律录取。本着这一原则，最后取中彭孙遹等12人为一等，李来泰等30人为二等。其中朱彝尊、潘耒等人甚至诗句不通、不合韵，毛奇龄诗中甚至有违碍字样，而严渑孙竟借口眼睛不好，只写了一首《省耕诗》了事，但他们照样被录取，并全部被授给翰林之职。其中朱彝尊、潘耒、李因笃等人从未涉足官场，康熙帝特加优待，都授为翰林院检讨。尽管授官后，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失节”行为，心中极为不快，如李因笃授官之后不久，便数请“终养”，康熙帝也并不勉强他，最终让他回家奉养老母了。这种对遗民的宽忍重用，不但使清朝堂中满汉官员的对立情绪得到了缓和，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汉族知识分子减轻了他们对清王朝的敌视与仇恨，康熙帝收服人心之策取得了初步成功。

其实康熙帝早在举“博学鸿词”之前，便注意到，开科举设特科、延揽山林隐逸这些办法还有局限性。对读书人召用，固然可以发挥广泛影响，但汉族地主有财势者和科举落第者对人心的向背也有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帝在“三藩之乱”发生不久，他下旨在全国实行捐纳制度。允许那些热衷于功名却屡试不第、仕进无望而有家财者，出钱即可捐得知府、知州、知县或者监生、生员出身。以此来增强新政权对他们的吸引力，既可减少参与叛乱的人，稳定地方，又可扩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与清朝统治者的利益统一起来。而且，当时清廷的财政极为紧张，兵饷支出困难，正好借此一举两得。这一办法很快便显出成效。江南大批家有余资的地主文士中，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捐官、捐出身。仅苏州府属长洲和吴县在三藩之乱平定前3年，捐文武生员的即达到了800余人，而全国在3年之中竟有500余人捐为知县，占全部知县的1/3。清政府每年仅捐纳一项就可收入白银达200多万两。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军费的紧张，也对平定三藩之乱起到重大作用。此举在笼络人心方面比“博学鸿词”特科更加有效，且影响面也广泛得多。

那时，康熙皇帝尽管还年轻，但这些政策足以显示出他的成熟与老练。当他的目的达到后，他心中也很清楚，捐纳只是权宜之计，绝非拣选人才之法。那些花钱买官的人是不会白下本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旦上任，便会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最终会导致吏治败坏，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他也多次下令禁止捐纳，指出那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其后代子孙也把这一弊政“发扬光大”，一再实施捐纳，最后使清朝的官场变成了市场，严重地损害和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康熙创办博学鸿词科，进一步争取了汉族士大夫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的合作，削弱了反清力量，使全国政局日益稳定。明清之际，江浙一带既是战乱之地，又是反满之士的荟萃之地，因而该地区受到了“博学鸿词科”的照顾。据统计，江南与荐者58人，浙江与荐者47人，两者合占总数的50％以上。经过应试，他们大多接受了清廷的官职，逐渐与清朝统治者走到了一起。另外，清政府以博学鸿词科录取人员纂修明史，在汉族知识分子中确立了正统地位，削弱了汉族人反满的思想意识。当年，庄廷私修明史一书，因有不满清王朝的思想而遭镇压，株连极广，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现在清政府主持编修明代历史，继续了后一朝代修前朝历史的中国修史传统，把清王朝置于了正统王朝的地位，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

初兴文字狱

明史案

《明史辑略》招致祸端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庄廷因私修明史，颂扬明王朝，被清王朝以毁谤当朝的罪名，把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的人及其父兄弟子侄年15岁以上者70人斩决，近千人被牵连，这即是清初最有名的文字狱——明史案。

庄廷，湖州吴兴人，其父庄允城为当地豪富。庄廷15岁经考试入国子监学习，中拔贡，后因病双目失明，以盲史自居，欲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庄家与明天启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朱国祯家为邻，朱国祯一生写有大量著作，晚年编纂《明书》一部，书中没有志、表、帝纪、世家，只有列传，但没有刊刻发行。朱国祯死后，家道败落，其孙辈穷困潦倒，打算将《明史》的书稿出售。庄廷闻讯，遂以银一千两购得，并聘请当时江浙名士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张、唐元楼、严云起、韦全祐、蒋麟征等十余人，对全书加以修改润色；对明崇祯朝一事，则采用茅瑞征《五芝纪事》《明末崇祯遗事》对照删补。书编成后遂取名《明史辑略》。

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病死，其父庄允城为了却儿子心愿，邀请当时名士、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李令皙为该书写序，并将参与修纂此书的18人的姓名写入书中，由庄廷珑的岳父、大富豪朱佑明出资，在南浔镇北圆通庵召工匠刻印。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该书刊刻完成，开始流传于世。

庄允城在书中列出的编纂者都是一时名士，其中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名列其中，但并未征得这三人的同意，是庄允城久慕三人大名而擅自列入的。书刊行后，范骧旧友左布政使周亮工，发现书中所记明朝降表出自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之手，怕龚因此恼羞成怒，追究起庄廷而使范骧等三人也受牵连，遂建议范骧等三人向官府检举，以此来脱离干系。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人遂将此事报告给浙江学道。浙江学道胡尚衡接到范骧等三人呈报，即命湖州府学调查此事。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在接到浙江学道的命令后，为抢功劳，即用银六两购买了一部《明史》，命本学廪生俞世祯、陈旦开为之检阅磨勘，从中检索出数十条有碍当朝的话语，在学门前张榜公布，并打算把它上报给省学道。庄允城获悉后，立即拜访湖州分守道张武烈，又买通前守道、现任通政司王之祚，将剩下的《明史》分送给通政司、礼部、都察院三衙门，并向李焕宁行贿赂。李因此上报朝廷说，此书已呈交给三衙门，不再是私刻史书。此事暂时平息下来。

但事情并未停止，赵君宋告发庄氏史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因庄允城为当地富户，有不少人便想敲诈他。现任湖州知府陈永命的主考房师李廷枢，在听说此事后，立即买了一部《明史》去见陈永命，二人商定要敲诈庄允城，得利后二人平分。庄允城知道后，立即买通官员周国泰，要他送给陈永命数千两银子，陈永命得到贿赂后，即命将原书版毁掉。李廷枢送书本为勒索，但现在竟没得到一丝好处，他一怒之下，将交给陈永命的书要了回来，把它送给了亲家吴之荣。

吴之荣，曾是湖州归安县令，在任期间，由于贪赃枉法，为乡人告发入狱，在狱中与李廷枢结好，遇赦出狱后二人结为亲家。吴之荣从李廷枢那里得到书后，立即拿着书到庄家勒索银两，庄允城以知府陈永命为后台，没理会吴之荣。吴之荣不甘心，又持书告于浙江将军柯奎。柯奎是满洲八旗将军，庄家得罪不起，遂托诸生徐秩三请苏松提督梁化凤致书柯奎，同时向柯奎送重礼。柯奎受礼后，即将原书还给吴之荣，并以“我系武职衙门，不便与闻”作为托辞。吴之荣无奈之下，又到庄家，向庄家要些银两，以保住面子。庄家有柯奎作后台，遂向守道张武烈告发吴之荣，张武烈即下令将吴之荣赶出境。吴之荣两次三番敲诈庄氏不成，遂把目标转向庄氏亲家——当地富户朱佑明。

朱佑明乃湖州巨商。清军南下时，他屯积居奇，遂成富翁。他原住石桥浦，该地临近太湖，为防“盗寇”，便于南浔镇购得董氏大宅，并将朱国祯家一块堂匾买下，题名“清美”，落款为“朱老年亲台”，正好与朱姓巧合。吴之荣为敲诈朱佑明，便在此匾作文章，说他与明臣朱国祯有关系，至今还挂他的匾，并不断到朱、庄二家索银，两家男人回避，以妇女数百人出来对付吴之荣。守道派官兵衙役前来干预，朱、庄二家遂出银两，贿赂官兵衙役将吴之荣再次押送出境。

吴之荣勒索不成反被羞辱，他发誓要报仇雪恨。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吴之荣将《明史》中指摘清朝、维护明王朝的“悖语”十数条抄下，以刻写逆书为名，并将书中印“朱史氏”下添刻“即朱佑明”四字，进京向刑部告发朱、庄二家。刑部接到告发，即于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派满洲官员罗多至湖州府，调查此事。由于书板已被前任知府陈永命毁去，罗多遂将庄、朱二人及其家人押解入京，打入刑部大狱。同年十二月，庄允城病死于狱中。

