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抗战 - 九一八事变中共号召武装抗日

九一八事变中共号召武装抗日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征服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战略目标，乘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之机，于1931年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在东方点燃法西斯侵略战火，开始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包括了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6年为局部抗战时期；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8年为全国抗战时期。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投入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去，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并以其辉煌的胜利载入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史册。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这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其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速步入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国内市场狭小，对外部资源依赖性严重等种种先天不足的畸形经济，再加上原始资本积累极强的对外掠夺性，使日本迅速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确立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和东亚大陆侵略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因此，连续发动了多次对外的侵略战争。

1894—1895年，日本通过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割取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勒索巨额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用），以及取得了各种权益，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接着，日本又经过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和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等地区驻军的特权，为其扩大侵华战争构筑了前沿阵地。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大陆政策”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确立征服满蒙、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总体战略和具体步骤。

1929年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日本受到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集团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当时的中国，正值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一面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忙于调集军队，多次“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亲赴南昌督战，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19日晨，侵占沈阳，几天内侵占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致使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1932年3月，日本为了掩盖侵略行径，实行“以华制华”政策，经过一系列策划，建立了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开始了在我国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又于1932年1月进攻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企图变上海为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所谓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以求美英等国出面调停，致使奋力抵抗的中国守军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孤立无援，被迫弃守上海。国民党政府则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交战区驻军，而日本却可以驻兵上海，为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先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中国政府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继续扩大侵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嚣张气焰。终于在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是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人类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到了近代却落伍了。17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加紧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市场。而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大势却茫然不知。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中国已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1842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饥寒交迫、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其贫困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1893年毛泽东出生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度过青少年时期。毛泽东是出身于湖南偏远山村的农家子弟，从小在家干农活，读过私塾，进过洋学堂，当过列兵，自修半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了5年半。他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不仅养成了酷爱读书的优良习惯，而且懂得把个人的命运同苦难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立下了要为国为民而学习、而探求真理的志向。他特别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对时事形势的分析鞭辟入里。他和同学们谈起时事，总是有条有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这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竟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立即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经看得十分透彻。这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内阁将要改组，很多人希望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日相大隈重信下台后日本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1916年7月25日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毛泽东作此预言时，年仅23岁。此时距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是15年，距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21年。果然被他言中了。毛泽东的预言不是凭空设想，而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和对国内外大势总体把握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符合客观的结论。

而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并如此轻易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从中国国内来说，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他们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他们所谓的“安内”，主要是将积极主张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对中国工农红军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的异己力量。他们所谓的“攘外”，在此时只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而已；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把国内要求革命的人民看作是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力量对付之，而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视为无足轻重，甚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防共、“剿共”。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直“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但是，以英国、法国为主的国际联盟与美国一样，对日本侵华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他们在其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然提出要对中国东三省实行国际共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中国共产党肩负人民的希望，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秉持民族大义，高举武装抗日大旗，向全国发出抗日救亡号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先锋模范行动，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

当时，毛泽东、朱德正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军事“围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及时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的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就做出强烈反应，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被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最早揭露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和《对日战争宣言》等10多份文件。这些文件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和罪恶行径，指出日本以侵占东北为突破口，进而达到侵占中国，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目的；谴责国民党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阐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的严正立场；号召全国人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迫使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求各革命根据地对所属红军、地方武装和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准备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局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

在这些文件中，有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的《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其中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表明工农红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号召白军士兵投身革命，加入红军，为共同抗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而战。还有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

这份《对日战争宣言》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之后撰写的。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的主持下，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很高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讨论后决定由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毛泽东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任职的，因此前路将十分艰难曲折。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宁都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加入工农红军。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发动宁都起义有其必然性。该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该部有一定影响；后来该军主力之一部被调往江西，虽然在第二次“围剿”时参与攻打红军，但在作战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的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广大官兵强烈的民族义愤；加上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这支杂牌部队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起义前，毛泽东已得知该部即将起义的消息，于是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12月11日，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亲自对起义将领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宁都起义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1938年，毛泽东（左3）、王稼祥（左2）、萧劲光（左1）在延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他在与即将就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时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斗时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6万多人。

但是，1932年1月10日，坚持夺取“中心城市”的中革军委，不顾毛泽东的反对，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有人在途中还说道：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结果攻打赣州历时33天久攻不下，红军反遭重大伤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有利时机。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毛泽东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之声来势很猛，会议主持人毛泽东一言不发，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了他的请求。

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有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心头，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另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毛泽东从报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之后，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他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由于宣言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所以直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在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去福建长汀养病。

