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巴金翻译思想概述

巴金，中国安那其主义（亦名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以文字的形式，以翻译家、作家、编辑出版家——尤其是以翻译家的身份，投身于安那其主义运动之中。

作为作家，巴金撰写有表现、反映和宣扬安那其主义革命者的作品，如《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等；作为编辑与出版家，主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时期，与其他理想主义者一起，以几乎不领取任何酬劳的方式传播文化，投身于所信仰理想之实践；而作为翻译家，其译作则是最完整、最深入地展现出巴金一生中对安那其主义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不懈追求，及其理想随党派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起伏沉落与嬗变的过程。这一翻译文化现象与案例，在中国安那其主义译介史上，以及一般的翻译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本作即是从翻译的角度，对巴金安那其主义理想的生发与激进、消沉与挣扎、潜隐与道德化嬗变、失声与重拾的过程，进行多方位、多侧面的解读。这里，笔者将对巴金的翻译思想及相应翻译活动，做一个综述性介绍。

一、为理想守候

论及巴金的翻译思想，并非单指他对翻译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而首先，翻译于他，是承载与传播理想的一种手段和“战斗的武器”。巴金对于翻译的根本态度也在于此。至于散见其译作前言后语中的他关于翻译具体技术性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或曰翻译理念，均奠基于此。

因此，要了解巴金的翻译思想，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而且，其中又以其翻译的“战斗”观为根本，否则可能会偏离巴金的本旨。

1．翻译家巴金的安那其主义理想

巴金对于安那其主义理想的追求，在其翻译生涯和相应人生中，可以分为多个不同阶段。其中，从大的层面看，又可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二〇年代到大体上一九四九年，可以归纳为一种社会政治革命的追求；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渐渐脱离其政治内涵，而转向为一种道德性的诉求，转化为一种道德理想，在现有政治框架下的一种反专制、反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愿望。

下面，将从这两个方面予以简要讨论，并顺便言及穿插于其理想主义者翻译生涯中的一个大事件——反法西斯主义；一个重要现象——世界语作品的翻译。

（1）作为社会政治理想的安那其主义

巴金第一篇见诸报刊的译作是迦尔洵的《旗号》（译者署名：佩竿），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发表于《草堂》第二期。而他的第一篇关于安那其主义的译文，则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发表在《春雷》第三期上的《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作者署名：东京安那其主义者；译者署名：芾甘）。自此，巴金开始正式走上安那其主义及相关革命作品的译介道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巴金独立出版第一部译著《面包略取》（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一部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作者克鲁泡特金，是国际上著名的安那其主义理论家、革命家。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付印的《狱中二十年》（作者：妃格念尔；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共出版译著五十余种（包括合译、修订本），其中包括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革命者传记、小说、戏剧、诗歌、童话、画册等；发表各类报刊翻译文章更是多达二百八十多篇，涉及源语作者八十余位，涵盖英、法、日、德、俄、西、世界语等语言，译文字数达三百万字左右（之所以暂时没一个确切数据，是因为巴金不仅翻译题材广，涉及作者作品多，刊印、刊发的出版社、报刊广布海内外，更还有部分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后未曾发表出版）。

巴金这一时期的安那其主义文献的译介，如果细分，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七年年初，为热情喷发、倾力投入期；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由于民族存亡问题摆在面前，注意力有所转移和分散；第三阶段为国共内战时期，安那其主义运动愈加式微，政治局势也更加不利于巴金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这方面的译介更趋稀少。

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战斗”性译介——无论是安那其主义理论文献，安那其主义革命者传记，还是巴金视之为与安那其主义者为同一阵营，同样是为反专制、反压迫、追求自由平等而奋斗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者传记，或者反映（或寄托了巴金）安那其主义理想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都是有着其安那其主义理想之政治目的和诉求的。包括抗战爆发后，巴金所翻译“西班牙问题小丛书”六册，一方面是在反映西班牙人民不畏国内外法西斯分子的暴虐，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战斗，以求鼓舞当时中国国内民众抗日的斗志；另一方面，这六册书却都是描写西班牙以及国际安那其主义者艰苦卓绝斗争，以及西班牙安那其工团主义的工会全国劳工联盟（C.N.T.）和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F.A.I.）联合其他政治组织和党派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事实。

