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理论思潮探讨

地理批评概述与中西文学地理理论比较

廖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191）

【内容提要】地理批评理论是当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领域最受关注的前沿热点之一，也是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传统和文论界“空间转向”的两大语境交叉产生的跨学科成果。地理批评理论产生于21世纪初，至今国内学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译介，也缺乏采用地理批评理论进行文本研究的尝试。同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建立了“文学地理学”理论。地理批评理论和文学地理学虽然名称近似，但本质多有不同。本文首先较为全面地评介了地理批评的理论建构，包括其演变历史、理论渊源、批评原则和方法论等，并从形成过程、理论层次和批评范式三个方面将地理批评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深入的比较。作者认为，地理批评的理论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空间本质、观念与再现的永恒开放性与流动性，思考了文学空间与人类空间的互文性关系，为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系统地引入地理批评理论对国内的空间批评以及文学地理学理论发展都极有裨益。

【关键词】地理批评 空间理论 文学地理学 后现代主义

一 地理批评的理论建构

“地理批评”（geocriticism）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利摩日大学哲学系教授波特兰·维斯法尔（Bertrand Westphal，又译韦斯特法尔）在1999年的学术会议上首创的，其后在论文《走向一种文本的地理批评》（Pour une approche géocritique des textes）中使用了这一术语。2001年，维斯法尔编著了论文集《神话的海滨：地中海的地理批评》（Le rivage des mythes.Une géocritique méditerranéenne，2001），试图通过分析经典神话、现代小说、历史文献、旅行指南等多种类型的文本，讨论地中海这一地理区域是如何被文本塑造成一个意义多面体的。2007年，维斯法尔出版专著《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La géocritique：réel，fiction，espace），在多年的批评实践之基础上建构起“地理批评”理论的基本框架。维斯法尔将地理批评理论定位为空间理论的一种，探讨空间观、空间表现及其演变。作为“一种以地理为中心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方法”，^[1]地理批评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目的不再是对文学中的空间再现进行分析，而是着眼于人类空间与文学的互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对文化身份确定性及不确定性方面的独特见解”。^[2]2011年，该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在被译介进入英语学术界后，地理批评理论逐渐被多国学者所接受和运用，迄今为止已出版了多本专著和论文集，成为文学批评理论领域最受关注的前沿热点之一。

在作为哲学学者的维斯法尔的建构里，地理批评首先是一种涵盖了宗教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的跨学科空间理论，这一理论的目标是探讨空间观念以及空间表现的演变。关于空间观念的演变，维斯法尔曾以“地平线”（horizon）概念的演变为例，追溯了这一概念从16世纪中期初次进入欧洲语言直到普遍运用的历史，证明这是空间观从垂直性的神学视野向水平性的人性视野的转变。而在汉语、印度语、阿拉伯语中，这种水平性视野也是晚近才出现的，这便构成了一种“观念史”，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空间的构建是如何完成的。而文学文本作为空间再现的形式，是研究空间表现演变的重要方法。总而言之，维斯法尔希望建构的是一个开放和开阔的空间理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他曾提出16世纪初的大航海和殖民时代的开启，是“第一个大的空间转向”，^[3]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空间的理解。而地理批评的对象也应当涵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种族对空间观念和空间表现的不同文本。下面将从理论渊源、批评原则和方法论几个方面对地理批评理论进行详述。

（一）地理批评的理论渊源

维斯法尔在构建地理批评理论时，主要受到三种理论渊源的影响。第一种也是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法国空间哲学，其中首要的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思想，尤其是关于“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空间生成理论，其次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他者空间”和“异托邦”理论，它们共同决定了地理批评对空间本质的前提假设。第二种是意大利学者贾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弱思想”（Il pensiero debole/weak thought）理论及其伴随的相对化理论、非欧几何理论，它解决的是科学话语和文学话语的二元对立问题。第三种是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包括北美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移置、流散概念，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理论、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文化地理学、感官地理学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理论等，它们提供了关于人与地方、精神空间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的新灵感。

在法国空间哲学的理论传统中，德勒兹的空间理论对地理批评理论的形成是影响最大的，这体现在对空间本质体认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两方面。首先，地理批评假定所有“场域”（le lieu）都是非固定的，处于永恒的“解域化”和“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流动性之中。德勒兹思想的核心是关于“生成”（becoming）的本体论，即不关注事物变化的前后状态，仅仅讨论“产生运动的变化”（movement producing change）本身，从而超越传统的重视前后状态的摹仿论和再现论。“产生运动的变化”的过程包含“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是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基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建立的新的哲学理论。在拉康看来，“‘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是主体受到伤害的过程……‘解域化’是主体为了避免受损而进行的行为”。^[4]在此基础上，德勒兹提出，“解域化”是主体或分子（molecular）“脱离原本存在的场所”的一种“逃逸路线”（lines of fight），^[5]即分子从致密的克分子（molar）整体中逃逸出来的道路（paths）。分子的逃逸路线有三种：重构二元对立概念的“分层”（stratification）路线、重建关系网络的“分子”路线（molecular line）以及更不稳定的游牧（nomadic）路线。解域化运动“可以是物质形式的，也可以是精神或心理形式的”。^[6]它不仅包括分子/主体从经济、性别、阶级等具体整体中的逃离，还包括从思想、符号等抽象整体中的逃离，但本质上都是从德勒兹所言的等级化、功能化的“条纹空间”（striated space）或“网格空间”（grid space）中逃逸到异质性、多元化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解域化的行为必然是主体自发进行的，是主体从原有的受限空间中逃逸并进入新的空间的过程。在解域化的逃逸过程中，主体“脱离了原本的固有关系”并创造出新的关系、特质甚至场域，因而“显示了主体的创造力”。^[7]基于此，维斯法尔认为地理批评是一个“关于领地（territory）的动态分析：所有的领地都不是固定的”，^[8]“如果用线来象征空间的连续性，那么这条线就该是逃逸线。人类空间既面对时间又在时间之中，它是一座花园，里面布满了通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的小径”。^[9]具体到文本分析中，文本中的景观和人物作为分子/主体，都可能会经历地理位置或心理位置上的变动，从原属的条纹或网格空间中逃逸出来，进入新的平滑空间，带来社会关系和环境上的变化；文本内外的地理空间则因此处于永恒的流动和变化之中：不断有旧分子逃逸和新分子进入，改变着空间的面貌和性质。

