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龙城之“闹”

城市的起源始于贸易和军事的目的，而城市的兴衰变化得益于“闹”。“闹”是个中性词，褒贬各半，客观地表达着人类在生命和社会中的各种行动。“闹”在山西方言之中是个宠儿，它的含义几乎涵盖了人类的一切行为，就像我们今天口语中已上位的“干”“抓”一般。和“干”“抓”堂而皇之在国家喉舌中反复吞吐相比较，我发现“闹”着实有点憋屈，它始终没有实现自我超越，一直步履蹒跚于乡党的口中，带着浓郁的黄土气味。但若是表述和三晋大地有关的记忆，描述曾经发生在我视野中的各种人和事件，渲染早已逝去的时空氛围，还非“闹”不可。

除了其动词的词性，“闹”字还有形容词的词性，来比喻环境的热烈、喧嚣等感官刺激。记忆是一部压缩机、一套筛子，留下的都是大事、趣事、怪事，“闹”都是这些事的表象，要么惊世骇俗，要么震耳欲聋。在龙城的现当代历史中，“闹”的景象此起彼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烟尘滚滚的工业建设，六十年代汹涌的红色波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流变不息的时尚大潮。“闹”既是一个城市发展变化的动因，还是一个城市生命的迹象，它形象、生动，深入人心。

太原人喜欢用“闹”来表达一切，“闹”是一个基本的字眼，每一天它都会汇聚在鼎沸的人声中，合成这个庞大生命体的呼吸声；它亦如图像中的像素，永不停息地绘制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肖像。但是如果改变时间的参数放大来看，每一个像素又是历史上醒目的一瞬之间，夹杂着世事沧桑，交织着人间的喜怒哀怨。

远景龙城

九朝古都太原古称晋阳，是唐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之地，故自诩为龙兴之地。龙是兴风作浪的高手，事实的确如此。这座城市历史上多坎坷，历次被“闹”毁、历次“闹”重建，反复折腾。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秦将蒙骜平定太原，次年初置太原郡。前221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太原郡治在晋阳县。晋阳城相传为春秋末年，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所筑。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毁晋阳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将潘美奏请在原晋阳城以北的唐明镇基础上，“闹”起新的太原城。

1949年的那次攻城“闹”得最凶，太原老城巍峨的城墙在这个城市经历的最后一次战争中，被一千多门大炮集中的炮火摧毁了，我上高中的时候看过攻城士兵疾速掠过城垣的战时摄影图片，算是这个城市的前世在我记忆中残留下的仓皇而又匆匆的背影。随后太原城的城垣被陆陆续续拆除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物证，比拆除北京城的城墙更彻底更果断。

历史上政治更迭相伴的战争、内乱、外敌入侵造成这座城池在焚毁、荡涤、沦陷、膨胀中反复幻灭，不断重生。物质性的历史在物质的遗失、丢弃、销蚀、毁损中变得模糊，文本的历史在涂抹、篡改、修饰、掩盖下变得可疑。名义上的古都太原渐行渐远，形容越来越抽象，总体看上去几乎像个如郑州和石家庄这样的新城市，在我从小的记忆里就是这样，曾经巨大的物质存在只留下了一个个挣扎的地名：“大南门”“大北门”“大东关”“水西关”“旱西关”“小东门”等，其余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

如今的太原城，城市形态方面：一座被闹成了一摊，郊区闹成了城市，公园闹成了盆景，工厂闹成了住宅，宿舍闹成了小区，大马路闹成了立交桥，由地面闹到了地上，由地上闹到了地下；生活方面：面食闹成了米饭、比萨，白酒闹成了红酒、香槟，方言闹成了普通话，大浴池闹成了桑拿洗浴；文化方面：书店闹成了网吧，俱乐部闹成了会所；精神状态方面：闹革命变成闹钱。

龙城景中

《闹城》是一部图文对照的个人口述史，它的文化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强国梦和工业化建设。1949年后，这个古老的城市被政权赋予了新的使命，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力“闹”工业成了新时期的主要任务。1954年的城市规划大纲中这样描述它的性质：太原市是山西省的工业中心，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城市。规划到1958年66万人，到1974年80万人；规划了北郊、城北、河西北部、河西中部、河西南部五个新工业区及相应的生活居住区；确定汾河和迎泽大街城市轴线，棋盘式路网。

