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国立预科学校

1922年，弗里达·卡罗进入了墨西哥最好的教育机构——国立预科学校。离开了母亲、姐姐、婶婶们的照顾，离开了科伊奥坎闲适的生活，她进入了墨西哥城的中心，在那里现代墨西哥正在建设之中，学生们也实际参与了这种建设。她的同学都是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父母是首都和外地的职业人士，希望子女通过预科学校升入国立大学的各个研究和专科学院。毕业后，他们不仅为母校带来了改变，还逐渐成为民族领导者。因此弗里达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墨西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说这个决定本身是灵光乍现，那么其背后的故事便是她在预科学校那几年的动荡生活。

预科学校刚建立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建于1868年，马克西米连国王被处死之后，圣伊尔德方索的教会学校被纳入了胡亚雷斯总统建立的共和国免费教育体系之中。与其说它是一所中学，倒不如说它更像一所大学。它的第一任校长，加比诺·巴雷达，将学校的课程比喻为知识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走，开始是数学，最终是逻辑学。其间，学生们将学习许多物理和生物方面的课程；语言课与科学课程同步进行——首先是法语，然后是英语，接着是德语，在最后两年里则学拉丁语。巴雷达说：“我们的校训是：自由、秩序、进步：自由是手段，秩序是根本，进步是目的。”在预科学校校名的基石上也刻着：“博爱、秩序、进步。”

1910年，正当革命枪声在全国各省份响起的时候，迪亚斯政府的最后一任教育部长贾斯塔·西拉，创办了墨西哥国立大学，预科学校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20年代，进入预科学校就意味着得到墨西哥最好的教育——生物学家伊萨卡·奥乔特伦纳，历史学家丹尼尔·科西奥·维莱加斯，哲学家安东尼奥·卡索和塞缪尔·拉莫斯，文学专家伊拉斯莫·卡斯特利亚诺斯·昆托、詹姆·乔里斯·博迪特和纳西索·巴索尔斯（当时国立法律学校的校长）都是该校的教师，最后两位后来就任教育部长。进入预科学校也意味着进入了文化和政治的中心。

在迪亚斯三十四年的专政时期里，国家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群律师、会计和知识分子来决定，他们被称作“科学群体”（大多数是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他们从海外的“当代欧洲”寻找文化和经济的模式，将许多墨西哥的工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交到了外国人手中——北美和欧洲。墨西哥的本土文化被鄙视，而创造它的印第安人也被贬低。圆滑的墨西哥人宁愿模仿：绘画看上去像西班牙大师牟利罗或苏洛阿加的画风，道路模仿香榭丽舍大街，美术场馆则像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迪亚斯用脂粉将自己涂白以掩饰自己只是一个稍带西班牙血统的米斯泰克印第安人。

十年的革命才使墨西哥回到了墨西哥人手中，到20世纪20年代，这场漫长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才最终得以巩固。进行了土地和劳动改革，基督教会的权力大为削弱，并通过了将自然资源收归国家的法律。当墨西哥开始骄傲地锻造它的新形象时，他们摒弃了原先那些从法国和西班牙借来的观念和时尚，他们拥抱自己的民族文化。“理想主义者坚信共和国能得到拯救，”安东尼奥·卡索激励他的学生们，“将你们的眼睛盯住墨西哥的大地，关注我们自己的习惯和传统，关注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关注我们的真实！”

奥夫雷贡于1920年当选总统后，任命乔斯·瓦斯康塞洛斯为公众教育部长，他是一位出色的律师，也是后科学一代的哲学家，他还参加了反对迪亚斯的斗争。瓦斯康塞洛斯的目的是要将墨西哥的教育变成真正本国化的教育。他说，墨西哥教育应当建立在“我们的血统、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人民的基础之上”。他发起了一场将墨西哥变成文化之国的运动，下令建立了上千所农村学校，并派遣了一大批教师前往穷乡僻壤去工作。他装备了许多图书馆，建起了运动场和游泳池，并建立了一些露天艺术学校。他下令以大众能够承受的价格出版一些经典作品，如柏拉图的《对话》、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等。针对那些不会看书的文盲群体，他安排了免费的音乐会，或者约请一些如里维拉、奥罗斯科、西凯罗斯等名画家，以泥瓦工的酬金让他们在公共场所画上壁画，反映辉煌的墨西哥历史和文化。艺术──瓦斯康塞洛斯相信──可以激励社会变革。他的哲学是直觉的哲学，反对科学一代所崇尚的逻辑学和经验主义。“人通过他们的感觉就会变得更有适应性，”他说，“正如当人看到美丽的图形和画像或听到美妙的节奏和乐章的情形一样。”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伟大和卓越之神秘的信仰集中体现在他的话里：“我们种族的精神不言自明。”

