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绝境中悟道

龙场悟道

自从挨了廷杖，下了诏狱，王守仁一直在思考，可一年多来他脑子里想的始终是忠而见弃，退隐山林，说穿了，就是一个“冤”一个“怨”，来来回回在这两个字上打转。及至到了龙场，日子虽苦，毕竟瓮里有粮，袋里有钱，身边还有两个仆人伺候着，远不至于到了绝望境地，王守仁却一味地自伤自怜，甚至专门写一首《去妇叹》向天下人诉苦，仔细想想，真正把王守仁逼入绝境的不是皇上，不是刘瑾，也不是这座沉闷恐怖的龙场驿，而是王守仁自己心底的私欲。

是啊，王守仁其实是个自私的人，不论做官的欲望还是归隐的念头，无不出于私心。在诏狱里受罪的时候，他肚里的小算盘打得山响，算来算去，算出一个归隐避世躲清闲的主意来。可王守仁半辈子读的是圣贤书，那上头分明有孔派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按曾子的主张，儒生学的是政治，都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怎么能避世隐居躲清闲呢？

谁要避世？谁要躲这个清闲？说穿了，还不是王守仁自己吗……

可惜天不遂人愿，王守仁没能去躲清闲，反被扔到这荒山野林里受苦，于是王守仁或怒或骂，自怨自怜，又伤又痛，一颗心只在小算盘上打滚儿，两只眼睛只在自己身上转悠，越是这么任性、这么纵容私欲，人生之路反而越窄，弄到最后，竟成了住在“石棺材”里的活死人。

就是这么个撒娇使性、半死不活的纨绔子弟，却机缘巧合，意外地照顾了一回病人，忙碌了个把月，早先一直端着的那个名士、忠臣、大才子的架子也放下了，王守仁忽然感觉到了轻松，感觉到了充实。

儒家学说是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学问，可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有时候还真难以分辨。以前王守仁只知道胡思乱想，可是经过一番苦痛折磨和一场小小的“解脱”之后，王守仁终于静下心，就在龙场这个小山洞，在黑沉沉的暗夜里，在这口结结实实的“石棺材”里试着整理自己的人生，分辨其中的“天理”和“人欲”，思考起世间的哲理和人生的意义来了。

王守仁是状元公之子，从小就是个聪明透顶胆大包天的孩子王，十几岁时对教书先生说过一句：“读书考状元不算人生第一等事，只有‘做圣贤’才是人生第一等事。”一语惊四座，知道这事的人都夸这孩子有志气。这“做圣贤”的志气是个天理吗？仔细想来似乎不是，因为王守仁说出这种孩子话来，不过是个争荣夸耀的虚荣心罢了，虽然长大以后他也着实在“成圣贤”三个字上用过功，苦读过几年圣贤书，累得生了一场大病，却一点儿收获也没有，究其原因，还是他心里根本不懂什么是“成圣贤”，说大话给人听也好，下苦功夫读书也罢，为的还是高人一等，让别人赞他，羡慕他。

这是“人欲”。

后来王守仁做了官，可他这个官做得马虎，心思不在事业上，先是与一帮大才子结交，和他们一起舞文弄墨写诗填词，可王守仁的才情又不如这些才子，时间一长觉得无趣，退出来了，又自己学道，学佛……可写诗也罢，学佛道也罢，和早年“成圣贤”的空话一样，还是做给别人看，说给别人听，想让别人赞他，羡慕他。弄来弄去，还是在“人欲”里打转儿。

正德皇帝发动政变驱逐阁老的时候，王守仁上奏劝皇帝停止迫害大臣，立刻释放御史，现在想来，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接近“天理”的事，可他心中这个“天理”显然并不牢靠，以至于受了廷杖下了诏狱，“天理”就瓦解了，改而一心归隐，想回家去做个乡绅。

这归隐的心思，又是“人欲”。

现在王守仁到了龙场，苦不苦？实在很苦；但细想起来，他所受的苦也还未到极点，这半年来他自怨自艾，躺在“石棺材”里流泪，写那些哀伤悲切的诗，都是在撒娇，是做个受苦受冤的样子给自己看，也给身边的人看，说穿了，还是希望别人赞叹他忠直，同情他受苦——就算龙场这地方没人赞他，没人同情他，王守仁还可以赞叹自己，同情自己。

说来说去，还是“人欲”。

只有最近这一个月，王守仁做的事与前面三十多年所做的都不同，他眼睁睁看着两个仆人病得要死，为了救人，立时抛下一切空想法，放下所有空架子，煮粥浣洗，说笑唱曲，尽一切力量照顾这两个仆人，这样照顾人，对这位公子哥儿还是平生第一次，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两个仆人感激他，更不是要让别人称赞他，王守仁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真心实意地希望两个仆人能够尽快恢复健康。

这一次，王守仁的想法十分诚恳，毫无私心杂念。

没有私心杂念，只是一片真诚，王守仁照顾病人这件小事，竟是个“天理”。

王守仁自认是个正直的儒生，自以为半辈子都在“存天理灭人欲”，可现在他才明白，这些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大半皆是“人欲”，“天理”竟是极少。最可怕的是，王守仁心中的“人欲”竟然泛滥不绝，而“天理”只是偶尔一闪念，就算抓住了也把持不住，顷刻又消逝了。

古圣先贤说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现在经过一场反思的王守仁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人欲泛滥不止，天理稍纵即逝，“人心”之危急险恶，“道心”之微弱渺茫，真是触目惊心，让人越想越怕。

好在当下的王守仁手里还握着一个“天理”，没有被险恶的“人欲”吞噬。他也记得《孟子》里有一句要紧的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又说：“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句话里，“知皆扩而充之”是个根本，找到心底的良知，把它放大，这是最要紧的。

王守仁手里握着一点“天理”，这一点天理是如何来的？是在全心全意照顾病人时自然从他心底生发出来的。按孟子的话，这“全心全意照顾病人”当然是个“恻隐”，而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

仁，孔夫子最看重这个字。孔子对弟子说过什么？他说：“仁者，爱人。”这么看来，“爱人”就是“仁”。王守仁真心实意照顾两个仆人，就是“爱人”，虽然他爱护的仅仅只是两个人，但就从这一点小小的“爱护”中，已经生出一个天理良知，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天理良知，已经足以让王守仁摆脱痛苦，感觉充实。

仁，竟有如此效力，爱，能使自己充实，若再依孟子所说的“扩而充之”，由爱身边人到爱周围人，以至爱天下人，这效力将是怎样，这感觉又会是如何呢？

这是孔子说的“天下归仁”吗？这是《礼记》所说的“天下为公”吗？这是传说中的“圣人”境界吗？

王守仁是个正直的好人，他心里原有个“成圣贤”的志向，只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他知道了，“爱人”就是“仁”，“仁”是个“良知”，把这个良知“扩而充之”，由爱身边人到爱周围人，直至真心实意去爱天下人，这就是“扩大公无我之仁”，这就能成圣贤了！

就在不经意间，睡在山洞里的王守仁忽然找到了天下儒生都在追求的“成圣贤”的路，又惊又喜，猛地坐起身来，嘴里发出一声响亮的欢呼！

黑暗中这一声叫喊，顿时把王祥、王瑞给吓醒了，不知王守仁这是发什么疯，或是让什么毒虫咬着了？赶紧点起灯火凑过来，见王守仁席地而坐，满脸喜色，王祥忙问：“公子怎么了？”

这时的王守仁满心都是热切的想法，必须找个人倾诉一下。见王祥过来，立刻一把扯住：“你坐下，我跟你说几句要紧的话。”

听说是要紧的话，王祥也就呆头愣脑地坐下了。王守仁立刻问：“孔夫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话你听过吗？”

王祥其实不知道这话，可是被王守仁弄糊涂了，下意识地点点头。王守仁也不管他，急火火地说道：“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立人’和‘达人’其实都是‘爱人’的意思，可见爱人、立人、达人，都是一颗仁心，在这上头没有分别。可孔子为什么又说‘己欲立’、‘己欲达’呢？这才是关键！谁想成仁？是我自己！谁想爱人、立人、达人？还是我自己！你看，孔子在这里说的首先是个‘自我’，你说对不对？”

王守仁这些话说得没头没脑，王祥一句也没听懂，瞪着两眼嘴里勉强“啊”了一声。

有这一声答应，王守仁就当王祥听懂了，接着又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前我只看到前半句，心里总琢磨着：三个人走在一起就有一个可以当我的老师，可见人生在世应该谦逊到什么地步！可刚才一闪念间，忽然想起这后半句来，原来孔夫子要说的并不是‘必有吾师’一句，而是告诉学子——别人身上的优点要学习，别人身上的缺点也要留意，自己若有这个缺点，务必改正。这里头所说的‘师’其实不是老师，而是个‘借鉴’的意思。别人的优点要借鉴，别人的缺点也要借鉴，谁在借鉴呢？是我！”

王守仁着急忙慌地说了这些话，王祥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知道王守仁没被毒虫咬着，看起来也没什么病疼，不用去管，于是昏昏欲睡。可一只手被人家扯着不放，想躺都躺不下，只得胡乱问了一句：“公子要借鉴什么？”

这时候王守仁满心都是想法，也没工夫理会王祥，自己略想了想，又说：“小时候父亲对我说过，整部《论语》里头最要紧的只是一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话我记在心里三十年了，却怎么也不能理解。你说，我连懂都不懂，又怎么能做到‘克己复礼’，又如何能够‘归仁’呢？可刚才我突然想到了，原来父亲告诉我的话也只是半句，孔子当时说的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面告诉我们，‘仁’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克己复礼’，后面这半句却是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成仁’！我光看了前半句，却忘了后半句，把成仁的‘法门’给丢掉了，‘仁’都成不了，‘克己复礼’又如何做呢？这真是贪其小而失其大了。”

王守仁这些话王祥勉强听进耳朵里一两分，稀里糊涂地问了句：“为仁由己’是个什么？”

给王祥这一问，王守仁更来了精神：“仁’这个字眼儿了不得，此是儒学的核心根脉所在！古人对‘仁’的解说庞杂无章，大而无当，似乎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包，但我觉得‘仁’就是个圣人境界罢了，关键是要明白什么才是圣人境界。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就是仁，也就是说，能够达成‘克己复礼’的就是圣人了。可他却又说，‘仁’这个境界是由自己来寻找，自己去实现的，并不能从别人那里求来，所以才说‘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也就是说‘圣人境界’本来就在咱们的心里了，不必到外面去找，而这个‘圣人境界’说穿了又只是个‘克己复礼’，这‘克己复礼’究竟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王守仁放开了王祥的手，又坐在那儿呆呆地出神。王祥虽然脱了身，急着想去睡觉，可看王守仁这个痴痴呆呆的样子又不放心，只好强打精神在边上陪坐。

好半天，王守仁终于抬起头来：我想起来了，《大学》里讲了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也就是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由‘修身’而来。谁在修身？自然是‘我’！修的是什么？修的是我心里的念头。人心里的念头何止万千，可仔细想一想，这千万个念头其实只能分作两类，一个是良性的，一个是不良的。这良性的念头就是‘良知’，不良的念头就是‘人欲’，良知只有一个，人欲却可以有几百几千种变化，但不管它有多少种变化，总之都是错的，这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句的注解！良知是天理，是道心，是成圣人的正路，所以保持良知摒弃人欲，就是修身。可良知和人欲都在我心里，旁人无从知道，所以判断良知和人欲的‘修身功夫’只能自己来做，绝不能假手于旁人。

