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抒情”与“文学的自觉”

“抒情”，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但中国传统文化又强调“礼”对“情”的制衡，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就是各种势能动态平衡下的产物。到了宋代，理学家崇“理”，他们认为情感是表层的，道德才是内核，再加上佛教的影响，“情”降到了与“欲”齐平的低下地位。真正高扬“情”的旗帜，反对“文以载道”，宣扬文学独立精神的，是明末清初的公安派、竟陵派。因此，周作人把这两个文学流派看作“五四”文学的先声。而在学界明确提出“抒情传统”这一概念的，是陈世骧。20世纪60年代，他在美国提出这样的观点：和西方的荷马史诗与希腊戏剧相比较，抒情传统是中国文学引以为豪的地方。这一观点的提出，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王德威就将抒情传统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36)。在《“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一文中，王德威指出沈从文是现代文学“抒情主义”文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抒情”疏离主流话语。在《事功和有情——1952年于四川内江》和《抽象的抒情》这两篇文章中，沈从文的这一文学主张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功和有情——1952年于四川内江》一文是作者在“土改”期间，无意中读《史记》后所发的感想。沈从文说:“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37)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这里的“有情”呢？以《史记》的成书来说，对年代、史实的记录可谓“事功”，列传却需要作者情感的融入和生命的倾注，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38)。沈从文之所以追抚典籍，感叹古人，是因为现实生活的不得志。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沈从文难以适应，也难以接受，他能够做到的，只是埋首书卷，本着“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将自己与历史传统相对照，相续接，借以排遣自己难平的孤愤。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39)。《抽象的抒情》的主旨和《事功和有情——1952年于四川内江》相仿，即用文字记录个体生命的情绪和欲望，使生命得到延长扩大，这与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烛虚》等散文表达出的观念如出一辙。对王德威力图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抒情主义”话语体系的雄心笔者无意置喙，只是认为在沈从文研究方面，对历史本真性的还原比基于理论预设的阐释更能切中肯綮。从20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抒情”并非是对主流文学的根本性颠覆，有时它也表现为主流文学内部偏重文学性的一方对偏重功利性的一方的制衡。具体到沈从文而言，“抒情”则是他“文学的启蒙”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一、情与理的交融

与王德威对现代文学抒情传统的极力建构相反，更早的研究者侧重从批判和反思的层面认识“五四”文学的抒情传统，梁实秋就是其中的一位(40)。他主张理性对情感的调节和制约，这一点与“五四”启蒙文学的准则基本一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义》中，一方面强调情感在人性解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41)；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要有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不是传统的“文以载道”中的“道”，而是独出机杼的见地和独特的发现。胡适的这一观点，为“五四”启蒙文学定下了情理交融的基调。在西方启蒙运动中，休谟、卢梭都曾强调过“情感”的重要性。休谟认为“理性”一词只能用于推理与辨别真伪，而在价值判断中它是失效的。那么道德的根源究竟应该在哪里寻找呢？休谟最终在“人类的情感”(42)中，而不是外在理念和价值标准中找到了他要寻求的基础。卢梭主张应该从人类的情感和心灵中汲取经验，从而领悟到理性无法把握的真理，这一说法与休谟的观点一脉相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休谟还是卢梭，他们之所以强调情感在启蒙中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情感与感官本身的解放，而是为了寻找人类道德的根源。这里所言的“道德”，并非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外部的规则与律令(43)，而是指人类的内在律令或形而上意义上的“自我”的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看来，“情感”和“理性”是启蒙的一体两翼，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有一点必须指出，“五四”新文学强调“情感”，但这个“情感”不是对日趋僵化的“理性主义”的反转和对日益分裂的人性的弥合，而是用于人性解放的启蒙宏旨，这一点与西方启蒙运动迥异。因为在西方，“情感”是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才被提出来的，“情感”与“理性”体现了一种历时性的思辨，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情感”与“理性”则表现为共时性的整合。同理，“五四”新文学提倡的“理性”，也不包含西方分析还原、理智重建的方法论基础，而是一种价值、信仰和道德律令。但尽管如此，“情感”与“理性”还是在本土的语义场构建了“五四”新文学的独特风貌。新文学发展到三四十年代，由于语义操作层面的功利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倾向于对社会问题的呈示和表现，倾向于单纯用“知识”和“理性”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表现人性，离文学审美层面的想象、“情感”越来越远，沈从文就此状况，强调了“情感”的作用：

