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误读
——对于1988年以来一种文学现象的阐释

吴义勤

一

1989年，因为拥有新潮小说的消遁和“新写实”小说的崛起两桩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事件，新历史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文学景观上，当曾经风靡一时的现代派狂躁气息转瞬间演变为咏叹“过去好时光”的“历史形态”中的人生故事时，这种充满古典意味的“文学怀旧”创造了怎样一个动人而炫目的“历史反差”！它如一道美丽的彩虹，使中国文学的天宇再度灿烂辉煌。而从精神方式上联系着“新潮”和“新写实”作家群落的“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更是这个年度对文学的特殊贡献。它预言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文学转型”，它为我们的文学在世纪转折的过渡时代铸造了崭新的品格。雅斯贝斯说过：“最伟大的精神作品正是在过渡时期的精神产品，亦即处在时代交替时期的作品。精神历史的最伟大的现象，既是过渡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它的终结。”因此，当苏童的《米》、格非的《敌人》、余华的《呼喊与细雨》、陆天明的《泥日》、叶兆言的《追月楼》、赵本夫的《走向蓝水河》、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张廷竹的《六十年旷野》、孙华炳的《落红》等“新历史”小说在1989年之后联翩而至时，中国文学无疑为交替中的两个世纪奉献了自己最佳的精神礼品。这当然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它寓言式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追问：新世纪的跫跫足音何以导演出“历史”钟情？显然，我们无法回避对“新历史小说”的理论界定。“新历史小说”并不是传统文学理论所规定的狭义的历史题材小说，它并不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框架来构筑历史故事，而只是把小说人物活动的时空前推到“历史形态”中，其表现的仍是现代的人生态度与思想感情。时间的历史性和人物故事的现代性并行不悖，亦可谓“现代派着古装”。这不但和《李自成》这样的纯粹历史小说在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上有了根本区别，而且也和“借古讽今”着眼点落在现实人生的“历史小说”有不同，鲁迅的《故事新编》正是以“油滑”讽刺现实，有很强的现实战斗性，但由于鲁迅所写的人物、故事都有“古代的因由”“根据”，因而难以纳入“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其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题材递嬗上，而是有着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的精神现象。从创作实践上看，“新历史小说”一方面是新写实小说原生态展示“历史”与“生活”的一个重要表现模式，另一方面，它又是新潮小说摆脱孤独困境的钥匙，是新潮作家最佳的文学突围方式，并且消解了新潮作家们因读者冷漠而生的心理彷徨，使他们获得了再展雄风的机运。从理论上看，“新历史小说”也只是一种有哲学内涵的“无历史”，本质上它是对于历史的哲学沉思，是作家精神活动的思维载体和媒介。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历史所能做的只是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与过去将来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与感觉方式”。因此，我们也只有从作家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入手才能把握这种“新历史小说”的实质。因为，对于作家来说，每一种文学选择必然都伴随着特定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评判，其复杂的心态结构和精神活动具有着关联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思维学等众多精神领域的泛文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小说”正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读性和再阐释性的文学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