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庭式的私塾教育

半岁时的叶笃正

官宦家庭的生活是富裕而悠闲的。但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每天却要忙于生意上的事情，有看不完的文件，忙不完的应酬。而叶家的太太、姨太太们则一天到晚闲来无事，或是穿金戴银、涂脂抹粉，或是赏花喝茶、绣花弹琴，或是聚在一起，闲唠、打牌，打发时间。尽管外面的社会是动荡、混乱的，但在高墙大院内的叶家人的生活却依然平静而怡然自得。

中国传统士人相信“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启蒙，就是要给孩子灌输一些有益的道理，埋下一颗优良的种子，让孩子长大之后成才，成为传承家庭香火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一家之长的叶崇质，自然很重视孩子日常行为教育的“童子功”。

此时，外面的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袁世凯在忧疾中死去，落了个遗臭万年的下场；仅12天的张勋复辟的丑剧，也在万人唾骂声中狼狈收场；逊帝溥仪还是没能“君临天下”，虽窝在紫禁城里，却过着有名无实的皇帝生活；各路军阀雄踞一方，个个虎视眈眈，打算“逐鹿中原”，争得“不亦乐乎”；而那些遗老遗少们再也闹不出什么动静，只好在回忆往昔的“辉煌”中，哀叹着“世事多变”。民主政体此时总算暂时稳住了根基。于是，充满民主思想的新式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许多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开始选择进入新学堂接受教育。

叶家是一个封建氛围很浓厚的家庭，尽管叶崇质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实业家，但是这位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接受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教育。他并不买新学堂的账，认为他的孩子应当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因此，叶家的孩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都没有被送进新式学堂，而是在家里接受了私塾教育。叶崇质看不出新学堂有什么好的，便更相信私塾幼承庭训的功能。在14岁考入南开中学之前，叶笃正和其他兄弟们一样，一直接受私塾教育。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户人家一样，叶家也把先生请到家中来授课。所请的先生叫张树龢，字季平，在当时算是“名儒”。起先，这位头顶瓜皮帽，身穿长衫马褂的老先生，总是夹着一柄一尺多长的戒尺，说起话来摇头晃脑，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之类，这让叶笃正和兄弟们感到可笑和别扭。正处于男孩子最为淘气的年纪，叶家兄弟自然也会想出各种整人的恶作剧，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捉弄先生，把先生的东西藏起来，或者偷偷溜出去玩等等。一旦事情败露，家法伺候当然是少不了的。渐渐地，叶笃正和兄弟们也被张老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折服。不可否认，这位启蒙老师对于叶笃正和其他叶氏兄弟们日后人生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叶家的私塾里，《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经典自然是必修课，每个孩子都必须烂熟于心。后来，家里又请了一位先生教授英文和算术，以备孩子们将来报考中学。尽管生意上的事常常让叶崇质感到焦头烂额，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他确实毫不含糊。他几乎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亲自督查孩子们的功课。如不满意，自然少不了一番教训，甚至责罚。所以在家风甚严的大家庭里，在古板严肃的一家之主——父亲面前，叶家的孩子们在课业上都十分认真刻苦，丝毫不敢怠慢。在这一点上，叶崇质总是很满意的。

课业上的严格要求仅仅是对叶家的儿子们，对女儿们的教育，叶崇质却并不十分热衷。他依然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因此，对于叶家的女儿们来说，三从四德、女红针黹是必须要学的。不过，他也没有完全把这样的思想灌输给女儿们。因此，叶家的女儿们并不像上一代旧女子那样，裹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们也都能够读书识字，有的甚至成为了思想进步、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只不过，她们的课业，父亲几乎是从不过问的。

叶笃正虽身处不愁吃穿、生活富裕的大家庭中，过着被人伺候的少爷生活，但小小年纪的他还是过早地感到了压抑。家庭式的私塾教育平淡无趣，而枯燥的《四书》《五经》也难拴住少年灵动的心。在他的心里，高墙大院外的世界似乎更加精彩。新式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生活，可以接触社会，这是家庭式私塾教育所无法比的。

不可否认，私塾里的启蒙教育、文化内蕴的积淀，培育了叶笃正中国文人的气节，使他拥有了“怀抱世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旷达胸襟。传统的国学修养、治学态度，也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这对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