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咸丰皇帝

继承道光皇帝大统的是他的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伊始，他就解决了父亲留下的老臣，换上了能够秉承自己意志的亲信。这群亲信中的首领是咸丰的侄子怡亲王载垣^[1]，他的手下包括乾隆皇帝留下的血脉郑亲王^[2]以及满族大臣肃顺^[3]。肃顺这个人冷酷又贪婪，对百姓异常苛刻。咸丰提携起来的新人依旧怀有强烈的排外心里，而且相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无知、狭隘。这些人把持着朝廷，大清帝国变得愈发孤立，就连道光皇帝统治时期少得可怜的些许对外交往活动也被完全禁止了。

按照中国传统，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诏书，谦虚地说些“自己无才无德，继承皇位不能造福百姓”之类的客套话。事实证明，他真的给自己的子民带来了很大麻烦。咸丰刚刚坐上宝座，就下令关闭了福州的通商口岸，这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与此同时，北京及周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饥荒，四川还发生了地震，太平军也在两广地区揭竿而起。当然，所有这些不幸不能完全由咸丰负责，不过如果这位皇帝真是一位有道明君的话，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应对这些危机。最起码儿，他可以对太平军进行更加坚决的镇压，消除这个威胁自己统治的最大隐患。尽管咸丰本身可能并没有他在自谦诏书里承认的种种缺陷，然而他的统治真的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最终使得大清帝国内外都无法继续保持和平状态。平心而论，将这些错误全部算到咸丰头上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其实是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小集团，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咸丰难辞其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咸丰在这个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其实无足轻重，然而无足轻重的咸丰却做了件对这个国家影响深远的决策，那就是把一位自乾隆皇帝以来最铁腕的统治者推上了历史舞台。将这个决策的做出全部归因于咸丰似乎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个站在前台的执行者，年轻的慈禧则凭借自己的美貌吸引了皇帝注意，博得了皇帝的欢心，进而控制了整个国家。正如前面所说，满族女孩慈禧在北京自己父亲家里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长大成人。咸丰登基时，慈禧大概刚满15岁。按照八旗制度，她被带到专门的负责人那里，登记了姓名、年龄、相貌、出身和才艺。需要说明的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居然是税务部门。经过这个部门的登记认可，满族女孩就具备了进宫被皇帝挑选的资格，成了未来皇后、嫔妃或宫女的候选人。慈禧当时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她的美貌，因此有幸进了皇宫，成了皇帝的妃子，也就是妾。正如许多关注中国题材的作家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妾”这个字眼儿在中国并没有侮辱的含义，尤其是对相当于皇帝的妾的嫔妃而言更是如此。在类似大清帝国这样允许一夫多妻的国家，给人当妾可能也是个不错的出路。与此同时，正妻是可以享受多种特权的，例如她丈夫的孩子即便由妾所生，也要管这位正妻叫母亲。相比普通女性，身为嫔妃，或者说皇帝的妾，可能还要做出更多牺牲。女人一旦被选为嫔妃，便意味着终生无法离开皇宫，变相地成了囚徒。这些成了囚徒的女人如果运气不好或相貌不出众，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皇帝的面儿。即便她运气足够好，得到皇帝的青睐，也要终生担惊受怕，因为皇宫永远都是阴谋和邪恶的集散地，任何无法适应游戏规则的人，最终都只能万劫不复。话虽如此，能够有幸侍奉皇帝，仍是许多女孩最大的梦想。

咸丰皇帝

慈禧入宫的具体日期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入宫后的慈禧被封为“贵人”，这是嫔妃中的第5等级^[4]。大清皇帝到底有多少妻子其实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和准确的数字，不过据说皇帝除皇后外，还应该拥有238位嫔妃。皇帝的妻子被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第1等级1人，第2等级4人，第3等级72人，第4等级84人，第5等级120人。咸丰登基时，最初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也没留下后代。他身为王爷时的侧室，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由此晋级成了皇后。日后跟慈安太后势均力敌、分享大权的慈禧，这时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着众多竞争对手的挑战。所幸在1854年年初，慈禧就被从第5等级提升到了第4等级。1856年，她又很幸运地向上爬了一步。慈禧的好运气并没有就此终结，这年春节过后，她就成了皇宫里仅次于慈安的2号女主人。

