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从粉丝到知音

第一章 粉丝

1.急切的胡兰成

胡兰成知道张爱玲是因为一篇小说。

其时胡兰成正走背字，刚刚解除监禁。说来好笑，关押他的是自己人。

胡兰成天生反骨。先是反了国民政府，追随汪精卫做汉奸，当上了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出任宣传部次长，之后便与汪政府闹分歧。汪精卫一度非常信任和欣赏胡兰成，视其为自己的代言人，胡兰成煞是风光。人一得意便容易忘形，胡兰成的书生脾性急速膨胀，目中无人，口无遮拦，俨然以反对派自居。结果汪精卫不要他继续做喉舌，调他去管法制局，却又放心不下，再把他打发到经济委员会当特派员。实在没什么事可特派他，胡兰成闲了下来。

胡兰成不甘寂寞，转而研究政治军事形势。这一研究可不得了，结论竟是日本必败，汪政权必亡。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胡兰成开出两剂药方，在日本方面是撤兵，在中国方面是各派政治力量坐下来协商国是。胡兰成搞政论起家，便把这意思写成一篇文章。

也是凑巧，一个叫池田笃纪的日本外交官在胡兰成家看到文稿，认为很有见地，译成日文报送日方军政要员。这时日本已经打不下去了，正在研讨对策，胡兰成的文章提供了鲜活材料，在许多中高级军官中传阅，反响很大。汪精卫非常恼火，岂能容忍舆论唱衰他，当即下令逮捕胡兰成，关进一处特务机关，所以他坐的是自己人的班房。

池田很有个性，曾在清华大学留学，日本战败后竟然跑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革命。得知胡兰成被捕，池田坐不住了，抄了支手枪直奔南京日军宪兵队，说这事因我而起，我要是装聋作哑就是他妈的失信浑蛋，现在我去劫狱，警卫必定开枪阻止，伤了我这个日本官员，你们就有理由武装干涉，趁机把胡先生抢出来。宪兵课长倒也痛快，说用不着你拿性命去拼，现在我就带兵抄了这个鸟机关。汪精卫见日本人介入，下令释放胡兰成。胡兰成被捕是1943年12月上旬，关押四十八天。

出狱后的胡兰成在南京的官邸休息。这天天气很好。冬日的阳光自有一种娇媚，清澈、淡远、静谧，满天满地的金黄。胡兰成喜欢这样的世界，有一种安身于山河岁月中的静好，便拖了藤椅到院子里看书。手中是一本名为“天地”的文学杂志第二期，上海女作家苏青主办。一页页翻过，翻到一篇小说《封锁》。眼睛扫下去，渐渐慢下来，看了两段，半仰的身子不由坐直，一个字一个字读完。

这也是人们的普遍感觉，后来的许多作家学者都表达过初读张爱玲的震惊。不夸张地说，张爱玲的作品除了有数的几种应命之作外没有一部不好——你可以不喜欢，但不能不承认它不同凡响的品质，而《封锁》恰恰是张著中的精品。

封锁是当时常见的事情，麻绳一拉，出现几个挥舞手枪的人，路就断了，以便军警搜捕可疑分子。小说讲的是一辆有轨电车突遭封锁被迫停在半路而发生的故事。乘客中有两个人：中年男，已婚，银行白领；青年女，未婚，英文教师，都是老实生活老实工作的规矩人。两人由陌生到搭讪，再到交流，进而倾诉衷肠，最后相互看上对方，竟谈婚论嫁。正值高潮，麻绳拿掉，封锁解除，中断的时间突然续上，电车启动，两情在恢复原状中自然终结，各自回家。

小说七千余字，设计精巧，无一处不交代得清清楚楚，叙述平实，没有花头，但十分吸引人。行文俏皮、幽默，有俄国小说家契诃夫风格，意思也是契诃夫式的，饱含讥讽。但不像契氏那样溢于纸面，好看的故事后面还有东西，很是耐读。

