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引言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是享誉世界、举世公认的杰出剧作家。他所创作的戏剧情节生动丰富，语言精炼优美，堪称世界文学中的奇葩，代表着人类戏剧艺术的顶峰。数百年来，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其中亦有不少名作被改编搬上舞台和银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国内外关于莎剧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有众多精彩篇章，亦不乏真知灼见。自从我国引介莎剧以来，针对莎剧汉译及其译本的研究也得以开展并不断深入，产出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业已成为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然而，就莎剧汉译研究整体而言，其广度和深度仍较为有限。现阶段莎剧汉译研究多局限于具体一字、一词、一句的翻译讨论，或从语言的某一个层面提出批评或商榷，而就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局限于针对个别译本开展批评或某一戏剧的三五个译本之间的比较，缺乏对莎剧汉译语言特征的整体把握；研究方法上多为定性研究，部分研究充满主观臆断，理论意识相对缺乏，而在理论层面上深入探讨译本特征的研究较少，与此相关的定量研究则更是十分少见。这与莎剧汉译本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不相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莎剧剧本多，内容博大精深，莎剧汉译研究费时费力。因此，建设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开展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研究十分重要。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利用语料库储存数据大、计算机运行速度快、能够准确分析大量数据的优势，系统、全面地对多个莎剧汉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数据分析和理论阐释相结合，以期获得客观可信的研究结果，从而推动莎剧汉译的深入研究。

1.2 莎士比亚与莎士比亚戏剧

1.2.1 莎士比亚简介

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英格兰中部斯特拉福镇（Stratford-upon-Avon）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曾在当地文法学校接受基础教育，掌握了基本的写作技巧和较为丰富的知识。此外，他还学习了拉丁文，并接触过古罗马剧作家的作品。在其幼年时，一些著名剧团常到其家乡巡回演出，这也培养了他对戏剧的爱好。

1585年前后，他离开家乡只身前往伦敦。起先在剧院打杂，后来逐渐客串一些角色，进而改编和编写剧本。莎士比亚广泛接触社会，常常随剧团出入宫廷或来到乡间。这些经历拓展了他的生活视野，为其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一生共创作37部戏剧作品（如加上与弗莱彻合写的《两位贵亲》则是38部），代表作有《哈姆雷特》（The Tragedy of Hamlet，Prince of Denmark）、《奥赛罗》（The Tragedy of Othello）、《李尔王》（The Tragedy of King Lear）、《麦克白》（The Tragedy of Macbeth）和《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等悲剧作品；《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等喜剧作品；以及《理查三世》（King Richard the Third）和《亨利五世》（The Life of Henry the Fifth）等。

1.2.2 莎剧及其版本

莎士比亚的戏剧广泛借鉴古代戏剧、英国中世纪戏剧以及欧洲新兴的文化艺术，并深入观察现实生活人情，探索人物内心奥秘，塑造了众多性格不同、形象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这些戏剧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描绘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富丽堂皇的宫殿楼宇，到苍凉的荒野墓地，从皇族和达官显贵到社会下层黎民百姓。这些图景的描写悲喜交融，富于诗意和想象，体现人生哲理和批判精神，宣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性论观点。总体而言，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跌宕起伏，铺陈巧妙，能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凸显人物性格的发展历程。而且，莎士比亚堪称语言天才，其戏剧语言精彩而富有变化，典雅与粗俗共现，幽默与讽刺同存，时而急促、时而悠缓。莎士比亚擅长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刻画出不同的人物性格，描写了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细腻感情，传达了丰富的思想意义。其剧本主要用诗体呈现，可谓诗与散文的巧妙结合。

按照时代、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发展，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通常被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即1590——1599年。该时期英国王权地位巩固，经济繁荣，国力增强。当时，英国击败了世界霸主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莎士比亚对生活充满乐观主义情绪，深信人文主义思想终可实现。该时期所创作的历史剧和喜剧都表现出积极、乐观的艺术风格。他创作的历史剧，如《理查三世》（1592（注：本书所列莎剧出版年月参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引进出版的Jonathan Bate&Eric Rasmussen主编的莎士比亚全集（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或1594）、《亨利五世》（1599）等，谴责暴君，歌颂开明君主，支持上层开展社会改革，表现了人文主义的反暴政和封建割据的开明政治理想。喜剧如《仲夏夜之梦》（1595-96）、《皆大欢喜》（1599）等，则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通过描写青年男女冲破重重封建阻拦，争取自由幸福的婚姻爱情，表现了歌颂自由爱情和反封建禁欲束缚的人文主义主张。

