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是以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为基本前提的，一些激进的先驱者冲破了长期以来“老大”中国的中心论和优越感，代之以用世界性的眼光来剖析中国肌体内存在的痼疾和毒素，并希望给中国文化以根本的疗治，这是中国文化及其文学获得重生的新的契机。为了真正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有的人甚至走向极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视为洪水猛兽，颇有立即消灭之而后快的欲望，于是有时提出了非常过激的言论。如鲁迅就提出过青年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则呼吁将中国的古书都扔进茅厕里去；又如陈独秀倡导打破一切偶像，于是一切宗教都在清除之内；还有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废文言而用白话”。如果从矫枉过正的角度看，这些过激的思想言论确实能够给中国人以猛醒，但从学理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它们却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中国文化再怎样有问题，它的更生不可能完全离开“母体”，何况中国文化和文学也确实不像激进派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换言之，如果中国文化和文学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为人类创造出那么多优秀的东西，也不可能那么“长命”。

林语堂早年也是激烈地反对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很快他就认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于是在批判中国文化中的丑恶的同时，他开始发掘其合理性和优秀品质，尤其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和甄别。顺着这一观念和理路，林语堂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之“传承”，于是他发现儒家、道家等文化中存在着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概括起来，一面是孔子的入世和世俗化倾向，是热爱人生、善待人生，并注重德行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在孔子、苏东坡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另一面是老庄的出世和非世俗化倾向，即以旁观者的身份参透天地自然和世俗人生的智慧派，这是一种如神仙一样生活着的逍遥自适、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老庄、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和林语堂的父亲等人的身上充满这种气质。当然，儒家和道家文化并不能简单地分开，它们有时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贤如苏东坡同时有着儒、道、释等多种思想因素，而且又结合得比较好。还有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闲适、性灵和幽默的天性，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对文学的独特看法，林语堂都对其进行了细细的探究和梳理，并化为自己的血肉。就如同一个异地探险者，在别人都不屑一顾的地方，林语堂却发现了许多独特的风光，这在人类文化整体地向西方文化倾斜的情况下显得更为可贵。

当然，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中国一切都是好的”式的“国粹派”大为不同，林语堂是分出“精华”和“糟粕”的，他也是站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换言之，在林语堂看来，世界和人类健康文化的建设，是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的。中国文化过去的辉煌在新的时代里，不仅不能被简单地抛弃，反而应该被重视，并用来为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