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广阔的人生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

陈志红

1. 从女性作家的创作趋势谈起

近来，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似乎成了热门，一些刊物陆续刊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关于女性文学的探讨文章，尽管评论者们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至今仍各持己见，未有一定之规，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新时期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一大批女性作家身上，并以她们的作品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由此看来，“女性文学”这面旗帜非女性作家莫属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的努力似乎并未被许多著名女作家所认可。据悉，张辛欣、张抗抗、张洁就非常反对提什么“女性文学”[1]，张抗抗则宣称：“严格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森林中尚未长出‘妇女文学’这一棵大树，中国还没有形成‘妇女文学’的主潮。”[2]事情开始变得有点复杂。本来，评论家的意见不为作家所接纳乃常见之事，不必大惊小怪，但似这种富有群体意识的不认同，仍值得评论家们所重视。

这种表现在许多著名女作家身上的“逆反心理”现象，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么一种状况：尽管新时期以来能够在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的女作家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但这并未使“女性文学”因此而枝繁叶茂。相反，如果把女性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关注看成一条曲线的话，那么，这条曲线是呈下滑趋势的。如果我们再细心一些，就会发现以《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北极光》《东方女性》等一批女作家创作的很有女性色彩的作品，与女性世界已相去甚远。还有近期在文坛引起较大反响的《北京人》《小鲍庄》《减去十岁》《你别无选择》等女作家的作品，如果将它们纳入“女性文学”的范畴，无疑是勉强的。这部分作品无论从主题意蕴、取材内容以及艺术表现的风格特点都已基本不见女性痕迹。虽然在作批评时给某种文学现象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是必要的，但是，近一两年来文学创作上所产生的那种相互交叉、渗透、难以分门别类的合流现象使“××文学”似乎越来越难包容它原先固定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越来越多的作品似乎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内在膨胀性而使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的拓展，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时期。艺术视角的独特，表现技巧、手法的充分个性化、多样化并没有吞没作家们对生活思考所表现出来的趋同性，反而促成了一个个新的、富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的聚焦点的形成。对深藏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人生观、道德观等等生活现象下面的粗大根部——民族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的挖掘，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既指自然环境，更多的是指社会生活环境）的困惑、迷惘和思考、探索，开始统摄今日的中国文坛，这使得表面看来使人不易捉摸、互相游离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家群体被这股强大的力量聚合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的、富有整体性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的是作家们颤跳着的生命脉动，是关于理想与现实这对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困扰的死死追寻。

活跃于新时期文坛的女作家们同样在这个系统中编织着自己的人生之梦和文学之梦。考察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们的创作实绩，我们会发现她们对生活的考察、思考乃至表现并没有与其他男性作家产生泾渭分明的、实质上的区别。她们与男性作家一样在一个相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生活着，共同承受着独特的中国社会倾泻在她们身上的风风雨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女人和中国的男人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精神上的十字架，跋涉在生活的泥泞中。正如张抗抗所说：“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一九七八年以来新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这些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3]这也是绝大多数女性作家们的创作状况。在她们笔下，对整个民族和人类的痛苦的表现远远超过对女性痛苦的表现，或者可以说，对女性痛苦的表现被融化在对整个民族和人类的痛苦的思考和表现之中了。

这并不意味着用共性、普遍性吞没个性、特殊性。不能否认女性作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历程，有着由于是女性而产生的独特的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一些评论家从这些角度研究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们的创作值得我们尊敬。但我以为，那些仅仅属于女性的感受和体验并没有多少被直接传送和体现在新时期以来女作家的创作中。中国当代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她们生活范围、思想视野的广阔。一方面，她们并没有将自己的创作局限在妇女生活范畴，她们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程度、思考深度并不亚于任何男性作家；另一方面，即使是被一些批评家认为较纯正的“女性文学”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也并不仅是女性痛苦经历的观照，同样也包含了对我们民族的痛苦的审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作家们对“人”——大写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的深切关注，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人的素质、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使之向着能使人更自由、更解放的方向发展的热切期望，使她们的作品早已跳出纯粹的女性世界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并由此具有了一种恢宏的阳刚之气。她们的创作在更多的情况下与男性作家的创作交融在一起，显示出一种对生活思考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来。女性作家们的创作呈现出的正是这么一种趋势：她们不再将目光集中于女性生活的范畴而投向更大的社会层面，她们正在走出狭小的自我世界去对人生进行更为阔大的开拓，在她们的作品中也极少再见到鲜明的女性风格、女性作家的个性特点，那种由于是女性而产生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正在被一种“不分性别”的表现所替代，对女性世界的观照与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思考交织在一起。因此，我认为至少在现阶段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来囊括或估价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的创作是不合适的。

为叙述的方便，我试图通过对一个很有影响的女作家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以及女性意识与人的共同意识的交叉和重合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2. 痛苦的“二律背反”——人生的困惑与选择的两难