其次，地理批评强调理论话语的开放和空间场域的开放。平滑空间的特点就是异质性和开放性，分子在平滑空间中的两点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不受条纹空间中的等级限制，也不受语言符号的逻各斯（logos）限制，最重要的是分子之间的关系和分子作为整体的感知。具体到文学批评中，在传统的摹仿论和再现论下，文学批评始终在寻找“能指”背后的“所指”，挖掘表象下层的“终极存在”（ultimate being），从而忽略了感官经验，忽略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德勒兹看来，“文本的意义，它讲述的内容，它的内在结构，以及用以阐释它的方法，现在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它与外部的关系（包括读者、作者、文学和非文学的语境）”。^[10]在平滑空间中，异质性的分子最重要的是它与外部分子的关系，而非它本身的“此在”（presence），因此探究其深层意指并无意义。因此，文本空间以及文本中的空间意象最重要的是它与其他外部文本空间、空间意象、人物、语境和社会因素等的关系，地理批评话语本身也必须消除一切中心化、等级化趋势，极力确保避免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话语或视角。

意大利哲学家瓦蒂莫在国内因其针对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文化所提出的“现代性的终结”观点而为人所知。在维斯法尔的访谈中，他着重提到了瓦蒂莫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弱思想”理论对自己构建地理批评理论的影响。瓦蒂莫的“弱思想”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弱化的关于存在（being）的本体论”，它继承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衣钵，批判现代主义中关于存在的真实寻求，认为后现代时期的真理已经是启发性而非陈述性的，其目的是为“自由、包容、民主”而非“专制、威权”^[11]的意识形态提供哲学依据。“弱思想”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哲学话语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后现代状况下被消解，而人文学科和文学话语摆脱了一个世纪以来的边缘化地位，向中心移动。在所有话语地位都相对化的后现代语境下，自然科学话语与人文科学话语的绝对界限被打破，地理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变得更加合理和可能。

后现代主义下的各种思潮对地理批评的影响有三：一是确认了人在空间中的感官体验对空间的形塑价值，将研究对象定位在综合了“空间”与“地方”的“人类空间”（human space）上，强调人的感官体验的重要性；二是文化地理学提升了文学空间的话语权力，并承认了文学空间在形成地方意义时的重要性；三是重新定义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首先，传统上，空间分为绝对、整体、抽象的空间与相对、可见、具体的空间两类，后一类空间又可以细分为较抽象的“空间”（space）与较具体的“地方”（place）。显然，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标准过于主观与模糊，并非任一事物都可以简单地按此归类。美国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Tuan）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1977）中的定义代表了美国地理学界的主流标准：空间是倾向自由与流动的场所，地方则是人类活动造就的更为静止与固定的空间。人的空间实践所产生的主观经验使得无定形的空间获得意义，成了“地方”，地方即被赋予意义的空间。“地方”不仅是景观存在的场所，人的空间性实践的场所，而且是社会、政治、种族、性别等各种权力相互斗争与和解的场所。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1980）和《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1994）中建立了一种强调空间的流动性的地理哲学，其核心概念是“大地”（terre），涵盖了异质性空间（包括网格空间、条纹空间和平滑空间）和空间的运动过程（包括辖域化、解域化和再辖域化）。大地的含义包含“地球”（earth）和“土地”（land）两个层面，前者是尚未条纹化、充满生长潜力的平滑空间，类似无器官的身体；后者是已经被分层化的条纹空间，可以进行切割、分配、持有等空间实践，充满了权力的博弈和竞争。在此基础上，维斯法尔在地理批评里将空间与地方合并为一个新概念“人类空间”，将其作为地理批评的研究对象。地理批评“把作品和作品所再现的人类空间进行比较。一方面作品构建人类空间，另一方面人类空间也构建着作品。因此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那样，人类空间和作品是互相作用的”。^[12]维斯法尔认为地理批评更注重“人类空间”给人带来的感官体验，文学文本中的“人类空间”必须通过研究不同文本中关于同一“人类空间”的意象和文化互动来解读其意义。除了维斯法尔之外，美国地理批评学者普利艾托（Eric Prieto）也提出应将空间与地方看作主观意识与外部世界交汇结合的动态透镜，并认为这样更能体现后现代各种思潮将人的意识嵌于环境之中的主流。

