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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18日 多云转阴 伊琳娜的欢迎午餐

去北地,再去北地 作者:陈保平 陈丹燕 著


1993年10月18日 多云转阴 伊琳娜的欢迎午餐

今天早晨,赵宁陪我们去女作家伊琳娜家住,因为学校宿舍查得很严。昨晚十二点,我们正在聊天,陶蓬忽然听到下面有吉普声,撩开窗帘一看,忙回头说:“快,把灯关了,士兵来查夜了。”我们立即分散到两个房间,在漆黑的屋里屏住呼吸。结果,一场虚惊,士兵并未上来。事后,大家一阵兴奋,好像在搞地下斗争。

伊琳娜是莫斯科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年轻时写过许多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说,其中不少已翻译到中国。她丈夫尤里是苏联一位杰出的画家,不少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四十多岁的时候尤里不幸患白血病死去,当时,苏联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就用他的名字给新星命名。

赵宁与伊琳娜有很深的交情,她事先曾对伊琳娜说有两位中国作家要来,伊琳娜表示非常欢迎。但后来赵宁告诉她还来了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游小燕,她就在电话里对赵宁说那就得付八美元一个晚上。赵宁向我们解释说,苏联解体后,俄国作家作品发不了就没有收入,生活很拮据,希望你们能谅解。游小燕说,那是应该的。

伊琳娜住在莫斯科西面一幢高级公寓里,那是专为文艺界的高级知识分子盖的,住有导演、画家、芭蕾演员。进大门要按密码才能打开,底楼有一大厅,放有沙发、盆花、当日的报纸。看门的老人听说我们来自中国,十分和蔼地与我们点头。

伊琳娜住在十四楼,她的住宅有两道门,开了门,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化了妆、穿一件鲜红长袍的老夫人。她接过我们送的一大束菊花,吻着说:“我已一年没闻到菊花的味道了,多么新鲜啊!”她让我们换了拖鞋,挂了大衣,然后领我们参观她的三房一厅。屋子里挂满了她丈夫的油画,其中的女人大都是以她为模特儿。伊琳娜年轻时真是十分漂亮,颀长,丰满的身材,高高的前额,白皙的脸,一双妖媚的蓝眼睛特别亮(今天仍然很亮)。除了画,就是世界各国的工艺品,布置得精致、典雅,很有艺术气氛。她把大客厅让给我们住,书房给游小燕住。厨房挺大,放着沙发、桌子,电视机整天开着,也许是她怕孤独。她说她正在吃一种进口的药,需节食,平时得由我们自己煮饭吃。

午餐已准备好,各种高低酒杯、银色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茄汁土豆、卷心菜色拉、牛肉、油浸草菇,以及她自己做的苹果饮料,色彩十分鲜艳。

当我们全坐下后,伊琳娜对赵宁说她要致辞。她举起杯子,露出优雅的微笑说,她很荣幸能在这里接待来自中国的新朋友,而且那么年轻。她说她对中国怀有特别亲切、友好的感情,希望我们住在这里能像在家里一样。赵宁让我也说几句,我说我们从小是看俄罗斯文学长大的,对俄罗斯同样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我对自己能亲眼来看一看俄罗斯感到十分高兴,谢谢伊琳娜的一片盛情。

酒、菜的色泽远远超过它的味道,但使我感兴趣的是伊琳娜的谈吐。她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有时显得有点夸张。她说,世界上有两个脑袋,一个政治的,一个文化的,它们总是要斗,结果总是政治的强,文化的弱,文化的甚至不如工农,很可怜,所以全世界文化的头脑要互相同情、团结。她说她祖母是一个白俄的歌唱家,最近她写了一本关于她祖母传记的书,但书的销路不好,屋里的书堆得像小山一样。她说,俄国原先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国家,现在年轻人关心政治,做生意,而读书的人少了。过去报纸千篇一律,所以人们喜欢看书,现在信息多了,变化快了,各种各样报纸什么都可登,所以看报的人超过了读书的人。但是她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一部分文学青年存在。

当我说起曾在一本美国出的刊物上,读到她写的反映俄罗斯知识界现状的文章时,她显得很激动,说,现在俄罗斯知识界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面包重要还是脑袋重要?有一首合唱歌曲唱道“面包是一切之道”,但不可忘记,智力和面包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圣经》中说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她认为,首先是头脑,然后是粮食,有头脑就会有粮食,也就会有其他的一切,所有智力的劳动的文化可能造就一切。所以,使人民丧失头脑、丧失理智是危险的,其结果是粮食也没有。伊琳娜承认,俄国的文化今天正处于最艰难的处境,旧结构打破了,而新结构尚未建立,文化成了被国家抛弃的孤儿,任其受命运摆布,任其跌入经济深渊。起初几年的改革和公开化的高兴劲儿,变成了惊奇、沉默、发呆,作家停止了写作,导演停止了排戏,没有好书出版,为了生活要改行。有一位著名的西伯利亚作家,为了吃饱饭,挣一点必不可少的面包钱,跑到大森林里去采蘑菇和松果。许多人成了计程车司机,当了按摩师,许多人干脆在旧货市场出售自己的东西。他们就像被抛在岸上苟延残喘的鱼,能把握住航向的人是很少的。社会的文化阶层、人民的文化阶层正在消失,没有补贴,没有工资,谁也不愿对这层“土壤”施肥、耕种。她认为,出版社不应为维持生计而从出版当代文化转向出色情书或瑜伽小册子,同样,剧院不应为了维持经济收入而排演媚俗的戏剧。

我忍不住说了句,你讲的这些状况恰恰证明:面包是重要的,没有面包,脑袋无法运转。她说,不,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呼声:首先要让人民吃饱,然后再抓文化。她说今天文化可怕的沉默,真正文化的闪光率大大下降,都应归罪于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这种提法是彻底错误的,对待人不能分阶段行动,要同时考虑,既想到头脑,又想到胃。

这顿午餐一直吃到下午三点,我的胃似还有容量,脑袋已被塞得满满的。回到房间,陈丹燕说,她不对的,没有面包,她写了东西也没办法出版,出版了也没人买。人人都在为面包奔波的时候,是静不下心读书的,也无暇顾及精神享受。我说,经济的发展对文化的复兴肯定是重要的,但这一条也需要有头脑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今天人们所说的面包,已不是单纯的充饥问题,它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背景下,普通人(包括文化人)对基本生活的要求。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对住房、美食、服饰、家电、化妆品的需求仍是主要的,因为西方提供了样板,而人们首先看到的总是外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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