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利·波特》说起

英国女作家 J．K．罗琳（J．K．Rowling）写的《哈利·波特》，第一部出版于1997年6月，一问世便引起了轰动。她一共写了七部。到2013年7月为止，这部丛书在全世界被译成73种文字，总发行量达到了4.5亿册，从而成为世界出版史上最畅销的书籍。

大象屋咖啡馆

将之称为“巨著”，应该说不过分吧？然而，巨著是在一家小咖啡馆诞生的，它的名字叫“大象屋”（the elephant house），坐落在英国的爱丁堡市（Edinburgh）。

大象屋临街一角

本书介绍的是巴黎的文艺咖啡馆，然而，笔者却想从“大象屋”说开去。这是因为，在欧洲，咖啡馆与文艺有着骨肉相连的关系，而《哈利·波特》正是一个最新的、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中国历来有酒馆和茶楼，然而，没有听说哪一部文艺作品是从那里走出来的。这恐怕是因为人文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吧。《水浒传》里孙二娘开的那个店，集酒肆、饭馆和客栈于一身，卖的是人肉包子。这本书里还有那段著名的武松血溅鸳鸯楼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茶馆呀，酒肆呀，都是展示“武艺”的场所，而不是出“文艺”作品的地方。皇朝覆灭，民国建立，西风扑来。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出现了咖啡馆。但是，当时那儿是富人们和弄潮儿的聚会之处，很少听到文人泡咖啡馆的故事。别说胡适、鲁迅、林语堂这些人了，就连那个浪漫无比的徐志摩，也没有见过他光顾咖啡馆的文字记载。

欧洲的咖啡馆就不一样了，那里的人喜欢进咖啡馆。开始我想不明白：喝杯咖啡，在自己家里喝不是更方便吗？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好奇地询问了一位法国朋友。他对我说：“咖啡馆是朋友聚会的地方，在我们这里是不兴串门的，除非亲友请你去他家吃饭，否则，是不可能随便到别人家里的。”

再后来，我学到了 privacy（隐私）这个单词。在中国，隐私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被提升至社会行为规范和法律的层面上。因此，隐私绝对是一个舶来的词汇。民国时的达官贵人住在大门紧闭的四合院或花园洋房里，隐私能够得到保护。小民们哪有隐私可言呢？三伏天，热得跑到街上来睡觉，还隐个啥子私呢？在西方，普通百姓也是能讲隐私的。所以，他们碰个头，见个面，总得有个地方，这就是咖啡馆。

大象屋内景

欧洲的咖啡馆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场所，如同一间会议室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有点像一个温馨的家。

我的已故的法国朋友罗朗（Laurent Ballouhey）曾经告诉我，他上大学的时候，晚上都是在咖啡馆做作业的，因为那里暖和。叫上一杯咖啡，就干起活来。他自己也知道，位子占用得很久是不合适的，所以，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再点一杯。有时候，精神非常集中，忘了点，侍者会走过来问：“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这时，他便连忙说：“好，好，再来一杯咖啡吧！”在咖啡馆里，最便宜的饮料是一杯普通的咖啡。

他的这个经历，简直和《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的经历如出一辙。当年，她是一个离异的女人，带着一个幼儿，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她的廉租房，既无暖气，亦无空调，推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到咖啡馆来正是找到一个暖和舒适的地方。不但舒适，还可以拿出纸笔来书写点什么。进得大象屋，她总是找一个角落坐下，若有所思。其实呢，不是“若有所思”，而是“确有所思”。她是在构思她的《哈利·波特》呢。侍者走过来，问她需要点什么，她便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也有什么都不点的时候，这时，她会有点不安地看着侍者。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侍者也从来没有表现出鄙夷的眼神，而是优雅地退去。此时此刻，身体温暖的她恐怕也会感到内心的温暖吧？于是，“大象屋”成了她写书和照管孩子的第二个家。终于，她写成了《哈利·波特》。

现在，“大象屋”依然故我地运作着，只是临街的橱窗里加了一块牌子：《哈利·波特》诞生地。

咖啡馆的主人和侍者的表现，可以用三个字概括：有教养。要知道，在一个急功近利、锱铢必较的社会大环境中，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教养的。

这样的教养，经年累月，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2013年记述了她试图在咖啡馆办公的体验。她写道：“我问收款机前的女士：‘你是否介意有人只点一杯咖啡却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她笑道：‘当然不。我喜欢人们这么做。这些人可以和我做伴。’”

《哈利·波特》诞生地

以上说的略显枝蔓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咖啡馆是朋友聚会的场所，没错，但是，场所与场所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一般的场所，也有不一般的场所。文艺界中志同道合的人选择某一个咖啡馆聚会，久而久之，接待他们的咖啡馆就出了名，成了文学咖啡馆（café littéraire）或艺术咖啡馆（café artistique）。前者是作家和学者的地盘，后者是画家和音乐家的园地。他们在这里喝咖啡，吃饭，伏案写作，讨论或辩论，碰撞出美丽的火花，辩到激烈处，跳到桌子上的情况也是有的。巴黎曾是文学和美术之都，文人和画家荟萃于此，可谓群星灿烂，盛极一时。