他们的心和手结合为一形成的知识，已能够驾驭物质，征服自然，用来测量在太空中飞转星球的重量，好像都十分有把握，可始终就不大能够处理名为“情感”这个名词……(44)

情感原出于一种生命的象征，离奇处是它在人生偶然中的结合。以及结合后的完整而离奇形式。它的存在实无固定性，亦少再现性。……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由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45)

沈从文对情感的推崇，并不妨碍他对“理性”的重视，“情感”与“理性”从来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

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需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46)

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47)

在前一个选段中，沈从文将“情感”和“理性”并置，坚守了“五四”的“情”“理”并重的文学观。在第二个选段中，沈从文强调的是从“理性”到“意志”的提升。总体来说，沈从文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将两者共同纳入“文学的启蒙”的体系之中。

二、情感的深度

梁实秋将批判新文学抒情传统的矛头指向“理性精神的匮乏”，李欧梵更进一步，质疑新文学“情感”深度不足。在这里，我们看到由于知识结构不同而造成的视点不同。梁实秋有较好的国学基础，并深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所以他的论调有“新古典主义”的倾向；而李欧梵有较好的西学基础，他和夏志清等海外汉学家有一个共同之处——侧重于从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出发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西对比中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不足。例如，李欧梵就批判了“五四”抒情文学所揭示的人性深度与西方的差距(48)。这种对新文学缺乏情感深度的认识同样体现在沈从文的文论中。他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中把这种缺乏情感深度，只是单纯宣泄情绪的文学称为“粗暴”的文学。他的“情感”有着沉潜于人类“美”“爱”抽象之域的宗教情绪的印记：

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因之一部分生命，就完全消失在对于一些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由复杂转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文化所不能少的，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即可产生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49)

我说的向善，这个名词的意义，不仅仅是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为止。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50)

“爱”“美”“生命”的引入，使沈从文对“情感”的理解多了一层哲学和审美的维度。在沈从文所处的那个时代，“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都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启蒙的文学”逐渐由“人的文学”过渡到“人生派文学”，最后再到“为人生的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启蒙的文学”的丰富意蕴随之减少，抗战爆发后，连这种以社会问题为宗旨的“启蒙的文学”也被迫终止；而“文学的启蒙”一支也与“人的自觉”渐行渐远，最终退守到抒发个人性灵的方寸之地。在这种局面之下，沈从文作品中的内在精神，则以独异的姿态，代表了那个年代“文学的启蒙”的写作高度。

沈从文对“情感”深度的理解，与他对新文学的审美建构分不开，联想到他对鲁迅的评价：

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51)

如果说，鲁迅“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为新文学开创了朴质清新的乡土一派，那么沈从文对乡土文学的开拓性贡献，则在于“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田园视景，强化了乡土小说的牧歌音响”(52)，使“文学的启蒙”得以继往开来。沈从文之所以能够在乡土文学创作方面有所革新，是因为他独有的认识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是因为他对既定教条观念的超越。

沈从文非常注重形式，他在《从文自传》里说：“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53)。”沈从文力避文字表面的热情，他将厚重的思想融在现象之中，这便是他“抒情”的特点，这也正是他的作品很长时间以来不被理解的一大原因。在《习作选集代序》里，沈从文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54)。”大多数读者和评论者受“思想”“时代”“农民文学”“民族文学”等“名词”所累，被“血”“泪”的表面情感所遮蔽，难以穷尽沈从文的情感深度。不过，也有像刘西渭这般慧眼独具的论断：“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55)。”“诗意”的得来，不靠外在的标榜，而靠“材料或者作者的本质”(56)。因为认识事物，把握世界，沈从文向来是从“看”(57)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这种认识世界、书写世界的方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较为难得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同质化的时代，人们的感觉往往为“知识”“理性”所遮蔽，缺乏个体生命经验的参与。正如沈从文所讲的：“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58)。”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呢？沈从文认为要“先忘掉书本，忘掉所谓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59)，然后“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60)

