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黄昆先生任教普通物理课时的一些片段

丛树桐

1951年，黄昆先生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城里沙滩北大旧址）．当时因政治运动经常停课，黄先生只教过我们班“近代物理”课的一部分内容．那时未认真学习，对黄先生也不了解，但他那醇厚的男中音很吸引我们．

1952年暑假，全国“院系调整”．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4下半年，黄先生每学期都担任普通物理课的教学工作．那时的“普通物理”课学时很多，跨六个学期．黄先生教过其中的力学、热学、电磁学．那时我刚毕业，做他的教学辅导．

有些人曾经认为，有些人可能认为，以黄先生在物理方面又广又深的学术造诣，教普通物理课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事实上呢？正如1952下半年黄先生自己说的：“我礼拜天的时间用来做《物理通报》的主编工作，礼拜一到礼拜六全用在普通物理教学上．”1952年下半年和1953年上半年，他讲课，上习题课，改学生作业，每周安排固定的和学生面对面的答疑时间．此外，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由他亲自写供学生课下用的如何学习的指导材料，每周我都给他刻蜡版，送到系办公室去油印，发给1952年入学的乙班学生．他经常伴着浓茶和低档香烟，备课到深夜．到考试前，我得到他家去和他一起出考题，搞得很晚，很多次我都觉得可以了、行了，可他说“不行，再考虑考虑”，有时到后半夜才完成．他备课时，极为认真地阅读当时指定的参考书，查阅各种资料（有些书由系图书馆借回家），和其他先生（如虞福春先生等）讨论、商量，反复地深思熟虑，认真写他的讲搞．有一次在他家中出考题（或是习题），讨论到某一个题目时，他忽然兴致勃勃地说：“这里有可能提出一种测某物理量的精确方法．”说完他就仰头深思，不言不语．我所以还有这个印象片段，是因为我当时有点害怕，他是否突然身体有什么不适？过了一两分钟，他恢复常态，才说“不行”．他担任教学工作时，总是兴致勃勃，不辞辛劳，毫无厌心烦意．我深切地感到，他对待教学工作和培养人才的工作，如同他对待科研工作一样，不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内在的激情．

黄先生对当时的普通物理教学内容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普通物理课应在一些基本物理事实、基本概念和规律方面给学生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让学生能建立起清楚的物理概念、物理形象、物理模型，具有鲜明的物理思想和良好的科学素养．至于严密、完整、普遍的理论体系，系统的方法，则是后继理论物理课的任务．他很重视对一些基本内容的阐述．他讲课时，常对一些基本内容的意义进行评论．同时他很强调融会贯通．有的学生把一个很局部的结论乱搬用，他认为这种“不从定律出发”考虑和分析问题，会使他们失去融会贯通的基础．那时我的同学和年轻的同事私下议论，问黄先生一个业务问题时，不管是不是他正在教的内容，他都能从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基本规律出发，深入浅出地针对你的问题予以解答，一针见血或三言两语，使你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似乎能和任何水平的人有共同语言，当你把问题说清楚后，他不仅抓住了你的问题，而且窥见了你的水平，用你能理解的语言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我们都非常佩服他这种很了不起的本事．若干年以后，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春节时去给他拜年．我那时因一项工作的需要，曾问过他在高中时是怎样学的．他谈了三点，其中有一点大意是说，他很不习惯从“半截”学起或从“半截”想起，即自己没搞透彻而按别人的一个既得结果想下去．他总是愿从“根”上想起．这对他的科学洞察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好处．

虽然普通物理的基本内容，都是科学上早已解决了的很成熟的内容，但是从黄先生口中讲出来的，却是经他消化并深思熟虑后具有鲜明独立思考特色的东西．我无法将他这种特色说清楚．怎么说呢？思路深刻？语言犀利？见解独到？耐人琢磨？发人深思？这些都嫌欠缺，都难以充分形容他的特色．有人说，你只要看看黄先生在《物理通报》上写的有关表面张力的文章的第一小段，你就立刻会被他思路的新颖和深刻吸引住了．在教“分子物理学和热力学”期间，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说玻耳兹曼^①常数有什么根本意义没有”？问得我两眼直瞪．很多内容，他都有与参考书不同的讲法，如能量、流体力学、热力学、磁介质等等．讲磁介质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想了一种模型，昨晚写完后数了一数完全符合，我真高兴．”他的这种讲法经他授意，由当时的学生写成文章，发表在《物理通报》上．他当时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现在这些书我很不满意，我真想写一套《普通物理》．”

