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泽东开始了向湘乡的长途跋涉。离家不到几分钟，他碰到一位姓王的邻居。看到这个年轻人穿着新的布鞋和袜子，老王很吃惊，因为在韶山这不是日常的装束。

“石三，你穿上鞋子看着真帅气。”吃过苦的老王开始说。“我要去上学了。”泽东得意地说，并开始解释他的神圣使命。但老王大声笑起来，直到眼泪在他粗糙的脸上闪闪发光。他取笑这个年轻人竟然要去上一个“洋学堂”。他取笑泽东，问他父亲是不是真会同意他这种发疯的念头。

这使泽东忍受不了。“你是个老脑筋，过时了！他喊道，随后就大步走开了。

他用竹扁担挑着两个行李包，穿过了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几道黑漆门。学堂是一座砖结构的建筑，周围环绕着一条深沟和圆形的围墙。这使他觉得像跨进一座庙宇(在韶山他曾经见过的最大建筑，就是一座佛寺)。

他跨过了架在深沟上的白色石桥，来到一座高高的大门前。他被当成了一个挑夫！对这种尴尬局面，泽东还没有社会经验让他从容应对。他眼前的场面之大就足以令他吃惊，他生来还从未见过一个地方有那么多孩子。

尖声的嘲笑和奚落响作一片：“东山是学堂，不是疯人院。”“一个土匪要闯进咱们的学堂。”他继续向前走，腿有些发僵。他鼓起勇气，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请问您能让我在这里上学吗？”从他的发问中，似乎透出一点农民的特性。校长攥着他那长长的铜烟袋，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只问了一声这个一脸严肃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冷静而热切的态度，使校长瞄了他一眼。他允许这个孩子为他自己辩解，逐个反驳不收留他的理由：16岁啦？还没学过数学或地理？写字这么难看？

另一个在场的老师替这个农家孩子说了句好话。他获得了试读5个月的机会。他离开校长办公室，重新回到猛烈伤害了他自尊心的那一群老于世故的小野兽中间。

一个事实使毛泽东意识到，从韶山呆滞的乡村生活转而适应东山的环境，必须弥补多大的差距：虽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以前已经死去，但只是到了东山之后，毛泽东才得知他们已不在世。

一个姓文的表兄弟(母亲娘家的)早他之前已是这里的学生。他帮了毛泽东一些忙。但是在主流学生群中，毛泽东似乎只结交了两个朋友：姓萧的两兄弟。他们出身富裕的地主家庭，在此后的生活经历中，将有几年的时间同毛泽东相关联。

毛泽东是作为外来人挤进学堂的，他大部分时间是与那些不多的其他外来人一起度过的：那些也操着不标准的湘乡县口音的孩子，以及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从而使他们不同于那些穿着讲究的同学。

两个关键的特点使得毛泽东甚至在外来人之中也是个外来人。在这个小团体意识很强的学堂里，他的年龄和个头远大于其他所有孩子。就他16岁的年龄而论已经是偏高的个子了，而在小他四五岁的同学中间，他简直是鹤立鸡群。

大部分学生是举止文雅、自命不凡的小绅士，毛泽东则是土地的儿子。他虽不是出身贫苦，但毕竟是来自一个乡下的质朴家庭。他的手比邻桌孩子的要粗糙，面孔也被太阳晒得比大多数其他孩子要黑；讲话语调缓慢，重音明显，他周围那些机灵孩子说起话来则像开机关枪。

他与这个环境很不协调，一个同学甚至提出愿意雇用他当随身仆人。

毛泽东个子瘦高，走路总是大步流星，很快就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面相。他的头发很长很蓬乱，尽管后面还拖着一条辫子。总的看，他有一种不修边幅的男子美，已经显现出一些男性的魅力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做派上有些笨拙，但他心地真诚。东山对他来讲，不是一次社会旅行，或者为爬向更高地位而预先安排的阶梯，而是一个认真获取韶山的居民根本无从获取的那些知识的地方。

学堂的建筑坚固而整洁，同韶山到处是灰尘的草房大不一样。由此得见中国上层阶级舒适生活之一斑。

然而，在东山，人们已开始接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将很快对社会的精英传统，甚至韶山的社会秩序，起到颠覆作用。学堂里在教授科学，社会改革主张受到赞扬。每天在早点名时，都有关于在贪婪的外国列强的欺压下中国正在遭受苦难的鼓动性讲话，以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学生们穿着有不同颜色腰带的长袍，而他们长袍覆盖下的躯体，不久将被由这些思想导致的社会动乱的车轮所轧碎。

只有学习是毛泽东的真正朋友。说来可笑，童年在韶山的南岸学堂经受的煎熬，竟然使他对那些经典学得很好！他能以古体风格写出冲击力极强的文章。这样，他就积累了平衡他的弱点和冲动行为所迫切需要的资本。

所了解的当时改革运动的政治情况使他认识到，知识能够再造世界。

通常情况下，他在学校课程之外阅读两种主要的读物。姓文的表弟给他看一些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此外还有《戊戌变法》，为改良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康有为所作，它是改良运动最后一次高潮的宣言。这些书刊第一次给了毛泽东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熏陶。

