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透视】
论王度庐的早期小说
徐斯年
（苏州大学 出版社，江苏苏州 215000）
内容摘要：王度庐早期所撰侦探小说尽管难免稚嫩，当时却很受读者欢迎；同期社会言情小说因描绘城市生活面广、批判色彩浓厚而颇可观；武侠小说稍弱，但它们与社会言情小说一同探索“侠情”模式，并以不断积累、日益成熟的“失败—失意的男人”谱系，催生了《宝剑金钗》。历经12年，王度庐终于由一个17岁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开创“现代武侠言情小说”完善形态的一代宗师。
关键词： 王度庐；通俗文学；小说
（一）王度庐的早期简历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字霄羽。“度庐”是1938年开始启用的笔名，现则成为其公认的正式名字。他出生于北京下层旗人家庭，6岁失怙，上有一位同住的叔祖父和一位姐姐，下有遗腹出生的兄弟，主要靠寡母和姐姐替人缝补浆洗维持全家生计。15岁小学毕业（十二三岁时曾一度辍学），一边自学一边艰难谋生。约于1926年开始在《小小日报》发表通俗小说。1930年初，以笔名“柳今”在该报副刊开设个人专栏“谈天”，日撰杂文一篇，同时亦为其他专栏撰文。次年，受聘担任该报编辑。1933年辞职，于做家教时认识李丹荃。1934年赴西安，曾任西安《民意报》编辑及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办事员。1935年与李丹荃在西安结婚，婚后辗转西北、中原各地求生。1936年返回北平。次年春，夫妇同赴青岛。
张赣生曾说：王度庐“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因而“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他所创作的现代武侠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即为1938年至1944年在青岛发表的“鹤—铁五部曲”（《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首先连载的则是《宝剑金钗记》）。因此，我们把1926年至1937年这一时段视为其创作生涯的“早期”。
已知的王氏早期小说，绝大部分发表于《小小日报》。笔者为撰写《王度庐评传》搜集资料时，恰逢全国馆藏旧报集中摄制缩微胶卷，所以未能查阅该报。现在见到残存的该报及北平《平报》缩微胶卷，还有陕西相关报刊，除查到发表于《小小日报》的早期杂文一百四十余篇（署名“柳今”），发表于西安《民意报》“电影与戏剧”专栏的评论数篇（分别署名“柳今”、“潇雨”），发表于《陕西教育旬刊》的论文《民间歌谣之研究》一篇及发表于《陕西教育月刊》的报道两篇（均署“王霄羽”）外，共搜集到王氏早期小说28种，具见下表。
残存《小小日报》所载王度庐小说目录
残存（平报）所载王度庐小说目录
由于各图书馆现存旧刊、特别是旧报残缺严重，当可肯定王氏早期小说、杂文总数远远超过以上统计（若干时段还属“空白期”）。出于同样原因，以上28种残存小说基本保持完整者甚少。我们只能在这样严酷的制约之下展开论析。
（二）“以著侦探小说知名”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王度庐最早公开发表小说当在17岁时（鉴于《半瓶香水》、《黄色粉笔》和《绣帘垂》之确切发表时间难以考定，也不排除16岁时的可能性），而且一开始便“全面出击”，尝试撰写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不过，他的初试之作，却是作为“舶来品”的侦探小说。
我们掌握的王氏10种侦探小说中，相对完整可读的只有《红绫枕》、《惊人秘柬》、《神獒捉鬼》和《空房怪事》四种。鉴于一般读者不可能读到王氏早期作品，本文在评介重点文本时，都将首先介绍情节梗概。
《红绫枕》共10章，约3万余字，发表时标类为“惨情/实事小说”，但它也被视为侦探小说，而且是至今可以见到的“鲁克系列”第一部。其情节梗概如下：
在沪卖文为生的湖南籍青年作家戚雪桥与歌女桑泪月相识相爱，并已定下婚约。曾受雪桥接济的屠户熊阿大担心雪桥受骗，为考验泪月忠贞而怀刀伪装逼奸，结果吓死桑母。阿大畏罪，潜逃杭州。
戚、桑婚期因母丧而推迟。为获稳定收入维持家计，雪桥应聘入臧师长幕，任秘书。另一秘书殷显仁挑拨师长纳泪月为妾，为此关押、拷打雪桥，逼写休书。泪月接休书后，向臧师长提出放人、预付妆奁费等条件，资助获释的雪桥逃亡杭州，自己置备红绫枕，内藏匕首，拟拼一死以明志。
臧师长迎娶泪月之夜，新房内忽生血案，泪月中刀气绝，臧师长不知去向。英捕房包探鲁克与助手马进到达现场验勘，循血迹在隔壁公馆井中提得棉袄、夹裤，内有杭—沪车票一张，屠户包肉之蓝色“豆纸儿”数纸。回到巡捕房，鲁克传唤知情者了解事件背景，锁定熊阿大为第一嫌疑人，遂率马进赴杭侦查。
抵杭后，鲁克化装为茶叶贩子，入住熊阿大所住旅馆，与之初步接触，并在外出查访时见到在放鹤亭题诗的戚雪桥和来杭躲避的殷显仁。又趁熊阿大外出时开启所存皮箱，发现臧师长头颅和阿大手写追悔文字。鲁克正与马进联络时，阿大回到旅馆，不仅承认为替雪桥、泪月报仇而杀臧师长，割头、抛尸，而且承认也已将殷显仁在杭杀死；桑泪月则系挺身刺杀师长不敌而为臧所杀害。鲁克、马进带回熊阿大，法庭判以无期徒刑，随即郁死狱中。
戚雪桥埋葬泪月、阿大，赋诗哭吊后自缢，被鲁克救下，劝解道：你还有老母在堂，怎么可以死！雪桥乃返乡，安顿好老母，投沅江以殉。
