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孟庆星博士的《万历书坛——邢侗个案研究》(以下简称《邢侗个案研究》)是一部充满创见的书史论著，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重写晚明书法史的一个成功尝试，这是我在阅读这本史著后的突出感觉。蒙孟庆星先生抬爱，让我为他这部精见迭出的大著写序，应命之下，颇费踌躇。这自然是源于这部史著所具宏大性与精微性所带来的压力：它使我无法漫笔以应，用客套话敷衍，而只能跟随作者进入他的学术语境，尝试理解与阐释他所构筑的由邢侗个案所透视凸显出的晚明书法世界。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觉得指出以下一点，对理解孟庆星这本史著是不无俾益的，当然它只是我非常个人化的看法。孟庆星在这本史著中，曾指出邢侗在隆庆——万历年间所展开的书法努力，是旨在继吴门书法衰颓之后，打破南派书法的笼罩，倡导与奠定山左书法地域流派格局，为南宋之后便持续衰颓的北方书坛注入活力。在这其中，邢侗作为山左书家的身份，其所蕴含的未尝不是对自身书法地域文化的尊崇礼敬之旨。延续这种看法，我尝试认识与理解，孟庆星作为山东学人，其撰写《邢侗个案研究》的学术预期与学术动机，是否也意在以此表达，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齐鲁文化的一种热望、礼赞与回馈？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传主邢侗——这位在晚明万历年臻于书法高峰，而进入清代之后三百年乃至历近现代当代，却遭逢不无落寞命运的古代乡贤，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晤聚与知会。历史在这里成为当代史。

一　书法史学观念与方法论的转换与调适

孟庆星的《邢侗个案研究》作为史著，着手重点叙述研究的是邢侗从明代隆庆到万历年间半个世纪的书法创作里程。在这种述史形态下，史料考据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如何挖掘与最大限度地调动运用史料，成为制衡此著能否取得史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作者在史料挖掘与运用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努力，通过本书的大量注释已可以分明看得十分清楚。不过，孟庆星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从史料考据层面来完成他这部晚明书法史著。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过于平庸，同时也缺少挑战性的目标。而他力求做到的是，由邢侗个案研究来透视晚明书法史，这便不是一个纯粹史料考据的目标，而是从史学走向与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的兼融；尤其针对隆庆至万历间半个世纪中晚明书史所呈现出的思想观念大变局，思潮涌动跌宕，流派分峙抗立，观念史、趣味史的介入，要远远比单纯史料考据运用，更能接近与揭橥其间书史的真实。而在思潮观念的厘析方面，考据手段本身也是难以措置的。如果说，史料考据可以切实可靠地提供书家在特定书史境遇中的生平行实、事件的实相，那么，书家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以及与所处时代书法审美思潮、人物背景的切合间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书史嬗变、趋向与结果，便无法依靠史料考据来探知阐发了。从哲学解释学的立场来看，历史并不会静止地只呈现出一种形态与结果，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只是一种效果历史，它是期待视野与历史综合所产生的史学效应。我们期待解开历史的真相，但历史经历层层淤积与由主观记录所造成的视角立场飘移，使历史真相变得遥不可及。由此历史成为一种可供解释的文本：无数个历史解释文本所指向的有效合理，促使历史真相的开放与去蔽。历史解释的局限和历史真理的不可企及，使历史与人的主体认识只能够限定在解释相遇——效果历史的层面。此于历史而言是幸耶？非幸耶？唯唯否否。

艺术史是历史逻辑与美学的统一。书法史的内在结构受制于文化史、思想史、观念史、趣味史，并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精英书法文化与民间书法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因而离开整体观念形态，所谓书法史便成为平面化的历史。对于惯常的当代晚明书法史研究，学者们习惯于处理金字塔尖上的少数几个书法天才人物，而忽视了晚期书法的多元文化形态与横剖面的史学繁富，多声部的众语喧哗与历史纵向的史学绵延与渊源，这使得当代晚明书法史研究，成果虽多，却难以精进，学术上呈现出停滞无力局面。孟庆星在《邢侗个案研究》中分别指明了这一点：

