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做为人民办事的官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1878年10月1日生于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1902年应江南御试中举。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1917年赴美国考察教育。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会议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11月，参与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和主席。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第二届中央主任委员。

年过古稀　为人民而作官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在周恩来两次登门动员下，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时，他远在大连的儿子黄大能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甚感不解。因为此前，黄炎培曾有数度拒官的经历。

早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和以后的北洋政府就曾两次电召黄炎培去北京担任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以至于袁世凯常对人发牢骚说，江苏人最不好搞，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后来，国民党政府又欲拉拢黄炎培，曾托人传话，希望他能够脱离中国民主同盟，单独参加国民大会，并封官许愿，许以特权，但黄炎培仍毫不动心。他表示：“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二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后来，他在1948年12月14日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自明其志曰：“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但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

正因为如此，所以黄大能对年过古稀的父亲的举动十分纳闷。后来，他借故到北京出差之机，面见黄炎培时问道：“父亲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过70做起官来？”黄炎培答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与人同流合污，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他后来还专门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坦言：“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35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从不愿做官到做人民的“官”，反映了黄炎培的一身正气和可贵的节操。

1957年5月，黄炎培在上海光美织造厂视察

参加土改　支持抗美援朝

长期以来，黄炎培即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年轻时所从事的职业教育，就有许多方面同土地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当时，在解放之初的苏南地区，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在土改中因自身利益受到触动，写信告状，提出“斗争过火”，要求进行“和平土改”。这些告状信黄炎培也收到一些，并转呈给毛泽东。为了解实际情况，他请求亲赴实地考察，在中共中央安排下，1951年初春，黄炎培带队来到苏南。在考察期间，他和农民兄弟们真诚地打成一片，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实地观察，黄炎培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新的认识，回到北京后，他即整理出一份《江苏视察报告》，呈送给毛泽东，并同时附信汇报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提出：“从我个人说来，归时的心情比去时是增加些乐观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初始，黄炎培并不赞成出兵援朝。他认为，中国屡经磨难，从近代到现代烽火连年不断。特别是共和国刚刚成立后，元气尚未恢复；同时，人们反对美国侵略朝鲜、进而侵华的意识远不及当年抗日侵华强烈和突出；加之大陆蒋匪残余还在破坏，形势对我不利。所以，他主张还是要和平，争取人心，颐养国力，以屈求伸。但在听了毛泽东等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后，他深以为然，遂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转而支持出兵抗美援朝，而且他还提出将入朝参战部队由原来的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对此建议，毛泽东等欣然接纳。如此才有了其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称号。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为推动工商界积极捐献飞机大炮等军事物质，成立了以黄炎培为主任委员的捐献运动委员会，虽然就个人而言，黄炎培一无资产，二无商号，但作为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他在动员工商界增产节约，积极捐献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1951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工商界仅飞机即捐献了400多架，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

敢言真言　肝胆相照

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黄炎培均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负着繁重领导工作的黄炎培，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并经常就国事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建议，对一些问题，若有不同意见，也经常会直言提出。就这方面而言，黄炎培当之无愧是一位直言敢言的典范。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泽东的书信有100余封。尤其是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有时候甚至一月数封。对这些信件，毛泽东多是亲笔回复。这些信有的是洋洋雄文，有的则只有寥寥数言，既有一般的友情问候，也不乏商榷争论，既有互相的肯定，也有率直的批评。在信中，黄炎培曾就镇压反革命运动提出过建议：“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需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后来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一部分工商业者因担心政府会没收自家产业，遂每天消磨于高级饭馆及娱乐场所，认为将自己资产花光用光。对这些情况，黄炎培知道后，也即迅速报告中共中央，并建议采取妥善办法消除工商界的不良情绪。

对黄炎培的意见，毛泽东是相当重视的，这从国事繁忙的毛泽东能亲笔回复那么多信就可见一斑。对黄炎培的意见，他认为正确的，自然欣然接纳，认为不正确的，也会坦言相告。1953年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黄炎培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了“无痛分娩法”，希望借此以实现和平改造。对这一想法，毛泽东指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要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觉得是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

毛泽东回信中的这一番话，引起了黄炎培的深深思考。经过进一步学习并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黄炎培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进一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相关工作中去。

黄炎培手迹

引导工商界一起进步

黄炎培长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特别是在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投入相当精力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仔细研读毛泽东的著作，积极地进行自身改造，1953年他写成了长诗《马克思颂》，在诗中，他写道：“让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家，信仰他，纪念他，敬礼他，人人心里头，家家壁上头，一人，黑脸，美髯。”这充分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颂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