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厚生

《罗念生全集》即将出版。当我听到这一喜人信息时，最初的感觉是：这一套大书的编成出版会像是在中国文化大地上搬来了一座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波斯山一样。这是罗念生先生六十多年文艺劳作的硕果汇集，是中国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梁柱和丰碑。

我看到了《全集》十卷的详细目录。很清楚，《全集》的主要内容是古希腊文学——文论、悲剧、喜剧、诗歌、散文等的翻译和研究，在十卷中占有六卷（包括少量古罗马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其他译文）。最后两卷则是罗老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以及书信、年谱、传记等等。而在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重点又是古希腊文论、悲剧、喜剧等。《全集》共有三百五十万言，真是洋洋大观。

我想到古希腊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古希腊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罗老曾说：“五四运动后不久，我们就读到杨晦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按：本剧1922年出版）周作人曾说他1908年就开始学古希腊语，30年代初他译出了一本《希腊拟曲》（罗老后来把“拟曲”译为“摹拟剧”，显然更易懂些）。那一阵出版过好几种古希腊悲剧的译本。一扇窗户打开了，知识分子们忽然得知，远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希腊就出现了荷马史诗。大致与孔老夫子同时，希腊的酒神节上就有了悲剧演出，第一位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比孔子只小二十六岁，可说是“同时代人”。

人们发现，我们自称文明古国，固然不错，但远在明丽的爱琴海畔，神奇的奥林波斯山下，竟还有比我们更古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那么多神话传说，那么多英雄人物，诗歌、散文、戏剧、雕塑、绘画、哲学、文论，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引人入胜。在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中，古希腊成为热门话题。虽然引进的古希腊作品、古籍其实很少，还谈不上什么深入研究，但终是在“五四”开放精神下，有了一个开端。然而我们国家不幸，列强环伺，日寇肆虐，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如累卵。在30年代，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抗战烽火中，古希腊离我们太远了，“言必称希腊”成为被挖苦甚至是被批判的话语。新中国建立以来，局面当然大为改观，有了可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书店里又见到几本古希腊论著、作品的译本。但是另一面，“洋名古”、“厚外轻中”、“厚古薄今”种种棍帽依然笼罩在文化上空。翘首西望，奥林波斯山还是云遮雾绕，莫明究竟。除了极少数人还在默默耕耘外，古希腊在中国文化界还是一个模糊的存在。

这是不正常的。任何社会的文化艺术，主体当然是自身的创造，同时必须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中国有自己光彩夺目的古老文化传统，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必须继承，必须弘扬，但不能因此忽视和拒绝外来的健康营养。中国古代文化从来就含有丰富的外来因素，我们今天应该做得比汉唐更好。古希腊的文化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它宏伟的英雄气概，它深邃多样的文化思想和方法，它的瑰丽想象，它的热烈感情，滋润和影响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艺样式，并且通过欧洲影响了世界。即以戏剧领域而论，我曾说过，当代中国话剧以及戏曲应该继承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话剧自身百年来的进步传统，另一个是欧洲古希腊戏剧开始的进步传统。从古希腊的大悲剧家、喜剧家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莫里哀，到近代的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一直到我们的曹禺，正是一脉相承的光辉传统。古希腊戏剧的作品和理论，不仅对欧美，对我们同样应当是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但是由于过去的闭塞，懂得太少太浮浅，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比如有些人一谈到三整一律，往往以为那是亚理斯多德提出的理论，其实其中有很多的误解。不仅亚理斯多德没有提出过地点整一和时间整一，希腊悲剧喜剧中也从无这样的限制。对古希腊文化的隔膜、少知、无兴趣，不仅是我们在文化教养上的重大欠缺，而且必将影响我们对欧洲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中国文艺界当前在考虑中外文化交流时，常是只抓些现代流行的，甚至是西方已在走下坡路的东西，而很少对那些真正经典的、基础性的宝库下苦功。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举一个具体例证：在20世纪近百年中，中国几百个话剧院团，没有演出过一台古希腊戏剧；直到1986年中央戏剧学院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首演了《俄狄浦斯王》，获得巨大成功，才有了突破。从那时到现在，全国已有六个话剧和戏曲院团演出了希腊悲剧，其中五个团都曾被邀去希腊及欧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演出。剧目增加了，品味提高了，眼界开阔了，群众文化生活丰富了，文化交流显示出新的活力。事实证明，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是如何对待古希腊文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熟读、热爱和研究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他们认为古希腊文艺“对我们显示着不朽的魅力”，给予高度评价，而且由此归纳出艺术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深刻见解。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引用古希腊文艺作品的内容和语句，把它们当作古代希腊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真实写照。对比我们的忽视，他们的重视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世界文化艺术无论如何发展，像古中国、古希腊乃至古埃及、古印度的文明、文化、文艺都是地层深处的根，都是人类幼年天真而健康的奇思妙想。在人类走向成年的今天，我们第一决不能忘怀和轻视过去，第二必定要努力学习、理解、交流、借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念生全集》的出版，自然是一件文化大事。虽然《全集》所收各书过去都有过单行本，但是分散在六十多年里，印数又极少，根本不可能搜罗汇集。现在把罗老所有最重要的译作、创作归为一个整体大块，使读者检索方便，可以对古希腊文艺有一个基本的全面理解，还可以看到我们尊敬的这位老学者的研究、创作业绩，怎能不令人高兴而感动。