作为侦探小说，《红绫枕》是在第五章洞房案发时才进入“文类程式”的。前四章均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所以，当鲁克到达现场时，读者对事件的背景和前因，要比这位“赛福尔摩斯”知情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必须安排一段鲁克传询知情人的情节，以使侦查工作符合逻辑。这也决定了在排查犯案嫌疑人时，鲁克和读者面临的悬念都不很大，真正存疑的问题只有两个：一、臧师长为何失踪？二、桑泪月为谁所杀？对这两个问题，鲁克已凭物证、痕迹，经逻辑推理而“明白大半”，只要熊阿大到案，推理便可得到验证。他和马进的杭州之行，其实只是搜证、求证之行。所以，当熊阿大到案之后，他对马进说：“这案子有什么难？反正比咱们早先破的那半瓶香水容易得多多罢！”看来，《半瓶香水》和《黄色粉笔》都属于“鲁克探案”系列里的“正格”侦探小说，《红绫枕》则是“变格”的侦探小说。用严格的眼光考察，这部作品在情节构思和描写上是存在瑕疵的，例如熊阿大为何要把臧师长的头颅割下来，而且在箱子里保存那么久？作者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沪、杭的生活习俗及语言，叙述中也多有不合之处。但是，考虑到作品出自一位17岁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文学青年之手，仍当视为佳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意义，将在本文第五节内再作专题讨论。
1930年发表的《惊人秘柬》亦属“鲁克探案”，共10章，约2万字。情节梗概如下：
鲁克携马进刚回到故乡安徽广德，即收到熟人曾健生留条，谓有要事，请来舍下一谈；随即前往赴约。
某日，鲁克求见大律师韩坪山，托韩代为保存一封密柬，并立字据曰：“此函内容，韩君一概不知，除保管外，一概不负责任。”盖有私章为凭，并嘱咐道：所盖私章上的“克”字，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末笔一钩为双岔，是为暗记。以后除非本人亲自来取或有加盖此章的函件为凭，任何人来索取，都不可出示、交付。
一周多后，韩坪山收到署名鲁克的一封挂号信，谓：秘柬之事发矣，速将该件焚毁，否则十五分钟后将有恶徒登门，你我性命均难保。韩用放大镜查验所盖私章，“克”字一钩确为双岔，即遵嘱烧毁秘柬。事后不放心，登门访鲁克，鲁外出未归；回到家中，并无意外发生。
次日鲁克来访，韩告以秘柬已遵嘱焚毁。鲁大惊，谓不曾来信；检验该信和所钤图章后，问韩是否向别人谈起过受托藏柬之事。韩说赴亲戚家贺寿，酒后似乎提过。鲁克问：酒席上有无姓范的？韩答：似乎没有。鲁克道：“烧了这封秘柬倒不要紧，只是恐怕要弄出几条人命来啊！”随即收起假信说：你不会因这件事情而为难，一周以后我当可以向你揭示内情。此时马进来到，报告曾健生家出了命案！
鲁克、马进到得曾宅，见仆人李德绥已被铁器击死。曾健生对鲁克说：幸亏我们夫妻遵照你的嘱咐搬到东屋去了，昨晚李德绥就是在北屋被杀的。鲁克查验现场，发现房门白瓷门钉上似有异迹，遂用白纸加封。命在场警察处理现场，嘱健生事后“到舍下去一趟”。
曾健生来到鲁家，见鲁克化装外出刚回，嘱咐健生搬家。健生遂到十字街，租下鲁克代为定好的一处房舍，次日即搬迁过来，鲁克、马进始终参与这一过程。
三天之后，有凶徒于黄昏时跳墙而入，被埋伏在新宅里的马进、鲁克擒获，搜出身藏印刷机器铁质零件一个，转轮手枪一把，由警察押往县署。曾宅命案于是告破。
当天下午，鲁克访韩坪山，告以案情和破案经过：凶徒范远谋，曾因讹诈、枪击曾健生而获刑。获释后追到广德，上门威胁健生，健生握有范远谋当年所写恐吓信及范之照片一张，对范说：两件证物已交鲁克，如敢作歹，必受惩罚。范悻悻而退。鲁克托韩律师代藏之秘柬，即此两件证物。韩酒后失言，吐露鲁克私章暗记，恰被同席的刻印高手常绰才和石印厂老板褚仲咸听到，而范远谋正是褚手下的工人，并曾和褚密谋讹诈曾健生。于是四人合作，通过与鲁克交往较多的裁缝铺获得鲁之笔迹，由常某仿刻私章，假造信件。骗得韩律师烧毁秘柬之后，范即往曾宅作案，不料被打死的是个仆人。鲁克勘验现场，发现凶器似为铁质钝物，又在门钉上发现印刷油墨微痕，与假信纸上所留微痕相似；通过化装侦察，查明范在褚氏印厂做工。于是建议健生搬到石印厂附近居住，引蛇出洞，擒获范某。
《惊人秘柬》符合“正格”侦探小说程式，全以“限知视角”叙述，时空“折叠”也运用得较好。这篇作品和《红绫枕》有一点相似之处，即在锁定嫌疑人方面没费多少周折。起初，鲁克的任务只是找到范远谋，预防犯罪。不料韩大律师一时失言，加以犯罪团伙狡猾多谋，导致仆人惨死，双方都有失策。鲁克从中吸取教训，夺取主动，终于获胜。全篇贯穿两条情节线，与鲁克等相关的属于明线，与范远谋等相关的属于暗线。罪犯与侦探斗法，全从明线交代，因此悬念颇强，相当好看。
然而，这篇作品也有经不起推敲之处。第一，仿刻私章，仅凭得知暗记是办不到的，因为还须掌握形制、规格，所镌字体、布局以及风格。这些信息，从那位虽然微醺却未完全丧失警惕性的大律师口中，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裁缝铺里留有鲁克所写便条虽然符合情理，但是便条若钤印记，就不合理了（作品里也没有这样交代，排除了经此途径获取印章其他信息的可能性）。因此，仿刻私章这一情节因缺乏必要交代而显得牵强。第二，范远谋是个反侦察能力极强的凶犯，一直跟踪、监视着鲁克和马进的行踪；而曾氏搬家，鲁、马都是直接参与，未加掩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范某竟会上当，与其显示过的反侦察能力不符。这样一来，“赛福尔摩斯”的谋略，反而也被“降低”了。