晚明书法的独特性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眼光，因而在整个明朝书法史研究中关于这个时期的成果占了大部分。其中关于该时期书家如董其昌、徐渭、张瑞图、倪元璐、王铎、黄道周、傅山等的个案研究成果众多。这些书家个案研究乃至整个晚明书法史的研究，无疑解决了过去许多书学史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很有创新，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首先，研究的观念有待更新。如有些学者沿袭传统的明清文化江浙中心论，缺乏对晚明书法史的具体分析。又如有些学者将研究的眼光过分聚焦于某几个代表性书家自身，须知这几个书家仅仅是处于晚明书家群体金字塔最顶点的金冠，这对于汹涌的群体推动文艺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晚明来说，忽视“塔尖”与“塔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能更好地揭示历史真相的。

其次，正是这些观念的局限性导致了研究领域的狭窄。如过分聚焦于某几个书家和作品，过多地受制于某些简单的历史表象和思维惯性，而不是对某个历史时期的现象、人物的深层的逻辑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解读。……

这种现象在邢侗等书家的研究上表现得非常突出。邢侗在晚明与董其昌被并称为“北邢南董”，但由于诸多原因，清朝以来邢侗在书法史的地位名气越来越落后于董其昌，研究后者的大有人在且成果多多，但对前者的研究却鲜有人问津。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关注明清书史者多局限于既成的历史表象和事实。事实上，邢侗在晚明的声名显赫与此后的暗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研读的问题。对邢侗的个案研究恰恰能从另外的角度探得晚明书法史的内部逻辑和底蕴。……

第三，观念和研究视野的狭隘又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的落后。在这方面且不说有些庸俗粗疏不能着力于扎实的史料的所谓研究性文章，就是有些功力比较深厚的学者也多因观念和研究视野的狭隘导致了方法的简单，往往采取社会历史背景+书家生平+作品的简单分析解读的研究方法，这都导致了对晚明书法史的研究的平面化、简单化。

……

笔者以邢侗为个案所进行的晚明书法史研究主要采取的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但对于诸种文本的研究方法的优点并没有拒绝，因为毕竟一个艺术家被历史镶嵌的理由最终凭借的还是作品。所以其他研究方法也部分地运用于有关章节中，这是笔者要特别说明的。

孟庆星这本晚明书法史著，以历史学、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单一史学进路，尤其是对近二十余年来愈演愈烈的唯史料唯考据是崇的书史研究作了调适与反拨，跳出纯粹史料考据窠臼，以新的框架、视角，进入晚明书法史研究，重新梳理晚明书法史，得出许多有别于既往的书史结论，是重写晚明书法史的成功之作，对推动晚明书法史研究做出了富有范式意义的全新开拓。

二　宏大叙事——从个案到多元文化视阈

通过《邢侗个案研究》，孟庆星所要解读的并不单纯是邢侗个人在晚明书法史上的升降隆替，而要由对邢侗个人的书法遭际来宏观梳理晚明从隆庆到万历年间八十八年的宏阔书史。由于晚明浪漫主义书法思潮实奠基于万历时期，邢侗又是此一阶段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因而万历时期书法史研究又实成为阐解晚明书史的锁钥。他在本书题记中明确表示出这一点：

邢侗，一个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并称为“邢、董、米、张”的晚明书家，一个与董其昌并称为“北邢南董”的书家，一个万历年间北方最杰出的书家。一个清初以来很快被遗忘并淡出人们视野的书家，本书就是试图揭示其中的历史实相的一本书。

可以说，孟庆星试图通过此著，阐释解答的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的问题：一是邢侗作为万历年间引动风气的杰出书家，为何进入清初以来很快被淡忘，走出历史关注的视野；二是围绕万历时期书法的社会文化、审美思潮是如何与这个时期的书法创作互动又交相辉映的？回到历史的谜底：邢侗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如何出场，又如何退场？他为这段书史做出何种推动？他与这段书史的关系如何？他为这段书史增添了什么？进入历史深处的邢侗又给整体书史带来何种弥散性影响？