中期即1600——1607年间。该时期英国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经济形势日益紧张，新兴政治势力反对王权，源自社会底层的反抗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难以调和，开始对时代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其创作整体格调也由明快、乐观变得悲情抑郁，剧本所传达的重点也转向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其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倾向显著增强。四大悲剧《哈姆雷特》（1600-01）、《奥赛罗》（1604）、《李尔王》（1605-06）、《麦克白》（1606）均在这一时期完成，塑造了一批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们努力冲破封建束缚，期冀发展和完善自我，但终因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最后均以牺牲或失败告终。这一时期就连一些喜剧如《一报还一报》（1604）、《终成眷属》（1605）等也着重以爱情和阴谋并作，充分展示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人性阴暗面。

晚期即1608——1612年。这一时期英国王权更加腐败堕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其戏剧创作由悲剧转向浪漫主义传奇剧，从揭露批判现实社会和人性的阴暗转向书写虚拟空幻的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品主题贯穿着宽恕、容忍、妥协、和解的精神，缺少早期戏剧中的积极乐观，也没有中期的悲情抑郁，而是充满浓郁的浪漫情调和美丽的神话般幻想，期冀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平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例如，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暴风雨》（1611）描写了米兰公爵用魔法把谋权篡位的弟弟安东尼奥等所乘的船摄到荒岛，并宽恕了他，其弟也交还了王位。其他剧作如《辛白林》（1609）和《冬天的故事》（1611）等，也在这一时期。

莎剧版本众多，关于莎剧版本问题也一直是莎剧研究中的热点。莎士比亚在其有生之年已声名鹊起，其生前曾出现过18种剧本的四开本，多供演员背台词使用。《李尔王》保存下来最早的四开本版本印行于1608年，然而这些版本质量良莠不齐，饱受诟病。1623年，莎士比亚生前两位挚友同时也是莎剧演员的约翰·赫明斯（John Hemmings）和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正式编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原名《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Mr．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Histories，&Tragedies），即后世称作的“第一对开本”，收入戏剧36本（其中20本戏剧系首次出版），一直被认为是莎士比亚著作的权威版。它与后来出现的第二对折本（1632）、第三对折本（1663）和第四对折本（1685）共同组成了莎剧的四大对折本。

此后几百年间，莎剧经由不同人员进行取精融汇式的集校，编注出版了多种不同文体、不同剧本书目的版本。受到人们推崇的版本主要有牛津版（1743/1892/1966/1988）、撒缪尔·约翰逊版（1765）、里德版（1803）、河畔版（1974）以及阿登系列版本（1899/1958/1995）等等。其中，牛津版版本未经删节，最能反映莎剧原貌，是公认校勘准确的版本，且行销广泛，较为大众所接受。我国知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都是以牛津版为底本翻译而来的。

1.2.3 莎剧翻译概览

自莎剧传入中国以来，对莎剧的翻译就不断进行，期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莎剧翻译家和莎剧中文译本。

依照时间顺序，莎剧的翻译出版大体可以分为4个时期：

1）莎剧译介初始时期（1903——1920）

这一时期，莎剧作品主要以文言文翻译为主，且多数翻译因其底本缘由，并未出现戏剧形式的莎剧译本，但莎剧戏剧情节开始在中国流传。莎剧作品的译介起始于对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Charles Lamb）与其姐姐玛丽·兰姆（Mary Lamb）所著《莎士比亚故事集》（Tales from Shakespeare）的翻译。该作品于1903年由上海达文社以文言文语体翻译出版，名为《澥外奇谭》，但未出现译者署名。1904年，林纾和魏易也以文言文翻译了该作品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题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林纾的译作文字优美，语言流畅，在中国国内广泛流行。民国初年文明戏（中国早期话剧）多次演出了莎剧。这些上演的戏剧都是经由《吟边燕语》故事改编而成，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吟边燕语》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上受到了很高的评价。此后，林纾还与陈家麟合作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一些历史剧，这是我国首次出现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小说版本（注：译自奎勒-库奇（A．T．Quiller-Couch）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Historical Tailers from Shakespeare），底本本身即为小说。）。

1911年包天笑据林译莎剧故事《肉券》改编的《女律师》（四幕剧），刊于《女学生》杂志第2期，1911年由上海城东女学编印。这是中国最早的莎剧改编本。1914年，美国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White）所翻译的《剜肉记》（The Merchant of Venice），自1914年9月起连载于《女铎》报，1915年11月刊完。该译本被认为是莎剧的第一个汉译全本。

2）莎剧译介的发展时期（1921——1936）

1921年，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第一幕第一、二、三场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第12期上，其全译本192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学者首次完成莎剧汉译全本，也开创了以白话文翻译莎剧的先河。

在这一时期，约有20人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12部，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张采真译的《如愿》（1927）、朱维基译作诗体的《乌瑟罗》（1929）、戴望舒翻译的《麦克白》（1930）、顾仲彝翻译的《威尼斯商人》（1930）、徐志摩翻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1934）等。与此同时，莎剧全集翻译也提上日程。1930年底，胡适曾提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并计划组织莎译委员会，可惜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计划破产。1931年，曹未风也计划并开始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也终未功成付梓。