其次，英国地理学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其专著《文化地理学》中，从空间的角度分析了构成文化的个人主观经验的来源，并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特殊强调。文化地理学将文化定义为现实生活中“一整套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同时是一种“可定位的特定的现象”，文化和地理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连续的过程，包括“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怎样惠及一个特定地方”以及地方“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13]文化在具体地方得以产生、发展和成型，每个具体地方产生的独特文化形成了“地方性”，包括人文和自然景观两种；地理现象不仅仅是空间景观和自然环境，更是人类空间实践的结果以及文化再现的手段。地理现象使人产生了对地方的主观经验，包括地方认同与跨越边界。“地方性”产生了不同地方之间的边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靠差异性得以确立。《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一章专门讨论文学空间的意义，认为文学作品的话语地位不输于地理科学话语的地位：“地理学与文学同是关于地区和空间的写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使地理有了社会意义。”^[14]文学作品的主观性恰好填补了地理学中“地理景观的社会意义”这一无法用数据说明的部分。作者基于对真实世界里空间关系的认知、理解与阐释，通过想象在文本中再现创造性的新空间。文本中的地理空间及其关系是一种能指，真实世界中的权力关系则是其所指。因此，文学文本，尤其是小说具有较强的“内在地理学属性”，文学作品并非只是地理景观的简单投射，也“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15]

最后，以索亚、哈维、克朗为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学者重新定义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对地理批评理论形成了重要启发。索亚和格洛丽亚·安札杜亚（Gloria Anzaldúa）对“第三空间”的阐释则综合了客观与主观的空间维度，把客观空间和主观精神空间都赋予开放性，将其边界进行解构与重构。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维度，把“时间”从线性历史的视角扩展到了时间的空间性上，将时间空间化了。承袭了解构主义消解一切二元对立和等级制度的精神，地理批评认为文学应当消解主客体之间、时空之间的对立，消除不同主体、不同中心地域之间的等级区分，正如殖民地的独立与后殖民主义的反抗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在文明、肤色、宗教等方面的高下区分一样，以“异质结构”（heterarchy）^[16]代替“等级结构”（hierarchy），从而消解主客体对立与时间空间对立的传统模式。

这三大理论渊源共同影响了地理批评理论的建构，使其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开放空间理论。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空间包含多个关注点，具体到文学批评上则是一个地方被很多作家书写，强调不同视角在同一个空间的交汇。其次，空间不是永恒存在与固定的，而是永恒流动的，处于不断的“解域化”与“再辖域化”的运动中。最后，宏观空间与微观空间之间的界限不是封闭的。特定的作家描述的空间是微观、虚构、个人的空间，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作家的文学文本（world literatures）空间又组成了“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这个宏观整体的空间。在这个宏观空间内部，各个微观空间也有着相互作用，例如全球化对微观空间的冲击会使其丧失了独特的地方性，越来越趋同；或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形成了微观空间的全球旅行，而“不可译性”或翻译文本的选择又影响了文本的块茎式蔓延。

（二）地理批评的方法论和批评原则

在方法论方面，维斯法尔提出了地理批评的三大基础概念：“跨界性”（transgressivity）、“指涉性”（referentiality）和“空时性”（spatiotemporality）。

“跨界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后现代空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包含大量的流动性和异质性，也就因此始终处于“跨界”的运动状态下。其次，地理批评是一种后现代的空间批评理论，涉及哲学、文学、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甚至政治学等学科，所以天然地具有一种跨学科的特征，在概念和分析工具上都不拘泥于传统的学科限制，也并非对不同学科理论的简单叠加。最后，后现代的世界已经得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哈维等学者的充分讨论，研究的空白存在已建立的地区间的边界、裂缝和交汇处。因此，无论是对理论成果还是思考模式本身，只有“跨界思考”（transgressive thinking）才能使当代空间理论得到最大发展。

“指涉性”表示地理批评认为任何虚构文本中的空间再现都与“客观”世界有着指涉关系，没有脱离现实的文本独立存在。文本不仅是文本，而且是在后现代状况下一系列真实或虚构或半真实半虚构的世界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小说不能产生现实，但是可以将尚未被系统阐释的新的虚构性具体化。”^[17]维斯法尔还特别追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德勒兹的哲学传统，并通过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等人建立的“可能世界”（fictional worlds）理论，认为应当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过于重视文本和自我指涉的不足进行修正。文学创作的核心功能在于其指涉性，即让虚构的想象与现实世界互相沟通与互相形塑的能力，这也是为何在后现代的空间平面化世界里，文学的地位比之前更为重要。

在具体到如何重新定义文本中的地理空间、空间实践与现实空间的关系时，地理批评理论认为：首先，地理研究可通过文学研究方法进行补充辅助。泰利认为人类“所有与世界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文学性的”。^[18]“地理”（geography）一词的本意就是“大地书写”（earth-writing），在地理学研究中，对自然进行再现的科学方法（例如地图绘制、地理标志制作）常被类比于文学对真实的再现方法。“即使是最写实的地图也无法完全真实地描述一个空间，而是像文学一样，将空间置于一组复杂的想象关系中勾勒出来”。^[19]其次，文学赋予地理空间新的属性。所有的文学文本都会指涉一个或一系列可识别的空间，这些空间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或者是真实与虚构共存。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不断将空间转化为文学虚构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任何真实的地方都具有虚构性，而任何虚构的地方都具有真实性，即人文地理学者索亚所提出的“真实与想象的地方”（real-and-imagined places）。因此，文学的地理批评通过揭示“真实”地方的深层虚构性，以及虚构地方的深层真实性，从而使读者全面地理解文学文本中的地理空间或地方。

