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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的角逐——评王安忆的“三恋”[1]

女性文学研究资料 作者:孟远


面对“自己”的角逐
——评王安忆的“三恋”[1]

程德培

阿波罗神殿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表达了人期求认识自身与他人。这条格言乃是全部心理学的渊薮。

——E.弗罗姆

王安忆的那篇题为《面对自己》的精彩发言,不仅博得了同行们的许多掌声与感叹,而且也使得以往许多对作者创作的精彩判断和展望,重新面临着一次考验。当王安忆在1986年写作她的“三恋”时,当她在构思那篇精彩发言时,事实上,她也正面对自己以往所有的作品,同样,当我们面对作者1986年创作,事实上也面对了自己以往对作者的评论,我们欣喜说过的话已经应验,我们惊讶以前未曾被发现的新景观,很有可能,我们曾经自信的判断已经开始部分失效,我们曾经有过的错误猜测现在更加刺目,我们曾经忽略的现象变得愈加耀眼,我们消除了旧有的谜团继而又陷于更深的困惑……评论如同创作一样,都是一场面对自己的角逐。

王安忆的创作犹如钟摆,她不仅经常变化,而且频繁地来回于钟摆的两端:论题材,从农村到城市;论体裁,从散文到小说,从理论、评论到人物印象;论叙述的变化,从关心自身的命运到冷眼的旁观;论风格的不同,从主观的“自我中心状态”到冷峻的“非自我中心状态”;论笔墨,从重人情到重世故,从重抒情到重心理分析……由于她富于变化的多产,致使对其创作的描述与概括,多免不了马不停蹄式的浮光掠影。对创作来说,即使是表面轨迹,也是活动体,而对批评来说,即使是再灵活的观照,也不能摆脱其静止的命运。这样,静注目与活动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活动体的运动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而静观不仅是有对象的,且本身人是有视角限制的。所以,把王安忆1986年引人注目的“三恋”,作为一个创作过程,又放在这么一个认识的侧重面来考察,其不全面也是难以摆脱的。但是,对此刻的我来说,没有别的路可选择。没有片面性的创作面面观,此事古难有,想到这,我心安了。

王安忆的早期有过写“我”的阶段,所谓“雯雯的情绪天地”的概言便是一说,那时候叙述的,是“我”的插队经历、“我”在劫难平复后的骤变、文工团的琐琐碎碎,甚至在隐隐约约之中还追溯到了儿时的经历。这种种叙述之中又包括了这样一些冲突:舒适家庭之中娇小躁乱的心灵;热闹的儿时生活所掩饰的孤独;养尊处优、衣食无虑的女孩的自寻烦恼和心绪不宁,轰轰烈烈时代混乱中的寂寞与慌乱……那时候叙述的对象是“我”,但“我”所要叙述的动因则更多是为摆脱某种外在的压力,尽管如此,照作者的说法,也是很累人的,压力非但没有解脱,反而为外在的沸腾的生活激流所吸引,“和那些心与心彼此能够关照的平庸之辈,携起手来,开始了另一种远足与出发”。从此,叙述“小女孩”命运的“我”开始偏向了局外人,而关心局外人的命运又使得叙述者本身成了局外人。她开始冷眼,亦开始了旁观。她那与“雯雯”同声息的暖色曾赢得了许多许多的读者,而如今她那不露声色的说话竟也同样使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吃惊,人们不免担心这位叙述者成熟得太快,忧虑她有没有老得太快的危机。持这种担忧的心理,事实上是太执着叙述视角与口吻的外在差异,当我们被作者创作上的变化所吸引的时候,是很可能忘却那不易被人注意的内在共同体的。要感谢作者1986年的献礼,以往的作品一旦与作者这“三恋”放在一起的时候,那遗忘了的共同点就作为另外一种差异而浮现在我们面前。在一个更大的钟摆面前,那原先小小的摆动也只能局限在大钟摆一端的那个变化不大的弧度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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