于是，这种热情和行动主义的氛围成了孕育弗里达的沃土。她离开自家院墙的保护，离开了熟悉的郊区生活的节奏，乘上一个小时的有轨电车进入市区的新学校。安德烈斯·伊多阿特（20世纪50年代早期国立美术学院的校长，在预科学校时就认识弗里达）说：“那是一个没有谎言、没有幻想、也没有白日梦的时代，那是一个真实的、忠诚的、充满激情的、高尚的、进步的时代，有着天上的清新和地上的踏实。我们很幸运，包括弗里达在内的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的生机和墨西哥的生机息息相关，随着国家在道德王国里的进步，我们也在精神上茁壮成长。”

国立预科学校的建筑结构如同殖民者的堡垒，是由棕红色的火山岩建造的，坐落在墨西哥中心广场佐坎洛（据说是建在阿兹特克人的遗址上）附近，这里有教会和政府的各种建筑物，包括民族宫等。在弗里达那个年代，这里还是大学区，预科学校的附近有许多的商店、餐馆、公园和电影院，以及其他的各种学校，例如米格尔勒多学校。每天下午五点钟，预科学校的学生就在这所学校的门口等待他们的女友出现。街头的小贩为这些饥肠辘辘的顾客供应烤肉、果汁或油煎饼，而卖唱的风琴手则将甜蜜或悲伤的阿古斯特·劳拉的音乐送入这些浪漫的年轻人的耳中。

预科学校有拱顶的校园由一个操场、一个音乐指挥台和一个竞赛场组成。体育教师喊着“一、二、一、二！”，学生们的脚步就像军人一样整齐。校园里充满了学生的喧嚣，还能听到激情洋溢的学生代表在演讲，为的是维护学生的权益或表达他们的忠诚；而在黑暗的楼梯里，几个恶作剧者在密谋调皮捣蛋的计划。这种喧哗有时会沸腾得穿过校舍流溢到街上。有一次在狂欢节时，一个男孩扮成丘比特，在街上抢了一辆汽车，驶着那“带轮子的房子”在整个墨西哥城里狂奔了一圈。有时有炸弹爆炸，于是拿着软管的火警被叫来了，有人会打枪，有一次，一颗子弹将火警队长的鼻子也打掉了。报纸的头条常常出现这样的标题：“预科学校可怕的闹事！”“骚扰教育部长！”。

弗里达进入预科学校的时候，学校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所以只有少数女生入校。学校共有两千多名学生，女生仅有三十五人。有些父母在女儿答应不与男生讲话的条件下才让其注册。也许马蒂尔德·考尔德伦·卡罗反对将女儿送进这样一个不保险的地方，但吉尔穆·卡罗却毫不犹豫。由于没有儿子来实现自己想成为学者的未竟之愿，所以将希望寄托在他最喜爱的弗里达身上。弗里达，如大多数有希望的男孩子一样，在这里学习，为进一步的深造打好基础，以便将来谋得一个好职业。她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这也是她大有前程的一个迹象。她选择了要学的课程，准备五年以后进入医学院深造。

弗里达当时十四岁，是一位身材纤弱苗条的女孩，但同时又是一位活力四射的青春少女，是柔弱和坚毅的混合体。一头浓黑的头发，前额的刘海一刀剪平（后来修剪成卷曲状），嘴唇饱满而性感，脸上有一个迷人的酒窝，特别是那双乌黑的眼睛在不断开的眉毛下闪着，给人以一种性急而调皮的印象。这所学校的学生不穿校服，弗里达到校时穿着深蓝的华达呢料子的百褶裙，厚厚的袜子，脚上穿着一双靴子，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恰似一个德国的中学生。艾丽西亚·加兰特，弗里达的一位朋友（也是她的肖像画主题），在1924年遇到了弗里达，曾记得她穿着带金属扣子的蓝色工装在科伊奥坎骑自行车。这种非正统的装束加之男子般的发型，让富裕人家的母亲大呼：“多难看的姑娘！”但弗里达的朋友们觉得她很迷人。许多朋友都记得她总是背着一个男生用的书包，里面装了一大堆东西，有课本、笔记本、画、蝴蝶、干枯的花、水彩颜料，还有从父亲的藏书中拿来的、用哥特式书写体印刷的书。