罗老于上世纪30年代初就投身于翻译介绍和研究古希腊文艺（首先是悲剧）的事业之中。这是一条冷僻而崎岖的盘山小路。青年罗念生不会不知道等待他的只会是艰辛、孤独和冷漠，但他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以铁杵磨针的毅力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的第一部译作攸立匹得斯的《依斐格纳亚》是1933年在美国留学时译完，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后来曾说他的出发点是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但我想他当然也明白他感兴趣的对象在中国还是一大片白地，有待有志者去开发。虽然一时间许多人言必称希腊，但是有的人只是兼顾，有的人半途而废，真正下功夫把希腊当作终身恋人追求的其实不多。罗老却是无怨无悔，不声不响，锲而不舍。人人谈希腊时他如此，别人不谈或不敢谈时依然如此。我想，这大约是他越深入研究古希腊文艺，兴趣越深厚，也越感悟到他的工作是建设中国文化大厦所应尽的一种历史责任。像罗老这一生的文化旅程，我们或许可以联想一下唐玄奘天竺取经的故事，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华学人具有的深沉气魄。

抗战之初，我开始学习戏剧，最早获得的戏剧书籍中就有两种罗老青年时所译的希腊悲剧。一是上述的《依斐格纳亚》，另一是嗳斯苦罗斯的《波斯人》，1936年10月出版。这两种商务印书馆（他们那时似乎不怕赔钱，愿出这种冷书）出的古希腊悲剧，我保存了六十余年，历劫未毁，已成为我的珍贵“古籍”。1947年仍由商务出版的埃斯库罗斯《普罗密修斯》以及建国后罗老有关古希腊戏剧的著译，我也藏有几种。为写此序，我又翻检了一遍。我没有能力对罗老的著译作学术的探讨，只是觉得罗老翻译的剧本，译文口语化，流畅自然，不用现代词汇，完全没有翻译古代语言时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现象。在论著方面，一个特点是，尽量用普通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学术面孔”。比如在《古希腊悲剧》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悲剧’这个词应用到古希腊戏剧上，可能引人误解，因为古希腊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着意在‘悲’。”这是十分重要的对希腊悲剧的理解，罗老这么说表明他是注意到某些中国读者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的习惯。使我深深感动的，还有他那为帮助中国读者理解希腊戏剧而做的大量辅助工作。以《普罗密修斯》（商务1947年版）为例，剧本正文40页，而译序、原编者的引言、注解以及四种附录却共有95页。特别是译者编写的注解有334条之多，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学术研究意义。这是何等繁重的工作，何等认真的态度。我们老一辈学者的这种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后学者永远学习。这同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探寻罗老足迹，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是在什么景况境遇下从事他的翻译、研究和创作的。他在美国读书时开始第一本悲剧《依斐格纳亚》的翻译，正值美国经济大危机之后，百业萧条，他留学原就靠亲友接济，这时更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到餐馆端盘洗碗。译书不仅在课余，更要在业余挤时间。1934年回国，找不到学用一致的工作，只好改行教书，甚至到考古队打工维持生计。他却不忘在“深夜灯光如豆”的艰难环境中苦苦翻译《俄狄浦斯王》。抗战爆发，他只身逃离北平，所带的重要东西就是两本希腊悲剧。抗战中他在四川各地漂泊，用了几年时间才译出攸里辟得斯的《美狄亚》等。一本《普罗密修斯》译稿在香港又毁于日寇炮火，要花很多时间重校重抄。可以说，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他都是在穷困、战争、改行、流动的纷乱生活中业余地从事他心爱的事业的。即使是建国以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工作受到重视，但由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依然时时有窒息之感。“文革”十年更不必说。等到他赶上改革开放盛世，已经年逾古稀。他珍惜余年，不顾体衰多病，拼命赶译荷马史诗，未完而逝……