良知、人欲如何判断？孟子说过：‘不学而知是良知。’这‘不学’是说良知不必去问人，后面的‘知’是个判断的意思。整句话连起来，意思是说：‘不去问人就能自己判断对错的这个灵明知觉，就是我们心里的良知。’说来说去，还是着落在‘我’身上。我心里的良知灵明不昧，自能知善知恶，在什么事上知善知恶呢？又必须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事入手。见了身边的事，就以良知来区分善恶，辨别善恶是非以后就护其善，斥其恶，这就是齐家了。比身边事更大的是官府的事，比官府更大的是朝廷的事，然而事情再大，变化再多，仍然跳不出一个是一个非，一个善一个恶，一个良知一个人欲，而处事的办法也无非是良知以为是善的就护持，良知认定是恶的就责备，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变成了一回事，只要把自己心里的良知提炼纯净，大是大非上头明白无误，齐家、治国、平天下说来说去也只是在心里做一个修炼良知的功夫。能修身者必能齐家，能齐家者就能治国，能治国者就能平天下。

说到这里，王守仁发现自己无意间竟把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讲了出来，不由得一愣，半天才说：“大学》里专门讲到修、齐、治、平，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成圣贤的大路。我以前不懂这些道理，只觉得以我的本事，修身尚可，齐家也还勉强，‘治国’却万万做不到，‘平天下’更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了。可现在这么一解释，修、齐、治、平都是平常事，无非凭良知确认一个善恶，人人可以去做。这个‘成圣人’的路人人可以走，而且只要肯下功夫，把善恶区分明白，见善即护，见恶即斥，人人都能从修身而齐家，再治国，再平天下。也就是说，修身是个‘克己’功夫，齐家是个‘克人’功夫，治国是个‘克官府’的功夫，平天下是个‘克皇帝’的功夫……”

猛不丁地，王守仁嘴里竟说出“克皇帝”三个字来，自己也给吓了一跳，再看王祥，已是睡眼惺忪，人还勉强坐着，可身子却直打晃儿，根本没听见王守仁说的是什么。

其实刚才王守仁是本能地怕王祥听见“克皇帝”三个字，可发现这小子根本没有在听，心里又不甘，忍不住把声音提高了些：“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孔子说的‘克己’并不是只克自己就算了，而是先修炼自己的良知，再去克他人，克官府，克朝廷，克皇帝！自己心里有了人欲，用良知去辨别，然后去除人欲，就是‘修身’；看到别人因为人欲而作恶，就出来指责，这是‘齐家’；看到官府因为人欲而作恶，就出来斥责，这是‘治国’；看到皇帝因为私欲犯了错，就出来谏争，这叫‘平天下’。如此说来，人人可以修身，人人可以齐家，人人可以治国，人人可以平天下！无论是谁，只要肯在修、齐、治、平四个字上用功，就能成仁取义，达到圣人境界。古人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心中有仲尼’，原来是这么个道理！”

人人可以成圣贤，个个可以为尧舜，这是一个天大的道理，可是有一个前提：必须有心要成圣贤，这话才有用处。

读圣贤书的儒生们人人明白成仁取义，人人知道“克己复礼”，无形之中心里已经立了成圣贤的大志，王守仁更是志大才高，心里早就有这个念头。所以在这荒山古洞之中给他悟出“人人可以成圣贤”的大道来，顿时快乐得不能自已。可王祥连字也不认得，这一辈子从没生过“成圣贤”的古怪心思，既然不想成圣贤，对于“成圣之道”当然没兴趣，所以王守仁说了半天，王祥一个字也没听懂，什么也没学到，见王守仁并没发疯，也没犯病，只是絮叨个不停，觉得不要紧，垂着头闭着眼，嘴里勉强哼哼嘿嘿的，只想把这位发神经的主子应付过去，好赶紧睡觉。

此时的王守仁眼前一片光明，心里满是想法，哪里睡得着觉？忽然又说：这倒让我想起《大学》里的‘格物致知’一说来了。以为我看过朱熹的《格致补传》，里头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以为‘格物致知’是要把天下道理都弄懂，天下学问都学会，以至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才是个圣人境界。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八个字不要说是人了，就算大罗天仙能做到吗？要依朱子之言，天下应该没有圣人才对，可是天下分明又有孔孟两位圣人在。若说孔孟二位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不信！可若说这二位不是圣人，更讲不通。现在依我领悟出来的道理来看，修、齐、治、平无外乎良知，那么‘格物致知’的‘格’是个处置的意思，‘物’指的就是修、齐、治、平这些具体事物而言，‘致’是个提炼的意思，是个升华的意思，‘知’就是个良知。要把天下事都处置得当，其法门就是提炼良知，只要把良知提炼得纯净无比，心里有了这么一个准绳，灵明不昧，时时觉醒，不论什么事，良知一唤就醒，有了良知立刻照办，善就护，恶就斥，天下事物再繁杂，处置起来也都不在话下了。

既然良知如此要紧，人生在世只要把握住一个良知，就能成圣贤，成尧舜，而这良知又是从‘我心里’生出来的，正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只要抱定良知不放手，凭着一颗真心为天下人做事，天地之大任我遨游！心里自然充实，人生自然圆满。我以良知护善斥恶，天下一切邪恶者皆是我仇，天下一切善良者皆是我友，于是朋友满天下，甚至与仁义天理融为一体，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只要护得一个良知，我的心就与天地同光，与日月同明，又怎么会沦为‘弃妇’而无所归属呢？

我被贬到龙场来，是皇上的旨意。表面看来似乎是皇上抛弃了我，不用我了。但若从‘良知’上头论起来，我劝谏皇上不要逼害御史，不论当时我心里的良知是否纯净，可我这个道理是对的！因为道理合于良知，我劝谏皇上之时，我的心就与仁义天理合而为一，却偏偏被皇上视为寇仇，岂不怪哉？这么看起来，被贬逐的不是我，被孤立的不是我，反倒是皇上！如今我被皇上一人仇视，可天下将我引为至友；皇上却只和几个太监结党，而与天下人形同寇仇，真正被天下人厌恶的那个‘弃妇’并不是我，反倒是皇上……

到这时，王守仁把道理越想越深，越解越透，只觉浑身大汗淋漓，回思半生所读的圣贤书，条条句句都通了，都透了，都懂了，心里这份舒畅满足无法用言语形容。激动之下，说出的话越来越大胆，已经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到最后，连王守仁自己都有点慌张起来，虽然明知道深山野林没人听见，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

至于王祥，此时早已昏昏沉沉，嘴里连“哼嘿”之声都没有了。隐约觉着王守仁的话似乎说完了，顿时身子一歪躺在草垫上，眨眼工夫就打起呼噜来了。

至于王瑞，只是王守仁呼啸尖叫的时候醒了片刻，转眼即睡，王守仁说了什么话，他一个字也没听到耳朵里去。

孔子说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话对。

在龙场的这片暗夜里，王守仁凭着心中的坚韧执著终于找到了仁义良知，明白了克己复礼，认出了脚下一条成圣贤的大道。可与他睡在一起的两个仆人什么也没悟透，什么也没想到，只管睡他们的大头觉。于是王守仁悟道之时冲口而出的那些道理心得，此二人一丝一毫也未能分享。

克己复礼，两劝土司

自从经历了龙场悟道，王守仁找到了自我，知道了良知的重要性，明白了“仁者爱人”，体会到了良知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境界。又从此生发，琢磨出一个“知行合一”的道理来。

所谓知行合一，知，就是一个良知，行，就是良知一旦发动，践行立刻跟上，不做丝毫犹豫，不留一点空子。也就是说，良知是行动的主意，行动，就是做一个良知功夫；良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良知的成果。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一生学术的核心，也是他修炼了一生的功夫。自从悟到知行合一，王守仁的心态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再回过头来看待自己在龙场的生活，发现处处都和以前不同了。

以前的王守仁懒惰至极，宁肯缩在“石棺材”一样的破山洞里混日子，也不愿意自己动手做点有用的事。可现在心底的良知告诉王守仁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两个仆人大病一场与石洞里的阴冷潮湿有很大关系，不管为了仆人还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这个石洞都不能再住了，必须立刻想办法。

石洞不能住，这是良知发动，必须想办法，这是行动跟上了。

朝廷有王法，犯罪的官员就算担任驿丞，也不能住在驿站里，可王法并没规定驿丞不能自己盖间房子住。反正有的是时间，力气也现成的，王守仁就走出山洞，领着两个仆人砍树为梁，打坯成砖，在驿站上盖起房子来。这几个人都没什么手艺，只会下笨功夫，胡乱搞了些日子，居然平地建起一座不大的土坯房来，虽然这种沉闷严实的土坯房并不适合贵州深山里炎热潮湿的气候，可比住在山洞里还是强得多了。

在学着盖房子的同时，王守仁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与人为善。平时在龙场附近走动，偶尔能遇到附近寨子里的苗人，以前王守仁从不和这些人打招呼，现在他却觉得大家都是邻居，何不交个朋友？

大家是邻居，何不交个朋友？这是良知发动；走上前去打个招呼，这是行动跟上了。

结果王守仁立刻发现苗人远不是想像中那副凶恶模样，倒是些直率和气的人，而且因为这里距离贵阳城不远，苗人时常到城里和汉人做些买卖，会说几句汉话，交谈起来也不费力。

就这么一来二去，王守仁交了几个苗人朋友，这些人就请他到苗寨做客，闲谈间，王守仁知道了一件事：苗人没有文字，只能结绳记事，也不会算账，拿山货药材跟汉人做生意的时候全听人家摆布，有时候一篓贵重药材换不到一篓盐巴，几张上好兽皮换不回几斤茶叶，总是吃亏，也没办法。王守仁顿时想起“己欲立而立人”的话来，心想自己别的本事没有，教给苗人写写算算总还做得到吧，于是找到苗寨的首领，告诉他，自己平时很闲，想到寨子里来教苗人识字，不知首领愿不愿意？

对王守仁的提议苗人求之不得，于是王守仁顺理成章成了苗寨里的教书先生，讲了一段时间的学，苗人觉得这位阳明先生每天到寨子里来讲学太辛苦，也不和王守仁商量，就自己砍了木料，在龙场驿站上盖了几间房子给王守仁住。王守仁给这几间木楼取名叫“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有了这些住处，生活比以前又改善了不少。

龙场驿站是官府设立，吃的是官家俸禄，可驿站在大山深处，粮食不一定按时送来，有时接济不上，驿站上的几个人难免吃糠咽菜。王守仁看着驿站旁边有几块空地，就学着苗人的样子烧出一块荒地，刀耕火种，种起庄稼来。

可种庄稼并非易事，山里土地贫瘠，长不出几颗粮食来，鸟雀又多，又有野猪之类的东西，庄稼快熟的时候，鸟雀飞来一吃，野猪跑来一拱，弄到颗粒无收，王守仁也不觉得可惜，反而以为有趣。于是就有了这么一首小诗：