千人大案

本来，吴之荣因痛恨庄、荣二人羞辱他才向刑部告发，又与作序者李令皙交情很深，故在告发时已将书中序文及参订者数面撕毁，因此案发时，对作序及编纂者并没有多少关系。但在有关案犯押解至杭州时，朱佑明恰与原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同在一处。朱佑明认为赵君宋首告有功，必得重赏，遂以家产一半相赠，要求赵君宋包庇他。赵君宋即在审讯时说湖州府学藏有《明史》原本一部，其书无朱史氏之下“即朱佑明”四字，督抚官员不敢怠慢，急忙令官员到湖州府学，搜出原庄氏《明史辑略》一部，这样，作序的李令皙和10余名编纂者都被牵连在内，案情扩大了。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二十日，湖州府城中文武官员率数百八旗兵，关闭城门，将书中所列之人的合家老小及仆役统统拿并归案，牵涉之人达到近千人。

康熙二年（1663年），刑部将此案上报朝廷，时值四大臣辅政时期，四大臣获知后，恼怒万分，决定从严追查此事，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五月，刑部审讯完毕后，拟定罪名上报朝廷。四大臣称旨，以庄氏《明史辑略》中有毁谤当朝之语，实属大逆不道之极，着将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及其父兄弟子侄年十五以上者70人斩决，其中有18人被凌迟处死。因庄廷珑已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病死，清廷仍对其处以掘坟、劈棺、碎尸之刑，以示惩处；其父庄允城于康熙元年（1662年）冬死于刑部狱中，亦被处以戮尸。书中列出的18名编纂者中，除董二酉于决案前三年身死，查继佐、陆圻、范骧由于吴六奇为之说情而被释放外，其余全被凌迟处死。被凌迟处死的还有庄廷之弟庄廷钺、庄廷岳父朱佑明和为庄氏史作序的李令皙。

李令皙字霸回，归安县人，明崇祯进士，写得一手好文章。庄氏史书成时，因慕其名而请他作序。事发后，曾出资贿赂吴之荣，吴之荣遂将《明史》书中的序撕去，但等赵君宋举出其所藏原书后，李令皙也被捉拿归案，最后被凌迟处死，全家籍没，一家老小亦被斩决。

朱佑明，本只与朱国祯同姓而已，“朱史氏”也是朱国祯纂史时的自称，朱佑明与之毫无牵涉，但吴之荣痛恨朱佑明羞辱他，便拿“清美”匾与朱佑明对质。朱佑明因而也被凌迟处死，其三个儿子和侄子朱绎亦被处斩，全部家产籍没。

其他受牵连者，柯奎因满族人不识汉字，免予处死，但其将军之职被革去；原湖州知府陈永命因销毁书板之罪，自杀死于店中；刻工汤达甫、印刷匠李甫及卖书商等人，都被处以死刑。查、陆、范三名士在案发时即被抓获，但由于其没有参与修订，同时又最早向浙江学道揭发此事，加上查继佐旧友平南王手下广东提督吴六奇的开脱说情，康熙二年（1663年）三月，三人便回到浙江听侯审讯。浙江督抚上疏指出时，查、陆、范等三人在揭发中虽不及吴之荣坚决，但毕竟是首告，遂议不仅无罪，还应对此三人加以赏赐，最后释放。查等三人获释后，朝廷以其三家最先揭发有功，遂将庄、朱二家之家产，一半给告发人吴之荣，一半分给查、陆、范三家。陆圻谢而不受，庄、朱的家产全部为查、范及吴之荣所有。

吴之荣因揭发有功，名利双收，不仅得到了朝廷赐给他的朱佑明的家产，还加官晋级，至右佥都御史。但康熙三年（1664年）夏，吴之荣患恶疾而死。

《明史》案牵连千人，有70余人被处死，数十家惨遭灭门之灾，是清初最大的一起文字狱。那么，庄氏所著《明史辑略》哪些地方触犯了清廷的忌讳呢？据《明史辑略》传钞残本三册及陈寅清《榴龛随笔》所记，书中犯忌的文字，大概有以下几类：

第一，不尊称爱新觉罗皇室祖先，直呼其名，是犯了大不敬之罪。

第二，对太祖努尔哈赤大加贬低和歪曲，并将清之龙兴说成“滋患”“贼”“夷”等。

第三，对明清交战态度，站在明朝一边，维护明朝。

第四，清入关后不用清朝年号，而奉南明政权为正统。

清廷为何抓住此事而大加牵连呢？甚而抄书匠、刻字工人、装订者及书商都要被处以死刑呢？这种镇压是满洲贵族为巩固统治、压制汉族士人中的反抗思潮而采取的措施。满洲人以少数民族问鼎中原，自然遭到受“夷复之防”思想影响的汉族人的强烈的反抗，而清入关后实施的民族高压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汉族的反抗情绪。而江南又是汉族知识分子大量集中之地，他们把南明小朝廷奉为正统，对刚刚入关的满洲统治者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和蔑视之情。他们或隐迹山林，或削发为僧，而不愿与清王朝合作。同时，士子社盟活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士子集社结盟，对清王朝构成了潜在的威胁。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的严禁盟令，即是出于对这一威胁的担心。《明史》案发生后，清王朝立即抓住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向江南知识分子挥舞起屠刀，大肆杀戮士人，借此教训读书人的念旧厌新之情，打击他们心中存在的反清情绪，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明史》案的惩处之严，株连之广，是以前的文字狱所无法相比的。它开创了有清一代文化禁锢的先河，对清人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南山集》案

从消弭民族矛盾、巩固清朝统治出发，康熙帝对于汉族士大夫始终采取以拉拢为主的手法，但是有些人的行动由于对其皇权有所威胁，因此他也坚决镇压。当时最使康熙帝不安的，就是汉族知识分子怀着民族感情，有复明的倾向。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皇帝，弹劾现任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私刻《南山集偶钞》，有很多有悖于清朝皇室的话语，于是请求严加处分，康熙看后立即派人严查。这样，戴名世被投入监狱，从而引出清初又一起文字狱案——《南山集》案。

《南山集》作者戴名世，江南桐城人，生于顺治十年（1653年），自幼好学苦读，尤擅长古文（即散文），因家世零落，20岁起即授徒养亲。康熙十九年（1680年），戴入县学为诸生，二十六年（1687年）以选贡生取补正蓝旗教习，又考授知县，但是放弃了。此后，他一直穿梭在京师、山东、江南、浙江和福建之间，为人充当幕宾，以卖文为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戴名世应顺天乡试，取为举人，四十八年（1709年）又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时，他已是57岁的人了。戴名世在古文经学方面造诣颇深，主张振兴古文，改造时文（八股文），是桐城文派的先驱。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尤其因为一直非常注意明史，于是他便想仿照《史记》的形式，广泛搜集材料，决心写成一部有价值有意义的力著。

在戴名世搜集明史资料过程中，同乡中有个叫方孝标的，把他游历滇黔时候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明季清初的“彼邦时事”，写了一本《滇黔纪闻》。戴看到了这本书，把所谈的南明历史并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引用到自己的著作里。正在这时，戴名世又听得前桂王宫中宦官犁支和其门人余石民谈及桂王政权的消息，因此急忙前去访问，可犁支已走，没有见到，戴名世遂请余石民将听到的情况写出寄给他。戴名世将此材料与方孝标《滇黔纪闻》对照后，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再次给余石民写了书信，指出弘光、隆武、永历三个朝廷，方圆千里，共十七八年，应该有一部历史著作，并要求余石民为之联络，召来犁支与他谈论此事，这就是戴名世的《与余生书》。同年，戴名世参加乡试，被选拔为贡生，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入京师国子监。

在京城这一时期，是戴名世学术思想和品格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结交当时名士朱书、方苞、王源、万斯同等，研讨古文，纵论当时政治，并写了很多杂文，猛烈抨击社会时弊。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戴名世受聘于浙江学政姜棣，于署中任职。康熙四十年（1701年），其学生龙云鹗将平日藏抄戴名世一百多篇文章，刊刻出来，以戴名世故居南山冈命名，取名为《南山集偶钞》，《与余生书》一文也收在这里，并请方苞、朱书等人为之作序（其中龙云鹗序为戴名世自作），同时还成《孑遗录》一书，由王汪灏、方正玉为之作序。《南山集偶钞》一经发行，文人士子都想尽办法获读此书，其影响远远大于同类其他私家著作。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戴从浙江回到家乡居住在南山冈。门生龙云鄂和方氏族人方正玉，把包括上述内容的文章、书信收集在一起，取名《南山集》，正式刊刻发行于世。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戴名世从苏州回到京城，参加顺天乡试，中第59名举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后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于是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编修，参编明史。