在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决议和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组织东北人民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组织民众时要注意政治上、军事上的巩固，把游击队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号召党团员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文件，指出要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并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就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从1932年初开始，省委陆续派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到各地指导工作。其中派出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派出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派出省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开展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出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辽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他们到各地后，指导了当地党组织的工作，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先后在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饶河、珠河（今尚志县）等地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开始时虽然人数少，武器装备差，又处在对日作战极端困难环境中，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紧紧地依靠广大民众，不怕牺牲，坚持战斗。

如，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磐石游击队在杨靖宇指导下，经过整顿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从1933年1月至5月，杨靖宇指挥南满游击队与敌人作战60余次，粉碎敌人4次“讨伐”，歼敌近千人。在胜利形势的推动下，伪军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人的策动下起义，使南满游击队人数迅速增至2000余人，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又如，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1933年初，赵尚志被派到哈东地区义勇军中工作。1934年春，他率领珠河游击队在庙岭战斗中歼灭日、伪军300多人，还攻克了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三次围攻宾州城，全歼守城日军，在珠河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据伪满铁路局统计，1934年1月至10月，伪奉天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游击队袭击136次，伪“新京”（长春）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105次，伪哈尔滨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127次，伪洮南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166次。

到1933年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各地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新阶段。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兴起的，是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统称。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撰文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的救国义勇军。”其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该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对抗日义勇军予以有力的领导和援助，使义勇军得到迅速发展。党组织还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著名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由于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东北义勇军受到严重挫折，伤亡惨重，有的溃散了，有的退到苏联和热河，尚有4万人分散在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有部分人员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们以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最后统一为东北抗日联军，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阶段。东北抗日联军从长白山麓、鸭绿江畔到小兴安岭，从乌苏里江到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大地，英勇顽强地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歼敌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继续独立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们在坚持14年的抗战中，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关内抗战。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和热切关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即使在遭到“左”倾错误排挤的逆境中，始终对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的抗战给予高度评价，十分重视他们对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1934年1月，毛泽东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写下了一段满怀深情的话语：“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结论时亲笔手书：赞誉东北“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仪式上更是亲切而又发自肺腑地对东北抗联领导干部冯仲云说：“你是冯仲云，东北抗联的。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

◎1933年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的形势下，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此时蒋介石正调动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由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的任务主要落到毛泽东肩上，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1933年2月中旬，临时中央召回毛泽东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是对他并不信任。正如1932年11月1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时所写的：“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他首先抓的是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发布了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帮助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加紧春耕生产。接着，抓健全领导机构和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于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他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于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指出：“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会后，中央苏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的一项开创性事业。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苏二大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的这些来自实践的方针政策和真知灼见，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并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对于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他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他指出：在选举中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他还在瑞金主持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上，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11月中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随后，写出《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并印发给全苏二大。他在这次大会总结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因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要求：“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参与对查田运动的领导。由于临时中央力图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致使运动发生很大偏差。毛泽东对查田运动采取调查、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但是，由于“左”倾错误仍占上风，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出现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

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所写的《怎样分析阶级》（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并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划分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等20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临时中央政府命令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精神复查农村的阶级成分。时任中央土地人民委员会副部长的王观澜曾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全苏二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剥夺富农与消灭地主。

◎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8县贫农团大会上作查田、查阶级的报告。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同月，在全苏二大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根据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精神，3月15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继续开展查田运动。训令认为纠正“左”的倾向，阻碍了查田运动的开展，其矛头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于是“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加重了苏区发展和扩红的困难局面。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打击了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路线”和“江西罗明路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毛泽东的亲属也都因受诛连遭到打击。从而更加强化了“左”倾错误的统治。后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对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调集100万军队，其中50万用来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他自任总司令，开始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发展到8万多人。尽管形势严峻，但如果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因为随着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变化。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当时，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此时的毛泽东受他们排斥，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博古、李德作为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完全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实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时，毛泽东认为，应该采取“诱敌深入”方针，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博古、李德等却在失利时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装备的精良，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打败敌人，反而遭受很大损失。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变为军事保守主义，强令弱小红军同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此时，发生了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率部公开宣布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前他们曾派代表同红军谈判，草签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蒋介石立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把福建人民政府这些中间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战机而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

在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4月下旬，经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连续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写下了词《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①

1934年7月间，毛泽东用了近一个月写成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毛泽东急切地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中央书记处同意。9月中旬，抵达赣南省委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即开展调查，于20日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由于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毛泽东病倒了。他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医生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10月15日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毛泽东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们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出发长征。