《神獒捉鬼》和《空房怪事》都写警犬学专家章渲破案的故事（作者在引言中说：这些故事是马进来信提供的，共有四则；因而“章渲系列”也可视为“鲁克系列”的“外篇”）。《神獒捉鬼》述章渲在警犬“灵狮”的帮助下，凭一顶染有血迹的皮帽破获一起命案。《空房怪事》则述章渲指挥灵狮嗅踪，破解一起“李代桃僵”的命案；空屋绿光，墙头“鬼影”，密室机关，恐怖、怪异氛围颇浓。凶犯又是一个退休之后侨居浙东的东南亚某小国官员，平添数分异国情调。
作者以马进的口气介绍章渲，说他是浙江嘉兴人，与鲁克、马进同毕业于上海法律专科，精通警犬学。这个人物很可能不是向壁虚构的：中国第一位警犬学家董翰良（1887—1979），民国初年先后就学于北京高等警官学校警犬科及日本警犬专科学校，又被日方派往德国专攻警犬学，人称“东方警犬学鼻祖”。其夫人为北京籍，满族。另有钱锡林，湖南嘉禾人，亦曾就学于德国警犬研究所，任内务部高等警官学校警犬科科长，辈分应该高于董翰良。读王度庐的“谈天”杂文，可知他涉猎报章书刊甚广而杂，由此推测，他极有可能看到过关于这两位警犬学家的报道，从而塑造了章渲这个人物。但从上述两篇作品又可看出，他在写作时又是缺乏专业知识准备的，例如叙述章渲指挥“灵狮”追踪，每次都没写到“嗅认嗅源”这个必不可少的技术环节。此类瑕疵，也颇令人遗憾。
十余年后，当“王霄羽”的名字出现在青岛报纸时，有人撰文介绍说：“王君曩在北京主编《小小日报》时，以著侦探小说知名”。可见尽管稍嫌稚嫩，王氏侦探小说当年仍颇受读者欢迎，产生的影响竟比他同期所写的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更深。当时的小报读者不仅从这些侦探小说曲折离奇的故事里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初步懂得了什么是“法治”，因为这些作品描述的虽是破案—缉凶过程，深层却蕴涵着对于“有罪推定”的否定。而作者在构思中，对中国当时法制的现状及其缺失，也确实是有所认识并有所交代的。对于青年王度庐而言，撰写侦探小说还是学习精心构思故事、学习运用新式叙述语言的有益实践。
（三）社会小说颇不俗
现已掌握的王氏早期小说28种里，社会言情类占了一半，数量最多。连载时，除《红绫枕》和《玉藕愁丝》标为“惨情小说”、《缠命丝》标为“哀情小说”外，多被标为“社会小说”，而实际上几乎每部都含爱情故事。可惜的是，除《红绫枕》外，其他13种均系断章残篇（有的仅知篇名）。其中，《烟霭纷纷》存18回，《玉藕愁丝》存8章，虽不连贯，但是基本可读。
《玉藕愁丝》行文稍显欧化，略嫌矫作。全作不立回目，每章均以两字为题，残存者为：“第一章 忧怀”、“第二章 雇佣”、“第三章 旧梦”、“第四章 鸿沉”、“第五章 情疑”、“第六章 蚕缚”、“第八章 孽忏”。章题类似戏曲折名，可见作者熟悉的依然是传统章法及其叙事方式。书叙一对情人，因受小人拨弄而断绝关系。六年之后，男主人公周玉轩从日本学成回国，在上海某法院任验尸官，业已娶妻生子，生活颇为优裕。某日，其妻雇得一位新仆妇，十分满意；玉轩归来发现，这位仆妇竟是自己的初恋情人甄藕娟。由此引出过去的故事和当前的纠葛。已见结局是：甄藕娟投黄浦江自尽，奉命验尸的就是周玉轩！
就现存文本考察，《玉藕愁丝》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头构思与曹禺的《雷雨》有不谋而合之处。这反映出王度庐创作《玉藕愁丝》时，已经面临如何借“现在的故事”引出“过去的故事”，又借“过去的故事”推动“现在的故事”，这样一种相当“现代”的叙事课题，而且有所实践。可惜的是，他依然习惯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和“线性时间”，未能在时空处理方面获得叙事方式上的新突破。
《烟霭纷纷》的男主人公是安徽青年柳慕新。他孤身来京，插入希文中学读高中；京中虽有一位二叔，然而也是单身，所以慕新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只能留在学校宿舍忍受孤独。某个周六晚上，正当他望着月光吟哦李白《静夜思》时，秋风突然送来悠悠的风琴声，令他忘情许久。此后每逢周六，都有琴声相伴。一个偶然机会，令他结识了隔壁缪宅的大少爷缪容雍，相谈知是同乡。后又认识缪宅二小姐——慧娴女校的初二学生缪淑缃，也就是那位每星期六回家必要弹琴自遣的人。
处境孤寒的柳慕新成绩优秀，很求上进。缪家是个开通、亲厚的大家庭，使他倍感温暖。玉洁冰清的缪淑缃性格开朗，和他共同话语很多，于是二人渐萌爱意。然而，迫于经济压力，慕新不得不于第二学年辍学，投入赣次长府中担任家庭庶务。这个职务令他不得不与各房姨太太、丫鬟频繁周旋，看透了上层社会的奢靡、腐败，更觉缪淑缃之纯洁、可爱。他不想“为五斗米而折腰”，可是老家的母亲却因他能自立、减轻家庭负担而不胜庆幸，嘱他务必珍惜；他希望与缪淑缃常相厮守，可是又摆脱不掉这份令人腻烦的差使。作者用了几段笔墨，渲写这位喜欢内省的青年的内心独白。柳慕新的这些身世之感，可用两个关键词加以概括：“无奈”和“不甘心”。
除了缪、赣两个家庭，作者又引出了第三个家庭。这一家的男主人祁荣冕原是赣次长的同学，如今败落，仅在冷衙门里充个科员。家中经常无米下锅，祁妻不耐贫寒，受“暗门子”诱惑，走向堕落。祁荣冕则靠下班之后拉黄包车贴补家用。某晚，他在慧娴女校拉得一笔生意，不料半路遭遇车祸，摔伤了车上的女学生，她就是缪淑缃！