戴一向为人直率，喜欢结交朋友，但恃才傲物，放荡不羁，这在文坛、政坛上很容易得罪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根据《南山集》中的内容，对戴提出奏劾。康熙帝览疏后十分重视，立即指示刑部严察审明具奏。于是，开始了一场文字狱。刑部接旨后即提审戴名世，戴名世称《与余生书》内方学士即方孝标，其所写南明永历人物传记材料大多源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于是由戴名世案引出方孝标《滇黔纪闻》一案，整个方氏家族由此受到牵连。

方孝标，安徽桐城人，原名玄成，字孝标，为避康熙帝之讳，改字为名，别号楼冈。顺治六年（164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顺治十二年（1655年）授经筵讲官。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考试舞弊受牵连，一同流放到宁古塔，顺治十八年（1661年）释放，返回故乡。康熙九年（1670年），受平西王吴三桂之邀到云南。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撤藩，吴三桂在云南造反，贵州巡抚曹申吉也相附叛乱，并把外籍在滇者全部扣留。方孝标装成疯子，趁防卫疏忽的机会逃开，削发为僧，名方空，间道奔湖南衡州，拜谒大将军顺承郡王，顺承郡王以其忠孝两全授以国书龙牌，因此方孝标才回到了故乡。

返回故里后，方孝标将其在云南、贵州所记的民间士民传说，特别是永历皇帝的死、南明忠臣义士、遗民政老旧闻掌故，以及大西农民军李定国北伐等史事，进行整理成篇，称为《滇黔纪闻》，收入所撰《钝斋文集》中刊行。戴名世立志修纂明史，遍访遗书。他在研究了《滇黔纪闻》后，认为其关于史事的记载准确、属实，于是在写传记、笔记的时候，凡是有关晚明史事，都采用了此种资料。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正月，刑部审查戴名世案，以《南山集偶钞》删除本朝年号，尊称故明亡君等罪名，决定凌迟处死戴名世。方孝标因著《滇黔纪闻》中也有以上的话语，亦被弃其尸骸。二人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之子年16岁以上者都被判以立斩之罪；15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宁古塔；所有为戴名世的书籍写序的人也都要处以斩刑。其实，《南山集偶钞》中并未直接毁谤和藐视清王朝，它只是在有关南明人物传记中使用了南明各朝年号，说明南明三朝在历史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因此，康熙帝看到刑部奏议后，对书中承认南明一事并没有放在心上，却十分重视案内方姓族人。吴三桂反叛时，安徽歙州方光琛为其宰相，其子侄九人均被吴三桂授以要职，其子方学诗、方学礼最为著名。吴三桂病死后，方光琛辅助吴世璠与清廷对抗。“三藩之乱”平定后，方氏家族皆伏法，只有方学诗一人逃掉了。刑部在奏南山集案时，引用《南山集偶钞》原文，对方孝标只称方学士，但东北方言“士”与“诗”同音，翻译为满文为同一字。康熙帝审阅之后，以为方孝标就是方学诗，是方光琛的族人，因此批旨道：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既然方氏族人曾任叛逆吴三桂所授之职，自然是与叛逆为伍，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偶钞》中引用方孝标书籍，也就有与叛逆同谋之罪，罪不可赦，这样就使《南山集》案带有了政治问题的性质。

在赵申乔参劾戴名世的同时，在江南又出现了督抚互参案，《南山集》案越加复杂。江苏巡抚张伯行参劾两江总督噶礼揽卖举人，索取贿赂50万两。噶礼身为康熙乳母之子，又是皇太子胤礽党羽，势力强大，被张伯行所参并不甘心，遂发动其智囊搜罗张伯行7条罪状反加弹劾，包庇为《南山集偶钞》作序之方苞、致使此书在苏州私自印行3000余部，就是其中的一条，企图把张伯行打入戴名世、方苞一党。这样就使《南山集》案与朋党之争混在一起，更为复杂。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为戴名世同乡，为《南山集偶钞》作了序，与方孝标是同一家族，是方孝标的孙子。其实康熙当时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南山集》案上，太子之间争夺皇位问题正使康熙焦头烂额。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初废皇太子胤礽，各皇子随即展开激烈的角逐，皇八子胤禩最为积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被迫重新立胤礽为皇太子，让其他诸子死心。但胤礽复立后，不思悔改，仍拉帮结党，企图早日登基。《南山集偶钞》案既与朋党之争绞在一起，使康熙皇帝必须慎重处理此案。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同时，其党羽两江总督噶礼亦被革职。《南山集》案张伯行虽被牵涉，但因曾是康熙亲誉的“天下第一清官”，又与太子党人互为参劾，故康熙对张伯行特别偏袒，将他继续留任，令他将方苞押送刑部处理；《南山集偶钞》刻版在江宁起出，其余免议；明确表示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无关。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南山集》案有了结果。戴名世从宽免凌迟，即处斩，烧毁《南山集偶钞》《孑遗录》书板，其家人等均加恩宽免；由之而发的方孝标案，此时康熙已知方孝标并非方光琛族人，遂降旨将其子方登峰、方云旅、孙方世樵都从宽处理；为《南山集偶钞》作序的汪灏因在内廷纂修多年，职务被革，也从宽处理，但令家口入旗；免去了方苞的死罪，家口入旗，后因其笃于经学，对古文十分精通，康熙特命其入值南书房，以备文学顾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负责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十，处斩了戴名世，他的弟弟戴辅世把他的尸首葬在南山冈，《南山集》一案于是结束了。

乾隆年间对于修史时有关南明政权的称谓，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乾隆四年（1739年），诏修明史成，几年之后皇帝又专门下令：修明史的时候，可使用南明诸朝的年号，这方面的文字之祸从此结束。

九子夺嫡

皇太子的两废两立

太子被废

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帝废掉已立为储君34年的皇太子胤礽，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几位年长皇子拉帮结派，用尽了各种办法来争夺皇位。在竞争中隐蔽活动的皇四子胤禛后来居上，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君临天下，登上皇帝的宝座。

康熙初年，辅臣鳌拜专横跋扈，多次侵犯皇权，这就使康熙认识到皇权更换之际立皇子是何等重要，与其让一位不会治理朝政的皇子由上三旗大臣辅佐，不如事先亲手选择，培养接班人，以避免幼帝成年收回皇权时重走老路。且满族入关后受汉族传统制度影响较大，康熙深悉儒家经典，知道皇权的继续与巩固是头等大事。“三藩”之乱，吴三桂伪托“朱三太子”蛊惑人心，则是康熙从速立储的直接诱因。康熙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按照汉族立嫡立长的原则，圣祖诏告天下，立其皇二子、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

建立并实施正规的皇太子制度，在清代近300年的历史中，只有康熙一朝，而真正以“储君”身份长大成人的皇子也仅有一人，这就是清圣祖玄烨的皇二子胤礽。

康熙十三年（1656年）五月初三胤礽出生，母亲是位居正宫的赫舍里氏皇后。虽然他比哥哥胤禔小两岁，但因为生母地位高贵而成为“嫡长子”，根据传统宗法思想的继承制度，是嗣袭父位的第一人选。在他降生尚未满20个月之际，皇父便于康熙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大典，他变成了皇太子。

皇太子宝印及印文　清

自幼受到中原传统封建文化熏陶的康熙皇帝，十分重视“早定国储”，因为它关系到清王朝的稳定，所以在自己年方22岁时，便选定了身后的继承人。另外一个原因，是胤礽之母在生他的当日离世，皇帝对她情义很深，并把思念转化为对亡妻之子的钟爱，早立他为太子也算是告慰皇后的在天之灵。

储位即定，康熙皇帝便用最大精力对胤礽进行培养，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在宣布立储之后，便恢复了顺治后期裁撤的管理太子宫内事务机构詹事府，配备满汉各级官员充任府事。长到6岁，胤礽正式入学读书，康熙皇帝选择张英、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名臣硕儒担任太子师傅。他自己也常在空暇之时亲自为太子讲解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传授治国方略，给他讲前代之丰功伟绩，教导太子应怎样管理国家、怎样用兵打仗，还结合授读经史书籍对历代的得失、人心向背加以评说。为使胤礽开阔眼界，增加才干，在他年龄稍长之后，出外巡幸的康熙帝经常命其随扈同行，并随时教诲，让他了解民情吏治，各地山川风土。总之，他对胤礽满怀期望，尽全力培养他，可谓用心良苦。

少年时期的胤礽勤奋好学，天资聪慧，精通满汉文字，熟读诗文经史，并且有一身娴熟的骑射技艺，令皇父颇为满意。在他20岁以后，玄烨便开始给他创造独立处理政事的机会，以期早日担当大任。

