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壹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租来的院子里。此时，杨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这三个孩子却未曾影响杨绛在家里的地位；相反，家里人都十分宠爱她。

父亲杨荫杭为她取名“杨季康”，家里人叫她“阿季”。她被更多人所熟知的名字“杨绛”实则是她的笔名，只因她用这个笔名署名的作品名扬于世，所以“杨绛”这个名字才在世人的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她出生时正值古老的中国发生巨变的一年——辛亥革命的前夕。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

就在北京的这座四合院里，杨绛伴随着这场风云际变慢慢长大。

她自小就是父亲的心肝宝贝。她出生的那一年，就获得了父亲的无限爱怜。那时，父亲喜欢吃冰激凌，于是买了一只可以自己做冰激凌的桶。她出生的当天，父亲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桶冰激凌，还刻意给她在小嘴唇上点了一丁点，她小小的嘴巴顿时被冻得发紫，却还在使劲“吧嗒”着嘴巴品尝冰激凌的味道，一副陶醉的娇憨小模样瞬时让父亲不胜喜爱。

于是，她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也成了家中唯一始终在父母身边成长的女儿。

如此的她，不仅深得父亲的喜爱，也深得所有大人的喜欢。

不过，当时正值乱世，无论怎样幸福，都难真正安稳。

他们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杨荫杭就被调到江苏，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后被调任浙江省审判厅厅长。杨绛和母亲便跟着到了杭州。然而时隔不久，杨荫杭因刚正不阿的性子，得罪了当时任省长的屈映光。此人怀恨在心，到袁世凯面前奏了他一本。所幸当时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恰好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于是在袁世凯面前为杨荫杭说尽好话，极力推荐，才使得杨荫杭逃过一劫。

随后，杨荫杭又被调到了北京。杨绛和母亲等人又随着父亲来到了北京。这一年，杨绛四岁。他们全家租住在北京东城的一座院子里，房东是个踩高底鞋的满族女子。

穿着这种鞋的满族女子，走起路来摇曳生姿，煞是好看。杨绛对其充满了好奇，父亲开玩笑问她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她煞有介事地琢磨了一番后坚定地说：“要！”

可见，女子的爱美之心自小就有之，不分年龄大小。

六岁的时候，杨绛就读于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恰好，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在一墙之隔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杨绛曾说，她童年的记忆真正开端就是在这里。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她这样写道：

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

彼时的杨绛冰雪聪明、天真烂漫，非常惹人喜爱。不止姑母喜欢她，女高师的那些学生也很喜欢她。在她放学后，她们时常带着她到大学部玩耍，陪她一起荡秋千；还邀请她参加恳亲会的表演，让她演戏里的花神；运动会上也不忘带着她一起玩耍……

后来，她曾有文章如此写道：“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或许确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在后世人看来，抛开她的姑母不论，她的天真无邪、机灵可爱也是一大惹人喜爱的因素。

不过，她也有淘气的时候。刚开始念书时，她是不安分的，喜欢在课堂上捣乱，常常吹一种小绒球，并且吹着吹着还笑了起来。这让老师十分生气，于是刻意为难她，让她站起来回答刚刚课文中的内容，谁知每次她都可以全部准确无误地回答出来。

老师又气又惊，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让她继续坐下来听课。

当时年少，天真烂漫，拥有的是大好时光和无尽快乐。

贰

小孩子的快乐来得总是容易，大人的快乐却并非那么轻易获得。这种安稳的生活还没持续多久，就发生了变故。

当年，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作为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便传讯了他，同时派遣检察官到其官邸搜查证据。因为证据确凿，杨荫杭便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晚。也就是在那个晚上，杨家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是上级打来的。但杨荫杭一向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即使有高官干预此事，他也不允许任何人保释。

结果，次日，国务会议认定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宣告他无罪，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随即辞去了交通部总长的职务。然而，杨荫杭却就此被停职停薪了。

本来，杨荫杭的薪水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这一停薪，家里的生活便没了着落。加之此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更加坚定了杨荫杭回南方的决心。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时局动荡，杨绛的大姐、二姐一直在上海上学，并没有跟着父母一起来到北京。那时，她们也就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不幸的是，二姐在学校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

得此消息，家里所有人都很焦急，尤其是杨绛的母亲。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杨绛的母亲南下的途中，碰巧赶上了天津发大水，火车的轨道中断了，她不得已只得换乘轮船。

当杨绛的母亲到达上海时，二姐已经病入膏肓，早已看不清母亲的样子了。她只是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大哭，止不住地哭，哭得人心都碎了。最后，上天还是无情地带走了她，留给全家人无法忘却的悲痛。

也正是经历了如此变故，父亲杨荫杭义无反顾地辞官要离开北京。事实上，北方这座森冷的城市给了他太多灰冷的记忆。

那时，杨绛八岁，还在上初小三年级。

回南方的决定是临时的，出乎预料，也十分匆忙。那天，杨绛还在院子里玩耍，这时三姐过来，告诉她咱们要回南方了，杨绛这才意识到生活里的一些异样：平时不大出门的母亲，会常常去一些北京很有名的景点，买很多北京各式的特产；平时忙碌的父亲也突然闲了起来，不去上班，时常和一位好友去山上采标本，一去就是一个星期。

原来，家中这些不寻常的变化下暗涌着的是一次离开。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偶遇了一个平素不怎么熟络的同学，心里生出了深深的惆怅，恍惚懂得了分别的无奈和伤感。她很想让这位同学帮自己给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们带去个招呼，说自己要回南方了。可到最后，她也未能开口，或许不诉离愁最好。

那一天，到火车站来给父亲送行的人很多。在那个时局里，人们太不舍得这样一位“清廉的好官”离开。面对如此多送行的人，杨绛只觉自豪，虽不怎么明白为何大家如此拥护父亲，却深感光荣。后来，在过去了60多年之后，她还可以清晰地回顾这一切。

汽笛声响起，火车载着杨家一家老小，开启了南下的旅程。

随着火车的南下，北方的童年岁月成了杨绛心头一幅神秘的画，被深深收藏在心中。

再回首，无数细枝末节纷纷浮现于脑海；再忆起，令人万千动容。

1. 出自《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