3）莎剧译介的繁荣时期（1936——1967）

这一时期莎剧翻译名家辈出，出现了一大批莎剧译本，且莎剧全集译本得以出版，莎剧翻译取得了重大进展。梁实秋自1936年发表了他第一部莎剧译作《哈姆莱特》起，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莎剧翻译生涯。自1936年之后，梁实秋陆续完成了包括37部戏剧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翻译文本以散文形式为主，于1967年以《莎士比亚全集》为题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是我国唯一一位独立完成全部莎剧翻译的译者。曹未风翻译了11部莎士比亚剧本，并以《莎士比亚全集》为题于1942——1944年间出版。而在此期间，朱生豪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翻译了莎剧31部，是当时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最多的译者，其翻译文体以散文形式为主，广受好评。1947年，上海世界书局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题（共3辑）出版了朱生豪所译的27部莎剧，这是我国莎剧译史上第一部冠名“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本。1954年，北京作家出版社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题，分12册出版了朱生豪所译的全部31部莎剧。1958和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再版过两次。1957年，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翻译了莎士比亚历史剧10部，与朱生豪所译27部莎剧合辑，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题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发行，署名朱生豪、虞尔昌合译，这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汉译莎剧全集。

在这一时期，其他莎剧诗体译本也相继出版，如1944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发的曹禺诗体译作《柔蜜欧与幽丽叶》、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孙大雨诗体译作《黎琊王》（The Tragedy of King Lear）、1953年平明出版社刊发的方平诗体译作《捕风捉影》（Much Ado About Nothing）、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卞之琳诗体译作《哈姆雷特》都堪称诗体翻译莎剧的典范。

4）莎剧译介的再度发展时期（1978——）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市场的繁荣再次促进了莎剧翻译的发展。首先，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发了1964年校对增补翻译的《莎士比亚著作全集》，包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和方平译《亨利五世》、章益译《亨利六世》、杨周翰译《亨利八世》，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所有莎剧的全译本。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发了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199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孙大雨莎剧译作《莎士比亚四大悲剧》。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由方平主持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其中37部莎剧翻译以诗体形式翻译，是截至目前我国最新的全部莎剧汉译版本。

1.3 莎剧翻译研究：现状与前景

自20世纪初以来，莎剧的多个中文译本先后问世，相关莎剧翻译研究得以开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众所周知，莎剧博大精深，翻译难度相当大，对莎剧翻译研究路径纷繁众多。本节将结合典型研究案例（注：本节所指典型案例是指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核心期刊与一般期刊刊发论文若属同一主题，则选核心期刊刊发论文；优秀博士论文与优秀硕士论文若属同一主题，则选优秀博士论文。），以莎剧译介学研究、莎剧翻译的语言学视角研究、莎剧翻译的文化视角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语言特征、莎剧译者翻译共性、莎剧译者翻译风格为主题，分层次对莎剧翻译现状进行述评，梳理归纳莎剧翻译的研究特点，并指出现有莎剧翻译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莎剧翻译研究的前景。

1.3.1 莎剧的译介学研究

译介学是指“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查明建，2005），其研究关注点在于“两个语际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它们的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谢天振，2007）。译介学有其自身的学科归属和研究任务，不能纳入翻译的文化研究范畴。（查明建，2005）依据以上对译介学的界定，具体到莎剧译介学研究，我们主要是指对莎剧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以及莎剧汉译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1.3.1.1 莎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

莎剧在我国传播过程中，对以何种文体翻译莎剧问题历来争议不断（注：这种争论可从胡适写与梁实秋的信中得以佐证。“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参见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A］．见梁实秋主编．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C］．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562．）），从最初的文言文体到白话文散文体的广泛采用再到后来对白话文诗体的追捧，相关译者、学者仍各执一词，意见不一。蓝仁哲（2003）曾宣称“用散文体译莎剧存在固有的缺陷”，认为散文体翻译莎剧“是无法完整传达出莎剧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魅力的”。而近年来有学者对以诗体形式翻译莎剧提出质疑，并从文体审美比较出发，高度评价了散文体莎剧翻译，指出一些诗体形式的莎剧译文“或徒有诗形，而无诗意，或有诗意，却无诗骸”（悉永吉，2007：537），而且“我国莎剧译者往往以诗体译出相高，实托一时风会所趋。”（悉永吉，2007：552）。李伟民（2009）也表示朱生豪散文体莎剧汉译“具有不是诗词，但在诗意的表达上，胜似诗剧的特点”。而针对莎剧汉语译介中的文体争论，刘云雁（2011）则采取了调查问卷形式，考察了受众对莎剧不同文体译本的态度，结果显示朱生豪译文被接受的程度超过曹禺和卞之琳的译文，但有部分曹禺译文更受欢迎。因此，她主张莎剧汉译“不应该纠结于是否诗体，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仍然还是戏剧，是否具有足够的对话性和舞台性”。