胤礽身为皇储，地位显赫，周围不可避免地就会有一批拥护他的势力，代表之一就是索额图。索额图是康熙朝已故辅政大臣索尼之子，胤礽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官居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受康熙重用他，势力很大，于是成了太子党的中心人物。随着众皇子的长大成人，朝中反对太子党的势力，也各拥戴一个皇子与太子党对抗，于是逐渐打破朝中平静的局面。大学士明珠，是康熙惠妃纳拉氏的哥哥，皇长子胤禔的舅父，为支持皇长子，与大学士余国柱、户部尚书佛伦、刑部尚书徐乾学等联合与太子党对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明珠、余国柱私结党羽，为维护太子地位，圣祖遂将明珠、余国柱等人职务全部罢免。

由于皇太子的势力不断加强，使胤礽与康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圣祖亲征噶尔丹，皇帝驻跸博洛河屯（今河北隆化），直接对战事加以指挥。没想到在两军交战的时候，康熙皇帝突然患病，失眠、高烧不退。随驾王公大臣十分担心，劝他回京师调治。他也只好依从，命皇太子和皇三子前来迎驾。但胤礽至行宫见到患病的父亲竟然没有一点担心之意，使康熙心里特别难过，感到自己多年精心抚育的太子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至孝之情，于是讨厌之情油然而生，命他返回北京。这件事直至几十年后玄烨仍念念不忘，成为他转变对胤礽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后，父子矛盾逐渐加深。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礼部拟定祭祀的仪式，将皇太子的拜祷放置在奉先殿槛内，康熙命令将其移到槛外。礼部尚书沙穆哈怕将来皇太子怪罪，请求将谕旨记档，康熙十分生气，于是革掉了沙穆哈的职务。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皇帝率兵讨伐噶尔丹，在出发之前命令太子在京城守住国家，代行郊祀大典并处理各部院奏章；如有大事发生，留守大臣共同商议后报请皇太子决定。这实际上也是康熙帝对胤礽治国才干的一次重要考验。

然而，四个月后康熙皇帝回銮至京，看见很多政务都没处理，这样对胤礽又增加了不满和怨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圣祖将在皇太子处行走的膳房人花喇等秘密处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又大封各位皇子。皇长子胤禔封直郡王，皇三子胤祉封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分别封为贝勒，这表明康熙已觉察到太子党人的势力危及到皇权，因此想削弱他们的势力。诸皇子有了爵位，分别培植自己的亲信，争夺储位。以索额图为首的太子党人为图谋胤礽早日登基，更加紧活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圣祖开始准备打击太子党人的势力，以索额图“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令宗人府将其拘禁，不久死于幽所。因长期储位东宫，胤礽地位特殊，进而骄傲狂妄，目中无人，等到康熙南巡时，勒索地方，并因一点小事就要处死地方官员。康熙为政注重宽仁，太子如此不仁不义，导致父子意见不合，矛盾加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巡幸塞外，皇长子胤禔、皇太子胤礽及几位小皇子一同前行。返京途中，皇十八子胤祄病重，胤礽并不在意，康熙以兄友之义责备他，他却不承认过错反而怒气冲冲，且每夜在康熙住的帐篷周围活动，窥测其父行动，致使康熙昼夜戒慎不宁，觉得他有杀害自己的可能，好早日登基。因此康熙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准备先发制人。九月初四，他于归途中召集诸王及副都统以上大臣，以皇太子不法祖德，不遵祖训，暴戾淫乱，宣布废掉太子，回到北京后即将废太子幽禁于咸安宫。

再次被废

太子初废，储位空缺，争夺储位的斗争在诸皇子之中开始活跃起来。

胤禔作为皇长子，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他与胤禩相互倚重，同是反太子的核心人物。废了太子之后，胤禔马上图取储位，被康熙指责，于是他改变了办法，试探父亲是怎么想的。他甚至还毛遂自荐，奏称：“今欲诛胤禔，不必出自皇父之手。”

胤禔明显是争夺储位，康熙帝对他产生极大反感，痛斥他是“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随后胤禔令巴汉格隆“用术镇魇”胤礽的事件被康熙知道，于是胤禔被“革去王爵”，“幽禁于其府内”。

皇八子胤禩十分聪颖，善于与人交往，办事能力强，最初康熙很欣赏他，未满18岁即已成为贝勒。他反对太子，并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力，在皇子及满汉大臣中声望很好。

康熙帝很早即对胤禩反太子的活动表示不满，胤禔保举他为太子，更增加了其父的警觉和厌恶，指出胤禩“妄蓄大志”“谋害胤礽”“乃胤禔之党”，将其“锁拿”“审理”，最后“革去贝勒，（降）为闲散宗室”。

除去胤禔、胤禩急于图谋储位之外，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十三子胤祥也曾一度受审查，但不久即“开释”。皇十四子胤禵因为力保胤禩并无“妄蓄大志”、“谋害胤礽”之心，令康熙十分生气，想要杀他，随即与皇九子胤禟一起被逐出乾清宫。以上这些散乱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很多皇子在争夺储位。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令康熙帝最为震惊的是，当他已暗示有可能重新立胤礽为太子，并令群臣保举皇太子时，在大学士马齐及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人的带动下，大家竟然“独保（已被革爵的）胤禩”，而没有一个人举荐胤礽，这显示出当时清朝统治机构中大多数人在储位人选上的向背，也充分表明胤禩的声望和实力，这对皇权不能说不是个威胁。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康熙下决心重立胤礽。他在二废太子后回忆道：“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可见，重立胤礽的背景应该是在当时人心不稳、政局明显有些混乱的情况下，康熙帝只有在胤礽、胤禩两人中选择一人为储君，才能有效地稳定局势，二者之中，他选中了已大失人心的胤礽。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胤礽被重新立为皇太子。次日，又分封诸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晋封亲王，七子胤祐、十子胤晋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俱封为贝子，皇八子胤禩在此之前复封为贝勒。

可见，康熙为不让其他皇子心中不平，冲突再起，对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等7个儿子也分别晋封和新封爵位，皇八子胤禩也复为贝勒。当时各皇子的情况为：皇长子胤禔因罪行严重仍被软禁，皇八子胤禩虽仍觊觎储位，但皇帝对他戒备森严，使他不敢有过分之举，其他个别皇子即使有争宠谋位之心，也只处于积蓄力量、窥伺时机的阶段，所以皇太子胤礽没有强大的对手，处境比较平稳。加之康熙皇帝对他重新寄托希望，不仅经常关心垂问，而且对其提出的建议基本上都予以采纳，使父子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

但是，胤礽并没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进一步博得皇父的信任，处理好兄弟之情，把太子的地位巩固好。

太子复立，其党人也重新复聚。初废太子之前，朝廷内外许多人已感到皇太子有跃跃欲试、希践大位之意。胤礽本人在背后常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表现出想马上登皇位的心情。胤礽复为太子后，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缮和迓图、副都统悟礼等依附太子，重新结党营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储矛盾又开始激化。九月三十日，康熙晓谕诸子，指斥胤礽复位以来，狂疾未除，丧失人心，着将胤礽拘执看守。十月初一，向诸王、贝勒、大臣宣告将胤礽再一次禁锢起来，复立三年的皇太子胤礽再次被废。康熙非常失望，于五十二年（1713年）确定“不立储贰”的方针。

太子复废，储位虚悬，诸皇子营求太子之争更加激烈。胤礽并不甘心于这种困境。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清廷将出兵讨伐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他感到自己要抓住这个机会东山再起，于是委托为其妻治病的医生贺孟雄带出一封用白矾水写的亲笔密信，托正红旗满洲都统普齐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为大将军率兵出征。但是此事被胤禩一伙得知告发，结果贺孟雄被杀，普齐被拘禁，胤礽的希望落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大学士王掞疏请再立胤礽为储，康熙置之不理。次年一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也奏请复立胤礽为太子，并警告康熙不要弄出汉武帝杀戾太子那样的事件，康熙皇帝十分生气，责备他希图侥幸，应处死。康熙六十年（1721年），大学士王掞、御史陶彝两人再次奏请立太子，康熙认为其结成朋党，会越来越猖獗，于是严厉惩罚，胤礽复位已无可能。

皇长子和皇三子的美梦

大阿哥的一帘美梦

康熙一生有很多丰功伟绩，但他有一个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做好皇位继承的工作，致使他的很多儿子遭遇不幸，也让其实为清朝作了很多贡献的雍正背了杀父篡逆的黑锅。

康熙不愁没有儿子继承大清的江山，因为他有很多儿子，成年之后有所作为且受册封的有20人，别说20个儿子，就是在10个之中也能选出个像样的人，何况有个康熙这样聪明睿智的父亲，儿子们的能力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在康熙的儿子当中，有两位皇子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别之处，表面上看，他们是想开了一般置自己于皇权之外，但实际上却也是想分得一份羹，他们就是大皇子胤禔和三皇子胤祉。