张洁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永恒矛盾的完整模式。

追寻着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的创作轨迹，我不能不对张洁产生由衷的敬意。她那么深刻透彻地了解中国当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全部痛苦，又将这种痛苦放到一个大的文化、心理氛围中去观照，使作品远远地超越一般妇女解放的高度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对人类命运的富有悲剧性的昭示始终是文学具有魅力的原因之一。这种悲剧性最充分地表现在人类生活中的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限制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以及人们在自己的行为选择中经常处于无可奈何的状态之中。张洁的小说就具有这种强烈的悲剧意识。应该把张洁最有代表性的三部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看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完整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张洁时而不动声色、时而淋漓酣畅地“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充分展示了理想与现实的不和谐状态，并由此完成了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女性乃至整个人生的永恒的矛盾和痛苦的思考，为我们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女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一把钥匙。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爱情故事，何以引起那么强烈的社会反响？如果我们能够公平一些，摒弃那些对文学作品简单的道德评价，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困难地悟出这个简单的故事所负载的是一个沉重而痛苦的人生。没有必要再去重复这个千百万人都已熟悉的故事。我只是想说，当我读着一个女人的心曲时，当我随着钟雨的质询去试图作出解答时，我发现自己立即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怪圈”之中：钟雨与那位老干部的行为选择对？不对？这种提问别提有多愚蠢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他们事实上是别无选择，如果这也算一种选择的话。无论他们作出何种选择，他们的心灵总是难以安宁的。即使他们能够结合，那又怎么样呢？同样会在“我给别人带来了痛苦”的自我谴责中煎熬自己。好在他们终于选择了自我牺牲。这既是一种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钟雨们身上的必然结果，也很符合现阶段的道德规范。这里被牺牲的是最纯挚美好的东西，可你又不得不礼赞这种牺牲。尽管自我牺牲是一种宝贵而值得敬重的人类品质之一，但它往往又是以自我压抑为前提的，因而它有着深刻的矛盾性。它既将人类引向崇高，但又是以悲剧性为基色的，它包含着对人性的压抑甚至摧残。这种矛盾性被如此深刻地表现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中，使我们几乎可以忘却主人公是女的而陷入对人类不能解脱的痛苦的体验里。钟雨们行为选择上的两难让人想起康德哲学中一个著名的术语：二律背反。这里既有选择的痛苦又有别无选择的痛苦，有一种深深的无可奈何。无论你作何种选择都有合理性，但无论你选择了什么都无法摆脱痛苦。这真是痛苦的二律背反！这种对行为选择的评价使我们得以超越生活具象而进入对人生的哲学层次的思考。这种行为选择上的两难也使我们感到人生之谜的不可解，感到冥冥之中那命运之神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哲学思考时又常使我们陷入一种人生的困惑，滋生出一种命运不可违的接近宗教情绪的东西。钟雨不就是希冀着在天国相聚吗？那种今生无望、但求来世，对现世的无可奈何以及深深的绝望让我们在一片朦胧中似乎看到了巴黎圣母院墙上的“宿命”二字。这种效果也许是张洁始料不及的，而且似乎也被批评家们轻易地忽视了。

钟雨们以巨大的克制、自我牺牲来保持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与平衡，这种坚忍、顺受的精神正是被我们这个东方古国长久地视为美德的东西，它与我们的民族缓慢而沉重的历史步履有着惊人的神合之处。我们从这个爱情故事中得到的启示远远超过了爱情、婚姻及女性解放等主题。从女性生活体验出发又超越女性生活达到对人类生活的整体理解和把握，既是张洁的又是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张洁没有停步。她继续以那犀利的笔锋去触那痛苦的人生。人生选择的困惑和两难，在《方舟》里得到了更为强烈的表现，《方舟》里的荆华们，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进取精神，尽管她们也在不时地克制和忍受，但在精神上却具有一种钟雨们所不曾有的反抗，这是她们生活中的主调。于是，与外部世界的强烈的不和谐、不平衡出现了。她们不得不以一个女人所能付出的全部牺牲来换取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应有的权利。在《方舟》里，张洁以她特有的勇敢和真诚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女性心灵世界，这种矛盾和痛苦乃在于人的意识的觉醒以及这种觉醒不能与外部世界对应的痛苦。尽管荆华们与钟雨们是那么地不同，但同样无法摆脱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限制等种种矛盾编织而成的人生之网，

从《方舟》到《祖母绿》，则表现了一种人生态度的达观。曾令儿在经过深重的磨难后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达到了与外部世界的某种谐和。但矛盾并没有消失——过去的生活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曾令儿达到人生这一高度，是以她的全部青春和幸福为代价的。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矛盾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地平线，尽管我们可以无限逼近它。（应该指出的是，张洁的《祖母绿》比起前两部作品来说，思想锋芒无疑磨钝了许多，作者显然在寻求一种对人生的较为理想的解释，人与外部世界的尖锐冲突被作家最后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和谐化解了，作品所可能产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由此削弱，这不能不使人觉得遗憾。）这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张洁笔下的女性几乎全是生活中的不幸者，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女性的不幸，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永恒的矛盾，只是由于作家对女性的深刻同情以及自身的深刻体验，所以将承载这一深刻思想的任务放到女性身上了。

