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浩然的诗

一

孟浩然（689—740）既是一个热衷仕途的知识分子，又是开启了盛唐这个诗歌黄金时代的诗人之一。众所周知，盛唐的诗歌不但在唐朝三百年间，而且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是最为灿烂丰富的。孟浩然和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一起被称为“自然诗人”。

中国的诗歌，从最古老的《诗经》、《楚辞》开始，就有对自然的鸟兽草木的描写。可是，这些诗里的自然是被用来作为各种人世现象的比喻，诗人们并非纯粹地歌咏自然。到了六朝时期，虽然表面看来似乎是在纯粹地歌咏自然，但那些诗也是将自然之美作为人世的理想典范来景仰崇拜，写下了大量山水诗的谢灵运就是这样的代表。陶渊明的诗，根据最近的解释，也不例外。

以自然之美为美，直接率真地歌咏自然，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在这方面，孟浩然可以说是先驱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然诗人。

孟浩然之所以能够凝视和歌咏自然本来状态的美，首先应该是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让我们先来看他的《夏日辨玉法师茅斋》（四部丛刊《孟浩然集》卷三，以下同）：

夏日茅斋里，无风坐亦凉。
竹林新笋穊，藤架引梢长。
燕觅巢穿处，蜂来造蜜房。
物华皆可玩，花蕊四时芳。

夏日，孟浩然被邀往“茅斋”即茅草房的书斋做客，在这里，他很放松地表述了对自然的态度。“物华皆可玩”。“物华”，正如唐朝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言“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谓美妙的风景事物。在这首诗里，“物华”指的是刚刚长出的新笋，挂在藤架上的长长的青藤，寻觅造窝之处的燕子，飞回造蜜房的蜜蜂。这些，就是美妙的风景事物，就是万物中尤其美好的东西，同时也是非常美好的瞬间。对于这些奇妙美好的事物，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去反应，应该去看，去享受，去爱。“可玩”就是这个意思。

这首诗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地方，即孟浩然歌咏的自然是活动的。觅巢的燕子、飞向蜂房的蜜蜂自不用说，就是看似静止不动的竹笋，也用“新”字加上从无生有的动感，还用“穊”字来加强不断地簇生而出的动态。藤架上的青藤，也用“引”字增添“拉”和“被拉”的动态感觉。

也就是说，他对自然的爱，可以说是集中在自然处于活动状态的瞬间。即使是静止的自然，有时也要给它增添几分动感。

孟浩然的这种倾向也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这里举出他的著名的《宿建德江》（卷四）：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在这首诗中，正如“天低树”、“月近人”所示，孟浩然也将本来不动的“天”和“月”拉向“树”和“人”，让它们动了起来。还应该注意的是，正如小川环树博士在《唐诗概说》（岩波中国诗人选集）中指出的，“这首诗中的‘人’是作者自己本人，而王维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中的‘人’是指他人，二者不同”。在这里，孟浩然将对自然的热爱更推进一步，想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其中。他自己想要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孟浩然热爱活动的自然。与自然一体化的这种特点，通过与同被称为自然诗人的王维作一比较，就更为显著。例如，王维的辋川别墅连作之一《鹿柴》是这样的：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这首诗里出现的“人”也不是王维本人。王维的自然始终作为客体存在着，他的态度始终是客观的、绘画性的。从诗中对“返景”即夕阳反照的描写可以看出，王维始终在凝视着自然，不放过自然一瞬间的美、充满静寂的美。王维必然是一个旁观者，他对自然看得很清楚。因此，对超自然的世界也抱有兴趣。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以及与之相随的厌世情绪，其原因之一也许与此有关。