大阿哥爱新觉罗·胤禔其实并不是康熙的第一个儿子，他前面还有四个哥哥，因为前四子幼年夭折，故胤禔为皇长子。虽说是皇长子，但是在皇位的继承上并没有任何的优势，满洲皇族并不是像汉人那样规定长子继位，也许胤禔也曾自叹过生不逢时，不但生不逢时，母妃的娘家还没有深厚的实力背景，这在讲究关系背景的清廷，相比皇二子胤礽的生母皇后的身份高贵，在争夺皇位的战争中是很少有机会胜出的。所以，和很多皇子一样，胤禔的生命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期待、等待、失望、绝望中度过的。胤礽因是嫡出而被立为皇太子，而贵为皇长子的胤禔却没有得到康熙格外的赏识。胤禔表面上遵从父命，似乎对皇位并没有过多的非分之想，但内心里对太子的地位十分觊觎。

康熙本身是人中楚翘，胤禔自然也是比较聪明能干的，再加上仪表堂堂是个美男子，所以，早期的时候康熙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的。由于他是大皇子，年纪比其他皇子大，所以最先开始为康熙办理朝中政事。边疆发生战乱时，胤禔更是亲自随军出征，每次都有立下战功，为康熙分了不少忧，也得到了康熙的器重。但是随着其他皇子的羽翼逐渐丰满起来之后，胤禔的风采便随之被掩盖。四皇子的铁血手段、八皇子的长袖善舞、十三皇子和十四皇子在军事上的过人天赋，再加上还有一个背景不容小窥的皇太子，胤禔的优势就变得不足为奇了。那么，难道他就真的心甘情愿地在将来当一个王爷了吗？

胤禔虽然不被康熙视为继承人，但并不妨碍他一心想夺嫡继大统，所以他努力地使自己在众皇子之中脱颖而出。在皇位之争中，二阿哥胤礽尤其是其他皇子的眼中钉、肉中刺，胤禔自然也不例外。皇子们超越了兄弟亲情这层关系，时刻注视着太子胤礽的一切动向，就等着捉他的小辫子。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这近二十年来皇帝和太子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随之引起的关系变化，胤禔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认为对他谋取皇储之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时机。

愚蠢的巫术终害己

眼看着康熙逐渐老去，而太子之位又总是不太稳固，使胤禔急切起来。由于他迷信“魇胜”巫术，无知地想以僧人巴汉格隆的匿术咒死皇太子胤礽，以便增加自己的胜算而取而代之。此等招数其实荒谬至极，但在当时的紧迫形势下，都被用作了夺取皇位的一种手段，可谓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太子却也真的整日精神涣散，尽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举动，最后阴错阳差的如胤禔所愿，在康熙塞外行围时被废，他一时间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康熙还亲自授权他来监视胤礽，这令胤禔十分得意，甚至到了得意忘形的程度。胤禔以为，康熙已经恨胤礽入骨，但是为了社会舆论又不能杀他，所以自以为是地贴心地想要为父皇充当武器去除掉废太子，还大言不惭地说，为祖宗江山、为康熙，即使背上这个杀害兄弟的骂名也无怨无悔，无耻之心昭然若揭，说是为了康熙分忧，其实暴露的只是自己想要取兄弟性命的残暴心事。

由此可以看出，胤禔还是不够了解康熙的性格。所谓虎毒不食子，何况是人呢？此举势必引起了康熙强烈的失望与反感。让胤禔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的是皇三子胤祉，胤祉将胤禔使用魇术魇废皇太子之事的告发，彻底让胤禔在皇位争夺中出局。

康熙皇帝对胤禔不顾亲情的所作所为极为气愤，称他为“乱臣贼子”，下令彻底剥夺他的一切职位，严加看守起来，胤禔就没有他二弟那般的幸运了，被关押之后还能阴错阳差的转危为安放出来，他这一押就押了26年，直至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被幽死，终年63岁。

学业优秀的三阿哥

有人欢喜有人愁，大阿哥彻底落败，而在这期间，三阿哥胤祉算是出了不小的力。

胤祉出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与胤褆的母亲一样，胤祉的母亲地位也不高。在这点上，老大和老三似乎有着同样的命运。

康熙的这么多儿子，有一点还是非常能令他欣慰的，就是各个都十分聪颖好学。或许是因为从小就生在帝王之家，即使自己没有紧迫感，母亲们也会每天耳提面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为其分析利害关系，所以康熙的儿子们或文或武都练就了一身的真本事，胤祉亦然，尤其在文学、书法上更是多次得到康熙的称赞。也许在胤祉心中，康熙似乎有意传位于自己，所以一直以来走的都是保守道路——与世无争，温文尔雅。但是，对于胤祉的优秀之处，康熙似乎也有自己的一番定论：学业优秀未必就能做皇帝，就像会读书未必能做官一样，这其中的关键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性格，毕竟能够很好的统治一个国家的话，仅仅凭借着琴棋书画是远远不够的。

但胤祉就真的想靠着琴棋书画过一辈子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打错了的如意算盘

太子落马之后，因为大阿哥胤禔向康熙进言说由他来将废太子胤礽处死，惹得病中的康熙暴跳如雷，胤祉觉得表现的机会已经来了，便及时地向康熙告发了胤禔使用“魇胜”巫术谋害太子胤礽的事情，一举结束了胤褆的政治生涯。为什么只有胤祉知道大皇子的秘密，这可能也与他平时表面上并没有意图争夺皇位的表象有关，容易让人疏于防范。而胤祉决定在这个时候出马，也是考虑到康熙病重，当时因为大阿哥胤禔和老二胤礽都被圈禁，这样他自己便成了家中长子，群龙无首的时候，长子的地位还是有那么一点优势，他打的也正是这个如意算盘。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如意算盘也有不如意的时候。在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八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康熙决定复立胤礽为太子，显然没有其他皇子什么事，胤祉也没能如愿以偿。他自视文化素质高，满腹经纶、出口成章、文武双全，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来，康熙自始至终都似乎不看好他在政治上的前途。在康熙的眼里，胤祉虽然聪明，但似乎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魄力。

八阿哥，最有力竞争者

出类拔萃的八贤王

康熙帝第八子，人称“八贤王”的胤禩，在这场激烈的帝位争夺上可谓是一个主要角色，但归根结底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胤禩的母亲出身卑微，没有资格亲自抚养皇子，所以胤禩是在大阿哥胤禔的母亲惠妃身边长大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与惠妃感情甚亲。没有强硬的家族背景，就意味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胤禩深知此道，所以从小便忍辱负重，加倍地学习文武知识，以此希望引起康熙的注意力。

好在努力终有回报，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胤禩可以说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可能他的出身使他在众兄弟子侄间并不得贵重，甚至颇受冷遇，也给了他一定的紧迫感，让他从小就发奋图强。因没有诸如二阿哥那样实力雄厚的背景，也使他少了一些与生俱来的傲气和飞扬跋扈，反之是一种自然的随和好脾气。诸臣奏称其贤，就连康熙的哥哥裕亲王也在皇帝面前夸他“心性好，不务矜夸”。

康熙本就是一个宽宏大量、心性随和的皇帝，自然也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能像自己一样待人为宽。所以，在容忍之量上，胤禩深得康熙喜爱。于是，在受到康熙封赏的皇子中，胤禩往往都是最小的一个皇子。虽然年纪甚小，但是和哥哥们同样得到了父皇的重视，对于从小就颇受冷遇的胤禩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机会，毕竟皇位所带来的权利是永无止境的。

胤禩是何等聪明之人，且甚晓世故，深知既然母亲这边没有什么人能够依赖之人，就一切要靠自己了。他潜心研究康熙的脾气秉性，并一切行为准则均以其为准则。加之本来就没有身为阿哥的骄纵之气，又故意与朝中大臣处好关系，可谓是有求必应，深得众意。因此广有善缘。不仅在众兄弟中与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交情非比寻常，与众多王公朝臣亦相交甚欢，朝廷之中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王公大臣们往往会第一时间去八王府那里打探消息，可见他们对胤禩的逢迎之情、追随之意。就算是同位竞争对手的大皇子，在自知自己没有希望的前提下，都会把手中的一票投给这个八弟，可见，胤禩在为人处事上是何等高明。虽和四皇子胤禛实力相当，但是在人缘方面，这个四哥也真真要自叹不如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康熙以为废黜了皇太子之后，诸皇子之间的矛盾可以缓和，但是恰恰相反，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反而愈加严重。在这个时候以皇八子为核心的八阿哥党积极钻研，精心谋划，想取得皇太子的地位。胤禩的精明之处在于借他人之口诉心中之事，从来不会直接地表达自己想如何做，他会引导对他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们在康熙面前说尽自己的好话，也确实如此，自己说十句也抵不住别人说一句。所以，他更加地极力拉拢朝中重臣，渐渐地就形成了“八爷党”。