三、“抒情”与“文学的启蒙”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将集体观念下的创作方式与“以个体为中心”的创作方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只有应时应景的作用，后者才有永恒的价值。沈从文在这里要论述的重点是文学的“个体性”，这也正是《抽象的抒情》这篇文章的核心命意。首先，沈从文在开篇便说，生命是有限的，毁灭是必然的，只有将生命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形式，才能获得永生。言外之意，只有凝聚着生命的文学艺术才能穿越古今、贯通“人”“我”。那么，怎样才能将生命转化为文字、形象、音符、节奏，使生命流转不息呢？沈从文在文章的中间特别强调了“情感动力”，这个“情感动力”并不来源于集体创作观念，而是来源于作家个人对书写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沈从文才在后文中呼吁国家要为文学写作者留有一定的空间，允许“抒情”的存在。由此可见，沈从文之所以要强调“生命”和“抒情”，就是要强调“集体观念”之外的“个体观念”和“创作意图”之外的“审美因素”。这是因为文学虽然抒发的是人类的情感，记载的是人类的经验，但不是公共意识范畴内的情感与经验，而是蕴含着特定时空的生活元素，携带着独特的个体感知、记忆、心理结构、表达方式的情感与经验。另外，强调经验与记忆的个人性与私密性，并不是对个人、时感、经验的无原则放任，并不是对碎片化、即时性、物化性的顶礼膜拜。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既来自个体经验，又超越个体经验，有着穿越时空的超拔能力和普世情怀。这两个方面，在沈从文的思想中是兼而有之的。沈从文追抚“以个体为中心”的创作方法，主张小范围内的“抒情”，就是提倡“宏大叙事”之外的“诗意叙事”，“集体话语”之外的“个体话语”；沈从文强调文艺要记录生命、转化生命，使生命穿越古今、贯通“人”“我”，就是强调怎样用文学的方式将直接经验转化为历史经验、将个体真实转化为历史真实。这两个过程或者说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抽象的抒情》中是并行不悖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沈从文强调文艺的独特审美属性与创作规律，是针对“普遍经验”“集体话语”对文学“个体性”的抹杀，针对文学的外部因素对内部因素的遮蔽。其实，沈从文对主流文学内部的审美建构是他文学写作历程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文学的启蒙”是体现这一主题的重要方面。下面以《萧萧》为例，来谈这个问题。

《萧萧》最初发表于1930年1月10日的《小说月报》。1936年7月1日，修改后的《萧萧》发表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61)在再刊本中，沈从文去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闲笔，并在遣词造句方面多有用心，使得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更加贴切、顺畅、圆熟。对于一个具有自觉文体意识的小说家来说，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怎样“炼字”是他们的必修课。除此之外，我觉得再刊本中的一些变化，体现了小说内在文本结构以及作家创作观念的不同。最显而易见的是再刊本对小说结尾的更改：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62)