曾经留学日本的一位老师给毛泽东带来了最强烈的影响，尽管他教的英语和音乐这两门课毛泽东都未能得高分。原因是一个骄傲的日本对他有极大的诱惑力。描写1904年至1905年战争中打败俄国之后日本的荣耀的故事和诗歌，毛泽东非常喜欢。“我当时了解到并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受到一些她的骄傲和强大。”

这是他关于中国以外世界的第一个印象。从此，他逐渐建立起一个终生的信念：日本是中国亲密的小兄弟。

战争主题，也标志着毛泽东在世界历史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子。有一天傍晚，体育活动之后上课铃响起，浑身是汗的学生们正走回教室，毛泽东正好碰上萧家两兄弟之一的萧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书？”毛泽东问了一声。那是一本名为《世界英雄豪杰传》的选集。毛泽东爱读书，书对他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于是问是否可以把书借来看看。随后的几天，他像人们艳遇新情人一样抱着书不放。

当书还给萧三的时候，萧发现书已像排版校样一样标上了批注和符号。毛泽东在关于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格莱斯顿、林肯、叶卡捷琳娜二世、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段落旁边，用铅笔画满了圈圈和点点(中国人表示强调的方式)。

“我们需要他们这样的伟大人物。”毛泽东热切地对萧三说。中国必须富强起来，“避免重蹈印度支那、朝鲜和印度的覆辙，”他引用了学者顾炎武(1613—1682)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打开《世界英雄豪杰传》，对着他这位同学(萧三并不习惯领受毛的指教)高声朗读一段关于华盛顿的话：“只是在华盛顿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的战争，美利坚才赢得了胜利和独立。”

就像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光亮，年轻的毛泽东注意到了西方世界。同后来一样，当时西方之所以吸引毛泽东，并非因为西方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中国能从西方学到什么。美国进行了一场革命，那么中国呢？

为了了解更多的伟人以满足他对英雄的渴望，他喜欢读关于中国古代帝王的书，有两个人他终生不忘：统一中国的强人秦始皇和有军事才智并使汉朝走向强盛的汉武帝。

因为毛泽东对《三国演义》和其他一些英雄传奇了解很多，同学们很尊敬他。他们喜欢听他讲述其中一些有趣的章节。但毛泽东把这些小说当作历史事实，使大家都很吃惊。就此他还和历史老师进行争辩。他咒骂任何同意历史老师观点的学生，甚至抡起椅子打了其中一个。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小学岁月时，他承认，他讨厌被人批评。

为了小说的事，他甚至跑去见校长。当这位有学识的先生也打破了毛泽东关于三国故事是群雄逐鹿时代无可置疑的发生过的事实这一信念时，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湘乡市长的请愿书，要求撤换这位校长，并声色俱厉地试图迫使他无所适从的同学们也签上名。

毛泽东是个认死理的孩子，缺乏作为安全阀的灵活性。关于这些小说，他过于天真固执。在他还在韶山稻田中耕作的时期，这些小说对他确实非常重要。

这一《三国演义》事件使他在东山的日子更不好过，但同时也预示了毛泽东后来的思想风格：特立独行的思路，坚持己见，固执地不接受简单的事实，以及蔑视任何看问题同他不一样的人。

毛泽东学习成绩很好，所以校长同意他5个月的试读期过后继续上学。然而，虽然书读得好对他社会交往方面常出现的不愉快是个安慰，但这也像硬币一样有两面。那些认为他的热情过于褊狭的同学因此而更加看不起他。他开始考虑另寻他途。

毛泽东在东山已经开阔了眼界。现在他希望周游湖南，并看一看长沙这座城市。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回过韶山两次，一次在中国旧历年，一次在初夏学期结束时。这两次回去让他更觉得需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父亲变得更成熟了一些，但仍然是眼光短浅。他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

1911年春，毛泽东带着他的扁担和行李卷离开了湘乡。萧三也同毛泽东一起离开了，不过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对东山不满意。他们步行到了湘潭。毛泽东向湘潭的一所高小提出申请，但由于他年龄太大、个子太高，申请被拒绝。

毛泽东还有一个后备计划。在东山时，他就请一位老师为他进长沙的一所中学打通了关系。萧三和毛泽东挤进了由湘潭开往省会轮船的三等舱。令毛泽东惊喜的是，他没费多大周折就被录取，进入这所专为湘乡人开设的很好的学校。

萧三回忆说，看着长沙纷纷攘攘的景象，毛泽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长沙天气炎热，地势平坦，到处布满灰尘，当时人口有80万。这座城市于1904年作为条约口岸对西方开放贸易，现已日益繁荣起来。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这棵树上成熟起来的一个果实。

毛泽东有生第一次见到一份报纸。他已经知道，印刷品是打开历史的一扇窗户。但在这里，报刊讲的是时事！

《民立报》是孙中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喉舌。毛泽东在该报竖排版挤得满满的栏目中，读到了在广州发生的一起不成功起义的消息。这次起义由湖南人黄兴领导。毛泽东回忆说：“我深为这篇报道所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在该报的激励下，毛泽东自己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篇充满热望的文章，毛泽东说：“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当时他还把这篇文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在文章中建议组织一个半改良半革命的新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和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一个美国青年出于国家团结的热情，建议组成由杰克·肯普任总统、奥普拉·温弗瑞为副总统和阿尔·戈尔任国务卿的政府一样天真。)