无奈，身为皇帝最忌讳的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发生的党派之争。眼看太子党被废除，可以安宁一时，没想到又出了个八阿哥党，甚至比太子党还要嚣张，招数更是花样百出。王公大臣们纷纷举荐不说，还安排算命之人从中妖言惑众、蛊惑人心，说八阿哥有帝王之相，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

大臣们以为皇位已定，此起彼伏地涌入八王府巴结逢迎，好为自己加官进爵。康熙怒不可遏，盛怒之下，把支持党争的全部处死，甚至动用了无比残忍的刑法，而那些曾经参加过党羽之争，后来已经去世的也没有放过，杀鸡儆猴地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给剁了，然后焚烧。可见康熙对皇子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是深恶痛绝。康熙的大开杀戒也让胤禩看出来自己在皇位争夺中并没有占据太多的优势，还得再接再厉啊。

康熙一天天老去，眼看太子位还没有人选，哪怕有点希望的皇子们都使尽了浑身解数，以求博得康熙的青睐。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便是胤禩、胤禛和十四皇子胤祯。

相对于胤禛倾尽全力为康熙办事以争取父亲的青睐，八阿哥胤禩却更加注重人心的取得，虽然之前康熙的严惩还历历在目，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步棋，反而更加地广积善德，以借他人之口说出自己想说之事。

在积德行善方面，不管是真是假，总之，胤禩的表面功夫是真的做到家了，只要看见谁需要帮助了，就会毫无条件地对其伸出援助之手。不管你想要什么，只要和胤禩说一句，要官位有官位、要银子有银子。人心毕竟都是肉长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会有人视他为“活菩萨”，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一时间胤禩的名声更是响彻天下。

美名在外的胤禩很快就飘飘然了，过去，在还没有“行善积德”的时候哪会有这么多人对自己前呼后拥啊！花点银子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觉得他此时所拥有的荣耀万金难买，他倾心陶醉在他亲手缔造的“仁义之邦”之中，不能自拔的同时也悄然等待着康熙的青睐，也在用舆论与康熙作着抗争。

如果胤禩真的像所传的那样亲善祥和，或许当上太子还是很有希望的。不过，假的终究是假的。胤禩的“仁义”说到底也是虚伪的，只不过是为了实现他政治追求的手段。

胤禩虽然聪明，但是其实并没有彻底了解康熙的心意，康熙是老了，但是还没有傻。

效仿康熙，只见其表不见其内

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胤礽被废的时候，胤禩被康熙授权全权处理、审讯有关涉嫌之人。之所以追究到底，是因为康熙一方面是想打击朋党之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找个倒霉蛋来为自己的二儿子背黑锅。儿子终究是儿子，做父母的始终不忍心自己的儿子丢掉性命。所以，努力在给胤礽找一条退路留着。可见，事到如此康熙还是非常顾及自己的儿子的。所以，要狠整太子党羽，迁怒于他们没有能好好地辅助太子，使得太子有被废的下场。

可胤禩倒好，平时学康熙学得还不够透彻，仁义道德也只是表面而已。哥哥们相继落马，胤禩平时的仁慈荡然无存，心狠手辣的一面完全暴露了出来。看到当了几十年的太子终于下马了，而这次主审人还是自己，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手，下定决心要让这个昔日的太子彻底没有翻身之地。办起案来手下是毫不留情。他虽有一颗七窍玲珑心，却真正低估了康熙对自己儿子的爱。太子是再也没有翻身之地了，可他自己多年的仁义形象也在康熙的心中彻底崩塌。

眼看康熙的身体愈见衰败，时间不等人，胤禩决定主动出击来进一步制造康熙最为看中的宽容、仁义的形象。私下聘用了张明德这个相士，让他大肆吹捧，说什么胤禩“白气贯顶”，乃明君之相。没想到康熙得知后大发雷霆。

聪明反被聪明误。胤禩的本意是想利用朝野舆论给康熙以压力，从而迫使其就范顺从众意立自己为太子，孰不知此举已是形同对抗，大大地触动了康熙的龙须，让康熙痛不可耐，也必会招致康熙的强烈抵触。

这招不成又出下招，胤禩虽然与十四皇子胤禵交好，但是一旦涉及到皇位就完全不念兄弟之情了。在康熙的寿辰之时，暗中掉包换掉了胤祯送给康熙的礼物，变礼物为一只死鹰，气得老父心脏病发作。从这就可以彻底看出胤禩平时的孝心、善心是何等虚伪。

康熙何等圣明，早已看透了胤禩的心思，对这位“仁义”的皇儿已经彻底失望。康熙临终前也曾对他的儿子们作了一个短短的总结，给胤禩的评价就是：处处学朕，又处处学不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三日，康熙终于寿终正寝，病逝于畅春园。做了一辈子八贤王的胤禩到后来也没有如愿登上皇位。心有不甘，最后还是败在了胤禛的手下。

胤禛谋得皇位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礽复废，诸皇子争夺太子之位又日趋激烈。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胤禩亲向康熙试探，请示以后应该怎么处理，希望自己被举荐，康熙看明他的心思，告诉他不要有非分之想，因此父子之间矛盾加深。同年冬，康熙出塞狩猎，胤禩因其母两周年忌辰，没有随行，及至康熙回程，胤禩自身并不迎驾，却把两只要死的鹰送给康熙，康熙十分气愤，大骂他不孝不义。因胤禩党羽众多，在朝中势力较大，康熙怕其政变篡权，故加紧打击胤禩集团。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康熙帝以胤禩行为卑污，凡应行走时俱懒惰不赴为由，停发他及属下护卫官员俸银俸米。同年十一月，革除胤禩门客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举人之名，罪名之一是他把当今文章与万历末年的文字相比较，侮辱圣朝，并以此作为胤禩的罪证。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父子感情更加恶化，胤禩得了伤寒病，有离开人世之状，而康熙也置之不理。

胤禩受挫，皇十四子胤禵开始谋求皇位。胤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生，母孝恭仁皇后，与皇四子胤禛同母，但一向依附胤禩。初废太子时，康熙下令锁拿胤禩，胤禵为胤禩说情，激怒了康熙，拔刀要杀胤禵，被皇五子劝止，后来胤禵被康熙逐出宫。太子复立之后，胤禵晋为贝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战事吃紧，康熙年迈多病，不能亲自征伐，所派大将指挥军事又毫无进展，于是想派皇子出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征伐西北，并让胤禵使用正黄旗旗纛，采用亲王规格，掌有军权。胤禵出征，被胤禵集团看成是康熙帝属意于胤禵将立其为太子的表示，因而十四皇子党又活跃起来。胤禵把谋求储位看成十分重要之事。出征之前，胤禵一再要求胤禟报告康熙信息，如果皇父离世而去，一定马上报告。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胤禵在西宁把临洮张凯叫去算命，张说其有九五之尊，将来必定大贵。胤禵听了非常高兴，觉得说得很对。胤禵出征大有代父出征的味道，因此许多人把它看作胤禵向皇太子的过渡。但其他皇子并没因此而放弃储位角逐。皇三子胤祉在胤禔、胤礽出事后，年龄最大而且又受封王爵，在诸兄弟中有很大的优势，并倚仗其文才出众，且又与皇父感情较好，也在谋求东宫印绶。皇四子胤禛则秘密活动，不露声色，私下里作好了夺取皇位的整体计划。

胤禛，康熙十七年（1678年）生，母孝恭仁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在太子刚刚被废的时候，康熙命胤禛与胤禔共同监视胤礽，胤礽说其从没想过杀害父亲，取得皇位，请胤禔、胤禛代为转奏，胤禔不应，胤禛认为此话非同一般，即使自己因此获罪，也要替他转奏。康熙听后，遂将胤礽项上锁链取下。初废太子后，康熙受到沉重的打击，身体非常不好。胤禛屡劝康熙治病，保重身体，康熙遂称其殷情恳切，可谓诚孝。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被晋封雍亲王。