作为“社会小说”，作者以柳、缪爱情故事贯穿起三个不同的家庭，扩大了叙事纵深，这种构思和结构都是可取的。值得讨论的是祁家的引出：作者先用柳慕新的“限知视角”——他在赣府遇到一个求见次长的陌生人；然后立即换用全知视角，回叙此人即祁荣冕的经历，并展开对其家庭境遇的铺叙；花费大量篇幅之后，方才绕到“车祸”。单独考察，作者在此变换视角、打断连续的“时间链”，都是叙事求新的探索，无可非议。但从全作整体考察，难免令人感觉对结构的严谨性有所破坏。如果改以“车祸”引出祁荣冕，然后再与柳、缪故事交织，叙述祁家境况，在结构上应会更加严谨，叙事也会更加统一。
《烟霭纷纷》显示出作者善于描写日常生活场景和各类人物语言的技巧（这是同期武侠小说所缺乏的）。有时一句话便能生动显现人物的身份、性格。由于现存文本尚未出现尖锐冲突，所以大量叙写的都是平淡的生活场景和人物的日常对话。凡此，作者都能写得生动、耐看。例如缪淑缃因出车祸而住院，柳慕新前去探望，作者是这样写的——
……慕新说：“我听见你摔伤，无论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我也得来的。”淑缃笑着说：“那么现在外国来打我们中国，正在危急，你是先去救国呢还是先来看我呢？”慕新说：“我想那时你必要一跃而起，忍着伤痛，去加入女子救国军。那时不用我来看你，我们也就见着面了。”淑缃听了微笑，又说：“我们学校昨天就开发了——这次上西山，大半得星期二才能回来呢！总是我没福上西山。”慕新说：“不要紧，将来你好了，我们一同上一趟西山。”淑缃点头说：“好罢。”慕新接过她手里那本书一看，名叫《双鬟记》，却是一本哀情小说。慕新说：“这本书是谁的？”淑缃说：“是我妈昨儿瞧我，给我送来的，教我解闷。”慕新点了点头，翻了翻那本小说，只见其中笔意很是颓丧，当下心里不禁惨然，遂就说：“妹妹，我有几本科学小说，明天我带来给你看。我希望你以后不要看这类小说。”……
上述对话中提到的《双鬟记》，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的作品，出版于民国五年（1916）。由此可以看出王度庐早期社会言情小说的又一特点：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和安排（这也是同期武侠小说所缺乏的）。又如，叙缪淑缃弹琴、柳慕新学琴时，作者写到这样几个曲目——“中华书局出版，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苏武留胡节不辱”（即《苏武牧羊》），《梅花三弄》，《朝天子》。其中的《麻雀与小孩》是黎锦晖的代表作，另三首都是当时流行的古曲或民间曲调。黎锦晖是当时影响最为广泛、成就非常显著的流行歌曲作曲家，他的作品因善于融合传统音乐素材而备受当年各界、特别是市民阶层的欢迎，《麻雀与小孩》中，就成功地融入了《苏武牧羊》的旋律素材。这些曲目作为细节，既贴切故事情境和人物性格，又是时代特色非常鲜明的文化符号，它们与书中写及的那些京剧剧目一样，都蕴涵着特殊的城市记忆和文化记忆。
缪淑缃伤愈之后，曾对柳慕新谈及家境大不如前，母亲虽亲厚，但思想仍守旧，等到自己初中毕业，她老人家可能就要考虑择婿了；而小说开头的引诗中又有“天涯咫尺离别处，双桨风横恨悠悠”句，可知缪、柳爱情的结局将是悲剧性的。从现存18回多一点的文本中还可窥见：赣次长家庭和祁荣冕家庭都还有后续情节有待发展（祁荣冕虽然穷落，心术似乎不正，这条情节线尤具后续张力）。因此，《烟霭纷纷》很可能是王度庐早期社会小说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后面应该还有不少故事。
细察其他社会小说的残章断篇，可知《烟霭纷纷》的观念、情调和艺术特征具有代表性。同时还可看出，其他同类作品的取材又是各具特色的，所写人物类型相当丰富，包括向往新思想、新生活的男女学生和男女青年，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梨园行的坤班戏子（如《蝶魂花骨》），“登徒子流亚”的纨绔子弟（如《残阳旧梦》），公开卖身的娼妓与半公开的“暗门子”（如《飘泊花》），归国留学生（如《玉藕愁丝》）等等。因而，王度庐早期社会小说反映的城市生活面相当广阔，批判现实的倾向非常鲜明。这些作品构成一种“平民叙事”，即从“平民作家”的视角所看到的城市生活纷杂图景，所感受到的贫富差别，所体察到的小人物的善良、挣扎、坚持和灭亡，以及上层社会的腐败和无耻。这种平民叙事一直贯彻在他早期的同类作品之中，体现着作者的“平民文学”观。在这方面，它们与后期那些社会言情小说并不存在质的差别。
（四）武侠小说有蕴藉
《小小日报》所载王氏武侠小说仅存四种，完整可读者只有《鳌汊海盗》。叙清朝末年，浙江处州农民黄如骥与隐居当地的童玉村结为知己，日日切磋武艺，习练水性。忽有捕役围堵玉村居处而拘之，如骥闻讯赶到，奋身将其救出。脱逃之后，方知童玉村原名董华彦，乃澎湖鳌汊岛海盗首领，现已金盆洗手，正拟另谋正当营生，不料仍被官衙探知底细。既已走投无路，黄如骥即随董华彦奔澎湖水寨入伙，以勇敢善战而深受同伙敬重。后因劫夺巨额珍珠，销赃不慎，被福州府捕头打入内部，与水师里应外合，悉数剿灭。只有黄如骥孤身逃脱，潜回故乡，奉老母迁往江西，隐名埋姓，改邪归正。
《鳌汊海盗》整体上未脱“《水浒》气”，而艺术水准则逊于《水浒》。作者在引言中述庄生之语，称欲表现“盗亦有道”，展示海盗里的“几个魁奇磊落之士”，而在故事中，除黄如骥、董华彦身上确有孝、义、勇等部分德行外，他们领导下的鳌汊盗众却只“劫富”而不见“济贫”，仅“啸聚”而不见“行道”。黄如骥逃回老家之后，还作了最后一案——盗窃富户纹银四百两，为的是解决搬迁费用。也许，作者就是要用冷静、客观的笔法，写出一个原生意义上的“侠”，即下层社会里的亡命之徒。但是第一回前又有两首作为引子的诗：“谁把心铁一横磨？秋风休悲易水歌。正是大江东去后，只身搅起万层波。”“莫说宗愨乘长风，英雄那堪沦落中。要向沧波一声啸，森森宝剑贯白虹。”如果说这是作者对这部作品的期许，那么实际文本可就与之相差甚远了。