写到这里，必须加上一句话：在法国，不管是一般的咖啡馆还是文艺咖啡馆，都是顾客议政的地方。在某些店里，不是一般地议，而可能是激烈地议。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曾写道：“咖啡馆的柜台就是民众的议会厅。”很多政治、社会、文化思潮都是从咖啡馆走向社会的。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及，在此就不多说了。

今天，一些著名的文艺咖啡馆依然健在，却物是人非了。物是人非，人去而楼不空。它们仍然是巴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诚然，那里不再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但是，其社会功能是不可或缺的。除了朋友聚会之外，咖啡馆也是个接地气、躲孤单和个人散心休闲的地方。这些咖啡馆或者有巨大的玻璃窗，或者在人行道上支上遮阳棚，摆上桌椅，供顾客观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我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位谢顶的男士，在一杯咖啡面前，手持一份报纸，细细阅读。估计是来排解孤独的吧？排解孤独是不分中外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晚年时，午休后总是叫护士推他到台北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感受生趣。

中国的一位作家，到了巴黎，要体验一下巴黎的市民生活，于是选择了泡咖啡馆。他在一家咖啡馆前的人行道上的椅子上坐定，东张西望，忽然发现了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前的人行道的客座上，有一位漂亮的女郎，安闲地坐在那里晒太阳。女郎看人群，作家看女郎，构成了一幅悠然的画面。

现在，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兴起了一股咖啡热。星巴克（Starbucks）、咖世家（Costa）、半岛、迪欧，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近两年来，洋快餐店如麦当劳和肯德基，也推出了现磨咖啡。中国人的味蕾是开放的，喜欢咖啡尽在情理之中。但是，眼下国内的咖啡馆还说不上是大众咖啡馆。有一篇报道说，现在去喝咖啡的一些人，与其说是喝咖啡，不如说是去喝“范儿”，也就是说，去寻找品位或显示自己的品位。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带上一部笔记本电脑，或者一部智能手机，在点上一杯卡布奇诺时候，顺便就向服务员要到了该店的 Wi-Fi 密码。这不就是尽显了新潮气派吗？至于从这些咖啡馆里能够产出什么，现在尚难预料。若是希望这些咖啡馆也能产出巴黎文艺咖啡馆的成果，恐怕就过于异想天开了。当年巴黎文艺咖啡馆的产物，连现在的巴黎都不可能复制了，遑论中国。但是，有了星巴克等咖啡馆的出现，有大量的青年人进去，哪怕以显示身份为起步，我们总可以怀抱着一个真诚的希望，祝愿它能催生出点什么来。

品着咖啡，聚精会神地看书

一位顾客专心致志地写作

当年的大师们走了，新时代到来了。人们投入了新的创造：以电脑、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高端科学技艺。创新的代表人物是微软的盖茨（Gates），是苹果的乔布斯（Jobs），是谷歌的佩奇（Page）和布林（Brin），是 Facebook的扎克伯格（Zuckerberg）。重要的是创新，而不是场地或形式。

看到从前记述的文字，我们不必惋惜逝去的时光，相反，我们应该通过欣赏的视角来了解咖啡馆如何成了欧洲文艺家玩耍的场地，看看他们在那里是怎么玩的，玩出了一些什么名堂。不是说，没有了咖啡馆，他们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巴尔扎克当然也是喜欢在咖啡馆会友的，但是，他的作品全是在自己家里写成的。巴黎有巴尔扎克故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那张写作的小桌子。桌面的尺寸和中国的樟木箱子差不多，巨著就是从那里流淌出来的。他出生在卢瓦尔河谷的图尔市。那里有一个巴尔扎克纪念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把咖啡壶。他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便要拼命写作挣钱。为了支撑自己的精力，他一天要喝几十杯咖啡。大作绝非必然在咖啡馆诞生，但是，咖啡馆确实也是一个出思想、出作品的地方。

当年的法国咖啡馆之所以能够出思想，出作品，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别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了，就是在革命之前，也存在着一定的自由表达空间。改天换地的风暴刮来了崭新的理念：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人权，宽容……这些思想，如同阳光雨露，滋润着咖啡馆的园地，孕育出花草树木。

写到这里，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形象对比：罗琳所在的英国，到处是碧绿的草坪。大家喜欢草，善养草，历来如此。在皇朝统辖下的旧时中国，草成了遭受嫌弃之物，凡是提到它，不是冠之以“野”，就是名之为“毒”。连故宫的御花园里也是不蓄草的。太和殿前的砖缝里顽强长出来的小草，皆被定期清除。至于十三陵的地宫里，自然就是寸草不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