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

自青年时期起，索尔仁尼琴就对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疑。十八岁那年，他深信自己将会颠覆现有的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并说出新的见解。那时熟悉索尔仁尼琴的人都看出了他身上这种内在的信心，这种自信可以支撑索尔仁尼琴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争分夺秒，废寝忘食，以至于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直线条的人，但这并非意味着他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从信仰马克思主义转向东正教（他经常强调说，他并不仅是抽象地理解东正教，而完全是在生活实践中悟出来的真知），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转而成为一个强大中央集权政治的拥护者，青年时期的他也曾犹豫不决，不知该献身于——文学、数学还是戏剧，而在五十岁时，他却毅然改变了自己的个人生活轨迹。

索尔仁尼琴在《癌病房》第二十九章中提到的基托夫拉斯，是俄罗斯版的神话人物半人半马：“基托夫拉斯住在遥远的旷野里，并且只能直线行走。所罗门王将基托夫拉斯叫到跟前，用计把他拴了起来，让人带他去凿石头。但由于基托夫拉斯只会笔直朝前走，当他被牵着经过耶路撒冷时，只能把他面前的房屋统统拆毁——为他开路。路上要经过一个寡妇的小屋，寡妇哭哭啼啼，央求基托夫拉斯不要拆毁她那可怜的小屋——最后终于打动了他的心。基托夫拉斯身体开始左右摇晃，不停地挤呀，挤呀——最后弄断了自己的肋骨。而小屋呢——倒是完好无损地保全了下来。基托夫拉斯只是喃喃道：‘软话可以弄折骨头，而硬话却会招惹众怒。’”这个情节取自《所罗门和基托夫拉斯传说》，收录于《帕里亚全书》——该书是一本杜撰的《圣经》传说故事汇编，自15世纪以来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是众多传到今天的古代俄罗斯文学手抄文选的组成部分。

正是这个传说激发了托尔斯泰创作了《人靠什么活着》。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中，科斯托格罗托夫让波特杜耶夫读这本书。同时，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来到鞋匠那里定做一双靴子，但不久这个人就死了（于是鞋匠就把定做的靴子改成了死人穿的便鞋），这同样取自《所罗门和基托夫拉斯传说》中皇帝和怪物比赛占卜的故事。忧郁冷漠的科斯托格罗托夫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了睿智善良的基托夫拉斯。两个人的名字在构词上也存在着相似性（别忘了，基托夫拉斯折断了自己的一根肋骨，换句话说，就是骨头）。这也说明，粗鲁但有慈悲心肠的科斯托格罗托夫与基托夫拉斯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即外表丑陋，内心善良。

作家欣赏基托夫拉斯那勇往直前，不畏强暴，只向弱者或软话低头的精神。在斗士索尔仁尼琴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某些品性。为了能够战胜苏联的官方政权，为了击败文学审查官们错综复杂的敌对观点，为了在经历八年囚禁生活后始终怀着让“死人说话”的心愿而毫不动摇，为了对抗强大的极权帝国，而随后则是面对西方的各种诱惑岿然不动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这一切都需要基托夫拉斯式的执著精神。