二

与王维相比，孟浩然的显著特点是，他歌咏的自然比王维的自然更具动感。王维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而孟浩然主动参与其中，与之成为一体。他的这种自然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认为，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舟”。通览《孟浩然集》全四卷，立即就会发现，“舟”或与此相关的词语出现得非常多。在《孟浩然集》的二百六十七首诗中，五十二首里出现了“舟”（包括“船”），十四首里出现了常用于表示舟旅的“帆”。单是“舟”就出现在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中，如加上“帆”、“舻”这些船上设施用品，比例就更大了。孟浩然诗中的“舟”，虽然也有享受泛舟池上之乐的“舟”，但大部分是出现在乘舟旅行的诗中。也就是说，他的诗中有五分之一或更多，可以视为在舟中，在舟旅之间兴起而作的。这表明，最能激发他的诗兴的就是舟旅。

孟浩然的出生地襄阳（今湖北省北部），是几条支流汇入汉水的形胜之地，同时也是军事贸易重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九中也有“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的记载。关于家乡风土，他自己在《送张祥之房陵》（卷四）中写道：

山河据形胜，天地生豪酋。

在汉水江边的生活中，舟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对他来说，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东西。在这首送张祥诗的开头，他写道：

我家南渡隐，惯习野人舟。
日夕弄清浅，林端逆上流。

第一句表明，孟浩然的祖先就像公元317年为避北方战乱从洛阳迁都到建业的东晋元帝一样，也是从北方迁到南方襄阳来的。第二句以下写他如何地“惯习野人舟”。此时的他，对“舟”所具有的动感已经非常熟悉亲近了。

对孟浩然来说，使舟对于他的意义变得更为复杂更加扩大的，应该是三十岁左右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这一经历。以失败告终的他，路经洛阳，前后三年旅行在吴越之间。那次旅行以会稽（相当于今浙江绍兴）为中心，几乎全为舟旅。那时，他因为科举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陷入绝望，在这种状态下，自然是如何映在他心中的呢？

应该稍加留意的是，他的舟旅大多是在经历某种挫折之后。比如，三十岁时科举失败、四十岁时赶赴长安却未能谋得官职、四十七岁时去荆州成为张九龄的部下却又很快辞职等等。孟浩然的舟旅都是在这些挫折之后开始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舟旅这种行为作一下考察。舟旅，就是乘舟旅行，更具体地说，就是乘舟随江河上下。当然，孟浩然自己在舟上是静止的。不过，他的视点虽然是静止的，但载他的舟总是在移动。因此，他注视的自然也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旅行这种行为状态决定了他注视的自然只是一瞬间的风景，很可能是一期一会。所以，他对自然看得很深。舟在不断地移动，只能相遇一次的自然一瞬即逝。对于自然，他不能不聚精会神专注地看。

另一方面，从舟上看到的自然是不断变化的，如果熟视自然，对于自然本身的变化也应该会变得敏感起来。四季的变化、一天里的变化、一瞬间的变化，孟浩然对自然的一切变化形态都很敏感。而且，他把自然视为一种与自身有关的东西来眺望的时候，总是在经历了挫折意气消沉之际。对于意气消沉近乎绝望的他，不断变化的自然应该是最能触动他的心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哭啼中的婴儿看到一个晃动的玩具，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而忘了哭。孟浩然对自然变化的敏感，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而且，舟旅还能解释他诗中表现出的与自然的一体感。前面说到，坐在舟上的他视点固定不变，映入他眼中的自然在不断变化。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更宏观的整体来看，很明显，固定不动的应该是自然，在自然之中始终与舟一起移动的是孟浩然本人。他没有时间作为一个旁观者客观地对置于自然，因为舟决不会停。可是，同时也可以说，他又是与自然一起在动。为什么呢，因为流动的河水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活动。

总之，孟浩然诗中对自然变化的敏感和与自然的一体感互为表里，这两种感觉的媒介则是他的舟旅。这样的舟旅他不会不喜欢。《早发渔浦潭》（卷一）这样写道：

东旭早光茫，渚禽已惊聒。
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
日出气象分，始知江路阔。
美人常晏起，照影弄流沫。
饮水畏惊猿，祭鱼时见獭。
舟行自无闷，况值晴景豁。