“空时性”则是指到了后现代社会，时间已经丧失了其结构化的力量与隐喻的地位。非线性、多极化的地图隐喻已经取代了单向箭头型的历史隐喻，成为更适合后现代社会的阐释模型。时间通过文学隐喻产生空间化，没有任何的艺术再现是稳固不变的，永恒的流动才是空间再现与空间意义的本质特征。“统一的（历史）单一线索消解为多条线索；时间会因此变成一个平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共时性比历时性更为重要的时代。”^[20]文本中的空间和地方必须在时间的维度下得以展现其多层次的身份意义，同一个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切面下可以是异质性的存在，不同的空间在同一个时间切面下也可能是同质化的。而在不同人物的视角里，即使是同一个空间在同一个时间点也一定有所不同。

基于这三个基本概念，维斯法尔确立了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三大原则。

第一，文学地理学批评是一种“地理中心”而非“人类中心”的批评方法。“地理中心”视角是地理批评的核心，也是其不同于其他以空间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方法之处。文学的地理批评研究是围绕特定地理场所而非特定文本展开的。地理空间本身成为批评者关注的焦点，不同作者的尽可能多的文本将围绕同一个相关的地理空间进行对话，而非传统文学批评以某个作者的某个文本作为研究焦点。对文本的分析不应限制在某个特定的文本或作者，而应该尽可能多地搜集与某个特定空间相关的文本，以便对空间进行全面的研究。“针对某个作者的某种观点或一系列来自同一身份空间的作者的观点的研究将被针对指向某一特定空间的多种观点的集合的分析所取代。这些观点最好是异质的，因为动态的多重视角是地理批评分析不可或缺的目标。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也是地理批评方法的决定性特征。”^[21]同时维斯法尔强调，“地理中心”不代表将贬低作家和文学文本的重要性，不代表仅将作家和文本看作为地理空间而存在的论证工具，“把目光集中在以同一空间所指为主题的作品或语料库上，可以更好地定位每位作家的意图，反映言语策略。……地理批评的首要任务是文学的；无论如何文本才是它的支撑”。^[22]

第二，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多焦点的后现代研究视角。维斯法尔在其专著中提出了“多点焦距化”（multifocalization），包括内生（endogenous）视角、外生（exogenous）视角和同生异构（allogeneous）视角，以解决传统空间批评的二元对立与他者化问题。维斯法尔强调，地理批评要覆盖尽可能多的作者、内部或外部的视角、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样的文化来源甚至非文学性文本如旅游手册、官方报告等，因为“虽然地理批评依然把作者放在重要的研究地位，并不是指把作者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空间从单一目光审视下的独白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焦点，一个让自身变得更加人性化的焦点。……空间书写会是一直单一的，而地理批评对空间的再现则是诞生于尽可能多样化的个人书写。……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无限接近被研究空间的真实本质”。^[23]多重视角可以形成对所分析地理空间的“地层式”阅读，最终形成一个超越孤立的作者或文化群体的尽可能完整的地理全景意象。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通过空间或地方的主题研究特定的再现文本，文学地理学批评则是通过文本再现的问题研究特定的空间或地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在这种多重视角的筛查中仍然起作用，即帮助揭示不同文本的再现形式与再现目的之间复杂的关系，但最终的研究目标仍然是指向空间与地方的。以作家和文本为中心的研究会天然地形成国家、民族以及历史分期的边界，将世界文学的整体割裂为易于辨认的同质单元，而以地理场所为中心的研究则可以跨越作者国籍与历史的藩篱，以另一条线索串联起整个世界文学。

第三，文学地理学批评强调读者对文本中地方的多重感觉性（polysensoriality）。维斯法尔认为，“对空间的全新解读必须抛弃单一性；而将读者带向审视空间的多重视角，或者是对多重空间的感知。”^[24]在文本分析中，结合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将感觉多样化，从而立体地再现文本中地方的意义。保尔·罗德威（Paul Rodaway）在《感官地理学：身体、感觉与地方》（Sensuous Geographies：Body，Sense and Place，2011）中认为，地理是由人的五感，包括嗅觉、触觉、味觉、听觉和视觉构成的。除了詹明信提出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ping）以外，还可以通过“感官地理”（sensuous geography）来认识空间。“感官地理”强调观看者的感性经验，主体通过“体感”来形成关于特定空间的认知和记忆：“人体在空间中接触、运动和越界时，人体与地理空间的相对位置出现了变化和交会，从而使人体的五感综合形成了一个流动、开放的交互界面（interface）”。^[25]地理空间在文学中的表现，是由地方、语言和身体感官在持续的交互中产生的。

由于绝对的客观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学的地理批评的目标是通过不同文本再现方式的对话与比较，超越单独的个人或群体的主观视角限制，达到对选定的空间或地方的特性有一种尽可能全面，但保持开放性的理解。例如，通过并置不同作者意识形态的立场，及其采取不同的再现和论证方式，可以使空间或地方的意义更为多层和多面地展现出来，弥补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中赋予研究文本过度权威性的不足。“空间从孤立的视角中抽离出来，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不再由简单的行为表现，而是通过交互来展现。对空间的再现形成于创造性的互动，而不再是吻合单一视角的独立抛物线。地理批评分析方法的准则在于多种视角分庭抗礼，互相修正。”^[26]无疑，这对传统的“勃朗特的哈沃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式“作家-文本”中心的文学批评方法造成了挑战，但维斯法尔并非质疑传统方法的合法性或将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捧为新的权威，而是希望在传统批评方法的基础上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填补文学研究的边界，使文学超越单一的审美功能，甚至在地理学和地方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跨界性”在更高层面上的表现。