这两段文字是沈从文在再刊本上加进去的，初刊本只字未提，即到萧萧生了儿子，没有被迫沉潭，一家人又像以往那样过活，故事就结束了。如果不加后面的两段，萧萧的故事也是完整的，但加上这两段后，整个故事的韵味就有所不同了：萧萧对自己的命运浑然不觉，而下一代又重复着萧萧的命运，湘西下层人民的命运就这样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这是典型的“五四”话语，饱含着作者对下层人民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寄寓着要改变他们落后的精神面貌、改变乡土封闭结构的启蒙意图。这种手法以及其背后的写作观念，在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较为常见。例如，《边城》中翠翠母亲的命运悲剧，作为全文的一根隐线，以互文的形式强化了翠翠命运的悲剧感。类似的还有《巧秀与冬生》中巧秀母亲的悲剧与巧秀悲剧的轮回，《湘行散记》中绒线铺的母女两代人命运的循环等。随着自我身份的确立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沈从文的作品逐渐摆脱了早期的混沌，向更高的精神旨趣迈进。以《萧萧》来说，整部作品讲述了一个懵懂的湘西少女的混混沌沌的人生。本来给人家做童养媳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但十二岁的萧萧并不哭，她什么事情也不知道，稀里糊涂地做了人家的媳妇。嫁过来后，喝冷水，吃粗粝饭，反倒四季无病，身体康健。她的生命，就如同乡间的一棵树、一株草、一块石头，自自然然，朴素本真。即便被骗失身，怀了孩子，也不过是吃香灰、喝冷水，想办法“使她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分开”，并没有用“道德”“族规”等观念性的东西来自己吓唬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备受煎熬。事情实在瞒不住了，萧萧也想到过悬梁、投水、吃毒药，但她年纪太小，自然舍不得死。娘家人与夫家人最后决定将萧萧发卖，但由于主顾迟迟不来，这件事情就搁浅起来。到后来萧萧生了个团头大眼的儿子，发卖的计划就取消了。经过这些波折，萧萧的性情依然天真，她既没有因为遇人不淑而耿耿于怀，也没有效仿“女学生”追求新观念，更没有被“道德”“族规”的抽象观念折磨得魂不附体，她的内在生命就如同石头一样坚硬，永远不为外界的伤害和外在的价值所动摇。除了萧萧之外，她的娘家人（伯父）与婆家人也纯朴本真。他们不忍心将萧萧沉潭，那么等待萧萧的自然是发卖。根据常理，丈夫可以在改嫁上收回一笔钱，当作赔偿损失的数目，这样的处罚也显得“极其自然”。时间一天天过去，一直没有合适的人家来看萧萧，萧萧只好住在丈夫家中。萧萧生了儿子之后，大家把母子二人照顾得好好的，再也不提发卖之事。萧萧周围人对所谓的“伤风败俗”之事的处理，完全是按照生活的自然走向顺势而为，按照人与人之间最朴素、最原初的情理行事，完全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卫老婆子、祥林嫂的婆婆等人所组成的宗法制农村恶势力对祥林嫂的压迫与仇视。从萧萧到萧萧周围人所组成的人文、舆论环境，沈从文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湘西，这里封闭静止却能与自然相契，这里未被封建礼教以及现代文明开化，却能不被观念性的东西所困，保存着淋漓的生命元气。如果说存留于湘西儿女身上的人性是“自然人性”的话，沈从文对他们的情感则是“自然情感”，也即没有被外在观念所框定的、由内而外的、自自然然的情感方式，这种方式近似于前文休谟所讲的“自然情感”，也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朴素之民”的“白心”。这种情感方式是沈从文独有的认识世界、看待事物的方式，与道家的审美超功利性以及湘西巫楚文化的审美特质息息相关，它往往使沈从文的作品能够超越道德伦理的范畴，获得一种诗性的品格。如果说这是一个完整而自足的意义范畴的话，那么启蒙意图则是另外一个意义范畴。一个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对湘西儿女的循环式命运的深切同情，一个是从“物我齐一”的角度，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来描摹湘西儿女的“爱”与“哀愁”；一个是外在的、道义的、现世意义上的“哀其不幸”，一个是内在的、超越的、永世意义上的“悲天悯人”；一个是有清晰指向的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一个是最神秘莫测、暧昧不清的文人的审美追求；一个是“集体话语”的整齐划一，一个是“个人话语”的独步单行……这组极具张力的对话结构，给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带来“复调性”的色彩。提起“复调”，我们首先会想到巴赫金对陀思妥夫斯基诗歌问题的基本概括：“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63)。”受巴赫金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对鲁迅小说复调性的研究也一度成为当前学术的一大热点(64)。学界普遍认为，复调性在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故事讲述者“我”与故事中的人物之间有一种对话（或者潜对话）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两种相互独立又各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的显现，这两种声音和意识的对话与辩难，体现出了鲁迅自反性的思维机制。其实，除了鲁迅内在的思维机制具有自反性的特点之外，沈从文的思维也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看似风格迥异的作家，在一些方面有着相似的精神理路。如果说“文学”与“启蒙”这两者在《萧萧》中处于潜在的对话性关系的话，《水云》则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将作者思想内部的两种声音的辩难推到了明面上：

