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3年4月，弗里达·卡罗在自己的国家墨西哥举办了第一次重要的画展，此时，四十六岁的她，离生命旅程的终结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当时她的健康状况相当糟糕，无人指望画家本人会出席这次画展。但晚上八点，正当墨西哥城的当代艺术美术馆的门向公众敞开之时，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画家穿着她最喜爱的墨西哥服装，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一张四根帐柱的床上。这张床是那天下午放置在美术馆里的，并按她的意图作了布置，挂上了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一位杰出的壁画家——的照片。还有政治偶像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的照片。纸做的骷髅摇摇晃晃地从帐顶垂下来，一面床镜照出了画家憔悴但欢愉的脸。两百多位朋友和仰慕者逐一向弗里达·卡罗致意，然后将她的床围成圈，与她一起唱起了墨西哥民歌，一直欢闹到深夜。

这一幕是这位非凡女性一生的浓缩，也将其一生推向顶点。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它恰好证明了卡罗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和特殊的偏爱、对场面作为一种保护隐私和尊严的面具的嗜好。总之，画展开幕的场景绝妙地诠注了弗里达·卡罗的中心主题——自我。她在短暂的生命中所创作的两百多幅绘画，绝大多数是自画像。

卡罗是一位美丽的女人，稍有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两条眉毛在前额连成一线并不断开，性感的嘴唇上依稀可见一撇胡子。杏仁状的眼睛是乌黑的，眼神稍稍有些向外睥睨。认识弗里达的人都说她的智慧和幽默就在那双眼睛里，还说她的情绪也表露在其中：或好奇或迷人，或疑虑或内敛。她的目光锐利，让人觉得无从掩饰，犹如被一只豹猫注视一样。

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的认命。她的嗓音很响亮，略带嘶哑，说起话来总是急促而有力度，伴随着迅速而优雅的手势。她的笑是一种充分的、开怀的笑，偶尔是感情的尖叫。弗里达的英语说写都很流利，而且喜欢使用俚语。在今天看她写的信，一定会为她英语里使用的土语的“粗俗”而感到惊讶，好像她是从美国作家达蒙·鲁尼恩那里学来的英语。至于西班牙语，她喜欢说脏话——例如pendejo（白痴）和hijo de su chingada madre（婊子养的）。在说这两种语言时她都喜欢人们对这些土语粗话的反应，而且这些脏话是从一位如此有女人味的女人口中说出来的——弗里达总是将她竖在长脖子上的头高高仰起，像一位高贵的皇后——这更加强了人们的反应。

她总是穿着鲜艳华丽，特别喜欢穿时髦的拖地长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一位纽约人曾记得孩子们常常在大街上跟随她。他们会说“哪里有马戏？”，可弗里达一点也不在乎。

1929年，弗里达·卡罗成了迭戈·里维拉的第三任夫人。可真是绝配的一对！卡罗，纤小而热烈，犹如马奎斯小说中的人物；里维拉，肥胖而奢侈，简直出自拉伯雷的作品。他们的交际看来似乎很广。托洛茨基是朋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还有亨利·福特和尼尔逊·洛克菲勒、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及波利特·戈达德。里维拉夫妇在墨西哥城的家是国际知识界渴望去的麦加圣地，帕布罗·聂鲁达、安德烈·布勒东和塞奇·艾森斯坦等人都曾去过。弗里达曾在巴黎去过马塞尔·杜桑家做客，伊桑姆·诺古奇是她的情人，而弥罗、康定斯基、坦圭则是她的慕拜者。在纽约，她见到过施蒂格利茨和佐治亚·奥基夫；在旧金山，爱德华·韦斯顿和伊莫金·坎宁安曾为她拍照。

由于里维拉嗜好虚荣，他们的婚姻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他们的每一次冒险，他们的爱、争吵及离婚，都曾被一家报纸作过详尽而细致的描述。人们对他们都是直呼其名，人人都知道谁是弗里达谁是迭戈：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她是他这座庙宇的祭司，有时却也叛逆。鲜活、聪明、性感，她总是对男人有吸引力并有着许多的情人。至于女人，有迹象表明她也曾有过同性恋情。对后者里维拉似乎并不在乎，但对前者却是强烈地不满。“我不想与别的男人共用一把牙刷。”他这样说。他还曾威胁说要用手枪去枪杀一位第三者。