二 地理批评理论与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比较

地理批评理论在维斯法尔的专著《地理批评》被美国学者泰利译成英文之后影响日盛，该书也出现了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的译本，在欧洲和北美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据信，此书的中文版也会在两年内出版。在将地理批评引介到中国时，有必要将其与杨义、梅新林、曾大兴、邹建军等国内学者倡导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做一个比较。在中国的语境中，“文学地理学批评，简称地理批评，是一种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同时兼顾文本创作与传播的地理环境的文学批评实践”。^[27]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学地理学”与欧美的地理批评在名称上相似，对地理和空间的研究兴趣也有重合。二者都在近二十年间兴起并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响应，但却有本质上的不同。作为一种后现代空间哲学理论，地理批评理论的重点在于如何看待空间的本质、观念与表现，涵盖的范围不仅是文学，还有社会学、历史学等各方面，是“将文学运用到地理学中”；而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将地理视角运用于文学史研究的文学批评理论，试图“将地理学运用到文学素材中”。^[28]梳理地理批评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史和理论框架，我们发现这二者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地理批评和文学地理学的形成过程比较

西方的地理批评是哲学理论运用于文学实践的过程，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空间转向”之后，将新的空间哲学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而产生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西方哲学和文艺研究中的空间理论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与“时间”相比，“空间”的概念在中世纪的宗教阐释学中更多地蕴含了道德性、伦理性的象征意味。在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的定义中，时间“是人向上帝跋涉的旅程中的停顿”，^[29]而空间“明显具有本体性、精神性和包容性……它成为礼拜仪式和象征行为的环境”。^[30]在圣徒的跋涉中，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变动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空间变动所象征的从俗世走向天堂的宗教和伦理意义。17世纪后，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和实证主义重新把物理层面上的空间纳入考察对象。此时空间虽然仍旧被看作被动、静止的环境和容器，但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经典文献的阐释学，“地理环境决定论”兴起并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地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or climatic determinism，or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是自然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进程。地理环境决定论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从政治学、法学、哲学领域向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领域扩散，其前期的代表著作有让·博丹（Jean Bodin）的《论共和国》（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等。进入19世纪，巴克尔（H.T.Buckle）的《英国文明的历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1864）以及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1882和1891）等标志着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的全面繁荣。受其影响，18～19世纪的文学研究者开始采用地理视角进行文学批评，并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作品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在18世纪末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De la littératur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1799）中，斯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按照地理环境将欧洲文学分为两大流派，认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环境造就了“北方文学”作品质朴深刻的风格，同时批判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环境所造就的“南方文学”作品矫饰浮夸的特点，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流行。进入19世纪，文学地理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宏观描述的模式，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而进入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阶段。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艺术哲学》（De l’idéaldansl’art，1867）中将空间与时间都纳入其考察对象，认为决定文学艺术作品特质的三个要素是民族、环境和时代，尤其是自然地理环境：“精神文明的产生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31]可以说，在西方进入20世纪现代主义阶段之前，欧洲学者在讨论文本中的空间时，更重视的是具体的“地理”而非抽象的“空间”概念，研究的是具体的地理环境对当地文学内容和形式风格的影响。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文学研究领域的地理视角开始侧重对抽象的“空间”概念的探讨，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只有个别的学者。如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首次提出应注重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与19世纪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不同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分析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现代主义作家运用抽象的空间形式打破因果关系与时间的线性发展形式的技巧，为空间叙事理论奠定了基础。1955年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出版的《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1955）重视现代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特殊空间，认为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在其作品中建构的空间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他的“时空体”理论中提出，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度，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文本中的“时空体”是时间与空间的组合，涵盖了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诗学》（La poétique de la I’espace，1958）中则强调了外部空间对人的精神空间的塑造作用。此时的空间理论和空间批评中，空间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理论界更加重视时间维度，但空间概念开始与时间概念有了交汇，空间开始摆脱其静止、固定、被动的刻板印象，时间也脱离了单向箭头型的线性运动模式，空间和时间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法国空间理论的勃兴引发了西方哲学理论的“空间转向”，出现了包括福柯的“他者空间”“异托邦”概念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等在内的新浪潮。空间不仅是权力话语的相互作用的“场所”，而且是权力话语的一种形式，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这一转向形成了至今方兴未艾的空间理论热潮，也引发了社会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后现代空间视角研究的井喷。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空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批评方法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苏格兰诗人和哲学家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倡导的地理诗学（the project of geopoetics）。地理诗学产生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倡导“开放世界”（open world），坚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采用生态学的视角解读世界文化，尤其关注生态环境、诗歌和诗学的交叉领域，即“诗学精神的地理图景”。地理诗学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它既非关注‘自我’，也非关注文本，而是关注世界的诗学”。^[32]在此基础上，地理诗学显示出极强的世界主义倾向，关注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庄子、松尾芭蕉等不同国籍与语种的作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风可以从世界每一个地方吹来，每个人都可以接触世界的任一种文化……这促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一种世界诗歌。”^[33]然而，地理诗学最大的不足是缺乏系统性的基础理论框架，类似一种松散的思想联盟，更加重视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创作与欣赏，其目标是创造一个理想化的“全新文化空间”。^[34]也正因如此，地理诗学在理论界的地位并不突出，后期研究成果也较少。