《青衫剑客》仅存不连贯的四则，可以窥知主要背景是清末的济南，主人公韩天壮是位练气的剑客。飞剑练气和武功技击一样，都是王度庐的短板弱项，所以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这部作品，而在《侠义夫妻》和《护花铃》，因为它们都蕴藉着“侠情”构思。
《侠义夫妻》亦仅存四则，且不连贯。可知情节是：马啸竹女扮男装，孤身潜入云台山，解救被擒的未婚夫葛春虹。这是第十一至十五章间的故事，其时啸竹虽已许配春虹，但是尚未“成此一生大礼”。也就是说，此前他们是一对侠义情侣，成大礼后才是一对侠义夫妻。因此，此作虽被标为“武侠小说”，其间必定或多或少地包含“侠情”内容。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男、女主人公均系能“武”之“侠”，是对《儿女英雄传》型“侠情模式”的一种突破。《侠义夫妻》始载于1927年初，此前，类似模式之短篇已有罗韦士的《三童传》；此后，模式类似之长篇则有顾明道的《荒江女侠》，遗憾的是由于《侠义夫妻》文本残缺严重，无法进行比较。
《护花铃》，仅存（十四）、（十七）两则。男主人公应该是陈应爵，一位北京大学的青年职员，兼做着中学教师；女主人公应该是闵蕴青，大约十八九岁，是德胜门大街培淑女中的学生。这两则写的是应爵于相别六七年后初见蕴青，答应帮她寻找可能在“十九师十三混成旅”任职的父亲闵玉甫。我们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连载时被明确地标为“侠情小说”，表现的则是“当代题材”。尽管依据薄弱，还是可以就它作出如下推测：
标题应该取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护花金羚”条：“（宁王）至春时，于后园中紉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翔集，则令园吏掣铃索惊之。”纳兰容若《临江仙》有句曰：“几回肠断处，风动护花铃。”对照王氏《护花铃》残篇，我们有理由猜想，它叙述的是陈应爵为呵护闵蕴青而生发出的一系列故事，从而表现他和她的“侠气”。
其题材之“当代性”，又使我们想起过去有人指出：王度庐曾受李定夷影响。笔者当年注意到了这一说法，但一直苦于未在王氏作品里找到书证，而《护花铃》恰好便是这样一个直接的书证。李定夷有《丝绣平原记》，出版时被标为“侠义艳情小说”，叙述名士黎某为鼓姬王翠兰脱籍、觅婿的故事，属于不“武”之“侠”“仗义解厄”模式，王氏《护花铃》极可能也属这一模式。李定夷又有《茜窗泪影》、《镜花水月》等，均由“侠情”发展到“革命+恋爱”，可以称之为“取义舍情”模式。我们不知王氏的《护花铃》是否也发展到了这一层次；但是，仅见篇名、未见文本的《战地情仇》，很可能即属此种模式的侠情小说。
既然过去的读者对“王度庐学李定夷”有如此深刻的印象，那么还可推测：王氏所写“当代侠情”小说，很可能不止已知这几种，有待挖掘其他作品，进行深入考察。
以上都是“大胆的假设”，但愿有机会进行“细心的求证”（包括证伪）。
从《鳌汊海盗》到《黄河游侠传》有五年“空白期”，应该也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大窖藏”（挖掘内容当然不止于武侠小说）。
五年之后，即1936年、1937年，已发现的两部半王氏武侠小说是《黄河游侠传》、《燕赵悲歌传》和《八侠夺珠记》。后者因报纸失藏而仅见6章，“鹤—铁系列”中的《剑气珠光》也写争夺失窃的大内宝珠故事，其素材或与此作有关。作者在1938年所撰散文《海滨忆写》中提及，“去年”春季曾从青岛回北京，“结果我身边的一些文字债务”，应该包括向《平报》交付《八侠夺珠记》后半部的书稿。《燕赵悲歌传》基本完整，共6章，约45000字，叙退隐老镖师康振翼，因错救坏人而重入江湖，为江湖人化解争斗的故事。前半部描述比较从容、细致，然而草草收束，失之虎头蛇尾。与《鳌汊海盗》相比，这三部作品叙事都有进步，写的都是瑕疵成仇、杀人亡命的故事，人物多属粗莽之辈。其中特别吸引笔者注意的是《黄河游侠传》。
《黄河游侠传》，共12章，近10万字，基本完整。全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叙河南灵宝县富户徐天举率门客游关中、闯江湖，与“关中三条龙”结怨被杀；后半部分叙其子鹰鹏下嵩山为父报仇，最终与对方化解仇怨，归山修行。
徐天举率一众门客闯荡江湖，其实如他自己所说，为的是要“打江湖”；结果却是铩羽而归，东躲西匿，最终丢了性命。就此而言，这则故事略含反讽。徐鹰鹏的故事，则包括一个稍具雏形的“侠情”构思。
