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一

“你是哪里人？”

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道。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是来自日本的。”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口音不太像本地人而已。”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感。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室。诊室里，男女老幼的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们交流，基本以视触诊为主。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医生的头上戴着圆形的反面镜，他靠近我的脸，发现光线不好，把侧面的黄色灯光靠近我，光线刺眼，我缩身眯起眼睛。灯光聚焦到我耳朵上，医生将他头上的反面镜调整到最佳角度，从我的耳轮到耳洞，一一检查。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听力检查的设备，如脑干诱发电位等，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测试我的听力。

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

我接着来到听力室，发现听力室对面，门口写着“人工耳蜗调机室”，我又开始恍惚，这种环境实在是熟悉。

狭窄的听力室里，挤满了大学生和护士，还有一位小患者。我们一群医学生隔着玻璃窗观察护士如何操作。

被测的小孩戴上耳机，手里握着小按钮，腼腆而紧张地接受听力测试。

测试的步骤很简单，听到声音按下按钮即可。护士坐在电脑前操作，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折线。小患者折线的位置，比我小时候看过的自己的折线还要高。

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是在25分贝及以下，这位孩子在20分贝前后，是比较正常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耳聋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在25分贝及以下；轻度耳聋是26～40分贝；中度耳聋是41～55分贝；中重度耳聋是56～70分贝；重度耳聋是71～90分贝，也就是说听力测试时分贝数越大，折线的位置越低，听力越差。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

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耳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40分贝左右的传导性耳聋相当于把无名指伸进外耳道，堵死，外界的声音明显听不清了，如果仔细听，还有那么一点儿“轰隆隆”的噪声—这是人体内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时发出的声音。

60分贝的聋人，相当于站在电话座机旁，却听不到铃声响。

100多分贝，则是你闭上眼睛后，会感到除了自己，仿佛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都是多余的。

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奶奶是一名小学校长，父亲作为家里的大儿子，奶奶对他要求很严格。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十九岁时，父亲已从重点大学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授。

我母亲是家中的二女儿。当年，外公和外婆认为读书是多余的事情，更希望孩子们多分担家务，去田里做农活儿。母亲一放学就要帮家里做农活儿，直做到晚上，才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

母亲坚持认为读书才是真正的出路。她偷偷看书被外婆发现，总挨打，但母亲性格执拗，最终考上了大学。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母亲向我简单地介绍了当年的情况：年轻的父亲教书之余，还担任班主任，我母亲则在另外一个班。母亲回忆道，当时大家的印象中，父亲的性格非常古怪—戴着笨拙的黑框眼镜，总一个人抱着书吃饭，不爱和人交流，但精通各种知识。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情书，还委托我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同时还和朋友合伙开了个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安顿下来，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母亲正承受着她有生以来最难以承受的疼痛，因为我就要出生了。

也许是我太顽皮，预产期我还在她的肚子里大闹天宫。听母亲说，每隔几分钟她就会感受到一次激烈的阵痛。来看望我母亲的朋友们把儿童节的礼物送过来，以盼望我的到来。可儿童节过后，我依然顽固地待在她的肚子里不肯出来，母亲已经筋疲力尽了。

几天后的凌晨时分，我终于来到了人间。

在产房门外等待多时的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生下来后，和其他孩子不一样，我总是笑，不爱哭。大家都喜欢逗我玩，开玩笑说你家女儿真好养。

有一次，表姐表哥带我去公园玩儿，想拍张照。我总是天真烂漫地一脸笑意，母亲突然想到个点子，拍张“哭”的照片吧。

拍照时，前方有一台相机，周围的大人们看着我。趁我不注意，妈妈狠狠地拍我屁股。也许是因为受到惊吓，我表情渐渐僵硬，最后终于大哭起来，大人们都哈哈大笑。几年后，亲戚们还笑着说，那张记录那一瞬间的照片非常难得。

妈妈说，那时候她过的正是理想中的生活，她非常幸福。

三

我一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40多摄氏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打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还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腾。当时我被舅舅们抱得高高的，我哈哈大笑。

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源头旁边，大人们正要点火，才发现我离他们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但响声已起，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眼睛好奇地盯着未灭的火花。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在医院里，为了确认我的听力是否有问题，医生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摇铃铛，在我耳边使劲地拍巴掌，可我依旧是自顾自地盯着前方，毫不理会。

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样寂静。不管是谁喊我，声音再大，都没有作用，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们的嘴巴在空气中动来动去。幼年的我还不知道，原来人们是通过声音交流的。

医生说我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了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塌了。

长大后，父母说起小时候带我求医问药的艰辛事。他们到处借钱、寻医问药，亲戚们帮我打听能治好耳朵的医生。爸妈带我去了福州、北京、上海、大连、哈尔滨，拜访了一遍人们口中说的最好的医生。然而，所有为我看诊的医生都说我的耳朵无药可救。有的医生无奈地看着我爸妈说，还是找其他更好的医生吧，我们这边解决不了，便把诊断单丢给他们；有的医生会随便开个药，叫我们赶紧拿药离开。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大连看病。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妈妈披着大衣，把厚毯子一层一层地围在我身上。她紧紧抱着我，走在大雪飘落的路上。大雪挡住了视线，她不小心地在雪地上摔了一跤，被厚毯子裹着的我在雪路上滑了好几米。

妈妈着急地站起来，跑过来看看我有没有受伤。看着我依然睡得很香，抱头大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个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低。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你们。”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