充满全诗的快活气氛将舟旅的喜悦表露无余。尤其在经受了痛楚的挫折之后，“舟行自无闷”，这带给他无限的慰藉，又让他将舟旅继续下去。在《经七里滩》（卷一）中，他也表达了舟旅的快乐：

余奉垂堂诫，千金非所轻。
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
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
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
复闻严陵濑，乃在此川路。
叠嶂数百里，沿洄非一趣。
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
钓矶平可坐，苔磴滑难步。
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
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
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

第二联“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尤其明确地叙述了舟旅之乐。

由舟旅引发的对自然变化的敏感，在他的代表作《春晓》（卷四）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从第一句舒适的春眠到第二句突然听到的鸟鸣，诗人通过从听觉感知到的周围自然的变化，来表现他已经醒来这种作者本人的变化。

第三句强调，第二句暗示的晴天是由昨夜的风雨变化而来的。还是听觉。

作为结果，第四句说，开在庭院的花谢了。这个自然的变化，在用视觉感知以前，先用听觉感知到了。视觉与听觉之间的距离，用了“多少”这个词来表达。

这首诗的杰出之处在于，对于实际的自然变化，仅仅只用听觉来表现，从而超越了基于视觉的自然描写的局限。“啼鸟”和“风雨”的声音使想像中的“花”的色彩更加鲜艳了。

三

孟浩然对活动变化的自然的敏感从别的事实也显示出来。这就是出现在他诗中的大量的“水”。其中既有水本身，又有由水延伸开来的风景。

水的堆积呈现出各种形态。流动起来就成为“江”。如他在《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卷三）中写道：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
还将数行泪，遥寄海西头。

“建德”，浙江省县名，位于桐庐江上流，是此诗写作之地。“维扬”和“海西头”都是广陵，即扬州。

此诗为舟旅途中所作。“风鸣两岸叶”，显示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月照一孤舟”，则将自己与自然一体化，孟浩然诗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很充分。“一孤舟”当然是指他自己的舟，是他内心的象征。

大量积聚的水如果停滞下来，就变成池、变成湖。让我们来看他的名作《临洞庭》（卷三）：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此诗在《文苑英华》卷二五〇中题为《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张丞相就是高度评价孟浩然的张九龄。

第一句，到了八月秋天，洞庭湖水涨满，放眼望去一片平坦。第二句，这些水“涵虚”即填满虚空，与“太清”即道家所谓的天空混为一体，天水不分。这第一联只是平白地描写从岳阳楼上看到的风景，孟浩然的独特之处在第二联才发挥出来。

第三句，笼罩湖面的水蒸气，以宏大的气势升腾缭绕在“云梦泽”之上。“云梦泽”指包括洞庭湖在内的湖北省南部一带巨大的沼泽地。第四句，湖面翻滚的巨大波浪扑打摇撼着“岳阳城”。“岳阳城”位于洞庭湖东北端，是湖水注入长江的湖口城市。

第二联很显著地表现出孟浩然喜欢活动的自然的特质。从第一联描写的从楼上眺望湖面时在他眼前展开的光景来看，湖水的气势决不会如此汹涌。当然，的确有“气”腾腾升起，有“波”翻滚不止，但将范围扩大到“云梦泽”和“岳阳城”，则源于他自己心中想要让自然活动起来发生变化的欲望吧。“水”，作为引发活动与变化的媒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孟浩然喜好“湖”、“江”等有水的风景，当然与他出生成长在襄阳这个环水之地不会没有关系，但又不仅仅只缘于此。他在《夏日南亭怀辛大》（卷一）中写道：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夜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一瞬之间就收起余光的西山落日和与此相对照的从东边慢慢升起照在池面上的月亮，这第一联显示出孟浩然对于活动变化的自然的敏感。