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

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

这首诗平白朴实，却活力充沛，比《去妇叹》不知强出多少倍去了。其中“得自由”、“何有陋”两句是王守仁的心境，而“未忘忧”一句，则是王守仁的志向。

有了良知了，知道为别人着想了，交到朋友了，生活充实了，心境开朗了，连久违了的志向也回来了，王守仁在龙场，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重新站稳脚跟了。

不知不觉地，王守仁在龙场已经住了一年多。正在大山深处享受这份难得的自由之时，一件意外的小事打断了他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正德四年是个多雨的年份，入秋之后大雨一直不停，从龙场到贵阳的道路断了，从省城送来的给养没了着落，驿站上又一次断了粮。好在王守仁已经有了不少苗族朋友，知道他没饭吃，这些人送了些粮食过来，让王守仁不至于挨饿。哪知这天下午，忽然从山里来了一支彝族马帮，给他送来十石白米，还有猪肉、鸡鸭、柴炭，不由分说就往屋里搬。王守仁急忙拦住一问，才知道这是水西大土司安贵荣派人送来的礼物。

在贵阳城外以乌江为界盘踞着两家实力很强的大土司，乌江以西称为水西，土司以“安”为姓，乌江以东称为水东，土司以“宋”为姓。这位送礼物给王守仁的安贵荣是水西地方的第七十四代土司，他家族的族谱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在贵州省内所有土司之中，水西土司领地最大，兵马最强，安贵荣不但受封为三品宣慰使，还因为替朝廷打仗立功，得了一个昭勇将军的头衔，威震一省，雄霸一方。

和所有霸主级的人物一样，安贵荣雄心勃勃，总想借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招兵买马，结纳贤才，现在龙场驿站来了这么个驿丞，专门给苗人讲学，安贵荣就留了心，稍一打听，知道王守仁是个名士、忠臣，被皇帝迫害贬到龙场受罪，立刻觉得这个人可以招揽，就给龙场驿送一批礼物，以此向王守仁示好。

王守仁是个被贬的官员，朝廷里刘瑾那帮人正想着找他的麻烦，贵州土司却又来结纳，王守仁哪敢接受土司的礼物，坚决不收。想不到安贵荣会错了意，以为王守仁嫌礼物太轻，立刻又给他送来一箱金银，几匹好马。

按照当地习俗，土司送来的礼物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收了这些礼物，又可能被朝廷怀疑，甚至因此获罪，进退两难之际，王守仁只好采取一个折中办法，收下了两石米和鸡鸭、柴炭之类的东西，至于奴仆、金银、好马则坚决退回，又写信给安贵荣表示谢意，对安贵荣解释说：龙场驿站是国家设置的，安贵荣身为宣慰使，知道驿站断粮就送来粮食，这是宣慰府对驿站的接济，王守仁可以接受，也十分感激。至于金银、马匹之类实在过于贵重，已经不属于“救济”的范畴，这些东西王守仁万万不敢接受。请大土司不要再强人所难了。

王守仁的做法有理有节，既保全了土司的面子，又洗去自己身上的嫌疑。安贵荣明白了王守仁的心思，也就不再提礼物的事。王守仁刚松了一口气，想不到大土司又把另一件更棘手的事推到了他的面前。

明朝初建之时，朱元璋封水西大土司为从三品宣慰使，这个职位在土司之中已经是最高的。可自从明朝建立以来，贵州、四川等地一向多事，民族冲突不断，水西土司奉朝廷之令派兵东征西讨，尤其正德二年普安州苗人大举起事反抗朝廷，在香炉山一带与官军恶战，安贵荣奉朝廷征调亲自带兵出战，立了大功，于是安贵荣上表请求朝廷封他为“都指挥佥事”，这是个正三品的武官头衔，比宣慰使的职位更高。但朝廷以为对土司的封赏最高只到宣慰使，封土司为指挥佥事没有先例，而且认为安贵荣凭着军功向朝廷讨封，有些桀骜不驯的味道，于是不理他的请求，只封给安贵荣一个“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职位，这是个文职，而且只是正四品，比宣慰使的品级还低……

朝廷对安贵荣不升反降，其实是在警告这位土司不得跋扈，可安贵荣自恃兵强马壮，又有军功，根本不把朝廷的警告放在眼里，反而连上奏章请求朝廷封他的官。朝廷大员对土司本就不放心，见安贵荣闹个不停，更是多心，就决定在贵阳附近建一处千户所，增派官军监视水西。安贵荣知道消息后大怒，立刻决定裁撤龙场驿站，切断与朝廷之间的联系。

龙场驿站是水西九驿中最大的一座，本是水西土司为了表示归附诚意主动请求修建的，现在安贵荣要裁撤龙场驿，就等于公开向朝廷挑战！朝廷和土司一来一往互相斗气，再闹下去，只怕就要兵戎相见了。

安贵荣虽然骄横霸道，可他并非全无智谋，也知道公然裁撤龙场驿站等于对朝廷挑衅，事情一旦做下，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所以安贵荣想了个办法，先把这个风声透露给龙场驿站的驿丞，由此人把消息转给贵阳府，也就是说，先间接通知地方官府，看看官府有什么动作，再做进一步打算。

得知安贵荣要撤销龙场驿站的消息王守仁十分惊愕，马上意识到这是朝廷与土司之间一场大规模冲突的前兆。此时的王守仁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飞马赶到贵阳，把“土司将要裁撤驿站”的事报告官府，可再往深处一想，王守仁又犹豫了。

王守仁是个进士出身的官员，从小就受到“忠孝”观念的绝对灌输，愚忠，早已成了本能。可龙场悟道的时候王守仁悟出一个“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就是说他已经恢复了“自我意识”，学会了自己思考。而这场思考的“定盘针”就是他心里的良知，思考的走向则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克”皇帝的私心，“复”天下秩序，解民倒悬之苦。现在朝廷和土司较起劲儿来，王守仁知道，朝廷奉的是皇帝的命令，而土司则是水西地方的土皇帝，这是一大一小两个“皇帝”之间私心人欲的较量，也就是说，皇帝和土司的决定都是错的，让他们任性胡闹下去，受害的只能是百姓。王守仁要凭心中良知做一个“克己复礼”的功夫出来，就必须既克住土司的人欲，又克住朝廷的私心。

这一夜王守仁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前半宿想着是不是该把土司的意图转告朝廷。到后半宿，他已经凭着良知把朝廷和土司都抛在一边，专门想着怎么保全水西四十八万百姓的身家性命，怎么凭自己的良知同时克制皇帝和土司这两股人欲，把一场邪恶的战争制止在萌芽之时。

到天亮的时候，王守仁已经有了主意。于是给安贵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祖宗制度非同小可，无故不能轻改。水西安氏从汉代开始就在水西做大土司，这股势力能延续千年，靠的是历朝历代遵守朝廷礼法，竭忠效力，不敢有违。龙场驿站是安贵荣的先辈们为了表示归顺大明朝廷的诚意自愿建立的，这是水西的祖制，不能擅改，否则驿站撤销，朝廷一定不能接受，地方官府要出来阻止，就连水西内部有权势的人物也会出来干涉，责备安贵荣“变乱祖制”，闹到后来，安贵荣很可能落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别说挑战朝廷，就连土司的位子都坐不稳了。

另外，王守仁还告诉安贵荣，大明王朝地方千万里，拥兵百余万，这股强大的势力不是安贵荣可以抗衡的。现在安贵荣对朝廷稍不恭顺，朝廷就决定在水西附近增建卫所，布置军队，如果安贵荣再进一步挑衅，裁了龙场驿站，朝廷一怒之下很可能革除安贵荣水西宣慰使的职务，那时土司与朝廷实力悬殊，水西内部又有人出来指责他变乱祖制，要推倒他，内外交困之际，安贵荣将如何下台？

信写到最后，王守仁决定以诚待人，直话直说，告诉安贵荣：不但土司有祖制，大明朝廷也有“祖制”，宣慰使这个官职也许不算很高，可这是太祖皇帝亲封的职位，能做宣慰使的，就是朝廷认定的大土司，这是朝廷要遵守的“祖制”。可都指挥佥事也好，贵州布政参议也好，都是朝廷委任的官职，一旦做了这样的官，就要接受朝廷调遣。要是朝廷真的下来一纸公文，把安贵荣调离水西，让他到别处当官，不去，就是违抗旨意，会被朝廷治罪。如果奉命离开水西，这水西土司之位立刻就被别人接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都成了别人的产业，安贵荣就算想回水西也不可能了。

话说到这里，王守仁坦率地劝诫安贵荣：裁撤龙场驿站的想法极不明智，趁着外人不知道，赶紧收拾起来别再想了！至于朝廷封给他的“贵州布政参议”之职，对安贵荣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应该立刻辞职，同时上奏向朝廷表示感谢，言语要恭顺，免得朝廷生疑。至于那个“正三品都指挥佥事”的职位，从此提也别提了。

王阳明这封信有理有据，真心实意，彻底把安贵荣说服了。于是大土司放下了架子，急忙上奏辞去贵州布政使司参议，而且对朝廷说了一大套谦恭的客气话。

正德皇帝在位这几年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正是自顾不暇，当然不想和水西大土司翻脸。现在土司服软了，朝廷见好就收，在水西附近设置卫所驻扎官军的计划不了了之。

王守仁一封信，劝得安贵荣收起了争强的野心，朝廷那份霸道的私利也顺势收起，这是一次成功的“克己复礼”。王守仁以良知先正了自己的心，然后又用这良知“克”住了土皇帝安贵荣的私欲，就势消解了朝廷的私心，于是水西地方的战争阴云迅速消散，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四十八万水西百姓的身家性命被成功保全下来了。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这话一点没错。

哪知贵阳城外这片荒凉的深山里实在多事，水西大土司安贵荣和朝廷的暗战刚结束，乌江对岸的水东土司又发生了叛乱。

原来水西土司的领地对面还有一个水东土司，这两个土司的地盘以乌江为界。水西土司势力大，属下人口多，所以受封宣慰使。水东土司下辖十个“长官司”，大土司住在大羊场官寨，手下亲领洪边十二码头，实力比安贵荣略逊一筹，受封为宣慰同知。水西、水东两大土司平时都住在自己的领地里，可他们都是朝廷命官，在贵阳城里同居一处“宣慰使”官署，宣慰使大印掌握在安贵荣手里。也就是说，安氏土司一直压着宋氏土司一头。

身为贵州省内最有实力的两大土司，平时难免要给贵州布政、兵马都司这些官员行点贿，送点礼，可安贵荣骄横，待人比较冷淡，宋然为人却很活泛，特别会来事儿，哄得贵州城里的大官儿高兴，就明着暗着偏袒宋然，两家土司有什么纠纷，只要让官府来断，总是宋然得便宜，安贵荣吃亏，后来安贵荣因为一点小事受了朝廷的处分，宋然就借机要求安贵荣把“宣慰使”印信交出来，安贵荣不肯，于是两家闹到官府面前，哪知官府偏帮宋然，硬逼着安贵荣上交了印信。因为这事，安贵荣对宋然十分厌恶，两大土司水火难容，闹得挺僵。

