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晚清民国词学一代宗师朱祖谋编于1924年的选本《宋词三百首》，自问世至今已有九十馀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形形色色的宋词选本虽然层出不穷，但论其影响，似无出其右者。这也说明《宋词三百首》一如《唐诗三百首》，其作为经典选本的地位乃是不可移易的。以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为底本的笺注、今译、赏析等，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出版的有数十种之多，可见其影响之大。朱祖谋何以要编这本词选？具体的编选过程如何？此选反映了他怎样的词学观念？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选本的价值和意义。

一、编选背景

朱祖谋(1857—1931)，原名朱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以“彊村”号行，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1905年因病假归，寓居苏州、上海等地。朱祖谋早岁工诗，四十岁以后受王鹏运影响而专力填词，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叶恭绰《广箧中词》将朱祖谋誉为“集清季词学之大成”之人物。著有《彊村词》，编有《宋词三百首》，辑有《湖州词徵》等。朱祖谋并在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基础上，将其校词五例：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进一步完善为独特的词籍校勘之学，校刻唐、宋、金、元词家别集163种而成《彊村丛书》。朱祖谋去世后，其弟子龙榆生将其已刻、未刻丛稿汇为《彊村遗书》一编。

清代常州词派自周济《宋四家词选》之后，其学词途径：导源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几成词坛不二法则。特别是清末以来，经端木畴、王鹏运、况周颐等鼓吹，以合刻《薇省同声集》复振周济馀绪，影响日深。常州词派亦以此从江南而移植燕都，复由燕都而广播于岭表，遂使这一原本区域性的词派变为全国性的词派。朱祖谋中岁治词，深受王鹏运等导引，故其词学宗尚也前后相继。其精力所在，尤在梦窗一集：既与王鹏运合校梦窗词，历二十馀年校勘至四遍，使因错舛而难以卒读的梦窗词终成定谳；又以《梦窗词集小笺》拓展梦窗词的接受疆域；复以词学宗师的身份组织词社，指引后学专研梦窗。晚清民国的梦窗词风正有着这样的思想背景。

但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说：“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雕璚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卷二)又说：“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卷一)所以学梦窗本身要以学力和才情作为基础。但事实上，在学梦窗的热潮中，确实有许多词人并不具备这一基础，结果只能停留在形似，甚至不伦不类的阶段，且一味求僻涩迷离，求空际转身，求奇思壮采，反而使人难测其命意所在，导致词坛生气索然。作为晚清民国词学的领袖人物，朱祖谋不会没有察觉到他的初衷与实际情形的巨大差异，所以他在后期的词学活动中，自然要对其前期的词学思想做一些必要的修正。这一修正的动机除了与朱祖谋自身词学思想的转变有关外，也有其直接的词学渊源。即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与王鹏运以词唱和及共同校勘词集之时，就耳濡目染了王鹏运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不满。王鹏运作词虽然“取义于周氏，取谱于万氏”(沈曾植《彊村填词图序》)，但他对周济的退苏进辛，并以王沂孙位列四家领袖之一，深觉轻重不伦，他自己的创作其实在后期是加入了苏轼的清雄在里面的。

朱祖谋一生对梦窗词和东坡词颇具青眼，四校梦窗词，编年东坡词，都在在可证。他自己的创作也颇措意于二家，卢冀野《望江南·饮虹簃论清词百家百三十四集》评其词云：“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评朱祖谋云：“论定彊村胜觉翁，晚年坡老识深衷。一轮黯淡胡尘里，谁画虞渊落照红？”都揭示了他兼含苏轼、吴文英两家词风的创作特点。清词的意格是清末词人引以为豪的，朱祖谋虽有“律博士”之称，但晚年折衷至当，仍以意格为尚。张尔田曾评价朱祖谋晚年所作词，似杜甫夔州以后之诗，则朱祖谋自身也是梦窗所不能局限的。故其在周济词选之外，另辑《宋词三百首》，虽仍隐然以周邦彦、吴文英为宗，但对苏轼、柳永、晏幾道、贺铸、姜夔词的热情已是明显增加，试图以不偏不倚为宗旨，对流行已久的常州派重要选本《词选》、《宋四家词选》作补苴罅漏的工作。林玫仪根据彊村对周济《宋四家词选》的批评之语，在其门人龙沐勋《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晚近词风之转变》和《选词标准论》诸文屡次提及彊村此语，而认为“彊村对此必甚介意，此其所以后来有《宋词三百首》之选也”，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其入室弟子龙榆生深明彊村词学的曲折变化，他在《论常州词派》一文中直言：“彊邨晚辑《宋词三百首》，于张、周二选所标举外，复参己意，稍扬东坡而抑辛、王，益以柳耆卿、晏小山、贺方回，冀以救止庵之偏失。”可见朱祖谋的编选宗旨是在大体坚持常州派门户的基础上，拓宽其路径和门庭而已。