第二联，散开头发享受夜晚的清凉，打开窗户躺在安静宽敞的房间。

第三联，拂过荷叶的清风送来荷香，竹叶上的露珠点点滴下发出清响。

这第六句值得注意。附在光滑的竹叶表面的露珠，滑出，滴下，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时，他已经注视着“池”。可是，他对“竹露”这种极为微小的水的变化的关注，与他对“池”的关注有所差异。在这里，他的兴趣倾向于水这种自然界中最富变化最具活动性的事物。孟浩然关心的是，无论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永远变幻无穷的“水”。

四

由于对自然变化的敏感，孟浩然明确地把握了自然界里存在的秩序。他在寄给著名诗人崔国辅的《江上寄山阴崔国辅少府》（卷三）一诗中写道：

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
草木本无意，枯荣自有时。
山阴定远近，江上日相思。
不及兰亭会，空吟祓禊诗。

从第二联“草木本无意，枯荣自有时”可以看出孟浩然感知到了自然的规律秩序。

他还更进一步发现，看似没有变化的自然里其实也蕴含着悄悄的变化。《晚春》（卷三）是这样的：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
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
酒伴来相命，开樽共解酲。
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

第一联，早春二月，湖水清澈澄明，家家屋前有春鸟在快活地鸣叫。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联。这里写到，落满林中的花朵，虽然看来总是不变，但其实是被扫去之后又落在上面的。看似同样的状态，其实有不断重复的动态变化在里面。路旁的野草也一样，被踩倒又恢复原状，也有反复重复的动作。这样的自然，虽然粗看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是由大量的变化来维持着一种平衡状态，孟浩然似乎想说出这一点。

当然，也有像山那样似乎是象征不动的自然，但孟浩然对那样的自然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他喜好的是江湖这种变化无穷的自然。

五

对于孟浩然来说，自然是变化的，活动的。这种自然观也反映在他对社会人世的看法中。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与诸子登岘山》（卷三）。“岘山”是位于襄阳东南九里外的名山，晋朝将军羊祜曾多次登临此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第一联很明确地表述了他的社会观或者说历史观。第一句，“人事”即人间社会的各种事物都必然有新旧交替的“代谢”。这里应该也包含人既有生必定有死这种个体的变化在内。第二句，古人去今人来，旧的事物消失新的事物出现，正是这样的时间空间的“往来”堆积形成了“古今”这种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历史。

第二联，岘山一带的“江山”留有古昔“胜迹”，“我辈”今又“登临”。

以上四句暗含晋朝羊祜的典故。《晋书·羊祜传》有如下记载：“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

第三联，水量减少，鱼梁洲的水位变浅；天气转寒，云梦泽的水隐于深处。“鱼梁”，据《水经注》沔水条，“襄阳城东有东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梦泽”，即前面《临洞庭》一诗中出现过的云梦泽。本来长江以南称梦泽、长江以北称云泽，后来合成了一个词。

第四联，襄阳的人们为称诵“羊公”即羊祜的功绩而建的石碑依然还在，读完碑文，和古人一样，泪水沾满我的衣襟。《晋书·羊祜传》云：“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坠泪碑。”

这首诗整体上流露的情怀，还是集中表现在第一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两句之中。对于变化十分敏感的孟浩然，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痛切。

六

对于喜好活动变化的自然的孟浩然来说，被强加的、不得已的隐居生活，是不会让他满意的。在襄阳这个蔽塞的环境里，他总是渴求活动起来，驱动他的具体目标就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他在大约三十岁时写下的《书怀贻京邑故人》（卷一）一诗就很能体现他的这种心境。开头四句这样叙述道：

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
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

“邹鲁”，指山东省的邹县和曲阜，儒家创始人孔子是鲁人，孟子是邹人。第一联可能因为孟浩然也姓孟所以与孟子攀上关系。他的名字“浩然”应该也是来自《孟子·公孙丑篇》中的“浩然之气”。“诗礼”，即诗经和三礼，代指五经。“趋庭”，来自《论语·季氏篇》中的典故。孔子的儿子伯鱼快步跑过庭院的时候，被父亲叫住，要他学习诗礼。这里意为在父亲身边接受教育。孟浩然在这样的家风之下自小就被灌输的儒家经典，一方面教导“仁”，即对人的广博丰富的爱，一方面主张只有具备了诗礼等教养的人才能最好地管理政治。《论语·子路篇》云：“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不但如此，孔子还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是说，如果由他来掌管政治，三年就能治理完善。孟浩然对政治的关心受到来自内外的刺激，不可能不高涨。接下来的四句为：