胡兰成又读一遍。

其实封锁作为事件只是一个话头，小说意在观照生活，作者的意思很清楚，人生本身才是真正的封锁。就像小说开头描写的电车那样在固定轨道上行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一个样，令人厌烦透顶，却又毫无办法。电车当然有停运的时候，但毕竟是暂时的，何况即便是停运也仍旧牢牢锁定在铁轨上。人生就是这般无奈，无论什么样的改变——不管是自己想改变还是别人迫你改变——都没有用，终究要复归原位。这就是隐在故事后面的东西：生活就是封锁，人就是封锁。封锁与生俱来，是本质性的，不能更改，无法逃离。封锁——人的宿命，一个象征，一个寓言。正应了卢梭那句名言：“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封锁也可以具体解释为个人被群体束缚这样一种关系。个人，不管多么有本事多么有才华多么有实力多么有人缘，在群体面前永远是小写的。胡兰成的遭遇就是一个注脚。他只不过发表了一点个人见解，还没闹独立更没叛变，就被他所属的那个集体抓了起来，差点给制裁掉。难怪胡兰成要说“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人的展开，而现在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淹没了人”（胡兰成：《张爱玲与左派》）。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封锁。

这篇小说太对胡兰成的心思了。

作者才华超绝，别的不说，单就比喻的独特奇异便无人能及，不只抓眼，更可贵的是连成一气，富于层次感。男人眼中的女人，搭讪时，留意的是她的手臂，只是白，像挤出来的牙膏，进而扩充到整个人，全都牙膏一样毫无款式，枯燥乏味。待产生了好感，男人看的是女人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爱上了，女人进入男人的生命，感觉还是白，稀薄，温热，像冬天自己嘴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要她，她是你的；不要她，便悄悄飘散了。一个寻常的白，连续演化出三种意象。

还有，作者讽刺世人的庸碌，这样写：乘客中有个老头，手心里转着两只核桃，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脑袋像一颗核桃，里头的脑子想必也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毫无思想。一个医科学生为打发时间，拿出本子修改人体骨骼简图，几个人围着看，其中一对夫妻，自以为是的丈夫对妻子低语，表示自己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立体派、印象派。骨骼简图竟被贴上了绘画流派的标签，一样的没思想。

胡兰成被征服了。翻回来，眼睛锁定作者栏，三个字：张爱玲。张爱玲，张爱玲，脑子里搜索一番，没印象。立即写信问苏青，回答只说是一位女子。

女子，正是这个简单而确凿的信息一下子击中了胡兰成的兴奋点。如果说此前吸引他的还只是作者的思想和才华的话，那么现在要加上异性这个要素了。这丝毫不奇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爱玲风靡台湾，那里的文化人都想结识她，其中男性多一层暗恋。爱玲旅台，住在当时的文学青年后来的作家王祯和家，她模样年轻，举止轻盈，外人误以为两人是一对小情侣，这让王祯和窃喜不已，巴不得是真的，尽管爱玲比他大二十岁。

胡兰成用“傻里傻气的高兴”来概括他此时此刻的状态。什么是傻里傻气？就是完全彻底毫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倒向偶像一边，只要跟张爱玲有关，不管是什么，都一定是好的。甭跟我谈什么理性，我就是不讲理，谁敢说爱玲半个不字，我跟谁急！现在管这种人叫“张迷”——张爱玲的粉丝。胡兰成可谓老前辈，堪称“张迷一哥”。

尽管嘴硬，“一哥”心里终归有点不踏实，生怕张爱玲只是碰巧写了一篇好东西，当不得超级才女之名。等到《天地》月刊第三期面世，里面又登了一篇张爱玲作品，仍是美文，这才让胡兰成放下心来，又傻里傻气地高兴一回。更令人神往的是里面还附了张爱玲照片，可惜印得模糊，远近左右，怎么瞧都是朦胧一团。

这越发勾起了胡兰成的意愿，一定去上海见张爱玲。

不见不行。现在胡兰成满脑子张爱玲，这个女作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新鲜内容，推着他往前走。

2.反常的张爱玲

张爱玲知道胡兰成是因为苏青。

苏青是笔名，本名冯和仪，上海知名女作家，出道比张爱玲早，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结婚十年》，素材是她自己，写得非常真实到位。苏青成名后创办文学杂志《天地》月刊，拉张爱玲写稿。