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断扩大侵略，把魔掌伸向华北的阶段，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虽然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一直身处逆境，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打击。然而，他一直表现得十分沉稳。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毛泽东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在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中，以及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每一次都竭尽全力，做出重要成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不断增长。毛泽东从这段艰难经历中悟到了深刻的启示。

奠基西北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军事上分由博古、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这支部队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制住敌人，反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不久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北上抗日发表的宣言。

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形成一支庞大、累赘、行动迟缓的队伍，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他们一直在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当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也比较顺利。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到达广西湘江地域时，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追剿”军主力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正确的建议。由于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战机。此时，蒋介石已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而博古、李德却命令部队硬攻硬打，抢渡湘江。广大红军指战员以饥饿疲惫之躯，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之战遭到惨重损失后，广大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便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线，企图把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红军又处于非常危急的时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态势，认为中央红军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他向中央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西进，到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时，毛泽东认为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他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方针。15日红军主力攻占贵州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决定》的战略意义重大，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胜，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红军经贵州腹地挺进黔北，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并在遵义作短暂休整。

这时，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作了充分准备，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军事行动的方向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而李德则表示坚决不接受批评。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作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采纳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负责全军指挥的新“三人团”，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团结多数中央领导层的同志，并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让正确的意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促使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转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率领中央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次渡过赤水河，穿插迂回在敌军重兵之间。中央红军在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时，在桐梓和娄山关以南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吟成《忆秦娥·娄山关》词一首：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5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四川境内凉山彝族地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但是，张国焘借口给养困难，提出南下四川、西康。7月10日中共中央到达芦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率部北上。在18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然而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一拖再拖，贻误战机，使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

中央只得撤销预案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中共中央根据“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两路红军到班佑会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确定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纠正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同时，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会后，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不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证了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会议通过决议，批评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错误。

8月下旬，毛泽东等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先后到达四川省的阿坝和巴西、阿西地区，等待与前来的左路军会合。这时，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但是9月9日，张国焘却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等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其实质是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原则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俄界会议后，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一举突破天险腊子口。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9月20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他在陕甘支队干部会议上提出到陕北去。毛泽东随第一纵队行进，9月27日到达通渭县，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会后，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在即将到达陕北苏区时，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国民党的骑兵。聂荣臻回忆道：

“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占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

10月19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2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指出：“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以陕、甘、晋三省为红军发展的主要区域。

他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会议批准榜罗镇会议关于奠基西北，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作于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即将结束之际。

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右起）。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但要实现把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五军2900多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先期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4800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但是，当时陕甘根据地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气势汹汹地继续向陕甘根据地推进。从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在错误肃反中，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能否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能否站住脚跟，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关键问题。

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就陕北肃反问题，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说：“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立刻要求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中共中央派了国家保卫局长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瓦窑堡调查并纠错。毛泽东叮嘱他们：“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同日，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军队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会后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央机关先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拟打一次大的歼灭战，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敌，再视情况转移兵力，阻敌增援，打破这次“围剿”。1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他在报告中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对陕甘根据地新的进攻。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1月20日至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重大胜利。当时，毛泽东指挥若定，将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山坡上。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提出，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的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

然而，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立即予以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陕甘根据地两个最紧迫问题的解决，使中共中央真正实现了奠基西北的战略任务。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矛头直指华北，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日本军部确定了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与中国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接着又发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并加紧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公布时，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5日，毛泽东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国民党集团内部出现分化。毛泽东清醒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指挥的，杨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东北军虽是“围剿”军主力，但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有着强烈的抗日收复故土的要求；至于张学良，同日本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北平学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学生们还下乡进行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有必要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以便“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会上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

12月23日，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便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特点，即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及红军的胜利。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6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同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决议，毛泽东、周恩来拟定了行动计划，着手进行东征的准备。

会议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的发言论证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在分析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国内各阶级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危险的时局下，这个阶级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其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中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报告强调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报告还及时提醒要注意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争取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初步阐明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着手进行东征的准备，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按计划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直接与日军作战，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1936年1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的关系。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此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抗日先锋军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毛泽东于21日从河口东渡黄河，23日到达距石楼县城20公里的张家塔，即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训令：我方面军已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尽快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即率红二十八军向东，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阎锡山对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14个旅的兵力，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便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重创阎锡山的晋绥军。10日至13日，方面军主力击退晋绥军4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指出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东征初战告捷。为了扩大战果，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下一阶段的行动，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左路军），掩护右路军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3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为总结前一段工作，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和石楼县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时，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