在教学方法上，历来都有人提出反对“满堂灌”，然而用这个词时的含义似乎也有不同：有的是指不管学生是什么水平，不管学生懂与不懂，硬“灌”，这当然是错误的；有的似乎是指在教学方式上不应只由老师一人讲，而应采取诸如边讲边提问或者别的什么“启发式教学程序”，认为这样才是启发式教学．当时黄先生讲课，可是只由他一人讲，但是听他讲课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科学思维能力的启发和教育．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使你不自觉地思想活跃起来，产生很多想法，能引起你深思，能引起你扪心自找自己的差距．有的学生说：“听黄先生的课，我生怕漏了一些东西，因为这些话中很可能有对我很有教育和启发的‘警句’．”黄先生从不说套话，听黄先生的课所获得的启发和只在形式上搞所谓“启发式教学”，完全是两回事．

黄先生治学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在教学中对学生也是这样要求．他看到有的学生学得比较含糊，对一个科学内容，好像这样说也成，那样说也成，认为反正差不多．黄先生说“这种学法可不成”．他很重视分析问题是否周密．有一次，有几位教师一起参加口试试验，题目是推导静止流体中不等高的A，B两点处的压强差．有位学生取A，B两点在同一竖直线上，但他在推导过程中，没有涉及对所取竖直液柱侧面受力的分析．黄先生马上在黑板上画了不在同一竖直线上的A，B两点，和一个以这两点为底的斜的长液柱，黄先生问他：“对这个液柱你怎么分析？”此生完全无能为力．事后黄先生对我说：“有的考生没有分析侧面受力，可能是他知道那都抵消掉了，不必说了．但此生不是，他根本就没想到需要分析侧面受力，他学得很不严谨．”当黄先生看到学生中一些学得很认真、思考问题很周密、有较强分析能力的事例时便由衷地高兴．有一次口试试验时，我不记得是个什么题目，有位学生（好像是秦国刚）取其中一个小质元进行分析，分析得清清楚楚．黄先生非常得意地告诉我说：“我分析问题的一些思想方法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影响．”有一次黄先生改学生作业，发现有个学生对一个题目能独立思考地做进一步的分析．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但接着问我：“你事先对这一点有没有进行这个考虑？”我无奈地摇摇头．他很重视在答疑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常对他们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以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提高．有一次我问了他一个直流电的问题，当时被别人的话挡过去了，晚上我又一想，发现我提的问题很可笑．第二天，他说：“你昨天问了一个问题，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说：“没有意思，算了．”但他却说：“喂，在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之前，你可不要轻易丢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是很重要的！”

黄先生的物质生活很简朴是出了名的，但那时我就逐渐感到，很难只用“简朴”两字来认识．接着不太久我认识到，与其说是“简朴”，不如说是“心不在此”．这些引不起他的兴趣．后来我问过他，他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要求，也没什么兴趣”．我认为黄先生不仅在个人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对待名利、地位、权势方面，他都“心不在此”，漠然对待．

爱因斯坦1918年在柏林物理学会为普朗克（M. Planck）庆祝60岁生日的会上，有个精彩的讲话．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各不相同……”他把他们分成三类人：一类人是把科学作为特殊娱乐，另一类很多人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爱因斯坦认为这两类人“对建设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他接着说：“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那两种人，那么这座庙堂就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爱因斯坦认为，对这两类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做，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第三类是决定科学庙堂是否会存在的那些人，他们是爱因斯坦所爱戴的人，是“为天使宠爱的人”．爱因斯坦认为，这类人的动机是渴望看到自然世界“现象和理论之间的‘先定的和谐’”．爱因斯坦认为，这第三类人对科学热爱的状态，“如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直接来自激情”．我想，黄先生是在这类人之中．

黄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很多事和情景也都忘了，不清楚了，但我，还有曾经和我谈过黄先生的我的老师（如沈克琦先生等）、我的前后同学（如赵凯华、虞丽生等）、我当年的同事（如李椿等），都深切地感到，在内心中、在思想感情上所凝刻下来的对黄先生的崇敬和爱戴，却越来越强，越来越深．

黄先生，我们永远默默地怀念您．

作者简介

丛树桐，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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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根据全国自然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1996），现译为“玻尔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