再废太子后，胤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争夺皇位上。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胤禛集团成员戴铎为胤禛制订了夺取储位的全面的计划。第一，依靠诚孝博得康熙的信任和宠爱；第二，要以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把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第三，联络百官，特别是康熙的亲信重臣，以影响皇帝，使其考虑继承人时对胤禛有利；第四，大力培植雍邸旧人，为建立江山打下基础。与此同时，胤禛大规模地搜寻各种人物以形成自己的集团，其中有皇十三子胤祥、康熙近臣贵戚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川陕总督年羹尧等。隆科多为佟国维之子，康熙孝懿仁皇后之弟，胤禛的舅父，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手中握有兵权，对胤禛争储非常有利。他负责京师九门、畅春园及宫禁警卫，地位至关重要。年羹尧，多年效力于胤禛，其妹为胤禛侧福晋。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出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升任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晋升川陕总督，是胤禛在外的重要军事力量。这一派力量虽十分强大，但表面看来却不像胤禩一派气势那么大，而是谨小慎微地活动，不露锋芒，所以康熙对此没有过怀疑和指责。

胤禛明白康熙的心理，嘘寒问暖，非常殷勤，得到康熙的好感。康熙称赞他“诚孝”。他对众兄弟，虽暗中对立，但在父皇面前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相反，常“为诸阿哥陈奏”，以致感动了康熙，谓之“性量过人，深知大义”，“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对康熙并非真心真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他了解父亲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因此他极力讨好父亲。他深知谁为太子，决定权全在皇父，皇父的好感就是他的资本。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给父亲看。从这一点看，他的心计超过众兄弟，手腕也很高明。到康熙死前一刻为止，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绝不只胤禛一人。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密切是胤禛最大的优势，他做事谨慎也博得了父亲对他的好感。康熙曾说过胤禛“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这本是已经过去了的小毛病，康熙偶尔提起，“无非益加勉励之意”，并没有责备的意思。但胤禛特别注意澄清，竭力扭转皇父的形象，上奏说：以前皇父曾批评喜怒不定之处，十多年来都没有提起，是因为臣在皇父教育下已经改正。“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其实康熙并没有打算把此事写进谕旨。康熙晚年，立储事不顺心，尤其需要安慰，当时只有胤禛、胤祉经常陪伴他散心。第一次废太子之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初，康熙病情加重后，胤禛奉召到皇父跟前，泪流满面提议选医调药治疗。康熙接受了他的建议，令他同胤祉、胤祺、胤禩等几位稍知药性的皇子照顾他，很快病情好转。他恳求侍奉左右，康熙因令其恭代南郊大礼，未留身边。但胤禛每天派人请安，有时一天三次。在康熙的最后时刻胤禛给予父皇无微不至的关怀，胤禛的孝敬理所当然地深深刻在皇帝的心上。

胤禛在康熙末年日益受到重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圣祖命其参加对胤礽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战事兴起，康熙召见胤禛、胤祉，征求意见，胤禛主张大力讨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因有人盗窃明朝陵寝，康熙命胤禛、胤祉等皇子查处，并令他们到各陵祭奠。同年，皇太后丧，胤禛与胤祉等传达康熙的命令，让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次年，皇太后梓宫安放地宫，康熙因病不能亲往，命胤禛去陵前读文祭告。康熙六十年（1721年），圣祖登极六十年大庆，典礼中盛京三陵大祭最为重要，因年迈康熙不能亲往，遂命胤禛、胤祹及世子弘晟前往致祭。回京后，遇三月十八日万寿节，又命胤禛祭祀太庙后殿。同年冬至节，又命胤禛祭天于圜丘。对祭祀，特别是祭天，康熙历来看作是国家大事而加以重视，只要身体好，他就亲自去祭祀。康熙在晚年任用胤禛代替他祭祀，表明了胤禛在康熙心中已有很高的地位。

两次废皇太子和诸子争储使康熙身体衰弱，精力衰竭。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圣祖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生病，回到畅春园。初九，因冬至将临，命皇四子胤禛到天坛斋戒，以便代行祭天仪式。初十、十一日、十二日，胤禛先后派遣护卫、太监至畅春园请安，康熙均谕“朕体稍愈”。十三日丑刻，康熙病情严重，命从斋所召皇四子胤禛立即回来，接着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亲王胤祐、皇八子贝勒胤禩、皇九子贝勒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皇十二子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来到病床前，交待他的遗命，戌刻便去世了。隆科多即向胤禛宣布康熙最后的命令。今存遗诏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皇帝位。”当天夜里，用銮舆载运康熙遗体，回大内乾清宫。在隆科多保护下，胤禛先回大内迎驾。第二天传出大行皇帝任命胤禛继位遗言。胤禛任命总理事务大臣，封胤禩、胤祥为亲王，把胤禵召回京城，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颁布遗诏，十九日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坛，京城开禁。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极，接受百官朝贺，正式继皇帝位，改元雍正，这就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10年未决的皇位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夫妻情深

姻缘天定，辅臣之女

顺治十年（1653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季节里，京城辅政大臣索尼的府中降生了一个小小的女婴，这就是索尼长子噶喇布的女儿赫舍里氏。赫舍里氏一生转折与际遇都与她身后的庞大家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1661年，顺治皇帝突然去世，年仅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按照大清王朝的传统，皇帝年幼的时候，国家的政务应该由一两位宗室的亲王摄政，但由于顺治皇帝在位初年睿亲王多尔衮擅权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的前车之鉴，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决定不依旧制，而是改由异姓大臣来共同辅政，于是确立了四辅臣制。

这样，在同多尔衮斗争中有功的重臣元老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成为辅政大臣，其中索尼为首辅大臣。四大臣共同辅佐幼主，最初相安无事。然而，随着四辅政大臣内部势力的变化，本来位居末位的鳌拜的势力日益扩大，他专横跋扈，根本不把年幼的康熙皇帝和其他辅政大臣放在眼里。

眼看鳌拜势力极速扩张，孝庄太皇太后为了遏制这一状况，转而笼络索尼父子，册立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此举改变了太宗、世祖两朝均在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中选择皇后的传统。

赫舍里氏虽出身名门，但她善良贤淑，睿智坚强，没有丝毫的娇纵与刁蛮。

刚满十二岁的赫舍里氏与康熙成婚，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天真的孩子，慢慢地，两人成为了形影不离的玩伴，情投意合。少年初成的康熙皇帝和情窦初开的赫舍里氏，懵懵懂懂中，这对小夫妻的生活恩爱甜蜜，非常和谐，感情颇深。

两个人共同度过了鳌拜专权的日日夜夜。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赫舍里氏以自己“宫闱式化，淑德彰闻”的得力辅佐，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得康熙皇帝无后顾之忧，能够集中精力料理国政，顺利度过了他即位的早期阶段，为日后建立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赫舍里氏成为了康熙皇帝的贤内助。

皇宫是一个人事复杂的地方，在这里生存，不但需要聪慧的头脑、灵活的技巧和细腻的心思，还要有上天保佑的好运气。所幸的是，赫舍里氏刚好全都具备了。

长子夭折，难产离世

1670年，赫舍里皇后生下了一个聪明乖巧、活泼可爱的小皇子承祜。这一年，康熙十五岁，赫舍里十六岁。

有了心爱的孩子，赫舍里显得十分满足。年轻的赫舍里用自己最大的热情和精力实践着一个皇后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为了适应国家的经济状况，她紧紧跟随皇帝的意愿，以皇后之尊倡行节俭，成了康熙的名副其实的贤内助。而过去受到过良好教育的赫舍里氏，修养极高，优雅与从容使得她即使是周旋在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中，也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快乐的日子总是不能长久，康熙十一年，当玄烨陪着祖母在赤城汤泉休养的时候，年仅四岁的承祜在紫禁城里夭折了。一直以来，康熙就是赫舍里的依靠，只要他在身边，她就可以坚强地面对一切挫折。而如今，他却远在千里之外，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面对病危的儿子，孤助无措地欲哭无泪。

赫舍里氏眼看着心爱的孩子在自己面前一点点地枯萎消逝，却无能为力，这是比自己的死亡还彻骨的痛苦。在别人的眼里，不满二十岁的赫舍里氏有着与她年龄并不相符的成熟，她就像一尊寺庙里的神像，尊贵而端庄，而只有在玄烨的面前，只有在他们独处的时候，赫舍里氏才会暂时卸下所有金碧辉煌的外衣，回归到一个女人的角色。而如今，玄烨又在哪里呢？

承祜的离开带走了赫舍里氏真心的笑容，尽管她为了不让大家，尤其是康熙担心而尽力维持原样，但触及到内心的伤痛却久久不能释怀。赫舍里氏的身体渐渐变得越来越孱弱了，秋天到了，康熙再一次陪同孝庄去到遵化疗养。康熙的离去使得赫舍里氏不需要再假装开心，一直提着的一口气终于吐掉了，赫舍里氏也病倒了。