莎剧在我国得以接受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的明显排斥到逐步扩展影响，再到广泛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王心洁和王琼（2006）以莎剧翻译为主线，梳理了莎剧在我国的接受历程。该文认为莎剧在1949年前的译介及其接受经历了“百转千回的艰辛历程和转型：从小说到戏剧，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书面体到舞台词；从对莎剧的陌生甚至排斥到对莎剧的热爱和广泛接受，从零星片段的莎剧评论到莎剧汉译全集的出版发行，从传统介质的莎剧译介到基于数字媒体的改编及推广”。在这一过程中，对莎剧舞台改编改译、莎剧及其译作评论、以及影视媒体改编对莎剧在我国的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该文并没有就莎剧接受的更深层次动因作出合理解释。李伟昉（2011）提出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倾向包括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与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接受。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使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该文还提出变异现象是文化过滤的共同规律，与本土传统文化、社会历史、现实语境、接受者的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密不可分。这种变异规律对莎剧接受过程中的改编改译现象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不难发现，莎剧汉译传播研究逐步跳出文体孰优孰劣的争论，开始更多关注译者及其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看待莎剧在汉语言文化中的传播。而对莎剧的接受研究能够使我们对莎剧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为深刻、多元的认识，然而基于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莎士比亚戏剧接受研究仍比较薄弱。

1.3.1.2 莎剧译本对汉语言文化传统的影响

目前，多数学者都认为莎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汉语语言文化传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戏剧发展以及戏剧家创作的影响。

叶庄新（2007b）论述了莎剧对推动中国现代戏剧观念形成与创作发展的特殊意义，同时考察了中国现代戏剧家借鉴、融合莎剧的特点、成就与艺术经验，较为客观地评价了莎剧在中国现代戏剧产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徐群晖（2011）也表示莎剧从中国现代戏剧萌芽期开始，就对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审美形态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认为莎剧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曹禺、田汉、郭沫若等戏剧大师的显性影响或隐性影响实现的。除了相关莎剧对我国戏剧创作影响的研究外，也有专门针对莎剧对我国作家创作影响的研究。唐丽（2010）立足于莎剧和废名小说文本，论证了莎剧对废名小说创作及其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不过，其他学者则对莎剧在中国特别是在话剧创作方面产生影响持有异议。洪忠煌（2009）认为中国话剧主流，包括早期话剧（文明戏）以及现代话剧的主要创作者田汉、郭沫若和曹禺等，从来没有接受莎士比亚的影响，而对中国话剧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诸如易卜生、奥尼尔等欧美现代剧作家。他还从中西艺术观、戏剧观、价值观层面上的差异论述了中国话剧主流未受莎士比亚影响的原因。

通过细致研读，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争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前莎剧汉译影响研究仍局限于主观臆断，停留于浅层论述，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机制和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在这一点上，值得借鉴翻译对汉语语言影响研究（朱一凡，2009）。应当指出，当前莎剧影响研究内容还不够全面，而针对莎剧对我国地方戏剧剧种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更是有限。尽管莎剧译介学研究仍存在许多薄弱之处，甚至研究空白，但不可否认，莎剧汉译译介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这些成果使得莎剧在汉语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接受及其相互影响更为凸显，为莎剧汉译研究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1.3.2 莎剧汉译的语言学视角研究

除了传统的词汇学、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研究视角外，以系统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等为理论基础的莎剧汉译研究也相继开展。莎剧汉译研究因而获得新的广度和深度，其研究内容涉及莎剧中的语词、语句、独白、典故、修辞格、意象、称谓语、话语标记、双关语、颜色词等等。可以说，莎剧汉译的语言学视角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李虹（2005）从顺应论视角比较分析了《李尔王》的林纾译本、朱生豪译本（以下简称朱译本）和方平译本（以下简称方译本）在语言、语域、禁忌语、修辞手法翻译、翻译方法的选择以及脚注处理等方面的差异，并采用动态顺应论论述了这些差异产生的动因。该文认为译者会依据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的翻译共性，所以莎剧翻译是一个不断顺应的过程，新的译本不断产生，并不存在永恒的定本。遗憾的是该文并没有就莎剧顺应翻译提供具体阐释方案。刘翼斌（2011）以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概念整合理论和原型范畴观为基础，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哈姆雷特》源语文本、朱译本和梁实秋译本（以下简称梁译本）中的概念隐喻进行了穷尽性检索，并以“悲”、“仇”、“喜”、“玄”主题下的概念隐喻进行了认知解读，力图找到译者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理据和心理机制。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用学的核心基础，在翻译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刘映希（2012）以关联理论为基础，以《哈姆雷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评析朱译本、梁译本、方译本和卞之琳译本中的优劣与得失，对剧中人物的认知语境、话语关联以及译本读者的认知语境进行分析，从而重构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的最佳关联，以达到准确理解和翻译《哈姆雷特》的目的。

