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阅读 - 阅读和阅读史

阅读和阅读史

个人阅读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

过去，在文学研究或其他研究领域，我们的注意力都只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写出的文本上，对于“阅读”这个问题，关注的相对较少。一本书是哪些读者在读？怎么读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什么不同反应？作为物质方式的书本与阅读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种问题，我们很少会想到。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的《阅读史》，就是讨论人类阅读行为的历史变迁：“阅读”在历史上的变化，纸张、印制、传输等条件的改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如在欧洲，专门供书写、阅读的书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印刷条件的改变会给写作跟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阅读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活动。有位学者说过，如果一个人每年都读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后每年都把读这本书的感想记录下来，那么这个记录也就是他的生命史。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定义过于夸张，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的生命状态和变化，会在这个记录里留下痕迹。

读者和书本建立的关系

阅读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谁在读；读什么性质的书；读书的具体条件、情境：时间、地点、情感状态……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就会跟这本书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读一本理论书跟读文学作品，你的心态与期待，和这本书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样的。读新书和旧书的感觉也不一样。过去，我经常去北大旧刊阅览室，那里收集1949年以前的报纸杂志。当然，现在旧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为年代久远，几十年前的报纸刊物翻阅很容易破碎，所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会制成显微胶卷，或者扫描在电脑上供研究者阅读。如果你手里拿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至更早的时候印制的书刊，跟读现在出版社重新编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异。你会感觉到你触摸到的东西，那些纸张、字体、装帧编排方式，以至广告……致使你想象什么人在阅读时会在上面留下印迹，你所有的想象都会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相交融。精装本跟平装本，横排或竖排，读的过程中的感觉也会不一样。书的厚薄程度，也会影响人的阅读感。比如说，诗集需不需要印得那么厚。现在有些诗集很厚，拿在手里头沉甸甸的，觉得很不舒服。

几年前在福建三明开一个诗歌座谈会，是纪念福建的一个诗人的。他一辈子热爱诗歌，不仅自己写诗，还为培养当地诗歌爱好者、开展诗歌活动，付出大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省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会，出版他的诗集。他健在的时候，没有得到出版诗集的机会。所以，这次就将他全部的诗都收进去，有六七百页。这当然是好意，但是对读者来说，就有点尴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位诗人的创作，一般读者拿在手里就觉得有点难办。从头读起吗？读了六七百页你还有没有感觉？选读的话，又从哪一页读起？座谈会上，我就说了一点题外话。我说有点怀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诗集，常常几十页，一百来页。我说读诗的时候，手中应该是轻的感觉；应该是让阅读的人有更多时间在上面停留。薄的诗集，拿在手里，你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我说的也许不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个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读选本还是读全集。当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大家不会去读《全唐诗》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诺贝尔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赶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文集”：这是对这位作家的致敬，也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是读《莫言文集》好呢，还是读他的一些选本？其他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全集漫无头绪，不知道怎么读。但是有时候又觉得选本不大放心，容易被选家牵着鼻子走；因为有的选本带有历史的、个人的偏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大信任选本。

另外，我们读书有时候可能会“想当然”。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书叫《他山的石头记》，在谈到古代写作和阅读的时候举了这样的例子，说在先秦或者战国时代，写作、阅读是怎么进行的，采用什么方式？当时的写作和阅读与现代社会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在先秦、战国时代，写作是刻在竹简上，那么，一部书他要刻多长时间？是写作者自己刻还是雇人来刻？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文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就是谁有权阅读？一部书要多少竹简才能容纳全部内容？这些竹简藏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才能够读到它？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细想。“书籍”的物质条件，对写作跟阅读肯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制约。