英雄豪杰仍然是17岁的毛泽东关注的焦点。但君主已经不在他的英雄清单上。毛泽东成为学校里第一批剪掉辫子的学生，这是一次激进的行动。随后他和另一个一同造反的同学追查到另外10个同学，他们本来也签署了“剪辫子协议”，但在最后一刻退却了。他们两个强行对那些同学的辫子施以剪刑，从而又为反清事业收获了10条辫子。

历史只给了毛泽东四个星期留在这所长沙的中学。1911年10月，革命者在武汉开始了推翻清廷的行动。经过267年之后，中国垂危的最后一个王朝行将崩溃。革命军在一个月之内就攻占了17个省。清王朝时代结束了。

长沙树荫覆盖的宽阔街道上充满了令人晕眩和激动的气氛。政治大潮已经突破了老的藩篱，但仍未形成新的格局。教科书已暂时被忘却。学生们不再写老式的八股文，改而写出要求美好未来的口号。

革命军的一位发言人来到毛泽东所在的学校，就新时代的前景作了讲演。毛泽东非常感动，决定“参加革命”。仔细考虑他今后的具体计划整整五天后，他加入了革命军在湖南的一支部队(称作新军)。

毛泽东所在部队驻守长沙，他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两元用作伙食费，剩余的大部分买报纸。他像读神圣的手稿一样专心致志地阅读这些报纸。按照定义，这些都是左翼出版物；这种媒体就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报纸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工具。

毛泽东在《湘汉新闻》上读到一则关于“社会党”的报道，该党刚刚由曾留学日本的一个湖南人所创建。其他文章也开始把“社会主义”作为重新组织社会的新奇思想加以讨论。毛泽东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提法。

社会主义在当时意味着社会改革，模糊地含有集体主义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还根本没有人提到。但是列兵毛泽东已经很受感动，他给以前的老同学逐一写信，介绍这一有吸引力的思想。但他只收到一封回信。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当政治形势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时，半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具影响力的人。在军队中，毛泽东开始显露自己是个半知识分子。毛泽东拒绝参加学生团，不仅因为他比他的同学们都年龄大、个子高，而且还因为他对整个教育界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他对学校给他的影响有一种恐惧感。作为毛顺生的儿子，他现在比他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人有了过多的受过教育的绅士味。在都是文盲的士兵中间，他喜欢当一个象征性的文化人。他曾回忆说：“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他给他们起草家信，还从报纸上读一些零星消息给他们听。

其他士兵吃水都是自己从叫作白沙的那个地方的公用水井去取，而毛泽东是从送水到军营的水贩子那里买水吃。由于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将有新的前途，他只是不经意地说：“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尽管他父亲实施了暴君式的管教，最终也没能把泽东调教成一个普通的种田人。

“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毛泽东回忆1912年春天的往事时说，“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孙中山和袁世凯已达成协议。这个袁世凯是个靠不住的铁腕人物，他脚在革命阵营，可心还在旧王朝。革命的军事阶段结束了。

毛泽东没有培养出对军队的感情。他基本上没有参加过战斗，他的军旅生活主要是当勤务员伺候军官。他之所以参军，是因为他觉得军队将为建立新中国而有所作为。他毫不掩饰对儒家道德的不以为然，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

连长和排长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军队不再回应时代的召唤时，他迅速地离开了。学校的吸引力又把这个18岁的半知识分子拉回来了。

但是去上什么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他浏览了《湘汉新闻》和其他报纸上教育栏的广告。还有，怎么付学费呢？从韶山传来的回答是，泽东现在应该找一个工作了。

这个退伍士兵在一间为湘乡人开设的廉价宿舍里租了一张床，并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由漂泊的日子。

一条警察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看上了另一条广告，可以提供制造肥皂的课程，可能觉得这是一项清洁美化中国的行动？两所学校他都报考了，但到临开课时，他放弃了。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相信这两所学校对他的家人有足够的吸引力，可以从他父亲那里讨到学费。一所是法律与管理学校，另一所是商业中专。

毛泽东在提到写信向父亲要钱去上第一所学校时，他说：“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绘了一番。”但还没等到韶山方面的回音，这个拿不定主意的青年，对这两所学校又都失去了兴趣，同时又一次损失了报名费。

毛泽东听取了他以前同学一个接一个的建议，但一个也没有敲定。按他自己的话说，用10个指头去抓10个跳蚤，干看着跳蚤都跑掉了。

很快，毛泽东看准了一个“跳蚤”作目标。他付了报名费，注册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于是年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开始学习经济学。

他事先所作的调查可能不够细致，结果发现很多课堂讲授和课本都使用英语。他学语言的本事不好，只在东山学到英语的一点皮毛。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毛泽东由于缺钱花，比以前更显得邋遢。他在长沙闷热而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个个木板房茶馆里坐下，睁大眼睛缓慢地扫视着报纸上的广告。做点什么呢？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他周围的生活采取了一种戏弄的态度。他看到一切都有两面性。他不与其他人交往，圈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坐在人生的露台上，凝视着下面人群徒劳地奔忙。