不过，目前此类研究大多只是探索莎剧某一语言层面的翻译，或者莎剧几个译本对某一语言现象翻译处理的策略与方法，进而指出不同译者之间的差异，甚或推测具体译者或译作更佳或更贴切。只有部分研究真正把握莎剧语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翻译莎剧中的某一具体语言现象，甚或推出戏剧翻译中该类现象翻译处理的规律。

1.3.3 莎剧汉译的文化视角研究

近几年来，有关莎剧汉译的文化视角研究呈现迅速增长之势。莎剧翻译研究不再过多地注意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更多地关注翻译过程中诸多权力的制衡，译文文本的译介过程以及译文文本本身对译入语的语言、文学、文化环境造成的影响等问题。

许由太（2010）通过对比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译本与方译本，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诗学传统以及赞助人对译者和译作的影响，进而揭示译者翻译动机和对文本进行改写的机制。该文认为莎剧译本的不同恰恰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诗学传统和赞助人对译本的不同期待。虽然操纵学派夸大了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和操控，甚至淡化文本内在因素对译本的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操纵学派视角扩大了莎剧翻译的研究视野，使得一些翻译变体如改译、译者创造性翻译等得到关注。

张秀凤（2012）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了莎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对习语的翻译处理差异。作者认为由于3位译者翻译莎剧的目的各不相同，在对习语翻译处理时所采用的翻译共性也各有侧重。张文有力地回答了目前认为目的论不足以解释译者选用语词或句式的原因等微观层面的观点。尽管目前针对翻译目的论的批评不断出现，目的论对莎剧汉译研究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应当指出，目的论强调译者和译文为研究焦点，认为翻译并非完全取决于原文，同时也取决于翻译目的，从而使翻译的功能特征、对翻译决策的阐释以及译者伦理职责得到学界的关注，从而拓展了莎剧汉译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关于莎剧汉译的翻译规范研究也逐步开展，郑成利（2009）以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从Toury翻译规范理论框架出发，分别论述了初级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对译者译作的制约，包括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前决定采取的宏观翻译共性、具体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翻译技巧等。可以说翻译规范概念的提出彻底赋予了译本在翻译研究中的优先地位，也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规范制约下进行翻译抉择的主体地位。然而，目前莎剧汉译规范的研究仍不多见，而且翻译规范概念假定“翻译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并非是个别译文，而是一个连贯的翻译文本库”（Baker，1993：240），这就要求“在研究翻译规范时，尤其是要想了解某一时期的翻译规范时，唯有通过对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进行客观的描写，从大量语料中总结出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规范”（胡开宝，2011：132）。因此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规范研究亟待开展。

1.3.4 莎剧译者研究

众所周知，译者参与翻译整个过程，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近年来，对莎剧译者及其相关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步发展成为莎剧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

1.3.4.1 莎剧译者翻译共性研究

国内外对于翻译共性的定义存在不同界定。张美芳（2004）把直译法、意译法、语义翻译法与交际翻译法、异化翻译法、归化翻译法等都类归为翻译共性，我们采用这种翻译共性定义。目前莎剧译者翻译共性的讨论较多，可以说是莎剧译者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领域。

李燕（2008）以《罗密欧与朱丽叶》朱译本和梁译本为个案，比较了两位译者在称谓、典故、双关语、猥亵语及素体诗方面所采用的翻译共性差异，认为朱生豪和梁实秋采取不同翻译共性在于他们的翻译目的、翻译赞助人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陈玲（2008）把翻译共性划分为不同的归化和异化等级，并以此为基础比较了朱生豪和梁实秋31部莎剧译本中的160个独特文化隐喻表达的翻译共性。研究结果表明：两版本在翻译共性上有较大差异，在文化态度上也不尽相同。该文指出翻译共性的选择虽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但是具有多变性和随机性。胡世荣（2007）尝试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哈姆雷特》和《奥赛罗》朱译本和梁译本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分析两位译者翻译文化限定词、“that”引导从句和被动语态的策略与方法，观察朱生豪和梁实秋在归化和异化翻译共性运用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倾向。该文应用平行语料库对莎剧译者翻译共性进行了探索研究，为译者翻译共性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维度和研究方法。

此外，朱涛、张德让（2009）通过对梁实秋莎剧翻译的语言文体选择、戏剧文本需要和译者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梁译莎剧的充分性，认为梁实秋翻译共性与译者的翻译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黄泽英（2008）从读者接受理论视角探讨读者在译者翻译共性选择中的介入作用。郭瑞洁（2010）从改写理论出发探究诗学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翻译过程，进而使得朱生豪运用雅化翻译共性。总之，这些研究都大大丰富了莎剧译者的翻译共性研究，推动莎剧译者翻译共性研究不断向前拓展。