水东土司也和水西土司一样，属下封地分归与土司有血缘关系的十大宗亲首领统管，这些宗亲被统称为“土目”，平时各土目守着自己的官寨，过自己的日子，如果有事，各土目都听大土司号令。但土司之位人人觊觎，宋然手下的十个大土目很不老实，各怀异心。就在这一年，水东土司治下的阿贾、阿札、阿麻三个大土目联手起兵攻杀土司，把大土司宋然包围在大羊场的官寨里。因为大羊场靠近贵阳城，战事一起贵阳震动，官府手里没有足够的兵马，又知道土司内部情况复杂，官军不便贸然介入，就下了一道公文，命令安贵荣出兵平定叛乱。

安贵荣心里深恨宋然，对官府也很不满意，当然不肯轻易出兵，一直拖延时间。贵阳方面只得连三数四地催促，后来催得急了，安贵荣终于带着人马渡过乌江直捣大羊场，叛乱的阿麻头人急忙带兵阻击，一场大战，阿麻兵败被杀。

安贵荣杀了阿麻，阿贾、阿札两个头人都害怕了，官府也以为叛乱指日可平，这才放下心来。哪知安贵荣却耍了个滑头，打败阿麻头人之后立刻缩了回去，渡过乌江的人马也不声不响地回撤，两个叛乱首领见安贵荣退兵，立刻回师重新围住大羊场，宋然大惊，急忙再向官府求援，官府又命令安贵荣出战，可安贵荣觉得已经出了不少力，给了官府很大的面子，于是对外称病，不肯再出兵了。

在安贵荣想来，他这个装病不出的计划很巧妙，前头已经出兵给官府帮了忙，官府也不好意思再催他。至于大羊场那边，最好是让水东土司兵和叛军斗个两败俱伤，最后不管谁胜谁负，水东土司肯定元气大伤，水西就能坐收渔人之利。可他哪能想到，就因为他的立心不良，便宜没有占到，反而弄巧成拙，不知不觉间，一场巨大的危机已经降临在他的头上。

安贵荣是贵州一省势力最大的土司，如果他出兵帮助宋氏，叛军一定无力抵抗，可现在他在家称病，反叛的阿贾、阿札两个头人自然抓住机会放出风声，说安贵荣送给他们一批武器，暗中支持叛军攻打水东土司。

安贵荣毕竟是朝廷任命的宣慰使，就算他有纵容叛军之意，也不会做得这么明目张胆。阿贾、阿札是走夜路唱山歌——给自己壮胆儿，同时也吓唬一下被围困的宋然。可这个消息一传出，第一个误会的倒不是宋然，而是贵阳城里的贵州布政使、都御史和兵马都司，这三位官员本就责怪安贵荣不肯出兵平叛，又听说安贵荣竟然暗中支持叛军，顿时起了疑心，立刻上奏朝廷。得到水西土司支持叛军的奏报，朝廷大员也很惊讶，命令贵州官员严密监视，一旦有变，立刻调动官军征讨。

与此同时，在水西内部也传出谣言，说水西地大兵多，地势奇险，不怕朝廷，这次安贵荣已经下了决心不为朝廷卖命，且看朝廷能把水西怎样！

显然，这些话绝不可能出自安贵荣这个宣慰使之口，这是他手下那些有权势的贵人故意放出风来诋毁安贵荣，想挑起他和朝廷之间的直接冲突。

因为水西土司治下共有四十八个族支，分别管辖十二个“则溪”，这十二则溪、四十八族支的首领个个都有与土司相似的贵族血统，这些人做梦都想当上大土司，如果安贵荣被朝廷废了，这些人就有机会了。

到这时，水西大土司安贵荣外被叛军诬陷，内被宗亲算计，朝廷对他也生了疑心，真是内外交困，生死已在顷刻之间，可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安贵荣自己身在局中，居然看不到危机已成，大祸将临，只管躲在家里装病，等着看水东那边的笑话。

安贵荣这个大土司心里打什么算盘，和王守仁没有关系。可王守仁却知道大羊场那边战事紧急，贵阳城里的官府表面无所作为，暗中正在调兵遣将，一旦水东土司被叛军杀害，各省兵马立刻就会进入贵州平叛。大军一到，乌江两岸全是战场，不论汉人、苗人、彝人皆是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王守仁心里有个良知，追求的是一个“惟务求仁”的境界。“仁”是什么？孔夫子说得明白：“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克”什么，克的是大人物内心的私欲，“复”什么？是要维护天下的正常秩序。现在土司动了私心，兵劫已在眼前，王守仁不能不尽力而为。仁至义尽，认真做一番“克己复礼”的良知功夫。

良知这个东西是人心里的镜子，越磨越亮，越擦越明。上次大土司和朝廷暗中角力，王守仁曾一度陷入愚忠，想着替朝廷卖命，犹豫良久才做出一个“朝廷和土司皆是人欲，拯救百姓才是天理”的决定来。这一次水西、水东两个“土皇上”互相算计，朝廷在后头虎视眈眈，王守仁一眼看透，这三股势力都不值一提，真正需要拯救的，还是乌江两岸的百姓们。

心里有了这个“定盘针”，王守仁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良知一发动，行动自然跟上。王守仁片刻也不犹豫，立刻写了封信送到土司官寨，一上来就问安贵荣：听说水东地方的阿贾、阿札两个头人正领着叛军攻打土司官寨，外面很多人都在传，认为这件事是水西土司在背后唆使，阿贾、阿札更是公然宣称安贵荣“锡之以毡刀，遗之以弓矢”，给叛军提供武器，指使他们攻杀宋然，不知这件事是真是假？贵阳方面的官府是否已经听说了？

安贵荣在家装病，不肯发兵平叛，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装的，只有安贵荣以为大家不知道；阿贾、阿札趁着安贵荣犯糊涂的时候给他栽赃，硬说安贵荣支持叛军，这事所有人都听说了，只有安贵荣一个人没听说。现在王守仁一句话把这两层意思都点了出来。正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安贵荣一下子警觉起来了。

点醒安贵荣之后，王守仁又把当下的时局分析了一遍，告诉他，水西、水东两家土司都是朝廷封的，水东有事水西不救，一旦水东土司官寨被攻破，宋然被杀，朝廷必定怪罪安贵荣。水西并不是唯一的土司，在安贵荣周边就有播州土司杨爱、恺黎土司杨友、保靖土司彭士麒等人，个个兵强马壮，如果朝廷要攻打水西，甚至不必亲自发兵，只要给这几家土司下一道命令，这帮人就会争相割取水西的土地，面对蜂拥而来的饿狼，安贵荣一个人能应付得了吗？

当然，王守仁也明白“外患易拒，家贼难防”的道理，先把“外患”的威胁说出来之后，立刻话锋一转，告诉安贵荣，水西内部已经传出谣言，说水西“连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深坑绝坉，飞鸟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纵遂高坐，不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以安贵荣的口吻公然向朝廷挑衅。说这话的是什么人？难道安贵荣还不肯三思吗？

确实，安贵荣手下有十二则溪，四十八族支，这些宗亲族支中到底哪一个生了异心，想趁机扳倒安贵荣取而代之？王守仁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可此事关乎安贵荣的土司大权和身家性命，安贵荣实在不能不知道。

随后，王守仁告诫安贵荣，他这个族支在水西担任土司已历三世，能够站稳脚跟靠的是朝廷的支持。如果安贵荣一意孤行，失去了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水西内部必然发生动乱，后果不堪设想。

信的最后，王守仁直接劝说安贵荣：“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这些话句句切中要害，安贵荣若再不听劝，那就真是自己找死了。

安贵荣为人骄横暴烈，可他不傻，接到王守仁的信后仔细一想，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片刻不敢犹豫，立刻调集手下最强的兵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水东平叛。此时叛军围困大羊场的土司官寨已经很长时间，水西方面全无动静，这些人也放松了警惕，哪知水西兵马忽然倾巢而出，星夜飞驰而来，叛军毫无防备，顿时被杀得大败，安贵荣一击得手，乘势强冲猛打，一直把叛军撵进深山才罢手。

大羊场一战安贵荣花费不大，折损不多，却立了一场大功，水东土司宋然对安贵荣感激涕零，官府也急忙上奏朝廷嘉奖安贵荣，一时间水西土司风光无限，捞到不少实在的好处。而王守仁没从这件事上得到一两银子的好处，仍然待在龙场驿当他那个无品无级的小小驿丞，要说有所收获，大概就是又一次成功地“克己复礼”，克住了土司的私心，维护了乌江两岸的百姓，仅此而已。

今天距离大羊场上那场战斗已经过去五百年了，如果你到了贵州省修文县——也就是明朝龙场驿的所在地，问问当地人：谁是安贵荣，谁是宋然？一万人里也不会有一个知道的。可如果你问“王阳明”，当地百姓大都还记得他。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正德五年三月，王守仁在龙场驿的三年贬谪之期已满，依例被朝廷重新起用，委任为庐陵县的县令。从此离开偏远荒凉的龙场，重新踏入艰险的仕途。

王守仁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到被贬为驿丞的那年，他已经当了七年京官。但那时的王守仁还没有接触过良知之学，不懂“仁者爱人”的意义，只是一个把做官当成儿戏的纨绔子弟。可是经历龙场悟道之后的王守仁已经找到了人性中的自我，悟透了内心深处的良知，再次出来为官，他的心态与早先截然不同了。早在赴任之前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依着良知为百姓们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

庐陵县隶属于江西吉安府，在吉安府下辖的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九县中庐陵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吉安知府与庐陵知县也在同一座县城里办公。这样一座在江西省内排得上号的大县，境内有山有水，物产还算丰富，又紧邻章江，是个货物集散的水陆码头，原本算是比较富裕的，可惜天时不好，前后闹了两年旱灾，王守仁到任这一年地方上照样缺雨水，一进县境，只见溪瘦塘涸，四野焦黄，田里几乎看不见一片像样的庄稼，穿过村镇的时候每每看见成群乡民呆坐在屋外，一个个面黄肌瘦，脸色阴沉，衣衫褴褛。县城里到处是沿街乞讨的流民，买卖铺户看着也不很兴旺。

听说新任县令已经到任，庐陵县的主簿宋海、典史林嵩、书办陈江赶紧出来迎接，王守仁也没歇息，先在县衙里转了一圈，见这庐陵县衙破败得很，只有大堂、二堂和东西两列班房还算齐整，班房之侧有个小小的监狱，六七间牢房里并没关押一个犯人。

到庐陵之前王守仁已经跟别人打听过，知道前任知县名叫王关，是个出了名的窝囊废！到任三年毫无政绩，后来干脆挂印辞官而去，把这个穷县扔下不管了。现在看着衙门里这死气沉沉的破烂样儿，王守仁满肚子都是气，心想大明朝实在不是个东西，满天下竟找不到一个肯为百姓办事的好官，看来人人皆无良知。对这些没良知的东西，王守仁也不拿他们当人看，干脆学着孟子叫他们一声“禽兽”罢了。

禽兽们当官，是治不好地方的。现在王守仁自己做了县令，就下决心要认认真真给百姓们办几件实事，回到房里想了想，前任县令三年不办正事，百姓们一定有冤无处诉，看来替百姓办实事，正该从这申冤诉苦的事上做起。于是把书办陈江叫来，命他立刻写一个告示贴出去，让四乡百姓凡有冤屈的，都到县衙来告状申诉，新任县令一定秉公办理。