慈禧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晋级，主要应该归功于她的美貌。对性格软弱又多愁善感的咸丰皇帝而言，慈禧的美貌是无法抗拒的。正如本书前面所说，慈禧只接受过很少的教育，但她很聪明，也愿意学习。通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后宫女性命运的太监们，慈禧学会了读写汉字。要知道，类似这样的学习真的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汉语在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人那里本身也相当于“外语”。经过艰苦的努力，慈禧学会了用毛笔写字。不仅如此，她还竭尽所能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据后来的很多西方人观察，慈禧太后的记忆力非常出众，甚至可以背诵不少中国的古代经典。话说回来，在咸丰皇帝眼中，慈禧的美貌显然要比她的智慧更具吸引力。这也是慈禧能够在后宫迅速晋级的最根本原因。1856年4月27日，慈禧在后宫的身份更上一层楼，她为皇帝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慈禧所生的孩子是咸丰的第一个孩子，最起码儿是第一个男孩。有证据表明，通常被认为没有孩子的慈安太后曾为丈夫生过一个女儿，只不过这个女儿大概20岁左右就夭折了。按照中国文化传统，皇位只能传给儿子，所以此前一直没有儿子的咸丰皇帝感觉非常焦虑。慈禧贡献的这个儿子可谓雪中送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在这年成了后宫中地位仅次于慈安的二号女主人。儿子出生一年后，这位幸运的母亲从她的皇帝丈夫那里获得了皇家封号，“慈禧”这两个字至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咸丰去世后，慈安就成了东宫太后，原来低等级的嫔妃慈禧则被尊奉为西宫太后，她们分别居住在紫禁城后宫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区域。

慈禧一生比较值得称道的事迹就是她始终跟慈安太后保持着比较和睦的关系，直到后者1881年离开人世。与慈安太后维持这样的合作关系令慈禧获益匪浅。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后宫女性的人际关系始终是以仇恨和嫉妒为基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安太后是个非常失败的女性，因为她没能给丈夫生个儿子。慈禧后半生给人造成的印象大多是专横暴戾的，大家因此很难相信这么一个人可以跟慈安太后长期保持友善的关系。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两个女人的同盟关系异常紧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慈安跟慈禧的同盟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方人想象的咸丰皇帝和皇后

西方作家中没人真正见过慈安太后，大家都只能凭借想象来描绘这位东方女性。有些作家认为慈安太后是个懒散不羁的人，她对政治没什么野心，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也有作家认为慈安太后非常具有文化品位，同时非常柔弱，因此容易迁就、屈从于别人。以上种种都只是西方人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慈安太后都应该是个很随和的人，因此也就能够包容原本属于她竞争对手的慈禧。与慈安不同，慈禧专横暴戾而且野心勃勃，具备政治家必需的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这些能力在1902年义和团运动过后，慈禧太后接见、款待欧美使节女眷的众多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早在距今50多年前，慈禧就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能力，她跟慈安太后达成协议，分享丈夫咸丰皇帝去世后留下的皇宫和权力。