鹰鹏7岁时，便被父亲送到嵩山妙生寺落发修行，学习武艺。其间结识年长数岁的道姑朱玉玄，日久双方渐生“姐弟恋情”。徐鹰鹏下山为父报仇，朱玉玄化装为俗家女子处处暗助之，并曾透露出希望鹰鹏也一同还俗，共闯江湖之意。鹰鹏却不肯还俗，坚持要在父仇得报之后回山修行。其中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徐鹰鹏晚间念过了夜课，心里的往事便又触动起来，静坐了一会，只见窗外的月光比屋中的灯光还要亮。他便站起身来，走出了配殿，只见中夜清静，四处无声，一轮明月，嵌在碧蓝的天上，射出水一般清澈的光辉，使鹰鹏不禁思想起往时住在嵩山上时，夜起看月，每觉得分外高寒。现在月色如昔，可是这京城里的大刹到底是与那深山古寺不同，现在不知道诸位师兄在山中做什么了。又想朱玉玄曾说过，她一定时时跟随着我，大概现在她也到京城来了，只不知道她是住在哪里，我也不能够找她去。按说十载以来她对于自己实在恩深义重，自从小的时候，她把我的性命救了，我待她就如同自己的姐姐一样，现在虽然全都长成大人，可是彼此之间并没有说过一句失检的话。她跟着我下山来，也是恐怕我受了关中三条龙的暗算，她才在暗中帮助我，原是出于一片好意，可是她不该改了俗装，换上发髻，并且还穿了富家妇人衣服，这却十分不好。大概她已有还俗之意，以后她常跟自己见面总不大好。僧道隔门，男女有别，年幼的时候彼此不知道回避还自可说，现在年纪长了，岂可彼此牵连不断？如此一想，便觉得思绪万端，扰扰不休。抬头望月，一股清凉意味，直沁心脾，他便决然说：“只要是自己把父仇报过之后，便绝不再与朱玉玄见面！”心志决定，万念俱灰……
这里不仅写到侠士、侠女之间的爱情，而且写到阻碍爱情发展的因素不在外部，而在男主角的内心。“理智与情感”的旋律开始呈现，不过尚未成为全作的主题，这一矛盾也未得到充分展开。朱玉玄“汉装大脚”的形象以及她在土城独战群豪的情景，令人依稀可见俞秀莲乃至玉蛟龙的影子；徐鹰鹏的内省心态，也会令人联想到李慕白，是皆此作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此外，这三部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后来《宝剑金钗》、《卧虎藏龙》里经常写及的一些地点，例如：鼓楼大街，后门桥（作者故家即在此近），德胜门外的马甸、土城，珠市口，打磨厂等等。这些信息都提醒我们：此时，“鹤—铁五部”已经进入不自觉的孕育期了。但是，对比“鹤—铁五部”的开山、也是巅峰之作《宝剑金钗》，总觉得《黄河游侠传》等三部（还包括1938年在青岛发表的《河岳游侠传》）的水准，与之相差过于悬殊。这又提醒我们：考察《宝剑金钗》的创作基础，不能只看早期武侠小说，而应扩及王氏全部早期作品（包括杂文），特别是社会言情小说。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红绫枕》。
（五）十年练笔备飞跃
《红绫枕》写的固然属于“当代题材”，却包含着一个古老的“侠情”程式，它被称为“古押衙模式”。按照这一模式书写的故事，侠者均非情场主角，仅是帮助情侣脱困的救主。《红绫枕》里熊阿大这个人物流于概念化，写得不算成功，但在结构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作为侠者，熊阿大的作用又与古押衙有所不同：他先是以“好心办坏事”的方式给戚雪桥和桑泪月添了大麻烦，后来虽为他们报了仇，但是已在惨剧发生之后，所以他的代友报仇也是一种自赎。鲁克的“结构地位”与熊阿大其实类似，他固然是熊的缉捕者，是法制的维护者，却在执法时流露出对熊的同情；他在排除嫌疑人时曾说：“臧师长纵是杀一万个桑泪月，也不算回事，哪至于弃凶脱逃啊！”这里透露出的，则是仅能捕“小凶”而不能惩巨恶的无奈！至于惩巨恶的任务，却由他所缉捕的“小凶”完成了，这又是作为法制维护者的悲哀！所以，《红绫枕》的“侠情结构”虽然古老，却渗透着相当强的“现代性”。我们未能见到那些李定夷式的王著“侠情小说”全貌，幸而在这里见到了。
作者在《红绫枕》里经常“代替”书中人物撰写鼓词、诗歌、信札，从而使白描式的叙述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一语言特征固然有着《花月痕》的影子，但对塑造戚雪桥和桑泪月的形象确实十分贴切。
戚雪桥在文友莫香园的腊八小宴上初识泪月及其母亲：她们受召唱曲助兴，递上的曲目里有一曲《绿云瓶》，原来是桑泪月根据戚雪桥所撰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家对此当然很感兴趣——
……香园用眼看着雪桥，转向女子说：“你就唱罢。”那妇女坐下拨动丝弦，那女子轻敲檀板，曼声唱道：
“这暮春的天气好时光，梨花枝上放冷香。蝴蝶姗姗留画意，帘栊暗暗写文章。那堪再 来了一场黄梅雨，残落了 粉瓣缤纷向残阳。”
香园说：“好句！如画如春，没有温飞卿、李玉溪的魄力，哪能够写出这样的香艳文章！”又听那女子唱道：
“那蓉秋 本是个命蹇才高的风流士，又遇到 薄命花容的绮姑娘，他二人惺惺相惜同此泪……”
唱到这里，雪桥不由拭了拭眼泪。那女子又唱道：
“怎奈得 天公残酷似虎狼。本来是 佳人才子遭天忌，那怪他 暴夫伧客逞强梁。冷冷西窗谁共语，潇潇暮雨只自伤。看遥处 离群水鸥悠悠过，带来那 一种歌声剪断肠。”
香园说：“别唱了，你越唱越惨，简直是要哭，惹的我们戚先生都直流泪。改个五更调罢。”那女子勉强唱了一个五更调，用眼只是望雪桥……
于是，戚、桑以互怜其才而相知、相爱了。这种文笔，加上其他社会言情小说善于描绘生活场景和细节的特征，到了“鹤—铁五部”里，就发展成为“武戏文唱”的独特风格。
对桑泪月，除了文才之外，作者着力描写她在面对臧师长的威逼和下定必死决心之后的应对从容，还有她为戚雪桥所做的妥帖安排。这是一位古典型的贞烈女性形象。
戚雪桥的性格更为复杂。惨剧发生之后，莫香园对他做过这样的评论和劝慰：
……泪月虽是个弱女，阿大虽是个屠户，但是他[们]那种肝胆，我敢说今天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五体投地佩服的。你一个腐儒文丐，有这么两个超然出尘的人关切你，委实的令人可羡啊！士为知己者死，桑泪月、熊阿大为什么这样倾慕你？不是因为你有几分英雄气度吗！……