巴金不讳言自己是一位安那其主义者，这在当时也广为人知。如一九三六年八月，徐懋庸写信“规劝”鲁迅不应将巴金、黄源等纳入抗日统一战线，不应与他们这样的分子为伍，鲁迅愤然公开回复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

综而言之，巴金这一时期对于安那其主义理论，对于反专制压迫、争取自由民主的革命者传记的译介，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希望建立起一个自己所梦寐的安那其主义理想王国和大同世界。

（2）作为道德理想的安那其主义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北，国内局势愈加明朗，作为政治诉求的安那其主义运动的革命前途基本上断绝，加之对新政权的隔膜和担忧，除了一九四八年翻译完稿、一九四九年二月出版的妃格念尔的自传《狱中二十年》，和一九四六年开始翻译、一九四九年八月完稿并于九月出版的安那其主义者洛克尔追索人生意义的《六人》，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译、十二月出版的屠格涅夫《蒲宁与巴布林》（《普宁与巴布林》）开始，巴金的翻译选材转上了一条顺应或中立的道路，偶尔有些透露些许曾经理想的消息，也说得非常隐含。但即便如此，这种隐含的理想要求也失去了过去“战斗”的精神，而更多成为一种对为政者的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愿望。

很典型的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作者赫尔岑被誉为十九世纪欧洲安那其主义运动的领袖。一九四〇年八月，巴金先是出版了一个节选译本《家庭的戏剧》（《一个家庭的戏剧》）。这无疑是巴金宣扬与追求安那其主义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一九五四年六月，该译作修订出版，巴金在两份序言里都引用《苏维埃历书》里的话代替自己对赫尔岑直接的评价，包括说“反对封建制度和沙皇官僚政治的暴政”“找寻把俄国和人类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努力”等。而实际上，赫尔岑反封建暴政，在当时的巴金看来，自然是为实现安那其主义社会而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在那时，实则为自由社会主义，即安那其主义。不过，这同样的政治术语，却被赋予了另一番含义，而巴金却既不刻意申明，也不做多余说明，徒留给后人去遐想。

“文革”后期，巴金从头翻译《往事与随想》。其翻译过程的某些心理活动，在“文革”之后，终于可以袒露。他说，“四人帮”“在上海创造一个尼古拉一世统治那样的黑暗、恐怖、专制的时代，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

后来，在受《往事与随想》启发和影响的《随想录》之续本《再思录》里，巴金更写下了《没有神》这样力透纸背的短章，里面说：“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从这里看得出来，如果说巴金在一九五〇年代初还隐约其辞，诉说着自己曾经的理想；那么一九七〇年代后期，这便纯粹演变为一种对当政者的政治道德愿望了；进而，又从人格上，升华或曰泛化为一种个人道德理想：精神与人格的自由独立。

2．翻译家巴金与反法西斯主义

论及理想主义者巴金的翻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翻译活动，二是他的世界语情结。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巴金所追求的安那其主义理想，实则是反对政府机构，对所谓“爱国主义”也不屑一顾的。那么，当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之际，他又为何“放下”自己的理想，转而“爱国”了呢？其实，巴金所反感和批判的，是政权集团所贩卖和煽动的为自己集团利益的虚假爱国主义，因为它是对民众感情的一种欺骗和利用。而对于生养自己的乡土和同胞，巴金却深怀眷念。如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前往法国的船上，巴金深情地呼唤：“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在巴金那里，国与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和他们的政权机构并非同一概念。

因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巴金依然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他一方面创作抗日作品，另一方面作为翻译家，迅速投入到抗击法西斯主义作品的译介中来，以鼓舞民众的抗日意志。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他译介推出“西班牙问题小丛书”系列作品六部；译介画册《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苦难》《西班牙的黎明》《西班牙的曙光》等。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巴金在这些反法西斯题材作品的选择上，也别有心思。他所选取的，基本上描写的都是安那其主义革命者如何英勇抗击法西斯主义者，或是以安那其主义者为主体，联合其他组织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革命活动。因此，要说巴金的理想，其实并没真的“放下”。