很快，一条东西向的大街沿着旧南城墙根开拓了出来，这是一条新龙城的横向主轴，在景观上贯通了东山到西山的廊道，在交通上跨越了南北向的汾河。它和那条宽阔但断断续续的河床构成了新太原的架构，显然这是工业时代的气魄——天堑变通途，晋阳老城被甩在了一边。汾河是龙城的南北向轴线，上游修了水库之后，它成了一条宽大的泄洪通道。汾河的西侧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区，继续向西是煤田蕴藏丰富的西山。随着上游汾河水库的修建和龙城工业化进程，自然的河流也逐渐成为一条工业排污的渠道。河西、河东两岸的工厂将排污的管道直通汾河，每日里烟黄色或深灰色的、带着泡沫的工业废水会从粗大的管道中喷涌而出，为这条干涸的河床注入一股全新的活力。于是气象万新，一条色彩凝重的大河向南奔流而去，一如它焦灼的历史。

迎泽大街的宽度足以承载和通行世界上最大尺度的载重汽车，运输最巨大的工业制造。这条大街曾是太原人民的骄傲，骄傲的资本不是它和工业发展的关系，而在于它的宽度。的确，90米的宽度让人必须用“坦荡”来描述才会觉得贴切。比长安街还宽20米的数据是确凿无疑的，这让至少两代的太原人自豪、自信，且想入非非。

工业空间的机理是粗大的，在古老的城区之内实在难以安放，于是北城区和河西区成为这些重工业和大型轻工业的分布区域，这些大型工矿企业一个连着一个，形成了城市新的机理，每一个工厂都是一个巨大的院落，里面莽撞地排布着一个又一个超大尺度的厂房，与老城中那些狭窄的街巷和细碎的院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位于老城东南角的明代永祚双塔寺中耸立的双塔，曾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主宰着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和景观。如今，工业区林立的烟囱直插云天，这些后起之秀一个个气焰嚣张，头顶冒着五彩斑斓的浓烟，逼视着那一对弹痕累累的双塔。

龙城在大公园这件事情上着实闹得不赖，这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一个社会福利思想，是理想主义在现实中苟活的样式。但是当它的面积足够大的时候，的确会造成一种英特纳雄耐尔初步实现并既成事实的幻觉，即使它还在向你收取门票。迎泽公园是龙城最大的公园，由龙城的子孙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全民义务劳动的方式修建。原先公园的大门是新古典式的，简洁而又精致，颇具精神气势。而它的内部却试图再现一个中国传统理想中的天堂，在那里，湖水、垂柳、拱桥、亭台、假山、楼阁、转马、游船一应俱全。但人们并不在意它矛盾的美学，而是尽情地享受这个福利，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各企业都会组织职工和家属来此游园，于是公园中人口密度陡增，一张张看腻了的熟人笑脸取代了风景带给人们的愉悦。此时，成年人之间面带微笑频频点头，孩童则追跑打闹，不亦乐乎。

近景社区

美国学者爱德华·奥斯本·威尔森在《社会生物学》中曾提出人类部落的理论，认为“部落”是人类聚集的一个社会单位，“部落意识”是人类以城市为聚集形态的八千年时间未能洗去的一种来自远古的记忆。《闹城》一书叙事背景中的近景，就是一个堪称“部落”的大型社区，一个地地道道的熟人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并非乌托邦思想一厢情愿希望铸就的那样整齐划一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处处投射着人性的魅影和不同地方文化的烙印。社区空间系统中的核心，是由几何美学原则试图建立的理性，笔直的道路、明确的体量；外围则是松散的，曲折的小路、简陋的建造，以不了了之的方式衔接着尚不成气候的城市边缘。