所以朱祖谋编选的《宋词三百首》，既是他与当时词学家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互相切磋而形成相对一致的词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朱祖谋积数十年学词经历，经斟酌权衡后自出手眼，为后学另辟的一条相对宽阔的学词途径。从方便初学的角度来说，在《宋词三百首》编选之前，其《彊村丛书》虽校勘精审，但蔚为巨帙，学者以卒业为难，故欲明词学之覃奥，也需要有一简明选本来昭示后学途径。而此前端木埰仿东汉《古诗十九首》之例，手抄《宋词赏心录》(一名《宋词十九首》)赠送词友王鹏运清玩，虽兼含了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之“四家”和戈载《宋七家词选》之“七家”，但仅选十七家词人十九首词作，取义不免过苛。故从既便于一窥宋词之貌又便于初学的角度来说，也确实需要一部折衷于《彊村丛书》与《宋词十九首》之间，又与二书消息相通的选本。朱祖谋仿《唐诗三百首》之例，成此《宋词三百首》之选，应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很实际的考虑。

二、编选过程及选本特色

朱祖谋编选《宋词三百首》，大致与其《鹜音集》的编订同时，于1924年正式问世。这一时期他僦居苏州听枫园，与当时词人况周颐、张尔田、赵尊岳等过从甚密，故其选词当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其中况周颐的作用至为明显。张尔田《词林新语》云：“归安朱彊村，词学宗师。方其选三百首宋词时，辄携钞帙，过蕙风簃，寒夜啜粥，相与探论。继时风雪甫定，清气盈宇，曼诵之声，直充闾巷。”其门人赵尊岳也自称曾与朱祖谋“相互斟订”此选。则此选编者虽仅标彊村之名，实也有况周颐和赵尊岳的切磋裁定之功在内。

据况周颐序中所说：“彊邨先生尝选《宋词三百首》，为小阮逸馨诵习之资。”“小阮”云云，乃用三国阮籍、阮咸叔侄相亲的典故，“小阮”一词后世遂成为侄子之代称。况周颐是全面了解并部分参与朱祖谋此选工作的，书成并为之撰序，则其称朱氏此选有方便其侄子学词诵习的便利的初衷在内，自然是令人信服的。

如果说朱祖谋对梦窗词的细心校勘可以称为专家之学，并以此带动了当时词学界的学术视野转变的话，他的《宋词三百首》则是一部既体现其词学倾向又在词学普及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选本。“晚清词人，颇喜选录，以寄其论词宗尚。各矜手眼，比类观之，亦可见当时词坛趋向。”清代词派的建立和发展几乎都是以选本为标志的，浙西派朱彝尊的《词综》、常州派张惠言的《词选》和周济《宋四家词选》都是推广其词学主张的重要工具。晚清词家编选词的选本也不乏其人，如陈廷焯编有《云韶集》和《词则》，樊增祥辑有《微云榭词选》，谭献有《箧中词》，冯煦编有《宋六十一家词选》，梁令娴、麦孟华合编有《艺蘅馆词选》，况周颐编有《蕙风簃词选》，郑文焯也曾拟编选《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陈匪石拟编《宋十二家词选》(今流传之《宋词举》即为此选缩本)。但这些选本有的只是初具纲目，有的未能完稿，有的虽已编成，但影响寥寥，唯有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既在当时令词学界侧目，也在以后得唐圭璋之笺注，从而影响整个20世纪。