“我即宇宙。”他在道家一样的沉思中匆匆写下自己的感悟。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观赏一场巨大的“篝火”。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燃起熊熊大火。在一年之前，他还以火一般的热情加入了这支军队，然而现在他却只是幸灾乐祸地议论眼前的景象：“比起放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

有一天，三个朋友在天心阁的顶层碰见毛泽东。他正独自一人从这座建在城墙上的七层楼高的明清风格的阁楼之上凝视着长沙层层叠叠的屋顶，很专注。毛泽东很快从他的白日梦中惊醒过来，于是四个人一起离开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年轻人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还时常借钱给他。或许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对政治比毛泽东也知道得多一些。其中一个姓谭，父亲是个高官。他说，废除君主制就意味着“我们人人都可以当总统”

当另一个学生用俏皮话打断谭的议论时，毛泽东不再沉默：“让他说下去，我很感兴趣，让他说。”谭接着解释为什么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不如斗争意志那么重要。这一观念使毛泽东陷入沉思，就像刚才他看着长沙层层的红色屋顶时一样。

在一层迟疑不决的雾障后面，这个漂泊者似乎正在形成一种世界观。

他跨进另一所学校，这次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6个月后他又离开了。关于学校，他已经充满了自信心。在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的入学考分最高。

或许有点自鸣得意，他对这所学校有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反感。”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青年毛泽东的性格。

一位老师借给毛泽东一本他很喜欢的书，即官方的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成为他随后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出发点。比起教室里能够提供的资料，他更喜欢书中读到的敕令和皇帝们的备忘录，因此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就好像6个月是他能够集中注意力的限期，毛泽东把自己关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里半年时间，像一名隐居修道士一样闭门读书。

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他就到了，晚上关门时他才离开。他像一座低着头的狮身人面像，趴在桌上读书，旁边堆着一摞书。他只在中午离开阅览室一会儿，买一块饼或是一个肉包子当午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拓宽视野，他也读小说、中国诗歌和希腊神话。他攻读了新近由改良派严复翻译成中文的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达尔文的主要著作，还有他曾在东山学堂时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读到过的两位哲学家——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

他长时间地盯着图书馆墙上的一幅《世界堪舆大地图》。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地图，上面画出了中国，但只是遍布世界的几十个国家中的一个，而不是只有中央帝国并仅仅是礼貌性地加上周边模糊的非中国边缘地带。

他对萧三开玩笑地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他“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后来他认定这半年的读书生活，是他一生中的制高点之一。

在和别人一起工作时他有猴子的特性，而当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意愿办事时，他可以成为一只老虎。

毛泽东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到那个廉价宿舍，这是为湘乡人开的一所俱乐部，住满了临时滞留的退伍兵、学生和流民。毛泽东会在周围闲逛，观察人生百态。

一天晚上，士兵和学生之间大打出手。士兵冲上去，试图打死那些学生。毛泽东似乎仍然像个自保的道教信徒，而不把自己看作一个重要的公民。谈到那个血腥的夜晚时他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斗殴结束以后才出来。”

读书的热情不能用来付房租。没过多久，毛泽东又不得不重新开始浏览广告栏目。他碰巧看到一条关于教书的广告——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很有吸引力”。不用付学费，吃饭、住宿都很便宜，毕业以后当老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劝他进这所学校。他们希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上帮他们的忙。毛泽东答应下来，并写了三篇文章。“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他回忆说。他只把它看成是一种友谊。此外，他还从中获得一种乐趣，因为他可以显示一下他的文学才能，正像他曾在军队士兵中所做的那样。三篇文章在第一师范学校都通过了。韶山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寄来了费用。此时他意识到，前段时间自己确实过于轻浮、率性，很可笑，现在这些终于结束了。23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说：我从此“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

政治形势变得很糟。袁世凯竟然试图复辟帝制，改头换面要当皇帝。一方面是游戏式的新传统主义，另一方面是孙中山的激进主义，缺乏凝聚力的联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两种势力之间形成了紧张局势，而军阀们趁机爬到了前台。在长沙，一个军阀杀害了1911年起义之后在湖南掌权的两位激进派领导人。到1917年夏季，中国有两个政府：在北京是军阀杂拼的政府，在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苦苦支撑的政权。

日本对中国正进行蚕食，但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抵抗。国内的军阀再加上外国列强正在冲撞中国脆弱的国门，给中国百姓造成了新的苦难。在10年之内，湖南的存栏生猪减少了一半，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悲观情绪。

中国甩掉了旧的外壳，但仍然抓不住新体制的核心。

这种形势对毛泽东来说倒不完全是坏事。他不得不仍然冷眼旁观，因为就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他还不能为一团糟的中国做什么事情。现在是取得良好教育的宝贵机会，他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早期的一段课堂笔记表现了他对学习的乐趣：“记下随时产生的想法，自由地表达我们想到的东西，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平衡。”

毛泽东和其他400名学生一样，穿着蓝色毛质校服。他们的校园建筑是英国式的(由日本人模仿修建)，四周是带柱廊和拱门的两层楼，中间是庭院。

像中国所有的学院一样，第一师范学校是新建的，但它有很好的设施。教师们继承了湖南深厚的做学问的传统。学校的外墙上刻写着第一师范的校训：“实事求是”。这里的“实事”就像校园的建筑风格一样是兼收并蓄的。毛泽东午饭前在读中国历史，而到午休时又在读德国哲学。

