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15日 阴 第一印象

晚上8：50，火车抵达莫斯科东方车站，很顺利地就看到了来接我的赵宁与陶蓬，他们是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公派留学生。这里的月台可以随便进出，出站也不检票。

俄罗斯果真一副贫寒、阴郁的景象：车站外一排排发胖的老太太，站在肮脏的积水间，举着黄瓜、面包在吆喝；果真有那么多酒鬼在昏暗的灯光下踉跄；庞大的建筑陈旧不堪，长街一眼望不到尽头；人们穿着的是中国本世纪七十年代初那种粗质的毛衣和球衫、球裤。总而言之，我今天仍能闻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气息，它既让我感到难过，又让我感到亲切。

使我惊奇的是他们的地铁，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已近于奢侈。我们到的第一个地铁站，是一个环形的，有雕花柱子，悬挂玻璃大吊灯的大厅。赵宁告诉我，它叫共青团地铁站，很有名，建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屋顶的油画全是列宁与群众在一起，整个设计就是列宁塑像的设计师搞的。我们踏上电梯，速度极快，第一次很不习惯，站上往下一看，又深又陡，大约有百多米，然后就像掉进了一个深井。在苏联出版的旅游图上，地铁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观项目。它以红场为中心，分赤、橙、黄、绿、青、蓝、棕七条线，辐射开去，把市中心与外围的所有街道连成一体。今天，谈起地铁和莫斯科市内七幢最高大的尖顶建筑（形状有点像上海展览馆），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学、乌克兰饭店、外交大楼、军人住宅楼等，人们就会说：那是斯大林搞的，那是义务劳动的产物，那是为了与西方抗衡、与美国媲美，那是付出了农民勒紧裤带、妇女加速变老的代价的产物。但今天的人们毕竟享用了这代价。假如没有这地铁，没有这几栋钢铁般坚固、宫殿般气派的建筑群，莫斯科市政值得骄傲的大概只有克里姆林宫和教堂了。

赵宁、陶蓬边走边对我说，俄国人先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那个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的严厉而慈祥的形象），说他是克格勃的老祖宗，然后又搬走了所有大街小巷的斯大林像，他们对那个时代记忆犹新的是：克格勃无所不在，仿佛墙上都是眼睛、耳朵；词汇的通货膨胀，完全变换了自己的原义；庞大的军事负担，苏维埃以此为荣……陶蓬说，俄国人对今天不满，但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去，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宁可啃黑面包，也要拥有自己的脑袋。

陶蓬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今年二十六岁，在国内学习了一年公派出来，已在俄国六年，经历了苏联到俄国剧变的全过程。他脸色有点苍白，戴一副眼镜，是个很斯文、瘦弱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刚来的时候，每星期还参加义务劳动，后来越来越少，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规定了结束，就这样自然消亡了。他刚来的时候，每月一千卢布奖学金绰绰有余，去哪里，打个“的士”，三卢布可坐相当长的路。现在奖学金已达到一百五十美元一个月，但他们出门已不敢坐小车，从火车站到他们学校不过十来分钟，就要三千卢布，莫斯科的物价已上升到世界第五位。

莫斯科戏剧学院宿舍前，有一大片居民住宅。我在火车进入俄国境内第一眼看到这样的火柴盒式住房时，马上想到我们的工房模式一定是从这里搬来的。让千百万穷人有房住，这也是革命最初的动机和动力，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毕竟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下子满足广大工农群众拥有西方那样的住房条件，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构造简陋、毫无美感的工房就成了共同富裕的象征。在旧上海，房子也是人的身份与阶层的标志，花园洋房属于买办官僚、工商巨头，还有黄金荣、杜月笙一类青洪帮老大；一般职员、知识分子住石库门房；劳苦大众就龟缩在棚户区。毕竟，新工房让大多数人钻出棚户，伸直了腰，它是一种理想的标志。工房是粗糙的，但理想本身是有美感的，为理想献身的人也是有魅力的。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住在老工房里的工农群众为何最终也没能守住苏维埃政权，难道他们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

与赵宁的活泼、开朗相反，陶蓬有点忧郁，说话声音很轻，生怕人家偷听似的。晚上，我睡在他屋里。那是一间近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放着写字桌、书橱、俄式唱机，桌上搁着一个红泥做的雕塑：一个男子两手撑着，斜靠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床让给我，自己又另搭了一张床。屋里有暖气，穿毛衣即可。

陶蓬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搞翻译的，由于感情不和，多年前就已分居。陶蓬对人类感情和家庭的悲剧性一面，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理解。他学戏剧评论，自己也搞创作，今年暑假，所有的人都回去了，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啃面包，喝白开水，写一个戏，一个家庭的戏。他说戏剧目前第一是德国，其次就是俄国，然后是法、英，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好戏。莫斯科每天晚上有六十多个大小剧院演话剧，从经典的《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现代人》到各种式样的先锋剧，票价几百卢布，相当于三四元人民币。他说他们戏剧学院是学理论的，不培养创作人才，俄国人认为，搞创作都是天生的，可以进文学院去进修。他们每天九点上课，常常到十一点才有人，只要有三个人，教师就开课，他们在讲台上一站就四五个小时，滔滔不绝。

“你知道吗？”在陪我去底楼洗澡的时候，陶蓬又细声对我说，“我们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也住这栋楼。前不久他来访问，说除了楼更加陈旧外整个城市毫无变化，他很感慨。”楼里不知为何还住着一群阿富汗难民，他们拖儿带女，到处锅碗瓢盆，走廊里散发着一股奶酪与洋葱交合的臊味。

我们躺下时已快凌晨一点，陶蓬有点兴奋，不断问我国内的情况，知识界、文学界的现状。他告诉我，这两天他正在帮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搞一个半小时的毕业作品，剧本是他写的。写一个小提琴手去音乐厅演奏时的幻觉，然后是戏中戏，遇到一少女，发生了类似《阴谋与爱情》的故事，最后演奏完了，四周响起掌声、欢呼声，小提琴手谢幕时发现场内根本没有人。陶蓬说，原想安排场内全是木偶，但成本太大就没用。这个戏只需两个人，小提琴手找他音乐学院的同学，不要钱，女的要找俄国姑娘，就得付报酬。本子得导师看后通过，签了字，才可领摄影器材与胶卷，他说他准备向大使馆借辆面包车装运器械。

他仍然喃喃地说着，我的思维好像在无人的掌声中定格，颓然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