我每一想到罗老在古希腊文艺道路上的长途跋涉，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位孤身青年形象，背着一个装满古希腊文字珍宝的沉重背篓，像一个苦行僧踽踽独行，在中国希腊之间来回走着，走着，眼近视了，头白了，人老了，终于昂起头，微笑着走到了终点。他走过无数次的这条路也就化成一座联系两个文明古国的金桥。

罗老一生的业绩主要是古希腊文艺，但不止于此。他对古罗马文艺，对英国、德国文学都有深刻研究。特别是诗歌、散文的创作，是他青年时的爱好，他的作品也显示了他蕴蓄的才华。由于他转向古希腊文艺，未能专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很可能使得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散文大家和优秀诗人。从这里更可以体会，他在古希腊文艺的翻译和研究上取得的高度成就，是以创作方面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生活环境中，不能不有所侧重，一个生命只能当半个生命用。很明显，罗老如果生活在一个比较顺当的环境中，他的成就会比现在更为深广，他的全集会是十六卷。因此，我想罗老决不会承认他已做完了他想做、应做并且有能力做好的工作，他是非常遗憾他没有把《伊利亚特》译完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他当然愿意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踩着他的肩膀继续攀登。

罗老哲嗣锦鳞先生命我为《全集》写序。我直接的反应是，最恰当的写序者应是锦鳞自己。因为他不仅是罗老的亲属，而且还是罗老事业的特殊发扬者。锦鳞先生是中央戏剧学院老教授，是他，首先创议并且导演了由学院演出的第一个搬上中国舞台的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后又多次为各地剧院团（包括河北梆子剧院）导演希腊悲剧。这部《全集》也是由他推动、主持才有成的。但是他还是要我执笔。我深感荣幸也极为惶惑。不久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清华园出来的戏剧家》，文中列举了十几位清华出身的戏剧大家、学者。早于罗老的有洪深等，晚的有张骏祥、曹禺等。罗老于1922年即进入清华，当然是我以师礼相敬的老前辈。抗战初期我读他的译剧，就知其盛名，极为景仰，但从来不曾见过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因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编辑工作，罗老是编委会顾问，才得到机缘拜识并稍有接触。我去向他请教时总是带着一种仰望的心情，但这位前辈学者给我的印象则是朴实而淡泊，宁静又热心，精通那么难懂的古希腊文却平易近人，完全是中国式的恂恂君子。我知道应该多向他学习，又怕打扰他宝贵的时间。我只是想到，我所有的一些可怜的古希腊文艺知识，几乎全是从罗老的著译中学来，现在年老记忆衰退，又已忘掉许多；如果结合写序，借此重温旧课，从罗老著译中再感受些亚理斯多德和大悲剧家们的意趣，再想象些古希腊露天万人大剧场上的欢乐气氛，再领会些罗老的高见卓识，岂不很好。于是不揣冒昧，不论如何浅薄，还是啰唆地写了以上的话，只能算是为《罗念生全集》出版敲锣打鼓、欢呼呐喊而已。

2002年6月

注：文中有些译名前后不同，如嗳斯苦罗斯、埃斯库罗斯等，都是按照先后出版的译作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