开玩笑说，书的定价也会影响读书的选择和情绪。我前年出了一本书叫《我的阅读史》，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收入我个人类乎读后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编辑说，书的质量一般般，你们就别定价太高，要不读者不愿意买。可是他们不听我的，二百多页吧，定价38块钱。38块钱多还是少啊？其实我真有一点内疚，会问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么多钱吗？2011年我应广西那边的几所学校的邀请去讲课，住在南宁的一家旅馆里，晚上没事就翻看他们放在房间里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单”，里面有一个鸡蛋炒饭，定价也恰好是38块。这样一对比，我就放下心来，无非就是一份鸡蛋炒饭嘛！不过，现在也有相反的：有的书定价如果太低，销路也不好。因为有的人有很多钱，喜欢买漂亮的书。读起来感到舒服，即使不读，摆在书架上，也显得漂亮气派。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书籍有一种“饥渴”感，现在这种感觉已经失去，或者不多了。昨天我跟你们的李保民老师聊天，说80年代初他上大学的时候，常常在听完课后，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钟时间，赶紧跑到书店看今天有没有来新书。现在谁还会有这样急迫的心情？过去是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现在是书籍拥有我们的时代。我们被大量的书包围，每年出版的书那么多，书店里各种读物琳琅满目，获得图书变得那么容易，已经不再有“饥渴”的感觉了。我也是这样。50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钱，第一次买的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选。那种拥有自己的书籍的感觉，那种快乐，现在的人不容易体会。所以，就是刚才所说，现在是书籍拥有人的时代，而不是人渴望拥有书籍的时代。就像现在有钱的人被金钱所拥有，当权者被权力所拥有。当人被书拥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非常渴望读书的心情。

这个变化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的时候，那时CD唱片在国内还是稀罕的东西，价格也昂贵。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图书馆可以出借。我就到图书馆借回来听，或者复制在录音带上。借到一些心爱的唱片的时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现在CD那么多，包括古典音乐的引进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当当网”看到一些引进版的古典CD在降价，5块钱一张。而以前同样的进口CD要卖到一百多。所以，东西来得太容易，好，也不好。轻易获得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

书的重读

有些书我们可能读一遍，有的可能会重读，甚至会读多次。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拿我自己来说，对重读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有点害怕，怕重读可能会破坏当初美好的感觉。读巴金的小说是念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轻，新中国又刚成立，对未来有一种热切的、浪漫的期盼，也偏爱那种激情的文字，巴金二三十年代的青春式、抒情式的写作，当时很对我的胃口。

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教授，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小十来岁。他是岁数比较大的时候才读巴金的，因为在国民党政府“解严”之前，大陆作家的书籍在台湾都被列为禁书；所以他读巴金，可能要到80年代以后。他就提出一个疑惑：巴金为什么评价那么高？在他看来就跟中学生作文一样。他说的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巴金作品的艺术性，包括文字，确实有许多问题，有的文字比较粗糙，感情不够节制。但是我初中读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有的地方还痛哭流涕，哭得不行。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一位日本教授上汉语课，选用巴金《家》的鸣凤自杀的那一段，有一些词句的解释他不太拿得准就来问我，我就重读一遍。我顿时对年轻时候的痛哭流涕产生疑问，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吗？所以这次重读，对我来说其实是不好的，不必要的。觉得如果不重读的话，保存50年代的那种心情，在我这里就是一笔财富。但是重读就把这个“财富”丢掉了，有点可惜。所以，有的时候，就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去重读过去喜爱的书。

不过，总的来说，随着知识、鉴赏力的增加，重读通常还是利大于弊。不知大家有没有读过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几年前我到俄国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列捷尔金诺的“作家村”参观他的故居。有人说他的诗比他的小说写得更好，他主要是一位诗人。不过，他的长篇《日瓦戈医生》反响更大。这部长篇是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不是在作家生活的祖国，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出版社。当时是冷战时期，因为它的出版，也因为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部长篇，引起了轩然大波，《日瓦戈医生》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角力的平台。结果在苏联当局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写了检讨，发表公开声明拒绝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我知道这个作品的名字，是因为1958年读了《文艺报》上的批判文章，留下的印象是这部小说很反动、很恶毒。可是当时，以至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大陆都没有中译本，写批判文章的人也没有读过这部小说。中译本在中国大陆1987年才出现，1987年读的感觉，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反动”“恶毒”。当然，它的确是对苏联十月革命的质疑。主人公日瓦戈是贵族出身的医生，开始的时候，也是对革命很向往，至少是抱有好感的，因为旧俄的专制制度非常黑暗、腐败，许多人都认为需要一场革命来改变这个旧世界，改变人民群众痛苦的生活。但是，革命之后，日瓦戈发现情况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主要是从精神的角度，来观察革命造成的新的精神病症。他发觉空谈、说大话空话、说违心话和做违心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日瓦戈把这个现象叫作“心脏微细出血”。