从一开始起，这个假小子就很少出现在预科学校最大的棚顶上。这个地方由管纪律的多洛雷斯·安杰利斯·卡斯蒂略负责，如果有人不去上课的话就罚她站在这里。弗里达认为大多数女生既粗野又庸俗，最烦她们无休止的闲聊和琐碎，她称她们为墨西哥脱毛狗。她宁愿在学校的走道里蹦来跳去，或参与一些小团体的各种活动，这种小团体赋予校园一种非正规的社交生活。有些团体专门进行某种特殊的活动——如体育运动、政治、新闻、文学、艺术、哲学等。还有搞辩论的，进行远足的和参与实际社会活动的等诸多小团体。有些人认为瓦斯康塞洛斯的大众化改革相当于民族的再生，另外的人则认为文化的民主化意味着文化的贬值；有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人怨恨革命和改革；激进的学生拒绝宗教，而保守的学生则以热忱甚至武力保卫基督教堂。各派系在学校的过道上及数以万计的校内出版物上进行争辩和斗争。

在预科学校里，弗里达在好几个宗派里都有朋友。在文学团体“当代人”中，她认识诗人萨尔瓦多·诺沃和散文家、诗人、小说家泽维尔·维拉鲁蒂亚。后来，她与杰出的诗人卡洛斯·佩利塞尔成了关系很深的朋友，她也认识评论家乔吉·丘斯塔（他后来与迭戈·里维拉的第二任妻子卢普·马林结了婚）。这些“当代人”（他们喜爱纪德、科克托、庞德、埃利奥特）在墨西哥文学年鉴上作为杰出的纯粹派和欧式的先锋主义而出名，他们既反对社会现实主义，也反对将本土文化理想主义化。另外一个弗里达喜欢的团体是“梅斯特罗斯”，其中有两位有相当声誉的学生雄辩家：一位是萨尔瓦多·阿兹尤拉（关于墨西哥革命的、最有名的小说《败犬》作者马里阿诺·阿兹尤拉的儿子），另一位是激进的左派作家杰曼·德·坎波。

但弗里达真正的好友是“卡丘查”一派，此派是根据他们所戴的一种帽子而命名的，这批人因他们的脑袋聪明和爱耍小花招而在学校里闻名。这派由七位男孩和两位女孩组成——迈古尔·利拉（弗里达戏称为“李中”，因为他是中国诗歌的著名学者）、乔斯·戈梅斯·罗布尔达、阿古斯特·利拉、杰瑟斯·里奥斯·瓦尔斯（弗里达称他为“风景”，因为他的姓氏里刚好有“河流和山谷”）、阿方索·维拉、曼纽尔·冈萨雷斯·拉米雷斯、阿莱詹德罗·戈梅斯·阿里亚斯，以及卡曼·贾米和弗里达，他们后来都成为墨西哥杰出的职业人士。如今，阿里亚斯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知识分子、律师和政治记者；迈古尔·利拉成了律师和诗人；罗布尔达是医科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拉米雷斯成了作家、历史学家和律师（他曾多次为弗里达和迭戈服务）。

在学校里使他们结成一派的原因不是活动或者事业，而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并不参与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家的行动是出于狭隘的个人利益），他们信奉一种浪漫的社会主义，结合民族主义。作为瓦斯康塞洛斯的追随者，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寄予厚望并鼓动在学校进行改革。但同时他们又喜欢在教室里制造混乱，他们搞的恶作剧令人难以容忍，有时甚至是可怕的：有一次他们赶了一头驴在过道里玩，引得同学们都来看热闹，教室里空无一人；还有一次，他们将一串鞭炮绑在一条狗身上，然后点着，吓得那可怜的东西在走廊里乱叫乱跳。其中一个卡丘查成员这样回忆说：“正是我们这种对待人和事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吸引了弗里达，并不是她有嘲笑别人的习惯而是因为这种玩笑感染了她，令她着迷，于是她也开始学了起来，后来成了一位能妙语连珠地讲俏皮话的专家。”从那帮卡丘查那里，弗里达还学到了一种同志式的忠诚，一种男孩子似的哥们义气，这种秉性她以后终生保持。有这群人做伴，她天生的淘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变成了一种向权威挑战的乐趣。

