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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对华君武来说却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在桥儿沟西山的美术工场，华君武和古元住在一块，他们在半山合种了一块小菜地，种着葱、蒜、辣椒、西红柿、萝卜、圆白菜。那时，华君武和古元也会偶尔有一点稿费，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特殊了，可以买点羊腰子和羊油，其中，羊腰子炒蔬菜是当时他们打牙祭的小锅菜。有时，买上一根羊脊椎骨，加上萝卜、西红柿和圆白菜，炖上一大锅，吃饭时，把美术系的人都找来，大家围着吃菜喝汤，可谓无上的享受。有时嘴馋了，也没什么可吃的，就把点灯的清油倒出来炒小米饭吃。后来，不知怎的这事情让总务科发现了，清油里被兑了些煤油，从此炒小米饭也就吃不成了。那时，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发了津贴(其实也就够买四两白酒、一只猪蹄和两包旱烟的)，才能喝点酒。本来大家会餐划拳是输了才喝，但酒少，就变成了赢了才能喝。延安当时卖酒的小商贩就做些手脚，酒里掺水、加鸽子粪(据说易头晕，就以为酒浓)、加石灰(使人感觉酒烈)，反正喝了也发酒疯，华君武喝多了就拉住冼星海，不让他去城里指挥音乐晚会。

对那段岁月，华君武还有很多有趣的回忆，比如：

王朝闻的“开天窗”和花茶

王朝闻同志原来是学雕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捏泥菩萨的。但是在延安“鲁艺”，当时要有一间做雕塑、还要有天窗的房子谈何容易。美术系要盖一间可以画素描的画室，还是由王曼硕同志带了学生上山砍了树木，运回来自己动手兴建的。既要开天窗，就必然要玻璃，哪里来的玻璃？当时许多负责同志住的窑洞的窗户还是用纸糊的。王朝闻无可奈何，只好空喊天窗，发发牢骚。没有天窗，克服困难，也做雕塑。现在大家看到的《毛泽东选集》上的毛泽东浮雕像，就是他在延安创作的。

延安从来没有茶喝，用自己的瓦盆(既是饭碗，又是水碗)在伙房里舀些开水放着，渴了就喝。那时如果有个搪瓷杯子就是奇迹，一般是没有的。王朝闻忽然发明采集酸枣树的嫩芽来焙制“茶”叶，酸枣树漫山遍野都是，于是有一阵，大家都喝起“茶”来。后来又有人加入后山采集的野蔷薇，就变成花茶了。

胡蛮戒烟和改名

胡蛮同志是抗战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我们都很尊重他，他也向我们报告苏联的美术。他那时吸烟斗，并且还有一个装烟丝的橡胶烟荷包，在当时自然是十分了不起的。胡蛮同志当时住在东山，和我们西山遥遥相对。某天，我们看到他在窑洞门口的半山草丛里找东西。事后别人告诉我说，他前一天决心戒烟，把烟斗和烟荷包都摔到山下以示决心，没想到第二天烟瘾犯了，顾不得面子，又到山下找回了他的烟具。胡蛮同志喜欢不断改姓换名，他在去苏联以前原名王钧初，因为表示革命就要用苦力，又用罗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比喻为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罗思即螺丝钉之意)。他从苏联回来时用的名字叫王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又改成了旺红，当时钟敬之同志说这个名字不像男人的名字，他又取名胡蛮。未几，胡宗南进攻边区，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抨击国民党，称胡宗南为“胡蛮”。胡蛮同志大概着急了，又改成了祜曼，并且还解释，这是外语中“人道”(Гyманист)的意思。胡蛮同志进了城就再也没有改名了。当时有些同志改名，也是表示革命的意思，只是他改的次数多一些。

在延安，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苦中有乐，乐在苦中。他们懂得苦中作乐，时常调皮捣蛋。在延安有一种山西曲沃来的旱烟，很像晒干了的马粪，因此被称为马粪烟，米谷自己雕了个烟斗抽旱烟。一日，由于连日下雨导致外出不便，旱烟抽完，没钱买烟，又犯了烟瘾。华君武和焦心河使坏，捡了点干马粪充旱烟骗米谷，因为马粪烟其实是掺了很多草的，所以米谷也辨不出真伪，当然，事后得知后，华君武他们也就免不了挨他的一顿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