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
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

关于孟浩然年轻时的读书生活，从另一首诗《南阳北阻雪》（卷一）中的“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一联也可略窥一端。对“章句”最感兴趣，这使他日后成为诗人。因此，他的“词赋”颇“工”。不过，他并不只是为学诗礼而读书，读书最终还是通过科举参与政治的手段。可是，他已经到了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说“三十而立”的三十岁，却还未能离开襄阳去长安参与政治，他不能不为此叹息，“嗟吁命不通”。

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
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

慈爱的双亲日益“羸老”，想到这里，我内心深处既喜又惧。《论语·里仁篇》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可是，为父母准备的“甘脆”即柔软可口的食物常常不足，像颜回的“箪瓢”即一箪饭一瓢水那样的粗茶淡饭也屡屡不够。

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
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

处于这种天天孝养双亲蔽塞郁闷的状态之中，孟浩然心中想到的人物是，连执鞭御者这么低微的职位也要去仕官的孔子和接到升任安阳令的召书而喜形于色的后汉的毛义。《论语·述而篇》云：“子曰，富而不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后汉书·刘平传》载：“中兴，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有感于孔子和毛义的故事，我也弹去冠上的灰尘，等待来自朝廷的诏令，无论如何也想去长安。虽然《论语·卫灵公篇》说“君子固穷”，但就像子路也曾追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君子的穷困是不得已的，并非君子自己希望如此。“固穷”的状态怎么可能一直守下去呢？

当涂诉知己，投刺匪求蒙。
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

为了让人理解我的价值，不断向“当涂”即担任要职的人们诉求，四方递交名片请求见面。这并非是我在求对方，本来应该是对方来求我。《易·蒙卦》云：“蒙，亨也。我匪求童蒙。童蒙来求我。”孟浩然为了改变处境，看来做了相当的活动，但效果并不显著。你所在的“秦”长安即题中的京邑，与我所在的古代“楚”国之地襄阳，其间远离千里，相异甚大。何日才能“翻飞”起来，与你同样走上官途？“翻飞”一词，见于南朝宋人谢瞻《于安城答灵运》（《文选》卷二十五）一诗中的“肇允虽同规，翻飞各异概”。对于喜好活动，渴求变化的孟浩然，“翻飞”应该说是最尖锐最精当地表达出他内心状态的词汇。他在《送丁大凰进士赴举呈张九龄》（卷一）一诗中，对因数次科举失败而意气消沉的丁大凰咏道，“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在《送张子容赴举》（卷三）中又说，“茂林余偃息，乔木尔飞翻”。这个张子容，可能就是他的“京邑故人”。

七

在同样也是写于大约三十岁时的《田家作》（卷一）中，孟浩然倾吐发泄了对依然无法活动起来的现状的不满。

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
卜邻劳三径，植果盈千树。

我的茅庐之所以远离尘世喧嚣，是因为先祖们一直过着安静朴素的生活。择隐士居所为邻，植树千棵，果实累累。“三径”，晋朝陶渊明《归去来辞》中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诗的开头，孟浩然似乎在赞美隐居生活。可是——

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
书枕时将晚，丘园日空暮。

啊，我将自己的命运任其“推迁”变化，年已三十却依然不遇。“书枕”，即以书为枕，可能他整天都在读书吧。

对他来说，隐居生活已经没有价值。渴望活动变化的痛切心理，使他开始对每天单调的生活感到焦躁不耐。

晨兴自多怀，昼坐常寡悟。
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

孟浩然每天为各种琐碎杂事而心烦意乱，完全不能达到悟透人事的隐者心境。尤其让他十分介意的是，同龄的友人们已如鸿鹄冲天，在政府担任要职。可是，要像鸡鸭一般去抢食，又让他实在难以忍受。