孟庆星对这段横剖面晚明书史的叙述，采用了新的文化学、社会学框架与视角。以个案聚焦，再施之以散点透视，断裂式地剖析明万历时期书法的整体文化形态。从家族与书学渊源到地域文化认同，从阳明心学到精英文人与下层布衣文人的交游，从山左集古刻帖风气的形成到山左、松江书法话语中心的形成……无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与宽广的历史视野以及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的多方面素养。著名史学家黄仁宇曾提出长时段的历史学观点，认为认识一段历史，要放开历史的视界，从长时段、多元视角才有可能认清历史。而他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正是这种史学观念实践的典范之作。他以万历十五年为楔子，以宽广的历史视角深入洞悉并揭橥了万历一朝的历史；并以此作为风向标，上溯下推，揭示出晚明历史的延宕与走向。更为令人称奇赞叹的是，全书几乎少有史料转引与考据，而是将史料全部转化为史家的洞见与论述，读《万历十五年》会感到史家是在讲述一段亲历的历史。原因是他已将晚明史化于胸中了。这已是将史学上升到文化史、精神史的层面。陈寅恪曾说，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历史事件，人物的叙述、罗列；第二个层次是文化史；第三个层次是心灵史。历史不是僵硬死板的教科书，而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的既往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与使命就是写活历史，走入历史的深处，揭橥历史的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穿透史料外，尚须具有宽广深厚的人文视野与修养。

长期以来，当代书法史学界始终在强调史学即史料学，以致混淆了史料学与历史学的界限，排斥理论与史观，将史料考据抬高到不适当的高度，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同时也贬低了理论的价值。事实上，历史上每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都有自己独到的历史观念，这成为他们观察认识历史的立场观念。司马迁说他著《史记》的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推为现代史学考据大师的王国维、陈寅恪也并非如一些人一厢情愿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埋首于史料考据而没有理论观念。事实恰恰相反，王国维早年服膺康德、叔本华，是近现代中国最早研究评论尼采哲学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并写过《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文学论著。这样的学者会是只满足于饾饤考证之学的冬烘人物吗？他曾倡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陈寅恪游日、美、德凡近二十余年，精通多国语言。他治隋唐史，以文化、种族、地域、世家作为治史之基与纲要，也未尝不是他独具的史观。至于现代西方史学，在摆脱了19世纪实证主义对西方史学的主导之后，更为强调史观的作用并与哲学解释学结合，如年鉴学派、分析史学、后现代史学、心理史学等，皆以历史哲学作导引，而使西方现代史学更呈现出主体思辨性。

孟庆星的《邢侗个案研究》便是广泛运用人文学科进行晚明书法史研究的力作。它表明一种史学范式转移。新一代书法史学学者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史料考据之风，而开始寻求与迈向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与历史价值。毕竟这种史学研究才是更具史学挑战性的。

三　走向纵深——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

如果满足于书史已有的答案，也许孟庆星就不会再写一本重复已有结论的书了。正是对书史实相的谜底探求的欲望和对现有晚明书史研究现状的不满，才有了他的这本《邢侗个案研究》。同时，这也决定了这本书不会是继续重复已有结论的平庸之作。他力求解释与探究邢侗在晚明书法史上的个人遭际与影响，邢侗如何从一个早于董其昌成名的明万历年间最杰出的书家，却在清代初期以来便淡出书史视野，并逐渐被董其昌遮蔽；进而揭橥邢、董在文徵明时代共同开创的崇晋模式的典范意义及二人在书法观念上的合与离；邢侗对山左北派书法地域文化模式倡导的意义；邢侗文化焦虑的内在心理；邢侗的交游圈及书法、文学、心学理论观念；邢侗刻帖、藏帖、鉴帖活动的学术动机；凡此上述种种，皆表明孟庆星的《邢侗个案研究》已进入一个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他所力求解释与回答的是邢侗在书史上下文中的文本意义，而寻求这个文本意义则需要提供新的史学范式、框架与视角。

无论如何，邢侗的“热”与“冷”都引动晚明整个书坛，并生发出极大的书史效应。在吴门书法继文徵明去世，失去在书坛的影响力之后，是邢侗在明万历时代的出现才填补了晚明书坛因吴门书法凌替所产生的巨大的书史真空。而邢侗对宗法魏晋“二王”的倡导，也标志着晚明书风的转向。这个转向的影响是巨大的，基本左右了整个晚明，从隆庆——万历到天启——崇祯前后八十余年的书法历史，乃至进入清代前期仍有延宕。万历年间，邢侗与董其昌共主书坛风云，并跨南北地域结社，与王穉登等结成“中兴五子”。但是，必须看到，邢、董之间无论在审美观念上，还是创作实践上都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这不仅造成他们相互之间乃至弟子与师辈之间私底下的臧否褒贬，也直接导致了邢、董后来不同的书史命运。