1.3.4.2 莎剧译者翻译风格研究

译者一直被标签为作者和原作的附属，长期被排除在译学研究视野之外。随着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地位逐渐被凸显，译者风格也就逐渐进入译学研究范围之内。

龙佳红（2003）以《威尼斯商人》为个案，从阐释学的前理解概念和语言差异两个方面对朱生豪翻译风格进行了探究。该文以深厚的阐释学学识论证了莎剧汉译中译者风格的存在，同时还对译者风格不同类型进行了界定。高亚欧（2011）则在莎剧译者风格研究的方法改进上做了有益的尝试。该文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考察了《哈姆雷特》朱译本、梁译本、卞之琳译本在词汇和句法特征上的差异，并对3位译者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来的差异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词汇层面，卞之琳用词最为丰富，梁实秋次之，朱生豪用词最为单一；在句子层面，朱译平均句长值最大，卞译次之，梁译最小；卞之琳尽量避免使用翻译体语言，口语化倾向更为明显，而朱译本和梁译本中则有大量的欧化句式，而这显然与我们通常了解的朱生豪翻译风格大有不同。

然而，这些研究仅仅基于个别译本的分析推断译者翻译风格，这在数理统计和逻辑论证上都存在风险，值得莎剧译者风格研究者引起格外注意。然而，这也表明基于莎剧全集译本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有待开展。

1.3.5 基于语料库的莎剧翻译研究

近20年来，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学研究异军突起，渐已成为翻译学中的重要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基于语料库的莎剧翻译研究备受关注，并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自2005年起，胡开宝教授团队开始建设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并基于此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出版、发表了系列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胡开宝、朱一凡，2008；胡开宝，2009a；胡开宝，2009b）。胡开宝（2009a）介绍了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设及其在莎剧汉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该语料库收入了莎剧原著及其朱译本、梁译本和方译本，以及汉语原创戏剧，实现了一个原著与三个译本之间的句级对齐。在详细介绍该语料库创建流程的基础上，胡开宝介绍了基于该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语言特征研究，指出未来基于该语料库的莎剧翻译研究大有可为。莎剧平行语料库的建设是开展莎剧汉译研究的物质基础，但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较为复杂，不仅要耗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技术层面亦具有较大难度。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自建莎剧及其汉译小型语料库对莎剧汉译语言特征开展了相关研究。任晓霏、朱建定、冯庆华（2011）基于自建莎剧《请君入瓮》英汉语料库的对英若诚译本、朱译本和梁译本在词频、平均句长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中国语言文化语境下翻译戏剧上口性的典型特征及其特殊功能。然而，如上所述，仅仅以个别译本进而推断不同译者翻译语言之间的差异，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待商榷。有鉴于此，基于莎剧全集译本语料库的莎剧翻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总体而言，目前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应用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胡开宝，2009a）。

1.3.6 莎剧翻译研究的特点

不可置疑，我国莎剧翻译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理论搭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逐步由规定性研究到描写性研究过渡，不再简单地从剧本中提取片段加以评述，并对某个译本质量的高低做出评判。诚如侯雁林、罗植和冯文坤（2009）所言，“潜心翻译莎剧的学者都付出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其对译文预期效果的期待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简单地以优劣来批评未免有失偏颇。”

第二，理论意识不断增强，翻译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广。随着翻译学学科的确立，受翻译研究的大背景影响，对莎剧翻译的研究逐步由翻译的技术层面转移到理论评析层面，开展对译本生成前因后果式的理论探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翻译理论基本上都被运用于莎剧翻译的探讨，特别是阐释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翻译文化转向之后产生的众多翻译流派或理论分支。而所针对的研究对象也涉及双关语、称谓语、话语标记、隐喻等语言的多个层面，并逐步拓展至莎剧汉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译者风格、莎剧莎剧汉译中的人际意义体现等较新的研究课题。

第三，翻译研究视角由内部转向外部，再过渡到内外结合。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莎剧汉译研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对等、忠实、形式与内容、直译与意译等文艺学或语言学研究范式的课题，其研究视角转向外部因素，探讨翻译过程、翻译产品的外部诸如意识形态等影响因素。而语料库翻译学的异军突起，促使莎剧汉译研究再次贴近译文文本，但同时仍旧关注致使翻译文本生成的外部动因，实现了翻译研究的多维探讨。

第四，研究方法的更新突破，特别是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语言特征研究，给莎剧汉译的定量分析研究带来了强势增长趋势，也促使莎剧汉译研究更加科学、客观。语料库研究方法基于大规模语料的数据统计，很大程度上剔除了个人主观判断，增强了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其支持重复性验证研究也更为科学研究所推崇。

1.3.7 莎剧翻译研究现存的不足及前景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莎剧翻译研究还存在某些薄弱环节，甚至研究空白。基于上述研究的分析，本节指出莎剧翻译研究所存在的缺陷以及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研究切入点。