戚雪桥的“英雄气度”，主要表现为仗义疏财：尽管收入不丰，但为了接济泪月、阿大，他从未透露出半点窘意和犹豫。他的“恃才”或许也算一点“英雄气度”，可惜不能彻底“傲物”，经济压力令他误入臧师长幕中，种下了悲剧的因子。面对威逼，他妄想委曲求全，结果是陷自己于负情负义，暴露出的不止是懦弱。桑泪月、熊阿大的死使他看到情义的价值高于生命，他的以死相报或者也还遗下了一丝“英雄气度”。与桑泪月相比，这位才子固然有其猥琐一面，但是他的性格里却也多着几分“现代性”。
《红绫枕》里的“侠者”因“以武犯禁”而成为罪犯，就此而言，这部作品既运用了古典型的“侠情”模式，又解构了这一模式。鲁克曾对熊阿大下过一句评语：“本来这种人应该生在一千年前”。这句评语当然反映着王度庐的观念（后来，他在四十年代的作品《风尘四杰》中又表达过同样的见解）。这话的背后，还潜隐着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想：假如戚雪桥和桑泪月也生活在古代，而且都是武艺高强的侠者，那么他们的故事会是怎样的呢？这个推想，在王度庐脑中也许一开始仅仅隐藏在潜意识里，但是，至少在写《黄河游侠传》及《河岳游侠传》时就已有过不自觉的浮现，到了撰写《宝剑金钗》之时，它便完全被激活，而成为魅力四射的灵感和全新的写作动机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红绫枕》所写戚雪桥哭祭桑、熊之后的一段内心独白——
……这时那北风更紧，磷火飞飞，灯光晃晃，雪桥一面哭着，一面暗想道：“这个世界我活着还有什么兴趣？纵是我此时争光耀祖，难道就算把泪月忘了吗？何况如今这个时代，想我这穷措大，不会杀，不会抢，哪里能够得意啊！咳，不如我就死在他二人的坟墓前吧！”
熟悉《宝剑金钗》的读者看到这段内心独白时，都会联想到李慕白的一段内心独白——其时他已下定犯禁诛奸的决心，出发之前，他坐在安定门城墙根的草地上，仰望着满天繁星，做着这样的自省——
……实在，即使自己现在忽然扬名显身，得意起来，但无法忘了那因我而死的义友孟思昭与侠妓谢翠纤，而且始终难将那秀莲姑娘救出凄凉的环境。自己的内心已损伤了，表面上荣华又有什么兴趣？何况以我这个性情，还未必就能够得意呢！所以倒还不如杀死黄骥北，了结仇恨，自己也随之一死的好！
在那个侠者可以自由地驰骋江湖、快意恩仇的时代，就实现个人意志的能力而言，李慕白和俞秀莲无疑都属强者，他们几乎能够凭借自己的高超武功，扫清前行路上的任何障碍。但是，挣扎在“情”、“义”矛盾中的他们发现，最难征服的敌人恰恰便在自己心中。他们和桑泪月、戚雪桥一样，都把爱情的价值看得比生命还高；而且，在《宝剑金钗》里，阻碍李、俞结合的外部障碍已经不再存在。此时他们发现还有一个“义”字，其价值同样高于生命，以致倘不“舍情取义”，自己的心灵必将永远得不到平静！但是，他们做出抉择之后，心灵又能得到平静吗？！李慕白这段内心独白的要义在乎此，他所认为的秀莲姑娘之“凄凉”，也正在乎此。我们在此既看到了这对侠侣与戚、桑的差别，也看到了两组人物的相通之处。
《宝剑金钗》的发表，标志着一个全新的通俗文学类型的成熟，这个文学类型便是“现代侠情小说”。由此开始，王度庐在编织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时，不仅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写，而且更把“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来写。在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中，“被社会文化、人类习俗或‘爱与责任’之间的斗争”所压抑的爱，“就是繁衍不断的冲突场面的出发点，这些场面就像人们的繁衍不断的色情白日梦一样”，构成了纠缠于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各种动人故事。
当我们咀嚼着戚雪桥和李慕白的内心独白时，绝对不可忽略柳今的一篇杂文《憔悴》。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前几年，那时京华正是冠盖逐尘的时代；北京那时正是十分的繁荣。彼时我适交蹇运，身世的漂泊，学业的荒芜，情场的顿失，大病的缠身，经济的压迫，希望的失败，那时我屡次将趋于自杀途中。如今我总算战胜了环境，在我生活的前途，似乎有些光明了。然而省察我现在的人格，清高[了吗]？[还]是较前堕落了！咳！生活驱人，能日日于堕落途中去抚今思昔，真不禁令人痛哭啊！
前面已经说过，“柳今”就是王度庐；文中所说的“前几年”，大致便是撰写《红绫枕》的时候。作者自述的那种心态，文中弥漫的那种情调，那种不甘心和那种无奈，与戚雪桥、李慕白何其相似乃尔！我们当然还应把《烟霭纷纷》里的柳慕新、《黄河游侠传》里的徐鹰鹏也归入这个人物谱系。他们都是“失败—失意的男人”，懦弱中含有坚韧，颓唐里不无独善，他们用自己的失败去毁伤敌人的胜利，他们又在失意中追寻着意义。在王度庐的内心里，这个“失败—失意的男人”业已形成自身的性格逻辑，以至把他放到《宝剑金钗》的环境里，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李慕白。李慕白的故事，也就是戚雪桥们的白日梦；戚雪桥、李慕白们的故事，又都是柳今、王度庐的白日梦。这些白日梦的酝酿始于《红绫枕》，至《宝剑金钗》实现质的飞跃，其间整整跨越12年。
- 作者简介：徐斯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编审。