想不到新到任的县令不过问政务，第一件事却是打开大门接百姓的诉状，陈江整个人都糊涂了，瞪着两眼发了半天愣，才问：“大人的意思是要审查庐陵县的积案吗？若是这样，不必发出告示，旧案的卷宗都在主簿手里，我叫他拿给大人查阅就是了。”

王守仁虽然没做过地方官，可他以前在京城却做了多年主事，在工部、刑部、兵部都待过，知道这些办事的胥吏个个狡诈无比，办正事看不见他，受贿一定有他的份儿。现在陈江说这种话，王守仁立刻把他当成奸猾胥吏之类，对陈江很看不起，冷冷地说：“本官刚到庐陵，新案尚未审结，查阅旧案做什么？”看陈江黏黏糊糊的劲儿，显然是不想动弹，心里更气，干脆说道，“告示我自己写，你等会儿来取，明天一大早就贴出去吧。”把陈江打发出去，立刻找来笔砚趴在桌上写起告示来了。

王守仁叫百姓来申冤告状的告示一出，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自古以来，地方官员和乡下的百姓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叫作“民不举，官不究”，做县令的没事从不下乡，百姓们的事能不管就不管。想不到新来的县令竟与众不同，刚到任就要给百姓们主持公道，当地人以前从未见过这样肯为民办事的好官，又新奇又感动，一时民情如沸，整个县城都轰动了。宋海、林嵩、陈江这几个衙门里管事的人却面面相觑，私底下交头接耳不知说些什么。王守仁对这几个家伙从一开始就瞧不上眼，也不理他们，只管照自己的主意办。

第二天一早，王守仁早早起床吃了早饭，拿出前一天就特意压得平展展的官袍穿起来，戴起乌纱帽，又在铜镜前反复照看，觉得浑身上下周正威严，端肃齐整，果然是一任县令的仪容，为人父母的做派，有了十足的信心，这才深深吸一口气，迈着四方步子稳稳走上大堂。

这时庐陵县主簿宋海、书办陈江早已在正堂上伺候，衙役们也提着水火棍站班已毕。

王守仁虽然初任县令，可他任刑部主事的时候曾到淮扬、直隶一带巡视冤狱，参与会审过几件大案，处置过一批十恶不赦的死囚，见过世面，颇有经验，知道抓差办案之时面对的都是凶邪罪人，这些人或哭、或叫、或诉冤屈，一律当不得真。手底下办差的衙役们又最容易受贿徇私，对这些人只能使唤，不能尽信，所以办案官员仪态威严最要紧。尤其今天初次审案，从四乡赶来告状的人多，来看热闹的更多，要是第一天的案子审不好，就会在一县百姓面前失了威信，于是更端起十二分的架子，摆足了官威，先把案上卷宗略翻看了一下，这才问宋海：“今天来告状的人多吗？”

宋海在庐陵办事多年，跟过几任县太爷，什么事都经过，可这一次新到任的县令气势决心与众不同，宋海摸不清新县令的底，心里也不免紧张，听王守仁问他，忙说：“外头来告状的人极多，一大早就收了一百多份诉状，后头还有来递状子的，我想案子接得太多也不是办法，就叫这些人拿了号牌回家去候着，等前面的案子审结了再传他们。”

听了宋海的话，王守仁暗暗吃惊。

想不到庐陵县里冤情如此之多，头一天就有上百人来喊冤递状！多亏宋海有经验，没把状纸全接下来，可一百多件案子压在这儿，王守仁这个县令就算别的事都不做，光是审案，怕也要审上几个月了。

可王守仁身为县令，平时政务繁杂处处要操心，哪能诸事不管只审案子呢？

事到如今骑虎难下，无论如何还是先办案要紧。王守仁也来不及多想，黑着一张脸问宋海：“第一桩案子告的是什么事？”

“是父亲告儿子忤逆不孝。”

忤逆不孝，这可是个大罪！王守仁立刻把原告被告传上堂来。

片刻工夫，只见两条乡下汉子互相揪扯着上了公堂。一个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另一个二十来岁，一路吵嚷，上了公堂还揪着不放，王守仁把惊堂木一拍，喝了一声：“在公堂上还敢胡闹，都把手放开！”

见县令发威，这两个农民才知道害怕，赶紧放开手并排跪好。王守仁沉声问：“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那五十多岁的乡农忙说：“小人是原告。我要告这忤逆不孝的东西，竟敢公然打骂老子……”

一听这话，王守仁顿时变了脸色。还不等他说话，那年轻人已经高叫道：“大老爷明察，我爹平日好赌钱，每天都往赌场里钻，家里的钱都让他输光了，这次竟把耕田的牛也输给别人了！我一气之下去找他说理，哪知我爹根本不讲理，拿起橛把子就打我！”

听儿子喊冤，老头子顿时急了，也不管县令在上头坐着，跳起身来指着儿子骂道：“老子把你养到这么大，打你几下怎么了？别说一头牛，整个家业都是我的，输光了也与你无关！你这小畜生不识好歹，就为几个钱，当着一村人的面数落你老子，我打你打得还轻……”

这父子二人都是暴脾气，几句话说得不对路，就在公堂上互相指着鼻子叫骂起来。可也在这三言两语之间，整个案子不用人审，已经破了。

父亲好赌败了家业，儿子情急之下当着村人的面骂了父亲，当父亲的恼羞成怒，于是父子二人动手互殴。

父亲滥赌当然不对，可儿子詈骂父亲更不应该，按时下的律条，父亲打儿子天经地义，儿子还了手就是忤逆不孝。至于父亲赌钱败家，却与官府无关，王守仁这个县令管不着他。

于是王守仁把堂木一拍，指着当儿子的喝道：“纲常大道不可有悖，父子天伦岂能有失！你当众詈骂父亲，已经犯了忤逆之罪，依罪当判你刑徒一年，念在此案另有内情，暂不将你下狱，杖三十，回家切实反思，若敢再犯，决不宽容。”

县令发了话，衙役们也不客气，上前扭住儿子就往堂下拖。眼看要挨板子，当儿子的吓得也不会骂人了，连喊冤都忘了，当父亲的也吃了一惊，忙冲上问道：“大老爷为什么打我儿子！”

“他忤逆不孝，打一顿板子还是轻的。”

不等王守仁把话说完，当父亲的已经叫了起来：“我们父子争吵与旁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又没告他忤逆，大老爷为什么平白无故打我儿子，要是把他打坏了，家里的农活哪个去干！”

老头子这话把王守仁气得张口结舌无话可说，半天才问：“那你告他什么？”

到这时老头子才知道王法不是儿戏，眨巴着眼睛想了半天，忽然说：“这个状我不告了。”给王守仁磕了个头，起身就往外走。几个衙役扭着当儿子的还没有打，都等县太爷发话，想不到当父亲的忽然从堂上下来，推开衙役，拉着儿子的手一头扎进看热闹的人堆里，在百姓们的哄笑声中，原告、被告一起逃得无影无踪。

王守仁坐在堂上气得两眼发直，半天才想起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是不理他们，且审下一个案子要紧。

片刻功夫，又有几个百姓被带上堂来。只见这几个人全都鼻青脸肿，看样子是刚刚打了一架，到大堂上跪下，还像斗鸡一样互相恶狠狠地瞪着。王守仁问：“你们谁是原告？”

一个乡民抬起头来：“小人是原告。”

“你告什么？”

“告邻居父子三人无故闯进我家，殴打我的家人。”

原告话音刚落，旁边跪着的人已经叫了起来：“大老爷别听他的！这人偷了我家的鸡，我上门去讨，他还耍赖，我这才打了他几下。”

一听这话原告不干了：“我怎么偷了你家的鸡！”

“鸡毛都在你院里，鸡肉也在你锅里炖着，你还敢赖！”

“就这几根鸡毛你能认出是你家的鸡？”

“我家报晓的公鸡我当然认识！”

眼看对方似乎占了理，原告有些慌了，忙改了口：“这只鸡是被黄鼠狼咬死，从阴沟拖过来的，我只是捡起来，又不知道是你家的……”

“黄鼠狼咬死的，偏就让你捡了？哪有这么巧的事！”

被告一问，原告急了，瞪着眼吼道：“这鸡不是黄鼠狼拖出来的，难道是我从你院里偷来的？”

原告这么说，被告也吃不准了，只说：“不管怎么说这鸡也是我家的，你就算捡了也该还给我，为什么自己炖上了？”

“拖到我院里就是我的！还给你？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两伙人越吵越凶，眼看又要打起来了，王守仁坐在堂上像个冤大头，别说问案，根本连话都插不进，实在忍无可忍，把桌子一拍吼叫起来：“都撵出去！再敢来闹，本官先打了你们再说！”

见县太爷发了脾气，原告被告全给吓得抱头鼠窜。

两个案子审下来，一上午工夫都用尽了，王守仁只觉得头比斗还大，又累又窝心，说不出的别扭。再一想，后边还有那么多案件要审，其中不知有多少是这种琐碎无聊审不清的破事儿，若都照今天这个审法，自己这一辈子全糟践在大堂上了！

于是王守仁黑着一张脸吩咐主簿宋海：“今天先到这里，你把手里的案卷排一排，明早挑案情重大的先审。”

县令发了话，宋海不敢不遵从，可办事之前必得先问清楚：“敢问大人，如何才算案情重大？”

宋海问这话真像是在找茬！王守仁心里本来就烦，恶声恶气地说：“你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差，这种事还要问我？杀生害命、拐贩人口、忤逆不孝、械斗伤人等皆是大罪！”

“早上那个案子是个忤逆……”

王守仁抬手打断宋海的话头儿：“这些偷鸡摸狗吵架拌嘴的事儿先搁着，办大案！”

王守仁话头儿十分严厉，宋海心里也有些慌，又把手里的状纸胡乱翻了翻，这才说：“大人，庐陵地面儿上的百姓老实，像那杀人拐贩的案子几年也未必有一件，百姓们来诉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实在挑不出什么‘大案’来。”

官府之中胥吏最刁，碰上贪赃纳贿寡廉鲜耻的坏官儿，这帮人马上同流合污奉承巴结，可要是遇上王守仁这样一心为百姓办事的正派人，这帮人就会设法刁难，先给当官的一个下马威，然后想办法摆布官员。现在宋海这帮人办事明显就是这个路数，王守仁气得火冒三丈，可初到任上什么事都不熟悉，一时拿这帮家伙没办法，又气又恨，狠狠瞪了宋海一眼起身就走。

这天王守仁连午饭也没吃，一个人在卧房里呆坐着，心里又气愤又委屈，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一会儿觉得庐陵百姓冥顽不灵，糊涂得可恨，真应了孔子“上智下愚不移”的说法儿，想到这儿就觉得自己花工夫去管这些“下愚”的闲事实在不值，任他们自生自灭算了！

可王守仁经过龙场悟道以后，心里已经存养了一个良知，现在心里才一动憎恨百姓的念头，良知立时发动，想到自己读圣贤书，做父母官，本应该替百姓做事，现在事没做成，自己不惭愧，倒去责怪百姓们，单是这个想法就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这么一想，王守仁急忙把厌恶百姓的心收了起来，重新在自己身上找毛病，可想了半天，仍是无所措手。正在发呆，主簿宋海推开房门走了进来，站在面前怯生生地不敢说话，王守仁问他：“你有事吗？”