他仍然身材瘦削，更突显了他严肃的大眼睛。他的两只手、他的发型和他穿的鞋子已显示出他是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灰色的长袍替代了以前肥大束腰的粗布上衣。他的言谈和举止仍然是从容不迫的。他并没有变得像一般的中国学生那样口若悬河、指手画脚。在会议上他很少说话。

毛泽东在学校繁多的课程中有选择地进行学习。他研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在斯宾塞《社会学原理》一书的译本中，他读到一种思想，他用自己的话记在笔记本上：“美国谚语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显示出广泛的好奇心，并愉快地、兼收并蓄地吸纳各种知识与思想。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他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

“这所新学校有很多校规，”毛泽东说，“我赞成的极少。”在第一师范，值得炫耀的事和丢人的事他都做过。有一次他在宿舍读书到深夜，把棉被扯得离油灯太近，结果引起了一场小小的火灾，烧坏了几张床。一个同学家里为他安排了一桩他很不情愿的婚姻，毛泽东非常同情他的痛苦，就跑到这位同学家，力劝他父母放弃这桩他们认为不错的婚事。

在第一师范，人们似乎不怎么称呼他的名字“泽东”，而称他的字“润之”，字面意思是“使受惠”或是“润滑剂”。

凡是毛泽东看不上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他连碰都不碰，常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他喜欢的课程，如写关于文学和道德主题的文章或者社会科学，他就热情投入并出色发挥，常会得到100分。

仅仅选择放弃枯燥乏味的静物写生，可不是毛泽东的习惯，他还要表示出对它嗤之以鼻。在一次图画考试中，他随手在纸上画了一个椭圆形的圈，题名为“鸡蛋”，随后就离开了考场。有一天，他为了可以早些离开教室想了一个办法：他只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再加个半圆，起名叫“半壁见海日”(借用唐朝李太白名诗中的一句)。静物写生他不及格。

毛泽东以其敬慕的改革英雄梁启超较自由的风格撰写热情的文章。但是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却“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

袁还说毛泽东在他写的每篇文章的最后一页末尾注上日期太过傲慢。有一次这位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把毛泽东一篇文章注了写作日期的最后一页撕掉。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究竟在干什么，并且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评理”。

奇怪的是，对大多数的限制，这个年轻人都是反抗的，但却不反对自己被古典主义所改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他讲的并不完全是真心话。实际上他非常喜欢古文的形式，特别钟情于怀疑论学者韩愈(768—824)的风格特色。

22年之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必要”是另有含义的，因为当时他已开始批评其他人用古体写文章。)

看来，在文学风格上毛泽东是在后退，而与此同时，在政治上他却快速地向前走，超过了改良主义分子。他以古典主义和革命这种两路夹击的攻势，推翻了梁启超在他心目中的英雄地位。

他已经显示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关切。1915年9月他在写给萧瑜的信中这样说：“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接受教育，最主要的是道德哲学加读报，这成为他终生的两项最爱。

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毛泽东接受的影响既来自言教，也来自身教。从1915年起，他的伦理道德样板是一位具有一种罕见能力的人，很多年轻人成为他的忠实弟子。他是一位具有某种颠覆性的绅士，公开支持寡妇再婚的权利，这引起长沙社会的哗然——他就是杨昌济，一个被中国新时代潮流裹挟的旧中国传统的继承人。

杨昌济有一种家长风度，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夫子”。他讲课是在课堂上朗读早已准备好的手稿，但他在一代渴求人生意义的年轻人心中，播下了可以结出激进主义果实的种子。

杨昌济崇敬宋代儒学(理学，始于10世纪)，但他也在英国和德国度过了4年时光，吸取了康德、T.H.格林和其他欧洲理想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善于思索，勇于实践，你头脑中新的思想就会使世界变样。毫无疑问，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为社会优化事业服务的个人主义。

除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很遥远的斯大林以外，没有哪一位仍然在世的导师比这位爱丁堡大学毕业的中国哲学博士给毛泽东的影响更为深刻。毛泽东受到杨昌济伦理课的极大激励，他甚至就一位不太重要的新康德主义者F.泡尔生所著10万字的教科书《伦理学原理》，写下了1.2万字的批注。星期天在杨昌济的住所，毛泽东和其他受先生宠爱的学生总是整个午饭时间都坐在那里，毕恭毕敬地倾听。毛泽东后来娶了杨昌济的女儿，他们最早见面就是在这种拘谨的午餐会上。作为老师、朋友和岳父，杨昌济很容易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毛泽东以文章回应了杨昌济德育的激情。一篇题为《心之力》的热情的文章得到了令人羡慕的100加5的分数。这使毛泽东非常兴奋，他把这事告诉了很多人。

很久以后，这位前学生在讲到他的那位教授时，说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赞誉，因为它不带阶级分析的色彩。

毛泽东总是晚上很晚还在学校图书馆里仔细阅读长沙和上海出版的报纸。其他学生会过来听他介绍一周来中国国内混乱的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局最新的变化。