鉴于咸丰皇帝生性软弱，慈禧插手政务自然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这之后，以慈禧为首，形成了一个把持朝政的小团体，主要成员大多是年迈且见识短浅的皇室成员。慈禧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并非起始于北京。入宫八九年后，耳濡目染的慈禧多少懂得了些国家大事。按照大清制度，后宫不得干政，然而人嘴终究是堵不住的，各种各样的小道儿消息在后宫嫔妃间流传，最终又通过她们影响了皇帝，间接控制着这个国家。咸丰登基时，大清帝国已然风雨飘摇。就在慈禧入宫前后，肇始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逐渐发展到中国中原地区，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南京是包括明朝在内的此前几个朝代的首都，这之后的11年当中，它又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同样也是在这11年当中，慈禧为咸丰皇帝生了儿子。还是在这11年当中，由于“亚罗”号事件，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再次爆发冲突^[5]。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本书主题，这里可以略去不讲，然而本书的确有必要对“亚罗”号事件作个简单说明。因为这次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对慈禧的世界观、命运，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局势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856年10月，大清帝国广州地方衙门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老闸船^[6]“亚罗”号。表面上看，“亚罗”号的手续完全合法，不过有证据显示这条船上的水手的确夹带了某些“私货”。这样的行为再次激化了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酝酿已久的矛盾。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当地的排外情绪始终就没平息下去。新任两广总督叶铭琛^[7]上任后，当地的排外情绪得到了默许和鼓励。这位总督因此在温格洛夫·库克( wingrove cooke)的文章中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叶总督”，成了英国尽人皆知的大反派。叶总督的确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反面典型，他狭隘、自大又心狠手辣，盲目仇视所有非中国的东西，最终跟英国派驻广州的驻华商务总监约翰·宝宁^[8]爵士闹得水火不容。糟糕的是，约翰·宝宁爵士本身也是个强硬顽固的人。当时的广州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有人利用临近广州的香港自由港向这个地方大量走私鸦片;广东境内遭到叶总督坚决镇压的太平军可以通过广州的口岸获得武器;葡萄牙人通过这个口岸拐骗中国人，从事“卖猪仔”的黑色贸易;以及西方人不断要求广州向他们彻底开放大门等。

从英国人的立场来说，由于合法贸易持续受阻，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总督大人不愿意跟英国代表进行平等对话，再加上官府默许百姓暗中杀掉这些“生番杂种”，他们理所当然要对大清帝国心怀怨恨。遗憾的是，好战的英国人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这一切，就像额尔金勋爵在他的书里写到的那样:

“亚罗”号事件对我们而言是个耻辱。我有理由认为，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解决，无法私了。

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或者也可以说“亚罗号战争”的主要根由在于清廷明显有失公平的处理办法激化了英国人的上述情绪。“亚罗”号被扣押后，面对来自英国的抗议和要求，清廷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冷淡的蔑视。这之后，英国海军在珠江口展开行动，虎门炮台再度被占领。英国人最终攻入了梦寐以求的广州城，不过由于实力有限，他们最终没能保住这个战果。叶总督的反击措施是针对每个英国人的人头悬赏30银元^[9]，烧掉西方人在广州的工厂、店铺，驱逐少量与英国无关的其他国籍西方人，同时拿着悬赏来的英国人头在广东省内到处示众。不仅如此，叶总督从广州发到北京的相关消息还误导了咸丰，让他对局势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鉴于此时英军兵力很少，战火被控制在广州为中心的有限区域，远在北京的清廷也就没对这场冲突给予过多的关注。

与大清朝廷不同，英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大打出手。恰在此时，某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遭到虐杀，这件事得到了当地官府的暗中支持，清廷却拒绝对此作出解释，英法两国就此获得了组建联盟的契机^[10]。就这样，英国委派额尔金勋爵^[11]，法国委派拜伦·格罗( Baron Gros) ，率领全副武装的远征军来到中国，奉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解决问题。额尔金勋爵奉命向大清朝廷提出要求，以便英国女王委派的公使可以常驻北京，或者至少可以经常性地到北京访问。对于这项任务，额尔金勋爵满口应承，同时却忽略了其他觊觎中国的国家从中作梗的可能性。

为了给自己的外交代表营造声势，英法两国决定分别派出强大的海军和陆军部队。就在这个当口儿上，印度爆发的反英起义耽误了部分英军的行程^[12]。尽管如此， 1857年的12月底，广州还是落入了英法联军手里。广州陷落前，叶总督一直向北京报告说，“额尔金勋爵根本就拿当前的局势没办法，只会躲在香港跺脚、叹气。”英法联军入城时，叶总督正率领残兵坚守广州的西南城墙，他最终成了俘虏，被送到加尔各答看管起来， 2年以后死在了那里。目前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叶总督手上沾了不少西方人的血。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同胞也异常残酷。就在1855年这1年当中，广东当地就有80000名太平天国起义者死于叶总督领导的镇压。