宋海并不答话，却反问了一句：“大人还在为审案的事发愁吗？”

自到庐陵以来，王守仁对宋海、陈江这几个胥吏就信不过，现在宋海跑来问这话，也不知他是幸灾乐祸还是来出什么歪主意，一时没有回话。

宋海是个精细人儿，王守仁对他的成见，此人一早就看出来了，所以在王守仁面前也显得拘谨得很。可身为县衙里的主簿，有些话实在不说不行，犹豫半天，硬着头皮赔起笑脸儿来：“今天那两伙人为一只鸡来打官司，把大人气得够呛，其实这样的纠纷在乡下多得是。咱大明朝国力强盛，百姓的日子勉强过得去，可细算起来还是穷，吃不饱饭的人多，加上这两年天灾不断，朝廷的赋税又加了些，百姓们的日子就更难了。种田的人俗称‘泥腿子’，没别的本事，一粥一菜都从土里刨出来，对他们来说，一袋粮食、一只鸡鸭，甚而一针一线都是好东西。别说是一只鸡，在乡下，为了几块砖头、一捆柴草打闹起来的有得是！这样的纠纷咱们怎么管得过来？就像今天这样，大人为了一只鸡浪费了一早上，到最后，到底是这家偷了那家的鸡，还是那家打了这家的人？根本问不清楚——就算问清楚也没用，事情太小，定不得罪。所以小人觉得太尊把时间浪费在这上头不值。”

宋海这些话说得十分直率，初听似乎有推卸塞责之嫌，可细一琢磨句句在理。王守仁办事没经验，脾气急一些，却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听了这些话心里一动，并没回答，可脸色却比刚才和缓些了。

见太尊没生气，宋海又慢吞吞地说：“如果太尊仍要审案，小人觉得不必像现在这样细细审问，我在衙门里混了这么些年，知道两套办案的规矩，一套是好官用的，一套是恶官用的。我们这帮人虽然偏居一隅，也知道太尊是位斗过阉党、下过诏狱的大忠臣，当然是好官，我就把好官的这套办案诀窍说给大人听吧。”清了清喉咙，嘴里念诵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宁屈其侄；与其屈贫，宁屈其富；与其屈愚，宁屈刁顽。有争产者，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有争是非者，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宋海说的，果然是当时审案的一套定例。

凡遇到案件不必认真去审，只看打官司的是什么人。若后辈与长辈争执的，应该偏袒长辈，收拾晚辈，这叫齿序之别；若穷人与富人争执的，可以偏袒穷人，收拾富人，这叫帮穷抑富；若老实人和二流子争执的，就要偏袒老实人，收拾二流子，这叫扶正压邪；若有财产纠纷，宁可支持穷人，委屈富人，不让富户欺压穷人，以灭世俗之歪风；若是道德伦理之争，宁可袒护有功名的乡绅举人，委屈百姓，这是助斯文压愚昧，维护道学体统。

早年王守仁在刑部做过主事，也到地方上审过案子，这套审案“规矩”隐约听人说过。现在宋海当面背诵出来，王守仁初听觉得也有道理，可再一想，又连连摇头。

打官司这种事，是非曲直自有公道，就应该公平断案才对。像这样不问案件内情，只管按着套路办事，偏袒一方，压制一方，哪里还有公平可言？

王守仁这一脸的疑惑宋海也看出来了，在这件事上他倒有个劝人的主意，笑着说：“太尊是位饱学名士，一定知道‘叶公好龙’的故事吧？”

宋海忽然把话扯远，王守仁倒是一愣：“叶公好龙’是孔夫子的故事。当年孔子被鲁国贵族驱逐，周游列国的时候到了楚国的叶县，当时管理叶县的是名将沈诸梁，人称‘叶公’，以礼贤下士著称，孔子到叶县后，沈诸梁一开始对孔子礼敬有加，后来却冷淡了，以致孔子终于不能在楚国落脚，孔子的弟子们对叶公很不满意，就编出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来，说这位叶公平时喜欢画龙，可有一天真龙来了，他又不能接受……”

王守仁果然是饱学之士，几句话把一个寓言故事的来龙去脉全讲透了。可宋海要说的并不是这个：“太尊一定知道叶公疏远孔子的原因吧？”

被宋海一提，王守仁这才想到：“论语》上有记载：叶公与孔子谈礼法，说到乡下有偷盗之事，叶公说：‘在楚国，父亲偷了东西儿子会出来举报，儿子偷了东西父亲会出来举报。’孔夫子却说：‘鲁国风俗不是这样，儿子偷了东西，父亲替他隐瞒，父亲偷了东西，儿子替他隐瞒。’就因为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一句话，让叶公怀疑孔子的品行，后来与孔子的关系就疏远了。”说到这里，忽然明白了宋海的意思，自己又想了想才说：“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是互相包庇的意思，只因为当时的官府审案毫无‘公平’可言，法律又严酷，动不动就对犯人黥面断肢，又或者充当苦役，孔子于心不忍，觉得像这样的事不必报官，免得父子手足被官府戕害，至于偷窃，当然不是好事，回家以后父亲自然要狠狠责罚儿子，偷的东西也要退还人家才是。”

王守仁把话全说完了，宋海也就没什么可说了。王守仁又想了一会儿，这才轻轻叹了口气：“怪不得我办不成事，原来今天的社会和孔子时代是一样的，而我无意之间竟做了一回‘叶公’。”

眼看王守仁把事儿想透了，宋海这才接着说：“太尊到任不久，一心要为百姓审决冤狱，这是好事。事情没办好，都怪我这个主簿没本事。刚才太尊吩咐下来，让下面的人挑要紧的事来办，卑职仔细想了想，觉得审问案件似乎不是最要紧的事。咱们庐陵县是个大县，城里的税银，乡下的粮赋都得征收，上头派下杂役，额外收些捐税，咱们也得应付。太尊到任以前，咱们县已经连着旱了两年，今年又不见雨水，乡下快要饿死人了，怎么办？这些事都要太尊去过问，太尊不管，谁管呢？”

听了这番话，王守仁心里一沉，这才明白，自己早前那些想法太幼稚了。不由得抬头把宋海认真打量了几眼。

原来庐陵县的主簿宋海，其实是个好人。

宋海走后，王守仁又在屋里呆坐了很久，满心里都是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在龙场受罪的时候，王守仁悟到了良知，后来又从这上头领悟出一个“知行合一”的大道理，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次王守仁到庐陵县当县令，真心实意要为百姓办实事，哪知刚一动手就把事情办坏了。这是“知行合一”的道理出了错，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呢？

王守仁困坐斗室苦思冥想，惶惶然不知所措。直坐到太阳偏西，天都快黑了，忽然间，王守仁心里一动，有了个想法！

“知行合一”这个道理没有错的！错的是王守仁自己。在他想来，审案为百姓办好事，这是他的“良知”，可事情办不成，说明“行动”上走偏了。正如宋海说的，县里有那么多大事等着他办，他偏不办，只管去审鸡毛蒜皮的小案子，结果弄了个一塌糊涂。回过头来再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话参照，分明是一开始就把主意打错了，结果“功夫”也下错了地方。

知行合一，有个“良知”，就必有个“践行”。如今在“行”字上走不通，其实说到底，是那个“良知”上出了错。龙场悟道的时候王守仁已经隐约想到，“克己复礼”讲的是先“克”自己，再“克”上司，“克”官府，“克”朝廷，最后才轮到“克”百姓。可到庐陵当县令时，王守仁办的第一件事却是审案子，“克”百姓……

自以为知，其实不知，以“不知”为“知”，办事的时候当然行不通！这叫什么？这就叫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至此，王守仁终于恍然大悟。想起自己早晨办案时的滑稽样子，忍不住嘿嘿一声笑了出来。

像孔子一样碰壁

在良知之学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项目，就是知错，改错。

在后来讲学的时候王守仁这样说：“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意思是说，改错是良知诚意的高标准，是个高境界，君子能改错，其良知境界就能得到提升；小人知道改错，虽然未必提升境界，至少他也不敢再作恶了。

在庐陵做县令，这是王守仁第一次在地方上任职，因为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犯了个可笑的“幼稚病”，好在这位阳明先生是个满心良知的君子，知错即改，善莫大焉。立刻放下“替百姓审理冤案”的幼稚想法，开始为庐陵百姓们办起实事来了。

此时的庐陵县已经连着遭了几年旱灾，庄稼减产，百姓们的日子挺不好过，可上头派下来的捐税却丝毫未减，百姓们税负沉重，日子艰难得很。王守仁到任的时候县里前一年的粮税已经收齐，大半装船运走了，可还有一部分吉安府的官差赖在乡下不走，想借着征粮的机会从百姓们身上揩些油水。因为前任县令王关离任，县衙一时无主，宋海就把这件事和王守仁商量，看怎么想办法督促这些差官早点离开庐陵。

王守仁虽然没做过地方官，可他早先在刑部也做过一阵子主事，熟知律法，也知道胥吏差人中有些无赖，祸害起百姓来比贼还狠，对这些人，当官的必须摆出一张铁面孔，拿出硬手腕治他们。立刻告诉宋海：“天下事最怕的是‘上行下效’四个字，治住一个官差，比治一百个百姓还管用，治不住官差，百姓们有样学样，一个个都要去做贼！这是大事，要从严办理。你马上出一个告示，命令在县里收缴粮税的官差不论是何处来的，立刻把征集的粮食运走，不准在地方上停留，更不准借机讹诈百姓，有不听令的，都报到县里来，我有办法治他们！”

宋海忙问：“太尊的意思是让里正、保长们举报这些人？”

王守仁又想了想，把头一摇：“单靠里正保长还不够。官差散在各处，手里有公文，背后有靠山，保长能把他怎么样？就算真报到县里来，等咱们知道，派人去拿，这帮当差的早就走了，也找不到人。我看这样，告示上只管写明：凡是手里没有公文却在地方上征粮要税的，百姓们都可以当他是骗子——就算手里有公文，多征滥征也不行！凡遇到这些人，百姓们就立刻把粮船扣了，船上的人不论自称官差还是船户，一律绑起来送交县衙处置，有公文在手的，把公文封起来一并上交，当堂验看真伪。”

王守仁办事的手段十分凌厉，宋海跟过几任县令，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官员，吓得直缩脖子。可宋海也是个办事的胥吏，仔细一想，又觉得王守仁这套整治官差的办法合情、合理、合法，就算是吉安府派来庐陵公干的差人，因胡作非为被百姓绑拿，庐陵县治他们的罪，谁也拦不住。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地方官是能管住差役的，只不过有些当官的念着“打狗还要看主人”，怕得罪上峰，不敢严管差役。如今王守仁丝毫不信这个邪，就是要严管！宋海对这位新到任的太尊又敬又佩，赶紧写了告示贴出去了。

这份告示发到乡下，效果立竿见影，那些赖在地方上揩油的差人见了告示，知道这事不是儿戏，谁撞上谁倒霉，要真被百姓们“绑送”庐陵县，丢人现眼不说，弄不好连饭碗也丢了，急忙各自起程，押着粮船回吉安府交差去了。结果不到十天，这帮穿着官衣在乡下害人的“蝗虫”呼啦一下子飞得一只不剩，百姓们总算松了口气。