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
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

到这里，他明白地倾吐了郁结在胸中的不满。即使远望“金马门”这个象征朝廷的方向，视线也抵达不到，只能在采柴的山路上唱着劳作之歌。在这偏鄙之地，无人能理解我的真正价值，朝廷里面的亲戚朋友也很少。

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

有谁为可比汉朝扬雄的我，将可与《甘泉赋》媲美的我的诗文，向当今陛下推荐呢？全诗以这两句结尾。扬雄，前汉末期学者，年过四十始自蜀中来到长安。《汉书·扬雄传》云：“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扬雄的这个故事，对渴求变化活动的孟浩然看来刺激很大。他在《题长安主人壁》（卷一）中，也用“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两句来表达在京城求职不遂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归乡的心境。

另外，从大约四十岁时所作的《田家元日》（卷一）中，也可窥见孟浩然因追求活动变化而终究未能成为隐者的微妙心理。这一年，他终于无法忍耐，再次离开襄阳赴长安，此诗估计作于他出发之前。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野老就耕去，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第一联，昨夜除夕，北斗七星在北方转了一圈；今朝元日，“岁”即木星在东边升起。

第二联，我的年龄已经到了被称为“强”的四十岁，本应已经仕官，但却尚未得到吃禄粮的身份，还在乡下忧虑农耕之事。“强仕”，来自《礼记·曲礼篇》的“四十曰强，而仕”。应该注意他的“忧农”感慨，他“忧农”是由于“无禄”。

第三联以下写与他相反的自足的人们。老农出耕，荷锄走在牧童后面。

第四联，农家到处都在占卜气候，人人都说今年会丰收。在乡村期待作物收成的快活气氛中，只有他独自一人在“忧农”。

的确，孟浩然也有歌咏田园之乐的诗，如《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卷三）一诗中就有“余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这样的句子。但从他的诗整体来看，这样的作品毋宁说是例外。他无法安于襄阳的隐居生活，总是考虑着朝廷仕途的事。这是他喜好活动变化的自然的性情将他自身也引向活动变化的结果吧。因此，他忍受不了在偏僻的襄阳乡下和农民们一起讴歌田园生活的日子。他的诗集里享受田园生活的诗很少，在这一点上，与晋朝田园诗人陶渊明很不一样。

八

不过，孟浩然虽然并非出于自愿，但也是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他对过去的隐士抱有很强的共鸣。其中，也许由于自己也是诗人，他对陶渊明的兴趣尤其浓厚。他的诗集里有好些提及陶渊明的诗。比如，在《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卷一）中很直接地写到：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
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从前曾读过晋朝皇甫谧撰写的《高士传》三卷，其中最为中意的是陶征君。他每天耽溺于田园之趣，自以为就是古代帝皇伏羲时代的人。“陶征君”，当然是指陶渊明。南朝宋人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文选》卷五十七）云：“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征君”，即征士，谓被朝廷征召却未就官职的人。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中有：“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可是，孟浩然和这样的陶渊明正好相反。诗中继续写道：

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
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

和他相比，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何总是要四处问津，徒然奔波，不想隐居下来呢？《论语·宪问篇》云：“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微子篇》又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已届中年的我（实为三十岁左右），还抛弃丘壑之间的隐居之乐，向着“上国”首都长安出发，去到红尘俗世之中。

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
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

虽然来到了京城，从忠义来说，应该在那里为“明主”即当今的天子陛下效力；但从孝道来说，又应该回到故乡侍奉在年老双亲的身边。结果，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时，已值炎暑，错过了耕田撒种的春天。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
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