第一，莎剧翻译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在拓展新问题研究方面，有关我国传统剧种对莎剧的改译和改编研究仍是莎剧汉译研究的薄弱环节，而针对改译改编莎剧的译者翻译共性研究更是少见。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中的老问题有待继续探讨，如为什么目前对朱生豪及梁实秋的翻译研究仍然占大多数，而针对诗译莎剧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探讨孰优孰劣，需要开展散文体莎剧翻译及诗体莎剧翻译的语言特征及其译介对比的描述性和实证性研究。

第二，莎剧汉译研究主题区分不够均衡。首先，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莎剧译者翻译共性和翻译技巧的探讨，针对莎剧汉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及译者风格的研究较少。其次，针对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莱特》、《李尔王》、《威尼斯商人》、《麦克白》等名本的翻译研究较多，其他作品的研究以及关于剧作艺术结构的研究较少。

第三，理论贡献深度不够，缺乏新意。其一，大多莎剧翻译研究者仍只是就莎作翻译中的一字、一词、一句的翻译进行讨论，或从语言的某一个层面提出批评或商榷。很明显，从译本语言文字中找出一些批评例证相当容易，但论述整部莎剧或莎剧整体翻译语言特点、翻译规范、译者风格则相对较难。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没有形成一定气候。其二、虽然部分莎剧汉译研究者也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文学等角度探讨个别莎剧或莎剧译者语言特征，但基于前沿理论如模因论、评价理论等探讨莎剧翻译的研究少之又少，甚至还存在不少研究空白。其三，部分研究在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时，对其相关概念并没有深入把握，只是简单地按照个人理解进行阐释。因此，有必要厘清一些翻译术语的概念和界限，不要顾此而言他。

第四，基于语料库的莎剧翻译研究大有可为。莎剧博大精深，有关其翻译的研究话题众多并不断有新的突破，而平行语料库的优势能够更客观、更科学地开展莎剧汉译语言特征研究，这种定量统计分析和定性动因分析研究方法结合的前景极其广阔，必然有利于莎剧翻译的进一步拓展。

基于以上分析评述，不难看出基于语料库的莎剧翻译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传统莎剧翻译研究主观上的臆断和偏颇，而且在莎剧整体特征的研究方面保证了数理统计和逻辑论证上的可靠性，能够增强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也使得此类相关研究更有意义。

1.4 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1.4.1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作为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研究，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基于莎剧汉译文本的翻译共性实证研究

本书以有关词汇和语句结构为检索项，分析这些词汇或语句结构在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中的翻译处理及其出现频率，并与汉语原创戏剧文本进行对照，通过语际和语内比较两种途径对显化、隐化、简化、规范化和等翻译共性进行实证研究，并尝试提出强化和弱化等新的翻译共性假设。我们认为具体翻译共性的显著程度受制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间的差异、源语文本的文体种类和译者翻译共性的运用等。因此，翻译共性研究应从具体语言对，文体类型和译者主体性等角度进行。

2）莎剧汉译语言特性和动因研究

我们对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中虚化动词、“把”字句、“被”字句、“得”字句、“使”字句、语气词“吧”、AABB式叠词等语言结构以及问号的出现频率和具体分布进行量化分析，并与这些结构在汉语戏剧原创文本中的使用频率进行比较，对照分析英语原文，从认知、语用和翻译共性等角度分析这些结构运用的内在动因。我们认为翻译语言是特殊的中介语。翻译语言特性反映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体现了译者所作的选择和妥协。研究翻译语言特性及其动因，可以获得关于翻译过程本质属性、译者文体偏好和翻译共性运用的正确认识，可以深化语言接触和语言对比领域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是跨学科译学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所在。

3）莎剧汉译本中人际意义的再现与构建研究

我们以体现人际意义的情态助动词“can”、评价性形容词“good”、英语称谓名词“lord”和英语词汇“love”等为检索项，对这些词汇在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中的翻译处理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分析这些词汇的汉译及其动因，以期揭示莎剧汉译本中人际意义再现与构建的方法。长期以来，翻译学研究基本集中于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再现，很少有人基于汉译文本的比较分析深度研究人际意义的再现。与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相比，人际意义在翻译文本中的再现要复杂得多。人际意义再现的研究可以将莎剧汉译的研究提升至新的高度。

4）莎剧汉译策略与方法研究

莎剧内容精深，语言独到，汉译的难度相当大。研究莎剧汉译策略和方法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能够对文学翻译尤其是戏剧翻译提供有效的指导，而且也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开展莎剧汉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译者的主体性、翻译规范以及社会文化规范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此，我们以反映英语语言文化特色的词汇或句式的汉译为研究对象，如性禁忌语、颜色词、话语标记“well”、宗教词汇和“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等，比较分析莎剧梁译本、朱译本和方译本在翻译这些词汇或句式结构所运用的翻译共性和方法的异同及其内在成因。