哪知这场麻烦事刚过去，因为天旱水浅，饮水不洁，乡下又闹起了瘟疫。

庐陵百姓们早就衣食不周，老幼妇孺身体尤其虚弱，瘟疫一发，这些人立刻病倒，一开始病人只集中在几个乡，很快就扩散开来。眼见疫情严重，王守仁顾不得“县令不下乡”的旧例，换上便服带着宋海、林嵩、陈江几个人亲到有疫情的乡镇去查看，只见当地百姓个个面有菜色，疫情严重的地方家家都有病人，尤其老年人患病的多。最厉害的地方有些人家已经烟火断绝多日，保长们害怕瘟疫，也不去管，直到王守仁来了，让保长带着去探视，推门一看，患病之人全家皆死，尸身都已腐烂，其状惨不忍睹。

看着百姓们的苦难，王守仁心如刀绞，回到县衙急忙找宋海商量救人的办法。可庐陵是个穷县，粮库没有粮食，银库没有银两，拿什么救济百姓？王守仁只得从自己俸禄里拿出些钱来，又说些软话从手下人处凑了些钱，请了几个郎中到乡下给百姓们诊治，然后回到县里共同研究病情，捡那些廉价易得的药物写出一个方子来，由县里的官差把药方和银钱分派到各处乡村，交给村里的保正们买药，熬好，给生病的人喝。

到这时候，王守仁也当了一段日子的地方官，把身边的情况都摸透了，知道宋海、陈江这几个胥吏还算不错，可庐陵县里的差人衙役十个里有六七个不是好东西，地方上的保长、里正之流坏人也不少，把有数的几个钱交给这帮人，让他们派发药物给百姓们治病，恐怕这些没天良的东西会从救命钱里捞油水，真正派发到百姓手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好在早先王守仁用一纸严令唬住了一帮官差，这些就如法炮制，又发下告示，让百姓们如果发现官差、保甲有侵吞钱物、不照县里要求发放药品的，都可以到县里来告状。

至于百姓们敢不敢告发这些骑在他们头上的保甲，王守仁就实在无法可想了。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些措施，对治住瘟疫还是起了作用，几个月下来，乡下的疫情渐渐好转，哪想到这一年庐陵县真是多灾多难，因为旱情严重，天干物燥，县城百姓用火不慎，竟引发了一场火灾！等人们发现的时候大火已经到处延烧起来，王守仁也顾不得官员的体统，穿着一件短衣亲自钻到火场里指挥救火，可庐陵县城狭小，民房盖得密集，大火一起救也救不过来，整整烧了一夜，烧毁房屋上千间，半个县城成了废墟。

面对这场无情的大火，所有人都傻了眼。王守仁正不知该怎么救济受灾百姓，县里的典史林嵩走了进来：“太尊，外头有人来打官司。”

王守仁忙问：“什么事？”

“县城东街上有两户百姓彼邻而居，一个叫吴魁昊，一个叫石洪。昨晚县城失火的时候，吴魁昊和石洪两家为争抢火巷起了争执，打了一架，现在吴魁昊到衙门来告石洪，想求太尊公断。”

所谓火巷，就是比一般街道更宽且直的街道。南方县城大多房舍密集，街巷狭窄，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当地人专门建起一些“避火巷”，就是把两处房舍之间的道路拓宽，巷子两端设下排水的明沟，使街对面的火不至于延烧过来。

吴魁昊和石洪两家是邻居，中间隔着一条宽敞的火巷。当大火烧过来的时候，吴魁昊和石洪都急着把自家的东西往外搬，想从火巷宽街上抢运出去，结果两家撞在一起，互相争路，打了一架，吴魁昊吃了亏，一时气不过，就到衙门里来告石洪。按说这个事儿不大，可林嵩却有个意外的想法：“刚才小人把案情大概问了问，争夺火巷的时候石洪先动手打人，亏了理，另外，这石洪家里又是个‘军户’，太尊处置案子的时候不妨严厉些……”

林嵩这话里带着几层意思。一来打架斗殴的时候总是先动手的理亏；二来县城失火，民情汹汹，万一闹起事来就麻烦了，这时候县令出告示惩罚几个人，虽然与别的百姓无关，毕竟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也算有好处；三来石洪家是个“军户”，而军户们的名声总归不好，如果王守仁处罚石洪，替吴魁昊家出了气，县里的人会觉得县令向着百姓，大家心里高兴。

林嵩话里这些意思王守仁都明白，也正因为明白这些意思，听了这话，王守仁有些恼了。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把百姓们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其中“军户”就是世代当兵的人。按规定，军户人家每户需要出一个壮丁到营当兵，称为“正兵”，再出一人到军营照顾这个“正兵”的生活，称为“余丁”，又要出一人在家耕种，所得专门用来供养这名“正兵”。如此一来，一个军户至少要生四个儿子，三个都给国家干活，第四个儿子才是给自己家种地的。为了让军户的日子好过些，明朝规定军户家的田地在三顷以下的免交税粮。可是当兵的人在军营里花费不小，出征之时更得花钱，军户人家本就负担不起，加之军户地位低下，长官对他们任意欺凌克扣，“免征税粮”的承诺在地方上也难以兑现，所以军户的日子过得比普通百姓更艰难，所以百姓们都把军户人家看得低人一等，家里有女儿的也不愿意嫁给军户，免得将来生的孩子入了军籍，一世受苦。加之军户都是当兵的出身，粗野无文，平时与邻居们打架生事在所难免，大家就更瞧不起他们，军户与百姓之间因此有了矛盾，甚而互相敌视。

这次军户石洪打了当百姓的吴魁昊，吴魁昊到县里喊冤，又正值火灾刚过，典史林嵩是个有经验的胥吏，就想劝王守仁借机整治一下石洪，哄哄受灾的老百姓。

一个人的心态，有时候取决于他的工作。比如，屠夫不怕动刀子，医生对死亡看得很淡，而在官府里做胥吏的人，有时候会对道理、公平比较漠视。

在林嵩想来，他出这个主意是为王守仁好，可在王守仁听来这话十分刺耳。想也没想就说：“林典史，你让我借着打架的事重办军户，给百姓出气，可你想过没有，军户们一家要派三四个壮丁，日子本就困难，差役又繁重，据我所知，石洪所在的吉安守御千户所半年没发月粮了，军户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况且石洪在吉安千户所当兵，他家就在庐陵县住着，离得近，互相有个照看，总还好些。如果我判石洪有罪，他就会被送到边关去服役，依军法，‘正兵’一动，‘余丁’也要跟随，这一下就有两个男丁从江西远赴边关，能不能再回来都难讲，石洪家里要拿出多少钱来供养这两个远赴边关的男丁？就因为口角打架的小事，我就把一个军户弄得家败人散？我办事依的是个良知，倘若石洪真是有罪，自然治他，绝不手软，可你让我惩办军户给百姓出气，这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吧？”

王守仁一句话把林嵩说得面红耳赤，忙赔笑道：“小人只是随口说说，也没有别的意思……”

王守仁把手一摆：“我在庐陵做县令，民吾民也，兵，亦吾民也！大家一视同仁，没有区别。这个案子我自会去问，你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后来王守仁把吴魁昊和石洪叫来问了问，发现两家虽然打架，却也没有多大的事，劝了几句，把这事和解过去了。

但吴魁昊和石洪两家争抢火巷的事倒给王守仁提了个醒，当百姓们在火灾原址重建房屋的时候，王守仁又专门发下告示，让百姓们共同商议，把房基各自让出一点来，拓宽街道，多留火巷，以免再遭这样的大灾。

转眼工夫，王守仁到庐陵县也有一年了，县里的公务渐渐上了正轨，胥吏官差都被王守仁管得服服帖帖，不敢随意生事。百姓们对官员所求本来不多，只求县令公正明白就好，对王守仁也满意，于是庐陵县虽然先后遭了旱灾、瘟疫、火灾，大家咬咬牙，日子还能过。

可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县里的情况刚刚有些好转，一件天大的难事又降临在王守仁这个县令的身上。

这天王守仁正在二堂办公，主簿宋海也在边上整理文书，忽然从外头走进几个人来，领头的是吉安知府手下的主簿郭孔茂，宋海赶紧上前笑脸相迎。郭孔茂只冲他点了一下头，撇着嘴恶声恶气地说：“宋主簿，你去把县上的书办陈江叫来，府台大人找他问话。”

郭孔茂这话说得似乎不怎么厉害，可他身后跟着六个捕快打手，提着棍棒绳索，凶神恶煞一般，一看就是来拿人的。王守仁不知道书办陈江惹了什么事，忙问：“府台大人叫陈江去问什么话？”

郭孔茂对王守仁拱拱手：“大人还不知道吧？陈江负责征收庐陵县内的‘葛布捐’，一共才一百零五两银子，拖了一年多还征不上来，府台大人怀疑陈江把这笔钱私自挪用了，所以叫他到知府衙门问话。”

郭孔茂说的事情王守仁竟不知道：“你说什么‘葛布捐’？”

郭孔茂虽然只是个主簿，可他是吉安府派下来的公干，仗着知府的势力，对王守仁这个县令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听王守仁问这话，也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只淡淡地说：“这笔捐是前任太尊在庐陵时征的，与王大人无关，大人就不必过问了。”回头叫宋海：“你去把陈江找来说话。”宋海不敢违拗，赶紧往后面去了。

片刻工夫，宋海和典史林嵩一起出来，却不见陈江的影子。林嵩对郭孔茂说：“陈江今天一早到衙门办公，刚才我让他拿账册给太尊看，宋主簿来找他的时候已经不见人了，只看见这些账册扔在二堂口上，大概是陈江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吉安府的差人，知道要拿他，扔下东西就跑了。”

一听这话郭孔茂气得大叫起来：“这还了得！你们知道他住在何处吗？”

“知道。”

“带我到他家去找他！”

林嵩赶紧领着郭孔茂这几个人出去了。

眼看郭孔茂走了，王守仁才问宋海：“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王守仁这位县太爷宋海是信得过的，忍不住叹了口气：“太尊到任不久，还不知道，正德二年江西来了一个织造太监，说是奉皇命给各地加派捐税，结果给咱们庐陵县派下来一个‘葛布捐’。葛布这东西大人知道吧？这是一种轻薄的布料，天热的时候拿来做长衫最好，这葛布在江浙广东都有出产，可庐陵县从来不产葛布，现在上头硬派下一个‘葛布捐’来，每年征收一百零五两银子，这一下把前任太尊难住了。派人下去征收‘葛布捐’吧，收税的衙役还不让老百姓打死？不征收，上头盯得紧，又躲不过去！没办法，前任县令王关王太尊自己拿出俸禄来，又把我们这些当差的找来商量告借，硬凑了一百多两银子交上去。本以为‘葛布捐’只征一年，混过去就完事了。哪知第二年吉安府照样来收这笔银子，王太尊没办法，又找我们凑钱，一连凑了三年！这三年里王县令一两银子的俸禄也没得着，我们这些胥吏也都垫了不少钱。到后来王县令眼看熬不住，干脆官也不做了，挂印而去，结果第四年的‘葛布捐’无处征收，全着落在书办陈江身上了。这不，因为‘葛布捐’征不齐，吉安府派差官来捉陈江，我趁着上差没留意，跑到后头告诉陈江，让他先找地方躲躲，混过今天再说吧。”