故而龙城周边那一个个工业区和宿舍区，很像两种文明对抗早期的要塞和堡垒，首先它在形态上是突如其来的，和周边一切显得格格不入；其次它是侵略性的，它的建立是对原有农耕土地的觊觎和侵占。此外，文化上的异质性也非常明显，矿机厂的宿舍区像块工业文明主导的飞地，虽为这块土地的后来者，但它有规划、有实力、有行动，一下子把原来的主人“享堂公社”甩开了好几条街。矿机人俨然是一个新的部落，旌旗招展盔明甲亮地站在农业聚落身边，几座高大的现代主义建筑展示了天书一般的美学知识，如职工医院是直接拷贝了欧洲现代主义模板，蒙德里安抽象的几何美学在建构的技术语言中被转化成横平竖直的水泥构件的杂耍；工人俱乐部要稍微接一些地气，它是折衷主义的，落落大方地顶着小屋檐，举着带额枋的柱头。这种样式深入人心，把远大理想和历史经验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医院、澡堂、理发馆是现代社会料理人生的理性机构，在这些地方，人们都毕恭毕敬，接受着技术和知识主导下的清洁、检查、修理和治疗；俱乐部、灯光球场是构造精彩生活的文化设施，在聚光灯的投射下，幻象和现实交替作用，让人们飘飘然，轻而易举地步入理想的境界。

微观社会的形态以及人性是这个时代里社会景观中的一些凌乱的细节，它们和宏大的理想经常处于矛盾状况。人们一直在冲突中被和谐，在和谐中冲突着。本书描述了很多这样的空间关系和生动的故事，还有许多人物的言语肖像。感恩上苍赐予我特别的记忆能力，能让我精准还原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场景，再现那些喧闹和悲鸣。我希望自己的叙述表现这种矛盾性在生活中“闹”出来的荒诞，当我们嘲笑这些荒诞和错乱的时候，也会察觉这许多荒诞故事背后都渗透着的当事个体曾经经受的苦难。我们习惯于用时间否认这种“曾经的苦难”，也擅于用集体记忆覆盖“个体记忆”，这是一种比较消极性的文化，不利于清醒地回顾历史、面对问题。

许多社区故事以邻里关系为线索，再现了一个没有隐私的时代家庭和家庭之间相处的方式。“文革”后期“闹”社会主义大院的时候，居委会居然把社区组织的权力下放到了集体居住单元，每一个楼都被给予正气凛然的命名。社区的建设是全面的，从政治宣教到社区卫生的维护，还有精神食粮的生产，但歧视和冲突依然存在，并且那些辱骂和嘲弄经常紧紧伴随正面的赞美和讴歌，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但这社区的确又是一个共同体，人们共同的情感依托于那些引以为豪的事物之上，比如球队，比如建筑，比如汽水……集体的荣耀如同一种文身，制造了精神图腾和识别，让社区中的每一个成员感到温暖和亲切。那是一个已然消逝的社会存在，紧密的空间关系发酵了这种集体认同，到了1976年唐山地震期间，社区中的自组织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家长们轮流值班预报警情，关于地震的各种流言像闪电一般在集体中传递，我们变得像沙丁鱼和椋鸟一样敏捷。

最生动的故事是发生在邻里之间的，生动是因为具体，越具体就越发接近于人性。由于一个单元的人数和爱德华·奥斯本·威尔森所提到的“部落”规模相当接近，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就形成了高度重叠。记忆最连续和清晰的事件也多发生于此，它们甚至是连续的，像一部没完没了的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集体居住单元中，人口的成分是多元化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从偏远的乡村到大城市，从工人到知识分子，再到身经百战的老八路。“善”与“恶”的流露对邻里之间的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社会性也会反过来约束人性。大多数人和家庭的交流方式都发生在狭小拥挤的空间中，高密度的社会把日常生活前置了，工业化的美学在缓慢吞噬农耕文明。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近距离观察微观社会的历史机遇，许多家庭样本就铺摊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到中国社会的伦理作用，看到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如今，这个空间容器依然存在，那个宿舍区已经变成了历史建筑群，它得到了应有的保护，许多故人依然住在那里，看到他们就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闰土”。

经常梦回那个社区，重温旧梦的感觉五味杂陈。记忆是一部挖土机，挖得越深就会触及更加细密的记忆神经，人性的恶和善也就会在这些细节的触碰中得以重现。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我的记忆中，善和恶一直都没有缺席，我一直在寻求一种超越了“爱”和“恨”的书写，在回忆中控制自己的情绪，把笔端变成镜头。龙城旧忆就是这样一幅既气势恢宏又一地鸡毛的历史图景，它的碎片经常浮游在我的脑海之中，拼合这些碎片是出于一种责任，对自己在于重新认识，对历史则是避免它被掩盖或篡改。在美术学院对壁画专业的认识，让我更擅于拼合这种杂七杂八的历史景观，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把分属于不同视距和时间下的图像按照一种结构去排布，让它们既整体又各自独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