当红军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调遣10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为避免内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5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等率部回师河西。

两个多月的东征，红军在山西1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5月5日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拒不接受，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

为了应对十分紧张的形势，5月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我们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他强调在山西立足，并选择甘肃作行动方向，“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他还提出办一所红军大学，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这时，中央决定红军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5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率领西征。由于这里是回民聚居地区，毛泽东在25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对被俘的何柱国部分官兵，经过教育后全部释放，以促进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作战到8月1日结束。这次战役，俘获人枪各2000有余；开辟了横宽200多公里的新区，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了发展，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作了积极准备。

当西征战役正在激烈之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从1936年7月至10月，毛泽东在保安多次会见斯诺。不久，在斯诺笔下这样记载着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到：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9月下旬，毛泽东又同斯诺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谈到共产党改变对国民党政策的原因时，他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撰写了第一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这是1938年复社在上海出版的这部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斯诺在10月底秘密回到北平。他把自己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应。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广大民众能够比较客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而斯诺也成为见证中国共产党人，沿着红色之路，走向胜利的一位著名的西方记者。

此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关心着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红军。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其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南下红军在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伤亡极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张国焘被迫于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经艰险，于7月2日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红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7月28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在接到朱德、任弼时、张国焘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等在8月3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这时，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9月初调集胡宗南等3个军，企图隔断红军会合的通路。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9月15日至17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以免一、四方面军被敌军隔断。16日到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并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可是，一向阳奉阴违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张，通报政治局意见：“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同日，又致电他们：“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张国焘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

中国工农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无数艰难险阻，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机，胜利完成了长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前提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其保存下来的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党的极其宝贵的精华。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永远前进的强大动力。

1936年10月下旬，为了反击蒋介石调集重兵大举进攻甘肃、宁夏边境地区的“通渭会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割断了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使夺取宁夏计划无法执行。11月11日，根据中央决定，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并开始独立作战。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对西路军进行围追“兜剿”。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约2.5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

宁夏计划被迫中止后，不可一世的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1936年11月19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20日凌晨5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胡宗南部“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这时，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的周恩来，应彭德怀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河东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部队向山城堡地区集中，于11月21日一举攻入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又两个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了他们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巩固陕甘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为中共中央奠基西北献上的一份厚礼。

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中国共产党倡导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加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工作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内，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

1935年华北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国际上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国内，一方面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军事“围剿”，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反蒋”方针；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利用抗日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起他们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

1936年2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中共秘密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秘密情报人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受宋庆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陕北瓦窑堡，向党中央递交密信，汇报情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致博古并转董健吾的电报中，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4月9日晚，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

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设法把蒋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的主张表示同意，并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双方对这个重大问题已有了基本共识。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实际上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

5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不久，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史称“两广事变”。毛泽东在6月8日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时局发展到新的阶段”，“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

东征回师后，毛泽东要在东征中被俘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带信给阎，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阎联络。他还分别写信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同他们合作抗日。而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毛泽东则倾注了更多的精力。

7月1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他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7月2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他提出：“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指：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杨虎城部队，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处境十分关心。8月9日他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在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同一天，还写信给该军总参议杜斌丞：“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接受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为联合抗日给张学良（汉卿）的亲笔信。

中共中央为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6月20日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再次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这封信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蒋介石在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的讲话已有所进步。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7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从1936年8月初开始，日本指使其在内蒙古的傀儡军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东和绥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将领傅作义率部进行抵抗，击溃日、伪军的进犯，11月、12月先后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这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毛泽东称赞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绥抗战热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几年来的对日妥协政策。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蒋介石虽然仍坚持“剿灭”的政策，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他指出：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有所改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提出谈判五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毛泽东说：“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

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同时还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宣言和秘密文件，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议决定发表宣言，即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讲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再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为了使全党了解党中央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会议决定在党内发布“秘密文件”，即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9月15日、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取。“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他还说：加紧对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协定草案共八条，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这时，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谈判外，对国民党上层代表人物、著名爱国领袖作了大量工作。他直接致函南京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希望他们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还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此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9月，他派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等协议。10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到西安张学良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毛泽东指导下，到1936年深秋，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中间经历了不少波折。蒋介石认为，“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因此，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想用重大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提出苛刻条件。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两面手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大举进攻西北，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其间，共谈判了三次。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根据蒋介石指令，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于是谈判中断。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11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12月1日，他同朱德等18位红军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可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他置毛泽东等的忠告于不顾，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根据地。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到拒绝。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军政要员飞抵西安。他召见张学良、杨虎城时对他们施加压力，提出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来“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遭到蒋的严厉训斥；再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的，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是应该拥护的。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设想：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