苏青好事，为人仗义，热心社会活动，泼辣有能力，用张爱玲的话说，苏青是天生的豪爽女，像只红泥小火炉，大家都去围着取暖。苏青与胡兰成相识，胡出过散文集，但最拿手的是政论，常有时评见诸报端，纵横捭阖，刀光剑影。胡兰成被捕的消息传来，苏青很是着急，动了营救念头，又担心势单力孤，便拉上张爱玲壮胆。张爱玲正在上海滩蹿红，有她相伴无疑可以增加分量。也正是这时候，张爱玲才注意到胡兰成这个人。很难说此前她是否看过胡兰成文章，但这时肯定读了，觉得他的文笔刻意模仿鲁迅，而且学得非常像。有了张爱玲加入，她俩立即行动，直插高层，找到汪伪政权实力派人物周佛海说情。结果如何，张爱玲并不关心，时过境迁也就淡忘了。

就在这个时候，胡兰成找来了。

那是1944年的早春二月。胡兰成的家安在上海，位于大西路美丽园，门牌28号，是一幢花园洋房。他太想见张爱玲了，下了火车没有回家，也没有办公务，径直去找苏青，要张爱玲住址。苏青不大乐意，又不好拒绝，迟疑了一下，还是写了给他，但声明道，张爱玲不见人的。张爱玲住在一所名为爱丁顿的公寓里，门号65室。这座公寓位于赫德路，现改为常德路。

拿到地址，胡兰成踏实了些，准备了一下，翌日去见张爱玲。果不其然，吃了闭门羹。

张爱玲的住处离胡家的花园洋房不远。胡兰成揿动门铃，里面应声，说张爱玲小姐不方便。胡兰成一阵失落，但很快镇静下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几句话，意思是虽然未能赐见，但还是高兴，仍盼能一叙。后面留有住址和电话，然后从门洞塞进去。

当日没动静，第二天上午仍没动静。胡兰成以为没希望了，正琢磨着换个方式约见，午饭后电话铃响了，张爱玲打来的，说立即上门拜访。

张爱玲不见人的，怎么见了胡兰成？这是一个谜。

张爱玲的不见人，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是天生的，谁也改变不了，什么情况也改变不了，从无名到成名，从境内到境外，直到去世，始终如一。

张爱玲生性腼腆，在外人跟前总是怯生生的。张爱玲经典化的第一推手、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初次见张爱玲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聚会上，那时她风头正盛，被众人围着，鹤立鸡群，很不好意思，给人的感觉是缺乏自信。

不光在精英面前，就是面对下层也硬气不起来，总是慌里慌张，手足无措。找裁缝做衣服，只要他扁嘴酸酸一笑，张爱玲马上心虚起来，觉得衣料少买了一尺。她雇三轮车拉印书的白纸，到了家门口付费，忽然害怕起来，一向在钱上算得很清的她，把运费往车夫手中一塞，也不要零头，转身便逃上楼，连对方的脸都不敢瞧。叫外卖，从不跟人照面，把钱从门缝递出，伙计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听脚步声远去，她才开门取进来。爱玲自己说：“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张爱玲：《天才梦》）

这就是张爱玲的秉性，拘谨矜持，纤弱羞怯。

张爱玲为人孤绝冷漠，与人相处如坐针毡，只有自己一人时才自在，用她的话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天才梦》）。即使对那些在她最需要帮助时全力以赴的人，她也不愿意多打交道。夏志清与张爱玲识交三十余年，施加自己小说史权威的影响为她在中国现代文坛争得重镇之地，又帮她联系工作和出版事宜，鞍前马后奔波二十多年，终于使她后半辈子生活无忧。这样恩重如山的人，两人见面不超过三次，而且都不是单独的，属于几位朋友小叙，来去匆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爱玲因生计从美国到香港编写电影剧本，为她打理的是老友宋淇。为了使剧本能顺利采用，宋淇安排张爱玲与女演员李丽华会晤。李在香港电影界地位很高，有“天皇巨星”之誉，是个“张迷”，早就吵着要见才女张爱玲。才女倒是来了，打了个照面，寒暄两句，多半句都没有，便告辞而去，把巨星晾在那里。

1969年，经夏志清奔走，张爱玲终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职，这是她生平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社会工作。她非常特殊，别人白天上班，她拣同事们下班后前往办公室，为的就是避免跟大家接触。