来自欧洲的每一条消息，诸如凡尔登、兴登堡的战术、为保卫巴黎而征用出租车等，毛泽东总是举出中国历史中类似的事件加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学“活历史”(这是他用来说明报纸的价值的术语)方面的顾问。

无论哪个同学要找毛泽东，人们都会告诉他：“到报刊阅览室去找。”

毛泽东总是用家里寄来的很少的零用钱购买报纸(他父亲称这个习惯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他还把报纸的白边剪下，并把这些白纸条订成小本子。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些纸条上写满了城市、河流、山脉的名字。他在读报上的新闻时，手边总是放着中国地图集和世界地图集，他把提到的每一个地名查出来，然后把它写下来。

毛泽东写在课本《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上的批注。

杨昌济会专心地对社会施行一种道德疗法。而毛泽东一行一行地阅读报纸，这是通向社会行动的一扇门，这扇门此后会引导他超越杨昌济的道德世界，开始一个暴力的人生。在当时，对一个仍然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的青年来说，德国的理想主义和热心的中国公民身份还是能够和谐并存的。

为了使毛泽东能紧随自己的路前行，杨昌济向毛泽东介绍“船山学社”和《新青年》。王船山是一位17世纪主张济世救民的爱国者和哲学家，而《新青年》杂志则把现代西方思想这把刀子插进了僵硬的中国传统的胸腔。

像杨昌济一样，毛泽东从未丢弃中国自己的文明这根支柱。如果说他急切地接受了西方思想，那他也是把这些思想当作医治重病的中国的药片和绷带。“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装置之也。”杨昌济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意这种观点。

杨昌济身处现代中国起始时期。他在长沙出门时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同时他又笃信洗冷水浴、不吃早饭磨炼体魄的功效。毛泽东虽然反封建，但他还是从杨昌济那里吸取了一种信念，即通过坚定的努力，可以使人获得新生。

他着迷于身体训练，认为这是把自己的造反精神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种方法。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下，他洗冷水浴，以便不依赖坐轿。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在长沙周围爬山，在冰冷的池塘里游泳，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吃一顿饭，长时间晒太阳(他认为太阳会给他带来力量)，而且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里在学校庭院里而不在宿舍里睡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的身体强健起来。

“体格锻炼”(毛泽东这样称呼体育技能)在中国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对毛泽东来讲，它不单是为了身体健康。为什么要逆着风大声朗诵唐诗？当然不只是练嗓子，更是为了在意志力同一切阻力进行的搏斗中获取乐趣。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在日记里这样写着。

上面的话摘自萧三的回忆录的译文。但原来的中文里还有第三句话：“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某一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认为删去这句话为好。如此锻炼出来的不单是坚强的体魄，还有要进行社会斗争的更为坚定的意志。一天夜里，毛泽东突然来到蔡和森(他的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的房间。外面下着暴雨，他全身浇得透湿——他刚从长沙著名的岳麓山山顶跑下来。朋友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因为他想体验一下古老的《尚书》中那句话的感觉：“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在长沙第一师范的第二个夏天，毛泽东和萧瑜(萧三帅气而平和的哥哥)一起步行周游了湖南的五个县。这一“游学”的灵感来自毛泽东在《民立报》上读到的一则报道，有两个学生周游了全中国，最远到了西藏。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一路上根本没有带钱，他们吃住靠为当地士绅书写吉祥对联。这次游学持续了六个星期，走过了大约一千里地，确实使毛泽东对他的家乡湖南省增加了不少了解。

毛泽东在23岁时，把锻炼身体和写文章结合了起来。他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他用的笔名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这三个字的繁体写出来是28画)。

文章用词激烈：“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暗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

文章的论点有三个紧紧相扣的环节。充分发挥体能是意志的表现，而意志是身体与心灵的纽带。锤炼出坚强的体魄，最终则是为战斗做准备。毛泽东写道：“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无论是锻炼身体、进行战斗，还是感受愉悦，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

“国力茶弱，武风不振”，这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话，随后文章完全围绕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而展开。

此时，在毛泽东对生活的渴求中还没有政治运作的观念，面对一个需要更新的中国，他只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责任感。“自信人生二百年。”后来他记起他当年曾这样说。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是在当了学生领袖之后，才把生活理出一个头绪来的。从1915年起，他成为学友会重要的积极分子，到1917年，他在34名当选的人中(全校共有学生400余人)名列前茅，并开始负责学友会的事务。为了补贴学友会的费用，他亲自到街上叫卖小吃。

他鼓动学友会反对繁琐的办事程序，并冒着被开除的危险，不断地给古板守旧又腐败的校长找麻烦，毛泽东称这个校长为“复古派”。(有意思的是，竟然是“袁大胡子”出来为毛泽东辩护。毛泽东办事的决心甚至赢得了曾被他顶撞过的人的尊敬。)毛泽东动员学生们筑起路障，顶住了湖南的和北方军阀的士兵的入侵——他们看上了这座校园，想要占用并进行抢劫。

学友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组织了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其他列强欺侮中国的抗议活动。毛泽东这时看到了日本黑暗的一面。他读了一本关于中日危机的书，名为《明耻篇》。在封面上他写下：“五月七日(‘二十一条’签字的日子)，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问道：“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在1916年另一封写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预见中国和美国为与日本打仗，将会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