3．翻译家巴金的世界语情结

其次，是关于巴金翻译中的世界语文本问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世界大同为理想，追求平等博爱的世界语，随同安那其主义，一起传入中国。一九二一年五月，巴金撰文《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发表于《半月》第二十号，署名芾甘，为世界语主义热情讴歌：“世界语主义就是在使不同语言的民族，可以互相通达情意，而融化国家、种族的界限，以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

巴金还曾在上海世界语学会函授学校任教，并当选学会理事及常务理事。他不仅有世界语创作，如En la Malluma Nokto（《在黑暗中》）等，并且翻译了将近三十万字的世界语作品。巴金较先见诸报刊的从世界语翻译成汉语的作品，有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俄国民歌《凡尔加，凡尔加》等。除诗歌外，巴金还翻译有散文、小说、戏剧等，其中尤以戏剧（如秋田雨雀《骷髅的跳舞》、阿·托尔斯泰《丹东之死》等）和小说（尤利·巴基《秋天里的春天》等）为主。除此之外，巴金还一直希望自己有作品能被翻译成世界语。后来他的小说《家》的世界语译本终于出来，他曾说：“我知道魏以达同志把我的《家》译成了世界语后十分高兴。三十年代中我曾经想望我的长篇小说有一个世界语译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动手试一下。”

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主要就是要传递一种信息，一种理想——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安那其主义政治理想，那之后至晚年的道德理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给上海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的致函中，巴金说：

我一直把世界语看作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

二、翻译理念

巴金翻译思想的另一面，即是他对翻译问题本身的看法和观念。巴金并无对翻译问题的专论著述，他的翻译思想主要散见于其译著的前言后语，以及与他人的交锋之中。

1．“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这是贯穿于巴金整个翻译生涯，实践其社会政治与道德理想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巴金译文选集》序言里，巴金回顾总结自己的翻译人生说，自己写作是因为自己有话要说，希望自己的笔能对社会起一些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

也即是说，巴金选择翻译的对象，首先是要打动了自己，能拿来作为武器的。因此，安那其主义理论上，他翻译克鲁泡特金、柏克曼等；革命者事迹上，他选取了凡宰地、克鲁泡特金、柏克曼、妃格念尔等。后来，从政治理想嬗变为一种道德理想，并成就他翻译人生最后高地的，则是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巴金的翻译，处处都彰显着他特定的目的，而且这种目的几乎都是与他特定的理想紧密相连的。当然，例外也有，如“战斗”之余的，体现了德国作家斯托姆的“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的《迟开的蔷薇》；如挫折境况下的迷茫与沉思之洛克尔的《六人》；如作为“艺术”与“文化史料”价值的《回忆布罗克》等；以及巴西作家乔治·亚玛多的《在保卫和平斗争中拉丁美洲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上这些，或许并不直接为巴金的理想主义服务，不与他的理想主义合拍，但至少（估计除了最后一篇）是他喜欢的。

2．译本里“有一个译者自己”

巴金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也是一种创作。在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我底自传》）一书的译后记里，他说：

我始终以为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所谓翻译并不是单把一个一个的西文字改写为华文而已，翻译里面也必须含着创作的成分，所以一种著作的几种译本决不会相同。每种译本里面所含的除了原著者外，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

这当然是事实。首先，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并非简单的“转换”，而是“转化”。以为将一个个“西文字”换为“华文”就算翻译，那就可以不要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来完成了。翻译是需要“化”的。这“化”，无论留痕迹或不留痕迹，都要恰到好处，既不要逆了源文本本意，又不要忤了译文读者的接受可能性。两种文字语言本身的差异，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文学、思维等差异信息，不是一般的换个文字拼写形式就可以摆平的，因此常常需要译者创造性的参与。其次，就阅读与接受本身来说，任何对一个文本的解读，都必然要受到读者自身身心状况、知识结构、素养兴趣等的影响和制约。读解的结果，必然便是如阐释学所谓的源文本与读者“视域的融合”。因此，译者既然首先是一个文本的读者，然后又是重写者，这译本里有一个“译者自己”更毋庸置疑。