这就是张爱玲的为人，拒人千里，能躲就躲，能不见就不见，一定要见，速战速决。

张爱玲惜时如金，有限的时间都集中在写作和用在打理私事上。她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完全靠稿费生存。时间就是金钱，为了省时，她的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除了与闺蜜上街购物和去剧院听戏看电影，几乎没有别的享受。当时的上海报纸说她是象牙塔里的闺秀，对社会采取孤立主义态度。

如此腼腆的张爱玲，如此孤绝的张爱玲，如此惜时的张爱玲，胡兰成要见她，想都不要想，更不要说主动上门了。

然而张爱玲偏偏来了。太反常了，完全不合逻辑。

她为什么来？

是因为胡兰成有利用价值吗？不错，胡兰成是高官，而且曾经主管宣传，是理想的借势对象。判断这一条能否成立，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张爱玲是否需要这个势。

这时的张爱玲，已经有一系列作品面世。她1943年从散文起步，发表《更衣记》《借银灯》《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银宫就学记》《中国人的宗教》《公寓生活记趣》；继而以小说跟进，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此外还有多篇影评。短短一年时间这么多作品问世，而且篇篇都是重头戏，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再联系年龄，更不得了，这年张爱玲只有二十三岁，放在今天刚刚大学毕业。张爱玲横空出世，几乎一夜间征服上海。朝鲜女舞蹈家崔承禧造访上海，中方安排的一项内容是张爱玲与她会见，这是对张爱玲地位的确认，她已经成为大上海的一张名片。以张爱玲的声望和创作势头，无论是出书还是卖书，都无须借势，况且当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行政力量微乎其微，所以张爱玲根本不需要胡兰成帮忙。

是因为担心胡兰成报复吗？不错，胡兰成在军政两界关系很硬，想对一个人下手不是什么难事。然而这是上海，世界大都市，当局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况且对方是名作家。再说惩治总要给个理由，人家不见你，你就抓人，没有这个道理。可以引为佐证的是京剧名旦梅兰芳，他蓄须明志，不给日伪官员演唱，当局亦无可奈何。再说张爱玲小姐除了写作别的一概不关心，笔下内容从不涉及政治，都是小民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所以报复用不到张爱玲身上。

那么她为什么要来拜访胡兰成？

只有一个理由，很简单，就是好奇。凡是人都有好奇心，作家的好奇心更甚，那是创作的必要条件。张爱玲要看看这个她为之奔走的人到底什么样。

当然这里也有信任。要是对这个人没有底，即使再好奇，张爱玲也不会贸然前往。苏青曾告诉她，胡兰成是条硬汉，而且不要钱。为官不贪，只凭这一条就足以让人放心。

张爱玲来了。

这一见，不得了，山崩地裂，江河倒流。

3.惊艳

如果你的梦中情人赫然现身，就站在你面前，你什么感觉？

胡兰成的感觉是惊艳。

这个词张爱玲用过。她有一部小说《小团圆》，公认的自传体高写真作品，于她去世十四年后出版发行。她给小说中的自己起名盛九莉，书中写道，九莉的父亲订正传言，说他家老太爷“不可能在签押房惊艳”，在这个衙门重地撞见主人的女儿。九莉在乡下看戏，其中一个情节是书生赶考，遇见一位小姐，“途中惊艳”，私定终身。这两处惊艳的意思都是男子惊扰女子，打破生活惯势，撩动芳心。而胡兰成则反过来，他的惊艳是女方的艳震惊男方。

然而这里的惊艳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特别味道在里面。

胡兰成这样描述：“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胡兰成：《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之一》）

六种震动出自佛典《华严经》，指动、起、涌、震、吼、觉。动，左右震动；起，上下震动；涌，前后震动；震，声音震动；吼，大声震动；觉，思想震动。这是地震场景，大地摇动，地声轰鸣，魂飞魄散。佛家以此来比拟人在觉悟时思想意识上破旧立新的大起大落。佛祖如来现身，带来的就是这个效果，如万钧雷霆，惊得人分开顶门骨，轰去魂魄。禅宗倡奉的狮子吼和棒喝就属此类。你苦思冥想，千修百炼，就是走不出俗见，摆脱不了无明，突然有人在耳畔猛喝一声，或当头一棒，惊得脑中一片空白，心思一下子进入澄净，突然明白了。