卡丘查这帮人最残忍的“胡闹”中包括愚弄安东尼奥·卡索，他是最受尊敬的大学教授之一，但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过于保守的思想家。弗里达曾对学校里一位朋友解释说：“琳达，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不停地讲啊讲，非常动听，但什么内容都没有。我们厌烦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柏格森、孔德，但他却不敢讲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得干点什么了！”

当卡索教授在大教室里做一个关于社会发展的讲座时，他们将一节六英寸长的爆竹放到了讲台上方窗子的顶部，一根二十分钟的导火索接到了外面，然后用掷硬币的办法决定由谁来点火。运气落在了乔斯·戈梅斯·罗布尔达身上。他回忆说：“阿里亚斯、利拉和拉米雷斯离开了教学楼。我留了下来点燃了导火索并坐到了管女生纪律的级长身边。一会儿后就爆炸了──嘭！随着一声巨响，玻璃窗破碎了，一堆玻璃、泥沙、石子掉到了安东尼奥·卡索的头上。这位雄辩的演说家的反应相当镇静，他若无其事地整理了一下脏乱的头发，继续讲课，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和通常一样，这批卡丘查计划得很好——大多数离开了教学楼或者清白地坐在那里听讲座——显然不在作案现场，如果被抓住的话，那可是要被立即开除的。

传说弗里达曾经被开除过一次（原因不明）。但她一点也不怕，她将自己的情况直接告到了瓦斯康塞洛斯那里，因为瓦斯康塞洛斯与校长隆巴多·托勒丹诺有所不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部长下令恢复弗里达的学籍，据说他是这样对托勒丹诺说的：“如果你连一个小女孩也对付不了的话，那么你就不适合担任这样一所学校的校长。”

卡丘查这帮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伊比利亚美洲图书馆，离学校没有几步路，这里成了他们的活动基地。虽然它设在一所古老的教堂里，但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一排排低矮的书架构成了一个迷宫，与教堂中殿的宏大气势形成对照；还有罗伯特·门的内哥罗画的壁画和许多用色彩亮丽的丝绸制作的拉美国家的国旗。两位图书管理员允许他们将图书馆作为私有领地，所以这个图书馆成了他们会面的场所。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角落，在这里，他们争论、争吵、写文章、画图画和读书，也许还会调调情。

他们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什么都读——从大小仲马到马里阿诺·阿兹尤拉，从《圣经》到《佐佐布拉》（诗人维拉德出版于1919年，这本书主要反映了革命年代的精神）。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西班牙的名著和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果戈理、安德烈耶夫、托尔斯泰），还不断关注当代墨西哥小说。最终，弗里达能用三种语言进行阅读：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那本虚构的15世纪佛罗伦萨画家乌切洛的传记——弗里达在施沃布翻译的《想象的生活》中读到的——深深地打动了她，她甚至将它背了下来。弗里达对父亲拥有的哲学书也是相当熟悉，她喜欢谈论黑格尔和康德，似乎看他们的著作就像看连环画那样简单。“阿莱詹德罗，”她会突然大叫起来，身子从窗口探了出来，“把你那本施本格勒的书借给我，公共汽车上我没有东西看了！”

卡丘查人和他们的朋友们经常比赛看谁能找到一本更好的书，谁最先读完，而且他们常将所读的故事改编为剧本。阿德利娜·齐德杰斯，预科学校的一位女生，她回忆起当时安杰尔·萨拉斯、弗里达和瓦尔斯绘声绘色地描述虚拟的旅程时，她是入迷的听众之一。他们对书中的内容——如威尔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凡尔纳等人的作品——进行即兴发挥，他们讲到攀登喜马拉雅山、在俄国和中国观光、到亚马孙河探险。他们的故事充满了现实的细节，如怎样筹措经费，带点什么行装，选择哪类交通工具等。安杰尔·萨拉斯，承担作曲家的任务，用塔拉斯坎歌曲作为演出时的伴唱。

对男孩子，弗里达称作兄弟，对女孩子则唤作姐妹。弗里达在信中经常提到的另一个假小子是阿古斯蒂娜·雷纳。弗里达和她喜欢去大学区的公园里闲逛，在那里听风琴手的演奏或与旷课的学生、报童聊天。从叫卖的小贩那里，弗里达靠掷硬币的办法赢来一些糖果——她从来不会输，还学到了街头的黑话，也增长了社会见识。有时安杰尔·萨拉斯和她们一起到洛雷托公园去，在那儿弗里达会摘下她的卡丘查帽子，在安杰尔的小提琴伴奏下进行“乞讨”。