第二种方法是德国学者胡戈·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比较文学形象学（komparatistische imagologie）。作为对勒内·韦勒克（Réne Wellek）与法国学派之间“形象”（image）与“幻象”（mirage）论争的回应，狄泽林克在197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引论》（Komparatistik.Eine Einführung，1977）中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形象学这一概念。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及文学批评中有关民族或国家的“他者形象”（hetero image）和“自我形象”（auto image），其中包含了地理空间的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每个“我方群体”（we-group）是通过认知自我话语和他者话语来将自身区别于他者的，“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反面。他者与自我的群体标记是一种二元对立建构，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对比与互动贯穿了形象的整个形成过程。维斯法尔认为，形象学的缺陷在于“形象学研究的全部重点就是文学中对外来者的再现。……形象学研究抽离了指代的地点本身，把所有的重点放在作者处理地点的方式上。为了突出再现的主体，被再现的客体消失了”。^[35]除此之外，形象学理论中的地理和空间概念一般指向想象的区域（imagined territory），认为观看的主体的想象区域与被观看的客体（他者）的想象区域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和不可消除的异质性，两者无法结合为一个整体空间，因此也被认为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

第三种是20世纪8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到了21世纪，生态批评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研究文本中的地方、空间、自然景观意象，关注“自然和物质环境是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得以再现并发挥作用，以及与环境伦理是否相符等问题”。^[36]生态批评和地理批评都会研究文本中出现的空间意象，但二者是不同的。首先，生态批评的政治性比地理批评更突出。生态批评反对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压迫和肆意改造，倡导以自然为中心的写作，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借鉴解构主义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手法，解构了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中以人（包括社会、作者和读者）和文本为中心的范式，将自然推向批评和阅读、写作的中心。与此相比，地理批评更注重文本的文学性，更关注地方与空间在文本中的再现以及其背后的社会变革，并不试图重构人与自然的哲学关系。其次，生态批评和地理批评的哲学侧重不同。生态批评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体论方面消解人的中心地位和人高于自然的特权；在认识论方面反对意识与环境的二元对立，认为人的意识是植根于物质环境并不可避免地与物质环境互相结合的。生态批评超越了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能动性之争，直接将人的能动性播散于自然的能动性之中，用一个更大的自然语境相对消解了人的主观意识。地理批评则关注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本体论方面，强调文本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相互指涉和相互作用，反对将文本与外部世界、“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对立起来；在认识论方面，地理批评认为文本中所再现的空间与其真实世界中的对应物（如果存在的话）之间是辩证的相互塑造的关系。可以说，地理批评的阅读方法与批评模式可以对生态批评在处理文本与世界关系上的薄弱环节形成有效的补充。

第四种最新出现的理论是美国学者蒂姆·克莱斯维尔（Tim Cresswell）在2017年的《地形诗学：空间、地方与诗歌》（Towards Topopoetics：Space，Place and the Poem，2017）中首次提出的“地形诗学”（topopoetics），它以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和近代以来关于空间与地方的哲学观点为基础，是一种将诗歌文本看作复数的空间与地方的批评方法。地形诗学不再采用传统的从诗歌中发掘“地方感”（sense-of-place）的思路，而是研究诗歌文本如何成为一种地方，诗歌文本如何创造空间与地方，强调文本内外、静止与流动、填补与空白之间的互动作用。地形诗学的阅读方法将语言所表现的地方看作身体感官与外部世界互动、文化与自然互动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从更深层次上看，人物与环境实际上通过同样的方式具有同样的本质特征。当然，这种理论也有其缺陷，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与地方的距离问题。一般而言，读者离文本中的地方越近，其本身具有的感官记忆就越亲切深刻，文本“语言景观”（langscape）对读者产生的感官效果就越强烈。但在实际阅读体验中，大部分情况下读者距离文本中地方的物理和心理距离都是非常遥远的，因此，任何地理背景的任何文本都带有其他地理空间的痕迹与记忆，这是文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读者的感官效果要经过文本语言和自身想象的中介，而这种中介必然造成感官效果的扭曲。

承接这一方兴未艾的空间批评传统，地理批评是目前欧美主流的后现代空间哲学的前沿理论，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彻底转变空间的被动地位，将其看作解域化运动的主体，以及话语和权力关系相互作用的动态场域，研究作者是如何通过想象和实践联结其对现实空间的理解与文本中的空间建构的。

相比而言，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实践向文学批评理论的提炼与升华，是在以宏观地理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之后，才开始进行理论建构的。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标志着中国文人已经形成了以地理区域划分与研究文学的习惯。《隋书·文学传序》中出现了以地理南北划分文学的论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37]这是将文学史限定在某一时间范围内时，从空间角度对文学风格的二元划分，成为传统文论中共时性空间叙述的典范。《隋书》之后，传统文论中还出现了清代王鸣盛《蛾术编》、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以空间对立论证不同文化风格的著作。中国学者真正依照现代文学批评的原则，从空间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学术作品始于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被视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发轫之作”，^[38]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将空间维度置于时间维度之上而进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抒情言志之体。”^[39]除此之外，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也从地理角度分别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演变，将其总结为“数千年南北相竞之大势”。^[40]刘师培、梁启超的观点与传统文论中的南北风格划分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以《隋书·文学传序》为代表的传统文论虽然论述了共时性下的空间对立，但这种对立是在宏观的历时性文学史叙述中的暂时状态，是“源”与“流”的区别。即使有某一时段内的空间对立，也将在文学史的发展中“合流”为一，演变出新的文学风格。而以刘师培、梁启超为代表的现代文论里，地理空间的对立是超越时间维度之上的，并不会随着文学史的发展而消失，如同两条并行不悖的“源流”。这种分类与归因方式与其说是受到传统文论中南北划分的影响，不如说其本质更符合19世纪以来欧洲的斯达尔夫人、丹纳等学者的“环境决定论”。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变，出现了从“历时的脉络含纳了共时的结构”，向“以一种共时的结构收摄历时的脉络”^[41]的视角转移，其本质是时空二元对立下优先级别的转变。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随着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引介，以空间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范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次兴起。