不过，在笔者看来，巴金所谓译本里“还应该有一个译者自己”，亦可进一步理解为：原作为原作者为着安那其主义理想而著；译者翻译，也是将自己的理想与情感融贯在了译本之中。尤其以巴金这样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和翻译者，如此解读也似未尝不可。

3．译者的责任

巴金在翻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后说：“译者相信翻译本书时所负的责任，是在忠实地解释我们的大师的思想。”那么，说译本中“有一个译者自己”，与巴金推崇的“忠实”标准相矛盾么？其实并不见得就不相容。首先，忠实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存在绝对的忠实。唯一可能忠实的办法，就是不转述，不翻译。其次，忠实主要在于两个层面：一是语言信息准确，二是行文风格基本接近。所以，巴金才说，译者要“忠实”地“解释”原作者的“思想”。

还有一个事件，也足以证明巴金对于“忠实”的重视程度。一九三四年，巴金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关于翻译》，祝贺《译文》创刊，说：“最使我感动的就是那几个负责者的严肃的，忠实的态度。我希望它能够在这恶草丛生的翻译界中洒播一点新的花种。”并顺便对王了一所翻译左拉的《屠槌》《共和历第七月》等译名提出批评。然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刊登了王了一对巴金批评的回复，以及巴金的再回复。巴金以文本内外的具体事实阐明，《屠槌》（通常译名《小酒店》）与《共和历第七月》（通常译名《萌芽》）两个译名都系译者胡解错译，“犯了绝大的错误”，质问王了一“翻译的技巧不够”，“为什么又毫不惭愧地大量出产”。

姑且不去判定谁是谁非，但巴金对翻译忠实的态度和严谨的要求，从这里面却可见一斑。

此外，巴金因害怕自己翻译不到位，无论翻译屠格涅夫《处女地》《散文诗》，王尔德《快乐王子集》，洛克尔《六人》，还是高尔基《回忆布罗克》等，都以“试译”自居。尤其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巴金说，原文是散文诗，“可是经我译出却成了笨拙的短文，诗的情味已经被我丢光了。我无颜妄称翻译，只敢在这里用‘试译’二字”。并且在译作的封面上，也明确写明“巴金试译”。

直至晚年编辑《巴金译文选集》，巴金在序言里仍这样说：“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这当是怎样一种自我要求和胸襟呢！

1.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2页。
2.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542页。
3. 巴金：《亚历山大·赫尔岑》，《家庭的戏剧》，赫尔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4年6月，第2页。
4. 巴金：《〈过去与思想〉和〈家庭的戏剧〉》，同上书，第1页。（注：《过去与思想》也即后来的《往事与随想》。）
5. 巴金：《一封信》，《巴金近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第一版、1979年8月印，第6页。
6. 巴金：《再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第85页。
7. 芾甘：《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警群》第一号，1921年9月。现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7页。
8. 巴金：《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海行杂记》，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12月，第7页。
9. 芾甘：《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半月》1921年5月第二十号。现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10. 巴金：《一篇序文》，《随想录·病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1986年12月印，第13页。
11. 巴金：《致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佚简新编》，巴金著，李存光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60页。
12.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下），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1—5页。
13. 巴金：《后记》，《回忆布洛克》，高尔基著，上海：平明出版社，1950年7月，第39页。
14. 巴金：《后记》，《我底自传》（后部），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启明书店，1930年4月，第1页。
1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4月，第393页。
16. 巴金：《后记》，《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1年6月，第547页。
17. 巴金：《关于翻译》，《文学季刊》1934年第一卷第四期，第54页。
18. 王了一、巴金：《关于翻译》，《文学季刊》1935年第二卷第二期，第622—625页。
19. 巴金：《译后记》，《散文诗》，屠格涅夫著，巴金译，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月四版，第115页。
20.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