弗里达与另一位女卡丘查成员卡曼·贾米一起享受着一种无休止的智慧的较量，卡曼将凡是能找到的哲学书都拿来看（她长大后成了一名研究17世纪西班牙文学的专家学者）。她是一个真正古怪的女孩，穿着黑色的不整洁的男孩服装，所以得到了“詹姆斯”这样一个男性的别名，甚至有人叫她“荡妇”，因为她在早晨滑冰时炫耀地戴着一顶黑帽子。她还创造了一些在卡丘查人中间使用的专门语言，如“Procedamos al comes”意思是“我们赶紧去吃”。

虽然狼吞虎咽地大量阅读，但弗里达并不是一位非常刻苦的学生，她对生物学、文学和艺术感兴趣，但人对她更有吸引力。幸运的是她能够不花大力气而得到高分，一篇课文只要读一次就能记住它的内容。她觉得不去听那些没劲的老师或准备不充分的课是她的权利。相反，她会坐在不想听的课堂外面大声朗读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如果参加了听课，她也一定要玩点花样闹一闹，有一次，一位心理学教授在讲解他的睡眠理论时，弗里达听得乏味了，她交给阿德利娜·齐德杰斯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读一下，翻过来，再递给雷纳。别笑，否则会有麻烦的，也许会被开除。”在纸的背面是一幅漫画，将那位教授画成了一头在睡觉的大象。当然，在字条的传阅过程中，教室里九十位学生没有一个能忍住不笑的。

她对教师们的不敬有时发展到请求校长换掉他们。“他不是一个老师，”她会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他讲的和书上说的有矛盾，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也不会解答。所以把他给撤换了吧。”

这些卡丘查不仅对教师不尊敬，而且对画家也一样。在1921─1922年，瓦斯康塞洛斯请了一批画家到预科学校来画壁画，当画家们站到台架上时，恰好成了他们的活靶子。例如，一个台架搭好后，地上就会留下许多刨花和木片。“我们用这些来点火，”乔斯·戈梅斯·罗布尔达说，“那位可怜的画家就会置身于火海之中，画的画也被破坏了。后来这些画家干脆带着手枪作画了。”

在所有的画家中，迭戈·里维拉是最有个性魅力的一位，他被指定去玻利瓦尔-阿姆菲剧院（学校的大礼堂）画壁画。1922年他年仅三十六岁，已经世界闻名。他相当胖，喜欢一边画一边谈天，他的超凡魅力和青蛙一样的外貌吸引了一群听众。另一种吸引力是里维拉富有个性的装束，当时教师和公职人员都穿元色服装，戴硬领子和霍姆堡毡帽，而他戴着斯泰森毡帽，穿着巨大的矿工鞋，系着粗犷的皮带（有时是子弹带），看上去好像穿着这身装束睡觉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弗里达由于她的恶作剧被里维拉挫败而不无折服。虽然阿姆菲剧院在画家作画时是禁止学生进入的，但弗里达还是想办法溜了进去，将他的午饭从篮子中偷走。有一次她在里维拉下来时要经过的台阶上洒了肥皂水，然后躲在柱子后准备看他的洋相，但里维拉走得缓慢而小心，一脚一脚往前慢慢挪动，根本没有跌倒。第二天，安东尼奥·卡索教授却从此台阶上摔了下来。

几位漂亮的模特儿随同里维拉一起出现在绘画的台架上。其中一位是他妻子卢普·马林（1922年结的婚）。另一位模特儿是相当著名的美女纳慧·奥林，她的姿态代表了壁画中富有色情的诗意形象，她自己也是一位画家。弗里达喜欢躲在黑暗的过道里，如果卢普在台架上，她就会喊“嗨，迭戈，纳慧来了！”，或者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时，看到卢普来了，她就会说“注意，迭戈，卢普来了！”，好像在担心他会泄露什么隐私。