当然，和基托夫拉斯生活在一起并非易事。索尔仁尼琴的前妻，他的前任文字编辑以及在美国生活期间雇佣的各种“委托人”，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多少少地抱怨过索尔仁尼琴人性上非常专制强势，甚至到了专横霸道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曾来拜访他，他想出版一本杂志，希望索尔仁尼琴给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写一封推荐信和担保书。斯普林格犹疑不决，不知是否应该把钱投给这个他完全不熟知的马克西莫夫，资助他出版杂志。索尔仁尼琴写了信，建议将杂志命名为《大陆》，并为杂志写了“贺词”。所有这一切都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章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这一点值得关注。1974年在巴黎出版了第一期杂志，上面刊登了索尔仁尼琴、尤内斯库及萨哈罗夫三人为杂志写的致辞。索尔仁尼琴对这一来自东欧的自由之声表示欢迎，但他同时也提醒道：“如果《大陆》能够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声音，这将为它赢得荣誉。但是如果西欧人民在听到这些自由之声后仍无动于衷的话，那将是他们的灾难。”杂志第二期出版后，两人的合作关系就戛然而止了。二十年后，当马克西莫夫与西尼亚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尖锐反对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后，两人之间暴露出来的意见不合则以彻底断交而告终。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对这篇文章做出任何回应。但与此同时，马克西莫夫在这段时期的许多文章中都公开表达了对这位昔日的志同道合者的公开敌视。不得不提的还有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写的讽刺小说《莫斯科——2042》（1987）。在这部小说中，索尔仁尼琴化身为主人公西姆·西姆奇·卡尔纳瓦洛夫，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生子，为了继承皇位，他不惜与洗衣女工私通。有时甚至索尔仁尼琴身边最好的朋友或最亲近的助手也会突然爆发对他的忿恨之情，如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及她的女儿叶莲娜·采扎列夫娜。

总之，“基托夫拉斯”不仅拥有一些崇拜者和很多“未曾谋面”的知己（在回忆录《牛犊顶橡树》的相应章节里作家对他们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而且也有自己的敌人。在1972年的《致全俄罗斯大牧首皮缅的一封写于大斋期的信》中，索尔仁尼琴严厉地斥责了大牧首：“不应该欺骗人民，更不应该欺骗信徒，说什么外在的枷锁比我们的灵魂还沉重。基督教的诞生并非易事，但是它克服了重重困难并繁荣发展起来。它为信徒指明了道路，那就是奉献。一个人在缺乏一切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只要他奉献就可以取得胜利。在我们的记忆里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牧师和教徒在最初的时候承受了巨大的磨难。而如果他们失去了奉献精神，那么今天我们就将失去幸福。”这既是对在无神论国家竭力保留基督教的大牧首的指责，也是对那个在古拉格里待了十年的人的指责，这一点招致了许多东正教徒的不满。极具叛逆精神的谢尔盖·热卢德科夫牧师曾当众表示，对一个明明不能公开说出自己观点的宗师发出挑战是不公平的。热卢德科夫说，在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社会，教会是不可能成为“自由之岛”。这些指责都有一定的依据，但是在苏联还有被当局迫害的所谓的“地下墓穴教会”，因此，今天许多俄罗斯的教会继承了这两者的衣钵。显而易见，索尔仁尼琴更加推崇后者。

在《牛犊顶橡树》问世后，也发生了类似的误会。让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朋友们和他的女儿愤怒的是回忆录对这位诗人兼《新世界》主编的刻画。以怨报德、行事盲目、得意自满、自我中心主义——这些都是索尔仁尼琴“直线条”性格中表露出来的。弗拉基米尔·拉克申，这位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得力助手，从那时起就成了索尔仁尼琴的死敌。

每一次，当索尔仁尼琴像“基托夫拉斯”那样为人处事时，他就会有意无意地触痛那些诚实、感情丰富、但又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的人们的内心。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作家的这种绝不妥协精神，比如，他对俄罗斯东正教各个分支应联合起来的呼吁（1975）以及在哈佛的演讲（1978）。基多夫拉斯式的坚韧不拔精神是他的主要武器，但这会伤害很多人，更何况除此之外，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个有些迂腐气的中学老师。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批判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前妻就出版了5本批判索尔仁尼琴的书。第一本于1975年由苏联新闻社出版，并只在苏联境外传播（正如前文说到的那样），这本书可以让人感到一种新的伤痛。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宣传机构巧妙地利用了作家前妻的窘境。第二本书叫《分离》，它是第一本的续集，讲述了索尔仁尼琴从1968年到1974年（在此期间，她不仅与索尔仁尼琴离了婚，而且作家也被驱逐出苏联境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期间的事情。当然，在阅读这些书时，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事实，这是带有深深偏见的一些说法：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时而在宣泄自己的不满，时而记录的是伤感的回忆。