“难道我和人对于自己，都不能照一种预定计划去作一点安排？”

“唉，得了。什么叫做计划？你意思是不是说那个理性可以为你决定一件事情，而这事情又恰恰是上帝从不曾交把任何一个人的？偶然和情感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势力，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和饮浊含清的适应力。”(65)

“人应当有自信，但不许超越那个限度。而且得分别清楚，自信与偶然或情感是两条河水，一同到海，但分开流到海，并且从发源到终点，永不相混。”(66)

“计划”“理性”“自信”是同一范畴，如果用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指预设一定的目标，然后运用各种工具将之实现，它强调的是一种目的合理性；如果用在文学创作上，就是“观念”“意图”先行，并用之统摄自己所有的思绪、情感、意志。“偶然”与“情感”则属于另外一个意义的范畴，它强调人内在的自足性和价值合理性；如果用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主张“集体话语”“公共意识”之外的“个人话语”与“审美超越性”。沈从文认为“自信与偶然或情感”是各有源头、“永不相混”的“两条河水”，即强调这两者的相互独立性。而这两者的反复辩诘，则体现着沈从文精神世界内部的“理智”与“情感”的对话与冲突。

林毓生将鲁迅思想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显示的、有意识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鲁迅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二是有意识但未明言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他的思想又隐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三是下意识层次(67)。富有创见的是，林毓生并没有用“理智”与“情感”（也即“历史”与“价值”的二分法）的传统阐释模式来分析前两个层次的矛盾与冲突，而是认为“反传统”与“怀旧”都是价值与理性同一层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断对从根本上认识沈从文思想内部的“理智”与“情感”的对话与冲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歌咏和对古旧中国的眷恋，不仅体现为一种自发的情感认同，还体现为一种自觉地对“现代文明”的理性反思。一方面，沈从文坚持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用现代理性的眼光审视湘西世界的落后性与封闭性，反观湘西下层人民的蒙昧无知；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的失败经验又促使他能够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时髦观念的植入，拒绝“生命”之外的任何价值体系。对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双重失望，使沈从文在价值立场上表现出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现代作家身上并不是独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整体性反传统的话语策略使他无法从容地面对价值选择的两难境地，因而也无法将中西文化的内部做出精准的分析与甄别。

从思想文化研究的方面来讲，“反传统”与“怀旧”是可以平均用力的研究对象，然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则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学就是生命之学，它记录着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流淌着个体的生命意识和存在感知。对鲁迅而言，与其说“国民性批判”是他最具原创精神、最具文本辨识度的思想命题与话语方式，不如说那种对故乡、童年、亲情的反顾与怀念，那种对伦理纲常在日常生活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温情的深深眷恋，才能安放鲁迅精神世界中最内在的自我。例如，《狂人日记》《药》《离婚》《阿Q正传》等启蒙主题突出的小说，其思想价值自然毋庸置疑，然而若论情感容量，《故乡》《孔乙己》《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一类融乡土风情、主观意绪与“启蒙意图”为一体的散文化小说比前者更胜一筹(68)。在《狂人日记》中，从“狂人”身陷重围、极端恐惧的“被迫害狂心态”，到劝说大哥时的启蒙者姿态，这之间的“启蒙意图”显而易见，而文尾“救救孩子”的呼告，更是出离小说情节之外，给人以突兀的感觉；华老栓、夏瑜、陈士成被塑造成某一类人的代表，形象平板无个性；阿Q的形象是从不同人物身上“杂取”结合而成，是一个能代表普遍“国民性”的典型……这些文学形象是作者情感体验的抽象和凝聚，更是“启蒙意图”的彰显。这类文学形象的确能够给人以震撼，但这种震撼却是诉诸理性的，缺乏小说该有的情感容量和艺术感染力。与之相反，《故乡》的浓郁抒情笔调所渲染出的萧瑟悲凉的氛围，《伤逝》中充满忏悔与感伤的抒情笔调，《在酒楼上》用“铅色的”天、“白皑皑”的雪所勾勒出的凄清画面，以及亲情、伦理、日常琐事中的温情场面，都使这类作品多了“启蒙”之外的主题多义性空间、艺术想象性空间。