弗里达·卡罗在预科学校的时候就神魂颠倒地迷恋上了迭戈·里维拉。有一次，几个女生在冰淇淋店里说起各自的生活目标时，据说弗里达说的话着实让人吃了一惊：“我的目标是为迭戈·里维拉生一个小孩，有一天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的。”当阿德利娜·齐德杰斯表示反对并说迭戈是一个“大肚子的、难看的”糟老头时，弗里达立即加以反驳：“迭戈是那样的有绅士风度、那样的温柔、那样的聪明、那样的可爱，我会给他洗澡，把他弄干净的。”她愿意给他生孩子，她说：“一旦说服了他，我就为他生。”弗里达自己回忆起当她叫迭戈“老胖子”来刺激他时，脑子里总是这样想：“走着瞧，大肚皮，现在你一点也不注意我，但总有一天我会怀上你的孩子的。”

在里维拉的自传《我的艺术，我的生活》中，他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

一天晚上，我站在高高的台架上画画，卢普在下面编织毛衣，突然有人大叫着推大礼堂的门。门一下子被推开了，一个看上去大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冲了进来。

她的穿着就像其他的中学生一样，但她的态度却与众不同。她有着非同寻常的高贵和自信，眼睛里闪着奇异的火花。她的美丽是一个儿童的美丽，但她的胸部已经发育得很好了。

她直愣愣地看着我说：“我看你画画不会引起你的不愉快吧？”

“不会，小姐。我很高兴。”我说。

于是，她坐了下来静静地看我画，她的眼睛盯住我的画笔，专心地注意我画的每一笔。几个小时后，卢普的妒意上来了，并开始辱骂她。但那女孩不加理睬。这当然使卢普更加恼怒。卢普双手搭在腰部向那女孩子走了过去，挑衅地直接面对着她。但那女孩子将身子挺了挺，一句话也没说。

卢普感到手足无措，盯了她好一会儿后忍不住笑了，用一种充满妒忌的赞美对我说：“你看那女孩！小小年纪却一点也不怕我这样又高又大的女人，我真的很喜欢她。”

那小姑娘待了大约三个小时，然后走了，走时只说了声：“晚安”。一年后我得知她就是那个躲在柱子后面的声音，她的名字叫弗里达·卡罗。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成为我的妻子。

尽管弗里达对里维拉如此迷恋，但在学生时代，她是卡丘查领袖人物阿莱詹德罗·戈梅斯·阿里亚斯的女朋友。阿里亚斯是一位魅力非凡的演说家，也是让人着迷的故事讲述者，一位博学之士，同时还是很棒的运动员。他相貌非常英俊，有着高高的额头、乌亮的眼睛、高贵的鼻子和好看的嘴唇。他举止老练，稍显成熟过头。当他谈起政治、普鲁斯特或绘画时，思维就像水一样流畅。在他看来，语言是一门艺术，说话间他会有意识地、恰到好处地作一些小的停顿，总能使听众保持全神贯注。

他那敏锐的感觉、严格的自律和批评家的锐利让朋友们觉得有些难受。他是语言的魔术师，但他尖刻的讽刺却令人透不过气来。他鄙视庸俗、愚蠢、拍马屁和滥用权力。他喜爱知识、诚实、正义和冷嘲热讽。这位年轻的演说家甜美的声音，不时优雅地在空中挥动手臂，偶尔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里充满了激情，这一切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乐观主义、牺牲精神、纯洁、爱是演说家的天职。”他在告诫朋友时这样喊道。他激励他们献身于国家的“伟大前途”，他称墨西哥为“我的墨西哥”。

弗里达天生喜爱不平凡的人物，所以开始和阿里亚斯交往起来。他1919年进入预科学校，所以比弗里达要高几个年级，于是他成了她的良师益友，最终成了她的男朋友。弗里达称他为“NOVIO”，此词的意思是指最终要结婚的那样一种罗曼蒂克的恋爱关系。但戈梅斯·阿里亚斯则觉得使用这个词有点过于资产阶级情调了，他宁愿她称他为“亲密的朋友”或“年轻的爱人”。对处于青春期的弗里达，他说：“有一种新鲜，也许是天真和孩子气，但同时她又在急于探索生活的道路上进步神速。”阿莱詹德罗，温柔但勇敢地用鲜花和智慧向“预科学校的尼娜（弗里达的自称）”求爱了。放学后人们看到他们常在一起边走边谈，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们彼此交换了照片，如果什么时候两人必须得分开的话，就用写信的办法保持联系。