与会者还有9人发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在结论中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三个集团军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明确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周恩来等先到延安，17日飞抵西安，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他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次日，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在收到周恩来电报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他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这次事变“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他明确提出，“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即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他在结论中指出：“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12月19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毛泽东在19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电报11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工作部署。发给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援助。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共产国际再次来电于20日收到。其内容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当晚8时，毛泽东就把共产国际来电转发给周恩来。

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后，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份，支持宋美龄等和平营救蒋介石的主张。当潘接到毛泽东19日的密电后，又把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交给宋子文，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20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对宋说：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将一致同意释放蒋。随后陪同宋去见蒋。周恩来明确转告宋：中共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次日，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于12月21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南下；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牵制胡宗南部。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授意代表他的宋氏兄妹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周恩来在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两天谈判，最终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谈判结束后，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即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12月25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临行时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重情重义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扣留和囚禁，其时长达半个多世纪。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欢迎。左4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他进一步分析说：“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毛泽东清醒地认为，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指出：“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毛泽东对于时局发展的判断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由于事起仓促，要求中共中央在急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下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在第一时间就提出一个完全成熟的方案，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的事情。但从总的来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最终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蒋介石在西安虽然作出重大承诺，但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了变化，使时局的发展出现一些曲折。1937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对此，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间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此时，根据红军与东北军达成的协议，延安由红军接管。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1月13日来到延安。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10年多。

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经毛泽东、张闻天等酝酿、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发表，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南京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如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等。

中共中央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0多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提案，呼吁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汪精卫坚持“剿共”的方针。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的谈判条件，同中共所提的条件相近，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共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2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等在谈判中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命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进攻西路军等。对此，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期间，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3月1日，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1937年5月，毛泽东等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等在延安合影。左起：叶剑英、邵华、朱德、涂思宗、毛泽东、萧致平。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1925至1927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即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并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使“联蒋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他在1937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中说：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指出：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目前应停止没收土地。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

3月23日至3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中，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1935年12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政策上的转变，这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他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31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的有64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他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结论中系统地论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的团结问题。关于干部问题，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提出了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标准。他要求党的干部成为“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进而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关于党内民主和维护党的团结问题，他提出要“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强调在新时期，要“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最后，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紧接着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这一时期，毛泽东付出许多心血进行理论研究工作。陕北相对稳定的时局，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够传送到陕北，使他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36年底至1937年夏，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论著，并将其内容在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著中，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了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作战上，一般应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力求打歼灭战；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辩证法唯物论》的早期版本。

毛泽东明确指出，军事家必须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战胜当前的敌人。战争的胜败既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条件，又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而“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招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同时，在这篇论著中，毛泽东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对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进行了精辟论述。因此，这又是一部将军事理论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实践论》根据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人的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他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毛泽东指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摔跤。

《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论著，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意义重大，为延安整风作了重要准备；这两篇论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迎接新形势到来，唤起四万万同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经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同时派出代表，共赴陕西黄陵县桥山，参加公祭黄帝陵的民族扫墓典礼，并各自宣读祭文。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曾是国民党早期党员）；中国国民党则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祭奠后，两党代表还进行了友好交谈，一致认为凡我黄帝子孙，都应亲密团结，共御外侮。

林伯渠受毛泽东、朱德委派，代表中华苏维埃全体人民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公祭典礼上庄重宣读祭文。这篇《祭黄帝陵文》，是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毛泽东、朱德两人署名的。毛泽东手书现已镌刻在黄帝陵轩辕庙的碑石上。《祭黄帝陵文》的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1937年，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

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报道中曾披露此文。该报在这篇祭文前写道：“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与国民党的祭文相比，国民党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外，通篇均为追述黄帝功业，一句未提团结抗日之事。而毛泽东写的《祭黄帝陵文》共56句，8句概括了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万里崎岖，为国效命”，呼吁各党各界，民族阵线，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此番告祭之情怀、境界，不独远超国民党的祭文，亦为历代祭文之拔萃者。

《祭黄帝陵文》实际上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出师表”。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也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页。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931年9月25日。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8页。
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283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4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
《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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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辽宁本溪抗联史实陈列馆陈列的“毛泽东赞誉东北抗日联军手迹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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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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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167页。
《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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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修订本，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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