广州已经沦陷，远在北京的清廷却拒绝委派任何全权代表前来与英法代表协商解决问题。英法联军只得沿海路北上，一路来到白河口，占领大沽炮台，进而有史以来第1次攻克了天津。咸丰和他那些无知的大臣们原本以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遵守大清朝廷的命令，会老老实实待在广州。现在，英法联军却打到了距离北京如此近的地方。这样的行动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 3名代表奉命前来与欧洲人接洽，为首的代表名叫“桂良”^[13]，他是位上了年纪的满族大臣，还是咸丰皇帝的兄弟恭亲王^[14]的岳父。经过反复试探和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俄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曾试图劝说额尔金勋爵放弃向北京派驻公使的要求，用以交换所有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经商权力。额尔金对此表示拒绝，明确告诉大清代表说，如果清廷拒绝他的条件，英法联军就将进军北京。

1858年7月4日，条约内容基本确定，双方同时约定转移到上海继续商谈后续的其他问题，英法联军也立刻撤退到了中国南部沿海。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清廷没能及时吸取此前的教训。第2年夏天，眼看条约就要正式签订，清廷却再次尝试劝说英法代表放弃前往北京签约念头儿。英法联军就此失去了耐心，战舰奉命开到白河河口。霍普海军上将(admerial Hope)原打算沿着白河上溯，却遭到重创，损失了3条战舰和300名水兵。于是，他们要求大清朝廷除了允许英法代表进京签约外，还必须就此道歉和赔偿。此时的清廷却因洋人在大沽炮台的损失错误地产生了某种信心，进而拒绝了英法代表的要求。兵力不足的英法联军暂时忍耐了段时间，增援一到，便立刻向北京发起进攻。1860年夏天，大沽炮台被攻克，天津再次被占领。此时，桂良及时现身，代表清廷求和。有赖于他的巧舌如簧，英法联军又被拖在了天津，直到同年9月才正式进军北京。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怡亲王载垣站了出来，要求获得授权去跟洋人谈判。英法两国表示愿意谈判，与此同时，联军在张家湾^[15]遭到了僧格林沁^[16]麾下部队的阻击。僧格林沁是位蒙古族将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立了大功。这位蒙古族将军在欧洲人当中非常有名气，甚至获得了专门的英文名字———san collinson。当时，双方谈判的氛围原本非常诚恳，奉命前去与清廷大臣会谈的3位代表以及若干随行人员却突然被抓了起来。他们随后受到虐待，其中的一个人最终丢掉了性命。虽然双方无法确定到底谁该对这个人的死亡负责，僧格林沁终归难辞其咎，因为他默许了手下的不人道行为。使团被扣留后，战争随即爆发，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之后，英法联军再次在八里桥^[17]击溃了奉命阻击的清军。

八里桥位于通州，距离北京大概10英里左右。从这个地方开始直到北京，英法联军再没遭到像样儿的阻击。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北京城就这么顺顺利利地出现在了眼前。打到北京城下的联军停住脚步，要求清廷释放被扣押的外交人员。清廷对此的答复是再次派出代表谈判，只不过奉命前来谈判的大臣换成了恭亲王。这位亲王自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外交生涯，也确实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奉命跟英法联军谈判的恭亲王时年21岁，刚刚进入理番院工作。这个部门是当年大清帝国专门跟洋人，也就是“吃人生番”打交道的部门，所以才叫“理番院”。此时的恭亲王已经跟桂良的女儿结了婚。他的这位岳父对洋人的态度相对开明，因此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自己的女婿。恭亲王采取的初步行动是给英法联军写了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已被任命为大清全权代表，同时要求停战。这封信的发出可谓恰到好处。在此之前，僧格林沁曾夸下海口说自己可以把入侵的洋人赶回海里，最终却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咸丰和大臣们因此陷入极度绝望，皇帝决定带着自己的大臣、嫔妃和太监们从北京出逃，逃到东北方向大概100英里以外的热河。这地方紧邻长城，虽然行政区划属于直隶省的范围，但风土人情方面却更多具有蒙古特色。对于自己的出逃，咸丰比较冠冕的说法是“秋围狩猎”。皇帝“打猎”期间，恭亲王奉命驻守距离北京城几英里远的圆明园，他得到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价跟洋人议和。留下恭亲王跟洋人谈判，这可能是咸丰皇帝此生唯一的正确决定。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恭亲王接受的任务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英