在学友会的名义下，他为长沙工人创办了一所夜校。为这一实验性成人教育计划，他写了一份公告，贴在大街上。公告说：“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他个人的工作作风也在公告中显现出来。公告接着说：“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

毛泽东忘了一点，没有几个学生对象能看得懂他这份高贵的公告。他不得不挨家挨户敲门进行动员。即使这样，学校也只维持了几个月。毛泽东确实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当物理课不受重视时，为了鼓励学生，他答应学生：“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

在高年级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一件事，显示他获得了新的自信及最初的一些政治抱负。后来，他显然并非完全坦率地回忆说：“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的最后一句化用《诗经》：“愿嘤鸣以求友。”毛泽东因为常常感到孤单，很可能也在寻找朋友。1915年11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的生活中还没有过朋友。“我朝夕忧心。”1915年8月他在写给萧瑜的信中这样说。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应。(这“半个”回应来自李立三，后来他成为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他发生了冲突。提到李立三“未置可否”的回答时，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然而这次看上去很幼稚的寻求爱国青年的做法，却导致后来极有意义的活动。不久毛泽东就创建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政治组织，称作“新民学会”。这是湖南的天空中第一盏红色的信号灯。

“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天毛泽东对萧三说，“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毛泽东认为，组织者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够把各种人的长处结合起来。他不应暴露别人的弱点，或者反复指责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把所有积极的因素联合起来。毛泽东的父亲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毛泽东将会做到。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像他朋友圈里其他人一样，在社会上，他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没有归属感；在思想上，则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毕业前夕，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

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主义者们也是不同政见者，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还是拥有被认可的社会地位的。梁启超虽然被知识界视为圈外人，但在个人生活的结构中，他并不是局外人。

对于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讲，旧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甚至即将战火纷飞。传统的学问在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能像在檀香山受过教育的孙中山那样，把自己看作一个西方化的中国人。他既不能像鱼一样“鱼翔浅底”，也不能像鸟一样“鹰击长空”。

然而，毛泽东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个人的生活。他不再受别人怪念头的驱使，已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是个了不起的成功者。杨昌济把他列为他在长沙曾教过的几千个学生里最出色学生中的第三名：萧瑜是第一名，蔡和森(也是毛泽东的朋友，后来成为共产党里一度辉煌但很快陨落的流星)是第二名。在他毕业前最后一年，他的同学们把他选为道德品质、勇气和演讲与文章雄辩能力方面全校的模范(校长可不会选他！)。一个同学称他是“一个奇才”，另一个同学说他“很有思想”。

他自己的哲学观点正在形成。对中国人的尊严、荣誉，他始终保持清楚敏锐的看法。他信奉自作主张。他已经抛弃了他心目中早先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现在觉得，中国在惊天动地的变革中必须有新的东西出现。

在新民学会准备阶段，有一天晚上，在蔡和森家里，毛泽东激动地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但问题是新思想会带来新社会么？

毛泽东在这些年里很少提及“革命”二字，但当他使用这一词语时，他的意思也仅仅是指扫除旧事物。他毕竟只有24岁，可塑性还很强，所以一位老师，甚至袁大胡子，更不用说杨昌济了，都可以对他的思想产生终生的影响。

毛泽东的风格是当混乱思想的澄清者，不容许任何自我放纵的自满情绪。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像一把尖刀。他会提出质疑、探究、进行检验并加以抵制。

在长沙第一师范的5年半中，他在书籍或副本的页边上，写下了不下100万字的分析性、有独特观点的批注。在页边上，他常常写下“荒谬”或“不通”之类的批语。

他喜欢“学问”一词。他常对萧三强调说，要学习就要发问、探究。在会见回应他征友启事的那“三个半”中每一个年轻人时，他的第一句话不是打个招呼，而是劈头就问对方最近读过哪些书。

毛泽东有一天造访一个家境富裕的新民学会中的朋友。年轻的主人打断了他们的政治谈话，叫进一个仆人，讨论了一会儿买肉的价格问题。毛泽东对这种用家务琐事干扰有关中国前途大事的做法非常不满，从此他结束了同这个富家子弟的友谊。

毛泽东严于律己。对待自己，也如同一把尖刀。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进行自我修炼的方法：他有一个习惯，带着书到距第一师范不远的一个叫南门的最喧闹的地方去看书，为的是检验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是培养英雄的小小路径。如果说他还没有能力塑造他周围的世界，但他已能够塑造自己了。如果说毛泽东还没有一个胸有成竹的总体计划，但他现在已不是独自一人。在东山学堂时，他与众不同，但那是一种悲惨的孤立。到1918年，他仍然与众不同，但这种不同，成为他发挥影响力的优势。其他人随时会跟他走。他的怪癖举动变成他的策略。这位学生已经成为一个领袖人物。

毛泽东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也随着时代向前跳跃。甚至在第一师范，他就把传统和权威打翻在地，因为这个不安于现状的新的未来精英，已经不信那一套。毛泽东现在只是个学生领袖，他的激进计划也仅仅是洗冷水澡而已。但是时代的性质，锁定了一种毛泽东自己可能还没有看到的联系：教育—体魄—一场政治革命。