我想，这是这些知识分子最感痛切，也最感失望的事情。当然，在冷战时期，这种从精神层面对革命的质疑，在当时环境下面，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批判它反苏反革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重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关注点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我想和我的思想不再执着于一个点有关系。我在《我的阅读史》中的《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有提及此变化。我觉得里面也不只是被动地忧虑革命产生的精神后果，也还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尽管是微弱的。在强大的历史和相对无助的人的生活关系上，书里似乎也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历史”虽然拥有巨大的对个人生命的裹挟、吞没的力量；但是，个体生命的“节律”，也不见得就能被取消，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剧，也有“可能”的争取。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人的生活中的常度恒性更为重要。而且，我也对书里写到的俄罗斯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有了当初没有的好奇。感觉大自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被征服，也不是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生命就融合在里面，形成他们有关爱情、死亡、苦难、幸福的理解。所以，日瓦戈最后因落魄而死，他的恋人拉拉并没有过分悲伤。书里这样写，“植物王国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国的近邻，在大地上的绿色植物中，在坟地上的树木间，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隐藏着生命转化的奥秘，这正是我们一直要解开的谜”。也就是说，这个作品不仅包含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命题，而且有更丰富的内容。重读中这些跟过去不同的发现，来的虽然有点晚，但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阅读是一种“克服”

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部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印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南辕北辙。

智利有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聂鲁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影响不小。我们上大学喜欢诗歌的，都读过他的长诗《伐木者，醒来吧！》。这首诗写于1948年，袁水拍当年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是歌颂社会主义苏联、谴责美帝国主义罪行的政治诗，但艺术水平的确很高。在50年代，聂鲁达在我们眼里是位气势磅礴的革命诗人（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智利的共产党员）；但是到了80年代，通过翻译的选择和阐释，聂鲁达就变成一个爱情诗人了。在80年代，中国有一个“告别革命”的潮流，聂鲁达被革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删除”的大量爱情诗，这个时候就被重点选择、放大。现在大家记忆最深的，恐怕是他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按照西川的说法就是，一个聂鲁达受到太多的赞誉，另一个聂鲁达就无所收获。关于这个问题，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滕威教授的《“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分析得很精彩。

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克服”，其实阅读也是一种“克服”，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克服趣味跟阅读习惯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习惯，是当事人不太能够意识到的。前几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旅行，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过去的学生、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大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别尔嘉耶夫是俄国学者、思想家，他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猜，这个学生认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还是在公众活动的轮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装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高深问题、很有学问的样子。

这件事提醒我来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用”的书、“有价值”的书。对比起谢冕老师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兴趣、读书范围比我广阔得多。当然，他也读学术书、史料、诗集、评论，但也读历史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物，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兴致，而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阅读。所以，在大部分机场的书店，你们不会看到深奥学术书，也不会有很严肃的小说。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发大财、怎样经营管理等，而不会出现《俄罗斯思想》或马克思的《资本论》。

“专业”与“非专业”阅读

然后，我要谈的是有关专业阅读的问题。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从1961年大学毕业后这几十年都做着这件事，经历非常单调、贫乏。高中、大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大部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当代的有些作品，读起来真是没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许多文章、资料，相当枯燥，绕来绕去的文风。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为了教学，不读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读。其实写那些文章的学者、批评家，不是才情不够，他们是没有办法。即如，现在我们读它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学问就意味着有许多时候要硬着头皮。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中说，“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种“不仁之至”系列，这个问题想起来太苦，不想了。不过，退休之后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能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和文章来读。