恭亲王

法联军虽然在北京城下主动停住了脚步，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有限，一旦得到增援，战火就会重燃。滞留北京城外的他们来到圆明园，占领那里作为前哨据点，还抓住了正打算从后门逃跑的恭亲王。后来，恭亲王还是平安地回到了北京城，前提条件是他答应联军释放被僧格林沁扣留的外交代表。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被释放回来的外交代表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那具被害者的尸体更是在英法联军上上下下引发了极大不满，额尔金勋爵因此下令焚毁圆明园。

大清皇帝的圆明园是座庞大的传统中式园林，院子里有湖泊、亭台、殿宇，以及让人赏心悦目的树林和灌木丛。这座园林的主体建筑是由18世纪滞留北京的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建筑里还装满了价值至少100万英镑的财富，其中包括欧洲国家送给大清皇帝的礼物、帝国各省献给皇帝的贡品、成匹的丝绸、金银珠宝、玉器瓷器、稀有皮毛，以及各种贵重家具等。由法军和部分锡克族骑兵^[18]组成的联军先头部队进驻圆明园首日，抢劫就开始了。这不是单纯的抢劫，因为大批财富根本就被毫无理由的就地破坏掉了。额尔金勋爵抵达圆明园后，也被这座皇家园林的美给震惊了，可他并没阻止抢劫的继续发生，虽然联军士兵们的行为此后多少有了些收敛。更有甚者，抢劫变得越来越有计划，无端的浪费被彻底杜绝。后来，联军士兵接到命令说必须要把圆明园烧掉。额尔金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

园子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清空后，士兵们有权来到这里进行光荣的复仇，发泄敌人罪行所引发的愤怒。这并不是单纯的报复。

圆明园景观正大光明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任何良知都是软弱无力的，就像利奥波德二世国王^[19]在刚果犯下的暴行不能通过烧掉他在奥斯特德的宫殿来偿还一样，英法使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不应以烧毁圆明园作为报复，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从额尔金勋爵的角度来说，适当教训教训大清朝廷似乎理所当然，不过就在圆明园被大火吞噬的过程中，周围又有几座皇家园林也遭到波及，这无疑加重了局势的紧张程度。这之后，英法联军发出威胁，扬言将烧掉整个北京城。大清朝廷至此终于沉不住气了。就在联军进抵圆明园2天后，恭亲王敏锐地发现整个朝廷的立场正在日趋软化，任何就此作出的让步都可能被批准，哪怕是为那些遭受虐待的西方使者支付巨额赔款也在所不惜。这年的10月24日，恭亲王和额尔金勋爵在北京正式举行签字仪式， 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得到确认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次日，法国代表也跟恭亲王举行了性质和内容相同的仪式。

按照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将允许英法在北京派驻公使，向英法支付巨额赔款，还将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若干新通商口岸。英国获得了紧邻香港岛的一块新土地^[20]，法国则在自己的条约条款中加入了派遣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游历和传教的特权。尽管大清朝廷始终认为法国添加的条款是非法的，然而这项特权的涵盖范围最终却被扩展到了罗马教廷的所有在华教产和神职人员^[21]。不仅如此，大清朝廷还就此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的问题在北京向法国代表支付了赔偿。