此选始宋徽宗，迄李清照，凡87人，录词以吴文英(24首)、周邦彦(23首)为前两名，其次为晏幾道(18首)、姜夔(16首)、柳永(13首)、苏轼(12首)、贺铸(12首)、晏殊(11首)、欧阳修(11首)、辛弃疾(10首)，馀均在十首以下。这种选目的多少，亦可见其宗尚之大端，盖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也。况周颐在序中说：“能循途守辙于《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宏于《三百首》之外。益神明变化于词外求之，则夫体格、神致间，尤有无形之诉合，自然之妙造，即更进于浑成，要亦未为止境。夫无止境之学，可不有以端其始基乎？则彊邨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矣。”况周颐实际上是把《宋词三百首》作为词学正途和起点来看待的，其希望以此垂范来世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

朱祖谋先后三订此选，初选自宋徽宗至李清照凡87家，数量适300首。重编本增录张孝祥、范成大、姜夔、蒋捷、张炎、王沂孙各1首，辛弃疾2首，吴文英3首，合11首。又删去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吴文英等20家28首。仅馀词人81家，词283首。第三稿又增林逋、柳永各1首，最后的收录情况是：词人82人，词285首。昔龙榆生曾作《选词标准论》，认为选词之目的大略有四：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唐宋之时，词以演唱为第一职能，故其时选本亦以“便歌”为主，而后此选本则以传人、开宗、尊体为理论导向。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则朱祖谋此选，诚如龙榆生所说：

彊村先生之《宋词三百首》……录宋词八十七家，而柳永十三首，晏幾道十八首，苏轼十二首，周邦彦二十三首，贺铸十二首，姜夔十六首，吴文英二十四首；七家之作，乃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俨然推为宗主；而疏密兼收，情辞并重，其目的固一以度人为本，而兼崇体制；然不偏不颇，信能舍浙、常二派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鹄矣。

这一评价从总体上说是公允的，但其中对梦窗词的张扬乃是极为明显的，此就选目多寡即可窥见，故虽是“疏密兼收”，实有为“密”争夺席位之意。其弟子吴梅在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序中也说：“彊村所尚在周、吴二家，故清真录二十二首，君特录二十五首，其义可思也。”唐圭璋的笺注于此也特为用心，备列宋以后各家，特别是当世，如陈廷焯、况周颐、梁启超、王国维、陈洵之说，力破清真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谰言，可谓深得朱祖谋之心。

朱祖谋此选以浑成为旨归，故其去取一以风格为准，非仅仅以人存词者可比。陈匪石认为：“盖词之总集前此已多，朱氏有作，决不肯蹈袭故常，而以自身所致力者，示人以矩范，且见若干家中皆有类此之境界。或以为在选政中，实为别墨，然不能不认为超超元著，在宋、清各总集之外，独开生面也。”罗忼烈也认为彊村此选既以浑成为入选标准，则清真与梦窗的词多有入选，乃是符合词史实际的，且此二家章法井然，便于初学，故“彊村是选之用心，非阿其所好也”。况周颐于近代词选罕有许可，而且对朱祖谋校勘词集不无微词，独于此选，青眼有加，认为是“取便初学，诚金针之度也”，并在序中对其崇尚体格、神致亟为称赏。在其《词学讲义》附录中列为“词学初步必需之书”，况周颐并欲选温庭筠、李煜、苏轼、周邦彦、吴文英等十四家词为《十四家词》，以与《宋词三百首》相辅而行。李冰若评价此选“抡次谨严，昭示正轨”(《花间集评注自序》)，并尝为之笺释，以取便讲授。从当时人对《宋词三百首》众口一辞的称赞，以及唐圭璋、李冰若对此选笺注的热情，可以看出当时词学界对朱祖谋词学倾向的认同。

三、流传与影响

在《宋词三百首》的传播过程中，唐圭璋先生居功至伟。大约在《宋词三百首》出版不久，唐先生即据厉鹗、查为仁两家笺释《绝妙好词》之体例，以朱祖谋第二稿为底本，博采词话，旁及小说杂记，为之笺注，历数年之久，大约在1931年秋始告完成。其师吴梅在《笺序》中概括唐圭璋的笺注有“三善”：其一，钩沉不少史料，将一些不为人知的词人生平做了初步梳理，便于读者知人论世；其二，博收广采有关词评及遗事珍闻汇于一编，便于读者对创作背景和词作主旨和艺术特色的把握；其三，广征宋以来至当世词话、词论，申论朱祖谋瓣香清真、梦窗之说，凸现朱祖谋之词学观，故其引述材料虽至为繁富，但同时又能为后学辨别泾渭，指示门户，是笺注中别具胸臆。