胡兰成明白了什么？

他原来的观念完全不对。他说，他本以为懂得什么是惊艳，然而事到临头，震撼他的艳却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艳，震撼他的惊也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惊。

对于艳，每个人都有一套标准，胡兰成也不例外。他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健康，用他的话说叫“生命力强”；一个是靓丽，叫“魅惑力”。

这两条张爱玲都不具备。

张爱玲体弱。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瘦。她去台湾，陈若曦等几个文学青年前往迎接，陈的印象是：真瘦，人的整个线条直上直下，没有横向，一副架子。对此爱玲从不避讳。她在台北机场碰到一个人，问她是不是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太太，张爱玲觉得太离谱了，想想还真有点影子，因为尼克松太太很瘦，而自己同样的瘦。爱玲有时也拿自己幽默一把，小说中写一些高瘦的女孩儿，如《鸿鸾禧》中的新娘玉清，说她又高又瘦，一身骨头，硬邦邦的。

张爱玲不漂亮，见过她的人都这么认为。爱玲在作品中有时候对自己相貌说上一两句，把这些散落的描写集中起来，再加上接触过她的人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获得如下印象：头圆，发丝细而不黑。长圆形脸蛋有点扁，瘦削，微黄，上面浮着两个若隐若现的长酒窝。淡淡的眉毛下一对杏眼，外观凝重，目色空蒙（因为近视）。鼻子纤柔，菱形的嘴巴明显凸出。小时候女佣逗她，说这个家是弟弟的，等将来娶了少奶奶，不要你这尖嘴姑子回来。尖嘴姑子的嘴唇粉红色，又喜欢涂桃红唇膏，是身上唯一有丰满感觉的地方。

这样的容颜算不上靓丽。包括“张迷”在内，最高的评价不过是“素净清秀”（王祯和）、“独一无二”（於梨华）而已。张爱玲自己也没有多少信心，借用小说中的替身角色自慰，说她“也有三分男性的俊秀”（见张爱玲：《浮花浪蕊》）。一个女子，不拿女性标准比，却跑到男人堆里去站队，明显底气不足。

所以胡兰成坦言爱玲并不美丽，不属于自己喜欢的类型，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女子，竟降服了自己，面前满世界都是张爱玲，一种前所未有的美艳感赫然涌现。

由于这种艳非比寻常，胡兰成获得的惊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打动他的不是感官层面上的美感和冲动，而是触及灵魂的六种震动。张爱玲瞬间颠覆了胡兰成的世界。她的出现，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便粉碎了胡兰成积三十余年之功，包括与诸多女人交往的亲身经历以及世俗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进入一个新境界。

兴许下面这句话可以为我们理解胡兰成的感觉提供一点帮助。胡兰成说：“又如女人的相貌，是要有秀气。虽是平平凡凡的相貌，细看时有一股秀气逼来，她就是美人了。”（胡兰成：《禅是一支花·第三十一则》）

胡兰成此刻的感受被他称为“直见性命”（《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之一》）。穿透相貌外表，直奔生命深处。这个深处道家叫本真，佛家叫本性，儒家叫本体，综合起来就是哲学说的本质。直见不是单独的一方对另一方，而是双方契合的互动，所谓心与心的相见，灵魂与灵魂的碰撞，非如此，绝无可能直见性命。正所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意思是说，张爱玲并不拒绝胡兰成，他们第一个照面，爱玲就把自己交了出去，完全不设防。她是敞开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里的微妙很难说清，也许只有感应、缘分、一见钟情这类词语才能解释一二。

这样的互动无疑使胡兰成在“张迷”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他不仅崇拜张爱玲的才，还崇拜她的艳。