如果有机会和认识她的人说上几句，那么你就会知道人们是怎样深深地爱着弗里达·卡罗的。他们承认弗里达是尖刻的、冲动的，但当人们回忆起她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人们对她的鲜活记忆使她的人生听起来就像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一样——充满乐趣和魅力，直到以悲剧收尾。但弗里达的故事实际上更凄惨。1925年9月17日，正值十八岁花季的弗里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她乘坐的公共汽车和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她被一根金属棒刺穿，脊梁折断，骨盆破裂，还有一只脚骨折。从那天起直至生命结束，这以后的二十九年里，弗里达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我保持着做手术的记录。”她曾这样说。她还一直渴望着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要一个孩子，但那碎裂过的骨盆常常引发流产，以及至少三次人工流产。弗里达也因此饱受了被所爱的男人欺骗甚至抛弃的痛苦。她像孔雀一样展示其美丽的羽毛，但内心深处却藏着无奈的悲哀和自弃。

“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弗里达说，“我只知道绘画是我的一种需要，我总是画那些从脑海里闪过的东西，而没有其他的考虑。”那些在弗里达脑海里掠过并被她变成艺术的东西，恰恰是20世纪一些最原汁和迷人的意象。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她万分真诚地将痛苦转化为艺术，并用幽默和幻想来调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相当深入而非面面俱到。弗里达用颜料所作的自传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12×15英寸是经常的事。这种小尺寸正好与绘画主题的亲密性相适合。她小心翼翼地用纤细的貂毛画笔画每一笔色彩，将形画得相当精确，让想象通过实际技能的雕饰而更具说服力。

这种效果令超现实主义画家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将弗里达划入他们的行列。弗里达的画还吸引了一小部分有鉴赏力的收藏家，如爱德华·鲁滨逊、埃德加·考夫曼、小康格·古德伊尔、雅克·格尔曼，但她的画大多数长期委屈地被冷落，默默无闻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直至最近才大放光彩。

1977年秋，墨西哥政府将美术宫里最大最著名的画廊用来举办一个弗里达·卡罗的回顾展。这是一种奇特的礼赞，因为展览似乎赞美画家奇异的个性和她的故事，甚于她的艺术。那些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各种生活照片，而且都是放大了的照片，这使那些钻石般微小的绘画看上去就像是标点符号一样。

不管怎样，弗里达的艺术——她自己创造的传奇——终于获得了成功。由于她的画相比于照片及画廊的空间显得那样小，观众必须站得很近方能欣赏。这种近距离的观赏反而增加了画作奇特的吸引力。这些画创作于弗里达生前的各个重要时刻，每一幅都如同一声沉闷的呼喊，画中蕴含着稠密的情感，似乎要爆发出来。这些画使那些照片的框架升格为一种建筑结构，在房间的中央显得很不稳定，零碎得像是卡片做的房子。

1978年11月2日，为了庆祝亡灵节——墨西哥最喜庆的节日之一，旧金山的弥撒教区的拉扎画廊举办了一个“向弗里达致敬”的画展。展出的作品是由大约五十多位画家（大部分是奇卡诺人）用不同艺术手段创作的作品，但都要求是在“弗里达的象征主义精神”下创作出来的。在画廊的后墙上放置了一个祭坛，点满了蜡烛，还有糖骷髅、草秆做的十字架。“死者的面包”形如人骨，一具棺材里放着糖鸟，里面的一张玩具大小的床上躺着一尊弗里达的微型塑像。其他几面墙壁则挂满了画家们的作品，有许多画家将自己的画像和弗里达的并放在一起，好像要表达对她的认同。弗里达被描绘成一位政治英雄和革命战士、一位受尽磨难的女性、一位被错待的妻子、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一个墨西哥的“奥菲利亚”。许多人把她看作是一个饱受折磨但又敢于向死亡挑战的人。一位画家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弗里达的尊敬：“弗里达诠释了奇卡诺妇女全部的文化含义。她激励着我们，她的作品不是自叹自怨，它们充满着力量。”

从此，弗里达·卡罗的观众日渐增多：1978—1979年间，弗里达作品回顾展相继在美国的六个美术馆展出，1982年在伦敦的白教堂美术馆组织了一次名为“弗里达·卡罗和蒂娜·莫多蒂”的画展，后来还在德国和纽约展出。对于女人们来说，卡罗那特别具有个性的形象和特有的女人气质，以及艺术上的独立性，已经变得十分有意义了。在艺术上，她既不与里维拉竞争，也不效仿他，而且有不少敏锐的评论家认为她甚至比里维拉更好。实际上，迭戈自己也常常夸耀一封毕加索写给他的信，信中是这样说到弗里达的：“不管是德朗、你还是我，都不能画出像弗里达·卡罗画的那么好的头像来。”

弗里达应当会为她身后赢得了那样丰富多彩的怀念而感到欣慰。事实上，她是她自己传奇故事的创造者，而且由于她十分复杂，且有着微妙的自我意识，关于她的神话是多切面的、含糊不明的、充满矛盾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不愿意去揭开其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唯恐会破坏她自己创造的形象。然而，事实并不会驱散神话，在仔细审阅后，弗里达·卡罗的故事依旧和她的神话一样传奇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