除此之外，唐先生对原书体例也作了调整，将朱祖谋原以帝皇为先、妇女殿后的编次改为以年代为次。并将朱祖谋第二稿和第三稿的增删情况作为附录列于卷末。遂以焕然一新的面目问世。笺注本初以《宋词三百首笺》的书名，由汪辟疆推荐到神州国光社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印行，随即取代朱祖谋的纯粹选词而广为流传。此后一版再版，此书的影响也就日胜一日。而此前与唐圭璋同列吴梅门下的李冰若，也已“偶为笺释，取便讲授”，后因唐注在先，“宋词已获一精本”，故循流溯源，在龙榆生、陈钟凡的指点和帮助下，另笺《花间集》，而将此前对朱选的笺释稿毁弃。可见朱选在当时词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高。特别是李冰若“取便讲授”一语实际上说明了朱选一出，而当时其他宋词选本即悄然屏退的情形。

整个20世纪，以朱祖谋的选词和唐圭璋的笺注为基础的注释、今译和赏析本就有十馀种，注释类有胡云翼的《详注宋词三百首》等，注释与分析结合的有汪中、周鹏飞与王黎雅、沈家庄三家的《宋词三百首注析》、郭伯勋的《宋词三百首详析》等，今译类有汪中的《新译宋词三百首》、弓保安的《宋词三百首今译》、沙灵娜的《宋词三百首全译》、王筱芸与郝敏的今译《宋词三百首》等，赏析类有《宋词三百首欣赏》等，像这样以一种底本为基础繁衍出如此众多的著作，在有关宋词的选本中，确实是空前的，也许只有诗歌选本《唐诗三百首》可以媲美。1992年成都巴蜀书社将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和任中敏的《元曲三百首》三种经典选本汇为一编，也许可以看作是对朱祖谋《宋词三百首》选本地位的一种事实肯定。宋词选本从过去到现在乃至以后，所出的种类何止几十数，但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的地位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以后也是无法动摇的。作为带有浓烈的20世纪前期词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选本，《宋词三百首》既创造了令人惊讶的接受历史，而其自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它已成为词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变得独特和无法替代。

此次整理出版的《宋词三百首》是以1991年中国书店影印的初版《宋词三百首》(署“上彊村民”)为底本，原选顺序未作改动，并参斟其他版本，力求完善。凡是校改之处，错衍之字标以()，校改及补字标以〔〕。词的断句尽量以《钦定词谱》为准，也参考了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另外还尽可能地收集了所选之词作的民国以前各家的评论，附于词后，以便读者鉴赏。总之，通过这本全新校点、辑评的《宋词三百首》，读者或可从中一窥朱祖谋编选此选“最初一念之本心”。

1. 参见林玫仪主编《词学论著总目》(1901-1992)第1卷，第441-44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印制发行，1995年6月。1992年至今，又有多种相关著述问世。
2. 转引自杨家骆主编《清词别集百三十四种》，鼎文书局印行。
3. 《论晚清四大词家在词学上的贡献》，《词学》第九辑，第16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
4.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4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
5. 转引自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第318页，黄山书社1995年12月。
6. 参见赵尊岳《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词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
7. 朱氏选词，喜与人商榷，其大致与《宋词三百首》同时编选的清人词选《词莂》，也是与张尔田“恒共商略去取”编成的。
8. 舍之《历代词选集叙录》(六)之《微云榭词选》，《词学》第六辑，第22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
9. 《选词标准论》，载《词学季刊》第1卷第2号。
10. 《宋词举》附《声执》卷下，第164页，金陵书画社1983年11月版。
11. 参见《朱彊村两订<宋词三百首>》，《词学杂俎》第9页，巴蜀书社1990年6月版。
12. 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第52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3. 唐圭璋先生在1957年新版时，又重新恢复了彊村原来的顺序，其《自序》云：“……至目次，首录帝王，末录女流，乃当时沿袭旧书编选体例，今亦不复改易。”按，朱祖谋编辑作品，很少有按照作家的生卒年来编次的，他的论词名作《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二十四章》也大致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编选的。
14. 参见《花间集评注自序》，李冰若《花间集评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