1.4.2 本书的研究意义

本书基于已建成的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对莎剧汉译本展开系统研究，其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开展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研究，推动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

近年来，语料库技术开始应用于国内外译学研究领域，但国内该领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比较少。本书基于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开展莎剧汉译本中翻译共性、莎剧汉译语言特征、莎剧人际意义的再现与建构，以及莎剧汉译策略和技巧等相关课题的研究，为其他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提供借鉴，从而推动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

2）开展翻译共性的实证研究，促进翻译共性研究的发展

自Mona Baker提出翻译共性或普遍性的假设以来，国内外译学界开始运用平行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验证翻译共性的存在。目前，关于翻译共性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Klaudy，2004；Olohan&Baker，2000；柯飞，2003；胡开宝、朱一凡，2008；胡显耀，2011；王克非，胡显耀，2010），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仅仅局限于显化这一翻译共性的论证，关于隐化、简化和规范化等翻译共性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而且国内外学界很少有人提出新的翻译共性假设。本书基于莎剧汉译本与英语原文、不同莎剧汉译本以及莎剧汉译本与原创汉语戏剧之间的比较分析，对显化、隐化、简化和规范化等翻译共性进行实证研究，并试图提出强化与弱化等新的翻译共性假设。

3）系统研究莎剧汉译文本语言特征、人际意义的再现与建构以及莎剧汉译策略与技巧的研究，深化莎剧汉译的研究

本书依据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相关原理，研究莎剧汉译文本语言特征及其动因、莎剧汉译文本中人际意义的再现与建构，以及莎剧汉译策略与技巧。本书的研究内容既涵盖典型汉语词汇或语句结构在莎剧汉译本中应用的特征及其内在动因，又涉及莎剧的汉译本如何再现与建构英语原文词句所承载的人际意义。前者不仅深化我们对于翻译本质和戏剧翻译特性等问题的认识，而且揭示对莎剧汉译施加影响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不同莎剧汉译本翻译风格的差异。后者分析英语特有词汇或语句结构如话语标记“well”、“which”引导定语从句等的汉译策略和方法，揭示英语颜色词、性禁忌语和宗教词汇所承载文化信息如何在汉译本中成功移植。毋庸讳言，以上课题的研究将有力推动莎剧汉译的研究。

1.4.3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项目研究属于描写性译学视域下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主要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莎剧汉译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综合分析。

描写性译学研究突破了传统译学研究过分关注原文与译文对应关系的局限，侧重于对现实存在的翻译成品进行客观描写，结合时代背景、意识形态、文学文化传统等影响翻译文本生成因素的分析，建立解释和预测译本形成的规则。描写性译学研究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语料库翻译学所涉及的动因研究进行定性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语料库研究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大量翻译语料进行观察和分析，并利用语料库软件提取相关数据，并进行定量统计分析，从而发现或归纳翻译语言特征和翻译过程的内在规律。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我们看待翻译现象的常规思维定势，避免传统译学研究的主观判断。利用语料库开展翻译研究，可以使翻译研究建立在大量翻译语言事实分析和定量统计的基础之上，翻译研究因而更具有可信性，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相应地得到加强。尤为重要的是，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可以支持重复性验证研究，使得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更为科学。

1.5 本书的章节安排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回顾了莎士比亚及其译本在我国的翻译与传播，介绍了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以及本书的章节安排。

第2章介绍了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并对该语料库所收录的原作和译作版本、戏剧组成、库容和基本特点以及建库所涉及各种技术手段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第3章的主要内容为莎剧汉译文本中翻译共性的实证研究。本章着重从功能语言学视角论证了概念功能信息、人际功能信息和语篇功能信息的显化及成因，首创性地提出翻译强化与弱化假设并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本章还介绍了莎剧汉译本所呈现的隐化、简化、规范化等翻译共性趋势的实证研究。

第4章阐述了莎剧汉译语言特征及其动因，包括莎剧汉译文本词汇总体特征描述、莎剧汉译中虚化动词“做”和“作”、“把”字句、“被”字句、“得”字句、“使”字句、语气词“吧”、AABB式叠词和标点符号问号等的应用及动因研究。

第5章论述了莎剧汉译本中人际意义的再现与建构。本章基于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以体现人际意义的情态动词“can”、评价性形容词“good”、英语称谓名词“lord”和英语词汇“love”为检索项，探讨莎剧汉译中人际意义的再现与建构，并进而分析其动因。

第6章主要探讨莎剧汉译的策略与技巧，涉及性禁忌语、宗教词汇、颜色词概念隐喻、话语标记词“well”以及“which”引导定语从句等英语词汇或语句结构的汉译策略与方法。

第7章为结论部分，总结了本书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分析了本书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