在北窗之下，就象后汉孝子黄香一样，用扇子为老人的枕头送凉；去南边山涧之滨，为双亲采集长寿妙药灵芝。“扇枕”，指《东观汉记·黄香传》中记载的黄香孝敬父母的事迹，“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北窗下”，应该来自前面提到的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的“北窗下卧”。“采芝”，隐居商山的四皓有琴曲名《采芝操》。“南涧滨”，出自《诗经·召南·采苹》中的“于以采苹，南涧之滨”。在这里，我有句话要告诉与朝廷有关的人们：我是真正景仰隐居在颍川之北拒绝接受尧帝转让天下的许由。许由之事亦见于《高士传》。

一面向往完美的隐士陶渊明，一面又不能不自觉到自己与陶渊明本质的不同，这首诗把孟浩然的这种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明。使孟浩然在内心深处与陶渊明产生距离的，是他自己喜好动态变化之自然、喜好活动的气质性格。

尽管如此，孟浩然在别的诗里还是表达了对景仰对象陶渊明的倾慕之情。他在《李氏园卧疾》（卷四）的开头写道：

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

陶渊明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有“闲居三十岁，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

《口号赠王九》（卷四）一诗则表达得稍为委婉：

日暮田家远，山中勿久淹。
归人须早去，稚子望陶潜。

最后一句来自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孟浩然的诗集里还常常能看到陶渊明的作品及生活的投影。如《途中九日怀襄阳》（卷四）中有：

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

这来自陶渊明《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庐明府九日于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卷二）中有：

酒邀彭泽载，琴辍武城弹。

“彭泽”，位于现江西省北端，陶渊明曾任此地县令。《晋书·陶潜传》载：“〔刺史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

提及陶渊明任彭泽县令一事的诗还有：《秋登张明府海亭》（卷三）中的“欢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寻梅道士》（卷三）中的“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

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有关的诗有：《高阳池送朱二》（卷二）中的“殷勤为访桃源路，予亦归来松子家”；《游精思题观主山房》（卷三）中的“误入花源里，初怜竹径深”。

不过，孟浩然对陶渊明的倾慕也许并非那么单纯。宋代的苏轼、朱子以及鲁迅都曾指出，吉川幸次郎博士在《陶渊明传》中也论到，陶渊明的诗，在隐士的静穆的表面之下潜藏有热烈而复杂的东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感情应该是更为复杂的。可是，孟浩然本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层，尚不能确定。在唐代，陶渊明被视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静谧的一面得到很高的评价。不过，凭着诗人的直感，孟浩然在无意识中感知到了陶渊明诗中潜藏的热烈而复杂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两位诗人在隐居的态度上虽然有明显的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又可以说是相似的。

九

孟浩然好酒，也好“宴”。这应该是因为在襄阳这个非常蔽塞的地方，他想要活动起来的欲求受到压抑，而酒和宴能为他带来对于变化的期待。他的确常常去赴宴。还总是等待着赴宴。这里举出《清明日宴梅道士房》（卷四）一诗：

林下愁春尽，开轩览物华。
忽逢青鸟使，邀我赤松家。
丹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
童颜若可驻，何惜醉流霞。