- 张赣生：《〈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序》，群众出版社2001年4月版卷首。
- “鹤—铁五部”连载时的书名与单行本略有不同，按发表时间先后，依次为：《宝剑金钗记》、《剑气珠光录》、《舞鹤鸣鸾记》、《卧虎藏龙传》、《铁骑银瓶传》。
- 参见《百度文库》：“何应钦等政要曾为《警犬侦探密法》题词”；万家姓网10000xing.cn“民国钱氏将军录（35）”。
- 见傅琍琳《〈落絮飘香〉读后》，《青岛新民报》1940年2月20日。按《落絮飘香》是王度庐用“王霄羽”的署名在《青岛新民报》发表的第一部社会言情长篇小说。傅琍琳则为该报副刊编辑关松海之夫人；关亦系旗人，即为《新民报》向王度庐约稿者。按当年《小小日报》只有一名编辑，所以也称“主编”。王度庐任编辑是在1931—1933年间，目前尚未见到他在这个时段所写的侦探小说。
- 现存残篇第八章后注“未完”。不知未完的是这一章，还是后面有第九章、第十章。
- 曹禺《雷雨》构思于1929年，直至1933年方出版。
-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源自“说话”，故其叙事罕见“时间空格”等戏剧性的时间变形处理；即使故事时空发生跳跃，也要保持“说话人”与“听众”共处时空的连续性。《玉藕愁丝》第二章叙“现在的故事”，第三章转叙“过去的故事”，开头说：“天下有许多离离奇奇的事情，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例如周玉轩，平日是个多孤闷的人，而如今无端的雇来这么一个甄妈，他便这样慌神忘形，岂不是大可异大可笑的事情！阅者还不知其中遇合之巧：原来这甄藕娟，便是周玉轩六年以前的情人啊！”这段文字就完全是为了保持“时间线性”而设置的。
- 《苏武牧羊》为当时流行的“学堂歌”，是否属于古曲，目前尚无定论。有人指出，其曲调来自皮影戏的“悲调”，歌词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人填写的。又有人指出，此曲的流行与吴佩孚的推崇分不开。
- 1985年李丹荃老师接受我们采访时，曾不假思索地、一字不差地列举出许多王度庐侦探小说的篇名；至于其早期社会言情小说，除《红绫枕》外，她主动列举的只有《烟霭纷纷》——包括“香波馆主”这个笔名。由此也可看出这部作品的分量和影响。
- 王度庐在以“柳今”为笔名所写的《一位平民文学家》（载《小小日报》1930年4月12日“谈天”栏）中曾阐述自己的“平民文学”主张，他和周作人的主张既有一致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周所说的“平民”偏向所谓公民，王所说的“平民”则偏向“贫民”；周认为“平民文学”不包括通俗文学，王则认为应该包括。又按，笔者认为，王度庐的侦探、武侠作品当然也属“平民叙事”，但其社会小说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
- 罗韦士：《三童传》，《礼拜六》周刊第19期，1914年月10日。顾明道《荒江女侠》，初载于1929年上海《新闻报》附刊《快活林》。关于“侠情模式”之渊源、流变，笔者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相关部分做过比较系统的论析，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参见该书第525—527页。按王氏《护花铃》之前，已有叶小凤的《古戍寒笳记》，也是以男、女“武侠”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 王度庐最喜欢这位同一民族的伟大词人，当年他赠李丹荃的定情之物便是一册《纳兰词》。
- 见台湾叶洪生《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王度庐作品分卷说明，按这一说法当是叶先生转引他人的。
- 笔者在评介李定夷时，曾以《丝绣平原记》为例与王度庐做过极其简略的比较，当时所据王氏作品，实际上是《宝剑金钗》。参见拙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版，第214页。
- 《海滨忆写》，《青岛新民报》1938年6月2日副刊“新生”。
- “鹤—铁五部”中写得最好的是《宝剑金钗》和《卧虎藏龙》，二者之中，笔者又更偏爱《宝剑金钗》。看来古龙、李安也是如此。后者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里就捏入了大量《宝剑金钗》的内容，以至有的国外评论家误认李慕白、俞秀莲为该片的男一号和女一号主角。
- 古押衙，唐传奇《无双传》中之侠义人物。
- 《河岳游侠传》中也含有一点并不“自觉”的侠情构思。至于更早的《侠义夫妻》，则因文本严重残缺而无从考察。
- 弗洛伊德：《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张唤民译），《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
- 柳今：《憔悴》，《小小日报》1930年6月16日“谈天”栏。方括号中文字系由笔者所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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