当然他也更加不讲理了。

譬如，张爱玲的衣着打扮。面前爱玲的穿着，怎么看怎么别扭。你猜胡兰成怎么说？

他首先认定张爱玲是个非常讲究服饰的人。这完全正确，爱玲好打扮是出了名的。四岁时便立下大志：到了八岁要梳爱司（S）头，到了十岁要穿高跟鞋。爱玲的第一笔稿费是九岁时创作的一幅漫画，收入五块钱，她立即买了一管口红。由于太看重服饰，又要突出个性，常常弄得十分尴尬，一件合用的衣服也没有。胡兰成有个侄女叫青芸，替他管家，提起爱玲的穿戴就忍不住发笑。在她记忆里，张小姐的服装一向跟人两样，衣裳做成古代样式，鞋子双色，半边黑半边黄。于是她的服饰常常成为供人开逗的话题。当时的《东方日报》这样出主意：你要认识张小姐，那你不必经人介绍，便可看出哪位是张小姐，因为她的衣着，很是特别，与众不同，可以称得上奇装异服，十分引人注目。有的像宫装，有的像戏服，有的简直像道袍，五花八门，独一无二。

舆论一边倒。推论张爱玲小姐之所以穿成这样，不是她的审美品位太各色就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

胡兰成不这么看，他认定这根本不是张爱玲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爱玲太高贵太独特了，仿佛新角色出场，而舞台根本没准备好，世上现存的所有服装，不管何种款式何种价钱，没有一件适合她，只好将就着上台。胡兰成又打了个比方，说爱玲就像发育中的女孩，身体跟衣服总是相互作对。胡兰成到底是第一流文化人，虽然不讲理，但不是蛮不讲理，这番解释倒也机智。

胡兰成不愧“张迷一哥”。

4.小女生

惊艳之余，胡兰成又生出一种感觉，坐在对面的这个才女分明是个女生，而且是那种连女生的成熟都没有的小女生。

张爱玲发育不好。《小团圆》写九莉：“她一门心思抽长条子，像根竹竿。”将近成年的她有次洗澡，被母亲和姑姑撞见，姑姑扑哧一笑，道：“细高细高的——”在国外学过绘画的母亲辩护道：“也有一种……没成年的一种，美术俱乐部也有这种模特儿。”

说点题外话。自从美国影星奥黛丽·赫本风靡全球，审美取向开始翻转，性感由玛丽莲·梦露的圆润型朝瘦削型靠拢。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出来个叫Twiggy的英国女孩，身高一米六七，体重只有四十六公斤，胸部扁平，没有腰线和臀线，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带着这样的形体，Twiggy居然走进世界超级名模的行列，而且站在了头一个，引领西方时尚新潮流，被誉为1966年的英国之脸。要是张爱玲迟生三十年，跟Twiggy有一拼——两人体重差不多，但张爱玲更高，近一米七一，高出将近四厘米（一说张爱玲身高一米六九，如是，则高出二厘米），而且张爱玲爱穿、敢穿。

回到正题。张爱玲不止身体像小女生，神态也像。胡兰成这样说：那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子里在想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也不理，脸上一本正经。

胡兰成的感觉非常到位，张爱玲始终一副学生样。陈若曦见到的张爱玲已人到中年，陈若曦说她带着羞怯，像是小女孩，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学堂里的女孩，散发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韵味，遥远却又熟悉。在张爱玲晚年，台湾女记者戴文采前往美国刺探情报，潜伏进她住所的隔壁，蹲守多日，终于趁着张爱玲出门倒垃圾时窥到她一次。张爱玲剪短了的头发烫出大卷，白衬衫扎进蓝裙子里，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

面对小女生，胡兰成恢复了自信。他本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对手又是女流，无论如何不能落在下风，便生出了比拼的心思，要与张爱玲斗上一斗，于是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再加上他见爱玲，不是奔着文学去的，而是奔着人来的，所以越发地口若悬河，雄鹿般的拼命炫耀自己。

张爱玲写得好，却不善于说。女人的语言反应一般比男人迅速，说起话来一句接一句，鲜活生动，会说的女人连个磕巴都不打一口气讲完。张爱玲不行，话语常常中断，要想一想才接上。张爱玲去台湾，张的老相识、“美国驻台北领事馆”文化专员麦卡锡设宴接风，台湾大学白先勇、王祯和、陈若曦几个学生陪同。他们发现，张爱玲说话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出来，听者必须全神贯注。经麦卡锡介绍他们才知道，这还算是好的，一个场合，不管什么性质，只要超过五个人，她便会不安，说不出话来。台湾学者殷允芃到美国拜访张爱玲，发现她表达歉意生涩而纯真，又极易脸红，带着瘦瘦的羞怯。再加上爱玲很小心，唯恐受到伤害，沉默寡言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言多必失是一个方面，主要是这样做能够避免深交，别人不跟你来往或关系不深，麻烦自然减少。所以张爱玲一向是倾听者。