第一联，我在山林下为春日将尽而愁，打开窗户眺望晚春美妙的风物。“物华”，在本文最初举出的诗里已经说明，是体现他的自然感的一个关键词。

第二联，就在这时，西王母的使者青鸟突然降临，把我带到仙人赤松子的家。这当然是指梅道士。

第三联，今天是清明节，寒食期间熄了火的炼丹砂的灶里刚刚燃起火焰。仙人吃的蟠桃也花开正盛。

第四联，如果这仙酒“流霞”能让人童颜常驻，怎能不痛痛快快地喝下呢？

这首诗很能表现孟浩然在宴席上的快活心情。可是，赴宴的他总是这么快活的吗？未必。《宴张记室宅》（卷二）是这样的：

甲第金张馆，门庭轩骑多。
家封汉阳郡，文会楚材过。
曲岛浮觞酌，前山入咏歌。
妓堂花映发，书阁柳逶迤。
玉指调筝柱，金泥饰舞罗。
谁知书剑者，年岁独蹉跎。

诗的大意是：汉代号称第一的豪宅是金日、张安世的邸宅，门庭总是挤满车马。当代同姓的张记室家也是如此。其家世代被封为湖北汉阳郡，这里举办的文章盛会有天下才士前来参加。园中曲岛有人浮起酒杯对酌交饮，前面假山有人传来歌声。聚满艺妓的厅堂如鲜花盛开，而主人的书斋则有长柳垂枝。光洁的玉指在调整筝柱，演奏就要开始，舞女的罗纱衣裳上饰有华丽的金泥。可是，酒席上谁会知道，有个书剑在身的文人，年年岁岁独自蹉跎。

这首诗除最后两句以外都在赞美记室官张某人的宴会，从中能感受到宴会的华美和孟浩然的酒气。可是，到了最后，孟浩然突然黯然神伤，他那兴高采烈的心情以及对主人的感谢顿时荡然无存。这个飞跃实在将他内心的苦楚表露无余。

十

同样是隐者，孟浩然在诗集里不时提及的人物还有晋朝高僧支遁。支遁，字道林，经常出现在《世说新语》中。孟浩然注意到支遁，应该是因为支遁位于隐遁与佛教的连接点之处。例如，《晚春远上人南亭》（卷三）中有“给园支遁隐，虚寂养闲和”。“给园”，指佛典中的祇树给孤独园，这是给孤独长者用黄金铺满祇陀太子的园林，把这个园林买下来建起的精舍。另，《宴荣山人池亭》（卷四）中也有“枥嘶支遁马，池养右军鹅”等句。这来自《世说新语·言语篇》中的“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从对支遁的关注可知，孟浩然对佛教抱有兴趣，他的这种兴趣还表现在其诗集收有不少歌咏与僧人的交往和关于寺院的诗。《孟浩然集》中这样的诗有二十多首。他本人也在诗中表述了对佛教的兴趣。《还山赠湛禅师》（卷一）中写道：

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

“无生理”，指佛教的既无生也无死超越生死的教理。我从小就听到这样的理法，总是以之“观”此身，想要悟得本质。诗的后面将湛禅师比做支遁，陈列了大量的佛教用语。

他在《宿终南翠微寺》（卷一）中写道：

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

佛教与儒教、道教虽然“异门”，但这云雾缭绕的树林酝酿出的佛寺的气氛却与我的心情颇为“同调”。这种抒怀很能显示出孟浩然对佛教的倾斜，尤其因为他原本是学习诗礼的“儒”教徒。

不过，他的兴趣不仅在佛教。从前面举过的《清明日宴梅道士房》可知，他对道教也有共鸣。诗集中有十五首左右关于道教的诗。可以这么说，他从佛教里追求静谧，从道教里寻求梦幻。

孟浩然对佛道的倾斜，与其说是对其教理有感悟，不如说是想要通过这两种宗教来窥知变化的世界和变化的自然。佛教和道教，为身体处于十分压抑而闭塞的环境中的孟浩然带来精神上的变化，在他眼前现出一个已经变化了的自然的新的形态。这以佛寺道观这样的环境为媒介，所以更能触动他的心。

十一

在此，让我对以上论述稍作综合整理。孟浩然的诗，首先是面向活动变化的自然。这同时又驱使他自己活动起来，去追求变化，其方式便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他抱有这个愿望，当然是因为自幼接受的知识分子必备的儒家教养，即，从大处说，成为政府官员为民众服务；从小处说，对自己周围的人怀有仁爱之情。可是，这条道路最终还是对他关闭了。那之后的孟浩然，任其自身的性情气质，乘舟旅行，出席宴会，倾向佛道。

孟浩然的诗的世界，可以用《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卷一）中的这两句来概括象征：

山水会稽郡，诗书孔氏门。

（1971年1月初稿，1980年9月16日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