此外，她还公布了前夫的一些信件和一个长长的语录，列舍托夫斯科卡娅这样做违背道德规范，如果不客气地说，她是在“偷窃”他的个人传记，并侵犯了他的私人生活。在与《牛犊顶橡树》中的某个片段进行的激烈论战中，列舍托夫斯卡娅千方百计地想证明，她与索尔仁尼琴同样伟大，有时甚至还以一种教训人的口吻谈论索尔仁尼琴。尽管如此，这个毕业于化学系并一生都迷恋弹奏钢琴的女人，和索尔仁尼琴一起共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光，与他共同经受着考验，并且是他的初恋。何况，正像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研究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索尔仁尼琴的晚年，他经常是怀着内疚的心情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并且在晚年给予她一些物质上的帮助。）需要指出的是，还在学生时代，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就曾对索尔仁尼琴指出过（尽管是带着善意），他对与他们朋友圈中的女性接触特别“专横”。

著名的批评家和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拉克申（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话，他是一个“特别审慎的人”）在读过《牛犊顶橡树》后，写了一篇长文，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骗光死者财产的大骗子。“我知道，想让人们远离自己的偶像索尔仁尼琴，他们会非常不舍。长时间以来，他对我们而言，是勇敢、良心和无畏的典型。但如果这个支柱垮掉的话，那又能怎么办呢？应该学会没有偶像的生活。”在这位批评家眼中，索尔仁尼琴的主要特点是嫉恨心强、气量小、傲慢、偏执。拉克申想起了契诃夫关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所有伟大的智者，都像将军一样，独断专行且无礼而生硬，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不会受到处罚。”[1]在《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二》中，索尔仁尼琴用嘲讽的语气似乎预先回应了拉克申，他描绘了后者入党后发生的变化，他那区分“绿色信号灯”及“被克里姆林宫禁止的事物”，这就是见风使舵的特点。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拉克申就好像特瓦尔多夫斯基邪恶的同貌人一样。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作者引用了拉克申的那段恶毒的评语：“……他身上表现出一种斯大林式的毒瘤……沉醉于无意义的仇视与傲慢。”索尔仁尼琴的结论相当克制：拉克申是一个“虚伪的善于搞骗术的人”。

还有一个与作家“斗气”的人（不过，程度完全不一样）不得不提，她叫奥莉加·卡尔莱尔，一名俄裔美国记者，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孙女。1978年她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索尔仁尼琴：回归神秘的圈子》。在书中，卡尔莱尔讲述了自己参与地下文学出版界的情况，正是在这一地下文学出版界的帮助下，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卡尔莱尔抱怨索尔仁尼琴对她的帮助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感谢之情。在《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曾说到（虽然没有点出具体的人名）：“作品用俄文版出版以后，理应立刻在美国出版，我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可是有两三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人把事情全部弄糟。”卡尔莱尔同样把索尔仁尼琴描绘成了一名暴君，说他只要有一丝不满就会牺牲他周围的亲人。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索尔仁尼琴详细地讲述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这位以反布尔什维克的呼吁文章《S. O. S.》为闻名的作家）的这位孙女是怎样与《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在《S. O. S.》发表半个世纪后打起官司并输掉这场官司的整个过程。

所有批判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抱怨他是一个“专横霸道”的人，只想自己的事情，而对周围其他人却“毫不放在心上”。而事实却是，索尔仁尼琴在一片责骂声中前行：作为一名逐渐失去自己同志的勇士，他知道，他将会失去自己的拥护者。他曾说：“我不得不敞开心扉，要说得更准确，要不断深入。但这样又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读者，失去同时代人的支持，只能寄希望于后代人了。但尤为令人心痛的是，不得不面对至亲好友离你而去。”（《牛犊顶橡树·札记之三》）他事先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即拥护者、读者和朋友们会渐次与他疏远——这就是一个执著于自己使命的人的命运。一些与他“斗气”的同伴们或许是正确的，但作家本人也时常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这种追悔有时看上去令人十分感动，这未必是一个“专横霸道”的同时又病态地聚焦于自我的人与生俱来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