人类永远处在这种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和不平衡状态之中，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限制的斗争永远左右着人类的生活，于是人类永远有痛苦、有烦恼，于是也就永远有文学。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这种人类深层的痛苦正在被作家们越来越深刻地表现出来，而张洁笔下的钟雨、荆华和曾令儿们，则较早地为我们认识人类永恒的矛盾和痛苦提供了一个由迷惘、困惑和思索、觉醒浇注而成的完整的模式。她的作品的更重要的价值正在于此。由此推想到其他女性作家的创作，他们对女性生活的观照越来越多地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观照融合在一起，她们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以女性的心灵世界的展露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她们的作品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表现妇女解放这一主题，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使用“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呢？

3. 女性意识与人的共同意识的交叉与重合

人们总喜欢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寻找能够与妇女解放进程相吻合的东西，这恐怕也是一种思维定式。这自然有利于我们去把握女作家们创作的某种独特性，又极易使我们的思维局限在一个既定的框框之中。

其实，男性与女性在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上的不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它们最初更多地属于自然属性的范畴，用张抗抗的话来说，它属于“上帝的错误”。随着人类的发展，这种属于自然属性的东西就逐步社会化了。社会对男性与对女性的不同要求，既表现了自然对人的旷日持久的左右，又深刻地反映了社会按照一定的文化传统、心理习惯去雕塑它所认可的男性和女性的强大力量。公平地说，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如温顺、贤惠等等，并不是男性的错误，就如同女性多要求男性刚强、果敢、豁达一样，这种更多地来自自然属性的要求并不会从根本上造成男女不平等，只有在社会对男性的这种要求不断地认可并强化到将女性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生活范围时，这种不平等才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而且，由于人类固有的惰性，总是极愿生活在习惯为我们铺定的轨道之中。原本属于自然属性的东西一旦被社会化，就形成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一种难以超越的习惯性力量。女性的痛苦从来不是孤立的，这种痛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而这一烙印不仅落在女性身上，同样也落在男性身上，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从一开始就被包括在人类解放的进程之中。当然，妇女解放运动有着自己的独特要求，但社会越发展，这种独特性就越被人类发展的共同要求所覆盖。所谓女性意识，我认为它一方面既源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体验与感受外部世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角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意识，这时它更多地属于自然属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着女性意识发展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历史内容。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下，女性的生活范围就越狭小，她们对自身解放的要求层次就越低，反之，社会越进步，为女性提供的生活范围就越大，女性与男性的要求就会越来越趋向一致。在这种状况下，女性的解放更重要的取决于她们自己，取决于她们能否“以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方舟》）。这种“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已不能从一般的女性意识的意义上去理解了。经常看到一些评论文章用“女性意识”的觉醒来评价女性要求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行动，这并不准确。要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说到底是人的共同意识的觉醒。所谓人的共同意识，简单说来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概括：“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着重号为引者加），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4]人的共同意识的最高层次是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是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当代女性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越来越多地消除了它的自然属性而与人的共同意识趋向同一，从而使女性意识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层次，而在这一层次，女性作为真正站立起来的人，是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思考生活、参与生活的。女性意识与人的共同意识是交叉中有重合，越到后来这种重合的覆盖面就越大。考察女性作家的创作，应该充分注意这一点。过多地强调“女性眼光”和“女性意识”，并不能够准确地估价女性作家的关于女性生活题材的创作，更不用说那些完全不以女性生活为表现内容的作品了。张洁的《方舟》和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总被人们视为纯正的“女性文学”作品，而我则以为它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表达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民众心态和时代情绪。

我们大概不会忘记发端于一九七九年的那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估价。如何具体评价这场讨论已超出本文所议话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打开了被封闭已久的思想禁区，使人们的大脑空前地活跃起来。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表现，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生气，新时期以来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女作家们，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思潮和时代情绪中进行她们的创作的，这使她们的作品无论从主题意蕴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与男性作家产生一种趋同性，“女性”这一规定不再对她们的创作具有特别的意义。《方舟》和《在同一地平线上》尽管表现手法不同，但题旨却是相通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在寻找一种能实现自我的最佳方式，寻找自己作为完整的人在生活中应有的位置。这是女作家们创作中透露出来的最具现代意识的信息。这里不仅有对女性自身生存价值的思考，也渗透着对整个人类生存价值的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活跃于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女作家们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男性作家的思力和才力，尽管她们的作品是那样迥然有异：张洁更多的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表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张辛欣在对生活的冷峻审视中不时表露出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刘索拉则在貌似迷惘中进行着真诚的思考……。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视线焦点对准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她们的作品潜藏着一种对国家、民族、人类的忧患感，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得以从狭小的自我中超越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和人生，并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有希望的一群。

注释：

[1]王干、费振钟：《“男性”的声音》，《文艺评论》1986年第4期。

[2]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3]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7页。

原载《文艺理论家》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