这三种东西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在中国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获得知识就是为了采取行动，而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流汗和战斗。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长沙第一师范当一名学生造反者和狂热的体格锻炼者，其自然的逻辑就是，使其思想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在1918年毛泽东长着乱蓬蓬头发的脑袋里，连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还没有。

毫无疑问，他脑子里是一堆互相矛盾的东西。纸上的解决方案不能医治实际生活中的弊端，古老传统和现代性不可能永远并行不悖。难道一个精力充沛而有教养的人，最后竟会像一只苍蝇一样撞死在中国大众苦难的墙上吗？

未来的日月将像一把剑一样穿透这些矛盾。但此时毛泽东有一个信条，他把它草草地写在他那本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页边上：“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泡尔生在书中写道，如果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被克服，对抗和争斗自然就消除了。毛泽东在页边上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

1918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结炎。毛泽东的大弟弟泽民把她从韶山送到长沙进行治疗。他的小弟弟泽覃已经在长沙，毛泽东已安排他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学。

文七妹于次年10月份去世，享年52岁。毛泽东后来在提到他母亲的去世时说：“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为了母亲的安葬，他短暂地回到韶山。参加葬礼的人很多。

多年后他对他的一个护士说：“我母亲去世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我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他母亲临终时，他不在韶山。后来他说，在葬礼上以及后来，大家对他母亲表达的那种感情，给了他极深的印象。

毛泽东为他母亲写了一篇献祭悼词，悼词以古体写成，佛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各占一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接着，毛泽东表达了直接的怀念：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毛泽东在晚年提到他母亲时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Xiao Yu，pp. 14-15.

Ibid.，pp. 19-22.

Rs.，p. 133.

Xiao San，ch. 1，VIII.

1959年毛泽东承认他讨厌受批评，CLG，1-4，1968，p.33.

TMD，p. 34.

Xiao San，ch. 2，IX.

RS，p. 135.

CB，900，p. 10.

RS，p. 129.

Ibid.，p. 138.

Ibid.，p. 139.

Ch’en，p. 44.

RS，p. 140.

Ibid.，p. 140.

Li Jui，p.40.

RS，p.141.

Xiao Yu，pp. 32-34.

RS，p. 141.

Xiao San，ch. 3，XIII.

RS，p. 142.

Ibid.，p. 142.

Road，1，pp. 34，73.

RS，p. 143.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生活的很多细节，见于周世钊发表在《新观察》(Beijing，no. 2.)上的文章。

RS，p. 143.

Li Jui，p. 45.

RS，p. 143.

Road，1，p.82.

RS，p. 143.

Li Jui，p. 23.

RS，p. 149.

引自SS’s Mao，pp. 40，46；毛泽东在一封信中(Li Jui，p. 83)坚持认为西方思想中的错误并不比东方思想中的错误少。

Xiao San，ch. 3，XVI；cf. English version (Bombay，1953)，p. 42；see，too，CB，900，p. 17.

Li Jui，p. 30.

《新青年》，April 1917。

萧瑜(《明报月刊》，HK，1968/10)对“二十八画生”有个很牵强的解释，说它是“共产党员”的意思，因为“共”字同“廿八”很相像。

《中央日报》，台北，11/4/72。

前身为劝学会的学友会包括了前校友，是个相当有影响力的组织。见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一文，刊载于《光辉的五四》，Beijing，1959，pp.19ff。

《新湖南报》，7/1/50。

CB，900，pp.21，15.

Road，1，p. 104.

Li Jui，p. 61，and RT’s 800 000 000：The Real China，p. 124.

Li Jui，p. 64.

Lynda Shaffer’s Mao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p. 113.

RS，p. 144；Li Jui，p. 74说收到“五六份”回信；又见IAS，1973/12，p. 72。

Road，1，p. 73.

把“新”和“民”两个字合在一起用，似乎是受到经典的《大学》中“在新民”和《尚书》中“作新民”的启发。

Xiao San，ch. 4，XIX.

Road，1，p.136.

Li Jui，p. 52.

Ibid.，p. 82.

Ibid.，p. 24.

Xiao San，ch. 3，XV.

Li Jui，p. 38.

Road，1，p. 218.

RS，p. 149.

Mianhuai，2，pp. 661-62.

Li Jui，p. 320. 另一版本见Road，1，pp. 419-20。

即毛泽东的小名，石三伢子。——编者注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来自湘乡并操湘乡口音。甚至来自湘乡不同地区的派别之间都常有争斗。毛泽东提到这种内部争斗时无可奈何地说：“我保持中立，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本地人。”见RS，p. 132。

留辫子是中国男人忠于半外来的清王朝的标志。

毛泽东一开始上的实际上是第四师范学校，但在几个月后这所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合并了，不再独立存在。到1914年初，毛泽东就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了。见Li Jui，p. 42。

除了体魄以外，这又是怎样的性格锻炼！然而，毛泽东蔑视学校每天10分钟的哑铃和棍棒操，甚至还写了讽刺这种“机械性”锻炼的文章。毛泽东喜欢自编的身体“测验”。见Li Jui，pp.28-29。

实际上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启事贴在长沙街道的一堵墙上。一家报纸发现了它，认为值得报道一下。毛泽东这一传单原来的题头是：“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