王守仁到庐陵也一年了，处得久了，知道宋海、陈江都是有良心的胥吏，听说陈江惹上这样的麻烦，忙问：“林嵩带着郭孔茂到陈江家里去找人，不会闹出事来吧？”

宋海忙说：“陈江必不敢回家，林典史也会从中疏通，想来问题不大。”知道陈江不至于让吉安府的人捉去，王守仁松了口气，可回想此事，越想越恼：“不产葛布的穷县倒要交什么‘葛布捐’，这是哪家的王法！”

宋海叹了口气：“大人初到地方为官，很多事还不知情。地方上像这些巧立名目乱摊滥派的事多得很。就说庐陵县吧，除了正常的钱粮赋税之外，还有杉木、楠木、木炭、牲口各项杂税，弘治十八年小人到庐陵来当主簿的时候，这些杂税一年共缴白银三千四百八十九两，可去年已经增到九千多两，今年各项税费还没摊下来，但依我算来，总数估计要过万两了。”

单是庐陵这么个穷县，每年征收的苛捐杂税竟有万两之多，说出来实在吓人。单是一个穷县就收这么多杂税，大明朝一千一百多个县，滥征的税银就十分惊人了。

可仔细想想，这笔钱用在大明朝的财政上，又根本不够用。

大明朝立国一百多年，整个国家养活着朱姓亲王三十人，郡王两百多人，又有文官两万多名，武官超过十万，地方胥吏五万五千名，由国家提供生活费的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名，而大明朝全国的税粮总共只有两千六百六十万石，分给这么一帮米虫子，根本就不够吃。怎么办？只能是文官吃百姓，武将吃兵丁，皇亲国戚更不用说，什么财都敢发，谁的肉都敢吃，吃来吃去，大明朝六千万百姓一个个被当官的吃得精穷。

国家已经是这么个烂摊子，偏又赶上正德这么个皇帝，荒淫无度，享乐无边，手里的银子不够花了，就叫派到各地的太监给他进贡“孝敬钱”，还立下规矩，南直隶每年征收十五万两，两广征收十三万两，湖广征收十一万两，四川征收九万两，河南征收八万两，陕西征收七万两，山东、山西、福建、浙江、江西各省都有。

皇帝要收十万两“孝敬钱”，镇守太监们就向地方上征收二十万两，官员们借着太监的势力，干脆在地方上征收五十万两！横征暴敛，无法无天！光是庐陵县的杂税几年工夫就增加了三倍，真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了。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王守仁也替陈江担了一份心，和宋海一起在衙门里等着。过了好半天，典史林嵩回来，悄悄告诉王守仁：陈江逃离县衙之后并未回家，郭孔茂到陈江家里没抓到人，坐等了一个时辰，连人影也不见一个，只能说了几句狠话，带着人回吉安府了。

知道陈江没给人捉去，王守仁略微放心，这一晚回到住处辗转难眠，一时想着陈江惹了这样的麻烦，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该怎么帮他的忙？一会儿又想着正德皇帝可恶，庐陵百姓可怜，自己身为县令，却帮不了百姓，心里又急又愧，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勉强睡了一会儿。

哪知天刚亮，县衙门外忽然吵嚷起来，王守仁在后院也听见声音，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披衣起身赶到大堂。只见大门外挤满了成千的百姓，大堂前也围了几十个人，见太尊出来，这些人一起抢上前来跪倒，当先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颤声道：“小民们活不下去了，恳求太尊救我们一命！”

王守仁赶紧上前搀起老人：“老先生不必如此，有话慢慢说。”

那老人冲王守仁拱着手哆哆嗦嗦地说：“昨天吉安府来了一伙差官，不知要抓什么人，我们私下打听，说是官府要来收税，今年光是庐陵一县就要缴纳一万一千多两银子！可庐陵县一年之内先遭大旱，又遇大疫，加上县城失火，百姓已经穷得过不下去了，这一万多两银子的捐税我们实在凑不出来！小民等只是乡下野人，不懂事，可我们也知道太尊是位讲道理的好官。所以斗胆来求太尊，看在我等穷苦可怜，为小民做主，减免一些捐税，留我们一条活命，小民等感激不尽！”话音刚落，大堂上几十个百姓齐刷刷跪在地上，挤在衙门外头的人们也呼啦啦跪倒一地，都给王守仁磕起头来。

王守仁当官也有十年了，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急忙上前搀扶老人，下意识地说：“老先生不必如此，捐税的具体的数目还没下来……”说到这里，忽然嘴里发干，一句话硬是说不下去了。

今年的税款是多少银子，王守仁虽然知之不详，大致数目也猜得出，现在他说这话，分明是在推托。可王守仁是个有良知的官员，知道自己身负的责任，面对一县父老乡亲，实在不敢推托了事。半天才说：“容我想想办法，今天必定给你们一个答复。”低着头进二堂去了。

说是给百姓们想办法，可面对上宪派下来的捐税，王守仁这个小小的县令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老百姓纳税完捐是国家法令，也是件天经地义的事，自古至今莫能免除。至于税收是多少银两，知县、知府乃至布政、巡抚都说了不算，这是京城里户部衙门的事儿，户部尚书秉承的又是皇帝的旨意，百姓抗税就是抗旨，罪大恶极！王守仁身为地方官，光是动一动蠲免捐税的心思已经有罪，若真的自作主张替百姓免税，丢官罢职是轻的，坐牢、流放也都避不过去。

若是以前那个王守仁，大可两眼一闭不闻不问，反正税银是胥吏衙役们去征，百姓交不出，这些人自有办法制他们。可现在的王守仁悟到了良知，真正立了一个“做圣贤”的大志，一心要学孔子克己复礼，救民于水火，现在成千的老百姓跪在外头等着他救，王守仁也真心想救他们，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孤立无援，胥吏们指不上，百姓们也指不上，上峰上宪都是他的仇人，国家法令更是他的对头，除了心里的一点良知，一份恻隐，剩下的就是圣人的一句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想到这里，王守仁终于拿定了主意，从二堂出来，面对百姓们高声说：“诸位的苦情本官都知道了，我现在就写一道公文递上去，请求将本县今年各项捐税全部免除！今天大家先回去，等有了消息，本官自会发告示知会乡亲。”

听了王守仁这话，堂上的百姓们忍不住欢呼起来，又一起跪下给太尊磕头。一边的主簿、典史和衙役们却一个个吓得脸色蜡黄，不知所措。

百姓们走后，王守仁真就写了一道请求蠲免捐税的公文，递到吉安知府衙门去了。

吉安府与庐陵县在同城办公，王守仁的公文当天就送到府里，天还没黑呢，那个刚来捉过人的吉安府主簿郭孔茂已经到了庐陵县衙。

这一次郭孔茂的神色看起来比早前温和些，话也说得十分客气：“今天小人在府里办事，忽然看见王大人递上来的一道公文，说是请求减免捐税钱粮，赶紧转呈府台大人，府尊竟不知大人是何意，命小人来问问缘故。”

守仁忙说：“庐陵县连遭三年旱灾，尤以今年为重，几近颗粒无收，加之乡下一场大疫又死了不少人，百姓的生活困窘至极，无奈之下到县衙请命，都说实在无法交捐完税，本官知道百姓所说是实情，斗胆请示上宪对今年捐税给予蠲免，暂时与民休息，以免激起民变。”

郭孔茂冷笑一声：“太尊这是危言耸听了！你说百姓到衙门来闹，可小人来了这半天，没见一个闹事的人，牢房里也没有关押一个刁民，请问太尊，你说的闹事刁民在何处？”

郭孔茂这番皮里阳秋的邪话把王守仁气得七窍生烟：“百姓们都是老实人，不逼得走投无路，就不会闹事。现在本官已经答应替他们请求减免捐税，这些人都回去等消息去了。当官的吃着国家俸禄，就是要救护百姓的，现在庐陵百姓生活困苦衣食不周，皆是官员之过，咱们自己不认错，反而对百姓们捕打拘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郭孔茂又是一声冷笑：“大人倒真会做人，百姓来闹，你就说好听的话儿哄他们，这些是你自己的事，小人不过问。可税收是国家王法，没有上宪文书谁敢擅自免除？大人要免庐陵县的税赋，不知是奉了谁的令，可有公移文书在手，能拿给小人看看吗？”见王守仁气呼呼地不理他，说出的话也就更不客气了，“大人说当官的吃国家俸禄，是要救护百姓？我却不这么看。咱们吃着皇家俸禄，是要维护王法纲纪。刁民抗税的事到处都有，庐陵县里有衙役捕快，还有一两百号兵丁，为什么不惩办刁民，倒写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文书替刁民说话，为难知府？要是地方官员都像王大人这样办事，国家还要不要了？”

郭孔茂这话说得在理，可他这是个不讲理的“道理”，王守仁哪里听得进去：“你这话不对！孟子说：‘百姓为重，社稷次之’……”一句话还没说完，郭孔茂已经打断了话头儿：“做县令的是你，不是孟子！孟子可以说轻巧话儿，大人这么办事却不行！庐陵县的捐税收不上来，让吉安府怎么办差？”

“吉安府也是护民的衙门！难道不顾百姓的死活？主簿大人何不到乡下走一遭，看看百姓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只怕主簿大人也看不下去吧！”

郭孔茂扬起脸来冷冷地说：“看不下去就不要看嘛，王大人是来做官的，只要把官做好，三年升个知府，五年升个道台，再升按察、布政，这才叫本事！你不在这上头用心思，没事总跑到乡下去干什么？”

郭孔茂竟说出禽兽一样的话来，王守仁真是无言以对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请主簿回去告诉知府大人，本县受灾极重，捐税务必蠲免，如果有罪，就请府台大人治我的罪吧。”

听了这话，郭孔茂也无话可回，把手一拱，扭头就走了。

郭孔茂走后，王守仁回到书房又写了一份公文，把庐陵县的灾情和自己蠲免捐税的请求一一写明，最后专门加上一句“蠲免捐税之事已与民约定，岂能复肆科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势有难行。本职自到任以来，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处下位？苟欲全信于民，岂能免祸于己？合请上宪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艰难，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如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心所甘愿，死且不悔”。

“心所甘愿，死且不悔！”这就是王守仁的良知。

可惜，王守仁一个小小的县令，凭着一点良知要克知府，克朝廷，为民请命，力量实在微不足道。连他自己都知道，庐陵县的捐税是免不掉的，王守仁被罢官之后，朝廷立刻换个知县来庐陵，捐税照收，百姓们再来请命，新县令只管捆打捕拿，不会手软。

先“克”自己，再“克”官府，再“克”朝廷，最后才轮到“克”百姓，这是“克己复礼”的本意。可做到这一步实在太难了。孔子努力一辈子也没做成事，现在王守仁想凭着自己的良知去“克”吉安知府，顿时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碰了壁。他心里这份倔强的良知，对整件事没起任何作用，唯一的结果就是王守仁自己丢官罢职，下狱流放。之所以弄成这么个结果，是因为王守仁只知道“要克官府、要克朝廷”这个模糊的道理，却不知道怎么改造朝廷，如何修订王法，怎样制约皇权，如何救护百姓。

还是那句话：知而不行，只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