从审美观念层面，邢侗无疑要远高于董其昌，就像从人格道德层面，邢侗要远远高于董其昌一样。他所倡导的宗法魏晋“二王”的书学观念，虽然在大的范围内没有脱离古意范畴，但是与董其昌号为求古意，却只上追到唐宋颜真卿、米芾还是要高出不知凡几。而更为重要的是，邢侗以一己先知般的倡导与努力，确立了晚明书法的历史方向，董其昌那种只满足于个人的“淡意”的墨戏消遣是与之不可同日而语的。由此，可以发现一个书史现象，在晚明某些时段到清初书史上，董其昌的影响地位要高于邢侗并对邢侗书法构成遮蔽之势，而在晚明大多数时期，董其昌的影响则远不如邢侗。黄道周对董其昌书法贬斥有加，不以为然，而这事实上代表了王铎、倪元璐一派书家的共同看法。王铎对邢侗则有着较高评价，显示出礼尊前辈之意。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董其昌对崇祯以后的晚明浪漫主义书风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反倒成为被批判揶揄的对象。而邢侗则成为这一新审美书法思潮的潜在引导者。他的崇法魏晋“二王”的书学观念在新一轮的书法潮流中得到积极响应，并在王铎这一晚明帖学中兴之主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影响引导晚明书法的人物是邢侗而不是董其昌。

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清朝入主中原，以程朱理学取代阳明心学，强化理学思想统治，董其昌书法至书法新思潮崛起之际必遭倾覆命运，地位影响也定在邢侗之下。董其昌书风得势是皇权庇护推崇的结果，是帖学由心学向理学转换的结局。从这一方面来看，邢侗被遮蔽、遗忘不是书史的自然抉择，而是皇权人为干预的结果。

孟庆星在《邢侗个案研究》中，还广泛论及邢侗“二王”刻帖鉴藏活动与对仿“二王”经典，对后起王铎的影响；山左地域书法流派建构，与心学及“后七子”领袖人物的交游。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述为邢侗研究提供了深厚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且尤其在史学范式建构上具有新的框架与视角，而所触及探寻的晚明书史问题也相应具有了新的内容。如晚明地域文化认同与山左、松江话语中心的形成，邢侗与山左书法重塑，邢侗书法的人文风格，晚明地域文化认同与书法地域的多元化等关于晚明地域书法模式的论述，便极大地突破了惯常晚明书法史的单维平面化论述，而建立起多元化的晚明书法史叙述模式。这其中还涵纳着晚明书家阶层空间的拓展和变迁及缙绅阶层与精英文人书家的交游互动及书法家的群体化、集团化。作者认为：“邢侗作为万历年间北方最杰出的书家，在晚明书坛曾闪耀一时，但至明末清初其权威就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书法很快就淡出了书法视野，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本书认为：除邢侗书法自身的原因之外，晚明书法自身所确立的‘游戏规则’，随着改朝换代发生变迁和晚明自身发展的逻辑所产生的‘自我遮蔽’等原因都与这种现象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由《邢侗个案研究》涵纳的上述晚明书法历史——文化审美的多元化叙述和内在理路的阐释，几乎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晚明书法史，为晚明书法史研究扩展出很大的史学空间和史学课题。这无疑是孟庆星的《邢侗个案研究》有功于当代书法史学研究之处。

历史永恒存在，而我们观察、认识历史的视角、立场却代有不同。认识历史的视角、立场改变，历史认识也随之改变。也许我们只能认识历史的某一侧面，但是，历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历史认识每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就会认识看到历史的更多侧面。而历史求真的努力，就在于随着历史认识的加深，能够不断认识或看清历史的多重局部、侧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历史真理终极存在，也许到掌握认识历史真理的那一天，历史本身也就消失，失去意义了。

对于像历史一样生生不息的书法史而言，也许探究书史本身远比寻求终极答案与事实更有意义。孟庆星的《邢侗个案研究》，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理解晚明书法史的探询方式，使我们以更为多元的视角立场贴近了晚明书法史，并进而更为深入地认识与理解了邢侗——这个光耀明万历书坛，之后却又长期落寞，不无边缘化了的杰出书家。

邢侗尺牍(现藏苏州博物馆)

邢慈静行书 临赵孟尺牍册(局部)(现藏天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