专业，或者职业阅读的问题，我有两点建议。一个是会在不同的书里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很大不同，甚至互相反对的主张。如果他的观点不是那么令人气愤，比如说反人类，为法西斯什么的张目，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对不同的观点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近中国文学界的大喜事，几十年来，这个奖对中国文学界是个“心病”。好了，现在终于有中国作家得奖了，按理这个“心病”应该治愈了。可实际不是这样，还是有许多人不高兴，或者说他不够格，或者说目前至少有十位中国作家可以得这个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世态人心，莫言有许多表达，更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时讲了许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他爷爷讲给他的。说是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就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抛草帽，其中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意，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莫言说，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她们的一些话。她们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像丙崽、阿Q这些人物，都是“集体”中的异类，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那个被扔出庙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为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被排除到集体之外的“异类”吗？这个解读，相信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很不相同。这个当然不能取代传统上对《阿Q正传》的诠释，但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参照。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赵园老师80年代研究现当代文学，后来转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人心态。她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氛围和士人心态普遍弥漫着一种“戾气”——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激情。有兴趣可以读读她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这本书。

另一个建议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现在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去年我在台北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刚出版的书，蔡振家教授的《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大脑疾病与音声异常》。从他的学术背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毕业于台大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大学研究所读硕士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大学音乐博士班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大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大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他研究的领域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心理声学、音乐声学，一个人可以涉足看来完全不同的领域，着实让人惊奇。给他这本书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流。在论述艺术创作，特别是表演跟大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

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表演，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一种疾病的表现。孙悟空的表演，表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医学家发现这个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这种症状的人就会有不由自主的动作，包括脸部的抽搐，不断地眨眼睛、噘嘴巴、装鬼脸，脸部扭曲而且耸肩膀、摇头晃脑还有怪叫。他说孙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状。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表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认为杜丽娘是患上一种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应该是心理、精神病症，由心理的障碍跟情感的障碍引起，忧郁跟狂躁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极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路敏捷。对现代人来说，狂躁症发作的另一个征象是盲目购物，但是杜丽娘的时代购物消费还不发达，忧郁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死掉，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蔡振家说，《牡丹亭》里杜丽娘的表现就很符合这个症状。作品里不是写她“游园赏花，触动心情，继而寻梦不得，因而死亡”吗？这就是躁郁症的典型的病史。“一夜小姐焦躁，起来促水朝妆，由她自言自语……”蔡振家还引用台湾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她痊愈以后的自述来加以证明。

我读了这部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脑疾病患者。不过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启发。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读了《另类阅听》，虽然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贬低了，但是认识到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人们需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超越具体生活情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乐家创作的关系。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因为这些音乐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器乐作品，与我们具体生活情境的关联很间接，更具有一种精神上的“纯粹性”。可是听到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们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下来。不过，蔡振家还有其他研究者认为，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发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对艺术创作会有某种作用、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当然也没有必要夸大。杰出艺术家当然是才情过人，但是艺术创造也是很复杂的事情，不需要过分浪漫化。我们从这里也能认识到，不是像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任何艺术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艺术。

静下心来读一本书

阅读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帮助我们了解他人。我的建议是，大家能够多读一点书。我们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就像有人说的，中国的“高速列车”已经开动，而且好像停不下来了。在这样夸张的情境下，最可贵的是要获得一种比较平静的心情，静下来去读一本书。从里头去体会他人表达的道理，温习自己的体验，提升自己的境界。

根据2012年12月在广东嘉应学院演讲录音整理、修改。
［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到20世纪40年代，巴金的创作有明显改变。
洪子诚著《我的阅读史》，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引文根据力冈、冀刚的译本，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人，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政治评论家。
西川，本名刘军，1963年生，江苏省徐州市，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随笔作家。
袁水拍（1916—1982），江苏吴县人，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诗人。
三联书店“学术文库”版。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有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被迫或自动地离开俄国，流亡欧美，别尔嘉耶夫是被驱逐出境的，此书是他40年代客居巴黎时的著作。
谢冕（1932—），男，福建福州人，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
李零（1948—），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