国内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批评并形成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是进入21世纪之后。杨义于2001年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理论，并在此之后将其归于文学地理学理论的建构尝试。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2009）以及《文学地理学会通》（2013）便是典型的由文学批评实践向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是一个运用图志学范式还原文学历史语境的尝试，扩展了以线性历史记录为主流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到了《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杨义跳出了历时性维度的窠臼，开始尝试用空间结构重写中国文学史脉络，即“将人文地理学跟文学和文学研究结缘……以阐明文学生成的原因、文化特质、发展轨迹，及其传播交融的过程和人文地理空间的关系”。^[42]2011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建立之后，梅新林、曾大兴、邹建军等学者开始系统性地推动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迄今已经出版发表了十余部文学地理学专著和数百篇论文。这些成果主要分为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主要包括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2012）和《文学地理学概论》（2017）、邹建军的《江山之助》（2014）等；二是在文学地理学理论指导下的文本分析、中外文学史重写等尝试，主要包括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易卜生诗歌研究》（2013）、庄文泉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2017）等，以及2011年后历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年会论文集共六辑。纵观21世纪近二十年间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已经卓有成果，走出的是一条“文本-理论-学科”的上升道路，其目标是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建立文学学科下“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独立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规划中，文学地理与文学史的关系是平行的，文学地理学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横向分布与演变”，文学史则从时间维度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考察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演变”。^[43]与地理批评浓厚的哲学色彩相比，中国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不仅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对象存在，还试图抛开时间维度，以空间维度为主轴构建新的文学叙述框架，是对时空维度及其主次地位的重新定义，这是文学地理学理论的重要创新。但是，文学地理学的独立之路还任重而道远，因为虽然文学地理学力图建立一个平行于“文学史研究”的二级学科，但以空间维度建构的文学叙述本质上还是文学史的另一种再现形式。文学地理学要真正独立，未来还必须容纳更多种类的理论思潮，构建更宽阔的批评视野，建立起本质上有别于史学研究的理论核心。

（二）地理批评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层次比较

欧美的地理批评首先是作为哲学理论存在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空间哲学理论的新成果，文学研究领域的地理批评方法则是这种新的空间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运用，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种种文学批评话语。地理批评理论除了很强的后结构主义特征之外，还结合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各学科的理论研究者针对后现代状况的理论成果。地理批评的理论高度可以概括为“三种重新定义”：一是在本体论上，空间的本质被重新定义；二是在认识论上，人的精神空间、文本“虚拟”空间与外部“现实”空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三是在权力关系上，文学与科学话语的主次地位被重新定义。

第一，后现代的社会状况直接动摇了现代主义岌岌可危的确定性，空间的本质逐渐异质化、流动化、开放化。20世纪上半叶见证了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革命对哲学理论中绝对存在等基础概念的撼动，同时也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所造成的西方文明作为统一整体的意识形态危机。作为“一个统一有机体”的西方文明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线性进步的”历史观被战争粉碎，分解为作为“众多主体意识集合体”的西方文明和碎片化叙事的历史观。随着原来所认为的单一的“客观现实”被相对化，原本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也相对化了，变得不稳定，“任何地点都成了碎片中的碎片”。^[44]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哲学界出现了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福柯的“他者空间”“异托邦”理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地理哲学、“解域化”理论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哲学界对空间维度的关注第一次超过了对以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时间维度的关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地理哲学以“块茎”为喻阐释了变化的生成过程，强调其没有中心、根源与方向，是一个自由流动的系统：“‘块茎’（rhizome）结构不同于树状和根状结构……‘块茎’结构既是地下的，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显露于地表的多元网络，由根茎和枝条所构成；它没有中轴，没有统一的源点（points of origin），没有固定的生长取向，而只有一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45]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统的空间与地理边界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被消除、重绘或模糊化，空间的本质也随之复数化，成为异质性的共存整体。空间不再是静止的、固定的、独立的容器和背景，其性质和种类愈发复杂起来。空间理论发展出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帕维尔的可能世界理论、詹明信的认知地图等理论，与人紧密联系起来，包括人的主观意识与实践、人对空间的再现手法等。在维斯法尔看来，这种变化是值得肯定的，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让每一种视角都更加精确，也大大增加了不同视角的多样性，甚至产生分歧。由此而生的视角大爆炸并不一定意味着危机，而是观点表达更加清晰的一种信号，相反，简单粗暴的单极视角才更加危险”。^[46]

第二，地理批评重新定义了人的精神空间、文学“虚拟”空间与外部世界（“现实”空间）的关系：精神空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决定与反映，而是互相形塑、时刻互动的；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也不再有简单的虚构与现实、再现与原型的等级优劣之别，而是平等和互相交融的存在。