作为英法联军撤离北京的前提，英法要求大清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将条约公之于众。为了早点儿把这帮“瘟神”送走，咸丰不情愿地遵命照办。有意思的是，英法联军撤走后，他似乎又不急着回皇宫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咸丰和大臣们似乎已经被“食人生番”给吓坏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北京历史上曾多次经历过沦落敌手，遭受战火蹂躏的惨痛经历，刚刚攻占这座城市的英法联军又成功迫使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的公使驻扎在紧邻紫禁城的地方^[22]，与这个古老帝国进行平等外交活动。这对大清帝国的尊严和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大清皇帝的嫔妃们此时也已陷入巨大的恐惧震惊当中。这些女人曾经将皇帝视为金口玉言的“天子”，对他唯命是从，可是这位“天子”自己却从他的首都仓皇出逃。就这样，现实给慈禧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认识、了解了这些远隔重样的“生番”，进而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 1900年，当慈禧再次离开北京，沿着与若干年前完全相反的方向向西出奔时，她肯定回想起了当年跟着吓破了胆的丈夫逃离战火的往事，进而感喟天道轮回、命运无常。或许正是因为热河承载的不愉快记忆，慈禧最终才选择了方向完全相反的陕西。话说回来， 1860年的她终归到底只是个被动的参与者， 1900年所发生的一切却是她一手造成的，最终也只能由她自己负责。

【注释】

[1] 1723年，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册封自己的13弟胤祥为和硕怡亲王，随后又准许这个家族世袭罔替。咸丰皇帝登基时，承继这个爵位的是爱新觉罗·载垣，他后来位列咸丰指定的顾命八大臣之首。

[2] 爱新觉罗·端华， 1807—1861，满洲镶蓝旗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三子。道光二十六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死后位列“顾命八大臣”，后在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辛酉政变中被赐死。

[3] 爱新觉罗·肃顺， 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中期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咸丰帝执政时，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联手把持朝政，慈禧辛酉政变后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4] 清代后宫设皇后1名，皇贵妃1名，贵妃2名，妃4名，嫔6名，贵人、常在、答应人数不限，刚入宫的慈禧实际为第6等级。

[5] 指第二次鸦片战争。

[6] lorcha，又称“鸭屁股”，正式的说法叫“西式中国三桅帆船”，是明代中国工匠借鉴葡萄牙技术设计出来的采用西式船体和中式三桅风帆的帆船。

[7]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累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以“海上苏武”自诩。

[8] Sir John Bowring，英国政治家、旅行家、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第4任香港总督。

[9] 原文为dollar，这个单词通常的意思是美元，同时也指曾经流通过的各种银元。自晚明时代以来，随着对外贸易日渐频繁，西方银元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银两单位与银元间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兑换率，具体的兑换标准需要参考银元的重量和成色。

[10] 1853年，清咸丰三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广西西林县传教。1856年，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指控，逮捕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依罪论处，史称“马神甫事件”，法国政府由此找到了出兵中国的借口。

[11] 英国布鲁斯家族古老的贵族封号，这里说的额尔金指的是这个家族的第8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他因劫掠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和火烧中国的圆明园恶名昭著。

[12] 1857年到1859年，印度北部和中部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间接管理印度的体制，将印度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被认为是印度争取独立的第一步。

[13] 瓜尔佳·桂良，满洲正红旗人，恭亲王奕的岳父，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治元年7月病死，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

[14] 即恭亲王奕。

[15] 位于今北京通州区。

[16] 僧格林沁，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道光五年入嗣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授御前大臣，后历任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等职。

[17] 位于今北京通州区。

[18] 指当时在英军服役的印度籍士兵。

[19] king Leopold，比利时国王， 1865至1909在位，是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执政期间建立了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刚果自由邦”，即后来的比属刚果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共和国。

[20] 指九龙地区。

[21] 法国是天主教占主流的国家，历史上跟罗马教廷渊源很深。

[22] 指曾经作为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