胡兰成不同，教师出身，爱说并善说，口才极好。汪伪政权开办宣传讲习所，由宣传部高官担任主讲。对别人的讲授学员没有什么兴趣，唯独胡兰成的课，大家听得十分专注，从不放过。胡每周讲两个钟点，下面坐得满满的。《小团圆》中胡兰成名叫邵之雍，书中安插了一个情节，有人找邵之雍演讲，九莉跟了去听，“之雍讲得非常好，她觉得放在哪里都是第一流的，比他写得好”。

张爱玲是说不如写，胡兰成是写不如说，口谈，爱玲不是对手，笔谈，胡兰成肯定处在下风。因为是口谈，所以胡说张听。

这场不对称的谈话进行了整整五个小时。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精彩纷呈，一个听得孜孜不倦津津有味。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别的活动，只是谈话，恐怕在两人各自的经历中都是头一遭。

谈什么？

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批评时下流行作品，一分析张爱玲文章好在哪里，一讲述胡兰成在南京的那些事。

这里的斗并不意味此消彼长，东风压倒西风，而是拿出看家本领，尽情发挥，争奇斗艳，互促互进，共同进入更高境界。就像中国古代小说，把男女交合说成“战”，比方《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回目“西门庆两战林太太，吴月娘玩灯请蓝氏”。

胡兰成功力深厚，见识非凡，再加上做足了功课，讲出的意见的确有创意。他告诉张爱玲，她的作品既是希腊式的，也是基督式的。这个说法新鲜，张爱玲头一次听说，特别是用在她的作品上。

所谓希腊式，是指自然明快的风格。古希腊崇尚自然，这从那一时期留下的大量雕塑即可看得清清楚楚，人体自然美极具真实地展示出来，不存夸张，恰到好处。那里濒临爱琴海，阳光明媚，海风清新，特有的环境养成了希腊人喜爱简单明了的习性。在崇尚自然这一点上，中国的道家与其接近，但道家最终是回归自然，竟连人都给自然化掉不见了，变得清绝严冷。从道家发展出来的法家放大这一点，变得连一点爱心都没有了。张爱玲的作品有冷的一面，但那是明快，其中包含着爱，所以又是基督的。比如散文《借银灯》，这个标题来自一出绍兴戏，戏名就叫“借银灯”。张爱玲说这几个字美极了，感动得不得了，这说明了她对生活的挚爱。这种爱反映在创作中，便使人物和故事散发出强烈感染力。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胡兰成本人也被深深打动了。

胡兰成在展现自己深刻的同时，也挖掘了爱玲作品的深刻，所以虽然是斗，但双方的感觉很好。

爱玲的听，特别是小女生般的神态，对胡兰成来说，具有自我确认和价值肯定的意义，“因为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之一》）。不光是让胡兰成找回了男人和强者的感觉，同时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在张爱玲的反应中感受和观照自己。这位听众可是当下中国数一数二的超级才女啊，能把这样一个对手说得服服帖帖，可见他胡兰成是怎样的人物。

胡兰成的反应也使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作品的挖掘当然是一个方面，这无疑极大增强了她的自信和自豪，让她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创作的价值以及作品的意义，也就是她张爱玲作为文学的存在。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的惊艳——这在过去从未发生过，即或收获过异性倾慕的目光，也仅仅属于渴求而已，不是美的征服；而此刻初次相见，只是一个照面，对方已经拜倒于她的艳了。对一个女人来说，特别是不大漂亮而又缺乏性感的女人来说，这尤为可贵，使她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和快意，从中感受到自己作为美的存在。所以张爱玲很欢喜，尽管话不多。这也是为什么张爱玲能坐在胡兰成面前听他一气儿侃上五个小时的原因，她值。

二月昼尚短，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出来。两人走在街上，暮色初起，市声浮动，风一路吹过，撩动着人的衣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