弗里达写给阿莱詹德罗的信至今仍保存在他那里。这些信成了她当时的生活的一种很好的见证，鲜活地揭示了她从一个小姑娘进入青春期，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的发展进程。它们还显示了她的那种倾诉自己生活和感情的强烈冲动，一种最终驱使她画大部分自画像的内在的需要。她写信时流露出一种与一个青春女孩不相称的感情上的坦率，而且她的这种性格上的冲动以语言的力量得以证明：文字的流淌不仅是以逗号、句号和段落来衡量，而且常常用卡通画来增色。弗里达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画成图画——与人争斗、一个吻、生病在床等。她画了许多微笑或哭泣的脸，有时两种表情都画（阿莱詹德罗有时称她为哭猫）。她画的时髦的美女有长脖子、束形的头发、像铅笔芯一样细的眉毛以及噘起的嘴巴。在某幅美女图的边上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混合写上“One tipo ideal”（意思是：理想的类型）和警告：“别撕毁，因为她非常漂亮……从上面画的小美女你就能看出我在绘画上的长进了，不是吗？现在你知道我是一个艺术天才了吧！”

曼纽尔·冈萨雷斯·拉米雷斯记得弗里达创造了她自己的私人符号作为签名：一个尖角朝下的等边三角形，有时她加进去一些自己的特征而将它变形成一个脸谱，下面的角变成了一撮胡子。她给阿莱詹德罗的信上的签署大多数是一个尖角朝上的三角形，不画脸谱。

在弗里达给阿莱詹德罗的第一封信中，时间是1922年12月15日，听起来她就像是一个在良好的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诙谐和嗲气。这封信是为了安慰阿莱詹德罗的：

阿莱詹德罗：

我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深感同情，在此我衷心地安慰你。

作为朋友，我对你的唯一劝告是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来承受这种痛苦，因为既然我们来到人世，那么痛苦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一种考验。

我的灵魂深处能理解你的这种痛苦，我只求上帝给你足够的力量来承受它，接纳它。

弗里达

1923年的夏季，弗里达和阿莱詹德罗坠入了情网，她写给他的信也成了一种非常隐私的东西，信中反映出她极具诱惑性，对恋情也有着强烈的占有欲。

阿莱克斯：

我昨天晚上七点钟收到你的字条，当时我正在期盼有人会记得我，但我想最不可能是阿莱詹德罗，可幸运的是，我错了……你知道我有多么高兴你那样信任我，像一位真正的朋友一样，而且你对我说了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你略带讽刺地说我非常优秀并远远超过你，我想知道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你问我的意见，我定将毫无保留，假如我十五年的人生经验还有点价值的话，但如果好的愿望对你足够了的话，那么不光是本人的拙见，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好了，阿莱克斯，常给我写信，写得长一点，越长越好，同时请收下我全部的爱。

弗里达

请代向李中和你的小妹妹问好。

于科伊奥坎，1923年8月10日

由于他们的关系没有得到弗里达父母的赞同，这对情人只有暗中约会。弗里达常找一些借口从家里溜出去，或者晚些从学校回家。因为母亲总会问女儿在给谁写信，所以她经常是晚上在床上写，或者在邮局匆忙写好立即寄出。如果生病了，她只有依靠克里斯蒂娜去给阿莱詹德罗寄信了。这样她也可以收到他的信，她让他在信上签上阿古斯蒂娜·雷纳来蒙骗父母。她答应每天给他写一封信来证明她没有忘记他。“告诉我你是否不再爱我了？阿莱克斯，即使你不爱我，我也会像虱子一样爱你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她的信中全是吻呀爱呀的词语，有时还在签名处画上一个圆，并解释说：“这里是来自你的弗里达的一个吻”或“我的嘴唇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当她后来开始涂口红时，就不再需要解释词了，只要将唇印印在信上就可以了。她后来一直采用这个方法来表达她的爱。

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弗里达和阿莱詹德罗彼此分开了一段时间，这不仅是因为学校放假，更是由于在1923年11月30日发生了一场反对奥夫雷贡总统的暴动。直到圣诞节为止，墨西哥城街头的战斗一直不停。瓦斯康塞洛斯为了抗议对暴动者的无情镇压而于1月份辞去了教育部长的职位，但在政府的请求下又复了职。暴动一直持续到1924年3月才最终被镇压下去，付出了七千条人命的代价。但政局仍然比较动荡，6月份瓦斯康塞洛斯再次辞职，这次是反对在奥夫雷贡和美国利益的支持下选举卡列斯为墨西哥总统。瓦斯康塞洛斯下台后，预科学校的保守派学生将墙上的壁画用火焚烧，并刻上了对他的咒骂，还对着他们反感的主题绘画吐唾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