人的精神空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或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讨论中历久弥新的主题。20世纪两者的关系终于摆脱了单向决定论的窠臼，其中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贡献是最突出的。在现象学领域，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首先区分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周围世界”（umwelt）：生活世界是人的直接经验世界，是人类意向性行为的产物；周围世界则是人类行为活动的外在环境。生活世界与周围世界的互动便是“在个人与集体价值观的驱动下，主体的思想与行为对空间进行形塑，将其转化为地方”。^[47]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的开创者弗朗西斯科·瓦莱拉（Francisco J.Varela）结合胡塞尔关于人的意识的意向性与神经科学、生物学和认知理论，提出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不断地“互相具象化”（mutual specification）：人的意识在对地方的探索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同时地方的意义也在人的意识改变中不断被形塑。其后，汉斯·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接受理论中继承并发展了舒茨的现象学理论，提出时空应嵌入日常生活中，人所经历的日常世界是与他人所经历的日常世界主观交互的，即“共同世界”（Mitwelt）。“此处-彼处”的情形使生活世界形成周围世界，而“面对面”的情况则将生活世界变成人际互动的世界。如果说周围世界是简单的存在场域，共同世界则通过行为与互动将个体存在赋予意义。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个人的主观意识是“知识的一层”，与空间一样都是权力话语的造物，因此某一个特定的个人关于地方的主观经验也不足以作为认识环境甚至外部世界的有效信息来源。因此，后结构主义并不太关注主观经验中的空间，而是更关注形而上的空间概念与社会权力话语的关系。例如罗兰·巴特和布尔迪厄关注空间的再现结构，福柯关注权力的空间分布，列斐伏尔和索亚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关注空间的生产。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空间不是一个毫无特点的中性的容器，而是被社会权力生产出的场所，它被社会权力所塑造，同时又反过来塑造着社会权力未来的发展方向。

自柏拉图以来，艺术摹仿论就始终是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石，文学的可信度由文学反映“真实世界”的程度决定。在进行与空间相关的文学批评时，如何解答文学“虚拟”空间与外部“真实”世界的关系以及自我主体（观察者）与他者客体（被观察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首先，直到20世纪70年代，秉持“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主流观点仍然习惯性地认为，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应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在这一语境下，文学中的空间描写作为艺术再现的产物，很难动摇客观真实的优势地位，更不用论重新界定文学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关系了。其次，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欧洲中心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批评视角使主体一般都是西方式的，而他者都是非西方式的。非西方的他者常被默认为是奇怪与异化的，并试图建立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来掌握这种异化感。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制度里，他者不一定是少数一方，但一定是在地位与重要性上被边缘化的一方。当文学批评的对象涉及空间时，它就被无意识地分作两个部分，即作为观察对象的外部空间与作为观察者的文本空间，并强加了一种优劣的等级评判。

突破这一传统理论困境的力量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哲学领域对感官性经验的重新重视和对语言文字的重新认识。以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为例，海德格尔不再将语言作为“再现”（representation）的中介或意义话语的传递者，因此语言艺术不是再现，而是“实现”（make present）：“作品的存在是创造与实现”。^[48]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称名（naming），“第一次用语言对事物称名，便第一次使其进入文字，显现外观”，“使人的感官接近世界的物质性”。^[49]语言不再是一种对物质世界客体的摹仿或反射，而是对客体的感官感受的激发。如果仅仅将语言作为物质世界的再现或代表，那么当语言再现或代表某种事物的同时，也会失去同样多的其他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再现或摹仿，而是自然战为艺术的“物质特点”（thingly character）或“物质性的亚结构”（thingly substructure）。自然给予艺术（包括语言本身）存在的基础，艺术植根于世界的物质实在性中。海德格尔的自然概念与生态和谐并无关系，而是指代一个先于文化存在的、对物质世界的直观感知，这种感官效果与人的认知概念和受权力话语制约的文化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正如语言是基于“人对世界的身体经验所塑造的隐喻”与“人与物理环境的互动”所建构的。^[50]物质世界也不再是一个外在于人物的独立因素或是一种能从外界进行观察的状态，文本中的人物将从属于物质世界并与其融为一体。^[51]

此后，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艺术“摹拟知觉的客体”，艺术的作用就是“将我们猛地推入在场的生活经验世界中去”。^[52]德勒兹与瓜塔里也认为，“当物质完全进入人的感官时，艺术不是客体的类似，而是纯粹的感受”。^[53]符号总是具有意义，同时也具有“感觉效果”。^[54]语言停止“再现”或“代表”其他的事物，成为纯粹的感觉效果时，才会在读者中激发最强烈的精神状态，这也是最有效的阅读方式。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也认为艺术作品的语言可以将物质转化为身体的感觉。^[55]结构主义式的割裂“虚构”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观点早已过时，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客观真实”的外部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文学文本与“客观世界”的单向摹仿关系也不复存在，外部空间和文学虚构空间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甚至很难说哪个世界更为“真实”。基于以上理论，维斯法尔提出需要摒弃机械的单向反映论，文学空间和真实世界之间是互相指涉的：“地理批评事实上不仅能用来研究‘空间-文学’的单向关系，还要用来研究一种真正的辩证法（空间-文学-空间），它意味着文本是空间自我转化的载体，空间被文本同化后才能完成自我转化。移植到文学中的空间会影响对所谓‘真实’指称空间的再现，激活这个基础空间中一直存在却一直被忽略的虚拟性，为阅读带来全新的导向。”^[56]文学的地理批评的目标是填补“真实”与“虚构”的世界之间的空白地带，探索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文本中的空间不仅映射了现实空间，也同时在塑造读者对现实空间的理解、改变现实空间的历史和人们的地方记忆，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反应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