归途中的康熙得知了皇后的病情，焦急万分的他却无法抛下祖母赶回北京，甚至不能完全表露出自己的担心。但终究纸包不住火，御医不顾康熙的警告向孝庄透露了真相。果然，孝庄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命令爱孙速赶回宫里。

当康熙奔到赫舍里氏的病榻前，她正在昏睡，朦胧中却仿佛看到了玄烨的身影。也许赫舍里氏并没有将他当作是现实，虽然此刻无助的她是如此热切地盼望康熙能够在她的身边，就像半年前失去儿子的时候一样。但是她却也十分了解康熙的性情，抛下病未愈的祖母回京探望自己，如此有违孝道的事情，赫舍里氏从不敢奢望他能够做到。但是最终，她却惊喜地发现，坐在床边，紧紧握着她冰冷双手的那个人，就是她的丈夫，就是她深深眷恋、朝朝期盼着，却又不敢让人知晓的人。

就这样，康熙在赫舍里氏身边陪伴了整整一天，皇后的病情开始有所改观，夫妇二人的感情便在此时又一次得到了见证与升华。

第二年的秋天，赫舍里氏不但恢复了身体，并且再一次怀上了她和丈夫爱情的结晶。这个时候，发自心底的幸福笑容又一次出现在了赫舍里的脸上。

1674年，二十一岁的赫舍里氏在坤宁宫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取名胤礽。然而，躺在床榻上的赫舍里氏却没有多少力气享受母亲的欢乐，生产的过程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心血，此刻的赫舍里氏感觉自己就像是一片羽毛，轻飘飘、昏沉沉地在半空中翻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肩膀，一阵风吹来，更是彻骨寒冷。

从得到儿子的无比快乐到失去妻子的巨大痛苦，短短两个时辰里，康熙却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而此刻，他却还没来得及跟与他相濡以沫近十年的爱妻说上最后一句话，哪怕是嘱托与道别。

就这样，赫舍里氏离开了，仓促地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赫舍里氏的离去给了康熙巨大的震撼，他了解为什么皇后会难产，至少他自己始终是这么认为。除了失去她的痛苦，康熙的心里更多了一份难以排解的愧疚与自责。

赫舍里氏与康熙少年夫妻，相濡以沫。她经历了盛世来临前最艰难的岁月，却最终永远地留在了黎明前的时刻。

至爱情深，寄情于子

面对爱妻的突然离去，年轻的康熙一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悲痛地大哭失声。一向理智的康熙，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他在一系列的悼念活动中，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悲伤与痛苦。在赫舍里氏去世三天后，将她的梓宫安放在了紫禁城西，此后，康熙几乎每一天都要去梓宫前举哀，一直坚持了将近一个月。随后，他亲自把赫舍里氏送到了京城北郊沙河地区的巩华城。在梓宫安放处，玄烨又独自默哀许久，直到晚上才起驾返宫。

然而，回到皇宫的康熙却仍旧放不下巩华城里的赫舍里氏，一天后，他又一次来到赫舍里氏的身边，静静地陪伴着她。据《康熙起居注》统计，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玄烨共去巩华城八十余次。

在这几年中，即使是有了第二位皇后，康熙也依然如故地冒着风霜严寒前去。不仅如此，赫舍里氏去世三周年祭日时，康熙于前一天上午便来到巩华城，一直陪伴赫舍里氏直到第二天才返宫。

对于皇后用生命为代价孕育的皇子胤礽，康熙宠爱极深，他亲自抚养胤礽，把对妻子的全部感情倾注到了儿子身上。康熙十四年，康熙便拟诏欲立刚满周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当年十二月，一岁半的胤礽正式受册宝，当上了皇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废皇太子，康熙哭骂太子“生而克母”，并于当晚梦到已去世三十四年的皇后，念念不忘发妻。

附：康熙帝大事年表

⊙顺治十八年（1661年辛丑）

正月初七日，顺治帝逝于养心殿。初九日，玄烨即皇帝位。

⊙康熙元年（1662年壬寅）

二月，郑成功接受荷兰人揆一投降。四月，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父子于昆明。郑成功逝。

⊙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

三月，庄廷《明史辑略》案发生。

⊙康熙四年（1665年己巳）

七月，以太皇太后懿旨，聘辅臣索尼孙女、内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里氏为皇后，行纳采礼。九月，册立皇后。

⊙康熙五年（1666年丙午）

正月，辅臣鳌拜与苏克萨哈因换地相争，自此鳌拜专权。十二月，鳌拜矫旨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连。

⊙康熙八年（1669年己酉）

五月，诏逮捕鳌拜交廷鞫，以其屡立战功，免死拘禁，其党班布尔善等伏诛。夺遏必隆太师、一等公。诏永停圈地，已圈者给还。

⊙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

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请老，许之，以其子之信嗣封镇粤，不许，令其撤藩还驻辽东。十二月，吴三桂反对撤藩叛乱，讯传京师。执其子额驸吴应熊下狱。诏削吴三桂爵，宣示中外。京师民杨起隆伪称朱三太子以图起事，事发，杨起隆逃逸，其党被诛。此为“朱三太子案”。

⊙康熙十四年（1675年乙卯）

十二月，立皇子胤礽为太子，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颁诏中外，加恩肆赦。

⊙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

二月，皇后钮祜禄氏崩于坤宁宫，辍朝五日，谥曰孝昭皇后。三月，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称帝，年号昭武。十月，皇四子胤禛生，母为乌雅氏。

⊙康熙十八年（1679年己未）

正月，平定三藩之乱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康熙帝御午门宣捷。

⊙康熙二十年（1681年辛酉）

十一月，定远平寇大将军等率军入云南，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十二月，康熙帝诏见直隶巡抚于成龙，称其为“清官第一”。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

七月，清廷以郑氏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准备攻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癸亥）

二月，康熙帝初次幸五台山。十一月，以收复台湾，告祭孝陵。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乙丑）

五月，彭春等攻雅克萨城（今俄罗斯阿尔巴津诺），俄军势穷约降，退居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丁卯）

十二月，太皇太后逝。康熙帝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

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七月，初九日册立贵妃佟氏为皇后。次日皇后崩，谥孝懿。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

八月，清军与噶尔丹激战乌兰布通，获胜。噶尔丹遣喇嘛济隆来请和，福全未即进师。康熙帝切责之。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

正月，下诏亲征噶尔丹。五月，侦知噶尔丹所在，康熙帝率前锋先发，诸军张两翼而进。前哨中书阿必达探报噶尔丹闻知皇上亲率大军而来，惊惧逃遁。康熙帝率轻骑追击。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噶尔丹以数骑逃遁。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

二月，康熙帝再次亲征噶尔丹于宁夏，命皇太子留守京师。遣官祭黄河之神。四月，康熙帝回銮。费扬古疏报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仰药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

正月，康熙帝巡幸五台山。命皇长子胤禔、大学士伊桑阿祭金太祖、世宗陵。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庚辰）

正月，阅视永定河工程。二月，亲自指示修永定河方略。十月，阅永定河。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

是年，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倾向禁教。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戊子）

四月，获明崇祯帝后裔，年已七旬的朱三及其子，斩于市。十月，议政大臣会议，议皇八子胤禩谋求储位罪，削其贝勒爵。十一月，皇三子胤祉告皇长子胤禔咒魇皇太子，削其直郡王爵，幽之。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

三月，立胤礽为太子，昭告宗庙，颁诏天下。十月，封皇三子胤祉诚亲王，皇四子胤禛雍亲王，皇五子胤祺恒亲王，皇七子胤祐淳郡王，皇十子胤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勒。于京西畅春园之北建圆明园，赐予皇四子胤禛居住。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庚寅）

二月，幸五台山。三月，编纂《字典》，即后来所称的《康熙字典》。十月，诏，自康熙五十年开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

⊙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

八月，四子胤禛第四子弘历（即乾隆皇帝）出生，母为四品典仪凌柱女钮祜禄氏。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乙未）

十月，谕大学士：“朕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答奏折，期于不泄漏也。”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

十月，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军青海。命翰林、科道官入值。命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分理正黄、正白、正蓝满蒙汉三旗事务。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庚子）

二月，封新胡必尔汗为六世达赖喇嘛，结束五世达赖喇嘛之后的西藏宗教领袖不定的局面。十月，诏抚远大将军胤禵会议明年师期。皇三子胤祉之子弘晟被封为世子，皇五子胤祺之子弘升为世子。

⊙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

三月，大学士王掞先密疏复储，后御史陶彝等十三人疏请建储，康熙帝不许，王掞、陶彝等被治罪，遣往军前效力。十月，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壬寅）

三月，在皇四子胤禛邸园饮酒赏花，命将其子弘历养育宫中。十月，雍亲王胤禛等视察仓储。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十一月，逝。雍正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