对沈从文而言，那种由启蒙意识所催生出来的对湘西儿女蒙昧性的反观、对都市“上等社会”虚伪性的批判，只是以共性的形态呼应了主流文学的价值诉求，而那种对旧中国的深深迷恋，那种对日薄西山的东方文化的无限怅惘才是他最具个体性的文学表达。例如，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一系列揭露“上等社会”劣根性的作品中，存在着人物形象夸张化、漫画化、单一化等倾向。为了揭出“病根”，甚至直接设置了“病人”——“人性治疗者”这样的情节框架，使“启蒙意图”一览无余。而在湘西系列题材的小说中，沈从文融思想于现象，动用各种感官，并叠加自身的情绪记忆，使想象、幻想脱离现实束缚，脱离陈腐观念的制约，丰富了作品的情感容量，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边城》中既表现了翠翠、傩送等湘西小儿女在义利取舍时的重义轻利、重情轻利和选择命运时的自主自为，也用浓重的抒情笔调写出了人与自然的契合，人面对自然和命运的惆怅和悲哀。这两种运思和笔调结合在一起，大大拓展了小说的思想空间和艺术空间。《萧萧》既写出了湘西社会自然人性的蒙昧无知，也写出了道法自然、“得天独全”的生命形式的内在诗性。值得反思的是，在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这种“个人话语”的存在空间逐渐被挤压，取而代之的是对乡土世界生存空间日益恶化的感知和由此所催生出来的对地方以及整个民族未来走向的隐忧。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中，现实性的因子逐渐扩张，并以绝对的优势掩盖了沈从文中期作品中的那种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那种将自我客体化，将情感融于自然万物的写作手法，在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小说中就这么消失于无形了。所以，就艺术效果方面来谈“文学的启蒙”，我认为还是他的中期作品更有表现力——因为这些作品兼顾了“启蒙意图”之外的文学的“个体性”。

总之，无论是对鲁迅还是对沈从文来讲，那类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包含着个人情绪记忆，浇注着个体生命意识和存在感知的抒情（或散文化、诗化）笔法的作品，才体现着文学启蒙者鲁迅和沈从文的生命核心所在，才构成一个作家不可取代的文学的起始和本源。这也正是本书反复讲的一个问题，我不是从思想家的角度来谈沈从文，而是从文学家的角度来谈沈从文的人学思想，谈他如何建构“文学的启蒙”。在这个过程中，“集体观念”“启蒙意图”作为文学的外部因素，时刻都以异己的力量压迫着他的个体化的文化表达，并将之不断边缘化；反过来，后者又以更大的反弹势能，不断与前者对抗。而在“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反复辩诘中，沈从文的思想深度才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

本章内容可以做出以下小结：“启蒙”有西方传统和本土传统，从笛卡儿、狄德罗、休谟、卢梭等再到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虽然不能够整合为一条建构与重构、原发与衍生的完整清晰的脉络，但也能大致分清各自的走向。关键是这些思想不是鲁迅和沈从文所独创的，例如“国民性改造”，首先由日本舶来，经梁启超将之本土化，后又经过鲁迅、沈从文等人的深化和细化，逐渐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一大传统。而所谓“传统”，它的构成必然有普遍化与同质化的倾向，然而我要探讨的是普遍化之外的“个性”，也即沈从文对启蒙思想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因为这些因素构成启蒙者沈从文之所以在现代的意义上成立的本源，也是个体嵌入历史的契机与方式，这也正是我在本章中从“做人观念”和“抒情”两个核心概念出发，来寻找沈从文启蒙特性的缘由。从沈从文文学行为的缘起、他的“五四”观、他相应的文学主张出发，会发现沈从文将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与文学本位主义思想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他高举“五四”的旗帜，强调“做人观念”；另一方面，他主张“工具的重造”，坚守文学本位，继承并发展了“文学的启蒙”。沈从文的“抒情”与他所一贯坚守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以及他的“爱与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都体现着他对文学(69)本体性的坚守，彰显着“文学的启蒙”过程中文学内部因素对外部因素的纠偏与制衡。沈从文将“爱”和“美”“生命”引入“抒情”的范畴，这样他的“抒情”就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多了一层哲学和审美的维度；沈从文最具情感容量、最有艺术想象空间、最具审美张力的作品多出现在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中，这些作品融“启蒙意图”与抒情格调为一体，记录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流淌着个体的生命意识和存在感知，是作家的生命核心所在，也是启蒙者沈从文之所以在现代的意义上得以存在的本源。

本章主要考察了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联，从宏观的角度入手，界定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那么，在以“文学”为手段进行启蒙的过程中，沈从文对自己进行了怎样的角色定位呢？启蒙者的主体建构在他身上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正是下一章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注释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61.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62.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74-375.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64.

(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9.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77.

(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10-111.

(10)凌宇.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2):30-36.

(11)李泽厚，刘再复.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J］.鲁迅研究月刊，2011(2):90.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

(1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7.

(14)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15)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8.

(16)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44.

(1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3.

(1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45.

(1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3.

(20)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92.

(2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85.

(2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7.

(23)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2):34.

(2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4.

(25)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0.

(2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80.

(2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80-81.

(2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98.

(2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99.

(3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82.

(3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00.

(3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5.

(33)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

(34)许纪霖.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3.

(35)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4.

(36)下文有关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一书对沈从文的“抽象抒情”的理解是否与本土语境相切合的论述，受张莹莹的《从沈从文形象建构看王德威的“抒情”论》一文的启发，该文刊发于《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0期。

(3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18.

(3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19.

(39)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3.

(40)梁实秋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最重礼法。从前圣贤以礼乐治天下，几千年来，‘乐’失传了，余剩的只是郑卫之音。‘礼’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变为形式的仪节。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趋势。到了最近，因着外来影响而发生所谓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见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版）第88页。

(4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5):21-23.

(42)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68.

(43)汪晖.预言与危机（上篇）——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1989(3):21.

(4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6.

(4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90.

(4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75.

(4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0.

(48)李欧梵曾说：“五四这一代作家，总是用一些精粹的、生动的词汇诸如‘方法’、‘天才’、‘能耐’、‘动力’等来界说爱情。因此，爱情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而是一种动荡的情绪；它体现的不是一个思想的范畴，而是一股个人经历的激流。当时许多叫得非常响亮的抽象名词如自由、美和真等，也只是一些充满情绪的概念，它们来自那些执着于狂热举动的亢奋心灵……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总是那么热情奔放，躁动不安，这使他们很少去思考爱情所可能具有的哲学与神学的内涵。见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版）第97页。

(4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20.

(5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66.

(5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87.

(52)凌宇.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J］.文学评论，2000(4):20.

(5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23.

(5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

(55)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1):89.

(56)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1):89.

(57)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之《从文自传》。原文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我皆能抓定她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5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

(5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31.

(60)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31.

(61)《萧萧》的版本总共有6个，分别是初刊本、再刊本、初版本、选集本、文集本和全集本。《萧萧》最初于1930年1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1936年7月1日，修改后的《萧萧》发表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11月再次修改后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新与旧》集子；1957年,迫于时代要求，沈从文修改了《萧萧》,将之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1983年,经过编校修改,《萧萧》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六卷；2002年,以《新与旧》版本为底本,《萧萧》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关于《萧萧》的版本问题，学者陈国恩、孙霞、陈杨萍、王文博等都有相关研究。因为论题的关系，本文将重点放在沈从文对《萧萧》的第一次修改（也即再刊本对初刊本的修改）上。

(62)沈从文.萧萧［J］.文季月刊，1936(2).

(6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

(64)相关的研究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严家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吴晓东的《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等。

(6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7.

(6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03.

(67)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详见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因为论题所限，作者重点阐述的是前两个层次。

(78)关于鲁迅的“启蒙意图”与“抒情笔调”之间的关系的阐述，受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启发。

(69)这里的“文学”也包括其他艺术门类，体现出一种“大”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